我优求知网家庭消费论文篇（1）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呈上升趋势，但进入2000年以后，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需求却开始萎靡不振，经济增长大部分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1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变动过程。以2000年为分界点，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经历过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居民储蓄率的变动则正好相反。其中最终消费率先从1995年的58．1％上升到2000年的62．3％，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49．5％；居民消费率则从46．6％上升到47％，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33．5％。同一时期，居民储蓄率则是从24．2％下降到23．9％，然后上升到2012年的50．2％。***2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并不相同。其中1995－2000年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加快，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为稳定，2005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开始高于城镇居民。但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13．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为12．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由此可见2000年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下降所引起的，而消费下降并不是由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主要是因为2000年前后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传统的福利制度如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保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也随之逐步展开。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开始降低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已有的研究表明居民储蓄意愿首位是由不确定所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目前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储蓄动机已占到57．7％，其中为医疗（养老＋防病）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已占总储蓄意愿的12．3％（甘犁、刘国恩，201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镇居民经历了比农村居民更为曲折的改革路径，因此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强于农村居民，其消费倾向也快速下降。在几项重大体制改革之中，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具有重要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城居保这项重要的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策效果。
（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改革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正式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该保险制度只覆盖了部分城镇从业者，没有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和无缴费能力的职工覆盖，上述弱势群体只能以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为了完善城镇的医疗保障制度，填补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的空白区，国家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城居保主要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老年人以及无工作的居民为参保对象，是由***府主导建立并引导个人、家庭和集体等多方筹集资金，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保险制度。近几年我国***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策循序渐进地推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逐步覆盖我国全体的城镇非从业居民，保障城镇居民能够平等地获得基本医疗服务。2007年城居保在全国79个城市启动试点，2008年进一步扩大了试点的范围，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由于城居保所要覆盖的人群是经济水平多样化且分布分散的多个群体组合，因此在具体实施中，遵循自愿参加的原则，但为了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有些试点城市也在尝试以户为单位自愿参保。根据CFPS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得到调查地区城居保的参保情况，结果见表1。2008年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样本城市城居保的参保比例为12．29％。2007－2008年间城职保的参保比例小幅增加，而城镇居民中新农合和其他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大幅下降，可见没有医疗保险人数比例的降低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城居保参保比例的提高。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数据
本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健康的变迁情况，以分析社会民生方面的问题。该项目于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上海和广东通过PPS抽样方式进行了入户调查，本文通过对这两年样本的整理，获得了模型回归所需要的845个家庭所有变量的面板数据。本文按照臧文斌等（2012）的方法区分城居保家庭与非城居保家庭，把在2007年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并在2008年至少有一人参保的家庭作为城居保家庭，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但在两年里都没有参保的家庭作为非城居保家庭。通过这样的处理，我们把前一组作为实验组，后一组作为控制组，来考察城居保***策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从表2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8年城居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其中人均医疗支出要高于非城居保家庭，而其他各项支出都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另外，城居保家庭男性户主所占的比例高于非城居保家庭，全体样本户主年龄平均大约为54岁，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比非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大6岁左右。户主婚姻状况以已婚为绝大多数，且城居保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
（二）计量估计方法及变量设定
我们首先用双差法（DID）来估计城居保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居民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自愿行为，而差分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由于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双差法可以消除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选择性偏差，在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时较好地控制了家庭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被家庭固定效应所控制，而所有家庭随时间变化的影响由年份固定效应所控制。本文中双差法（DID）的回归方程如下：Yit＝α0＋α1Yeart＋α2Secut＋α3Yeart＊Secut＋α4Xit＋α5Dit＋εit其中，Yit是家庭i在时间t消费支出①的对数值。Yeart是代表年份固定效应，如果2008年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Secut代表家庭固定效应，是用来区分控制组（非城居保家庭）和实验组（城居保家庭）的变量，如果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在调查期间参加了城居保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Yeart＊Secut是时间和保险***策变量的交叉项，其系数代表DID模型估计城居保***策对家庭消费的净影响。Xit代表随时间变动可能会影响消费行为的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及其平方②、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③；Dit代表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人均收入对数④、家庭常住人数⑤、家庭参加公费医疗和城职保的人数。该模型中交叉项Yeart＊Secut的系数α3代表城居保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净影响，理论上讲由于家庭参加了医疗保险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可能下降，因此α3可能会大于0。但该理论假设成立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城居保是自愿参加的，可能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即那些身体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选择参加保险，为了消除这种选择性偏差，我们借鉴白崇恩和李宏彬（2012）的方法通过加入年份和2007年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来控制不同初始健康状况的家庭在消费上有不同的潜在时间趋势。另外，参加城居保的家庭可能本身比不参加的家庭富裕，而且不同收入家庭有不同的消费增长率，同样我们通过加入年份和收入的交叉项来允许消费的时间趋势随收入而变化。
三、实证结果
（一）城居保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家庭自付医疗支出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1）只估计了时间、城居保以及交叉项和对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随后逐渐放宽模型假设，模型（2）中加入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年份与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交叉项，模型（3）加入年份与家庭初始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模型（4）加入户主和家庭变量特征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四个模型交叉项回归系数都为正，但在10％以上的水平上均不显著，说明城居保没有增加参保家庭的自付医疗消费支出。可见城居保***策在并未明显增加居民医疗负担的同时提高了城镇居民对医疗服务利用效率（Lin，2009）。可能的原因是城居保降低了医疗卫生服务的相对价格，改善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提高了参保家庭的相关福利水平。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增加1％，医疗消费支出会相应增加1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医疗服务既是必需品也是正常品，其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也逐渐增加，但增长的速度随着收入增加而逐渐降低（黄枫，2012）。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始健康状况差的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有着明显的增加，可见参加城居保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在户主特征变量方面，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逐渐减少，但从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中可以看出，当户主年龄达到约35岁以后，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则随着年龄增长开始增加。户主已婚家庭在医疗消费上的开支要多于未婚家庭，可能原因是已婚家庭抚养小孩的可能性较大，医疗花费也会相应增加。户主的教育年限对医疗服务支出有显著正效应，户主教育每增加一年，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5．7％，可能是因为受教育越多的人自我保健意识越强，会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家庭常住人口越多，医疗消费支出也越多，即家庭成员每增加一个人，医疗消费支出增加3．4％，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增多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而且家庭规模的扩大也增强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使得家庭成员可以更多的利用卫生服务。参加公费医疗的人数每增加一个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7％。值得注意的是公费保险人群医疗支出的增加要大于其他保险人群，反映出公费医疗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而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保险人群的医疗消费支出增加较小，与所有人群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赵绍阳，2010）。
（二）城居保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DID回归结果见表4，在此不包括医疗消费支出，以避免参保家庭由于医疗支出增多所带来总消费支出提高的偏差。模型回归步骤同上。四个模型交叉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参加城居保的家庭的非医疗消费额大约增加6．9％，可见城居保对非医疗类消费的正向作用比较稳健。这个估计结果要小于臧文斌等（2012）估计我国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13．0％），但是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Medicaid条件放宽后家庭消费的增加相近（5．2％）。可能的原因是北京、上海、广东属于我国收入较高的地区，因此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拉动效应要小于其他城市。就参保家庭而言，2008年参加保险家庭的人均非医疗消费大约是11147．06元，6．9％的增幅大约是769．1元，要高于各地的保费支出①。从表4可知2008年城镇家庭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211，所以城居保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也要高于***府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参保家庭非医疗消费增加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医疗保险减少了参保家庭的医疗开支，使得家庭可以把节约的开支用于家庭消费的其他方面；另一个也是因为参加保险减少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所以居民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用于增加当期消费。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始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非医疗消费会降低，可见潜在的医疗负担会减少家庭消费，但负向效应较小，表明医疗保险减轻了医疗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费保险的作用。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户主特征变量方面，户主的教育年限对非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户主教育每增加一年，家庭消费平均增加7．8％。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具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收入预期，所以这样的家庭具有较强消费能力。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家庭常住人口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常住人口每增加一人，家庭消费增加2．9％，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也趋向增加。但如果家庭消费水平持续提高，家庭规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将逐渐下降，可能是由于消费支出较高的家庭自身生活质量较高，因此家庭规模变动所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较小（郝东阳，2011）。家庭中参加其他保险的人数越多，非医疗消费支出就会越高，参加公费医疗和城职保的人数每增加一人，家庭非医疗消费分别增加6．3％和5．2％。值得注意的是公费医疗保险对消费正效应要大于城职保，反映了参加医疗保险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低于其他的社会群体，特别是享有公费医疗的人群更是如此。
（三）城居保对不同收入分组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考察了该***策对不同收入的参保家庭分项消费支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5。本文根据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分布把所有参保家庭（实验组）样本分为三等分组，即家庭为年人均收入少于或等于10000元的家庭为低收入家庭，收入界于10000元和27000元的家庭为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在27000元以上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从非医疗消费的回归结果来看，低收入家庭参保后其非医疗消费支出比参保前增加11．9％，但中高收入家庭的非医疗消费在参保前后没有显著变化。城居保对低收入组家庭消费的影响和臧文斌估计结果（13．0％）接近，可见城居保对于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地区的低收入组家庭消费的拉动效应和其他城市大体相近，但参保对于三个地区的中高收入组家庭的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从分项消费的回归结果来看，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参加城居保对日常生活及其他支出①的正向影响最大（系数为0．094），可见低收入家庭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大部分用于增加家庭日常开支。其次，参加城居保对教育支出也有显著的正效应（系数为0．072），说明由于医疗支出的不确性减弱，使得低收入家庭调整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构成，相应增加了教育支出。最后，参加城居保对居住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因为居住支出属于家庭的长期规划，短期变化弹性较小。对于中高收入家庭而言，参加城居保对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庭医疗消费方面，参保对中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095和0．038），可见因为医疗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上述结果表明参加医疗保险释放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需求，但对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没有明显的影响。
（四）城居保对不同地区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三个地区城镇家庭各分项消费开支的DID回归结果见表6。在非医疗消费方面，北京家庭参保后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最多，其次是上海和广东，非医疗消费分别比参保前增加11．4％、9．7％和8．1％。从分项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来看：在教育支出方面，广东家庭参保后该项消费增加最多，比参保前增加11．2％，其次是上海和北京。考虑三个地区不同的家庭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广东家庭在校子女的人数最多，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广东的教育支出为何增加最为明显。在日常生活及其他支出方面，北京家庭参保后该项消费增加最多，比参保前增加10．1％，其次是上海和广东，说明参保后的北京家庭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和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由于日常生活支出是家庭非医疗消费的主要支出，因此参保对于日常生活支出的影响和非医疗消费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家庭医疗消费方面，广东家庭参保后该项支出增加最明显，比参保前增加了9．6％，其次是上海和北京。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三个地区中北京家庭的健康状况最好，其次是广东和上海。从过去半年的患病情况可以看出，北京近半年来从未患病的比例高于上海和广东。广东近半年一度患病和二度患病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北京和上海。上海近半年来一度患病的比例高于北京，二度患病比例和北京相近。其他控制变量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基本上是符合理论假说的。例如，户主变量特征方面，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对家庭的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其中北京地区的正向效应最明显，然后是上海和广东。分地区数据显示，北京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达到了10．3％，上海的比例是8．8％，而广东的比例仅有4．2％，不足北京和上海的一半。家庭变量特征方面，家庭收入的增加对非医疗消费有正向效应，其中上海地区的正效应最大，广东居中，然后是北京。这可能跟各地的收入水平有关。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最高，约2．1万元；广东居中，约1．4万元；北京最低，约1．3万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0）。
家庭消费论文篇（2）
1 体育消费研究状况
1.1研究概况
查阅CNKI，以“家庭”和“体育消费”为标题的论文有39篇。文章发表在2005年之前的文章篇数为12，2006年及其之后发表文章数量为27篇。文章发表在体育期刊为19篇，其中核心期刊数量为9篇，体育非核心期刊数量为10篇；非体育类期刊16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4篇。论文作者来自湖北、吉林、山西、广东、安徽、河南、江西、上海、贵州、四川、***、宁夏、河北、陕西、辽宁等省。
1.2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可分为体育消费现状与特征、消费结构、消费心理、影响因素及理论分析方面，分类见下表。从内容分类看，体育消费现状的文章数量最多，为23篇，比例接近60%；体育消费结构文章数量占18%。体育消费的理论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比例为15%。
体育消费现状与特征。体育消费现状中体育消费包括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消费形式、消费金额、消费品牌、消费趋势等。王晓东分析太原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现状，认为居民家庭体育消费中物质类消费多，体育消费总体水平偏低。健身类体育消费主要在乒乓球等室内小球及游泳等项目上。没有时间、体育场馆太少、经济条件差是制约太原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韩改玲等分析了体育教师家庭体育消费，认为体育教师体育消费观念合理，消费方式以实物型消费为主，具有逐步向观赏型和参与型体消费发展的趋势。
在消费现状基础上总结了体育消费特征。骆秉全分析北京市六种主要家庭类型在时间、空间、结构、观念和行为等五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体育消费特征；在时间上，除空巢家庭外，闲暇时间相对不足仍是制约北京市家庭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在空间上，除空巢家庭外，其他家庭类型主要在中低档体育健身场所；在结构上，六种家庭类型居民仍以实物性消费为主，观赏性、参与性消费也占据一定比例；在观念上，家庭体育消费决策以共同协商型为主，体育消费动机明确，强调强身健体和娱乐休闲特点。整体看，不同家庭类型体育消费上月均体育消费支出偏低，具有体育信息消费整体水平不高特征。这些研究中未提到家庭中青少年或少儿体育消费状况。
体育消费结构。体育消费结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何国民对武汉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需求结构定量分析，具体列举武汉市居民家庭基本体育消费需求支出额，体育、体育门票、体育报刊***书、运动服装鞋帽的收入弹性系数小于1，而体育场馆、体育器材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刘巍分析了西安市家庭体育消费结构。
体育消费的理论分析。研究内容有对策探讨、消费问题及其经济学分析等。王耀文探讨了河南省城市家庭体育消费发展对策研究。马利对家庭体育消费进行经济学分析。
1.3研究述评
从研究视角看，相对单一。心理学和行为学占有一定比例，比如探讨体育消费态度、体育需求结构和体育消费特征等。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文章数量更少。
从研究方法看，不规范。调查研究中抽样的过程及其表达不够清晰，样本的代表性以及结论的可靠性等值得商榷。
从研究内容看，创新性不够。不同地区的家庭体育消费现状研究泛滥，很少涉及家庭成员的消费影响、变量之间关系研究较少。
2 体育消费研究思考
2.1关注家庭中孩子的体育消费问题
家庭体育消费不仅关注家长及整个家庭，孩子的体育消费及其社会化问题值得重视。从消费社会化影响的三个重要因素看，家庭放在首要位置。这在以往研究中缺少关注。
2.2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体育消费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有以下分类：权威型、专断型、溺爱型、忽视型。不同研究对分类略有差异。教养方式有不同问卷量表。不同教养方式影响青少年体育消费。具体在中国环境和背景下，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体育消费影响有何差异。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不仅检测研究规范性，更能反映出跨文化的差异。
2.3沟通方式对青少年体育消费影响
家庭沟通方式是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状态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同沟通方式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研究将家庭沟通分为四个沟通类型：概念型、交互型、保护型和放任型。不同沟通方式影响孩子的体育消费社会化。
2.4代际间体育消费的相互作用
父母体育消费观念、行为、品牌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少年体育消费行为；青少年在某些体育消费观念上也影响父母，这形成一个互动过程。代际间在不断交互中不断培养着自己的体育消费技巧、知识和技能，促进各自消费社会化形成。
参考文献：
[1]王晓东.太原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5）：93-96.
[2]韩改玲，杜祥居，朱春山.河南省新乡市高校体育教师家庭体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J].2011，3（4）：19-20.
家庭消费论文篇（3）
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面对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树立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从而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提供坚实的社会供给基础与市场需求支撑。家庭消费是社会总消费的基本构成部分，家庭消费取向与偏好直接决定社会总消费模式的特征，建立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对于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消费模式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试对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内涵、特征、运行条件进行一般理论分析。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家庭消费模式是指居民家庭或个人在满足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消费方式以及表现出来的消费行为与消费习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看，家庭消费模式经历了生存型消费模式、温饱型消费模式和享受型消费模式。家庭消费的既往模式，侧重于家庭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主要特征是家庭消费的能耗、碳排放量呈现递增趋势；而且生活水平越高，家庭能源消费总量越大，碳排放量越高。随着低碳经济成为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既往的家庭消费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伴随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推动家庭消费模式的转型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提出顺应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它的建立有利于改变当前家庭能耗水平与家庭生活水平同步增长的现状，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能源资源瓶颈，增强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提出，打破了传统思维，为消费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传统家庭消费、家庭行为的研究，主要站在促进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的角度，通过促进消费扩大消费需求，来解决生产者的市场动力，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因此，传统的家庭消费问题研究本质上就是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如此，传统消费研究存在忽视“资源性供给约束”的明显缺陷（周殿昆，2006），其理论难以有效破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两难困境。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提出，不再囿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动力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以破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困境难题为切入点，拓展了家庭消费理论的研究。对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系统研究，将有力地推动消费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是建设节约型家庭的具体化，为创建节约型家庭活动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思路。***的十七大以来，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建节约型家庭活动，节约型家庭建设无论在城市社区还是广大农村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回顾分析各地的活动发现，其中存在活动缺少突出的主题、活动内容模糊不清、活动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等不少问题。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提出，能够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节约型家庭建设的基本内容，厘清创建节约型家庭活动的基本思路，将使得节约型家庭创建活动更加富有成效。
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关键词是“节约”，倡导家庭节约是建立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主要目的之一。关于家庭节约古已有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也一直崇尚“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黜奢崇俭消费观。但以往的家庭节约是人们迫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收入不高、物质生活不富裕等条件做出的被动选择，重点在于家庭“节支”。与此不同，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中的家庭节约则是人们在逐渐摆脱物质匮乏困境的过程中，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既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又受制于现实资源环境相对不足压力做出的主动选择。节约的重点在于家庭“节能” ，也就是说建立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并不抑制消费，而是要在家庭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实现家庭消费中的节能降耗。
根据上述认识，所谓的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是指居民家庭或个人在消费的过程中，能够按照“减量化、低消耗、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在不断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能源和资源消耗最少，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在家庭消费这个环节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其基本内容包括节约的消费理念、适度的消费水平、优化的消费结构、理性的消费行为、健康的消费方式等。
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具有五个重要的基本特征：
一是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目的不仅仅是家庭节支。节约型家庭消费，从内涵的界定上看，节能环保是关键，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减少家庭消费支出是附带之意。但是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推广和建立，决不能忽视家庭的利益，建设节约型家庭必须从有利于家庭“节支”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当然，省钱、实惠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家庭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中的主动性，实现家庭的节能降耗。
二是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体现了家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传统的家庭消费观将消费看作是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这种认识极为片面。所谓消费就是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也就是说，只要是消费，其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都需要消耗资源。因而，家庭消费不仅是个人问题，同时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作为家庭中的消费个体，在购买和消费的过程中，需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这就是“钱是自己，但资源是社会的”，以此来提醒在家庭消费活动中坚持厉行节约。
三是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是效率消费。以往家庭生活中的节约是基于家庭收入水平低下以及我国社会商品短缺的前提下谈的节约。节约型家庭不是要抑制正常的消费水平，而是通过转变消费理念，采用新的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优化消费结构，摒弃不合理的消费行为，来提高家庭消费品的使用效率，从而实现家庭消费环节的节能降耗。
四是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是动态的概念。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因变量包括诸如经济发展阶段、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户主的受教育水平、消费心理等等，由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人们的消费心理等差异较大，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具体内容将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动态性。
五是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强调生产与消费并重。虽然家庭消费是消费者家庭或个人的事情，但家庭或个人消费的产品主要来自于厂商或生产者，因此从模式内容所涉及的对象讲，该模式应该既包括消费者行为，也涉及到生产者行为。模式的建立既要重视消费者的行为规范，也要重视生产者的行为规范。
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运行条件
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是在人类的物质消费得到极大满足之后，鉴于资源对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制约作用，以及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困境而主动采取的一种新的、文明的消费方式。它代表的是健康、环保、节约的消费文明，其有效运行需要四个基础性的条件。
首先，需要家庭消费理念的转变。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是系统范畴，其建立与广泛推广需要从理念到行为、方式的全面转型，其中消费理念的转变最为重要。在家庭消费模式的组成要素中，消费理念是基础性的，它直接影响居民家庭或个人的消费心理、消费行为，影响家庭消费结构以及消费方式的选择。必须从根本上摒弃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工业文明价值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必须彻底摒弃线性、挥霍型的消费观，树立循环、质朴型的消费观。
其次，需要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型。生产决定消费，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必须建立在节约型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因此建立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必须转变社会生产方式，通过建立一个低耗、高效、少污染或无污染的生产体系，建立起与合理消费结构相适应的产品结构（俞海山，1999）。各种多功能、节约型、高效率产品的开发，更耐用或更适于循环使用和修复的产品的广泛使用，能够在保证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减少家庭排放，降低家庭能耗。
第三，***府制度环境的建设。建立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离不开***府的制度支持，尤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策支持体系。与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建设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包括三类：针对消费对象的；针对消费行为的；针对消费“尾部控制”的（谢科进，2001）。具体说，例如法律应明确规定家庭和公民个人的节能义务，而不应仅仅针对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用能单位；法律还需要制定节约资源的标准，让个人或家庭能够清楚地判断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节约型消费模式，从而有利于限制或减少不合理消费。促进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建立的***策主要指经济***策，包括财******策、价格***策、税收手段等，***策的科学设计和具体实施能够有效激励和约束个人或家庭选择节约型的消费行为。
第四，需要社会中介组织的支持。社会中介组织构成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社会服务基础。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有***于***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中介组织来推动和监督企业在环保、技术进步等诸多方面的建设，并提供相应的指导。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建立与推广，同样需要中介组织的作用。节能中介组织作用的类型有：一是从事技术开发活动的；二是为节能技术推广牵线搭桥，提供技术转让服务的；三是为家庭节能提供专业的检测、评估、审计、培训、咨询等服务；四是为家庭节能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专业节能服务。目前，我国已成立了包括节能协会、节能信息传播中心、节能监测中心和节能服务公司等在内的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但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机构自身的功能，都远远满足不了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建立的需要。为此，一方面，需要依托现有机构，增加更多的家庭节能指导职能；另一方面，需要组建更多的符合家庭节能需要的机构，为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建立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结论
由于现阶段生产环节的能耗远远超过家庭消费环节，因此长期以来社会给予其更多的关注。经过实践的不断探索，目前人们基本厘清了节约型生产方式的内涵、实现途径和支撑条件，节约型生产方式的建设初见成效并且在很多领域已形成较大规模。相形之下，家庭消费环节的节能环保还处在倡议阶段和民众刚刚觉醒时期，社会并没有给予更多切实有力的行动与措施。从现实情况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以及家庭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无论是家庭能耗的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进入了一个上升期，因此必须切实行动起来，以降低家庭能耗与家庭收入、生活水平的提高之间的正相关性。关于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理论分析，其目的就在于要提供这样一种行动的思路。当然，就全社会而言，消费单位较之生产单位更多、更复杂、更缺乏组织性，因此推行节约型家庭消费存在更为突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问题，这决定了实现高消耗的、传统消费模式向低消耗的、节约型家庭消费模式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周殿昆.中国“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国家消费模式的合理选择.消费经济，2006（5）
2.俞海山.中国可持续消费模式构建.浙江社会科学，1999（3）
3.谢科进，秦兴方.可持续消费链运行的制度安排.商贸经济，2001（12）
家庭消费论文篇（4）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样本数据来源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对北京地区家庭服务业市场问卷抽样调研。调研地点选择家庭服务公司数量较多的朝阳区、西城区、东城区与海淀区。调研共回收问卷825份，其中有效问卷768份，有效率为93.09%。
（二）样本特征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调研样本中性别比例比较平衡，男女基本各占一半。年龄层次偏年轻化，其中20~30岁以及30~40岁分别超过三分之一，是调查样本的主要年龄层次。样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其中本科及硕士以上占比分别超过四成和两成，本科以上学历总共超过七成。而小学、初中占比较小，高中、技校、中专以及大专共占比约三成。出现这样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源于样本年轻化，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北京工作人群大多具有学历上的基本准入条件，这样就使得样本文化程度较高。有学龄前儿童的样本对家庭服务业中早教以及母婴护理有着比较明显的需求，随着近年来消费意识的转变，对其需求更加强烈。同时，早教及母婴护理类型的工作，相对来说具备一定技术上的要求。从样本的居住情况来看，北京市拥有较多的外来人口，且在北京购买住宅、子女教育都与户口有着直接的关系。样本中北京户口人群占六成，外地户口占四成。从住所性质来看，自有住房占据一半比例，其次是选择在北京租房居住占到三成；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公寓占到两成。大体上说，自有住房意味着在北京安家，可以侧面反映这部分人群多为固定居住人群，对家庭服务业选择的概率要大于另外一半流动性较强的群体。从居住状态上逾一半样本人群和朋友共同居住，有五分之一的人处于独自居住状态，与配偶居住的占到近两成，仅与父母居住的占到很小非比例。这显示，居住状态的特征，反映了样本年龄层次的生活特点。从样本的工作性质来看，普通的企业员工占到三分之一，企业管理者占比为四分之一，技术人员，公务员所占比例不到两成，而工人、私营业主或者无业退休人员占比更小。数据反映出样本人群大多处于较为繁忙的工作状态。从样本的月收入水平来看，5000～10000元水平占据最大比例，将近四成，处于每月5000元以下的占比不到两成，而仅四成样本群体收入超过每月1万元，受调查者中月收入超过2万元的占比不到一成。相比2013年北京市民5453元的月平均收入来说，受调查者的总体月收入水平与北京市平均水平持平。从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情况来看，调查样本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群正在雇佣家庭服务员。家庭服务中提供做饭和保洁工作的比率分别为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总和将近六成。而老人、病人、母婴等护理具有相似比例，分别占比不到两成。若我们按照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将家庭服务员从事的工作进行分类，把保洁、做饭等低水平工作归为家庭劳动类服务，把老人与母婴的护理等需要一定技能的工作归为家庭护理类服务，把早教与家教外教等需要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归为家庭教育类服务，则目前被调查区域从事家庭劳动类的家庭服务员还是占据大多数。这说明，在北京市家庭服务业中传统服务类型占据较大市场。对家庭服务的支付情况来看，占最多比例的是每月3000元以下的水平，其中每月2000~3000元的占到三分之一，而能够超过每月4000元的仅有不到一成。
三、计量模型
本文的分析分成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了解什么样的消费者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在这个阶段，我们会考察消费者的个人特征、职业和居住情况等因素对消费者雇佣决策的影响。第二阶段，我们要了解在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消费者中，消费者是否愿意为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进行更高的支付。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上最大的特点是，只有当消费者在第一阶段选择了雇佣家庭服务后，第二阶段的如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等变量才能被观察到。对于这个过程可能产生的选择性偏误（selectionbias），本文采取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减少其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一般的，Heckman备择模型可以用来估计第二阶段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问题。而本文遇到的问题是，在进行样本选择后，即当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后，第二阶段面对的是一个需要进行有序probit回归的步骤，因为支付意愿是由低到高排列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使用有序probit回归或者Heckman二阶段回归。对此，Vella（1998）从假设、估计方法和数据结构三个方面讨论了存在样本选择时的估计问题；Nayg（a2003）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辐照食品的支付意愿；DeLucaetal（.2011）又对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估计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与补充。根据具体情形，本文利用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若ρ=0，则atanhρ=0，则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probit与一般的有序probit将得到同样的结果。若ρ≠0，则必须运用基于样本选择的有序回归来估计最终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四、计量结果
（一）变量设定按照前文提出的两阶段模型，我们设定两阶段模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如表2所示。
（二）估计结果及分析本文使用计量分析软件Stata13.0中的orderedprobitmodelwithselection功能，在对消费者是否雇佣家庭服务员进行probit回归的基础上，分别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行有序probit估计，并计算各个选定自变量分别对支付意愿五个等级的边际效应。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考察第一阶段影响消费者雇佣家庭服务员的主要因素。可以从表3看出，在样本的个体特征方面，呈现两个影响结果。一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中是否有学龄前儿童以及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对是否选择家庭服务员的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以年龄的边际效应最为显著，即年龄在30岁以上的消费者有15%的可能性更倾向于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由年龄在30至50岁之间的高学历人群构成，这一组样本一般都处于自己事业的上升和成熟阶段。他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而更容易忽视家庭的基本事务，他们会更倾向于雇佣家庭服务员来打理自己家庭的基本事务，比如照顾学龄前的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另一方面，与上述个体特征影响的结果相反，婚姻对是否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已婚人士较未婚人士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低13%。原因可能是因为已婚人士无论在事业还是家庭上都有配偶一同分担，从而相对未婚人士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家庭基本事务，因此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较低。在样本的个人收入方面，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消费者更有可能雇佣家庭服务员，可能性比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消费者高12%。高收入的人更有能力雇佣家庭服务员，而且高收入人群生活条件比较好，因此，他们也会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来分担自己处理家庭事务方面的负担，从而自己消费更多的闲暇。值得注意的是，薪水在三个月内增加的受访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约增加了15%。同时，接近二成的边际效果让我们看到消费者对家庭服务存在很高的需求，而且雇佣与否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收入是否能够负担的起对家庭服务员的雇佣。此外，是否具有北京户口、房屋是否自有以及是否为公务员对消费者的雇佣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具有北京户口、房屋自由以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对家庭服务有更大的需求。其次，考察一下第二阶段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到，athrho的p值为0.001，说明athrho的估计值在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异于零，因此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同时，两阶段误差项的相关性的检验结果也是显著的，这说明，本文采用基于样本选择模型的有序probit回归是合理的。从自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家庭服务工作层次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以及是否为公务员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总体情况来看，若家庭服务员所提供的工作适当提高层次，则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更倾向于高水平的支付；若消费者年龄大于30岁、职业为公务员，则相比之下对家庭服务更倾向于低水平支付。再次，考察一下自变量对每个层次消费支付意愿的边际效应。由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是一个在取值上有顺序的离散变量，因此各个自变量对其总体的影响与各个自变量对其每个层次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在表4中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是其对费者支付意愿的总体影响。与此相比，考察自变量对消费者支付意愿各个层次的边际影响更有意义。因此，本文进一步的求取每个自变量对费者支付意愿的每个层次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具体考察如下。在边际效应中，家庭服务工作层次、年龄与是否为公务员这三个自变量对支付意愿的相应层次有显著影响。具体的分析分三点进行。一是在家庭服务工作层次的边际效应上，我们看到了令人关注的结果。当家庭服务员所提供的家庭服务工作层次每提高一个层级时，消费者对其进行低水平支付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当家庭服务工作提高一个层次，消费者对家庭服务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的可能性显著降低3%、每月支付1000～2000元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显著降低6%、而每月支付2000～3000元的可能性显著降低4%。可以看到，随着家庭服务员提供服务工作层次的上升，消费者不会倾向于对这种提高工作层次的行为进行低水平支付。相反，我们看到当消费者每月愿意支付4000元以上时，工作层次提高的边际效应显著为正，说明与低层次工作相比，提供更高层次的家庭服务工作会使消费者倾向于支付每月4000元以上的可能性增加约11%，是各层次中支付可能性最大的一项。我们认为，与家庭劳动类工作相比，家庭护理与家庭教育类的家庭服务工作更倾向于与消费者发生精神层面的交换，提供服务方与消费者交换的是虚拟价值，因此，家庭护理与家庭教育类的工作更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如家庭护理工作不仅使得消费者的身体得到了关照，保证了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而且护理人员每日的照顾与陪伴使得受照顾的老人或孩子内心多了份安慰，少了份孤独，从而心理得到了满足。再如家庭教育类家庭服务工作，它使得受教育者掌握了技能，学到了知识，这会让他们在学校获得更好的成绩，得到学业上的认可，或者在工作中更加游刃有余，从而取得成就。家庭教育给家庭带来的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因此这也满足了很多望子成龙或者渴望成功的家庭的心理需要。因此，消费者愿意为这种能够满足其心理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家庭服务工作主动放弃较低水平的支付，并情愿采取较高水平的支付，显示出了对高水平家庭服务工作强烈的心理上的需求。这也是本文题目所强调的主旨。二是从年龄上看，年龄大于30岁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每月向家庭服务支付的区间为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若家庭服务索要的支付额过高，即每月4000元以上时，边际效应的取值为负值，消费者不愿意雇佣家庭服务员。三是若消费者从事公务员工作，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愿意向家庭服务每月支付1000元以下至3000元，其中每月支付1000至2000元的可能性最大。而当家庭服务索要支付额超过每月4000元时，消费者选择雇佣家庭服务员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从年龄与是否为公务员这两个自变量的边际影响方面我们看到，若控制了家庭服务工作层次不变，则消费者更倾向于低水平的支付，而对高水平的支付表现出抵触的态度。
家庭消费论文篇（5）
摘 要：基于食品特征价格需求模型，考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的效用评价，结果显示，相对高收入人群对食品的营养程度和安全度更加重视，相对低收入人群对价格更为敏感。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新闻报道统计数据表明，监管力度强并不能完全杜绝食品违规生产行为，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对食品中必需品的需求，会为企业过度压低生产成本提供空间。鉴此，应从需求角度考虑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提高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是对加强监管力度的重要补充。关键词： 食品安全度需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食品安全中***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121-07一、引 言食品安全问题是近些年社会关注的热点。Antle（2001）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分析区分了食品质量信息是否完全。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食品安全度与食品的其他质量属性无差异，就像消费者会因为食品的味道、营养成分购买不同的食品，食品安全度也是影响人们食品消费的因素之一[1]。如果信息是不完全的，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销售者比消费者知道更多关于食品安全度的信息，食品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销售者与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度的信息量等同，即食品市场存在对称的信息不完全。因此，若想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有效的治理，需要区分食品安全问题的源头，对症下药。本文将从食品质量信息完全的角度对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假定消费者对食品质量信息是已知的，从需求角度研究食品安全问题是否受到人们食品消费行为的影响；这是对食品质量信息不完全下食品安全问题研究的一个补充。食品质量信息完全意味着消费者明白劣质或者违规食品可能给他们身体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行为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为了估计不同收入人群对食品安全度的偏好程度，本文通过两方面的数据分析进行论证。一方面，将估计食品中营养成分对不同收入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大小，尽管营养成分更多的代表食品健康程度，比如是否能够保证充足蛋白质的摄入，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等，但这可以区分消费者更多是为了“饱腹”还是“安全”，甚至是“营养均衡”。另一方面，本文对不同地区食品违规行为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分析，从统计结果说明巨大低收入消费群体的存在为企业违规食品生产活动提供了利润空间，监管力度高并不能完全保证提高食品安全系数。二、文献评述已有诸多研究基于结构模型对食物需求进行分析。Dubois等（2014）使用家庭层面数据比较美国、法国和英国在食物购买上的差异，他们发现价格和食物特征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经济环境与偏好差异更能够解释国家间食物购买的差异[2]。与此结论相似的是Atkin（2013）的文章[3]。他把习惯形成引入代际交替一般均衡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对印度区域间食物消费差异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当地充裕食物相比价格和营养成分更能够解释人们的食物消费习惯。尽管这两篇文章基于不同的识别方法，但均得到经济环境与偏好差异可以解释食物购买上的差异这一结论。本文理论模型的基础就是基于Dubois等（2014），并应用于不同人口特征群体之间食物购买的差异分析。营养元素摄入量、价格和食物支出之间的关系也有若干研究。Griffith等（2015）研究了相对价格变动对英国家庭食物支出的影响，发现价格上涨不利于维持良好的营养结构[4]。Dragone和Ziebarth（2015）引入了创新性消费这一概念，并研究了柏林墙推倒后东西德的合并对东德食物消费的影响。这种突变式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创新性的消费，使得东德部分人的体重显著上升[5]。Eli和Li（2014）研究了能量需求和家庭支出是如何共同影响食物需求的，结果显示能量需求对食物需求有较大的影响，但是贫困家庭的弹性较小[6]。Fukase和Martin（2015）进行了收入-消费-生产的动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收入水平所带来的食物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但随着中国人口增长和饮食结构的转变这个差距会逐渐缩小[7]。Cutler等（2003）发现卡路里价格的下降提高了卡路里的摄入量，进而带来了美国肥胖度的提高[8]。上述文献尽管并不直接涉及到本文所研究的常量营养元素与食物支出之间的关系，但均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同时还有较多研究对中国的食物支付意愿进行测度。郑志浩（2015）估计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低于普通大米[9]。张振等（2013）研究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属性的偏好行为，他们发现消费者对以下食品安全属性的支付意愿由高到低为：***府认证的食品，企业品牌、养殖场质量安全保证和第三方机构认证[10]。周应恒和彭晓佳（2006）对江苏省城市消费者为低残留青菜中食品安全的平均支付意愿进行估计，其中大城市为2.42元/斤，中小城市为2.77元/斤[11]。张晓勇等（2004）基于对天津消费者的调查，考察他们对转基因食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态度，发现他们并不愿意为质量较高的食品支付过多费用[12]。以上研究尽管是对食物支付意愿的研究，但是涉及到的区域范围并不广，往往只基于某个城市的部分居民的部分食物。三、理论模型Dubois等（2014）在研究美国、法国和英国食物购买差异的时候，基于产品层面的效用函数，构建了一个可以通过价格反映食物特征、营养成分的需求模型。他们的需求模型基于Gorman（1980）和Lancaster（1966）的产品特征效用模型（characteristics model），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和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 price model）都是其特殊形式[13，14]。Dubois等（2014）的需求模型不仅可以分析国家间食物购买差异，还可以扩展到省际之间的差异，不同人口特征群体的食物购买差异等。本文基于此模型，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得到消费者对不同食品的需求函数。与简单需求函数不同的是，此需求函数不但受到基本的食物价格影响，还受到食物特征影响；不但是一般的价格需求函数，而且是特征价格需求函数。进而在实证分析中，本文把待研究中国消费者群体是属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进行区分，着重探讨这两大消费者群体之间的差异。下面首先对理论模型进行介绍。四、不同收入消费者对营养成分的需求估计本部分基于第三部分的理论模型，使用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数据，以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作为两个基本人口特征群体，估计他们对食品包含的营养成分的需求。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CHNS社区和家庭层面200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包括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9个省级行***区划。食品消费支出、食品消费量及每种食品所含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等是分析使用的主要数据，覆盖590个城镇家庭，538个农村家庭。本部分依次对数据处理及变量说明、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进行介绍。（一）数据处理及变量说明为了计算食品消费支出，需要得到食品的价格。在2000年CHNS社区层面的数据中，主要包括谷物类、食用油、蔬菜、鱼、豆制品等类食品的大商场零售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本文使用自由市场价格。在剔除掉缺失价格以及较少的样本后，仅剩下鱼类（包括带鱼和鲤鱼）以及豆制品类（包括豆腐和豆腐干）两大类食品较为全面的价格数据；所以鱼类和豆制品类是本文分析的食品种类①。家庭层面数据包括每个家庭3日食品消费量，并使用每家每日食品消费量衡量每个家庭的实际消费量。食品价格与食品消费量相乘即可得到每个家庭每日的食品消费支出。2000年调查数据中食物代码对应的是1991年中国食物成分表，根据1991年版的《食物成分表》（全国代表值），可得到带鱼、鲤鱼、豆腐、豆腐干中包括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具体值。《食物成分表》统计的是每100克可食部所包含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数量，本文按照相应的比例得到每个家庭每日带鱼、鲤鱼、豆腐和豆腐干消费量中各自包含的上述常量营养元素数量并加总。下文的实证分析中涉及到工具变量的选取，在此把工具变量的选择及处理简单介绍。本文把每个家庭所在社区的其他家庭作为参照组（reference group），并计算参照组的非加权平均每个家庭每日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的摄入量。这是每个家庭每日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工具变量。本文是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偏好进行对比，因此实证分析中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需求估计是分开的。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每日食品支出上，城镇家庭比农村家庭多消费近20元；其中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标准差均较大，这是本文食品种类选择较少导致。蛋白质的每日摄入量和脂肪的每日摄入量，城镇家庭略高于农村家庭；碳水化合物的每日摄入量农村家庭略高于城镇家庭。从上述主要变量中可以看出，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在每日食物支出和常量营养元素每日摄入量上略有差异，但是并不大。（二）估计方法根据Dubois等（2014）在预算约束下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得到的理论框架，本文的实证模型如下：其中，i代表个体家庭，k代表食品种类，共有K种；pk为家庭i购买一单位yik食品k的价格，（3）式左边为家庭i食品消费总支出。akc为食品k的特征c，本文即为食品k包含的常量营养元素数量；因此∑kk=1akcyik为家庭i从消费K种食品可获得的营养成分。根据产业组织理论，本文设定c=1为不可观测的特征，并等于δks+ξi+εik；δks用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比如北京和上海不同的饮食习惯对家庭消费的影响；ξi用来控制个体家庭固定效应，即不同家庭独特的对食品的偏好；εik是除了上述城市固定效应和个体家庭固定效应之外的其他不可观测因素，以及上述两个固定效应可能产生的交互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依旧采用传统的工具变量法。Dubois等（2014）提出首先为每个家庭定义参照组（reference group），再对这些参照组所消费食物包含的营养成分取非加权平均，用此作为每个家庭营养成分摄入量的工具变量。参照组本文选取的是原家庭同一社区内其他所有家庭，因此参照组的平均营养成分摄入量与原家庭营养成分摄入量相关；又因为使用的是非加权平均，这就避免了营养成分摄入量受到食物消费量的影响而与εik产生相关性。（三）估计结果表2和表3是在上述估计方法下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对营养成分需求偏好的估计结果；其中表2是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表3是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均为家庭每日食物支出。在不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时候，蛋白质每日摄入量每增加1克，城镇家庭的食物支出会提高约44元，农村家庭的食物支出会提高约34元。而脂肪每日摄入量和碳水化合物每日摄入量每增加1克，城镇家庭的食物支出会分别下降65元和20元，农村家庭的食品支出会分别下降28元和31元。在加入城市固定效应之后，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蛋白质每日摄入量、脂肪每日摄入量和碳水化合物每日摄入量对食物支出的影响方向相同，数值上差异不大。上述估计所得系数均是显著的。从以上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城镇家庭比农村家庭在蛋白质摄入上有更多的支出，而且注意对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控制。表3是使用工具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在不加入城市固定效应的时候，蛋白质每日摄入量每提高1克，城镇家庭的食物支出会增加33元，而农村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44元，这与我们的预期不符。但是在加入城市固定效应之后，则发现蛋白质每日摄入量每提高1克，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食物支出分别会提高29元和27元，二者差异不大，城镇家庭略高于农村家庭，这说明不同城市对人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影响的。脂肪每日摄入量，无论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其每提高1克，城镇家庭食物支出的下降均高于农村家庭。碳水化合物每日摄入量每提高1克，农村家庭的食物支出下降高于城镇家庭。因此在使用工具变量对估计中存在的内生性进行控制后，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所得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对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的消费偏好方向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差异有所减小。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对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的需求偏好是有差异的，蛋白质摄入量的增加会提高食物支出，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增加会减少食物支出。同时，从数值上来看，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对三种常量营养元素的每日摄入量支付意愿也是有差异的，城镇家庭更看重蛋白质摄入，并控制脂肪的摄入；农村家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低于城镇家庭。但从数值上看这种差异并不大。上述结果说明，城镇家庭确实比农村家庭更加看重食品“营养”与否，因此相对高收入的家庭会更加看重食品质量，收入的确会影响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度的程度。五、统计性分析本文使用“掷出窗外网（zccw.info）食品安全数据库”（2011，下文简称“数据库”）公布的2004年1月至2011年5月国内中文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所有报道。“数据库”的新闻报道来源均为国内正规媒体，并且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到，因此是可靠的、全面的。吴恒等（2011）对“数据库”反映的食品安全问题报道年度变动、地区差异进行了统计分析，并且总结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涉及面特别广、手段特别狡猾、危害特别巨大、查处特别困难等主要特点。本文的分析把“数据库”的时间变动、地域变动与其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在上文已经证明收入水平会影响到人们对食品安全度重视程度的情况下，从全国范围对收入水平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相关性进行分析。本文根据违规食品种类分为必需品和非必需品两类，必需品比如蔬菜、肉类、油盐酱醋等，非必需品则包括零食、饮料、必胜客产品等。必需品的消费人群基本不受收入水平限制，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要消费这些食品；而非必需品的消费人群则需要相对高收入，只有具备了一定收入水平才会购买。比如，2009年长沙的肯德基食品墨西哥鸡肉卷中出现塑料碎片，而肯德基的消费者已经排除了一部分低收入人群。***1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统计 （2004年1月～2011年5月）资料来源：《掷出窗外网（zccw.info）食品安全数据库》，并经作者计算整理。
首先从***1的总体趋势可以看出，31个省级行***区中划除了上海，违规食品中必需品的报道数量均多于非必需品。也就是说，必需品出问题的概率大于非必需品。既然是生活必需品，只要存在一部分低收入消费者对低价的食品有需求，企业就有动机压低生产成本，足够低的生产成本的代价就是食品违规，比如使用劣质原材料、偷换原材料等。因此只要这部分特别低收入消费群体存在，这种企业违规食品生产行为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同时，又因为“低收入”这个特征，导致这部分消费群体身体健康即使因为食用违规食品出现问题，引起社会关注的可能性也会低，这又进一步纵容了企业违规食品生产行为。而对于生活必需品价格并不是那么敏感的消费者，价格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因素，他们会综合价格、安全度、营养成分多种因素进行消费，是相对更加理性的消费者。所以从食品安全问题报道统计数据的总体趋势来看，违规食品中必需品数量越多且存在巨大低收入消费人群，企业压低利润、违规生产被发现且惩处的概率更小，食品安全问题会更严重。表4对31个省级行***区划违规食品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按照曝光数量进行排序。无论是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内蒙古、宁夏、青海、***和都是排名最后的。这代表着上述五个省级行***区划，一方面是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特别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相关的报道较少。同时，这五个省级行***区划都属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而食品安全问题报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排名前五名的省份中，除了湖北是中部地区，其他均为东部发达地区。按照上文的分析，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监管相对严格，而且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却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监管程度高低与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程度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综合上述两点来看，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因素中，巨大低收入人群的存在是不可忽略的，重罚之下依然有企业生产劣质食品，利润必定是背后的主导因素，而巨大低收入消费人群让这种利润有实现的空间。六、结论针对中国目前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本文与现有文献中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在信息完全情况下探讨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的原因。信息完全角度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需要考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度的效用评价，是食品这种商品的质量属性之一，即可基于产品特征模型对消费者的偏好进行估计。基于黄少安和张帅（2014）的观点[16]，本文具体探讨了收入是否影响到人们对食品安全度的评价，以及这种需求是否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行为，使得***府陷入监管无效的“陷阱”。本文一方面基于Dubois等（2014）食物特征价格需求理论模型，使用2000年CHNS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数据，分别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所消费食物（具体为豆制品、鱼）中包含的三种常量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支付意愿进行了估计。每日蛋白质摄入量的上升会带来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食物支出的上升，但是城镇家庭略高于农村家庭；每日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上升会降低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食物支出，其中对于脂肪摄入量的上升所带来食物支出的减少，城镇家庭高于农村家庭，对于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上升所带来食物支出的减少相反。这证明了相对高收入人群对食品安全、营养程度的重视程度更高，而低收入消费者对价格相对更为敏感，“吃饱”比“吃好”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本文使用“掷出窗外网（zccw.info）食品安全数据库”，对中国2004年1月至2011年5月新闻报道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从违规食品是否属于必需品的角度分析了食品安全问题是否与收入相关。从统计结果来看，违规食品中必需品的比例明显高于非必需品，而且并没有受到监管程度的显著影响，即企业生产过程会利用低收入消费者对必需品的刚性需求，生产劣质甚至违规食品。综上，巨大低收入消费者对低价或过低价食品的需求，为企业生产此类食品提供了利润空间；因此，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不能单纯的集中在加强监管上，还应该从违规食品的源头需求角度进行考虑。如何增加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让他们对食品的需求不再是单纯的饱腹，而是更多的考虑安全、健康的食品；让低收入消费者有能力获得安全食品，而不是让他们有意识的抵制违规食品。
注释：①后文把鱼和豆腐两类食物简称为食品，所有数据描述均特指这两类。参考文献：[1]Antle J M. Economic analysis of food safety[J].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1）：1083-1136.[2]Dubois P， Griffith R， Nevo A. Do prices and attributes explain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ood purchas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3）：832-867.[3]Atkin D. Trade， tastes， and nutrition in indi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5）：1629-1663.[4]Griffith R， O’Connell M， Smith K. Relative prices， 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the demand for food[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15，31（1）：116-130.[5]Dragone D，Ziebarth N R.Economic dwelopment，novelty consumption and body weight：evidence froxt the east cieman tpansition to capitalism[R].Quaderni Working Paper，2015.[6]Eli S， Li N. Caloric requirements and food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the poor[R].NBER Working Paper，2015.[7]Fukase E， Martin W. Who will fee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income growth and food demand and supply in China[J]. Journal of Agrlcultura Economics，2015，61（1）：3-23..[8]Cutler D， Glaeser E， Shapiro J. Why have Americans become more obese？[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sspactroes， 2003，17（3）：93-118.[9]郑志浩. 城镇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需求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3）：66-75.[10]张振， 乔娟， 黄圣男. 基于异质性的消费者食品安全属性偏好行为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5）：95-103.[11]周应恒， 彭晓佳. 江苏省城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 （季刊）， 2006，（4）：1319-1432.[12]张晓勇，李刚，张莉.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切对天津消费者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4，（1）：14-21.[13]Gorman W M. A possible procedure for analysing quality differentials in the egg market[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0，47（5）：843-856.[14]Lancaster K J. 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6，74（2）： 132-157.[15]吴恒.易类相食：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调查（2004-2011）[R/OL].2011.http：//2ccw.info/.[16]黄少安，张帅.食品安全度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府监管陷阱兼与李新春教授等商榷[R].工作论文，2014.（责任编辑：钟 瑶）
家庭消费论文篇（6）
教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居民教育消费是教育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国外学者直接提到教育消费这个概念的比较少，但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居民教育消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对居民教育支出比率的研究即是一例。
研究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意义
教育与一国经济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发展教育能大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内容。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反映了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从各国居民消费基本情况来了解教育消费比率。
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的涵义
国外学者对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国家把它看成是家庭所有支出的百分比。如东欧一些国家在统计中，计算教育消费的比例时是以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来计算。美国学者SandrdJ.Huston研究了美国家庭教育支出的比率问题，他提出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是指每年家庭非必需品消费中，居民享受教育及其服务所占的比例。所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SandraJ.Huston认为，必需品包括：住所、器具、衣物、食品。非必需品包括：健康和个人护理、酒和烟、人身保险、交通、娱乐和教育支出。从两者的统计口径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同一个国家相同的统计数据中，前者的比率要小，而后者的比率要大。
居民教育消费模型
为了更好地衡量居民教育消费，国外的学者提出了居民教育消费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用来对居民教育消费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我国的居民教育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的方程式是从经济学有关消费者需要理论推导而来的，特别是该模型对恩格尔系数（函数）作了适当的修改。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教育恩格尔系数，即居民教育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如下：
ER=f（I，HC）
公式中，ER代表家庭消费中用于教育消费部分占非必需品消费的比例，I表示家庭收入，HC表示反映家庭特性的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长的年龄、家庭的规模大小、受教育的层次、地域、性别、民族或种族、家庭子女状况等等。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与家庭的收入及家庭的特征是一种函数关系。
经验模型
该模型认为，因变量是以比例的形式存在，在确定居民教育支出的比率时则可选择自然对数模型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因变量表示百分比几率的自然对数，经验模型的方程是根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其方程式如下：
ln[ER/(1-ER)]=β0β1Iβ2iHC这里i=1，......,n
因为ER的值是有一定的极限的，ER最大为1，最小为0，那么，因变量的极限值也相应为在0和1之间变动。公式中，I代表家庭收入，HC表示家庭特性变量。
经验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居民教育消费有效的方式，我们可根据不同的变量和假设，来了解哪些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揭示居民教育消费的规律。
比较各国教育消费的比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各个国家使用的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会导致统计数据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可以从根据权威机构已公布的统计数据看出，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中，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家庭教育消费比率逐年提高。其它几个国家教育消费比率有的有所提高，有的没有变化，有的教育消费比率有起伏。教育消费比率最高的是塞浦路斯，1999年曾达到3.4%，最低的是斯罗伐克，1999年家庭教育消费比率才0.4%。
从东欧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教育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以上几个国家的教育消费比率，在各国家庭消费支出统计项目中，所占比例最小。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占比重最大的项目是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类支出，一般占总支出的20%~43%，其次是住房、水、电和其它燃料，一般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0%~20%。以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逐年增长的国家爱沙尼亚为例：
爱沙尼亚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基本生活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比例下降，如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住房、水电、燃料、服装鞋类等；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消费有明显的增加趋势。但尽管如此，教育消费的比重依然较小。
根据美国BLS提供的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近几年的居民消费，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1.7%之间。这与东欧的一些国家的比例差别不是很大。从支出的总量来看，各国收入水平不一样，因此，在教育消费的绝对量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宏观因素来看，主要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制等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提高个人素质的需要越迫切，因此越重视对教育的投入。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居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较少。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也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二战以来，许多国家用于私立学校的居民教育消费增加较快，其别是私立高等院校的增加，对扩大居民教育消费支出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学生是在私立院校学习，菲律宾86%的学生是在私立院校中学习，韩国的私立院校学生占75%。韩国的私立学校集中体现在高中和高等教育方面。1993年，韩国的私立大学有102所，占大学总数的80%以上。韩国自70年代以来，***府通过发展私立教育，增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来筹集教育经费，发展韩国的教育。私立大学的增加，对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从70年代以来，大部分年份都在7%以上。
统计表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呈递增的趋势，其中韩国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比例比城镇家庭的支出比例要大。如果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来算，韩国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将更高。在许多国家，由于教育成本上升和普遍实现成本分担原则，很多国家提高了高等教育学杂费的标准，学杂费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高等教育学杂费增长是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微观因素来看，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住户的年龄、家庭规模大小、受教育层次等。
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收入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家庭收入与居民教育消费呈正比例关系，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越多。由于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一种比例关系，因而，家庭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比率的影响有几种可能，一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提高。这要保持绝对支出的增加的同时，教育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消费项目支出的速度。二是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不变。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没有变。三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速度较低或没有增长，因而，教育消费比率下降。1995年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根据美国的消费统计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家庭收入与教育消费比率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但中国学者在研究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比例）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平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
住户的年龄。住户的年龄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在年轻时投入到教育的收益最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消费比率与年龄呈反比例关系。美国学者SandraJ.Huston的研究表明年龄对家庭教育支出比率影响最大。假定其它的因素不变，相对年轻的家庭教育比率最高，随后开始下降，直到40岁左右，教育比率开始上升，一直到67岁，再开始下降。这种家庭教育比率演变规律，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倾向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随后教育比率开始下降，到40岁左右时，父母把更多的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方面。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是仅次于年龄的对教育比率影响较大的变量。
家庭消费论文篇（7）
教育是一种学习新技能和掌握新知识、信息的过程。本文以Becker所创立的新家庭经济学为基础，将教育定义为一种家庭进行非市场生产活动的环境变量（environmental variable），即教育可以在家庭非市场生产活动活动中提升家庭的生产效率，提升熟悉和使用新知识和新生产技术的能力，改进接触新信息和新知识的态度。Michael（1972）将家庭视为小型生产单位，其生产可以提升家庭整体效用的“产品”，家庭里面的单位个人则从事家庭的“非市场性活动”以获取这些“产品”， 期间则需要付出的相关的生产成本“时间”和“物品”。
Ghez（1975）认为教育对于个人的未来收入的提升具有很大的作用， 因为在家庭非市场生产中，教育可以提升家庭资源的使用效率，改进家庭投资组合，提升未来家庭生产率，进而提升工资率，即单位时间价值会变高。但教育所带来的工资率的提升并不能够直接增加个人对于各种消费品的需求，其会产生四种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单位时间目标替代效应、跨期替代效应、偶然（unanticipated）收入效应。其中要素替代效应和单位时间目标替代效应可以促进消费，而跨期替代效应则会抑制消费，偶然收入效应对于消费具有不确定性的影响。可以总结到，按照Ghez的理论，随着个人或家庭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时间密集型的活动消费会相对减少，商品密集型活动消费会相对变多。
从需求的收入弹性理论来看，教育的收入效应会对不同商品产生不一样的需求。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恩格尔系数，由于食品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在满足个人需求前提下，收入的提升所带来的食品消费的提升并不显著。而当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时，收入的提升将会显著地促进该消费品的消费。
综上所述，教育对消费结构的收入效应的影响有两条路径，第一条是时间价值的路径，即教育提升了个人的时间价值，使得消费者更加倾向于商品密集型的服务或物品的消费；第二条路径是消费品本身的收入的需求弹性差异，导致了收入对于不同类型的消费品反应的敏感程度不一。如***1所示：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取的数据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调查和统计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其样本覆盖25个省，调查样本规模近16000户。由于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结构较为复杂，为确保数据的稳定性，本文采取 2010年的基准数据，通过CFPS2010家庭数据库选出家庭户主，然后拼接CFPS2010家庭关系数据库和成人数据库，筛选出合乎本文数据结构要求的数据，最终得到11365户家庭。
模型设定
本文具体借鉴C.Linuch（1973）提出的扩展的线性支出模型（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模型。ELES模型是由C.Linuch在R.Stone（1954）所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得出的，已广泛运用于消费结构的研究中，该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i=1，2，……，n）（1）
其中，Y代表了收入，Pi代表了i类商品的价格，Xi代表了i类商品消费的数量，Xi0是消费者对i类消费品的基本需求量，bi是收入Y对i中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表示收入抠出基本消费支出后剩余的余额中，用于对于第i中商品或服务追加的支出比例。故PiXi代表了对第i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总支出，PiXi0代表了对第i中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求支出。
假设不同消费者面对同一类型的商品的价格是相同的，则可以将（1）变换为：
（i=1，2，……，n）（2）
其中
由（2）可以得到Xi的需求收入弹性为
故而可以得到式（3）：
（i=1，2，……n） （3）
ei代表了收入Y对于第i类消费品的收入的需求弹性。
由于不同的消费类型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如是否居住在农村对食品消费有影响，平均年g对的教育消费具备影响，是否购买了医疗保险对保健消费具有影响等，同时本文主要研究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故本文在式（3）的基础上加入受教育程度变量和相关的控制变量，得到式子（4）
（4）
其中，Ei为家庭各类消费额，y为家庭总收入，famedu为家庭的平均学历，X包含了家庭的特征变量及家庭户主的特征变量，其中家庭的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平均年龄、家庭平均年龄平方（家庭平均年龄的平方除以100）、家庭是否生活在城镇、家庭工作人员比例、家庭净资产对数、家庭规模、家庭性别比例，户主的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户籍、性别、婚姻状况、民族、是否为***员、健康状况、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户主是否有失业保险和户主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险；dummy为25个省份的虚拟变量。
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CFPS2010年基期数据的整理，筛选出符合本文数据要求的11365户家庭，其中各个变量具体数据如表4-1所示：
实证结果
考虑到式（4）中描述分类消费项支出的是一个向量方程，各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采用系统估计方法“似不相关回归”（Greene，2002）进行联合估计将有助于提高估计的性能。然而，系统估计也有可能将某一方裎的较大误差带入其他方程中，从而污染（contaminate）整个方程系统。本研究所采用的CFPS数据集中，有部分家庭的分类消费项支出为零值；由于不能对零取对数，在估计过程中这部分样本被系统剔除，并且不再被其他方程所使用，最终适用于联合估计的均为任何一项消费支出均不为零值的样本，导致有效样本数大大减少。为兼顾估计的性能和样本的有效性，本文将部分样本消费项中的零值替换为1元，使得系统估计方法适用于分类消费方程组的联合估计。同时由于家庭杂项消费中消费品没有统一的性质或特点，不能够很好反应受教育程度对其带来的影响，故不对其进行回归。
根据回归结果可得，不同的消费类型，影响其的机制不一样。对受教育程度而言，除了保健消费，家庭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各类消费都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从大到小分别为，教育娱乐文化消费、通信交通消费、衣物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居住消费、食品消费。对于家庭收入而言，由于模型对消费和收入均进行了取对，其系数则代表了家庭收入对各类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其中各类需求的收入弹性均是显著的正结果，从大到小分别为衣物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通信交通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食品消费、居住消费、保健消费。如下***所示：
***4-1
说明：其中受教育程度对于保健消费影响为非显著
通过该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家庭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教育娱乐文化消费的影响最大，而且远远高出其他类型的消费，这个结果印证了Michael（1975）的观点，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真实收入会增加，而这些增加的部分会更多的用于购买“教育密集型”商品，使其原有的消费结构发生改变。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包括书报费、文化娱乐费用、各类教育费等，是典型的“教育密集型”商品，故受教育程度对于此类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家庭受教育程度对于消费结构影响第二大的是通信交通消费，根据Ghze（1975）的理论，受教育程度对于消费会产生要素替代效应和单位时间目标替代效应，即教育促进工资率的提高，个人时间的价值也会提高，这样促使家庭在进行非市场生产活动中，会偏向于节约时间。通讯交通消费包括交通费、家庭交通工具及维修、邮电费、通讯工具等，这类消费最大的特点是节省家庭的进行非市场生产活动的时间投入，故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会对此类消费具有促进效用。
相对于衣物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居住消费而言，受教育程度对于食品消费的影响更小。众所周知，食品作为一种商品而言是必需品，其在满足个人的需求后，很难会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也就是说起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受教育程度对于食品消费的正影响最低，也就是表示对于受教育程度而言，食品消费也符合必需品的特征。同时根据实证结果，随着受教育的水平提升，教育主体的生活品质也会得到改善，衣物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居住消费都会随教育主体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显著增长。
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消费结构收入机制分析
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进而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下面通过实证的方法探测受教育程度对于收入的影响。变化式（4）可得
（5）
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对数化的家庭收入影响系数λ为0.22，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实证分析的角度上，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收入具有正向影。根据上文结论，收入对消费结构具备影响，故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收入机制影响家庭的消费结构。
首先考查在没有收入作为自变量的时候受教育程度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样变换（4）式可得：
（6）
将（6）式减去（4）式可得：
（7）
在（7）式中，是ln （Ei）当中ln （y）所造成影响的量，故实际上相当于当中的一部分，所以（7）式可以看做是关键变量famedu对于由收入所产生的消费变化量的影响模型，故而所估计出来的和的差额便是famedu对于ln （Ei）所产生的收入机制效应。
5.1.2 实证分析
首先对（6）式进行似不相关回归，可以看到剥离收入变量后，原本对医疗保健消费影响不显著的变得显著正影响，所以可以得出，在医疗保健消费中，受教育程度对于收入机制的影响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5-1为（4）式和（6）式的系数对比，其中famedu1是（6）式的系数，可以看到加入变量后，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普遍有所削弱，原因在于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收入机制。根据上文所述，为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消费结构影响的收入机制效应，其具体如表5-1所示：
除开医疗保健消费，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结构的收入机制的影响由大到小分别为食品消费、衣物消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通讯和交通消费、居住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可见收入机制对于教育娱乐文化服务消费的影响最小，而对食品消费的影响最大。
前文讲述到，食品是生活必需品，其需求的收入弹性仅大于医疗保健，在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后很难会随着收入的提升而提升。受教育程度对于食品的消费也仅大于医疗保健，在对其收入机制的研究中，受教育程度所带来的收入提升解释了绝大部分的消费提升，相应的受教育程度所带来的非收入机制解释了很小一部分，这个印证了食品是生活必需品的事实。在满足了基本需求后，受教育程度通过改变个人的性格、观念、心态、智力水平等非收入机制并不能够对食品消费产生较大影响，而其所带来的收入增长进而促进食品消费的增长也具有上限。
相比较食品消费，受教育程度对于教育娱乐文化服务消费的收入机制影响最小，仅占11.17%，相应的非收入机制效应影响最大，占88.83%，说明受教育程度对于消费者的非收入效应改变解释了绝大部分其对教育娱乐文化服务消费的影响，其机制在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相对而言更加懂得教育的意义，促进了其的该类消费。
结论
教育可以提升收益。根据对（6）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对于家庭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通讯和交通消费影响最大，对食品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影响较小，因为食品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相对于其他消费是必需品。
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家庭消费结构的收入机制完全替代了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医疗保健的消费，也就是说家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完全是通过收入来影响的。同时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的收入机制中，收入机制对家庭的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影响解释程度最大。
【参考文献】
家庭消费论文篇（8）
可持续消费一经提出，便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多年来，国外可持续消费研究发展迅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在我国，可持续消费研究却陷入瓶颈，进展缓慢。为便于国内学者学习、借鉴，对可持续消费研究进行整理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可持续消费的涵义
联合国环境署(1994)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依据上述定义，Heiskanen与Pantzar(1997)将可持续消费界定为：“一种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损害子孙后代需要的消费活动”。2001年联合国环境署再次对可持续消费进行解释，认为可持续消费涵盖了为满足生命的基本需求，保证人类各个世代的持续发展，同时减少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等目标所必需的具有可持续特征的一系列目标和手段。俞海山(2001)将可持续消费理解为：既能满足当代人消费发展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消费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消费。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可看出，尽管学者们研究的视角、侧重点不同，但均共同体现了可持续消费坚持代际、代内公平的核心原则。同时，也反映出可持续消费包括了可持续生产消费与可持续生活消费两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可持续消费研讨会(1994)指出，可持续消费连接着从原料提取、预处理、制造、产品生命周期到影响产品购买、使用、最终处置诸因素等环节中的所有组成部分，而其中每一个环节又对环境存在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不能孤立地理解和对待可持续消费。由此可见，可持续生产消费与可持续生活消费是可持续消费密不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只单一地实现任何一部分都无法最终实现可持续消费。但由于两者消费主体的不同，在消费的行为方式、影响因素等方面必然存在差异。具体来讲，可持续生产消费以企业、社会团体为消费主体；而可持续生活消费多以个人或家庭进行。因而，可持续消费研究不仅要从整体角度进行，对可持续生产消费与可持续生活消费开展***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整体视角的可持续消费研究
受“可持续消费研讨会”中反对孤立、割裂可持续消费各环节提议的影响，学者们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始于整体性探索。此类研究以分析全球不可持续消费的原因，探索可持续消费的实现途径为主要研究内容。2003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全面分析了全球资源危机的原因指出，人口的快速增长只是环境恶化的部分原因，北部发达国家公民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及发展中国家对资源需求的增长同样对全球资源危机产生重大影响。Pfincen(2003)与Fuchs&Lorek(2005)在对可持续消费的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通过提高消费效率与转变消费模式、降低消费水平两种途径推进可持续消费。Fuchs&Lorek在研究中发现，提高消费效率所减少的资源消费量很容易为人口的增长以及因消费欲望膨胀而导致的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所抵消，只有转变消费模式，控制消费水平才是实现可持续消费的根本途径。并据此对可持续消费进行了分类，将前者视为弱可持续消费，而后者则属强可持续消费。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对可持续消费的整体性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与经济学角度探讨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构建路径。如，张***莲(2007)指出，实现可持续消费模式必须在树立可持续消费观念的同时加强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同年，陈然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可持续消费的动机，认为消费者个体的内源动机(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与生态需要)和外源动机(生产、***府作用、技术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激发可持续消费。
尽管整体视角下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实践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可持续消费治理进展缓慢，全球资源的消费量在可持续消费治理期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上升(Manoochehri(2002)、Bar-ber(2003))。这些数据再次说明了单纯整体性研究的不足。当然，治理重点集中于弱可持续消费也是难以取得显著治理成效的重要原因。根据Fuchs&Lorek的观点，研究可持续消费模式及其转变途径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但鉴于消费模式自身的特性——人们消费行为的规范与行为运作机制、规律的体现，对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研究必然以可持续消费的行为研究为起点。三、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
可持续消费行为涉及消费者对产品、服务与实践的获取、使用及处理活动。这一定义与杨家栋、秦兴方对狭义可持续消费界定的内涵基本一致，即包含可持续商品、劳务和公共产品的消费。这就说明了可持续消费行为不仅仅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还反映了消费者对资源的消费行为、家庭管理行为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就是个人或家庭的可持续生活消费行为。因此，凡是具有保护自然，减少污染，节约资源，重复使用，多次利用，绿色生活，环保选购特征的消费行为都是可持续消费行为。
(一)家庭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家庭是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主体之一，JaequieBurgess(2003)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家庭业已作为购买各种商品的重要场所发挥着作用。”家庭是人类消费行为影响环境、资源的核心社会单元(Mettewier)。鉴于此重要地位，国外学者将家庭作为***的研究单位，对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Blacketal(1995)将规范激励理论应用于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个体规范对能源消费行为有重要影响。同年，Boldero＆Jenniferetal以家庭中报纸回收利用的行为为例，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回收利用报纸这一行为的态度及回收的便利性是家庭成员考虑是否回收再次利用报纸的重要因素。除以上实证研究外，定性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成果。如，FayeDuchin＆RensselaerPolytechnic(2003)认为家庭类型是家庭生活方式、消费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依据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及消费类别对家庭类型进行进一步划分的观点。FritzRe—usswig＆HermanLotze—Campen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出发，指出家庭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家庭消费行为变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记录家庭的变化过程，明确家庭成员的变化是分析家庭可持续消费行为的重要方法。2004年，Ya—suhiroFukushima等学者则提倡通过建立家庭环境管理系统，帮助家庭成员管理零散、复杂的消费行为环境信息，提高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发生率。
(二)个体消费者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个体作为可持续生活消费的另一个主体，在家庭消费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无论是进行个体或家庭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个体的消费行为动机都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定性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如，Hansen&Schrader(1997)消费伦理视角的研究，Laird(1999)消费观念传播渠道的研究以及Yas-minvallKasteren(2007)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等等。而国内学者则多是将消费者教育、经济激励因素以及消费者个体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视为转变消费者不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时至今日，学者们尚未在定性研究方面取得较为统一的研究结论。而反观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则大多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研究基础。
Hopper&Nielsen(1991)与ViningandEbreo(1992)在对回收利用行为进行实证研究中发现，个人规范对这一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规范激励理论可以有效解释回收利用行为。Bamberg&Schmidt(2003)也发现，个人规范对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影响同样存在于个人轿车的使用选择中。Bagozzi，R.P.＆Dabholkar，P.A.(1994)应用方法目的链理论对循环利用行为进行解释，发现行为目标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Sparks，P&Shepherd，R.(1992)、Heath，Y&Gifford，R.(2002)先后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对绿色消费行为与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因素可以有效地预测上述行为。除以上行为外，计划行为理论对能源消费、节约用水与道德投资行为同样具有良好的解释、预测能力(Staats&Wall(2003))。根据计划行为理论，IrisVermeir＆WimVerbeke(2007)通过实验方式研究消费者可持续食品消费行为发现，控制形成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的突显信念，对提高可持续食品的消费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研究回顾可以看出，由于不同行为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一些学者偏向于将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变化归因于内部特征变量(个体规范、态度等)，另外一些则认为由于个体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参照群体、外部机会与资源等因素同样影响着消费者的可持续消费行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2002年，Bagozzi等学者提出了融合内部特征与外部环境因素(社会规范、组织约束)的消费者行为整合模型，但是由于该模型结构过于复杂，测量变量众多，至今鲜少应用于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
四、小结与展望
从文献回顾中可看到，可持续消费研究的分歧主要存在于概念的界定与可持续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两方面。当然，这一现象说明更进一步的研究仍有待开展，但同时，也是国外可持续消费研究不断深入的体现。为跟上国外的研究步伐，突破国内可持续消费研究瓶颈，笔者认为，未来国内可持续消费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家庭消费论文篇（9）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有序、充满活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家庭的营造，家庭的和谐是一个总体概念，这些目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消费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必要手段，只有人的需要得到了必要的满足，人们才能感觉到幸福美满，社会也才能保持安定和谐。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生活逐渐丰富多彩，涌现出很多积极健康的消费文化，促进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消费方式，影响到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
一、家庭消费的误区
（一）满足虚荣的炫耀性消费有所抬头
炫耀型消费是把高消费当作实现社会优越感和满足虚荣心理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一些人为了显露自己的优越感和满足虚荣心理，以炫耀性的消费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虚荣。在城镇突出表现追求奢侈品消费，比如出于炫耀心理，一些家庭省吃俭用买名贵服装和家电，有的还贷款买豪车。在农村突出反映在建房热、人情风等，我国农村有建房置产，传之儿女的传统，几乎所有家庭都竭尽全力把房子建得豪华，以满足炫耀的心理。
（二）盲目超前的攀比消费不断蔓延
攀比型消费是指一些人脱离自己的消费承受能力，去盲目效仿一部分已走上高消费层次的人的消费行为。这种攀比行为主要表现在着装的名牌化，住房现代化，交通轿车化等。令人担忧的是这股攀比之风已使一些家长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对子女教育的歧途。据调查显示，现在很多小学生喜欢比谁家有钱、有车、比富观念很重，贪***舒适与虚荣取代了崇尚艰苦和节俭。家长给钱、给物给享受，孩于比吃比穿比派头。社会上“大款”们畸型消费和攀比现象通过他们的子女影响到学校，这些“校园大款”们又带动了其他学生的模仿和攀比，进而又有无数学生、家长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形成一个令人忧虑的“攀比怪圈”。
（三）不健康的陋俗性消费有所发展
陋俗消费即愚昧消费，它是指那些已经过时的、不合理的社会消费习俗、消费方式。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一些一度绝迹的封建迷信活动和陈规陋习又重新抬头。这些方面包括：（1）迷信消费。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精神的慰藉，于是不健康的迷信消费大有蔓延之势。（2）灰色消费，用于不当人情往来的消费。孩子过生日、上学、工作要请客送礼，乔迁新居、进职提升、婚姻大事要消费一下，人们的攀比心理十分严重。
（四）违法害己的恶习性消费有所蔓延
恶习性消费主是要指国家法律所不允许从事的诸如，***等消费活动。恶习性消费主要表现在：（1）黄色消费。用于低级趣味的***消费如服务、黄色书刊、黄色影碟，以达到感官刺激，自我堕落甚至毒害了下一代。（2）黑色消费。随着生活水平和家庭收入的提高，一些人乐于通过寻求精神刺激，导致了一些地方成风，对社会风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同时***现象也日益严重，有些暴发户富裕后，不知如何进行扩大再生产，在金钱的支配下开始寻求刺激，吸食，危害人体健康，毒化社会风气，扰乱社会治安。
二、家庭消费误区产生的原因
（一）现实价值导向出现了偏差
由于媒体的渲染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我们在家庭消费上的价值导向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这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把消费水平片面地等同于社会进步。在这种片面观念的支配下，往往将消费水平的高低看作是评价改革成果的标准，从而将高消费看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第二，不切实际的渲染奢靡的生活方式。过度宣染明星富豪的奢靡生活方式，而不是关注他们艰苦的创业和奋斗历程，辩证地看待他们的优越条件和高档消费，而是在现实中不适当地模仿，使消费行为愈来愈脱离中国国情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所能承受的能力。第三、全盘否定崇尚节俭的传统美德。不少人将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看作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当作是思想***的对立物，而把艰苦朴素的美德说成是寒酸，必然使陈腐的生活方式死灰复燃。
（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在促进商品的极大丰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对消费观念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利益的驱动下， “唯利是***”、“一切向钱看”等意识和思想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趋向。为了牟取暴利，一些不良商家不惜以***暴力充斥文化产品，致使庸俗的消费文化畸形发展，堕落消费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外来不良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也随之渗透到各个消费群体，导致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价值趋向扭曲，从而出现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这些也对消费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经济体制不够健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某些方面改革的滞后，是我国消费行为扭曲的重要深层原因。首先，收入分配制度还不甚合理。由于收入分配改革不到位导致收入与劳动脱节甚至背离的现象，那些不劳而获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暴利的高收入者往往会出现挥霍性消费。其次，国家税收制度还不完善。当前不仅对高收入者没有及时和准确地进行税收调节，而且对一些高档消费品和消费项目也缺少配套的税收改革，这样就造成了暴利行业的群体肆无忌惮的进行奢侈性消费和攀比性消费。
（四）消费者的心理因素不容忽视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是其心理的外在表现，因此消费心理因素对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消费者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第一、社会价值补偿心理。 人总是倾向于追求某种社会优越感，而每个人又总是具有自身的局限，于是往往会用其它方面的优越感予以补偿，以求得自身心理的平衡，对于收入高而低位地的群体，社会价值上的失衡很容易导致他们用对金钱和奢侈品的占有和挥霍来补偿。第二、矫枉过正心理。在打拼阶段下，一些人过多的体验到生活工作的艰辛，经济状况一旦好转，便过度消费以弥补过去的苦难。第三、攀比心理。 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欲望的膨胀，在同一阶层的消费群体中因收入和低位相近，极易产生盲目攀比现象，致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膨胀。
三、家庭消费文化误区的对策
（一）消除家庭消费中存在的“思想误区”
家庭消费中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误区，即认为家庭消费是家庭的私事，社会无需干预。诚然，家庭对于消费什么、怎样消费具有无可争辩的决策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对此就可以放任自流，不闻不问。就整个社会的系统发展而言，消费虽然是生产的直接目的，但同时也受到整个社会经济、***治、文化的制约。消费行为既受到社会各因素的影响，又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总体社会行为。任何家庭消费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为了保证社会生产的有序进行和健康发展，社会必须对家庭消费予以引导，使家庭消费逐步趋向合理化。
（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现代传媒对广大消费者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传媒对消费群体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有着一种导向作用。媒体应该大力弘扬传统美德倡导节约理念。当然节约也有一定的度，这就是不能因强调节约而抑制正常消费的需求，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媒体应采用鲜活生动的形式告诉消费者，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和特点进行消费，如何改善消费结构，如何度过闲暇时间，大力宣传提倡健康、科学、合理的消费方式，进一步提高家庭生活的质量。应大力倡导消费观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可将传统文化中“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观念，作为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准则，着眼于生态文明，合理地使用和珍惜一切自然资源。
（三）运用各种手段对某些畸型消费行为进行干预
引导和调节消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府的一种重要经济职能。由于改革的之后，收入分配过分向某些暴利和垄断行业倾斜，导致社会上炫耀性消费和挥霍性消费的蔓延，因此要增强***府税收调节分配的职能。对家庭正当合理消费予以***策支持，对烟酒等不良消费增加税收的比重，对奢侈品等高档消费征收高额消费税，对***和等恶习消费要用法律手段加以取缔和打击，只有这样才能遏制畸形消费，帮助人们树立合理的消费模式。***府通过采取适当措施对消费行为进行干预和引导，使家庭消费的水平和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方能有效促进家庭消费行为的科学化、合理化和文明化。
（四）广泛持续地开展全民消费教育
广泛开展全民消费教育有利于解决家庭消费中的不良倾向，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质量。开展全民消费教育，第一要重视消费观教育，应引导人们转变那种爱慕虚荣的炫耀性消费观念，调适盲目攀比过于超前的奢侈型消费观念，克服那些属于陋习的愚昧型消费观念，杜绝自伤和违法性质的恶习型消费。其次是开展消费规范教育，让广大消费者熟悉国家的消费法律和***策，了解社会的消费道德规范，培养科学合理健康的消费习惯。最后，还应加强对生产经营者的消费教育，让他们切实掌握和遵守国家的经济法律法规***策，做到合法生产和经营，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作者单位：河南信阳市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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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消费论文篇（10）
一、 引言
由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对抗个体健康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理论上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可以对扩大居民消费起到积极作用。中国自1998年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职保），2003年和2007年又分别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居保），从制度上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而且***策制定者也希望基本医疗保险的推广和普及能成为打***内居民消费的“金钥匙”。那么，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对居民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能为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指导，进而能为制定扩大内需的***策措施提供重要参考。
二、 文献综述
国外许多文献集中讨论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Chou（2003）使用1995年***民健康保险（NHI）的自然实验数据，通过DID方法研究了社会医疗保险对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府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储蓄、提高消费；与劳工保险相比，国民健康保险使家庭储蓄平均降低8.6%～13.7%，而家庭消费支出则平均上升2.9%～3.6%。Wagstaff（2005）通过对比1992年和1997年的越南家庭面板数据，发现越南健康保险项目（VHI）能使居民家庭非医疗消费增加，且非食品消费受到的影响比食品消费更大。
而目前关于中国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特别是非医疗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则并不多见。相关研究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时间不长，同时包含家庭消费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微观数据较难获得。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马双等（2010）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摄入量，参与新农合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消费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提高了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的幅度分别为20.2%和12.6%。马双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费。
现有的研究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或者仅仅关注居民食物消费，而未将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或者只关注某一种社会医疗保险，而未将城居保和城职保两种基本医疗保险综合考虑，未从整体上考察城镇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拟对医疗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三、 数据与模型
1. 关于数据。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 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抽样和数据处理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其他调查大致相同。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每年1至2次，通过更新数据建立了《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调查问卷设置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务情况和投资选择等方面的35个～50个具体问题，包含详细的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涛（2006）、陈彦斌等（2009）以及梁运文等（2010）利用该数据库进行了有关居民投资行为、居民财产分布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质量较为可靠。
虽然该数据库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居民的投资行为，偏向于宏观研究，但由于调查数据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是否有成员患有大病以及医疗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开始有医疗保险相关信息），因此本文尝试利用该数据库进行医疗保险和居民消费关系的微观研究。
本文采用的是奥尔多2009年调查的A卷调查数据，在12个省的41个市（区、县）进行，调查地范围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与目前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CHNS数据相比，奥尔多调查数据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家庭消费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总消费支出、非医疗消费支出等关键变量上有准确的数据，而不必如现有文献一样使用耐用消费品存量数据替代消费支出的流量数据。同时，奥尔多2009年调查收集到的样本量也比较大，经过数据整理，本文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4 694个家庭。
2. 计量模型。研究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必须解决两种由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与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关。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参加医疗保险；同时，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预防性储蓄越高而当期消费越少。二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受到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更可能参与医疗保险；同时，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会有更多的医疗消费支出和相对较少的非医疗消费支出。
为了解决这两种自我选择问题，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就可以在给定相同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条件下，研究家庭参与医疗保险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上述自我选择问题。同时，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等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将各类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本文得到三组计量模型来分别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支出以及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其中EXP、MEDEXP和NONMEDEXP分别为家庭总消费支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HI为家庭是否有基本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SAH为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问卷中调查了每个家庭成员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和“非常差”，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SAH。RAV为家庭平均风险厌恶程度，调查数据中包含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厌恶程度信息，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很喜欢冒险”、“喜欢冒险”、“一般”、“不喜欢冒险”、“很不喜欢冒险”，与SAH一样，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RAV。Xi为控制变量，包含一系列家庭特征变量，主要有：（1）INC，即家庭总收入，在回归中取对数。（2）SCA，即家庭规模（家庭人数）。（3）AGE，家庭成员平均年龄。（4）EDU，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5）FEM，家庭成员中女性占比。（6）PTY，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员，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7）MIN，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
四、 实证结果
1. 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了异方差―稳健估计，以使回归结果更具有可靠性。
表1报告了家庭总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第一列只估计了参与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加入了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变量。三个回归模型都表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支出。具体来说，与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会高出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与Gruber和Yelowitz（1999）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医疗保险制度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他们发现放宽Medicaid 条件会使美国家庭消费上升5.2%。
2. 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表2报告了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虽然在前两个模型中，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加入其他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之后，该项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是否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虽然现有的研究曾认为医疗保险的普及会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事实上，苏春红等（2013）利用2009年CHNS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未对居民患病就诊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并不能使城镇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呈现显著增加。
3. 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表3报告了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从表3中可以看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提高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3.1）到模型（3.4），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在控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系列变量之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会使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的普及能够降低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起到保障作用。
五、 结论与***策建议
本文首次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分析了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医疗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基本医疗保险对中国城镇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非医疗消费和总消费的促进作用却十分显著。社会医疗保险的推广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有利于增加居民的即期消费。同时，基本医疗保险对中等收入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
目前，中国***府医疗支出不足，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就各地制度规定上看，不仅医疗费用报销有规定的支付范围，而且在支付范围内的报销额度还要受到报销起付线和最高支付额的限制。有学者研究了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广东省的医疗保障水平，结果发现职工医保的住院实际补偿比均值分别仅为62%和56.3%，居民医保的住院实际补偿比均值更是只有9.4%和30.8%（李亚青，2012）。因此，尽管参与了医疗保险，居民看病所需医疗的大部分还是要由自己承担。同时，不同参保群体所受到的保障水平也呈现巨大的差异。在现行的三大基本医疗保险中，全国职工医保的保障水平远高于居民医保和新农合，2010年其人均筹资额约为后两者的9倍和11倍。
因此，在已经实现较高覆盖率的情况下，***府应当着力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降低居民的医疗负担，才能更好地发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国民健康，特别是提振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而为实现此目标，***府一方面应当优化财***支出结构，适当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统筹，整合和对接各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医疗服务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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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春红，李齐云，王大海.基本医疗保险对医疗消费的影响――基于CHNS微观调查数据.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0）：23-31.
家庭消费论文篇（11）
我们说，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即扩大国内投资，刺激国内消费和扩大外贸出口。扩大内需主要是通过扩大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觉得了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需要依靠消费需求的增长。而消费包括国家消费、家庭消费和个人消费，其中家庭消费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从家庭消费心理意识的特点和家庭消费心理对经济需求的结构影响来阐述课题。在进入危机下，从家庭消费心理意识入手，提出家庭消费心理意识对经济需求结构的影响，从而反作用于家庭消费意识，从而改变家庭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最终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以促进国家经济稳定快速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影响下，但是我国居民的生活仍然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金融危机的影响和经济快速发展相互作用构成了现在的经济环境，一方面面临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也充满着机遇和希望，与之相适应的家庭消费心理意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并且这些新的家庭消费心理意识对经济需求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一、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心理意识较为谨慎，储蓄意愿较强，但是对于子女教育和养老保险以及对住房的消费需求旺盛。
首先而言，随着人口老年化的趋势不断加强，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现在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因此，中低收入家庭除了日常的吃喝穿用外，不愿意在超支用于其它消费。其次，我国家庭历来奉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的哲学理念，对未来经济发展和对家庭收入的持久性和稳定性预期过于悲观，加之近年来各种天灾人祸不断，造成广大家庭对未来风险性支出的预期上升，广大的工薪基层家庭不敢贸然消费，总是对未来的消费有一种后顾之忧，这样也就造成了他们的收入除了必须的日常生活开支外，他们不愿意再支付其他的支出，诸如旅游、进修等。所以，我国的家庭储蓄在银行存款利率一而再，再而三降低的情况下仍然居高不下，并且持续增长。
家庭消费心理意识是受多方面影响的，诸如家庭经济收入、物价水平、以及家庭决策者的消费偏好等等。其中其决定性因素的还是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低。在当前形势下，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心理意识普遍是谨慎的，他们宁愿省吃俭用，把钱用于储蓄，以备应急之需。据一项调查显示，对于目前商场超市较多的促销活动，82%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因为促销活动调整日常开支，其中，52%的受访者表示考虑到经济不景气还会适当节省开支减少消费。仅有18%的受访者表示商品便宜了应该趁机多买点儿。84%的受访者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会选择把钱放在银行里；只有8%的受访者表示会把钱取出来进行消费。
但是，与进行现实消费相反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用于购买住房和保险的消费比重却不断上升。从住房需求来看，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家庭有能力购买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并且受种种观念的影响他们也愿意把钱用于购买住房。2003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已经达到了32247万平方米，比1991年增长了近10倍，增长是非常快的。随着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的需求也将会大幅度提高。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房地产的发展前景前途光明。对保险业而言，其实质就是一种长远的投资，也会随着家庭消费心理意识的改变而发展。
二、较高收入家庭消费心理意识不断倾向于享受型消费，对享受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心理需求使旅游等休闲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亮点。对汽车、美容等较为奢侈的物品需求也增加。
较高收入家庭，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满足，除了日常生活消费和长远的投资消费外，还有多余的资金用于提高生活品质。一个家庭只有在食物需求得到丰富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享受娱乐休闲等其他方面转移。而较高收入家庭刚好满足了这种条件。随着家庭生活质量的提升，对消费的需求也更加活跃，其消费结构不断更新换代，庭生活消费结构也不断的优化，用于旅游、娱乐等享受型支出不断提高。目前高端消费人群在日化百货、珠宝首饰、餐饮服饰、名车名表、星级酒店等高端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能力突出。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的时候，旅游消费就进入到快速增长时期。我国现在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在近些年来，我国的旅游市场不断发展。而家庭旅游则成为旅游消费的重要增长点。旅游公司推出的旅游消费服务越来越多样化，如周末双休日的家庭自驾游、七天黄金周的家庭集体旅游、迪士尼全家游，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行假日消费以后，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同时各种节假日的安排也给家庭旅游提供了合适的时间和契机。这些较高收入水平的人大多居住在城镇，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交通、工业的快速发展，造成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空气污浊、水质变坏、各种生活垃圾和震耳欲聋的交通工业噪声使城镇居民的生活环境日益恶化。因此，家庭成员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这也就促进了家庭消费不断朝旅游休闲的方向发展。而生态旅游、自然风光则成为旅游业中家庭消费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旅游业又能带动一个产业链的发展，如交通、酒店、纪念品等等。
近年来数据调查现实，中国已经成为汽车消费的最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汽车消费市场。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在各方面满足的情况下，很多家庭都会考虑着如何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而汽车的消费则成为其首选。中国有着14亿人口，并且经济能力都在不断提升，因此，汽车消费市场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另外，近几年来的信用消费不断发展，购买较为昂贵的产品可以分期付款，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汽车消费市场，使很多稳定收入家庭提前使购买高级商品的愿望得以实现。这就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存在的“购上不足,购下有余”的消费断层问题。信用消费对汽车产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刺激作用将会不断带动经济的发展。
三、无论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他们的消费心理意识都是在不断与时俱进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家庭的消费心理意识都趋向于发展型和服务型消费。因此服务性和发展性消费比重上升。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只是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同时，社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人们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一个停滞不前的人必将被社会淘汰。因此，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强，这就导致了家庭消费心理意识更加注重教育的投入，不论是家庭决策者自己的教育投入，还是子女教育消费的支出都在不断地增长。用于不断提高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的发展性教育消费成为家庭消费的最重要、最长期同时也是最经常性的组成部分，这是家庭消费心理意识的必然发展趋势，并且这种发展趋势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趋明显。同时，根据第一点中所述，不仅仅用于现实教育的现实消费比重不断增强，未来家庭储蓄也将等多地用于教育消费。家庭消费心理意识越来越注重教育性消费，不但可以满足家庭成员自身对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经济需求结构。不仅有利于带动教育事业、培训等发展性事业的发展，还有利于进一步带动***书出版业，计算机教学软件业、信息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使教育产业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以人为本家庭消费心理意识也越来越得到重视。社会的发展，使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的支出大幅度增加，所占比重稳步提高。随着汽车进入家庭，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交通和通信成为消费新亮点。
四、结论
总之，本文主要从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心理意识较为谨慎，储蓄意愿较强，但是对于子女教育和养老保险以及对住房的消费需求旺盛；较高收入家庭消费心理意识不断倾向于享受型消费，对享受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心理需求使旅游等休闲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亮点；无论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他们的消费心理意识都是在不断与时俱进的，服务性和发展性消费比重上升三个方面来阐述了金融危机下家庭消费心理意识对经济需求结构的影响。而这个课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有待各位研究者进行更为深入地探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