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考论文大全

法律思考论文篇（1）

在对法律权利考量之前，我们先行梳理国内学者对权利认识的代表性表述：

（一）权利指的是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之中，法律关系的一方对另一方所享有的可以要求做出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并为法律规范所认可的一种资格；[2](p137)

（二）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三）权利是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可强制执行的主张；

（四）权利是法律承认和保障的利益；

（五）权利是法律规范规定的有权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

（六）权利是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法律规则承认一个人的选择或意志优越于他人的选择或意志。[3](p85)

从上述之中可以看出，权利在我国理论界的表述是以法律关系的存在为背景的，因此导致了权利与法律权利在一定场合中的同义，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抑或在理论教科书上。权利并非天然的就是法律权利，尤其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法律权利，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

二、法律权利的特征

理解法律权利的进路是厘清它的特征。

（一）真实性。真实性，是指法律权利是能够真实享受的，不是飘渺的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古希腊诗人海希奥德认为，法律乃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一种和平秩序，它迫使人们戒除暴力，并把争议提交给仲裁者裁断。而其日后的诡辩论者则从自然界里大鱼吃小鱼的事实中推出一种弱肉强食的权利。[4](p4)弱肉强食是一种权利，这不能不让我们的回忆追溯到那个野蛮历史时期。强者的能力――吃掉别人，生存自己的能力就是权利。这个观点的内容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谋而合。笔者认为这大概是从法律的角度对权利本质的原初解释――权利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从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推导出来的。对法律的期望和法律建立之后的作用受到怀疑，其实质就是对法律权利的疑惑。但是从反面论证了法律权利必须具有真实性。

（二）特殊性。特殊性是指法律权利是法律规范划定的权利。诡辩论者安堤弗认为，任何人只要违反自然法则就必定会受到惩罚。但是如果一个人违反国家的法律而未被发现，那么他就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丧失名誉。这里面从中隐含着人们所约定的惯例，实际上只是对自然“权利”设定的一种桎梏的假设。[4](p5)不言而喻，法律权利的设定是对人天生拥有的自然权利的分割，是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并受到法律的制约。

（三）正当性。与安堤弗同时期的斯拉雪麦格相信，法律乃是握权在手的人们和群体为了增进他们自制的利益而制定的。柏拉***在其＜共和国＞一书中写道：“我断言正义不外是对强者有利的东西。”权利是强者的产物，法律权利是强者对自己为所欲为的一种利用正义掩盖的为了增进他们自身的利益而给予的爱称。正如同斯拉雪麦格认为：“如果非正义到足够程度，那么就会比正义更有力，更自由，更高明。”毋宁用“权利”代替句中的“正义”，我们解构出这么一个语意：“一旦法律规定的非权利战胜了应然的权利，这种不该被强者拥有的非权利比应该拥有的权利更有力，更自由，更高明。”法律权利的非正当性，表明了法律权利的存在失去了法律具有的公平的内在机理。

（四）法定性。作为权利的一部分，非法律权利和法律权利共同组合成权利的集合，只有权利被法律明确隐含或明示在规则中，才能是法律权利。作为柏拉***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充分理解他的老师在取得西西里岛冒险的惨痛经验以后所认识到的“如果某人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非正义。”[6](p10)他宣称：“人在达到完善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晚年的柏拉***意识到只所以产生傲慢和非正义，就是因为某人享用的法律给予的权利太多了，以至于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亚里士多德认为权利不仅而且应该受法律的支配。由放任的自然权利升华到法律权利，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不用规则规制的权利，必将导致每个人都没有权利。法律权利是权利中的一部分的法律化。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充满恶意的，野蛮残忍的和富于攻击的。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始终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之中，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力量。因为，即使是最弱者也能杀死最强者。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不存在道德上或法律上的是非问题。每个人都有权利对任何东西提出主张，而利益则是唯一合法的尺度。每个人都有尽力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免遭他人侵犯的“自然权利”。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处于战争状态，其起因在于每个人都有把利益作为唯一尺度标准为依据的权利，而对任何东西都能提出主张。霍布斯认为要想解决这个争端，找到和平，人们必须遵守一些共同的法则，彼此之间达成一项契约。权利必须由某种规则固定，只有把权利法律化，才能消除令人类社会混乱不堪的自由放纵因素。

（五）应当性。为了全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为了兼顾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作为一名成员应该拥有的权利，权利必须有一部分要用法律固定，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契约的优益。此处的应当性是从被动的意义而言。即权利应该由法律明确限定。以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中世纪在神学和哲学领域达到登峰造极的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根据一种永恒不变的意志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7](p31)――法律应该赋予每个人一部分权利，而这部分权利尽管是权利总和的一部分，但社会成员希望由法律明确以斯获得享受的根据，光明正大、不受他人指使的实现自己的利益。

（六）依托性。与托马斯?霍布斯同时期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人受欲望和权力意志支配的程度要高于受理性支配的程度。在自然状态下个人权利的范围取决于他的力量之大小。每个人都有为其所能为的最高之权利；换言之，个人之权利达于他的力量的极限，而这也是他的权利的限制条件。那么就应当竭力保护其自由，只考虑自己而不顾其他，这就是自然的最高法律和权利……斯宾诺莎在认同人的自然权利的同时，从人的心理角度出发勾画了法律权利的实现要以强大力量作为后盾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源于各人对自己权利保护的渴求。而这种权利又当在法律规则中体现。***府的职能不仅仅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而是给予并充分保护社会成员应该拥有的不被他人侵犯的法律权利。法律权利的实现必须以既能保障法律权利的行使又能惩治侵犯他人合法的法律权利的其他社会分子的强大的国家为依托。

三、法律权利的含义

德国法学家普芬道夫曾经给出了法律权利的三层含义：一是维护自己；二是不能对他人施加压力；三是能够适当地控诉侵犯其平等权利的行为。简洁的含义为我们揭开了认识现代社会中法律权利的面纱。

（一）法律权利是社会成员享受特定权利的法律依据。权利带有鲜明的个性，行使权利的活动总是追求一定的利益。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而法律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一种遮掩而已。”[8](p307)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权利就是被保护的利益。法律权利意味着个体的这种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是得到法律认可的，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行使权利是以维护个人私利为目的，但这种权利的实现并不影响社会中其他个体行使同样的权利，因为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那么他实际上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让渡给他人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也就得到了自己所失去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而且也得到了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已有的东西。法律权利标志着法律对部分权利的认可和支持，同时更是社会全体成员实现这部分权利的保障依据。

（二）法律权利是限制范围内的自由的为与不为。决不能损害他人，甚至为了实现法律权利，而对他人施加压力。在这种状态下，法律权利的运转已走入病态。法律权利一方面赋予社会成员依法享有实现自己法定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对此进行规制。法律权利概念本身就体现了这个矛盾。个体在享受法律权利的同时必须去遵守一定层次的规则约束，“遵守”二字是实现法律权利进程中的义务。法律权利表明每个个体可以自由地行使或放弃，其付出的成本是不得对他人的权利造成侵害。法律规定了法律权利的合法性，但正是这种合法性却又给每个人标明了享受权利的界限与尺度。

（三）法律权利通过法律手段救济的必要性。法律权利表明任何个体依法所拥有的权利不受他人侵害，受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得补救，以此恢复原初的状态。被侵害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法律救助，其原因在于，一旦某人的行为具有了法律权利的属性，同时也就具有了对抗他人和群体的社会力量。从本质上看，法律权利是个体与整体这个关系中所处的自主地位的一种标志，形式上则表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构造。一个人行使享受权利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将对他人、乃至社会、集体产生某种“影响”，法律权利的影响力始终是在秩序范围内的；法律限定主体权利的范围和程度；确定了他人和其他主体应采取的相应行为，意味着必要时国家机关强制性参与活动的可能性以保证权利的实现。

四、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紧随着格老秀斯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的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整的联合体。”之后，德国法学家普芬道夫阐释说：每个人都应当积极地维护自己以使人类社会不受纷扰，同时他又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推出：“任何人都不能对他人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人能在其诉讼中适当地控诉侵犯其平等权利的行为。”这两个观点一方面表明了普芬道夫强调法律上的平等原则，另一方面表明法律权利的主体的***性及法律权利遭受侵犯时可通过控诉得到补救。普芬道夫的推论加上沃尔夫的观点――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中不可能实现人的自我完善，那么马克思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光辉论断更加说明了在法律层面上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统一关系。

法律思考论文篇（2）

夫妻关系如何调整，各国法律均依本国的***治经济和民族传统不同而各具特色。中国自古就由“家国一体”的立法指导思想，为适应专制主义集权的需要，为体现统治者的谋略和睿智，多采取屈法入礼的治国方略，不仅“夫为妻纲”、“亲亲得相首匿”，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受着“法不入家门”观念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废除了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逐步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确立起来。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但它没有脱离1950年《婚姻法》的框架，有关婚姻关系内部的调整基本延续过去的做法：只对夫妻关系的调整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而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也没有涉及因夫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权利义务，法律更多的是关心夫妻与外部世界交往可能产生的纠纷，而没有基于夫对妻、妻对夫的个体身份权利的进行规范和保护，无论夫妻间的人身权益还是财产权益，都没有明确的细目规定与之配套，造成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夫或妻的某些权利在司法实践中难于保护或落实。修订后的《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完善了夫妻财产制、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加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主体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强化，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夫妻之间侵权问题，法学界就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夫妻之间侵权的法律救济等问题被再次论及。本文就此问题试做浅显探讨。

一、夫妻间侵权的内涵及类型

我国婚姻法中尚未出现配偶权的概念，无论是婚姻法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是将配偶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代称。尽管理论界对配偶权的问题讨论日渐深入，但配偶权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即便如此，也无碍于对夫妻之间人身权和财产权利益保护的探讨。

根据婚姻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夫妻有各自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夫妻双方有平等的婚姻住所决定权，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夫妻之间有日常的家事权［1］等，这些权利与义务是调整夫妻关系基本的法律准则。

夫妻之间的侵权，是指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违背了法律对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实施了危害配偶的身份权和以之为基础的财产权，使对方的人身、财产乃至精神受到损害的过错行为。夫妻间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特定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或受公法所保护的利益，这种权利义务具有确定性。侵权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项是基于婚姻而产生的权利，另一项是夫妻作为平等的一般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

夫妻之间侵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第一，侵权行为的主体为配偶的一方，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侵权行为的特定性，同居关系和其他非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夫妻之间的侵权；第二，侵权行为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主观上明知合法婚姻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受法律保护和不受侵犯而实施侵害行为；第三，侵权行为的客体是夫妻身份上的和基于人身关系而产生的财产上的权利，如一方对参与社交活动的自由强制干预或因给婚外同居者购置贵重物品而损害合法婚姻关系当事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拥有；第四，侵权行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夫妻一方实施了侵害婚姻法所规定的夫妻间合法权益的行为，婚姻关系的特定性决定了夫妻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夫之权利乃妻之义务，一方对其权利的非法行使便可造成对他方的侵害，而且侵害只要是针对夫妻身份利益的即可构成，它并非以发生有形物的损害为要件。此外，夫妻间的侵权往往带有对伦理道德的否定性，即夫妻间的义务有些并非来自法律，有些就是伦理道德上的义务，这种义务的承担靠的是伦理道德而非法律，因此，对这种义务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伦理道德的否定，例如，夫妻之间性忠实的义务。

夫妻之间的侵权根据方式不同分为两种类型：第一，以作为方式形成的侵权，其中包括一方违背夫妻之间相互忠实的义务与婚外异性同居给另一方造成的精神及物质方面的损害；一方侵害他方姓名权所造成物质及精神上的损害；一方剥夺另一方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所造成的物质及精神利益上的侵害；一方以作为方式妨害他方行使生育权而造成的损害（如未征得配偶另一方的意见而擅自实施计划生育手术）；配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包括由此造成的身体与精神上的损害）；一方滥用夫妻平等处理共同财产的权利、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等等。第二，以不作为方式形成的侵权，其中包括以不作为方式否定夫妻之间的同居权利为他方造成的精神方面的损害；不履行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给他方造成的损害；在应当行使日常家事权时放弃权利的行使而使另一方遭受的损害；等等。

二、建立夫妻间侵权责任体系的基础

夫妻间能否构成侵权，无论在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法律法规的不断配套，夫妻间侵权责任体系的基础已初步建立。

（一）思想基础

婚姻使社会的细胞，家庭是社会稳固的基础。历代统治者对夫妻关系的维护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夫妻相互间的关系如何，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看法。古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为尊、女为卑的思想，因此，夫妻关系成立之后双方人格互相吸收，这种吸收也绝非是夫妻双方对等地融合，实质是妻子的人格被丈夫吸收，而这种人格上的吸收必然导致财产上的吸收，古代的东西方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在结婚后成为男方的家庭成员，已婚女子恪守的“三从四德”和“夫为妻纲”以及夫妻之间的内部事务不应当由法律来干涉的意识，不仅成为法律准则，更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伦理要求和处理夫妻关系的准绳。这种情形中的妻子完全处于夫权的支配之下，不仅人格减等，更无财产权利可言。在资产阶级***中提出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使得婚姻契约理论出现，它承认了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具有平等的地位。该观念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已婚妇女的***人格权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在日益高涨的妇女***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西方国家的夫妻关系在法律上逐渐出现向夫妻地位平等演化的趋势。如英国1882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肯定了夫妻分别财产制，规定已婚妇女可以***享有一系列的财产权；1907年的法律又规定，妻子无需丈夫的同意即可转让个人财产。但是理念上的平等在私有制社会中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不可能成为现实，像美国这种受封建传统影响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其***后的100余年中，妇女的社会处境和家庭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中明文规定夫应保护其妻，妻应顺从夫。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依然规定“夫有权决定有关共同婚姻生活的一切事物”，未经夫之同意，妻单独处分个人婚姻财产无效。［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女权运动的深入，提高妇女地位，实现妇女***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主题。《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通过（1979年）与其在各缔约国的实施（1981年）正是对男女平等思想主题的体现。该公约第四部分要求缔约各国给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并特别强调“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物上对妇女的歧视”，尤其是应在法律上确认“夫妻有相同的个人权利，包括选择姓氏、专业和职业的权利”，确认“配偶双方在财产的所有、取得、经营、享有、处置方面，不论免费的或是收取价值酬报，具有相同的权利”。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和***府在《宪法》和《婚姻法》等法律中一直提倡和坚?帜信降鹊脑颍玫乇U细九暮戏ㄈㄒ妫乇鹬贫恕陡九ɡU戏ā罚蚀痈痉ê筒棵欧礁鼋嵌裙娑朔蚱藜彝ド畹淖荚颉L岢九夥拧⑾饨ㄋ枷胍馐兜挠跋臁⑹髁⒛信降鹊乃枷胍馐兑恢笔巧缁峁ぷ髡叻芏返姆较颉J谐【玫姆⒄购腿胧赖钠趸构愦蟾九媪僮判碌幕鲇胩粽健；叫压愦蟾九淖跃酢⒆灾⒆晕篮妥孕岩馐叮唤鲆痈鞣矫嫦迪帜信降裙讨械南蛩兀适薄⑹识取⒉患涠系匦降鹊乃枷耄嬲垢九臃缮系钠降炔饺胧导噬钪械钠降取?BR>（二）法律基础

从法律层面上看，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生活为目的的，以夫妻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这种结合是一种身份法上的行为，它不应当是双方利益的交换，而应当是主体之间利益的和谐统一，应当视为对本人、对方和家庭、社会的一种责任。双方一旦选择步入婚姻殿堂，其间的权利义务就由法律设定。作为其他法律部门共有的法律渊源和立法基础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体现在《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中就是要保护夫妻之间的平等地位和双方合法权益，"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是婚姻家庭关系立法的指导思想所在，是调整夫妻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探究婚姻关系的内在法律特征，首先在主体上要求缔结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是两个具有***人格的平等主体，只有在他们的意思表示一致基础上才能够组成的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联合体。对外该联合体具有整体的性质，对内夫妻双方并不因为婚姻关系的建立而使各自丧失***的人格，当事人双方***的民事主体地位是夫妻关系存续前提。婚姻关系中平等主体的特性使其属于私法调整的范畴，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此，婚姻关系的调整脱离不了民法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夫妻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遵循《民法通则》的一般规定，即当事人只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在不违公德、不影响社会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的条件下，双方不但可以充分地享有意思自治（如夫妻可就双方的财产属性进行约定），而且还享有法律对这种意思自由予以的保护。但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由当事人任意创设、任意更改，破坏了法定的权利义务，就必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对夫妻关系的调整是以假设为前提的，这是一种拟制的权利义务，法律上的权利，必定伴有相应的救济方式，使其在受到损害时得以诉诸公力寻求保护。这种公力的实现不仅靠程序法来保证，更为重要的是靠实体法中侵权条款的规定来使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对受害人实施救济。侵权条款设置的基本前提是侵权行为和侵权行为人的存在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夫妻间的侵权主体和侵权行为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果关系的存在也可被证据证明，若此类侵权行为在法律上因无法可循而得不到有效地制止，就社会功效而言会造成人们对法律的失望，会使当事人在得不到法律帮助的情况下采取一些非法化的自我救济途径，从而使社会秩序出现恶性循环、更多人的权益将遭致损失，这不符合立法者在创设婚姻关系调整规范时就夫妻间侵权问题设定以道德及公序良俗进行约制的初衷；就法律制度整体而言，势必存在体系上的缺憾，影响法律完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功能的实现。法律是一套活的运动着的制度，它通过对侵权行为的惩罚，不仅解决了致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又通过对致害人的惩罚反映了公权力对加害行为的否定评价，从而对潜在致害人进行了事前预防。纵览西方国家的民法、婚姻家庭法或侵权法，都有关于侵害配偶权而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有的还相当完备。如《法国民法典》规定，认为妻子不贞而给丈夫造成的精神损失可以金钱计算赔偿。英美法等国家把诱拐、通奸、***、离间夫妻感情作为对配偶权的违法侵权行为而规定要负赔偿责任。［1］建立我国的夫妻间损害赔偿体系制度，不仅有他山之石可供借鉴，而且就民事法律的侵权责任体系完善、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秩序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物质基础

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使家庭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得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出现了一些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特征：第一，家庭经济的发达使得夫妻经济上有了相对的***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双方收入的差距由大变小，收入由少变多，各自的经济能力由弱变强；夫妻各自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自己的私房钱，保持自我经济上的相对***性，可以使夫或妻个人的娱乐、休闲和消费活动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第二，夫妻***经济能力的提高使得夫妻个人财产的保护意识增强，婚前财产公证以及婚后对财产约定的现象越发普遍。虽然从当今的社会状况来看，夫妻共同财产制是比较符合我国传统的，也符合稳定社会主义家庭关系的需要。但是法律对夫妻共同财产有严格限制：一方面只有在夫妻共同体解体后这种共同拥有的状态才能够结束；另一方面，修订后的《婚姻法》在家庭关系一章中，专门规定了夫妻财产的法定个人财产制和约定制，在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2次会议通过《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的第19条，已彻底否定了婚前个人财产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不恰当立法（当事人自行约定的除外）。受传统思维方式和习俗的影响，国人未完全裸地在感情与金钱之间建造桥梁，相当一部分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就夫妻财产进行约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实行法定共同所有制和个人财产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约定将财产全部共同所有的诸多不便使得当事人双方选择此种方式者数量颇微；双方当事人约定实行共同财产制之时，不放弃个人财产制方式，既不损伤感情，又不破坏习俗，尚有可供自行支配的财产，比较优劣自然被视为首选；如此分析，现有国情条件下，选择共同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并行为绝大多数，他们每一方都有了可属于自己支配、不受他人干预的个人财产。立法者在修订《婚姻法》时，在权衡保护个人利益与保护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经济发展的趋向，有意将夫妻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分为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两部分进行法律调整，对外注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安全和有序发展；对内双方不仅人格***，可以完全***地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而且财产可以个人所有，有可以自己处分的财产，这种可形成实质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的财产制度，可以使当事人对内、对外都***地承担民事责任，从而使夫妻内部之间的侵权损害，受害方要求赔偿的，有了可以执行的物质基础。

三、夫妻侵权责任体系的构建

婚姻法的民法归属性、私法属性决定了夫妻间损害赔偿的性质。法作为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生活的介入和调整，不仅担负着帮助个案当事人解决纠纷、平衡利益的重任，其更为宏观的终极目标乃为实现一种社会预期，从而引导公民建立一套利己又利他的行为模式。按照传统的观念，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私人协议不得变更公法；私法规范具有任意性，私法的意思自治不仅在于确认私权的自主处分性，而且赋予意思自治优先于法律的效力，私法的任意性可以通过当事人单方、双方或多方的意思表示来排斥对公法的适用，避免公力对其的一种武断干涉。在私法体系中，特别是婚姻关系中，要彻底根除法制不健全、实行人治的时代留下的顽症，纠正将夫妻之间的矛盾视为家庭内部矛盾、不用法律即可调试的谬误，在运用民法的一般原理处理共同体内部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纠纷的同时，又要考虑到夫妻之间特殊的亲情关系与伦理性调整的特点，在个人权利的保护中，适当加入公法的渗透，把法律调整的强制性与民事调整的任意性有机结合。构建夫妻侵权责任体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

（一）明确夫妻配偶身份关系，确定配偶权及由配偶权派生出身份权的范围

现行法律有关夫妻间侵权行为法律责任体系欠缺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明确夫妻间的配偶权，特别是调整具有特定身份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核心法——《婚姻法》，没有明确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没有对夫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权利义务加以涉及，这种立法上的空白使得夫妻关系的法律调整不可避免地出现漏洞。因此，立法者必须正视夫妻人身关系的特殊性，在立法中明确规定配偶权的内容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身份权，为惩罚配偶间侵权行为和救济受害人创造前提条件。

（二）协调法律与道德对配偶关系的调整，确立配偶侵权的法律责任和例外性条款

法律确立配偶间侵权的法律责任，是依法治国和法律平等、公平原则的必然，是婚姻内部配偶间***平等人格权的强制保障；它体现着公法对私法的渗透，是当事人选择法律途径保护合法权益的根本保证。法律与道德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二者都是通过规范或确立某种原则观念的方法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婚姻关系的伦理性要求配偶之间关系的调整具有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协调性：若过分地依赖道德，容易出现漠视法律、轻视权利的现象；配偶关系中融入了太多的情感因素，若忽视道德的作用，又不利于缔造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氛围和提高婚姻家庭生活质量。因此，法律在制定配偶间侵权责任体系时，应当充分考虑婚姻关系私法的属性，在侵权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时，充分尊重受害当事人的合理请求，适度规定免除加害人民事责任的例外性条款。

（三）确立配偶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

责任承担是以义务的存在为前提，义务的性质受权利性质的制约。配偶间因婚姻而产生的权利和作为平等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性质决定了侵权责任以民事责任的承担为主，主要分为：第一，包括加害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具结悔过，人民法院依据职权强制对加害人训诫等在内的责任方式。第二，赔偿损失，加害人以***的个人财产对受害人进行物质和精神损害在内的赔偿。第三，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在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时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婚姻关系。

（四）采纳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强制终止制度[1]

对于发生在夫妻双方实行法定婚姻共同财产所有制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如果发生侵权行为、双方又无离婚的意思表示，但又需要依法由一方对他方进行损害赔偿，首先应裁定终止现行的财产关系，改而实行分别财产制并对共有财产实行分割，然后做出并执行赔偿判决。

四、建立夫妻间侵权责任体系的意义

建立夫妻之间侵权责任，既是婚姻关系中法定义务的内在要求，是婚姻关系民法属性的直接反映，又是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构建夫妻侵权责任体系，救济平等关系中弱势一方，不仅具有显著的社会现实作用，而且有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有利于增强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责任意识以及妇女的***主体意识，维护文明、稳定、和睦的婚姻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多数女性为了抚育子女、照顾家庭往往放弃了要求与丈夫平等地享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转而由丈夫去充分享有这些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放弃或让渡，固然有经济因素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仍然有广大的女性尚未完全从夫妻关系中依附地位的传统意识的制约中走出来，“嫁夫从夫”、为家庭牺牲等“夫权意识”旧观念仍然挥之不去，因此，在我国的法律中，常常出现“男女平等”的字样，“男女平等”法律语义的存在就暗含着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存在。一方面，在婚姻关系中权利宣誓性、道德性权利色彩过于浓重，这对于广大深受传统道德教育的妇女来说等于加重其受道德约束的力度，保护她们的***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无异于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婚姻法中关于夫妻间的平等权利维护往往需要借助于刑事法律，也就是说只有当夫妻间平等权利遭到犯罪的危害时，法律的救济作用才能发挥。法律界的一条公理是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但救济能否在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发挥作用，能否将违法民事行为用民事的方式解决，形成民事的惩罚和救济措施，特别是在婚姻关系尚未破裂，当事人只想以民事惩罚措施教育侵权人，使其更加注重合法婚姻存在的意义，更加明确承担法律义务的强制性和严肃性之时，建立夫妻间侵权责任体系既可弥补法律规范之空白，又可探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维护日益觉醒的依法维权意识、维护稳定及和睦婚姻家庭生活、在共同体内部稳固婚姻家庭的积极有效途径。

（二）有利于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等婚姻关系内部的侵权行为

家庭内部事务规范的封闭化的传统立法意识，跟不上多元化社会、开放经济、世界大同的时代步伐，无法满足法治社会权利意识的要求，不利于有效地实施对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就法律的示范作用而言，法律上就夫妻关系调整中不当的宽容反过来会造成对婚姻关系内部侵权行为的纵容，家庭暴力以及遗弃、***家庭成员等行为发生后，往往因为社会公力在对家庭内部事务中的救济不利而使得类似行为屡禁不止，这势必产生恶性循环，从而形成助长人们对法律的排斥心理、纵容婚姻关系内部一方侵害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肥沃的社会土壤，家庭暴力等极端行为则会愈演愈烈。因此，对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法律调整，在夫妻共同体内部，维护双方当事人***的人格和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正视原有法律中造成不平等因素存在的机制，使侵权人在违反民事法律的情形下承担必要的民事法律责任，是教育挽救当事人、制止家庭暴力等夫妻间侵权行为的必然要求。

（三）有利于健全救济机制，维护公平、效益原则

人在本质上都是趋利弊害的，如果能够在社会管理者所规定的条件下，从事法律所要求的行为，不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他就可以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和满足，那么，在多数情况下，他就会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人人知法守法而使社会减少违法犯罪就可以将社会管理成本降到最低；在各方均不违法而又有利益损失的情况下，法律必须通过责任和权利的不同配置，牺牲某些社会关系主体的个人利益，从而达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婚姻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部分，责任是对平等主体之间权利的最终保护；民事权利的自治性在于它是可以由当事人任意放弃或当权利受到侵害时主张维护的，当权利主体要求保护权利时，法律强制性的优势显而易见，道德调整的软性化无法满足当事人的需求。为有效地阻止夫妻间行为的发生，除加强道德宣传外，法律强制的制约机制必不可少。

法律设置损害赔偿的功能不外有三：一为遏制，即通过运用赔偿的方式使得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人为其实施的损害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使侵害人在对受害人支付赔偿金的过程中，在其财力受到一定的损耗的同时，在心灵上丧失从事损害行为的信心，从而遏制从事违法行为的意念；二为补偿，也就是说国家通过公力救助的方式，使得受到侵犯的权利人的相对利益得到补偿，从而强调国家对权利的保障；三为社会权益衡量，即国家通过衡量侵权责任设置过程中社会财富和人员间的组合关系达到最佳或是均衡，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保护平等地位的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

总之，任何法律的制定对必须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调整本国的各种社会关系。因此，在夫妻侵权法律责任体系制定的过程中，需要避免两种倾向的出现：一方面，以国情出发点，尽可能详尽地吸收外国和本国历史上成功的立法经验和成果，切不可一味地照搬国外成功范例而脱离国情；另一方面，也不必因过分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过分强调法律的本土化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最好的方法就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像其他社会事物或现象一样，既可以对其做出事实判断，也可以对其做出价值判断。”

[1]参见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2次会议通过《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1］参加杨大文主编：《亲属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1］参见江平：《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1]此观点借鉴陶毅先生，参见陶毅：《亲属间人身侵权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载巫昌祯、杨大文主编：《防治家庭暴力》，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1]刘星：《法律是什么》，北京，中国***法大学出版社，1998。

页：7

[姜虹1][1]刘星：《法律是什么》，37页，北京，中国***法大学出版社，1998。

法律思考论文篇（3）

国家行***赔偿，是指代表国家行使行***权的行***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职权的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由国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行***赔偿范围可以说是行***赔偿中核心的内容。行***赔偿范围有两层含义：它既包括国家对行***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也包括国家对上述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因此，行***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可赔偿的行***侵权行为的范围和可赔偿的损害范围。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规定，主要涉及到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等问题。

从国外典型的立法例来看，西方国家界定行***赔偿范围是以概括性规定为原则，特殊排除为例外，即在规定了行***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和国家责任豁免的范围之后，就不再对行***赔偿范围做具体规定和详细列举。而国家责任豁免所排除的内容，则主要为侵权行为的排除对于受损害利益不直接排除。但我国《国家赔偿法》在行***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针对实际存在的情况和现象，采取概括与列举并用的方法，规定了行***赔偿的范围。

行***赔偿的范围根据行***侵权行为可分为侵犯人身权的行***赔偿和侵犯财产权的行***赔偿。我国《国家赔偿法》在总则第2条作了如下概括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在第二章第一节对行***赔偿范围作了详细列举，具体范围有：

1．人身权侵权的行***赔偿范围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侵犯人身权的违法行为具体有：（1）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强制措施；（2）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3）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教唆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行为。（4）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与死亡的违法行为；（5）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2．财产侵权的行***赔偿范围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4条规定，侵犯财产权的违法行***行为具体有：（1）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处罚的；（2）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强制措施的行为；（3）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牌费用的行为；（4）违法侵犯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其他行为。

3．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5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行***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因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我国国家赔偿法之所以采取这种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立法体例。主要是考虑到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尚处于初创时期，无论是理论与实践经验还是财***能力因素都没有具备条件扩大赔偿范围，在法律适用中采取保守的态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

当今世界各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期。目前行***赔偿制度比较发达的英、美、法、日等国行***赔偿范围已日益具体、细化。当前，我国《国家赔偿法》颁布将近10年，对行***赔偿范围所作的界定还是比较窄的，尤其是一些当时存在争议的侵权损害行为的处理，既没有直接列举在赔偿范围之内，也没有被排除条款所包含进去，不利于实践中的应用。加之我国***治，经济体制改革速度惊人，今非昔比，国家承受能力的问题也将不再成为障碍，而权利保护的需要则会相对突出。另外中国随着加入WTO，与世界法律制度接轨是我国法律界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为此，应对行***赔偿范围进行调整，并逐步拓宽行***赔偿范围。

一、可赔偿的行***侵权行为范围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可能是直接的、人身上的或财产上的，也可能是间接的、精神上的。因此在可赔偿的行***侵权行为的范围拓宽上有以下几方面：

（一）精神损害。精神损害是指对人身造成的精神痛苦，她包括精神上的悲伤、忧虑气愤、失望等。从世界范围内赔偿法发展情况看，赔偿范围已经从物质损害赔偿发展到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已被许多国家纳入赔偿范围。在韩国、日本等国，一般认为国家赔偿法中所说的侵害包括精神损害。本文认为，精神损害虽然无形，但确实存在，其受害程度也并非完全不能确定，而且精神损害本身往往不会单独存在，在多数情况下都会再导致受害人物质上或身体上的损害，对一些受害人来说远甚于人身或财产损害，不给予适当赔偿难以弥补其损害。而精神损害在民法领域已经广泛地给予物质赔偿，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些成功的先进经验。同时国家在行***法律关系中作为具有权力、经济优势一方的主体，对精神损害亦应给予物质赔偿。因此，本文建议至少应将达到相当严重程度的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之列，并给予特定范围的、概括性的、适当的物质赔偿。

（二）对人身权含义作扩大解释。人身权，在我国宪法学中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以及同人身自相联系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在我国民法学中，将人身权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又分为亲权、监护权、著作权、发明权等。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纳入国家行***赔偿的范围的人身权损害，主要是人身权中两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即人身自由权损害和生命健康权损害。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民法、国家赔偿法都把人身权的范围规定得比宪法中规定的人身权的范围要小。本文认为，同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在法律中的规定应当一致。因此，国家赔偿法中的人身权的界定及范围应当和宪法的规定项一致，借鉴民法的有关规定，尽快完善起来，实现对公民人身权的最大保护。

（三）公民***治权利损害。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来看，仅对行***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予以赔偿，而对公民其它的权利损害则没有规定。人身权、财产权只是公民权利中的一小部分，也是最基本的，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人民对***治权利的要求也更加强烈，参***议***的能力和水平逐渐提高，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经济利益的获得。事实上，***治权利是公民的最高权利，是最能体现公民作为人的价值的权利。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治权利，并要求各级国家机关保障实施，造成损害应给予赔偿。行***法是全面落实宪法的一个部门法，更加要求全面保障落实公民的各项权利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本文以为，在我国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人民民主意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要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治权利的实现。（四）间接损害。间接损害与直接损害相对应，不是指实际已经受到的损害，而是指可以预期受到的利益损害，即现实可得利益损害（指已经具备取得利益的条件，若无侵害行为发生，则必可以实现的未来利益）。现行《国家赔偿法》立法时，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负担能力以及间接损害的认定与技术有一定的难度，中国国家赔偿法的操作经验不足的情况考虑下，采取有限赔偿原则，对于财产损害的赔偿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财***状况的逐步改善，财***负担能力的逐步提高及不设立对人身和财产间接损害的国家赔偿，对许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来说往往会显失公平等方面考虑，把对间接的人身与财产损害，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范围是必要的，也有利于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的稳定。当然，应将间接损害的赔偿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如对有合法证据证明的间接损失进行赔偿。

二、不承担行***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

不承担行***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又称为行***赔偿责任的例外或限制，西方国家的这部分又属于国家责任豁免的范围。不承担行***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上，本文认为以下几点要调整：

（一）抽象行***行为。

从众多国家法制传统看，国家对立法行为原则上不负赔偿责任，但这一原则很少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现在有部分国家对抽象行***行为进行赔偿，其条件包括：首先，立法行为已被确认为违宪或违法；其次，立法中并未排除赔偿的可能性；再次，实践证明，很多抽象行***行为因违法而被撤消、废止，对抽象行***行为的监督不断加强。所以，本文认为，考虑抽象行***行为主体对行为相对人损害的部分赔偿或补偿具有其必要性，同时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自由裁量行***行为

自由裁量行为属于具体行***行为。自由裁量权在国外早期一般属于国家责任豁免的范围。美国联邦侵权求偿法第2680条规定就有明确表示。在法律规定上，我国没有直接的依据将自由裁量权纳入国家责任豁免范围，但从行***诉讼法第54条规定看自由裁量行***行为仅在和显失公正的情况才给予纠正，实行的是有限的国家责任豁免。在赔偿诉讼中，自由裁量行为是否引起国家赔偿，本文认为，行***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主要是合理性问题，如果认为自由裁量行为都存在违法性问题，则设立自由裁量权失去法律意义；如果实行绝对豁免，则会导致行***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并在致人损害后以行为合理性为由主张免责，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因此，实行以豁免为原则，以赔偿为例外的相对豁免比较切实，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

（三）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行为。

法律思考论文篇（4）

提纲

一、劳动争议的种类

二、关于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三、关于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顾问关系

四、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

六、总结

劳动争议此话并非前卫、新鲜，但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却是永恒。现今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不断转换、劳动用工制度的不断推进，劳动争议案件正呈现明显上升声趋势。过去主要是因行***处分引发劳动争议，而当前已经出现了大量因福利、保险、待遇引起的纠纷以及因休息权、工作权发生的纠纷并在逐步上升。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资料统计，在1999年内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20191件，涉及劳动者493757人，同比增长28.3%和32.2%；1999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集体劳动争议9043件，涉及劳动者319241人，分别比1998年增长了33.6%和27%。[1]（P40）由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劳动仲裁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因此，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也相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劳动争议案件是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类型民事案件。现今面对着新类型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多，劳动法对其调整已渐显力不从心。作为劳动争议仲裁主管的劳动***主管部门，为了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年11月26日至1999年7月7日共颁布了有关劳动争议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62件，以调整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解决纠纷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现实的需要却还是相去甚远。最高人民法院面对以上的现实善，利用其有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定权利，制定了有关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共11件，最新的司法解释是《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此也为人民法院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提供了依据。但新类型案件的不断出现，司法解释的作用显然也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因此，我就想借助这篇文章来分析一下与劳动争议相关的几个问题，也希望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更好的解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纠纷。

一、劳动争议的种类

劳动争议也称为劳动纠纷，是指劳动关系双方（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或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因发生利益分歧而产生的争执行为。[2]（P70-71）由此可见，劳动争议的主体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而劳动争议是为实现劳动的权利与义务而产生的争议。因此，由于对劳动争议的内容、性质理解不同，变划分出不同的有关劳动争议的种类。

基于目前各国情况，劳动争议一般有以下分类：

1．根据劳动争议当事人是否为多数和争议内容是否具有共同性来划分，可分为集体劳动争议和个人劳动争议。在《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中规定，发生劳动争议的职工一方在三人以上，并有共同理由的，是集体劳动争议。争议当事人为职工个人和单个雇主（或其他用人单位）的，是个人劳动争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争议是具有阶级对抗性的。因此，国家不得不针对这两类不同的争议采取不同的处理制度；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争议中基本不存在对抗性的问题，所以我国对于个人争议和集体争议并没有分别规定两套处理制度，而是适用同一处理制度。但从未来发展来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日趋复杂，集体争议会逐渐增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认为在对个人争议与集体争议的处理程序中我国应该加以区别对待。

2．根据劳动争议涉及的内容来划分，可分为因劳动合同产生的争议、因执行劳动标准产生的争议和因遵守劳动纪律（劳动规章）产生的争议。通过这些内容的划分，我们可以感觉到劳动争议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如：因劳动合同产生的争议，包括因订立、变更、终止、履行劳动合同而发生的劳动争议。因劳动合同产生的劳动争议也是最频繁发生的劳动争议；因执行劳动标准产生的争议，是指因企业执行国家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正处于改革时期，制度较混乱，职工与企业之间因为工资、保险福利待遇产生的纠纷呈上升趋势，对稳定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处理好这类劳动争议的要求也变的异常急切；因违反劳动纪律（劳动规章）产生的劳动争议，是指职工对企业作出的因违反劳动纪律（劳动规章）而给予的处罚表示不服而引起的纠纷。这类争议往往涉及到职工的人格声誉，涉及到职工与企业之间劳动法律关系的存续。所以，处理这类争议就更加需要依法办事、尊重事实、谨慎及时。

3．根据劳动争议内容的性质来划分，可分为维护既定权利争议和争取待害利益争议。维护既定权利争议是指因解释或执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和劳动标准法规而产生的争议，其目的在于维护已经确认的权利，如双方当事人关于履行劳动合同中对工时、工资、福利待遇的规定而产生的争议。对于此类争议一般都具有明确的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双方产生分歧的焦点也是在于各自对合同规定或法律规定认识不一致而导致执行或解释中的纠纷；争取待定利益争议是指因变更现有的权利义务或要求确认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产生的争议，其目的是为了使某种利益得到确认，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如职工要求变更合同的内容，提高工资增长率等等。这类争议一般发生在双方当事人利益显失公平，缺乏协调的情况下，争议的一房要求得到某种利益或改变现有状况，另一方则不愿让与，此类争议多以集体争议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较为流行既定权利争议和争取待定利益争议之分，也是由于它和个人争议、集体争议相连。我国目前对此类划分并不明显，即使有也主要是以维护既定权利争议为首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劳动关系逐步复杂化，利益主体的逐渐明晰化，我认为争取待定利益争议也会在中国日益受到重视。

二、关于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从理论上划分劳动争议的分类，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实务中更好的处理劳动争议，妥善解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在实践中一套良好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高效运行，对于出现的大量劳动争议的解决，其作用毋需置疑。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又称劳动争议处理体系，是指由劳动争议处理的各种机构和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它表明劳动争议发生后应当通过哪些途径、由哪些机构、以哪些方式处理。[3]（P482）我国《劳动法》颁布而确立了我国劳动争议的处理制度，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弊端日益清晰可见。就拿审理期限而言，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办案期限为两个月，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服裁决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一审法院适用民事程序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一般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结案；若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上诉法院审理期限一般为三个月，以上期限遇有特殊情况均可延长。据此，一个劳动争议可能历时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得到最终生效的判决，有的案件甚至耗时长达三年之久。试问，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在失去了维持

生计的工作之后，他们怎么可能还有精力消耗于漫长的仲裁、诉讼之中？因而，出于对劳动者的保护，对新问题的妥善解决，重构或者改革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也应该尽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这里我想谈谈解决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上的单轨体制与分轨体制的选择和劳动司法机构类型的选择两个问题。

（一）关于单轨体制与分轨体制

如何解决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上的弊端，实际上变涉及到是选择单轨体制还是分轨体制的问题。我国现有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有企业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三种，它们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逐步形成了法学界中单轨体制和双轨体制两种不同的主张。单轨制，即“调、裁、审”依次进行的体制，指劳动争议未能和解的，当调解机构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不愿调解时，应当先由仲裁机构处理，只有在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情况下，才由法院审理。我国《劳动法》第79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在实务中，我国现已确立了仲裁前置原则，形成了“先裁后审、一裁两审”的单轨制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分轨制，即“裁、审分轨，各自终局”的体制，指未能和解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不愿调解的，可以由当事人在申请仲裁和提讼之间自由选择其一；如果已申请仲裁，就不得再提讼，而且，仲裁裁决分终局裁决；如果已提讼，就不得再申请仲裁。其实，两种不同的体制都是各有利弊的。

单轨制的弊端在于：

1．它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不利于劳动争议的及时处理。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由于仲裁前置原则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是一套体制繁杂、期限冗长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上文中也谈及关于审理时限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劳动争议处理“一调一裁两审”几乎用尽了所有的争议解决手段，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

2．不利于当事人合法诉权的保护。根据现行法律，提起劳动诉讼的权利只有在仲裁机构对劳动争议受理并作出实体裁决后才能取得。但若仲裁机构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不予受理，那么案件就不能进入仲裁程序，而得不到实体的仲裁结果，当事人的诉权显然被不公平的剥夺了，其合法劳动权益也因此而得不到最终的司法保护。

3．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我国目前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具有准司法性质；另一方面，它又兼具行***性质，这就决定了边疆在进行仲裁时必须适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颁布的行***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而人民法院是***的司法机关，它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仅将以上的规章及文件作为参考。这样，对同一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仲裁机构与司法机构适用的法律并非完全一致，造成了法律适用的混乱，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单轨制在中国实行多年，也不能就它毫无益处。至少在法院具备审理大量劳动争议案件的承受能力之前，“一裁二审”的现行体制还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分轨制的优点：

1．它可提高劳动争议仲裁的权威性，节时省力，降低劳动争议处理的成本，使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2．它可以分流劳动争议案件，减轻劳动争议纠纷急剧增加给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带来的压力，从而提高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质量；

3．它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如一些选择司法诉讼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进入司法程序。

分轨制的弊端在于一旦出现绝大多数案件均被选择进入诉讼程序，超过了法院现有的承受能力，必将影响法院对其他案件的审理。其实，我认为只要赋予仲裁裁决以终局效力，确立仲裁机关解决劳动争议的权威，以上的顾虑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在经济飞速发展，机遇瞬息万变的今天，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劳动仲裁制度的机能，应当考虑变一裁两审为或裁或审，以利于及时妥善解决劳动争议。

（二）劳动司法机构类型的选择

为了补救劳动争议审理的不足，首先要从程序设置上解决问题，这已在上文提到；其次也应该从争议处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置上寻找突破点，使劳动争议的司法最终解决起到强化劳动法的效力，保障劳动法的有效实施的切实作用。劳动诉讼作为一种***的解决劳动争议的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当事人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由此也决定了劳动司法机构在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劳动司法机构的设置，各国情况不尽相同。英国在司法部下设有***于普通法院的产业法庭和上诉就业法庭，对协商、调解不成或由法庭直接受理的案件，产业法庭开庭听证，并进行裁判；当事人如果对裁判不服的，可向上诉就业法庭上诉。如果争议的问题是对现行法律有质疑，应继续到普通法院审理，变通法院经二审终局。德国则由职业法官及荣誉法官组成专门的劳动法院，实行地方法院、州法院、联邦法院三级审理。我国目前主要是以民庭审理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以民事法律代替劳动法律来调整劳动法律关系，这也就必然引发劳动争议处理法律适用的混乱。

针对劳动司法机构同现有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的应有关系，现已有几种不同的看法。

1．“***型”，即建立一种***于现有法院系统之外的劳动司法机构即劳动法院，以取代现有仲裁机构，由其专门行使劳动争议审判权，其审判组织由职业法官和工会、用人单位方委派的法官所组成。2.“兼审非***型”，即在现有法院内由民庭兼职行使劳动争议审判权。3.“普通专审非***型”，即在现有法院内设立劳动庭作为审理劳动争议的专门机构，但其审判组织同民事、经济、行***等专门审判机构一样，由职业法官组成。4.“特别专审非***型”，即主张在现有法院内设立劳动法院，作为专门行使劳动争议审判权的特别审判机构，其审判组织不同于民事、经济、行***等专门审判机构，由职业法官和工会、用人单位委派的法官所组成。[3]（P485-486）

我国选择劳动司法机构的类型，我认为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劳动司法机构与现行司法机构设置的衔接性，能充分利用现有司法资源；第二、劳动司法机构的设置应体现三方原则，有效维护劳动者应有的合法权益；第三，劳动司法机构的设置应有有利于提高效率，促使劳动争议得到及时解决。基于以上的考虑，我认为在现有人民法院设立劳动法庭，作为专门行使劳动争议审判权的特别审判机构，由职业法官和工会、用人单位团体委派的人员组成，较为可行。这样不仅方便了当事人诉讼，也大大缩短了办案周期，提高了效率，有利于更好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关于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顾问关系

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在劳动争议相关问题之中看似一个小问题，很多学者似乎都不太重视，而当它们融入劳动争议的处理之中时，却又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劳动法律关系，是指劳动者与所在单位（用人单位）依据劳动法律规范，在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法律关系，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二者的区别：1.主体及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同。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必须是劳动者，且必然是自然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雇佣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没有隶属关系；2.国家干预的程序不同。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国家意志为主导，当事人意志为主体的特点；雇佣法律关系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3.形成的过程不同。劳动法律关系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雇佣法律关系则主要是在商品流通领域过程中形成和实现的；4.客体不同。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只能是劳动行为；雇佣法律关系的客

体，不仅包括行为，也包括物、智力成果及与人身不可分离的非物质利益（人格和身份）；5.产生的法律责任不同。劳动法律关系产生的责任不仅有民事责任，而且有行***责任；雇佣法律关系所产生的责任主要是民事责任、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

基于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的区别，在劳动争议处理之中必然有所不同。

1．法律关系性质不同，导致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程序不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因劳动法律关系而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中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即劳动仲裁程序是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雇佣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2．二种法律关系所适用的时效期间不同。劳动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间是6个月，且不存在中止和中断的情况，非基于不可抗力或者有正当理由，超过时效期间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雇佣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当事向人民法院讼时效期间为2年，且存在中止、中断的延长的情况，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当事人仅失去胜诉权。

3．二者所适用的法律不同。当事人因履行劳动法律关系而引发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方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雇佣法律关系在履行中所发生的争议，主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明确了劳动法律关系与雇佣法律关系的区别，有利于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争议进行正确的诉讼，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对于不同性质的劳动争议的法律适用的正确选择。我提出着一点也是希望能对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一定的作用，能引起相关人员的注意，以便妥善处理好劳动纠纷，还劳动者一个公正。

五、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

在上文浅析中谈及了许多有关处理劳动争议的问题，但无论机制如何完善，法官、仲裁员的素质有多大提高，认定事实才始终是处理劳动争议的关键，举证者争议双方是否胜诉的焦点。因为法律只相信事实。在司法程序中，法律对于不同的诉讼有不同的举证责任规定，如在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行***诉讼程序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而在劳动争议的处理过程中由于劳动者在管理中的从属地位也就决定了举证责任承担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例如：有一部分劳动争议案件，用人单位在履行有关法律行为时，不给劳动者有关手续，致使劳动者无法举证，如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发给开除、除名通知书等；也有用人单位作为劳动管理者，由其负责对劳动者进行考勤考核管理，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争议时，用人单位不提供原始的考勤、考核等证据，劳动者个人无法举证或举证不力的情况；并且劳动争议案件的证人大多是同一用工单位的其他劳动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等，他们可能拒绝作证或作伪证，劳动者要凭借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收集到充足的证据的。基于以上的事实，我们应该考虑采用两种举证责任制度。1.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是一种平等关系中的争议，应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申诉方负主要责任。2.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争议，是一种隶属关系的争议，应坚持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作出决定的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由以上制度我们也可以看出劳动者不是不承担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承担中劳动者首先应当举证证明自己的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即自己是与争议案件事实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其次应举证证明用人单位的行为使自己的人身权或财产权等到民事权益受到侵犯以及造成了损失等。只有在劳动者因非主观原因不能举证，而证明案件事实所必须的证据又被控制或用人单位能提供的，举证责任才倒置。通过以上的做法，既可以体现法律的公正、公平性，更可以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使劳动者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或举证不力而导致必然败诉。从客观上讲，也促进了用人单位严格依法办事，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

六、总结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年1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3年7月6日颁布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的劳动体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工资、职工培训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急剧上升，这就需要各级劳动行***管理部门、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几方的共同努力，通过制定各项新的配套规定、重构并完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从而解决劳动纠纷、建立起和谐的劳动关系。上文中我只浅谈了有关劳动争议问题的几个方面，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有待完善。任重而道远，也是我在组织这篇论文时的真实感受。总之，只有重视才会有发展。我希望今后劳动争议问题能在众人倍受关注之中走向完善，在中国建立起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参考文献：

法律思考论文篇（5）

提要：探望权制度是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增加的一项新制度。对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应如何理解，实践中应如何运用，都应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就这一制度产生的根源及探望权的主体、内容、行使及强制执行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一、探望纠纷与探望权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率有增无减。随之而来，离婚后父母探望子女的纠纷也逐渐增多。从司法实践来看，此类纠纷多由以下原因引起：一是错误认识。部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亲（或母亲）一方错误认为，既然法院把子女判归自己，子女就属于自己，与对方无关，因而不允许对方探望子女；而相对方有时也认为，既然法院将子女判归另一方，另一方就应完全承担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而与自己无关，甚至主动断绝与子女的往来，以达到推卸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二是报复心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出于对对方的报复、刁难等心理，故意以种种理由拒绝或设置障碍，甚至强行阻止对方对子女的探视，以对方的痛苦作为自己渲泄怨恨的通道。三是抚养费给付不到位。有的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因经济困难，一时给付不了抚养费，对方即以“不给抚养费别想看孩子”为由相要挟，故意阻断子女与父母他方的亲情与联系。四是错误教育，部分未成年子女在父母一方的错误教育下，对另一方产生错误认识，致使其在感情上不愿接受父母他方。五是探望权滥用。部分未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借频繁与子女见面之机干扰对方的正常生活，致使对方进行“曲线自保”。为解决这类纠纷，保证子女生理、人格、情感等健康成长，新修订的《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对1980年《婚姻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作了重要补充。该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这是一个很有人文意义的法律规定，对于离婚双方当事人的亲权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应该说，在《婚姻法》修订之前，这个权利也是存在的。因为离婚解除的只是因法律行为而产生的配偶关系，而不能消灭具有自然血缘的亲子关系。因此，不论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夫妻离婚后，任何一方都是有权探望子女的。只是在《婚姻法》对此无明文规定时，当事人一旦在探望问题上出现争议，总显得不理直气壮。现在，法律正式规定了这个权利，就使它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了名正言顺的法定权利。其后果就是确定了探望子女在一方是权利，在另一方就是义务，不履行义务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见注①）探望权，在有些国家或地区也称探视权或交往权，主要是指离婚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享有对该未成年子女进行看望并与之保持直接联系与交往的权利。该权利重在维护未与子女朝夕相处的父母一方与子女间的交往，保障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联络。建立探望权制度，既是亲子关系的本质体现，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当前，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父母一旦离婚，双方争要子女随其生活的情况非常普遍。但由于种种原因，子女通常只能与父母中的一方共同生活，而不得不与父母另一方分离。司法机关遇此局面，倍感为难与棘手。探望权制度确立的意义就在于，其一方面保证了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满足了其对子女关心、抚养、教育、亲近的自然情感需要，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情感伤害，有利于子女生理、人格、情感的健康成长；同时也为法院裁决此类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使许多子女抚养之争得到了缓和与化解。二、探望权的主体及行使（一）探望权的主体与内容根据新修订的《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探望权的权利主体为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义务主体为随子女共同生活的另一方。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父母子女既包括婚生子女与父母，也包括非婚生子女与父母、养父母养子女及同意继续抚养的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注解②）探望的内容既包括见面，如直接见面，短期共同生活在一起，也包括交往，如互通书信、互通电话、赠送礼物、交换照片等。（注③）探望以其时间的长短为标准可分为暂时性探望和逼留性探望。前者探望时间短，方式灵活。后者则探望时间相对长，且被探望子女可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两者皆有其优缺点。前者方式灵活，便于达成协议，但因时间短，不利于探望人与子女间的深入交流。后者时间较长，有利于探望人与子女的深入了解和交流，但是直接抚养人要承担不能与子女一起生活的不利后果，且需子女有较充裕的时间，探望人有较好的居住与生活条件，并不应有不良生活习惯，如酗酒、、***等。人民法院应根据探望权人的实际情况，本着“以未成年子女为基准”的原则来确定具体探望方式、时间和地点。对探望权的安排因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是周末探望和假日探望。如每周或每隔一周的周末，或是每月一次；署假或寒假的一段时间；重大节日或子女生日等特殊日子。法院在判决或调解协议中应对探望权的安排作出明确规定，增强可操作性，避免当事人在执行时发生争议。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协助义务一般包括，本着方便探望人探望的原则，协商确定合理的探望时间、地点、方式，或按照法院的判决或调解协议安排探望时间；当子女拒绝探望时，应做好子女的说服工作；不得设置障碍或教育子女拒绝探望，否则就侵害了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父或母的探望权利，应承担侵权责任。（注④）（二）探望权的行使探望权是一项立法权利。从法理上看，这种权利是父母基于亲子关系而享有亲权的一种体现。由于探望权的行使，涉及到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及子女的利益，因此立法上有必要进行法律调整。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婚姻法》在确定探望权的行使问题上，确立了当事人协议与法院判决两种方式，并且确立了“当事人协议优先”的原则。根据“协议优先”的原则，探望权的行使首先由当事人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探望的时间、地点、方式等问题。所谓探望时间是指在什么时间见面、见面所持续的时间长短。所谓探望方式是指暂时性探望还是逗留性探望等。协议可在法庭外进行，也可在人民法院调解过程中进行，协议的内容应记载在离婚调解书上。之所以由当事人协议，是因为当事人双方对自己和子女生活实际状况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使达成的协议不致脱离实际情况，同时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也容易执行。须注意的是，法院对当事人的协议内容应进行必要的审查，以确保子女的利益得到保障。但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离婚时往往存在敌对情绪，故当事人在协议时可能会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故意提出不合理的探望时间、地点与方式，有些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甚至拒绝就探望的有关问题进行协商，故在当事人协议不成或直接抚养一方拒绝协商时，探望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讼，法院应本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基本原则，根据当事人双方的实际情况，依法就探望的时间与方式等问题作出判决。（三）关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问题由于探望权是亲权的延伸，原则上只能赋予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也是如此规定。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作者认为应对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感情需要给予必要的重视。首先，现行《婚姻法》规定祖孙之间为第二位的抚养（赡养）义务，《继承法》也规定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可为代位继承人。如果相互间连接触交流的机会都没有，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有悖立法本意。其次，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策以来，一对夫妇一般只能生一个孩子。如不赋予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定的探望权，有违基本人情，也与我国良好的传统伦理与善良民俗不符。一些专家学者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途径：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把同祖父母、外祖父母长期共同生活作为确定孩子由父或母直接抚养的重要因素；2、在确定探望方式、时间、地点时，考虑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感情需要；3、特殊情况下，有条件地赋予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权利，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是监护人的，或曾与孙子女或外孙子女长期共同生活等。（注⑤）三、探望权的中止与恢复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法定权利，法律应该严加保护。但是探望权也涉及到抚养方与子女的利益，行使不当往往会损及相关人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修订后的《婚姻法》为平衡两者的利益，通过立法与司法解释严格限制了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与程序条件。《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中，请求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需要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依法作出裁定。中止探望权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从主体及司法解释看，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只能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以此作为探望权中止的唯一法定理由，体现了以未成年子女利益为基准的立法倾向。人民法院应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理由作出判决，不得任意中止探望权人的探望权。对于何种情形属于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立法及司法解释皆未明确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其情形主要有：1、探望者有精神病，丧失行为能力的；2、探望者有传染性疾病，影响子女身体健康的；3、探望者有酗酒、***、等恶习的；4、探望者对子女有暴力倾向的；5、探望者有骚扰子女的行为的；6、探望者有教唆、引诱子女实施不良行为的；7、探望者利用探望机会将子女藏匿的，等等。中止探望权对探望权人影响巨大，也可能影响到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因此立法及司法解释都规定中止探望权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中止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人民法院中止探望权必须经过审理，查明事实，询问双方当事人，并以裁定的形式作出。如果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已经消失，就应当允许恢复探望权的行使。既然探望权的中止是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确认的，那么探望权的恢复也应当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确认。人民法院接到有关当事人的申请后，应当认真审查当事人目前的情况，在确认当事人不存在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后，可以恢复当事人的探望权。四、探望权的强制执行问题修订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有关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探望权案件的执行，是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子女的亲权得以实现的法律保障。但是，因探望权纠纷的发生，多是由于夫妻在离异时就已矛盾重重，离异后无法心平气和地协商子女的探望问题而产生的。加上探望权主体、客体、内容及标的的特殊性，决定了探望权案件执行的难度比较大。本文现就探望权案件执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谈几点看法。（一）始终贯彻疏导教育方针。民事执行的标的只能是物与行为，不能为人身。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强制执行，既不合法，也不利于双方当事人矛盾的解决，更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法院在执行这类案件时，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与法制宣传工作，使当事人认识到父母子女关系是自然的血缘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解除，另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阻扰、拒绝对方探望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同时也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争取直接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主动履行协助义务，使案件得以圆满解决。（二）有关单位与个人协助执行。如果当事人双方矛盾激烈，难以相互配合，可以考虑由有关单位与个人协助执行。根据司法实践，协助执行的单位与个人一般包括：1）、照看子女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及其他相关人；2）未成年子女就读的幼儿园、小学及中学；3）、抚养子女一方所在单位；4）、妇联、居委会及青少年权益保护部门。由这些部门或个人协助执行，让他们经常性地做好被探望子女的父或母的疏导教育工作，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也避免给未成年子女幼小的心灵带来更大的创伤。（三）弄清子女拒绝探望的原因。司法实践中，不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探望子女时，子女不愿与对方接触，甚至明确拒绝父母一方看望的情形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法院强制执行探望时，孩子钻在父母一方怀中不露面，致使出现探望者近在咫尺却看不到孩子的尴尬。应该说，探望权不仅是父母的权利，也是子女的权利。法院应根据子女的年龄与鉴别能力，正确判断子女拒绝探望的原因，看子女能否***作出拒绝父母一方探望的意思表示，究竟是子女不愿意接受探望，还是受另一方的错误教育乃至挑唆而不愿接受探望。如子女年龄较大，有判断能力，不愿接受探望，就不能强制执行；如果后者，可根据情节是否严重，对直接抚养子女一方采取批评教育甚至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责令其改正错误行为，说服子女同意接受探望。（四）适度运用强制措施。对拒不履行探望权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虽然不能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进行强制执行，但可对有关单位和个人采取强制措施。这些强制措施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乃至追究刑事责任。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强制措施应该慎重、适度使用。强制措施如果运用不当，不仅可能无法维护申请人的权益，还有可能给未成年子女的身心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在执行过程中，应着重运用疏导教育、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及罚款措施，对拘留及刑事处罚应慎用。（五）完善现有法律制度。可考虑把不履行探望协助义务作为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理由及确立侵害探望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拒绝对方探望子女，或故意设置探望障碍，使探望权人探望不到子女，必然遭受精神痛苦。探望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于法理相符。同时，一方探望不到子女，使子女得不到父母双方的关爱，不利于子女身心的全面健康成长，理应成为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理由。注释：①杨立升、秦秀敏著：《论探望权及其强制执行》，载王利民主编《判解研究》，2001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②近年来，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特别是受离婚当事人年龄结构的影响，离婚当事人再婚是普遍现象。未成年子女与继父或继母共同生活的情形越来越常见，作者认为，为未成年人利益考虑，同意继续抚养的继父母可认定为探望权主体。③杨大文主编《新婚姻法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④杨立升、秦秀敏著：《论探望权及其强制执行》，载王利民主编《判解研究》，2001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⑤夏吟兰著：《民法亲属编离婚制度之探讨》，发表于《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法律思考论文篇（6）

关键字：物权行为理论；无因性原则；善意取得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认识方***

认识事物必有其方法，并且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方法，不管人们是否有意识地将它归入方***，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认识也不能例外。本文所讨论的物权行为理论的方***也只能是众多方***中的一种，笔者称之为“认识物权行为理论的宏观性、整体性原则”，但笔者认为，从这一方***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认识物权行为理论。所谓物权行为理论的宏观性、整体性原则，即把物权行为理论放在整个物权法体系框架中来理解物权行为理论本身，这应当成为理解物权行为理论前提性的指导思想。过去学者总是从物权行为理论本身出发来罗列其优缺点，进而普遍否定此理论，而不是从其在整个物权法，甚至于整个民法的体系框架内来理解它、客观地评价它，从而导致对物权行为理论认识的零碎化与片面性。

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发源地德国，法学家们一般把物权行为理论表述为三个原则，即区分原则、形式主义原则和抽象性原则。区分原则将物权变动与债权变动区分为两个法律事实，债权的变动要根据当事人间的意思表示一致，物权的变动要有***的物权上的意思，而且还要有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来加以证明。将法律性质不同、效力各异的物权和债权严格予以区分，不仅使物权概念明晰化、逻辑化进而建立起***于债权法的物权法体系，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法律行为理论，使法律关系理论最终臻于完善”[1]（P164），“系法学上一项重大成就”[2].在采债权意思主义的法国和采公示对抗主义的日本，由于没有区分或没有严格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出现了诸如这样的后果：在一物多卖的情况下，标的物已交付或已进行不动产登记的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真正的所有权，而未登记的或未接受交付的买受人不能取得真正的所有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也有一种“所有权”，这种结果违背了物权法的一物一权原则。在这里，法律将现实生活毫无实益的复杂化了，徒增困扰。

形式主义原则-这一常被我们所谓的“物权行为理论”所遗漏的原则-“既揭示了物权***意思表示的表现方式，又最终科学地支持了物权公示原则”。[1]（P167）而公示是物权支配性、排他性的必然要求和表现形式。物权公示产生的公信力可以帮助交易人建立交易信心、增加交易可确定性从而推动人们自由选择和行动，交易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公示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整个物权法的始终，而且在无数次市场交易中被人们实践着。“公示公信力是物权变动制度的灵魂”[3]，缺少了物权公示原则及由此产生的公信力，物权法无法成为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市场中的交易也会经常被阻碍和陷于混乱。

物权行为理论中被我们批评得最多的莫过于其抽象性原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无因性原则）。笔者认为，抽象性原则之所以遭到强烈反对，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将抽象性原则从系统完整的物权行为理论中抽离，切断其与区分原则和形式主义原则的固有联系，由此导致了对抽象性原则认识的片面化。另一方面，在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认识中，人们往往将传统的思维模式（即债权效力必然影响物权效力）强加于传统的思维模式所不能涵纳的物权行为理论（特别是抽象性原则），进而不能将两者摆在一个平等而***的地位上进行评价。他们总是“先入为主”，理所当然地承认前者的优点，对一些缺陷却常常忽略，而对后者有一种先天的排斥和不信任。这就为物权行为理论的理解制造了人为的障碍。实际上正是以公示原则为基础的抽象性原则，为保护信息不对称的善意第三人（使其不必要采取成本昂贵的自我保护措施）提供了最切实的理论基础，而“第三人是整个市场交易秩序的化身”[1]（P4）。因此，物权行为无因性实现的是宏观的、更高层次的公正，而这种“法律应将风险确定给能以最低成本避免风险的一方”的公正理念已被法律经济学所证明和推崇。

物权行为理论的三个原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区分原则与形式主义原则支持者物权公示原则，而物权公示又是抽象性原则的基础。总之，物权行为理论奠定了物权变动的基础，进而成为整个物权法的基础，它给物权法带来***性的变化，使物权法真正成为一个逻辑结构严谨的***的法律体系，而系统性、整体性和逻辑性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和历史传统，也是其立法所追求的目标。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借助于它（物权行为理论）可以把庞杂的现实生活关系以法律技术归纳整理，从而建立起层次清晰的可以控制的法律体系。”[4]如果不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而专注于细枝末节是无法真正理解物权行为理论的。

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

在对第三人的保护上，目前有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善意取得之争。善意取得的基本意思是，对交易中的第三人是否进行保护，取决于第三人对其前手交易的瑕疵是否知情。第三人对其前手的交易不知情的，其物权取得为善意取得，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反之，第三人对其前手的交易知情或应该知情的，则其物权取得为恶意取得，不受法律的承认与保护。而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即第三人作为物权取得人，其所取得的物权不受其前手交易的瑕疵的影响，直接受法律保护的原则。由此可见，善意取得实际采取“主观善意主义”，而无因性原则则采“客观善意主义”。

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而是各有优点也各有缺陷。善意取得的优点在于排除了对恶意第三人的保护，其缺点是因善意取得之直接根据是法律的规定而非物权之公示所产生的公信力，也就是说其弱化了物权公示的效力，即弱化了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在公示基础上的公信力，或者说仅“从消极方面涉及公信力”。无因性原则的优点在于强化了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从积极方面保障公信力”[5]，从而强化了对第三人的保护，其缺点在于对主观善意、恶意不加区分的保护，不合乎人们朴素的道德情感。另一方面，善意取得制度有客观化的趋势。在不动产领域，随着不动产登记的建立和健全，任何人已经无法在不动产领域内提出自己不知或者不应知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辩，从而使善意的认定明显客观化。在动产领域，由于现代市场交易的抽象性，要证明第三人的恶意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会越来越困难，这等于在向客观善意不断趋近。因此，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区别巨大、水火不容。从它们自身的功能来说，也并非谁可以绝对替代谁。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有殊途同归的趋势。对这样的制度进行立法选择就必须将它们放到整个物权法的背景当中予以考察。

笔者认为，在对第三人的保护上，应采用无因性原则，同时吸收善意取得制度的优点即排除对恶意第三人的保护。这实际上等于使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具有“推定”的性质，这也可以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证明，即推定第三人为“善意”，并发生“绝对无因”的效果，从而使第三人取得物权；只有当原权利人证明第三人属“恶意”时，才排除“绝对无因”效果的发生，第三人不能基于无因性而取得物权。这样既不违反无因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又抑制了存在极少的机会主义行为（即“恶意”第三人的行为）。对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

首先，公示是物权作为支配权、排他权本质的要求，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甚至也是整个物权法体系架构和制度设计的基础。因此，以公示为基础的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能够很自然的融入物权法体系，便于与物权法其它制度的衔接，而统一性和严密的逻辑性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特点和一贯追求。在这一点上正体现了理解物权行为理论的宏观性原则。

其次，现代社会是一个抽象的“非人格化”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重要特点就是交易的抽象性。发生在具体的交易场景中的每一次具体的交易活动，主要不再借助传统的“面孔管理”（对一个熟人的具体的道德判断）和各种具体的根植性网络，而是借助现代市场的抽象机制（对一个陌生人的范畴性理解或类型化知识）来消除交易成本，解决信任问题，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在每一次“购物”过程中，都市中的普通人都从陌生的销售者手中，用各种货币形式换取来自陌生的生产者的商品，这种交易形式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任何不安，因为他们对整个抽象市场具有一种卢曼所谓的“系统信任”[6].“系统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场交易陷入无序和不可知、不可信的状态的危险。这种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系统信任”在物权法中就表现为物权公示原则和公信原则。所谓公示原则，即物权的变动必须以一种客观可以认定的方式加以展示，从而获得他人、社会和法律认可的效力。公信原则主要指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即凡是符合法定公示形式的物权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就是权属正确的物权，他人信赖这种形式所取得的物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物权法通过公示原则及其权力正确性推定保护人们的这种“系统信任”，就是鼓励、保护人们的交易信心，减少交易成本，而交易信心和交易成本往往决定一个交易的规模、成败进而决定整个交易秩序，因为市场正是由无数个这样的交易构成。第三人是市场交易秩序的化身，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以公示原则为基础，强化了对第三人的保护，其实质是保护交易秩序自身。在交易中，只要按照正常的交易规则办事，第三人一般就没有交易上的过错。第三人没有义务了解其前手交易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瑕疵，法律只能要求他们充分给付与及时给付，而不能提出其它的苛刻要求。

再次，在合同被撤销或无效而买受人又将标的物出卖于第三人时，若不采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而采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第三人，就会出现“无权处分”问题，而“无权处分”被认为是一个“法学上之精灵”[7].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成功地绕过“无权处分”，使法律关系更加简明。

复次，只要有利益驱动而又没有外在惩罚，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恶意”的第三人总是存在的，而抑制机会主义是制度（法律）的基本功能。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可能将那些“恶意”的第三人也纳入保护范围，而这并非法律的本意和追求。因此在采无因性原则的前提下，应合理吸收善意取得制度某些积极的功能，即在原权利人能够以充分的证据证明第三人具有明显的“恶意”时，排除“无因性”即排除第三人取得物权的可能性。即使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发源地德国，由于善意取得制度在衡量交易公平方面仍然有积极的作用，故它虽然有缺陷，但是仍未在德国民法中彻底去除。[1]（P29）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恶意”的范围不可过大，因为对交易中的“善意”和“恶意”的判断毕竟不同于我们个人内心的朴素的道德情感。法律不能对市场交易者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法律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我们必须防止一种倾向，即试***以法律来解决一切道德问题，以道德思维取代法律思维。特别是在制定规范市场交易的法律时，我们应把经济伦理而不是道德伦理放在第一位。这并不是说法律不追求道德目标和社会公正，而是说在我们进入高度道德的完美社会之前，经济伦理更符合人性的现实即“经济人”的自利。那种过高估计人们道德水准、甚至违反人本性的法律，其结果只能形同虚设甚至与“美好”的目标背道而驰。

也许有人会指出，将无因性原则作推定解释岂不是回到了善意取得制度？笔者认为，推定的无因性原则决不等同于善意取得制度，尽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殊途同归。因为在推定的无因性原则下，法律将明确规定第三人取得物权是“一般情况”（第三人是同一个“有权处分人”缔结合同并获得交付），第三人不取得物权是一种“例外”（只有在权利人证明第三人属“恶意”时才排除其取得物权的可能性）；而在善意取得制度下，法律规定第三人不能取得物权是“一般情况”（第三人是同一个“无权处分人”缔结合同并获得交付），第三人取得物权是一种“例外”（只有第三人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时才能取得物权），虽然这种例外的情况已相当普遍。

三、物权行为理论的生活与平民基础

在物权行为理论的论战中，理论与生活、精英与平民的关系问题也直接或隐含地提了出来。如否定派认为，物权行为理论是人为的拟制，不是生活现实；物权行为理论过于玄妙，老百姓接受不了；物权行为理论是“理论上对生活的”等。笔者不仅关注这些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更关注这些观点所显示出来的法律对理论与生活、精英与平民的定位问题。

理论源于生活，为了生活，因为生活需要解释，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房龙所指出的那样：“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要求对不能理解的事物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没有，他们就创造一个。”[8]这就要求理论必须“高于”生活，即理论绝不是对生活的直观的简单的描述，因为直观无法解释直观。社会需要治理，而治理不可能是全民的治理，因此精英治理成为必然的选择。虽然精英来源于平民，服务于平民，但精英又必须“高于”平民（主要是知识、技能等素质），否则根本无法承担社会治理的重任。理论不能“高于”生活，就不是真正的理论从而失去理论所应具有的意义；精英不能“高于”平民，就不是真正的精英从而失去精英所应能发挥的作用。一个没有理论的社会、一个没有精英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理论“高于”生活、精英“高于”平民必须区分于理论脱离实践、精英脱离群众，而后者是我们必须克服的。社会需要理论、需要精英，但那种脱离现实的理论和自娱自乐的精英，对社会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平民并不反对精英，生活并不反对理论，只要理论和精英定位在服务于现实的生活和朴素的平民。正如鲁迅教导我们的那样：“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是自己的喽啰。”

理论应当解释生活，物权行为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物权行为理论的一个重大优势就在于其强大的解释力，它从逻辑上支持和解释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其对第三人保护的理论支撑和解释也远非善意取得制度所能比拟。虽然“人们在学习法律时对该原则的掌握毫无疑义地有些困难，但是这不能成为改变该原则的理由，因为这不是实践提出的要求。”[9]物权行为理论作为一种“高于”生活的理论，必然会超出一般百姓的理解范围，这是任何社会中的常态。理论指导立法，立法的功能在于提供事后解决纠纷的规则，公众不理解或掌握物权行为理论对交易的进行不构成任何妨碍，至于对法律的理解适用不是公众而是精英们（法官、律师、法学家等）的事情。正如台湾学者苏永钦所指出的：“物权行为把法律行为推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度，使它更能涵摄社会上多样而复杂多变的交易，而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争议时，提供更精致的正义，这里需要的‘本土化’，只到专家间的技术移转为止，还不必到使用者的层次，交易者不需要知道或‘认同’这些技术的细节，一点也不会影响交易的做成。”[10]

老百姓进行简单的买卖时不会想到要约承诺、物权契约、债权契约，因为生活不是逻辑的演绎。所以，以“通俗化、本土化及明了化”为标准否定物权行为理论，这等于是让一个老百姓亲自为物权立法，其实质等于“试***从买卖一个黄瓜的交易中制订出关于波音飞机交易的法律规则”[1]（P189），不切实际。以“物权行为理论过于玄妙，老百姓接受不了”为由来否定物权行为理论，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低估了精英，二是低估了老百姓。一方面，理论首先应当是精英的，正是精英创造着理论（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理论来源于平民大众的实践，因为不经过抽象的单纯实践无法成为理论，而且理论在某些情况下具有超前性），并将这些理论予以具体化，从而指导平民大众的实践。另一方面，平民百姓其实并不像精英想象的那么无知，而且百姓更看重的是某种理论指导下的制度能否为交易的公平和效率提供适当的规则和明确的判断，百姓不去纠缠制度背后复杂的理论问题。实践中，老百姓只要知道法律规定物权的公示手段及其效力，足以满足其交易的需要（不动产登记实际是以国家的信誉作为担保，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具有最大的可信性；而动产的占有与交付一般就是物权的表征，这符合人们的一般交易常识和习惯[1]（P77-78）），他们不会去探讨法律为何如此规定。即使是一个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法学家在简单的买卖中也不会总是考虑要约承诺、物权契约与债权契约，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

物权行为理论取舍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是十九世纪以萨维尼为代表的一大批德国法学家给我们上的生动的一课。它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抽象思维，什么是理论，理论究竟应发挥什么作用以及精英们应怎样抽象或创造理论。有学者在反对物权行为理论时指出：“就物权行为理论而言，它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它迎合了德意志民族的思维偏好，而中华民族是讲求实际的民族，自古则盛行实用主义哲学……”[11]言下之意，德意志民族的抽象思维和中华民族实用主义各有千秋、各取所需。但笔者认为，所谓的“实用主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一个国家的立法是不考虑“实用”的。与其说抽象思维是德意志民族的思维偏好，还不如说抽象思维是德意志民族的思维优势。而这种抽象思维的能力正是我们所不太擅长的，我们习惯于满足于一些感性的经验、仓促的结论和所谓的“业已公知公认的法律现象”，而不注重发掘支持这些感性的经验、仓促的结论和所谓的公知公认的法律现象的理论基础。如果说实践（生活）是理论的实质生命的话，抽象就是理论的形式生命，二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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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4）[M].北京：中国***法大学出版社，1998，160。

[8][美]房龙，圣经的故事[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7。

法律思考论文篇（7）

宪法适应性是宪法持续有效的逻辑依据。

美国1787年宪法宣称：“我们合众国人民，……制定和确立本宪法。”若干年后，有人认为，200年前那一代人的***中并不包括着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强加给后代的权利；他们的道德原则也并不必然就是我们的道德原则；他们曾经作出的同意也许对我们却没有强制力。从而提出了责难：“建国之父们的宪法就是我们的宪法吗？他们的社会契约就是我们的社会契约吗？”〔6〕这是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即：“前人”制定的宪法对“后人”一定有约束力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其依据是什么呢？对前一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前人”的价值观念与权利是无限的，对他们的子孙后代同样有效。无疑这只是理想，仅存在于早期起草《人权宣言》、《***宣言》的***家的思想中。托马斯·杰斐逊持另一种意见，即“后人”没有遵守“前人”制定的宪法的义务，〔7〕建议“宪法应于19年后自行终止”，〔8〕主张宪法每20年重新修改一次，〔9〕以使新修改的宪法对“后人”产生约束力。杰斐逊最早注意到宪法与不断变化的人民意志之间的冲突，提出了解决办法，在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他的主张有缺陷，第一，仍不能避免在宪法有效施行的20年内“前人”的意志与未参与制（修）宪的“后人”的意志相冲突或不一致，即使是?疲ㄐ蓿┫艿摹扒叭恕钡囊庵荆?0年内也可能发生大的变化，以致与原宪法代表的意志不一致。第二，20年后宪法所代表的“前人”意志可能仍然与“后人”的意志一致，则宪法无必要修改。第三，20年重修一次宪法，将严重损害宪法稳定性并危及宪法权威性。好在杰斐逊并未认真，在1789年之后的第19年里，他并未将宪法看作是自行失效的东西，他认为自己仍受保持、保护和捍卫宪法这一誓言的约束，而且充满信心地使之付诸实施。〔10〕中国也存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修宪的主张，在54年制宪时说：“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11〕过渡时期多长呢？“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12〕这部宪法也就大概管十五年。“宪法制定的时候就被确定为过渡性宪法，被作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一旦社会主义建成，宪法的使命就完成了，就要被完全的宪法所取代。”〔13〕但，75年修宪却不是因为过渡时期结束，而是因为想早日结束“这场看来是不幸的***”，“想通过九大来达到‘天下大治’，结束。于是需要制定一部全新的宪法”。〔14〕1956年即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以后长达19年中五四宪法仍有约束力吗？

杰斐逊、均未解决宪法持续有效的依据问题。笔者认为，宪法的适应性理论正是宪法持续有效的理论依据。

首先，宪法的适应性，使宪法具有能动的应变方式，适时根据社会变化作出反应，保证宪法与社会现实始终保持相对一致，这是“前人”制定的宪法对“后人”仍有约束力的重要前提。其次，宪法的适应性使宪法体现了“后人”的意志。宪法对社会变化所作出的适时反应，是现世人们意志的凝结。与社会现实保持一致的“前人”的意志被保留了下来，不一致的逐渐被修正或淘汰，“前人”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转化成了“后人”的意志。这是“前人”的宪法对“后人”仍有约束力的根本原因。宪法随社会现实不断发展，“后人”完全可以利用这套适应性机制去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宪法制度，而不须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再次，宪法的适应性反映了宪法不断发展的过程，宪法的适应性机制就是宪法的发展机制。

但是，宪法的适应性机制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一个国家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基本***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有宪法架构与社会现实发生彻底“位移”，宪法的适应性机制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全面修宪或重新制宪就成为必要。因此，宪法适应性具有相对性，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和基本***治结构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宪法适应性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二

宪法的适应性是宪法权威得以确立并有效延续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宪法的权威性，意味着，1、宪法是最高的法，任何法律、法规、行***命令都不能与之相抵触；2、宪法高于***治，一切***治活动都须在宪法规定范围内进行；3、宪法在道义上具有最高地位。宪法的权威性即宪法至上。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自身“具有最高法律效力”，〔15〕肯定了宪法至上原则。〔16〕宪法权威的根源有二，其一是宪法的民主本质，即宪法必须是民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宪法须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实则是民主棗多数人的意志至上的逻辑结论。其二是宪法的适应性。（一）宪法准确反映社会现实，是宪法权威的基础。（二）宪法通过自身的应变手段，使自己具备适应社会现实不断变化的能力，保证宪法与社会现实一致，使宪法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是宪法权威保持连续效力的根据。（三）宪法以其国家强制力使法律和行为合宪，这是宪法权威得以维持的保障。

宪法权威对宪法的适应性也产生极重要的影响。首先，保证宪法具有极大权威是宪法适应性的逻辑起点。宪法不具有权威，则宪法适应性及运作机制失去存在的必要。其次，宪法权威是宪法适应性机制发挥作用的保证。宪法没有权威，则宪法的各种应变手段也没有权威，最终失去保证宪法与社会现实达成一致的功能。再次，宪法权威制约宪法适应性机制作用的发生。第一，宪法具有极大权威，使宪法的适应性机制的应变不能轻易实现，这也叫“宪法不变”原则，如各国对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宪法诉讼等都规定有严格的程序。第二，宪法具有极大权威，要求宪法适应性及应变手段必须规范化，且有宪法上的依据。第三，宪法适应性以不影响宪法权威为条件。

三

宪法具有适应性是宪法法律性的必然结果。

宪法首要的是作为法律而存在。宪法的法律性意味着，第一，宪法和法律一样，都是强制性规范，宪法强制法律及行为合宪。第二，宪法必须由一定的机关加以适用，适用宪法的机关须享有宪法解释权，解释宪法是适用宪法的前提。第三，违宪者必须承担违宪责任，接受宪法制裁，违宪的法律无效。第四，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直接适用性，即宪法既是个体为维护或增进权益的辩护理由，也是法院进行裁决的直接依据。宪法的法律性是制度的价值所在。

对宪法法律性的认识及其实践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起点。早期的人们将自然法视为人们观念中的宪法，而宪法则是人们观念中自然法的法律化、条文化。〔17〕1803年前的美国宪法不是作为法律被适用着的，而是作为“神物”被供奉着的。〔18〕美国宪法制定初期存在宪法崇拜。〔19〕1803年，大法官约翰·马歇尔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把美国宪法变成了一部真正可以适用的法律，宪法具有了法律性。正如一位美国大法官说的那样，“我们在宪法下面。但是，被称之为宪法的是法官叫做宪法的法。”〔20〕此后，宪法的法律性受到人们普遍重视。20世纪，对宪法法律性的认识和实践有了很大进展，1920年奥地利首创，捷克和西班牙也建立了类似的宪法审判机构。1946年，法国设置宪法委员会。目前，设立的国家达26个，通过最高法院的行使职能的国家有14个。〔21〕值得一提的是，1989—1991年苏联、中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大多设立了，并将设立作为走向法治的标志。〔22〕这些的共同使命，就是通过行使司法性质的国家权力使宪法成为宪法。〔23〕宪法的司法化使宪法的法律性得以张扬。在我国，宪法学者也认识到了宪法应当具有法律的一般性质，〔24〕但我国实践中，宪法的法律性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甚至存在宪法“非法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第一，目前我国宪法仅限于在立法方面通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本法”所表现出来的对法律的适用性，不存在直接适用性。〔25〕第二，现行宪法规定了适用宪法的机关棗宪法监督及宪法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及其***会），但全国人大及其***会的性质及工作方式使之不能担当适用宪法之重任。〔26〕第三，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55年的一个复函中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准援引宪法条文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同样将宪法排除在可以引用的的范围之外。这两个司法解释阻断了对我国宪法法律性认识和实践的道路。

宪法适应性是宪法法律性的逻辑要求。宪法适应性在本质上是宪法作为法律规范对社会、***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协调状态，只有宪法作为法律规范直接适用于具体的社会现实，宪法的适应性才能显现。宪法的法律性决定了宪法的适应性。第一，宪法法律性的实质在于适用性，“宪法的法律性的最基本的涵义是：宪法可以且必须由适当的机关加以适用。”〔27〕宪法只有作为法律规范在具体的适用中才能表现出它与社会现实是否相适应。因此，“宪法的首要精神是实践”，“宪法的实践就是怎样使宪法成为宪法。”〔28〕宪法的适应性是宪法法律性的必然结果。第二，宪法对法律和行为的合宪能力以宪法作为法律所具有的强制力为支撑。对法律和行为不断地进行合宪判断与“裁决”，是一个司法过程，强化了宪法的适应性。

宪法的适应性也有助于强化宪法的法律性。一方面，宪法具有适应性，使宪法在社会现实变化时，通过自身的某些改变来适应这种变化，宪法不致成为虚假的宪法，保持了宪法的法律性。另一方面，宪法对法律和行为的合宪能力，意味着宪法以国家强制力排除了违宪的法律和行为，对违宪法律宣告无效，对违宪行为进行制裁，体现了宪法作为法律的最高效力。宪法缺乏适应性导致的可能后果是，（一）要么宪法起***治纲领作用，而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大法根本无用。”（二）要么宪法因社会现实不断变化修改频仍。前一种情况，宪法根本没有权威，后一种情况会损害宪法权威，二者都会导致宪法法律性的缺失。

可见，宪法适应性要求我们重视宪法的法律性。

四

宪法适应性是宪法稳定性的基础。

宪法具有适应性，表明宪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承受因客观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即宪法具有承受这种变化的能力。由此，带来了宪法比一般法律规范变动少即稳定性的特点。〔29〕宪法的适应性与稳定性有着内在的联系。首先，宪法的适应性必然表现为宪法的稳定性。宪法比一般法律具有更大承受客观变化的能力，必然通过宪法的稳定性表现出来。没有稳定性或稳定性较差的宪法，决不能说它具有适应性。笔者不赞同以下观点：我国从1954年颁布第一部宪法以来，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宪法中的许多基本规范并无根本改变，这也是宪法规范适应性的表现。〔30〕理由一，我国进行了三次全面修宪，五次部分修宪，虽然在一些根本制度上并无多大改变，但在内容上毕竟有了变化，而且这些修宪均是在宪法无法包容发展了的客观现实的情况下作出的，反映的只能是宪法的适应性、稳定性较差，决不能把频繁修宪解释为宪法适应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理由二，我国宪法由于不存在直接适用性，在实践中宪法常被束之高阁，甚至一些宪法规定与社会现实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违宪事件频繁发生，人们不以为意。我国宪法与社会现实的这种脱节倾向，使宪法对现实变化的承受能力之有无显得并无实在意义。经多次修改后的宪法，一些规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宪法对现实变化有多大的承受能力。理由三，即使五四宪法以后几部宪法我们也不能等量齐观，如七五宪法是起草者们对宪法基本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宪法完全从***治需要的角度制定的，是对“”在“法律上”的总结，是对“无法无天”的法律认定。〔31〕不能因为七五宪法也有五四宪法的一些规定就说它也是宪法适应性的表现。

其次，宪法的适应性是宪法应具有的内在属性，稳定性是这种内在属性的外显。稳定性是判断适应性的外在的、直观的标准。宪法的适应性应当体现为稳定性。但不能说，宪法具有稳定性就一定具有适应性。稳定性只是外观，可能只是假相。当宪法的***治性太强，法律性很弱的时候，特别是在将宪法作为推动***策纲领的工具时，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易出现脱节。如，我国五四宪法，施行21年，未进行过任何修改，比起七五年、七八年、八二年三部宪法而言，具有超强的稳定性，然而这却完全不是宪法适应性的体现，而是早已被弃置了。可见，宪法的适应性，不仅表现为宪法的稳定性，更表现为宪法在实践中与客观现实保持一致或极大程度地承受社会现实变化时所显现出来的稳定性。作为宪法适应性表现的稳定性，必须建立在宪法自身所具有的承受客观现实变化的能力或使法律、行为合宪的能力基础上。宪法这方面能力越强，稳定性越高，适应性也越强。

五

宪法的适应性，为实践提出了如下要求：

1、宪法须具有性。包含民主、人权、法治三个要素，〔32〕因此，宪法的性是指一国的宪法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以限制权力、保障人权为终极目的，并以法治为达成这一终极目的的核心原则。一部宪法是否具有适应性、稳定性及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宪法中民主、人权及法治的实现程度。我国宪法的适应性及稳定性较差，与我国宪法性较差密切相关。“今日的中国还不是实行，还没有达到现代应当达到的标准和要求”，“中国还没有实现”。〔33〕笔者认为，我国宪法缺乏性并进而影响宪法适应性，根本原因在于：近代直到当代中国的志士仁人都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价值观。〔34〕这是对基本价值严重漠视和偏离。〔35〕要加强宪法的性，须从的三个要素入手。“实现理想棗民主得到充分的发展，法治得到严格的实施，人权得到全面的保障，是全人类必然要走的共同道路。”〔36〕宪法的适应性取决于宪法是否真正体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势。

第二，宪法要具有科学性。从我国的实践看，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宪法指导思想要科学。彭真同志在1982年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说，“这次修改宪法是按照什么指导思想进行的呢？宪法修改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笔者认为82年宪法确立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保证了宪法的性质和方向。稳定是宪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其指导思想应具更强的稳定性，不得随意改变。然而，199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这次修改宪法是以***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的基本路线。”1999年修宪时，***撰文指出：“这次修宪总的指导思想是，根据***的十五大精神和实践发展，只对需要修改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作修改。”〔37〕***代会与修宪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严格说，93年、99年修宪指导思想并没有超出八二年宪法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宪法指导思想的科学性要求，一方面指导思想要抽象、概括，只须明确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即可；另一方面，宪法的指导思想还要与性结合起来，应将民主、人权、法治一同确立为宪法的指导思想。还应注意，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根源于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它应建立在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之上，而不是一些具体规律之上。2、宪法结构要科学。七五宪法“史无前例”地先规定公民义务，再规定公民权利，这样的结构有违宪法的根本精神，应当避免。现行宪法结构的欠缺表现在：一是宪法中某些条文缺乏实施标准，必须进一步完善。有人说，宪法规范没有制裁或法律后果，这是不正确的。宪法作为法律，其规范也应包含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个部分。现行宪法规范逻辑结构不完整，它规定了权力机关、行***机关、司法机关的职权，却未规定不依宪行使这些职权的责任及怎样负责，也没有规定违宪构成、违宪责任。二是宪法没有规定追究违宪责任的程序。三是未形成有效的宪法保障机制。八二宪法起草时，曾设有宪法保障一节，规定了宪法委员会。〔38〕正式通过的宪法删去了这一规定，改为全国人大及其***会履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而实践中，这一规定流于形式。这是我国建设最大的失误。3、宪法内容要科学。什么样的内容纳入宪法，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宪法具有中国特色，即把根本制度、社会制度规定在宪法里。”“这一特色导致修宪频繁的可能性。”〔39〕笔者深以为?弧D扇胂芊ǖ哪谌荩悸撬匦胧歉拘浴⑷中缘奈侍猓欢夷扇胂芊ㄊ保挂悸蔷×恐还娑ㄔ颍灰斯娑ň咛逯贫燃安僮鞒绦颉A硗猓芊ㄌ跷谋硎鲆蒲АS腥酥赋鱿芊ㄌ跷闹杏杏锓ㄎ侍狻！?0〕这要求我们在制宪和修宪时，要吸收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参加，保证其科学性。

第三，要健全和完善宪法的应变机制。宪法的适应性要求宪法具有一套完整、科学的应变方式，“一个没有改变自身手段的宪法便断绝了生命之源。”〔41〕我国宪法缺乏适应性的关键就在于应变方式的单调，将宪法修改当作宪法应变主要甚至唯一手段。修宪的缺陷在于，一，“修改宪法应该是困难的”，〔42〕这是各国家修宪的基本原则。各国宪法都从程序、内容、范围等方面对宪法修改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修宪的“困难”，使修宪不可能随时进行，两次修宪之间将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但也会出现宪法滞后于社会现实的情况。二，频繁的修宪对“宪法自身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造成损害”，“易于导致宪法的信任危机”，〔43〕从而有损宪法的适应性。三，我国自54年宪法起，“宪法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治目标的工具。”〔44〕宪法工具主义严重损害了宪法的根本价值，宪法的修改成为大幅度***策变动的标志，宪***为***治获取合宪性、合法性的工具。宪法与社会现实严重背离，最终被弃置一旁。因此，笔者以为，应慎用宪法修改。只有当宪法条文完全背离社会现实，原条文完全不能容纳社会现实时，才能考虑对条文进行修改。宪法解释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另一种应变方式，但是，宪法解释在我国是一种近乎虚置的宪法制度，“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实用原则和制度体系。……宪法解释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属于一种待建的制度。”〔45〕有人认为，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不足便在于没有健全的宪法应变机制，〔46〕这是很有见地的。完善宪法应变机制，要考虑，1、应变方式要多样化，2、各种应变方式须规范化，3、使宪法具有主动性、能动性，能根据需要随时作适应性调整，4、各种应变方式的运用不得损害宪法的权威和稳定。除慎用修宪之外，我们还应：1、健全宪法解释制度。现行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会解释宪法，然而“我们从未没有解释过一次宪法”，〔47〕根本原因是全国人大***会作为宪法解释机构具有不合理性，一是全国人大***会未设立专门承担宪法解释日常工作的机构，二是没有进行宪法解释的程序规定，三是全国人大***会本身可制定法律，让其监督自身制定的法律违宪与否，不符合法治原则。笔者认为，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宪法解释制度，不如把宪法解释权赋予适用宪法的机构，如设立的。同时，制定宪法解释法，对宪法解释的主体、权限、程序等作出规定。2、建立宪法审判制度。宪法审判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笔者建议设立***的，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承担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案件的审判工作，?⒃诟鞲呒度嗣穹ㄔ荷柘芊ㄉ笈型ィ魑芊ǚㄔ旱南乱患渡笈谢梗导识笾丈笾啤O芊ㄉ笈兄贫鹊慕ⅲ梢允瓜芊ǚ尚缘靡猿浞窒韵帧6遥ü芊ò讣纳罄恚瓜芊ň哂惺导钠犯瘛⒎⒄沟亩Γ幌芊ǚㄔ旱呐芯龀晌欣窍芊ㄓΡ浠蚍⒄沟闹匾绞健?、确认宪法惯例制度。宪法惯例既可补充宪法不足，又可使宪法的内容发生改变，而且宪法惯例也随着民主的进步而发生变化，陈旧过时的宪法惯例会被淘汰，新的宪法惯例会不断产生。惯例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完全不触动宪法文本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大增强了宪法的适应性。这是宪法重要的发展制度。我们应重视宪法惯例。

注释：

〔1〕有人将此称为宪法的现实性。参见《论丛》第1卷，17页；李步云《走向法治》，577页。

〔2〕〔7〕〔9〕〔28〕〔30〕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37页；228页；228页；41页；41页。

〔3〕《马恩全集》第6卷，292页。

〔4〕〔5〕《列宁全集》第15卷，309页；第10卷，441页。

〔6〕〔8〕〔10〕L·亨金《权利的时代》，117页，118而，118页。

〔11〕〔12〕《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25—26页；25页。

〔13〕〔14〕〔29〕〔44〕蔡定剑《历史与变革》，48页；113页；51页；48页。

〔15〕〔20〕《论丛》第1卷，13页；185页。

〔16〕信春鹰《依宪治国，继往开来》，1999年4月9日《光明日报》。

〔17〕王广辉《比较宪法学》，29页。

〔18〕〔31〕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376页；387页。

〔19〕〔42〕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治》，40页。

〔21〕〔22〕〔23〕莫纪宏《宪法审判制度概要》，44页；6页；1页。〔24〕许崇德《我国宪法与宪法的实施》，载《法学家》1998年6期。

〔25〕〔43〕〔46〕许崇德主编《宪法与民主***治》，102页；148页；156页。

〔26〕参见《论丛》第1卷，第52页；马长生等主编《法治问题研究》，185页。

〔27〕王天成《宪法的脊梁棗宪法的法律性论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1年1期。

〔32〕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377页；李步云《与中国》，载《法理学论丛》第1卷，589页。

〔33〕李步云《走向法治》，27页。

〔34〕王人博《文化与近代中国》，序；另见，蔡定剑《历史与变革》，第48页；许清：我国“宪法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载《法律与社会》1999年3期，聂咏青、刘衍明《关于修宪的思考棗访宪法专家许清教授》。

〔35〕谢维雁《基本价值论》，《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6期。

〔36〕李步云《与中国》，载《法理学论丛》第1卷，617页。

〔37〕***《这次修宪意义重大》，法制日报1999年3月14日。

〔38〕蔡定剑《中国宪法精释》，51页。

〔39〕〔47〕聂咏青、刘衍明《关于修宪的思考棗访宪法专家许清教授》。

法律思考论文篇（8）

导言

众所周知，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言论自由的案件时存在着依其内容的不同将言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并对不同类别的言论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做法。其中***治言论被认为是高价值言论而受到了最高的保护，商业言论则被认为是低价值言论，一度甚至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分层理论”。然而，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这种言论类型的划分标准却并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作出言论的主体。这种挑战传统言论分类标准的言论类型一俟出现就引起了探究第一条修正案的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最近更是凭借Nikev.Kasky一案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为其贡献其学术聪明。这就是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speech）。公司法人言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的产生，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一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的新课题作一系统介绍并对相关新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

一、美国言论自由分层理论

言论自由自6、70年代以来在美国一直得到了极高程度的保护。根据最高法院历经多年的探索所总结出的一套审判第一条修正案案件的原则，其对言论自由一般仅答应“内容中立”的限制，除非根据利益平衡的检验原则***府能够证实它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促进了重要的，或实质性的***府利益并且这一利益和压制言论自由无关、对言论自由所实施的附带限制和促进***府利益相比不那么重要。据此，言论自由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于基本权利的地位，甚至是憎恨言论（hatespeech）也能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学者米克尔约翰就曾明确提出过应对言论自由给予绝对的保护。那么言论自由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程度的保护呢？这和言论自由在美国学者眼中所具有的价值具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Tushnet等学者的统计，美国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形成的有关言论自由哲学基础的学说主要有三种摘要：追求真理说（闻名的“思想市场”理论即属于此类）、自治说和自我实现说。追求真理说以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为代表，主张“吾人所欲求的至高之善唯有经由思想的自由交换，才比较轻易获得，——亦即要想测试某种思想是否为真理的最佳方法，就是将之置于思想竞争的市场上，看它有无能力获得认可”，因此不到最后关头，***府绝对不应插手这一进程。自治说的主要代表则是绝对主义者米克尔约翰。米克尔约翰主张，言论自由实际上所保障的是人们参和自治（self-government）的权利；因为言论自由，确切的说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是保证投票者获取足够的智识以及情报（information）以便在投票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的途径之一。因此，正如选举权不应受到限制一样，言论自由也不应受到限制。自我实现说则以Emerson、Redish等人为代表。其中，埃默森教授认为言论自由通过不受拘束的表达和交换信念及观点来发展个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MartinRedish则认为言论之所以是不可侵犯的，是因为它培育了民主***治所追求的价值——个人对影响生活的决定的控制及个人的“人的才能”的发展。其中很难说哪一种在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可以说这三种学说共同对美国法院有关第一条修正案的判决发挥着指导性的功能，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具体说来，自治说在早期影响较大，自我实现说在较为晚近的时候则发挥着比较重要的功能。值得注重的是，这三种学说虽然着眼点不同，但强调的都是对言者（thespeaker）利益的保护。

那么根据上述理论，是否所有的言论都应该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的保护呢？首先，根据米克尔约翰的自治理论，对这个新问题的回答就是否定的。由于米克尔约翰论证言论自由价值的立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因此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治权利，只有和公共事务有关的“公言论”（publicspeech）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除此之外的其他言论都不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而只能受到第五条修正案的保护。而根据追求真理说和自我实现说，也只有对获致真理和实现自我价值，非凡是和实现民主相关的价值有促进功能的言论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据此，最高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言论的内容将言论划分为高价值言论——***治言论（或公共言论）和低价值言论——商业言论。只有能够促进言论自由价值实现的高价值言论——***治言论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美国宪法学界可以说对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摘要：制定第一条修正案的目的即使不是完全的也是绝大部分的是为了保护和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以此为基础，最高法院总结出了言论自由分层理论，即摘要：言论应根据其内容划分为***治言论（或称非商业言论、公共言论）和商业言论，***治言论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对商业言论则采取和***治言论完全不同的保护原则。

至于对商业言论具体采用什么样保护原则，不同的时代做法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可以以1976年的VirginiaBoardofPharmacyv.VirginiaCitizensConsumerCouncil，Inc.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来熟悉商业言论的保护原则。1976年以前，商业言论基本上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外，其中最高法院更是在1942年的Valentinev.Chrestensen一案中明确公布联邦宪法没有限制***府调整纯粹的商业广告，从而以判例的形式将商业言论从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内排除出去。而在1976年的VirginiaBoardofPharmacy案中，最高法院宣称，即使商业广告注重的是纯粹的经济利益，也不排除其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从而第一次将商业言论纳入了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而最高法院作出这一判定的根据在于摘要：就具体消费者而言，他从商业信息自由流通中所获得的利益即使不大于，至少也不少于他在日常的最迫切的***治讨论中所获得的利益。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商业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具有重大的公共利益。由此，最高法院就将商业言论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联系起来了。而1980年的CentralHudsonGasElectricCorp.v.PublicServiceCommissionofNewYork案则标志着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新的保护原则的成型。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形成了四步分析法来审判商业言论案件摘要：第一，必须确定表达是否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而商业言论要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至少必须涉及合法活动，并且不能误导公众；第二，所主张的***府利益是否重大；假如以上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第三，确定调整是否直接促进了***府主张的利益；最后，确定***府这一调整是否大于促进这一利益之必需。由此，商业言论被正式纳入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但是相比于***治言论，商业言论仍然被认为是仅仅具有“低价值”的言论，它只能得到法院较低程度的保护，一旦商业言论被证实是虚假的、误导的或者是鼓励非法活动的，法院仍将准许***府对其进行限制。

值得注重的是，在这一明确了商业言论的“次等”地位的分层理论中存在着一个较为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最高法院至今未对“商业言论”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司法实践中仅仅形成了一个对商业言论的模糊的熟悉，那就是所谓商业言论是“纯粹意在商业事务”的言论。正是由于缺乏对商业言论的准确定义，因此虽然最高法院并未将商业言论定义为公司法人作出的言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将商业言论等同于公司法人所作出的言论的倾向。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公司法人实际上在言论自由领域中成为了受到歧视的主体。二、一种新的言论类型摘要：公司法人言论

近年来，由于公司法人不仅仅在推销产品上发表自己的言论，还在劳工***策等公共事务甚至是竞选事务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speech）。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的言论类型的出现主要和三个案例有关摘要：FirstNationalBankofBostonv.Bellotti，PacificGasElectricCo.v.PublicUtilitiesCommissionofCalifornia以及Nike，Inc.v.Kasky案。在Bellotti案中，法院指出在民主社会中言论对为公众提供情报的功能并不因其来源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PacificGas案中法院则指出，公司法人所作出的和选举无关的***治言论不得仅仅因其公司法人的主体性质而受到限制，并且主张公司法人也应该和公民一样拥有“说和不说”的自由。也就是说，从这两个案件开始，法院开始在裁决言论自由案件时对公司法人这一主体性质进行考虑，公司法人言论由此开始进入法院的视野。当然，仅凭这两个案件还不能说最高法院已经形成了对待公司法人言论的成熟的原则。正如后面将要指出的，近年来最高法院在对待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的态度上日趋严厉，这和Bellotti案和PacificGas案的思路很难说是相一致的。而公司法人言论正式成为一种***的言论类型可以说还是始自于2003年的Nike，Inc.v.Kasky案。

耐克案虽然发生于2003年，但案由却可以一直追溯至1996年。在1996－1997年间，多种媒体广泛报道了耐克公司在东南亚的分公司***劳工的新闻。作为回应，耐克公司通过向各大学校长及体育运动管理当局邮寄信件、宣传品以及在各家报纸上刊登公开信等形式对上述报道进行了反驳。1998年，MarcKasky向旧金山高等法院对耐克公司及其5名管理人员提起了诉讼，指其上述行为违反了该州消费者保护法有关禁止虚假广告和不正当竞争的规定。针对Kasky的指控，耐克以言论自由为由提出了抗辩。基于言论分层理论，本案的焦点就集中在了耐克有关言论的性质判定上。假如法院判定其为***治言论，则耐克的言论将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Kasky的指控也就将被驳回；相反，假如法院判定其为商业言论，那么根据虚假的商业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原则，耐克就将在本案中败诉。法院在第一审和上诉审中都作出了对耐克公司有利的判决，其中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明确裁定耐克的言论为“非商业言论”。但是，在案件被Kasky提交到州最高法院之后，加州的最高法院却以4－3的比例了前面的判决，裁定耐克的言论为商业言论。在这种情况下，耐克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这就是引发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新问题争论的Nike，Inc.V.Kasky案。

几乎自最高法院同意受理该案之日起，耐克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该案之所以受到高度的关注，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本案所涉及的耐克言论性质模糊不清，如何定性非常困难。通常在认定商业言论时的依据有三摘要：出于经济动机；以广告的形式；针对某一产品。耐克公司的言论却不同于以往的商业言论而具有某种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的外表——耐克在媒体上所宣传的或表达的是耐克公司在海外的劳工***策，而这一言论的内容可以说是和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存在密切的关系的。因此，耐克案可以说是为最高法院解决精确划分商业言论和非商业言论以及形成一个针对公司法人言论的初步原则的新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最高法院在耐克案上也就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却是令人失望的摘要：它不仅回避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新问题，而且回避了对商业言论进行定义的新问题。最高法院以本案所涉及的新新问题尚不成熟为由，拒绝对耐克言论的性质作出判定，从而在事实上支持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值得注重的是，虽然最高法院维持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最高法院在声明由于这一新新问题尚未成熟而拒绝对其作出判定的时候所给出的理由正是这个案件涉及的是由商业言论、非商业言论和和公共新问题有关的言论组成的混合言论，这也就相当于承认了耐克案中涉及的言论在性质上和传统商业言论案件是存在差别的。

那么，公司法人言论何以能成为一种***的言论类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商业言论定义不明确以及混合言论的出现。正如上文中所论及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法人（大资本）日益参加到社会活动中来，其表现形态就是公司法人日益倾向于在社会事务乃至***治事务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其主体因素又决定了这样的言论通常混合着商业言论（广告）的因素，从而最终导致了混合言论的出现。实际上，早在Valentinev.Chrestensen案中就已经出现了混合言论，只是这种简单形式的混合言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并未引起法院和学者的重视。耐克案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混合言论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如何对其进行调整已经成为了法院和学者无可回避的新问题。

仔细考究之下，公司法人的言论可以分为三种摘要：商业言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和普通的***治言论。其中，商业言论实际上是一种和言论主体性质无关的言论类型，但实际上通常和公司法人这一主体相联系。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保护原则，并且在近年来表现出了提高对商业言论保护的趋向。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和公司法人的普通***治言论则和言论主体的性质具有直接联系，其中法院对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采取了严厉的限制原则，而对其他***治言论在原则上则给予同个人言论相同的保护。由于上面提到的混合言论就是因公司法人的普通***治言论和商业言论之间界限不明而产生的，因此，实际上公司法人的普通***治言论也难以真正得到和其他主体相同的保护。由此可以说，公司法人的言论在整体上都是受到“歧视”的。这就使得公司法人的言论具有了非凡性而成为了一个***的类别。

如同上文中所提到的，美国言论自由传统理论中只存在根据言论内容对言论进行的分类，而公司法人言论却是依据言论主体的性质进行的分类，因此这一新的言论类型的出现和传统理论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公司法人言论自出现之日起就对言论自由探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三、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探究领域的主要新问题

总结美国学者探究公司法人言论的主要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法人言论自由探究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新问题摘要：将言论划分为商业言论和***治言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是否应该受到严厉的限制？公司法人是否同个人一样享有言论自由？最后，公司法人言论是否构成一个***的类别？或者说，公司法人言论在性质上和个人的言论相比是否存在非凡之处？

如同上文中所分析的，导致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的言论类型产生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最高法院没有对商业言论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从而致使法院对于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进行合理的调整。针对这一症结，有学者呼吁最高法院应以耐克案为契机明确商业言论的含义。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对最高法院对言论进行分层、对商业言论和***治言论给予不同保护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从美国近年来的判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高法院对于商业言论的态度越来越趋向于缓和，商业言论在最高法院得到了越来越高的保护。近年来商业言论案件在最高法院保持着令人惊异的胜诉率摘要：在24件商业言论案件中，法院仅仅对其中的5件作出了答应***府对商业言论进行限制的裁决。我们知道，美国法院调整商业言论的原则成型于CentralHudson案，然而在最近的判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抛弃CentralHudson原则的倾向。在1993年的CityofCincinnativ.DiscoveryNetworkInc.案中，最高法院就首次正式拒绝了商业言论只具有低价值的说法；而在1996年的44Liquormart，Inc.v.RhodeIsland案中，法院更是拒绝了***府对商业言论所作的“家长式”的监控，肯定了商业言论对于听者的价值，并且非凡强调真实的和非误导的商业言论应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充分的保护。44Liquormart案之后就有学者指出商业言论从此再没有理由被当作另类的言论看待，而应该和***治言论一样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

商业言论之所以受到法院越来越高的保护和学理上对言论自由和商业言论熟悉的变化有关。首先，法院改变了商业广告对于公共利益毫无价值的看法，认为在当今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个人的经济决策决定的，因此这些决策是否明智、是否获得了充分的根据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样，商品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就对于言论自由具有了***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其次，最高法院之所以在答应***府限制商业言论上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也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法院担心假如给予商业言论以充分的第一条修正案保护会损害消费者和***府两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将无法摆脱不实、误导或欺骗性的商业广告，而***府也将无法惩治这些商业欺诈。然而，近年来，法官和学者都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有意见指出，即使是对商业信息也应该同其他信息一样相信消费者甄别对错的能力，而不应该答应***府对商业言论进行“家长式”的管制。最后，最高法院提高对商业言论保护也和由保护消费者利益转向保护言者的利益的动向有关。由于因商业言论而受到限制的主体多为公司法人，而公司法人在经济上又具有优势地位，因此法院认为公司法人因言论受到限制而可能遭受的不利影响较小。这样，在商业言论案件中，法院往往强调作为弱势的一方的消费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公司法人作为言者的利益。进入90年代之后，法院将更多的注重力放在了商业言论的言者的权利保护上，从而提高了对商业言论的保护力度。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自然对法院的言论分层理论提出了质疑，并且主张既然商业言论对促进言论自由的价值同样发挥着功能，商业言论同样事关公共利益，那么最高法院就应该对商业言论给予同***治言论相同的保护。

而和最高法院提高对商业言论的保护相对应的，是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日趋严厉的态度。根据1978年的Bellotti案，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的态度是摘要：不得因其言论主体性质的非凡性而对其予以限制。但是自80年代末开始，法院出于防治***治腐败的原因转向答应***府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一限制的范围被最高法院限定为含有明显的鼓吹内容的言论。进入21世纪之后，最高法院更是在2003年的McConnellv.FEC案中支持了一个全面禁止公司法人运用公司财产对竞选发表观点（实际上就是竞选广告）的法令，这一法令和传统限制不同的是，它并不考虑被限制的言论是否意影响竞选，只要提到了候选人的名字，言论即可被禁止，这样就使得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受到了***府高度的限制。

法院之所以答应***府对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进行高度限制，其主要理由就在于摘要：公司法人在竞选中运用巨额的公司财产的行为并不是对公司法人有关公共事务的观点的表达；对其进行限制之后，公司法人还可以通过专门的组织——PAC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防治腐败这一重大的***府利益同样也构成了法院答应***府对这一言论进行限制的理由。

针对最高法院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学者们同样也提出了质疑。根据ConsolidatedEdisonCo.v.PublicServiceCommission案和PacificGasElectricCo.v.PublicUtilitiesCommission案所形成的原则，法院对公司法人除和竞选有关外的普通***治言论给予了同个人同样的保护。那么防治竞选腐败的***府利益同样存在于公司法人的普通***治言论案件中，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对这一类言论也进行高度的限制呢？同样地，认为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不是公司法人观点的表达这一理由也可能存在于公司法人普通***治言论案件中。至于公司法人在言论遭受禁止后还可以通过PAC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公司法人作为一个***的主体表达意见的权利，同时也是将责任推到了PAC身上。

虽然最高法院针对商业言论和公司法人和竞选有关的***治言论的态度截然相反，学者们对这两个新问题的思索却可以说是指向了同一个新问题摘要：是否应该赋予公司法人以和个人同样的言论自由。然而，针对这一新问题又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质疑摘要：言论自由是一项“人”权，公司法人有资格成为言论自由的主体吗？

反对公司法人具有言论自由主体资格的学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维护人格尊严和个人自主。不论是采取上述三种言论自由哲学基础学说中的哪一种，最后都可以归结至这两点上。显然，公司法人既然不是“人”，那么自然也就谈不上人格尊严和个人自主的维护和实现了。其次，我们之所以保护言论自由，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在社会中占少数地位的观点不受多数观点的压制。由于公司法人，非凡是像耐克这样的跨国大公司往往拥有强大的力量，因此公司法人在言论自由的新问题上不仅仅不存在表达意见的障碍，相反，它的意见还经常是影响性的。从这一点来说，也不应给予公司法人以言论自由的保护。第三，从历史上有关言论自由的判例来看，言论自由和个人声誉的保护和欺侮、诽谤案件是密切相关的。而公司法人，就如同其不具有人格尊严一样，也很难说具有主张保护基于人格尊严的声誉的立场。

支持公司法人具有言论自由主体资格的学者则从反对“基于言者身份的歧视”（Speaker-BasedDiscriminatio）的传统立场出发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虽然公司法人发表和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的动机受到了质疑而被认为是受到利益驱动的，也就是和产品的推销具有隐蔽的联系的，但是从言论的内容来看却和个人所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么对于相同的言论，仅仅是因为公司法人这一身份的非凡性就予以限制，这是否公平合理？以耐克案为例，假如耐克的言论是由普通公众作出的，那么法院会要求***府证实言者具有明显的恶意；而对于耐克则不必要求证实其具有恶意，只要是虚假的或误导的言论***府就可以对其进行限制，这显然是有欠公平的。

无论学者讨论的最终结果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公司法人的确越来越多的对社会事务甚至是***治事务发表看法，这已经超出了传统言论自由理论所能调整的范围，拒绝赋予公司法人以言论自由的立场更是和这一事实相违反的。公司法人成为了言论自由的一个非凡主体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和其否认公司法人作为言论自由主体的资格，还不如探究如何调整这一非凡主体的言论自由。这就又回到了前面的新问题摘要：是应该将公司法人的言论作为一类***的言论给予非凡的调整，还是应该给予同个人言论相同的保护？

迄今为止，有关公司法人言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乎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究竟应该把探究的注重力放在言者的性质或者说身份上还是应该放在言论的内容上。值得注重的是，许多非盈利的法人和团体的言论自由都得到了第一条修正案的完全保护。实际上，第一条修正案的许多核心言论的主体都是非盈利法人和团体，如******、公众利益团体、学校等。那么是否是对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公司法人主体非凡性的原因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因为言论自由的发展历史已经证实了利益并不构成排除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理由。此外，个人也同样广告，如一人公司及律师。实际上，商业言论保护的发展历史和律师广告的密切联系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言论却并没有被法院“另眼看待”。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司法人的言论若因其主体的非凡性而进行非凡的限制，其合理性也就值得商榷了。

四、对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宪法学思索

以上谈到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领域中的几个主要新问题，也介绍了美国学者对于这些新问题的一些思索。需要提请注重的是，由于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新问题产生不久，相关的探究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其中有些新问题的探索尚欠深入，而对于公司法人的言论如何保护就更难说是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形成了成熟的意见。但是可以看出，学者们比较倾向于加强对公司法人言论的保护力度。针对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新问题以及上述这种倾向，笔者进行了些许宪法学思索，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方家。

法律思考论文篇（9）

【论文摘要】 在普通人眼中，飞行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从2009年至今，飞行员辞职事件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以来，国内民航业已有百余名飞行员先后提出辞职，类似案件已有70多起，这一现象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思考。文章在简要介绍我国劳动法对辞职权规定的基础上，说明作为劳动者的飞行员有权向航空公司提出辞职；并分析在其辞职后法律责任承担的相关问题，试***对这一现象作出法律解释。 合同关系存续期间，飞行员有无权利在航空公司无过错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辞职，结束双方履行中的合同，消灭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依合同法基本理论，合同一旦依法成立，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任意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就构成了违约。而劳动法对此没有类似于合同法的规定。那么飞行员与航空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到底是合同法还是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对于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确定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 我国现行劳动立法对劳动者辞职权的规定状况分析 在劳动合同中，由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质上地位并不平等，劳动者往往对用人单位有更大的人身依附关系存在。因此，劳动立法都采取措施对劳动者予以倾斜保护，世界各国都概莫能外。一般情况下，各国立法都赋予劳动者有单方面终止已生效的劳动合同，重新选择用人单位的权利，但这些权利的行使需要具备法定的条件和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申请的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这其实就是对劳动者享有重新选择劳动的权利的规定。此后《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32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超过三十日，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用人单位应予以办理。如果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既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也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这一规定实际上表明，劳动者不需要任何的法定事由，也不以用人单位存在过错为前提，就可据此（即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条件下）单方面地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劳动者的一项权利。法律同时规定，由于劳动者违反合同有关约定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向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劳动者违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不予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如果由此给用人单位造成了损失，劳动者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劳动者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解除劳动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不存在违约行为，用人单位就不能以存在违约为由要求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劳动者在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还需承担违约责任，那么法律对此的规定不仅多余，而且还自相矛盾。事实上，我国劳动法承认并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权，据此劳动者依法定条件和程序，行使辞职权，解除劳动关系，并不是违约行为。劳动者在依法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后，向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并不是违约责任，而是一种法定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对此作了修改，其第36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57条规定：“劳动者未依本法的提前通知期限通知用人单位，即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应当按照月工资标准的2倍向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可见，该草案明确只有在劳动者未依法定条件和程序向用人单位履行通知义务情况下，才向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规定就排除了劳动者履行法定条件和程序的情况下，仍被认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我国劳动法实际上规定了劳动者享有辞职权，即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无过错的情况下，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如果是在用人单位存在过错或双方经协商情况下，解除了劳动合同，则不属于辞职权的范畴。依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劳动者依法行使辞职权后，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飞行员是否享有劳动法规定的辞职权 劳动者是劳动合同中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其具体的法律界定不一而足。郑尚元教授认为，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取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自然人 ；王全兴教授认为 ，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此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 。通过比较分析可见，劳动者都是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都参与到劳动关系中，这两点对于劳动者的界定是相当重要的，但其中最核心的还是劳动关系的存在。 劳动法上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力所有者（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由另一方用于同其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 简单地说，劳动关系就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的存在表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仅存在财产关系，而且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动者应当服从用人单位用工安排和规章制度，其档案、组织关系等文件应由用人单位保管。那么，本文提到的飞行员到底是不是劳动者，下面我们就通过对飞行员的特性进行分析来判定。 （一） 飞行员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首先，飞行员是自然人，其具有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飞行员与航空公司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具有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相结合的属性。飞行员培训过程的一切支出都由其所属的航空公司负担，因而当一名合格的飞行员被考核通过后，就顺理成章地与培训他的航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这种合同一般并无期限限制，飞行员在人身关系上依附于航空公司，其档案、组织关系等一般均被航空公司所控制；而航空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飞行员支付报酬。可见，飞行员与航空公司之间并不是民事劳务关系，飞行员是劳动者，航空公司是用人单位；他们之间的合同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而应受到劳动法的规制。 （二）飞行员是特殊的劳动者 这种特殊性是相对于一般劳动者而言的。其一，飞行员培训周期长，花费高。对一般劳动者来说，其劳动力的积蓄和培养与用人单位关系并不紧密，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劳动者经过自己的积累达到劳动法和用人单位所要求的用工条件，才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而飞行员并非如此。飞行员的资格条件远高于一般劳动者，此外还需经过至少四年的理论与实践培训，花费航空公司大约70-210万人民币的培养费不等。因而飞行员作为劳动者，其劳动力的积蓄代价是高昂的。其二，飞行员的培养速度小于飞机的增长速度。据预计，未来5年，我国民航飞行员的缺口在1000人以上。而相应地，飞行员职业所具有高标准、高能力、专业化的要求，是不可能通过其他劳动者替代的。 飞行员作为劳动者，应当依劳动法第32条的规定，享有提前解除其与航空公司劳动合同的权利；但飞行员又是特殊劳动者，其辞职不仅是一个工作职位空缺的问题，还可能牵扯到国有资产流失和航空安全。因而就飞行员能否依法享有辞职权，目前情况下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飞行员是特殊劳动力拥有者，其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不能适用劳动法关于辞职权的规定；如果给予飞行员任意的辞职权，表面上看是遵守了法律规定，实际上与法律基本精神是相违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飞行员始终是劳动者，那么就应当依劳动法享有辞职权，至于辞职后给航空公司造成的损失，需要由其进行赔偿那就另当别论了。其实，飞行员辞职问题背后牵涉到诸多利益团体，本文认为，飞行员是劳动者，在其他高位阶或同位阶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飞行员无辞职权的情况下，其应当享有劳动法规定的辞职权，这是符合劳动法侧重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基本立法目标和原则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有必要放弃固有的国有资产包容一切的不适宜理念，正面迎接可能到来的一切市场竞争。依现行劳动法规定，如果飞行员辞职，给航空公司带来经济损失，就应当由其向航空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虽然赔偿数额较高，但这并不是最终否认飞行员享有劳动法辞职权的正当理由。 可见，飞行员与航空公司在法律上形成了劳动关系，飞行员虽然是特殊劳动者，但以此来否认其享有辞职权的说法是没有支持力的，如果由于飞行员的辞职行为给航空公司造成损失，即使进行赔偿，也与其享有辞职权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三、 飞行员辞职权行使后的赔偿问题 飞行员依法定程序和条件行使辞职权后，其与航空公司的劳动合同已经终止。那么，飞行员是否应当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呢？由于飞行员严重稀缺，而且航空公司在其培训过程中都投入了巨额费用，若重新培养飞行员又不现实，这些都导致飞行员辞职后往往被索取高额的违约金。这些赔偿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赔偿的具体范围又如何来确定，都是有争议的。 （一） 飞行员解除劳动合同后承担的并非违约责任 上已述及，劳动者依劳动法第32条及其若干问题适用中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予以办理，这是一项法定权利，不存在违约与否的问题。如果说行使这项权利的同时也构成了违约，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的法律规定既没有意义，也不符合劳动法的价值取向。法律规定劳动者辞职权的行使，如果造成用人单位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但并没有说这就是违约赔偿责任。因此如果产生飞行员对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那也并不是因为飞行员承担了违约责任，而是一种法定的责任。本文认为，劳动合同法（草案）的规定对于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倒更为有利，比较符合现行各国劳动立法的基本精神。即只有在劳动者违反了提前30天通知的义务的条件下，劳动者才向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否则，劳动者一概不承担责任。 （二）飞行员向航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范围的确定 依劳动法及其若干问题意见的规定，由于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有关约定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由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如果劳动者行使辞职权并未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则劳动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依劳动法的基本精神，这种经济损失应当是直接的、实际的、现实的经济损失，即个案劳动者所享有的、并非其他一般劳动者所能享有的额外权益。实践中主要由培训费、招收录用费用、住房分配费用等项目。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的辞职行为导致用人单位上述项目费用的经济损失，劳动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飞行员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赔偿的具体范围可与一般劳动者有所不同，下文仅就其培训费的赔偿问题作简要的分析。 飞行员辞职后，高额的培训费用是航空公司必然要求赔偿的，具体包括飞行员入职前的培训费和入职后的定期复训费。就拿入职前的培训费来说，本文认为并不应当由飞行员来单独承担全部赔偿。由于每培训一名飞行员大约花费70—210万元的费用，所以在飞行员行使辞职权后，航空公司往往要求飞行员承担与之相同或更高数额的赔偿。但实际上，飞行员在培训完成后都不同程度的在航空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就是说飞行员在领取工资的同时亦为航空公司做出了贡献，带来了收益。因而本文认为，飞行员辞职后应当承担的培训费赔偿数额应当为：培训费总额减去培训费总额除以该飞行员预计服役总年限乘以该飞行员辞职前已经在本公司的服役年限。这种计算方法对双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并且也符合《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依据问题的复函》第三条的相关规定。同样本文认为飞行员入职后的定期复训费的赔偿问题，在尚未有法律规范依据的情况下，比照上述入职前培训费的赔偿办法赔偿是较为合理的。 飞行员承担责任的性质与其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及承担责任的范围是直接相关的。如果飞行员承担的是违约责任，其最终赔偿的范围就有可能还包括航空公司的预期利益的损失；如果飞行员承担的是劳动法法定的赔偿责任，依照法定的赔偿范围明显要窄的多，仅包含了直接的、实际的损失。后者其实更符合劳动法的实质精神，本文也认为，飞行员辞职后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是法定责任而非违约责任，因而其具体数额也应依法确定。 小 结 飞行员作为劳动者，具有相较于一般劳动者的特殊性，但这并不影响其依据劳动法享有辞职权。由于现行的飞行员管理体制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所以飞行员辞职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得失。同时现行劳动法律制度不健全，使得在利益分割的驱动下，相关利益者往往用尽其可能的力量来达到维持其利润的目的。毋庸多言，这种做法与我国劳动法的基本立法目的是相违背的，同样也对市场经济法治化具有阻碍作用。本文认为，飞行员辞问题应当纳入法治轨道，尽可能在现行环境下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注释】 刘天利，西北***法大学经济法专业研究生，陕西嘉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郑尚元：《劳动法》，中国***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04版，第103页 黄越钦：《劳动 法新论》，中国***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参考文献】 1、 郑尚元：《劳动法》，中国***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04版 3、 黄越钦：《劳动法新论》，中国***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郭东杰：《公司治理与劳动关系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郑旺：《浅析劳动立法对劳动者辞职权的规定》，.ghs/bbs/htm_data/59/0601/62344.html 6、 《飞行员辞职法律问题研讨会综述》，.10yan/html/fzxw/2006-8/31/1752584_2.html 7、 杨鹏五：《飞行员辞职违约赔偿责任之探讨》，.deheng/qianyan/html/200610268032936.htm

法律思考论文篇（10）

一、外语必修制度的法律分析

我国现在有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幼儿园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语言文字进行法律规范，但现行外语教育制度在多方面违反以上法律法规。

1.外语必修制度使中国公民因为不懂英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马克思主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种法定的自由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涵义：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仅仅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受教育和职称晋升等权利，并不以掌握其他民族语言为条件。但是，在外语必修制度的要求下，许多人却会因为不懂规定的外语而被剥夺读中学、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受教育权，被剥夺职称晋升的权利。中国公民因为不懂其他民族的语言而被剥夺在中国的受教育权和职称晋升权，这显然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

我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规也对普通话的推广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外语必修制度的作用下产生的现实却是：一个中国公民普通话水平不高影响不大，可以考硕士、博士；但一个中国公民外语水平不高则直接影响一生的教育和发展，就是读函授、自考本科，也有学位外语考试在卡住你，更不用说读硕士、博士了。由此可见，外语必修制度把外语的地位置于中国人的母语之上。

笔者认为，对于外语学习而言，我们都应该和越南、泰国、韩国、埃及等其他国家的民族一样，不应该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被迫学习。更何况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并不是一个所有文化都需要向其他民族学习的。中华民族当然应该向其他民族学习，但这并不等于要求全体中华民族儿女都学其他民族的语言，而应该让国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选择。

2.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涉嫌违法。对高校的学位授予行为，中国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0年2月制定、1981年1月实施并于2004年8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进行规范。该条例对学位授予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学位授予条件分“课程考试成绩”、“论文答辩”(学士学位没有要求“论文答辩”)、“学术水平”三方面。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学位申请人就有获得学位的法定权利，因为这是条例明确规定的，任何高校都无权剥夺。以上三方面显然不包括外语四六级。

有人认为，外语四六级可以纳入“课程考试成绩”的内容进行要求。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的误解。因为大学开设的外语课，各高校在课程结束时都有一个课程考试，其成绩就是“课程考试成绩”，该成绩还记录在学生的档案内，具有“课程考试成绩”的法律效力。

有人认为，高校是不是可以用办学自来设定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呢？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法律已经对学位授予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人不可以违反。高校的办学自体现在课程设置种类、课程考试的难易程度、论文答辩的难易程度、学术水平要求等方面。某高校认为外语重要，可以增加外语课程考试的难度，但不能在条例规定的三大条件之外增加其他条件。

3.外语必修制度，不符合国际通行惯例。据笔者了解，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实际上，不但现在没有，就是纵观人类历史，实行外语必修的现象也是很少的。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有很多学习外语的，但一般只是鼓励、引导等，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与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挂钩的外语必修制度。

二、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弊端已经很严重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是在中国英语人才奇缺、以致于影响到中国当时外交工作正常开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执行该制度20多年以后的今天，在人才市场的英语人才已经大量过剩、而周边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又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该制度的弊端就显而易见。

1.消耗了国民太多的时间、精力。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学外语？这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我们不能否认，外语学习确实花了国民很多时间精力。

据有关权威机构的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上了。但是这些大学毕业生实际达到的外语水平确实十分有限。就是在已经取得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的学生中，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英语原文现代报刊，或能够比较流利地进行英语对话的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实际掌握的英语除了应付毕业考试、入学考试、证书考试以外，几乎派不上其它用场。

2.严重阻碍、扭曲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人才生态系统。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人才的形成由于受天赋、兴趣、环境、经历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多元的，是各有特点的。这种多元人才之间的相互补充，适应着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构成生气勃勃的人才生态系统。要保护人才生态系统，必须保护人才发展方向的多元性。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抑制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了人才生态系统。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也降低了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造成学生综合能力的欠缺，甚至拉大了中国专业人才与国外的差距。

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

三是阻碍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生活在中国广阔边疆地区的居民，由于他们和邻国居民长期友好往来，有不少还和邻国同属于一个民族，所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外语所必须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掌握邻国语言也就轻而易举。但是，在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要求下，他们却不得不学习对他们来说用途不大的英语，而实际上学英语恰恰是他们的弱项。所以，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或者因为学英语困难而荒废学业，或者因花费大量时间学英语而荒废其他专业，后果是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

3.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学会一门外语，应该学会用外语来听、说、读、写，而不是通过死记单词、琢磨语法、研究考试技巧来对付考试，使学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再次陷入“听讲—死记—应考”的怪圈，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也被迫再次循着“单词—语法—考试技巧”的老路走，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4.影响汉语学习，有损中华文化传承。2005年2月底，国家***副部长袁贵仁呼吁：不能重外语而轻母语；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其应用水平体现和直接影响着民族的教育、文化和素质。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已经很严重，已经影响了汉语的学习，损害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本来，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全球“汉语热”正持续升温，包括美英日韩等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可是在我国，国民对汉语却表现出一种严峻的冷漠。甚至在一些大学里，中文专业学生过不了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可写不出锦绣文章却没人计较。

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体，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结、弘扬民族文化都有极强的凝聚、教化作用。母语的衰落必将深刻地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5.阻碍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区域多元化发展。中国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在语种上限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少数几种。可是，中国国民对外语的需求远远不止这几种外语，而是几乎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对邻国外语需求一般要多一些。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对包括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泰国语、缅甸语等在内的东盟国家语种人才需求将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广西、云南等地目前都是执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制度，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等语种仅限于英语、日语、俄语等少数几种，这样就必然不利于西南地区培养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

三、依法理性重构中国外语教育制度

外语教育作为语言教育，有不同于数学、物理等一般课目的特殊性，它涉及到民族特性。不但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而且我国也有多部法律法规对语言有所规范。另外，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时代要求，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急需改革。笔者在此提出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和激励化的改革思路。

1.自愿化。一个人学不学外语，完全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将高考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第二外语考试科目取消，或者由高校自己决定是否开考；将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的第二外语科目取消，或仅作为任意选修课；取消职称外语考试。特别是应依法禁止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大学学位证挂钩的做法。

有人担心，外语学习自愿化以后，谁还会学外语呢？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如果学外语有用，会给学习者带来利益，那么，自然会有人学。其实，我们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主要是指英语，而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是没有纳入必修的，但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人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完全实现了自我动态平衡。

2.专业化。如果说中国目前在人才市场上出现外语人才缺乏的问题，那一定是外语专业人才缺乏，而不是全民外语水平的问题。有资料也显示，中国是翻译大国但不是翻译强国，因为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很多。造成中国翻译“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是外语专业人才少。所以，中国有必要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而不是把资源分散在全民外语普及方面。

法律思考论文篇（11）

美国学者JohnP·Richert区分了三种民众参与司法的类型，即平民法官（magistrate）审理制、陪审制与参审制（亦称为混合审判制mixedbench）（注：JohnP·Richert：WestGermanLayJudges，1983，P20.）。目前世界上采用平民法官审理制的国家极少，主要采用的是后两种形式。本文试***通过对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的比较研究，进而探讨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完善问题。

一、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的沿革与利弊

陪审制度最早起源于公元前5至6世纪的雅典。公元前6世纪，雅典著名的***治家梭伦实行改革，其中一项措施是实行陪审制度（注：参见陈盛清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当时，雅典并没有法官，案件主要靠陪审团审理，而案件越重要，陪审团人数便越多。（注：例如在雅典审理Aleiblades‘案件时，大约有1501个陪审员，参见Henry.Abraham，Judicialprocess，P109.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法庭是由501位雅典公民组成的。）现代的陪审制度实际上肇始于欧洲中世纪。波洛克认为，在法国卡诺林（Carolingian）国王时期的讯问制度中已出现了陪审。诺曼征服以后，该制度被带进了英国。（注：Pollock&Maitland，TheHistoryofEnglishLaw，140～143（2d1923）。）但更多的学者认为，陪审制度实际上起源于英国。11世纪，英国曾利用该制度对全国的土地进行管理。在1086年英王威廉一世的“末日裁判书（DomesdayB「内容提要k）“中，便具有对陪审制度的详细记载。起初，在某些案件使用陪审制度主要是为了发现非法占有的事实，以后，陪审员逐渐开始对被告提起刑事诉讼。例如10世纪的”伊德尔里法（TheLawofEthelred）便要求在100人中选12人到法庭，该12人应宣誓“将检控所有罪犯并保护无辜的人。”在亨利二世时期，受各方面压力，国王被迫对司法程序进行改革。1166年颁布“克拉伦敦法”规定：任何人如未被公众参与的控告，不受审判。而公众参与的控诉人应由12人组成，他们来自104个不同的城镇，负责对谋杀、抢劫等案件提出控告，此种制度逐渐形成为今天的履行检控职能的大陪审团制度。

12世纪中叶，英国的陪审团已具有双重职能：一是控告犯罪的职能，即“大陪审团”。根据12世纪的“克拉伦敦法令”和“诺桑普敦法令”的规定，每村里的每百户的村要选出12名代表，他们负责向法院告发在他们的所在地犯罪作案的嫌疑人。（注：参见孙斌：《英国陪审制度今昔》，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4期。）陪审员的检控主要依据的不是证据，而只是其对涉嫌犯罪事件的认识及怀疑。（注：SaraSunBeale：GrandJury，LawandPractice，WestGroupInc.1997.P1，P2.）但陪审员只能提出控告，无权作出被告是否有罪的裁决。二是事实审功能。在刑事案件中，要由陪审团通过审理，确定被告是否有罪。法官要询问陪审员被告是否有罪，而陪审员提出被告是否有罪和无罪，主要依据自己对被告的怀疑和确信，既不需要足够的证据，也不需要起誓。（注：SaraSunBeale：GrandJury，LawandPractice，WestGroupInc.1997.P1，P2.）在民事案件中，英国曾在1179年颁布了“诉讼程序法令”，其中授权被告决定是否在王室法院接受陪审，一旦被告决定选择陪审，则司法行***官便负责召集12名与当事人双方不存在亲属关系的人来裁决有关民事争议。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制主要运用于不动

产（如世袭土地）的权利的争议，以后逐渐扩大到违反合同的诉讼、非法侵入（trespass）、债务纠纷等诉讼。此种负责事实审的陪审团，就是现在所称的“小陪审团”或“陪审团（jury）”。

然而，英国的陪审制度至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并逐渐衰落。尤其是负责控告职能的大陪审团，因其不采纳遵循先例原则，对证人权力未给予充分保障等原因而受到指责。（注：SaraSunBeale：GrandJury，LawandPractice，WestGroupInc.1997.P1，P2.）因此，英国在1933年颁布“裁判管理（各类规定）法（***istrationofjustice（MiscellaneousProvisions）Actof1933，”对大陪审团的职能进行了严格限制，至1948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则完全废除了大陪审团制度。由治安法院负责审查的职责，并由治安法院作为预审法院审查各种证据、事实以决定是否对被告提讼。而小陪审团制度仍然保留，但其作用已日渐减少。如在民事案件中，根据1854年的《普通法的程序法》（TheCommonlawProcedurelaw）规定，如果当事人双方同意，可以取消陪审。1883年的《最高法院规则（The1883RulesoftheSupremeCourt）》规定，除诽谤、欺诈、非法私禁、和违背婚约等案件外，法院对其他民事案件的审判，有权决定不采用陪审。（注：参见孙斌：《英国陪审制度今昔》，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4期。）1980年的《平民的法院法》（Magistrate‘sCourtsActof1980），对陪审团的作用作出了进一步限制。限制陪审团的主要原因在于陪审团审理缺乏效率、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且在民事案件中总是愿意给予原告更多的补偿。（注：HenryJ.Abraham：JudicialProcessP116～118，P128.）

当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90％的刑事案件并没有陪审团参与。尽管根据1967年颁布、1971年修改的《刑事审判法》，修改了有关使各陪审团成员必须“一致裁判”的原则，允许陪审团可以以10∶2、10∶1甚至9∶1通过作出被告有罪的决定，但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仅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这些案件主要是欺诈和诽谤的案件。在所有案件中，陪审团参与的案件大约占5％。（注：HenryJ.Abraham：JudicialProcessP116～118，P128.）可见，目前在英国，陪审团并没有发挥较大的作用。

美国的陪审制度完全是在借鉴英国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者就将陪审制度带到了美国。1625年在弗吉尼亚开始采用英国的大陪审团制度，其他各州也相继效仿，与此同时，小陪审团制度也开始实行。1669年约翰？洛克曾为北卡州制订了一部宪法，其中专门规定了陪审制。在美国建国以后，尽管对宪法中是否应规定陪审制度具有不同的看法，但联邦宪法第3条第二项第三款规定：“审理刑事案件，除弹劾案以外，应由陪审团审判。该项审判应于犯罪行为所在地举行。如果该犯罪不在任何州内发生时，该项审判应在由国会以法律所规定的地区举行。”然而宪法中并没有具体规定大陪审团控告制度，对此许多人提出批评，认为应在宪法中予以规定。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受死罪或其他的名誉罪之审判，但发生于战时或国难时服现役的陆海***中或民间团体中的案件，不受此限。”从而确认了任何人非经大陪审团提出控告，不能强迫其接受严重刑事犯罪的审判原则。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要求“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应享有由犯罪行为地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而公开审判的权利。其区域的划分，应由法院先行规定”。从而要求所有的刑事案件实行陪审制。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在普通法的诉讼中，其诉讼标的价值超过20元，当事人有权要求接受陪审团的审判，经过陪审团审理的案件，除依普通法规定之外，不得在合众国内的任何法院再进行审理。”这就确认了民事案件也要采纳陪审制的原则。当然，宪法修正案的上述规定一直被认为对各地没有强制约束力，所以，也有一些州规定在其他州法院的案件审理中不适用陪审制。大陆法系最早采取陪审方式的国家应为法国。法国早在19世纪“加洛林”王朝时期，便已产生陪审制。但在漫长的中世纪，由于王权的扩张，审判权由国王所垄断，陪审制度便逐渐消失。（注：参见林永谋：《德国陪审、参审采行之理念上观察》，载台《法令月刊》第46卷第1期。）法国大***以后，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要求相一致，审判方式也要求民主化，因此1791年的法国宪法确认了陪审制度。在刑事审判程序方面，法国未采取大陪审团制，而由检察官代表国家对被告提讼。由于法国的陪审制是借鉴英国经验的结果，而法国与英国的法律制度并不相同，因此在实施中与法国国情不符。例如，法国刑法主张从严治罪，而陪审员常常因同情罪犯而对其从轻处理，这就与法国当时的刑事***策背道而驰。（注：参见张卫平：《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从而使这一制度逐渐由陪审而变为“参审”。即陪审员并不是***地进行事实审，而是与法官坐在一起审理案件。法官与陪审员共同评议案件，并就公诉方所指控的具体罪名进行评议，投票应当采用无记名的方式。（注：参见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按照法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担任陪审员必须是23岁以上享有各项民事和***治权利的公民，没有受过刑事处罚，没有被开除过公职，没有拒绝执行陪审员义务等的人士。陪审员由法官从不同的地区进行选择。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主要是劳动争议、商事争议、社会保障争议、农业借贷争议等案件。（注：参见张卫平：《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陪审制度尽管具有独特的特点，但由于陪审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因此陪审员参与审判更多只是具有司法民主的象征意义，而不能在审判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法律规定合议庭在作出有罪判决时，必须至少有八票同意，而法官仅在合议庭中占四分之一，但裁判意见基本上是由法官作出的。（注：参见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

二、参审制的沿革与利弊

参审制主要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在德国，古代日耳曼人曾有在部族内审判某人应听取民众意见的习惯，（注：大约在6世纪时，日耳曼人在部族内审判罪犯时，审判主要先听取参与旁听的人的咨询意见，在充分听取咨询意见以后，审判官才作出判决，该制度一直延续到法兰克福国王时期。）18世纪至19世纪初，在德法战争中，德意志屡屡败北，并最后臣服于法国。法国的法律制度随着法国对德国的征服的成功而对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莱茵地区完全引进了法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采纳了陪审制。然而，由于德国的陪审制采取的是英国的模式，此种制度在德国的实行中遇到了诸多的问题。例如，尽管德国对刑事诉讼程序实行改革，但仍然采取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法官有权指挥诉讼，有权询问被告并依据自由裁量传唤证人，而此种审判方式与陪审制度很难结合。因为陪审员参与审判，主要是听取双方的意见并作出裁决，陪审员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像职业法官那样组织诉讼、讯问被告甚至亲自调查取证。因此自1850年开始，德国许多地区如布莱梅、撒克逊、普鲁士等州改陪审制为参审制。由一名法官与两名陪审员组成审判庭进行审判并最终作出裁判，德国“参审法院之父（VaterdesSchoffengerichts）”的撒克逊邦检察总长舒瓦茨（Schwartz）极力实行参审制，认为民众参审使司法生气蓬勃、面目一新。撒克逊等邦采取参审制以后，因运作较好，从而逐渐在其他各邦中推行，普鲁士邦的司法部计划统一德国刑事诉讼及法院组织法，并在全国推行参审制，但因为巴伐利亚等邦不愿废除陪审制而未能实行。1877年德意志帝国立法采取陪审制与参审制并行方式。直至1924年，德国通过立法在全国彻底废除了陪审制，普遍实行参审制。德国战后的魏玛宪法虽然没有明确确认参审制度，但在第104条第5项有关审判制度的规定中确认“商事法官、参审员及陪审员，不得适用此等规定”，这实际上是从宪法中确认了参审制度。而在德国法院组织法第75、77条中也确认了陪审制度（该法律使用陪审而不是参审一词）。在当今的德国对各类案件均实行参审制。参与审判的公民又称为“参审员”（Schoffe），德国的法官法在草案中称为“荣誉职陪审员”，国会改称为“荣誉职法官”。他们与职业法官一起参与审判、作出裁判。一般由一名法官和两名参审员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判。参审员有固定的任期，每届4年，他们从事审判活动没有报酬，但有补偿，具体数目由法律规定。（注：参见张卫平：《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根据1985年的统计，在德国仅仅是刑事参审就有四万零五百名参审员，在人数上远比职业法官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德国参审制度发挥重要作用，但对于这一制度的合理性一直存在着争议。日本曾借鉴英美的经验实行陪审制，1923年公布陪审法，并于1928年开始实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陪审法被废止。不过，近年来，日本提倡司法民主的呼声日益强烈，法律界围绕着应采纳陪审制还是参审制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注：参见张卫平：《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5期。），但迄今为止，尚无定论。不少学者赞成使用德国的参审制，但也有学者认为有平民参与审判将会妨碍法官的***审判，且费用较大，不宜采取。

应当看到，参审制与陪审制各有利弊，由于参审员并不是与法官分离的，而是与法官结合成一个整体，共同听审、共同分析案件、共同讨论并作出裁决，这就避免了陪审制下法官与陪审员因各自行使职权而难免出现的矛盾，以及因法官不能与陪审员经常沟通和对陪审员进行详尽的指导而导致陪审员作出不适当的裁决的现象。参审制的最大优点便在于法官与参审员可以及时沟通。同时参审员与法官共同工作，减少了在陪审制下因陪审团的事实审与法官的法律审的区别而造成程序的极为复杂化现象，以及组成12人的陪审团所必须支出的庞大费用。

然而，参审制也有其严重的缺陷，表现在参审员的参审作用远不如在陪审制下的陪审员的作用。在诉讼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参审员实际上只是起到对法官的陪衬作用。一方面，由于参审员乃是从普通的民众中选的，不懂法律，且无司法实践经验，当他们与职业法官一起工作时，他们便不能像陪审员那样以自己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而只能听从法官的指导，以法律作为判断标准。由于他们作为普通民众对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具有一种尊敬甚至敬畏的心理，并自然产生权威趋从心态，所以在讨论并作出裁判时，只能听凭法官决定。（注：参见左卫民、周云帆：《国外陪审制的比较与评析》，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3期。）另一方面，由于参审员有自身的工作，参审只是其业余工作，所以他们不可能像职业法官那样有时间进行庭审前的活动以及各种调查取证等活动，对案情的了解不如法官详尽，对庭审中提出的事实与证据不可能像职业法官那样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所以在审理过程中，经常服从法官的意见，很难提出自己***的见解。所以尽管参审制以追求诉讼民主为目的，但民众参与诉讼的作用较之于陪审制是很小的。在德国关于参审制的合理性问题曾经展开过热烈讨论，赞成者认为参审制度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因参审员来自

于民间各个行业，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可以弥补法官知识的不足，参审员参与审判也能克服职业法官的职业偏见，并且可以减轻职业法官单独作出决定时的心理负担。而反对者认为，由未经法律专门训练的人参与司法审判，实际是由外行作裁判，会降低司法品质，一般人在判断事实时容易受偏见和外界的影响，尤其是受律师的影响。在许多案件中，往往是凭情感和个人的好恶作出判断而不是依据法律作出裁判。对一些稍微复杂的案件往往不知从何着手，因此最后还是由法官在作决定。由民众参审将会大大提高司法的投入与成本，而且也导致程序复杂缺乏效率。有人甚至主张取消参审制，参审制何去何从还有待于实践与研究。（注：参见苏永钦著：《司法改革的再改革》，第84～90页。台湾月旦出版社，1998年版。）

三、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

严格地说，我国的陪审制虽然在名称上称为“陪审”，但与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完全不同，其在形式上实际上与大陆法国家的参审制是极为相似的。我们所说的陪审，实际上是指参审。因为我国并没有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陪审员只是与法官组成合议庭参与审判，其本身并不能***地进行审判。当然，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司法民主，其在性质上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是有区别的。然而，多年来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陪审制度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我国现行的陪审制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学者建议应舍弃只陪不审、形同虚设为特点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代之以真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这就是说，要借鉴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将陪审团与法官行使职权的活动分开，由陪审团负责对案件的事实的审理，而由法官仅负责适用法律。（注：参见苏德海：《从陪审制度看裁判制度》，载《探索》1995年第5期。）

应当看到，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促使传统的职权主义甚至趋职权主义向对抗制方向发展。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逐渐引入到庭审活动中，这就为陪审制度的采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为陪审制必然要求陪审员以消极的姿态和冷静旁观者的地位，认真听取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和辩论，陪审制与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与职权主义则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实行陪审制，能够形成对法官行使权力的强有力的制约、有效的防止和贪赃枉法等行为，尤其是完全由民间人士充当陪审员，其不会听命于任何外来的干预，有助于促使司法的***，可以说实行陪审制会解决许多问题。陪审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强化司法的***，增强人民对司法的信任。由民众组成陪审团参与审判可以排除任何外来的对司法的干预，使司法保持***性。通过民众参与司法过程，可以促使职业法官过多的考虑社会生活实践，在裁判过程中，也要更多的依一般人的思考方式以及一般人所能了解的语言来进行裁判，从而可以增强民众对司法的认同和信任，也可使民众对司法程序产生更深的印象，尤其是民众能够认识到判决的达成与民众之间有密切联系，因此能够密切地关注裁判过程及判决结果，并能对裁决结果所形成的规则产生认同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普通法作为判例形成的规则能够为英美法国家的民众所认同。民众参与审判，提供了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员来自于民间，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与被告较接近，较之于社会环境隔膜的法官，更容易了解被告的心理及其所处的状况。可见陪审员的知识可以弥补法官的不足。由陪审团参与审理，可以使司法更贴近社会生活，更能反映民意。由12人组成陪审团，可以集思广益，减少错误的发生。由陪审团审理，可减少职业法官先入为主的偏见或成见，陪审团一般能做到客观而又耐心地听讼，并可促使其在裁判中兼顾法律与人情，努力使裁判反映民情和民意。

陪审制虽然有着上述优点

，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少缺陷，在某些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之所以逐渐放弃陪审制而采取参审制，而亚洲一些继受英美法的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之所以相继舍弃陪审制而采取法官裁判制，除了因审判方式、传统习惯等因素决定了难以采取陪审制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一制度的内在缺陷造成的。陪审制的缺陷在于：

1.因选择中立的陪审员的困难而难以保证裁判的实质正义。在美国，中立的陪审员的选择常常成为一件令法官十分头痛的事情，也成为律师的一项重要工作。不少律师聘请专家帮助选择陪审团，旨在将胜诉的希望寄托在其精心选择的陪审员身上，这就使陪审团很难完全保持中立。如何才能使挑选的陪审员都保持中立，不受种族、信仰、***治观点等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精心挑选陪审员，成为律师的一项工作，也成为一种游戏。（注：HenryJ.Abraham：JudicialProcessP116～118，P128.）如在审理华盛顿市市长MarionS.Barry一案中，律师设法完全由黑人组成陪审团，不让白人参与。在辛普森一案中，被告的律师专门聘请专家帮助挑选陪审员，从而使12个陪审员之中，有9个黑人、2个白人、1个美洲土著居民。被告最终被判无罪，确与此相关。美国许多案件表明陪审团在作出裁判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种族、宗教、***治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如布什当***时期，洛杉机警察金恩毒打一黑人市民，被陪审团宣告无罪，使黑人长期被压抑的愤怒终于发泄，从而引发***，导致40人死亡、200多人重伤。著名的辛普森案也表明了种族意识强烈的作用。因此陪审员从程序上说是公正的，但一旦陪审员的选择不适当，陪审员不能保持中立，而受到浓厚的种族、宗教、***治等因素的影响，则很难保持公正，甚至成为实质正义的敌人。

2.陪审员缺乏法律知识和经验，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判。按照美国的习惯，只有外行、缺乏法律知识的人，才能担任陪审员，在许多案件中法官认为陪审员不应“具有某种***治兴趣”或“受过良好的教育”，知道的太多会产生偏见。（注：TheNewYorkTimes，MayS，1974P1.）在陪审团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要给陪审团作出一些指示性意见。尤其是关于程序问题，如何分析证据等，法官有权作出指示。在民事案件中，对陪审团作出的结论性意见，法官有权予以撤销。例如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陪审团成员常常可能基于情绪化的原因而规定公司给原告作出过多的赔偿，法官对此种裁决有权予以撤销。但法官必须详细说明撤销陪审团裁决的详细理由。尽管其审理案件时具有职业法官所不具有的优势，但又存在着如下缺陷：第一，对于复杂的案件因牵涉事实原因，证据复杂，陪审员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和了解。第二，在涉及当事人作伪证等情况下，陪审员显然不如职业法官那样富有经验和具有判断力，甚至容易被伪证迷惑。第三，陪审员极易受感情的影响或驱使，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往往在法庭上，各自施展法庭辩术，希望凭三寸不烂之舌打动陪审员，而一些陪审员受感情驱使而偏向当事人一方，或易受律师的言词影响而不考虑客观事实，造成裁判不公。例如Kalven&Zeisel在其《美国的陪审制度》一书中通过对三千多个刑事案件的调查，发现超过75％的案件中法官与陪审团的看法不一致。而在不一致的案件中，大约80％的情况是陪审团对被告的态度比法官要宽大。在一些案件事实十分相似的案件中，法官单独作出裁决与陪审团的裁决确有不一致的地方，而造成两者裁决的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陪审团因不懂法律，并不是依据有关规则进行事实的审理。他认为陪审团与训练有素的、富有经验的、具有职业纪律约束的法官相比，显然不具有担当审判重任的能力。（注：HarryKaven，P6～7.）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由不懂法律知识的人从事审

判活动，其所依据不是法律而是个人的知识和民众的意愿，这不是实行法治而是一种人治。（注：HarryKaven，P6～7.）3.采取陪审制导致诉讼程序复杂、费用过大。一方面，组成一个为当事人及法官均能接受的陪审团，本身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常常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因陪审团的裁决大多采取一致同意或绝大多数人同意的程序，因不能获得一致同意或绝大多数人同意，不仅不能作出裁决，案件也要重新审理，造成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的浪费，使案件的审理时间拖延。英国从13世纪便要求陪审团的裁决必须一致同意（unanimityrule），即12名陪审员必须一致同意才能作出裁决。（注：参见孙斌：《英国陪审制度今昔》，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4期。）在美国，94个联邦法院除9个以外，都要求12名陪审员必须一致同意才能作出裁决。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一致同意作出裁决，则法官将解散该陪审团，并将该案件交给另一个法官审理。但联邦法院的规则对各州法院并无约束力，州法院的规定不完全一致。80％的州要求在民事案件中必须获得75％的陪审员的同意才能作出裁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事人也常常不愿选择陪审团审理的方式。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当事人自愿放弃受陪审团审理而改由法官审理的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约占80％，在民事案件中约占70％。尤其应看到，组成12人的陪审团，需要支付其费用，一个案件审理完毕，陪审团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也是庞大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改陪审制为参审制，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府不愿负担陪审团庞大的开支。（注：参见林永谋：《德国陪审、参审采行之理念上观察》，载台《法令月刊》第46卷第1期。）

陪审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仍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认识。从采纳陪审制的国家的情况来看，出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英国，陪审制度作用日趋减少，一些采纳陪审制的国家后改行参审制（如法国、德国），这似乎表明陪审制度的作用具有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自本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美许多国家纷纷采纳了陪审制，这一现象又似乎表明了陪审制的采纳具有增强的趋势。尤其是在英美国家对陪审制的作用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可见，关于是否应当采纳陪审制的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还要看到，在我国真正实行英美国家的陪审制，还将面临着如下困难：第一，中国的“官本位”的传统习惯很难接受陪审制。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民众的***人格意识和民主意识淡薄，而封建等级特权以及敬畏甚至崇拜“父母官”的心态较重。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权，但由于长期实行集中型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官僚机构的弊病并没有被克服，“官本位”的封建遗毒仍然严重存在。一般民众的普遍心态是权威与“官”联系在一起的，很少会想到司法权威会与“民”联系在一起。如果由普通民众充当陪审员，一般人恐怕很难臣服其权威性。第二，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民众历来是“重人情，轻法治”，不像英美国家，人民历来是“重法治，轻人情”。一旦由陪审员***审理案件并对事实作出裁判，则陪审员难免受人情的影响，尤其是在作出裁定时极可能会感情用事，而不能从案件的证据和事实出发作出公正的裁决。第三，完全从民间挑选出具有法律意识和司法经验的人充当陪审员，其***审理案件的能力仍不具备，尤其是一些复杂的案件，陪审员很难把握事实，亦不可能正确地分析证据，因此难免出现不正当的甚至是错误的裁判。第四，中国目前各级法院的经费虽有改善，但仍然十分紧张，难以承担实行陪审制所要支出的庞大费用。

因此，尽管笔者从加强审判***和对审判的监督角度考虑，极为推崇陪审制，但从现实考虑，不得不承认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实行英美法的陪审团制的条件

四、人民陪审制的未来

我国几十年来采取的是陪审而不是陪审团制，多年的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权建设的一种形式，对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监督法院严格***，防止司法权滥用，以及密切法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迫切需要予以解决的问题，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一方面法院邀请陪审员困难。由于陪审员都具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法院对陪审员的误工补助也较低，（注：参见刘家兴主编：《新中国民事程序理论与适用》，第115页。）以及许多陪审员认为其在审理过程中作用不大等原因，都导致目前全国各基层法院陪审员的出勤率极低，邀请陪审员十分困难。有的地方因此常常临时抓差随便找人，或者干脆不再请陪审员陪审，致使陪审制度名存实亡。另一方面，陪审大多成为陪衬。由于陪审员素质不高，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司法审判经验，其与法官在一起审判时，深感知识欠缺，只能凭法官决断。也有些陪审员参加陪审，只是应付差事，甘当陪衬。加上许多陪审员参加陪审时并没提前阅卷，而只是开庭审理时临时被召来，对案情一无所知，庭审时根本无法介入。这样，整个案件的审判及其他工作大都由法院的审判员一人进行，陪审完全成为陪衬。

关于陪审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学者目前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持反对的观点认为，陪审制度在民主***时期由于国家法律不健全，审判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聘请人民群众当陪审员便于依靠群众了解情况，查清事实，但是在建国以后，陪审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不能强化陪审制甚至不能实行陪审制的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如果强化陪审员的作用，很难对陪审员进行监督，在目前社会风气普遍不佳的情况下，如果陪审员发生腐败现象，则很难保证裁判的公正，更何况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相比，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更容易受到物质的诱惑。第二，陪审员因素质普遍不高，很难实际参与司法过程，也不可能对法官提供业务上的帮助，陪审员所具有的一般的生活知识和经验法官也都具备，至于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涉及某些专业知识，也不宜聘请专家作为陪审员，因为由专家担任陪审员，他们很容易在感情上偏向已经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同行，更何况法院如果确需要专门知识，可以聘请专家作为证人或鉴定人。第三，保障裁判公正要求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需要裁判者具有良好的法律专业知识，分析和判断证据的能力，以及较为丰富的审判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只有职业法官才具备，而陪审员不具备这些知识和经验，则只能起摆设作用，不能实质性地发挥作用。第四，强化陪审制的作用，将要聘请大量的陪审员，这将会增加财***负担，使本来相当拮据的法院财***雪上加霜。而这种费用的支出，也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注：参见刘艺工：《关于人民陪审制度难以执行根源的探讨》，载《甘肃***法学报》1998年第1期。又见贺卫方：《陪审两种》，载《南方周末》1998年10月23日。）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陪审所体现的民主价值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陪审制所为公众提供的参与司法审判的机会是极为有限的，陪审员相对于法官来说，是代表社会而分享审判权力，但由于这种分享权力的方式是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组成的审判集体，从而与社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如果说陪审员来自于民便是公众和社会的代表，法官也同样来自于民，为什么陪审员在保障民主方面地位比法官优越呢？（注：参见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价值》，第35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我认为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必须要看到，尽管目前人民陪审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许多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的意识并不强，甚至完全持应付的

态度，我们绝不能据此而认为陪审制度可有可无，甚至应当取消。人民陪审制度是由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一项民主和法律制度，是我国广大人民参与国家***权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民主***治的主要特征。司法权从根本上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司法的民主监督，体现了我国国家的性质。依据宪法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并有权对法律的实施包括司法活动实行监督，以人民的权利制约司法权，从而使司法权保持其应有的人民性，是保障裁判公正的有效措施，司法机关应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应当认真向权力机关负责，要通过贯彻落实陪审制，使民众参与审判分享审判的权利。在资产阶级国家都十分强调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审判活动，并将其作为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更应该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审判工作，从而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司法民主，哪怕这种民主仅仅具有宣示作用，也表明该制度的存在还是必要的。陪审员与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案件，只能使司法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而不可能使司法与民众保持一定的距离。此外，在我国现有的情况下，陪审制度至少还可以发挥如下作用：

第一，有利于促进司法的***。增强司法的***性，应当是当前司法改革和保障司法公正的重点。由一般民众参与司法审判，可以促使合议庭摆脱过多的行***干预以及法院内部上级领导的干预。因为民众本身头上并没有乌纱帽，因此可能并不害怕拒绝干预而丢乌纱帽的危险。如果裁判的意见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作出的，至少可以减轻法官在作出裁判时所实际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法官可以裁判需要由合议庭集体作出为由，而抵制外来的干预。

第二，有利于建立对司法的民主监督机制。任何权力如不受到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会导致腐败，司法权也同样如此。不受监督的司法权只能会导致司法的专横和腐化。当前在司法改革过程中，需要强化司法的***性，但司法的***性必须有司法的民主性与之配套。这就是说，法官应享有***的司法权，但同时应接受国家机关和社会的民主监督。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并不仅仅只是体现抽象的司法民主的意义，而能够体现具体的民主监督的内容。在当前司法腐败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监督十分必要，一方面通过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审判有利于督促法官严格***，通过民众的参与，也促使司法进一步公开，防止司法的“黑箱作业”现象。另一方面，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审判也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保障司法的民主公正，因为参与审判的法官只有一个或者都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同事，那么一个人敢于贪赃枉法的机会比较大。如果一个法官与数个其不相识的陪审员共同审判则该法官在各种诱惑面前必然要三思而后行。（注：参见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

第三，落实陪审制度有利于促进审判方式改革。一方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审判的民主制。在审判过程中，审判方式的民主性不仅是正当程序的要求而且也是司法民主性的要求，落实审判民主需要加强合议庭的职权，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使陪审员不仅要参与审理，而且要参与案件的裁判，彻底改变过去那种“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现象。另一方面，审判方式改革需要落实公开审判制度，而搞好公开审判也必须要使陪审员真正履行职责，在公开审判过程中发挥陪审员的作用。

第四，弥补法官知识的不足。陪审员来自于民间，熟悉社会生活，一些陪审员也具有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技术特长，从而在审判中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提出意见，从而弥补法官知识经验的不足，尤其是陪审员参与审判，也可以将民众所具有善恶观念、是非观念带进审判过程并以此对案件作

出判断，这有利于帮助法官克服其有可能出现的官僚色彩。尤其是陪审员参与审判，与法官共同讨论、集思广益，可以减少司法裁判中的独断专行现象。

第五，通过陪审制使民众参与审判过程，可以使民众认识到某个裁判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作出的，是通过民众参与司法的过程达成的，这就可以加深民众对司法的认同，减少法官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促进民众对司法的关心。并能通过这种对司法的关注，而增强一般民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

应当看到，陪审员可能会受到物质利益诱惑，甚至也可能循私枉法。但这一现象是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来预防和避免的，需要通过程序的完善，尽可能减少腐败的机会，例如对陪审员应采取临时挑选，在审理过程中尽可能做到不间断的审理，陪审员一旦参与案件的审理则应住在法院内部或较为封闭的地点，每个案件都要选择不同的陪审员等。通过这些措施的采用，是可以减少陪审员的腐败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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