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我对建筑认识论文例1
一、马克思主义与建筑意识形态批评
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罚。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例2
一、符号嫁接
将我国传统建筑造型中的局部符号嫁接在当代建筑中，这在我国接触西方建筑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如南京中山陵建筑、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等。这类建筑需要表现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自信心的社会需求，它们基本上并没有脱离传统建筑造型。到了当代，我国的新建筑利用传统符号嫁接表现建筑民族性的日益丰富，它们大多具有删繁就简、注重文脉的特点，如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2），把中国传统园林与江浙传统民居符号运用其中，甚至将一些传统建筑符号进行变形或抽象化处理，创造出现代建筑的新形式，在传统意象思维包裹下的现代建筑，表达着地域与建筑的关系。在当代我国建筑领域，此类作品成为建筑走向民族化的大多数。
二、形式的“中国式”
“中国式”建筑形式是什么？这包括建筑的物质形态和指导建筑的理论体系。物质形态方面，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建筑空间、结构、材料和建筑色彩的利用。在建筑空间上，中国式的建筑一般以半封闭的空间为主。空间形式讲究既遮阳避雨，又视野开阔，直通大自然的感觉。而建筑材料上，追求材料的素雅、柔和，注重生态材料的使用，建筑色彩上大量使用原色调，受光处用暖色、背阴处用冷色。建筑理论上主要是影响世界的现代建筑思潮和当代中国建筑师的思维认识。而影响建筑师思维的是我国所处的时代和传统民族的内核文化。物质形态和理论体系构成了我国当代建筑的形式体系，形成当代中国建筑的特点，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在当代“中国式”建筑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建筑、轴线建筑、半闭合空间的建筑、同一“自然”情结的建筑和整体性的场所等具有民族特点的建筑形式，没有它们是形成不了“中国式”建筑的。如: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3），就是“中国式”建筑的代表，整个建筑看似是一个与传统无关的现代前卫的建筑。但建筑却在空间、结构、材料和色彩等方面均利用民族化的元素。在空间形态上，外壳的“鸟巢”以一种传统民居冰裂纹的形式塑造了空间的半封闭效果，新颖激进而又朴实无华；色彩方面，在建筑的内部大面积使用中国红，利用冰裂纹半封闭空间呈现出来，体现“中国式”建筑的衬托性的美，整个建筑圆润饱满，与民族的中庸思想相吻合。
三、“和”的审美
我国传统的审美模型不是建立在一个理论框架体系上的，而是建立在体悟上。认为客观事物虽是可以认识的，但不能用精确的语言表达，中国人讲神会，讲心领，讲意得。中国传统建筑思想认为建筑都是有灵魂的。虚实相生，或外实内虚，或内实外虚，所以中国审美的基调是天人合一、“尚中”情结、均衡之美、停顿等，这种审美认识体现在建筑中就是对建筑形态、空间的本质的探索。对于这一点我国现代建筑大师齐康的建筑给了我们很好的诠释，如南京雨花台***陵园纪念馆（***4），整体建筑群顺应地形而建，轴线分明、交错有致，给人以亲切自然之感，而光和混凝土壁体的冷灰色调营造出一种有灵、安宁的心境。经由这样一种建筑空间，人们便会有灵由心生的意念，强化建筑自身意境，使民族认知在建筑环境构成中共生的表现出来，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例3
中***分类号： TU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建筑业的发展迅速和房地产市场的火热，人们对建筑设计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建筑设计在整个建筑行业起到了决定性的基础作用。为了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要求。我们就要对现代建筑设计理念的创新加以认识、提高。理念的创新是建筑设计的生命之泉，它对于建筑设计这个行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设计者来说是一种动力。许多的优秀建筑设计都源于创新。只有大胆的创新，大胆的尝试才能有好的作品，这些作品才会被人们所认同。经典的建筑作品已经被作为人类文明的辉煌载入史册。许多保留至今的古老经典建筑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成为城市，甚至是国家的标志性建筑。人们把能够代表和影响城市形象的重要建筑称为“标志性建筑”。它们吸引了大批旅游者前来参观，同时也为城市创造了丰厚的收入。而与之相比，那些枯燥乏味没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已经或即将被历史所淘汰。所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建筑设计中建筑设计理念的创新决定了建筑设计师能否成功，也决定了今后建筑业的发展。
一、建筑设计创新理论应具备的基础
创新，就是具有创造新鲜事物的能力。在建筑设计中，就是要具备创造新鲜、与众不同的建筑设计的一种思维能力。这就对设计师们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新鲜事物的追求与日俱增，普通的建筑作品很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要求。而很多建筑师，设计者们不敢大胆尝试、创新、改革，而是因循守旧，照搬硬套，故而很难有好的建筑作品。往往好的建筑作品需要有好的灵感，没有好的灵感、动力很难有好的想象力及创造力，更别提好的建筑作品。而创造性思维是现在设计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他在一个多元化的设计领域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这里的创新性思维是广义的，并不是单纯的创新，它囊括了兴趣、爱好、信仰、***性等多种心理因素，以及丰富的想象能力、强大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建筑设计经验、阅历和扎实的基础知识，并且对地理、环境、历史、***治、文化、宗教等一系列也要有一定的了解。有了上述这些强大的理论实践武器来武装自己，这是成为一名一流的建筑设计师的必备条件。所以在千变万化的国际化建筑设计的竞争中，要不断完善自己，充实自己。不被淘汰甚至于领导潮流，创新是建筑师们重要的武器，创新是设计的灵魂。
二、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相关理论
1、广泛借鉴国外的经验达到理论的创新
理论本身是一种用于分析推理及构思创作的方***，一种智力性劳动。在当代建筑的发育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理论产出，其中包括各种实例分析、观念指导原则及集合了哲学思考与经验实证的系统化理论产出。提高建筑设计创作质量，应该更加广泛借鉴国际领域的理论成果，各种新观念和新思想；应以更加开放的观念，敏锐的思维，求取国际先进理论和经验成果。在未来新世纪里，推动建筑创作追赶和超过国际的先进水平。
2、建筑设计创作本体规范理论应得到重视
科学理论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始终为科学创造所普遍倡导的一个问题。美国科学哲学家T・库恩倡导的科学范式理论学说指出了科学范式的产生对于科技***的重大意义。
所谓范式，即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同遵循的价值、信念、技术方法，即一门科学学科应具备的一整套理论与方***体系。建筑设计从提高构思创意水平到工程设计实践，都应强调加强职业设计规范化理论的建设。
3、加强本土论建筑理论的研究
所谓“本土论”，即建筑创作中，要突出反映其个性和民族的审美趣味，民族文化传统同建筑艺术有机相互结合。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文化传统十分丰饶，推动创造民族丰富多彩文化艺术特质的现代建筑艺术精品，有助于推动民族文化建设，向世界展现民族文化艺术风彩，加强民族的自豪感。在这一点上，理论和实践都富有国际意义。
三、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几点思路
1、提高其在塑造民族文化和艺术中的作用和地位建筑设计产品是经久耐用的产品，艺术因素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建筑师的创作作品是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内容。建筑设计创作的这一实质性特点，应该获得全社会的认同与反响。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师设计创作的动力激情来自于广大公众对建筑艺术活动的一种积极认可。在我国应当引进和有效组织各类建筑文化交流活动，建筑创作理应得到和其他艺术门类相同的重视程度。
2、引进和创新
建筑艺术是社会的艺术，其艺术特点、风格及式样的变化均代表着对特定时代的审美理想和相应的历史继承。也就是说，设计艺术是历史的范畴，它的本质在于不断地创造和革新。要用开放的心态来博览古今，汲取古今中外积累的建筑创作经验与科技成就，从把建筑作为艺术的高度出产具备新品质、反映新观念的设计创作，繁荣新时期设计艺术创作。
3、建筑设计融合于城市设计
众所周知，建筑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外部空间环境与场所不仅赋予建筑创作构思的某种特质，而且包容着建筑形式、空间因素所不能揭示的丰富的美学形式要素。即建筑形态设计与环境形态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及和谐的逻辑规律。尊重环境的整体性、多样性，是创造整体艺术形象，表现现代建筑新美学观念的重要因素；更能反映出建筑设计艺术的本体特征，以及对城市文脉、环境文理的尊重和认同。
4、人文精神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体现
建筑创作不是孤立的，是人们心理认知以及美学意象的转换和映照。建筑艺术形象应具有充实的视觉表现力和冲击力。市***建筑、公司建筑这些迅速增长的新建筑所具有的意义是异乎寻常的，联系着一种公众精神，聚合力和新城市所承载的首创精神；是新的人文景观、心理认知与归属感的凝聚点，体现着现代人文精神的追求。与象征性的表现，市民自豪感相结合的新的美学意象。应通过这些城市重要公共建筑予以反映。
5、数字化技术在现代建筑设计的应用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例4
一建筑学的“非”进化性脱胎于自然科学的进化论从它拓宽疆土的一开始就受到顽强“狙击”，在艺术和宗教领域更是如此。的确，宗教排斥变异，艺术以变异求存，艺术领域不存在稳定的、明确的价值观，在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之间我们通常难断优劣。艺术和宗教都显现出某种“非”进化性，这是进化论介入建筑学的一个难点。然而，这其中又有所区别。宗教在它的体系成熟之后就保持着超常的恒定，而艺术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建构着自己的系统。因此，如果说宗教不具有进化性的话，对艺术我们就不应妄言了。更何况，建筑学兼备科学与艺术两类学科的特点。“建筑学非进化性”还来源于“进化”与“进步”这两种概念的混淆。“进步”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它断言万事万物向着自我完美的或是由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由于它不能解释创造力的来源，现代科学已抛弃了目的论。严谨的生物学者十分注意区分“进化”与“进步”概念的不同含义。这启示我们，建筑上的每一次“变化”都昭示着新事物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它更高级。比如说，我们很难说现代主义建筑就比古典主义建筑高级，只能说它在某些功能方面更加适合于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我们也很难说解构主义建筑思想比现代派建筑思想更加高级，也只能说他更加适合于当代大众心理的需求。因此，如果说在生物学上“进化”与“进步”的概念可能重叠的话，在建筑学上的进化概念就不一定具有进步的含义了。
二软、硬结构模型对设计思维的启示!模型的思想广义进化倚重的模型策略针对的是机器工作的创造性问题，它使用了一些“地形***模型”、“软、硬结构模型”等理论模型的方法对许多自然或文化现象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它希望这些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模型能代替以“符号主义”和“连接主义”为基础的机器模型，从而创造人工智能，实现人机对话。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树立模型分析的方法对于建筑学这种带有模糊判断性质的学科来说，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分析方法。它不仅使我们的分析过程更加直观，还可以通过定量的数据得出更加明确的结论，并用以指导创造性的设计实践工作。"软、硬结构模型赵南元先生在《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中提出的软、硬结构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在人的认知过程和社会科学中存在着“自举”现象，即前一级的成果对后一级的成果有制约作用，它们是“自我表述系统”（***!）。自我表述系统必须包括相互作用的软、硬两部分结构，其中，硬结构保证系统的存在，软结构在硬结构支持下对硬结构进行建构，完成系统的自举。使用这个概念可以对建筑设计思维过程作出理性的分析#!$。建筑师思维中存在着软、硬结构。建筑师头脑中的知识体系是硬结构，建筑师在学习或与外界时接触得到的新思维可以视作软结构。软结构不断产生新的设计思想，进而优化其知识结构。而硬结构在领会和捕捉新思想上至关重要。建筑师的成功与否视乎软硬结构关系的均衡性。在建筑创作过程中，建筑师通过草***表达思索的轨迹，当其从纷乱的线条中选择出合适的线条时，就完成了一次创造过程。
其后，经历过多次类似的过程，在建筑师的笔下产生出数种甚至许许多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建筑形象。之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选择范围大大缩小，直至最后确定针对特定过程给出的答案。建筑师在设计作品时，常常出于建筑师的职业心，反复勾画，也就是为了给自己多几种选择，以便优化设计方案（***"）。我们在进行项目操作时使用的也是软、硬作用机制。方案招投标或方案咨询阶段是项目操作的软结构阶段，经过评标，根据专家或业主综合的价值判断，决定某个方案或结合某几个方案的过程就是项目设计的硬化过程。软结构阶段的思维活动带有相当程度的发散性，在这个阶段非理性的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后期的判断决定过程则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一个设计的好坏是由理性与非理性思维协同作用的结果（***%）#"$。%关于评价评价即价值评判。《辞海》对评价的解释为：“泛指衡量任务或事物的价值。”评价包括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两个方面。在建筑设计中，主体指的是设计师、业主、城市管理部门等对设计有需要的人，而客体则指设计目标、策略和***形成果等。设计过程本质上就是不断进行评价的过程。评价在软、硬结构模型中起到的是中介作用。在以“求异”为任务的创造性活动中，正确完善的评价活动是“硬化”过程的推动力。因此，广义进化理论的核心是其价值理论体系。
“进化离不开变异与选择，而选择离不开评价，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客观性的价值理论体系，进化论向生物学领域以外进行推广是缺乏理论基础的。”广义进化关于“负价值”的理论对我们的认知思维带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在这里涉及到“复合地形***模型”的概念。“地形***”是生物与社会进化现象的一种形象化模型，它是由空间和时间要素构成的四维体系。而“复合地形***模型”则是大小两个系统的地形***的叠加。由于价值观是向量而地形***却是非线性的超曲面，与地形***下降梯度一致的价值观，在超过临界点之后必定成为“负价值”。而且，负价值的自我保持性越强，系统越有“逃离”的危险，从而使系统崩溃。例如，从生存竞争的角度出发的价值观是“生育人口”，但是超过一定数量，也会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因此这时“生育人口”就成了“负价值”。在建筑上，思维评价中的负价值主要是由评价主体之间的不均衡性造成的。在设计师、业主或其他相关人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约性，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一个好的价值取向也只是在各方价值保持平衡下才有意义，任何一方的独断专行都会导致设计的失败。因此，设计师作为协调性的评判主体应发挥主动性。
三建筑现象的广义进化思考典型江南水道空间的模式由以下因素构成：桥、水道、建筑界面、人的活动方式、尺度。现代生活方式使“建筑界面”、“人的活动方式”和“尺度”这三种因素已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我们不可能再期望简单地通过开河和架桥来获得什么“水乡风情”。同样的情形体现在“岭南骑楼街”模式的演变中。人的活动和合适的尺度感是近代骑楼街空间形态的模式语言。在当代城市中心区的改造建设中，我们采取的常常是一种错误的策略：拆除古建筑、拓宽道路、建沿街高层建筑。为了给大拆大建、破坏文脉寻找出路，骑楼文化被表达为沿街底层（或二层）架空的非连续走廊。事实上，我们很难在失去尺度的骑楼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前找到城市的历史印象。以上例子表明，传统的审美律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适用了，社会生活环境赋予了建筑文化新的选择压力。超级秘书网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例5
《建筑设计基础》课程是建筑学专业第一学年主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新生对该专业的认知入门教育，包含建筑认知以及必要的专业基本功训练，同时为大学二年级开始的一系列建筑设计课程的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过渡。专业认知入门教育是整个建筑学专业的基石，直接影响初学者对建筑学专业的系统认识、建筑专业素养和职业生涯。因此，各建筑类院校在该课程的建筑学入门教育建设与投入上都非常重视。我校自2005年设置建筑学专业以来，积极借鉴名校教学经验经并结合我校实际，经过多年的教学探讨以及学生反馈，把《建筑设计基础》阶段的专业入门教育作为重点教学研究内容。
1 处理好专业入门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1.1 感性的建筑认知
什么是建筑，它的范畴又是什么？对于这一个问题即使是高年级的学生也未必能正确的回答出来，而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点。由于初学者的知识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像传统的教学模式那样，通过老师对建筑的本质、范畴、技术性、经济性、艺术性以及人文历史等知识去进行理论的、口头的阐述，往往作为有一定基础的专业人士能够很容易理解，以提高认识；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对于学生来说，这些抽象的概念与文字，确实很难理解，并且形成一个系统的概念。针对这种状况，“建筑构筑生活”，我们首先将建筑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因为建筑是人的社会行为的场所，并且每时每刻都影响人的社会行为。基于这一点，我们分门别类的将理论型的概念转换为实际的建筑形象，通过搜集专业资料、专题报道等媒体，对大家所熟知的建筑如身边的商场、学校、城市广场、道路桥梁、雕刻艺术，以及闻名于世的北京故宫、巴黎凯旋门、奥运场馆鸟巢、悉尼歌剧院等进行专业的说明。让学生带有兴趣的对建筑的范畴有了形象的认识，对建筑的概念认识也由模糊到清晰，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2 正确的理解建筑学专业特征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建筑就一直为人们提供遮风避雨的场所，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科技水平、文化背景等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恰恰代表了建筑的三要素。然而，由于历史上众多的学派对建筑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强调“建筑是居住的机器”，沙利文（Louis H．Sullivan）则提出“形式追随功能”，特别强调建筑的实用性，即功能主义；而另一位现代主义大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则认为“建筑是用结构来表达思想科学性的艺术”，把建筑的艺术性放在首位，即形式主义；同样还有结构主义等等。建筑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建筑学这门学科的观点本身就是多派别的，也决定了建筑学教师的立足点是多选择的。在教学之中，教师立足点不同往往左右学生对建筑设计的理解，以至学生对建筑学的认识出现出现两种极端的认识。这两种错误观点，一是建筑就是艺术，将建筑设计混同于美术；二是建筑就是功能，就是结构，没有任何的艺术修饰，将建筑设计等同于土木工程。而且这两种认识对于初学者来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建筑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它不仅包含了功能、空间、形象的设计，还包括结构、材料、设备、建筑物理以及新技术的应用等等，对此，我们通过建筑的基本构成要素、建筑形象、建筑空间等课程从下列四种方面来端正初学者对建筑设计的认识：1）建筑的目的首先是要满足人们的需要，也就是建筑的空间性，空间设计的好与否，直接影响建筑的使用质量，这是任何建筑的共同点，即满足功能需求；2）不同的建筑类型对艺术性的要求程度是不同的，公共性强、规模大、影响度广对城市景观起到标志性作用的建筑则艺术性要求更高，而普通的住宅对艺术性要求较低，外表相对平淡；3）任何建筑无论功能性、艺术性如何，建筑空间都需要结构支撑，依靠建筑技术来实现；4）对设计院实践工作的分工与设计流程进行演示、解说，并展示完整工程***纸。当然，对建筑学的认识，也是随着课程深入的展开和专业素养的提高而不断完善和深化的。
2 侧重各项能力的培养，提高技术素质与人文修养，全面深刻的理解建筑，顺利完成建筑学专业入门
建筑学不仅是一门工程学科，更是一门涉及自然、社会诸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它要求设计者既要有艺术气质，又要有扎实的工程技术知识，在知识结构上具有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人文素质的合理组合。“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表达能力与组织管理能力，随时能吸取新思想，创造新事物”。这是对新一代建筑设计工作者提出的具体要求。
2.1 教学要重视各专业学科知识整合
大学一年级作为主干专业课程主要就是《建筑设计基础》系列，而其它的专业课程如《建筑结构》、《建筑构造》、《建筑结构选型》等则尚未开设。导致在教学中往往发现这样的情况：一是初学者由于刚刚接触建筑学而专业知识不够宽广，同时兴奋而好问，往往将现实中所见的庞大、多样、复杂的建筑方面诸多问题求助于基础课老师；二是在高年级的教学当中，虽然已经学习过上述的专业基础课程，但仍然不会将它们应用在建筑设计中，甚至在某些高校毕业设计之中也有与此类似的尴尬。这两种现象经过笔者调查，在一部分学校中经常存在，由于学生对所学知识整合能力不够导致设计方案有致命缺陷，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此我们要求教师在以课本为依托，讲授科目所规范的内容的同时，必须注重教学内容与学科内其它科目知识的“整合”。同时在专业授课当中，无论是低年级还是高年级，无论是建筑设计课程还是专业基础课，授课老师都要积极的将其它专业基础知识有机的与建筑设计课程进行时间结合，以提高同学们多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耐心的帮助同学弥合各门专业课之间的裂缝和填平现有开课目录以外的知识缺陷，这也是学科知识体系中有些开课目录中所未涉及的，这些知识的增长除了依赖学生课后阅读大量资料以外，教师的引导起着不可替待的作用。
2.2 重视建筑艺术修养，提高手头表达能力
一项完美的建筑作品，离不开设计者创造性的构思，更离不开将设计构思顺利的用***纸表达出来的能力。比如，朗香教堂、流水别墅、央视办公大楼新址、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等国内外著名的建筑能够深深的打动人，都凝聚着建筑师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较深的人文底蕴。特别是在当今大力批判方盒子幕墙玻璃的“国际式”风格而强调建筑的地域化、创新性、人文性时期，在“建筑设计基础”阶段塑造学生的建筑设计创造力显得尤为重要。
2.2.1“意在笔先”，在建筑设计中突破常规，实现新意，就需要广泛的融合历史、艺术、文化等人文因素，为创造性思维提供素材，使学生有可能把建筑方案的物质形式与社会背景、文脉环境、风尚习俗、生态环境等多要素有机的地结合起来，创造出立意深远的作品，为此在课程设置上，我们特别重视文化、艺术、意识等的人文课程的比重，具体开设了人体尺度测绘、西方古典柱式、中国古典建筑基本特征、建筑画临摹等理论课与辅导课，同时涉及建筑环境行为学、中外美术史、中国古典民居、现代主义大师系列、美学原理、建筑空间组合论、中国古典园林等其它课程，而全面提高和学生的文化艺术素质和创造力。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例6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治结构、***治权力及***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治结构和***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治结构和***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治结构、***治权力及***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人与保皇***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治结构、国家***权或***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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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治结构、***治权力及***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治结构和***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 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 转贴于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 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治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 转贴于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治结构或国家***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治结构、***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治结构和***治权力，特别是在《(***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治结构、国家***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例7
中***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081-005
《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版序言都以谈论知识开篇，康德晚年的《人类学讲义》又总结提出了人的问题。康德是如何思考知识是什么、科学是什么、人是什么，它们何以可能，特别是康德怎样从方法上处理这些问题，以及康德所构想的未来形而上学体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是探讨康德哲学思想的重要线索。康德哲学本质上是方***，“理性建筑术”作为《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方***”篇的核心内容，自然就成为我们进入这些基本问题和考察其哲学方***的重要视角。
一、“理性建筑术”的基本内涵
建筑术（architectonic），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康德主义中表示知识的系统化。邓晓芒先生指出，“西语中有关建筑、建筑术、原创的词（如arehiteeture），都是源于（αρχη）这个希腊词”[1]14。古希腊哲学对“αρχη”的探求蕴含着“一”与“多”关系的思考，包含有原则、原理、方法等意思。建筑术，就是用“原则”来统摄杂多“材料”的方法，也指建构科学知识的系统化的处理方法。哲学与建筑有着内在的相似性，筑与思都体现了诗意与智慧的结合。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体系都具有“建筑术”的本性，因为哲学家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总是建立在一定结构基础之上，而且归根结底又建立在根本原则之上。建筑术作为先验方***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变革了的思维方法”，也为康德建构未来哲学体系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
《纯粹理性批判》中建筑术概念的使用比较分散，除了“先验方***”中专辟一节“纯粹理性的建筑术”进行集中阐述之外，“先验要素论”部分也多有涉及，所以不能割裂先验要素论来谈康德的哲学方***。下文依照《纯粹理性批判》附录的索引，对康德论建筑术的相关内容予以梳理和阐述。
先验――哲学是一门科学的理念，对于这门科学，纯粹理性批判应当依照建筑术，即从原则出发，以构成这一建筑物的全部构件的完备性和可靠性的完全保证，来拟定出完整的计划。[2]20
这句话出自《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康德在此提出了“先验哲学”概念。在康德看来，先验哲学要求按照建筑术，即从原则出发拟定出完整的体系，“它是纯粹理性的所有原则的体系”。批判并不是完备的体系本身，而只是一个“入门”、“导言”、“初阶”，不过他指出了建构这一体系的基本方法，即依照建筑术，从根本原则出发展开理性的自我批判。
“人类理性按照其本性来说是建筑术式的，即它把一切知识都看做属于一个可能的系统。”[6]394这里，康德肯定了人类理性的本性是建筑术式的，并对建筑术与人类知识系统的关联作了清楚的说明。人类理性的一切知识都属于“可能的系统”，因为只有系统的统一性才能够使知识上升为科学。在康德看来，人类理性不满足各种杂多的知识，必然会按照一定的原则将各种知识归于可能的系统之中。
我所理解的建筑术就是对于各种系统的艺术。因为系统的统一性就是使普通的知识首次成为科学、亦即使知识的一个单纯聚集成为一个系统的东西，所以建筑术就是对我们一般知识中的科学性的东西的学说，因而它必然是属于方***的。[6]628-629
这段话出自“先验方***”，可以说是康德对建筑术的基本解释，也是理解和把握康德建筑术思想的关键。首先，康德把建筑术解释为“对于各种系统的艺术”，强调了科学知识的系统统一性。如上所说，知识系统的建立与建筑术二者之间本来就不可分割，建筑术在从“知识”联结或上升为“科学”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次，康德肯定建筑术“必然是属于方***的”，因此探讨康德的哲学方***，缺少建筑术的考察是不完整的，所以需要将康德哲学方法置于建筑术的视角下详加考察。
要能够产生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不是凭借技术……而是凭借建筑术，是为了亲缘关系，为了从一个惟一而至上的、首次使整体成为可能的内部目的中推导出来。[6]629-630
纯粹理性对一种哲学的本源的理念预先规定了这种划分本身；所以这种划分就是按照其根本目的而建筑术地进行的，而不是按照偶然知觉到的亲缘关系和仿佛碰运气而单纯从技术上进行的，但正因此它也是不可改变的和具有立法性的。[6]639
这两段话表达的意思非常接近，可以对照着考察。康德首先区别了建构知识系统或者说划分科学的两种不同方式：“外在技术”的与“建筑术”的。康德认为建筑术是相对于外在技术而言的，技术意味着要从经验开始，依赖经验的标准，需要外在的机缘和运气；建筑术则先于这些标准，它从理性的内在原则出发，是属于纯粹理性自身的方法。康德强调了使整体成为可能的至上的“内部目的”，也就是说科学体系归根结底要从理性的内在目的引申出来，即建筑术应当“按照其根本目的”进行。所以，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应当依靠外在的技术手段，而应当依照建筑术的原则，从理性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然展开，人类知识体系具有“合乎目的性”。
通过对建筑术的考察，可以对康德“理性建筑术”思想的基本内涵作些初步总结。第一，建筑术的系统联结是依照原理、从原则出发的。这一点可以从词源分析上得到印证：architectonic的archè就有“原则”之意。第二，建筑术是关于系统的艺术，是建构知识体系的方法。理性建筑术使知识由外在杂多上升为统一的整体，各种知识趋向“理念之下的统一性”。所以，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是理性依照建筑术进行的，是建筑术式的统一。第三，建筑术是出于纯粹理性本身的。建筑术不似“外在技术”要凭机缘和撞运气，而是出于理性自身的内在的方法。第四，建筑术是理性“内在目的”的必然展开。康德指出，“要按照其根本目的而建筑术地进行”，“按照理性的目的从建筑术上来构想一个整体”，从“内部目的中推导出来”。第五，建筑术是先天的、形式的。这是康德先验哲学的必然反映，也是其方法的一个特色。
综上所言，康德的建筑术概念内涵丰富，既指人类理性一切知识的系统联系，又指构造这种体系的艺术和方法，既是先天的、形式的，也是合乎内在目的的。从根本上说，建筑术就是纯粹理性依照内在目的，从先天原则出发，拟定出一个“完备计划”，并在其展开中统摄与整合各种“构件”，从而促使自身达到“理念的统一性”的艺术和方法。康德在考察柏拉***的思想时，对其建筑术表示了肯定：“这位哲学家（指柏拉***）从对世界秩序的物理事物所作的描摹性的考察提升到按照目的、即按照理念对世界秩序作建筑术的连结，这股精神的冲劲是一种值得敬重和仿效的努力。”[6]273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康德的建筑术思想有其历史渊源。当然，这些关于建筑术内涵的描述还是初步的，它在先验方***中如何体现，在康德哲学思想中如何展开，就是下文要分析的问题。
二、理性建筑术的三重维度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本批判是一本关于方法的书。”康德的哲学方***，从本质上讲是先验方***。英国学者Wood认为：“先验方***倾向于被人们所忽视……但是，这本书的第二篇（即先验方***）包含非常重要的问题”“康德后来以《纯粹理性批判》为基础发展出的成熟的批判哲学……更多的是先验方***的展现。”[3]106-107
杨祖陶、邓晓芒先生也指出：“先验方***则是在先验要素论的基础上，说明建立一种可能的完整的纯粹理性知识体系的形式条件，即建立一个以纯粹理性的批判为基础、以‘自然形面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为基本组成部分的‘未来形而上学’体系的方***原则和‘工作计划’。”[4]17可以说，康德的先验方***是关于未来形而上学的方***沉思，是建立这样一个完备体系的先验原则和形式规定。
下面着重考察先验方***的核心内容――理性建筑术，主要是围绕知识是什么、科学是什么、人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从知识的建构、科学系统化和理性建筑学三个环节来分析建筑术这一根本方法是如何在康德哲学中具体展开的。
知识的建构方法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建筑术方法，因为建筑术是构想体系的方法。但就康德哲学方法的实质而言，知识的建构也属于先验的方法，与体系建构具有内在相关性，所以仍将其放在一起对照考察。
1.知识：“哥白尼式***”
休谟的“因果责难”破坏力是很大的，不但形而上学、经院哲学被斥为伪科学，而且整个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也岌岌可危。康德在反思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以后，走上了批判哲学的道路，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
康德发现，形而上学与数学、自然科学虽然同出于理性之源，可数学与自然科学都已经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只有形而上学一直在失败的摸索之中。他认为数学与自然科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有了正确的思维方法：主体认识的根据和法则不是站在客体对象那边，而是完全取决于能动的主体自身。“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 [6]16因此，康德要求形而上学也发动一场类似的思维方式变革，应当在主体自身内部寻找认识的客观形式和规律，它们在对象被给予之前，就已经先天地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且一切经验对象都必然与之相符合。换言之，认识不再是对客体被动的、描摹式的反映和复写，而是主体依照先天法则的能动建构，这就是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
从方***的角度来看，“康德的知识方法是先验主义方法，它坚持以概念、范畴来统摄、整理感性经验杂多，使之形成系统的知识”[5]76。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哥白尼式***”提出了知识的建构方法，即人的理性的先天认识形式规整和统摄感性经验杂多，从而产生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知识，这与建筑术的原初含义是一致的。因为建构与建筑术具有同源性和亲缘性，所以康德的知识建构方法自然也可以叫做“准建筑术”，即在微观的知识层面的建筑术，以区别于科学体系层面的建筑术。
具体说来，建构方法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认识对象的建构与科学知识的建构。 “知性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感性和知性是不可分离的。感性的纯粹直观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它们是整理感觉材料的先天形式，感性杂多只有经过时空形式的规整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表象）。然而，感性提供的杂多无序的表象还不是知识，还必须经过知性的整合才能构成知识。知性的先天形式就是十二知性范畴，它们是主体整合表象材料、建构知识的形式规则。知性范畴不是凭经验、靠运气偶然得到的，而是从理性内在的判断形式中抽绎出来的，属于理性本身的内在结构和概念框架，是“建筑术的统一”。
通过“哥白尼式***”，康德将认识的客观性（普遍必然性）的根据置于理性主体自身，知识是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对经验质料的统摄和规整。同样，在道德哲学中，“善”的根据及其评价标准也根植于先验的自由意志及其道德法则。所以，从方***上讲，建筑术式的建构方法对于康德哲学实现“哥白尼式的***”具有重要意义。
2.科学：系统化的知识
“科学”的本意就是系统化的知识，知识只有作为系统才能提升为科学。康德指出：“正如知性通过概念把杂多在客体中结合起来一样，理性那方面也通过理念把概念的杂多结合起来。”[6]506科学的统一性不是经验的“技术统一性”，而是理性的“建筑术统一性”，并且最高的统一性是形而上学的“理念统一性”。所以，知识要成为科学，就必须根据建筑术进行系统化处理，即通过理念的范导使认识在经验领域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建筑术是“对于各种系统的艺术”。范导方法，按照陈嘉明先生的理解，即“理性按照自身的性质与目的，运用理念引导科学知识趋向系统统一的方法”[6]154，理念的范导使知识趋于统一性，所以属于科学体系层面的建筑术方法。范导原理与建构原理也有所不同，它不能运用于感性现象的对象上，而只能运用于由知性获得的经验所形成的知识总体上。
在康德看来，感官世界按照“自然”的理念趋向统一性，道德世界则按照“自由”的理念趋向统一性。“先验的理念表示理性的特殊用途，即作为理智使用上的一个体系统一性原则。”[7]137因此，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分别在“自然”和“自由”理念的范导下成为系统化的科学。
从方***上讲，《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都是依据同一个建筑术建立的，尽管二者有细微的差别。邓晓芒先生指出：“建筑术，就是纯粹理性批判里所演示的方法，是将来要建立未来形而上学所要采用的。”[8]62在理论哲学中，康德建立了一个纯粹先天原理体系，作为一切自然知识的“准则”。人们在研究和考察自然时，就可以遵循这些原理，自觉按照完整性的目标和原则向前推进。例如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康德将考察认知能力所发现的十二知性范畴作为工具，按照量、质、关系和模态的框架将牛顿物理学纳入其哲学思想体系之中。同样在实践哲学中，康德确定了“自由”作为道德法则存在的根基，并建立了普遍的道德法则作为一切实践活动的最高原理。有了这一先天的根据，康德进一步推导出一个道德的法律的规范系统，作为实践规则规定人的道德动机，以此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
3.自由：体系的“拱顶石”
康德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理性，理性自身是有内在结构的。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获得了极大的权威，一切事物都要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康德的做法更加彻底，他首先要求理性应当在法庭上对自己审判：人的理性究竟是什么，理性的内在结构和具体功能怎样，理性与世界的关系怎样。理性自身好比是康德先验哲学的“建筑师”，自己批判自己，自己划分自己，并根据自身内在目的，按照建筑术的方法，从原则上构建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
理性的这样一个庞大体系几乎无所不包：本体论的、逻辑的、认识论的、方***的、道德的、艺术的、宗教的、历史的，等等。杨祖陶先生认为，通过理性批判，康德致力于建立自然-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不过，这个体系只完成了由三大批判组成的“批判”（入门、导言、初阶）部分，整个体系尚未完成。但是，康德认为，理性体系的最重要部分已经由他完成了，剩下的完全可以交由同行们去完成。后来，随着“人”的主题日益凸显，哲学人类学体系出现在康德晚年的思考和酝酿之中，可惜终未完成。[9]155-194
我们虽然不能见到康德构想的科学体系全貌，但其中蕴含的建筑术方法轨迹和留下的建筑学结构还是清晰可见的。康德思想体系的结构实际上就是理性本身的结构。
首先，康德的先验哲学可以说是“理性的建筑学”，他的哲学体系具有建筑学的结构。康德对理性的批判考察，层层解剖理性的先天结构，不是先前哲学家残羹冷炙的重新回炉，不是各种材料僵死的、呆板的生硬堆积，而是依照建筑术的方法揭示理性内在统一的结构。因此，可以说批判哲学就是一门“理性的建筑学”。
其次，批判哲学不仅对理性作静态结构分析，更考察理性动态的功能活动，从而综合说明理性的过程和整体。这就好比建筑不仅是提供方案和静观材料，还需要将材料按照方案整合并建构起来，才能产生现实的建筑。邓晓芒先生认为，理性科学是“在机体解剖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机体内的过程的‘生理学’和研究个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8]18。可见，建筑术体现在理性批判的动态过程之中。
再次，康德哲学研究理性，实际上关注的是人。理性批判意在说明各种理性认识能力“如何协作而构造出了关于对象的知识和知识体系，以及理性的认识功能如何向实践功能过渡，最终要说明人类心灵全部能力的功能活动、它们的系统的统一及其与人类理性最后目的的联系”[8]18 。康德研究人的方法是独特的，主要是通过对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考察理性的内在结构，揭示各种理性能力的地位、功能和相互关系，从而探索“人是什么”。后来，康德把“我可以认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归结为“人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人的“自由”成为康德哲学的“拱顶石”（建筑术语）。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本身不是目的，人才是康德哲学的目的和归宿。
总之，理性形而上学（理性建筑学）正是理性自身建筑术的展开。康德哲学的体系结构包括建筑物的“构件”（材料）与“计划”这两个部分，而建筑术（先验方***）则是其中的灵魂。康德设想的科学形而上学体系，无论是作为入门、初阶的“批判”，还是最终要实现的“体系”，都贯穿着方***的精神，离不开建筑术方法的指引。
三、结 语
康德的“理性建筑术”思想承前启后，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首先，理性建筑术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从笛卡尔以来，认识论开始成为哲学的显学，笛卡尔的“秩序”思想从根本上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正是主体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而康德的建筑术方法则通过人为自然立法、人为道德立法，进一步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其次，它为促进科学的统一性提供了道路。康德的“建筑术统一”与笛卡尔的“知识树”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追求科学的统一性，反对把人类知识肢解为不同的互相***的学科。这种思想后来为黑格尔所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包罗万象的思辨哲学体系。再次，建筑术方法本身也体现出方法与体系不可分割、方法与内容相一致，以及本体论、逻辑学、认识论与方***相统一的思想，对后来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具有重要启示。
当然，康德的“理性建筑术”也具有一些局限性，如方法的形式性，总体上毕竟脱离现实内容，而且由于缺乏明见性，也多为费希特、黑格尔所批评。胡塞尔后来就认为康德方法运用并不彻底，哲学对象本身未能得到建构，提出将“外在世界”以意向对象的形态重新纳入到现象学之中，当然这属于另外要讨论的话题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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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建筑认识论文例8
究其因，一是忽略了信息与反馈的基本函义，二是忽略了华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也就是说缺乏“双向研究”或缺乏“比较学”。三是忽略了引进西方建筑理的经验与教训。四是忽略了，引进西方建筑理论的“原定目标”。
我之见，古人尚知，“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所谓的”中体西用.有着数千年光辉之史的华夏文化是“主”是“体”，西方文化是“辅”是“用”本末切不可倒置，华夏文化是中国建筑之魂，西方建筑理论在于交流，输入输出，完善和丰富中国建筑理论和创作。在引进同时输出中华文化之泱泱大国气度，我想这才是“原定目标”吧。
综上所述，引进西方建筑理论，必须忠实于“原定目标”这一原则，必须以“中体西用”为准绳，借此我想用比较学的方法，从信息与反馈的这一基本函义出发，对当代西方建筑理论这一巨大课题作一基础的探索。
1989年“解构”（Deconstruction）登临我国建筑论坛，打破了原现代建筑理论在讲台上十年之多的徘徊局面，但“解构”所带来的困惑比以往任何流派都多。欣慰的是“攻坚战”以加入者有增无减颇为“轰动、热闹”。新近发表的英国庇特.B琼斯著的《解构主义建筑的代表作》，章兴泉著《解构主义的狂热》，刘著《解构主义建筑的活动的意义与局限》等。似乎突破了“困惑”向更深的层次“攻坚”了。
通过“轰动、热闹”剔除“神秘、晦涩”，让我们从“解构主义”产生的哲学背景，看中的建筑文化善弄，以及我们所能接受的意义，即回到“原定目标”要较全面的了解“解构主义”就必须对“解构主义”产生的哲学背景作一较完整的回顾，首先必须了解的就是“解构主义”所谓“解构主义”即二十世纪初盛行于西方特别是法国的一个哲学思潮，其奠基人是瑞士的语言学家索诸乐法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解构主义”的先抠，首倡把结构分析无法用于语言学研究，提出了系统的语言理论，强调语言是个系统，其元素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作为记录系统由内部素和外部因素构成，以及语言的其时性，历时性，强调语言的内外结构等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立于法国巴黎的法国先锋派理论社团――“太凯尔”团体的主要代表德里达和德勒兹力***在贯彻索绪尔的“善弄原则”的基础上把共时性的研究方法与历学性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克服结构主义的反主体和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他们致力于对本文化和符号问题的研究，就放弃对作品的确定意义和真实性的追求，试***把读者从旧的本文理论和阅读理论中***出来，作品不再被看作现实的再现和摹写，而是有待读者者去充实意思的流动结构，阅读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的创造，作者不再处于作品的中心位置，相反，他们意***消失在他所“制作”的本文与其他本文的关系中，语言不再仅仅是交流思想的手段，而是具有广泛能动性的***结构;写作不再是表达作者的主观意***，而是建立一种借以“释放意义”的关系网络，用德里达的话说，是提供一组发现意义的“痕迹”，从而给本文开辟无限的可能性。这一新的哲学思潮既是结构主义的延续，又是结构主义的批判，“即德里达苦心经营的“原结构主义”，即“消解”结构主义即所谓的即现称谓的“解构主义”“哲学”。
建筑中的解构主义以其“质疑”有别于它的“关键所在”,“质疑”意味着建筑师对建筑活动的复杂性和对建筑产品社会需求的多层次性，给予了更多的理解，重视和肯定，“质疑”更富于自觉意识和开拓精神。
回到“原定目标”再说“质疑”中国封建社会最未一个朝代的秀才到维国的第一境之说与“质疑”颇有相似之处。到宋代晏殊《蝶恋化》词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酒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唐宋词鉴赏辞典》）9-413也正相当于华著《灵感学》的一文中所述，灵感激发系统一段模式的初始部分―创造性课题的形成过程，及产生的客观条件“昨夜西风树”与形成的主观条件“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即创造性思维基于实践始于问题，发现问题的主观探求精神，这种探求性的疑问正是于“质疑”共性之处，所求同的是基于实践的探求示会象，解构主义的质疑，有走向极端的潜危。
引进“解构主义”意义在于其启示性与探索性，局限在于当代中国建筑的经济基础与思想基础都十分薄弱，其最大的问题依然是生存问题，一个饿客又如何与一饱汉并眉为荣抵掌论道？
故而在引进“思潮”的同时，我们必须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有一清楚的认识，缺乏这一认识，引进的“原定目标”则成了一句口号。
那么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是什么呢？概言之，在艺术观念上，国人重物感，重气势、重意境，着重于建筑群体的空间艺术感染力的渲染。西方人重模仿，重形体，重特征，重典型，重建筑特的个体造型。在思维方式上，国人重视辩证逻辑，重视物的辩证统一，西方人重视形式逻辑，重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建筑理论上，国人以儒、道、佛之家学说为其本着限于理论的更深哲理层次，西方人的理论则是逻辑的、清晰的、易于理解的形式美。
总之，中西建筑的文化的差异，有着相应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哲学思想基础，也有着各自***的建筑理论依据，乃至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例9
这里，我们首先明确一点，论述类文本考查的是分析、概括和推理的思维能力，不是我们对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深广与否，因此大可不必在知识的细枝末节上纠缠。相反，分析文章结构、理清作者思路才是引导我们读懂论述类文本的主要方法。
由文题悟文意
像《中国建筑的特征》，文题就是一个很好的破题途径。“特征”是中心词，“中国建筑”指明研究对象。在全文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句子――“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下列九点”，文章的主体部分旋即凸显。题目就好比是文章的眼睛，抓住题目也就等于抓住了理解文章的突破口，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以文体析结构
《中国建筑的特征》是自然科学小论文。在完成了“介绍自然科学中某一领域的知识”的任务之后，它更重要的职责是借助专业领域知识来“论说”自己的科学理念――“用自己建筑上的优良传统来建造适合于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因而介绍九大特征之后，作者所花的笔墨是为顺利得出最后一段的结论所做的准备工作。追究“是什么”的同时我们也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整篇文章的框架一目了然。
论述类文本一般是议论文，大多数议论文又多采用的是“总―分―总”的整体结构模式，即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从文体特点入手，理解观点和材料之间的逻辑联系，分析段落之间的层次关系，明确论证的过程和方法，也是我们准确分析文章结构、把握行文思路的重要手段。
抓词句明层次
论述文大多是条理清晰的文章，很容易找到中心句或主旨句来帮助我们划分层次。中心句或出现在开头，或归纳于末尾。另外，各段的开头句和结尾句也有可能是分论点；即使不是分论点，也起着引领或者总结本段的作用。
除了中心句、主旨句，关键词也起到勾连上下文的重要作用。在作者详述中国古代建筑的九大特征时，我们可以看到（三）（四）（五）中出现了大量的建筑学专业术语。高频词汇“木材”“结构”“立柱”“横梁”“梁架”可以帮助我们把各个构件同主要构架串接在一起，将它们统归为结构特点。
可见，抓住关键词句，可以高效地梳理文章层次，理清文章脉胳，明确中心论点，也有助于我们快速读通、读懂文本。
上文以《中国建筑的特征》为例，从文题、文体、关键词句等方面入手，细读文本，整理归纳了一些可行性办法，便于我们分析文章结构，理清作者的行文思路，进而整体把握文本内容，深入品味文本意蕴。
[练习]
阅读下文，回答文后问题。
哲学的困惑和魅力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名言：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这句名言为以后的许多哲学家所引证，用以解释哲学的起源。但在我看来，哲学应该起源于惊奇的惊奇，它对实证科学的惊奇再表示惊奇。可见，研究哲学首先需要一种问题意识。
以往一些文学作品总是对哲学家的沉思报以怀疑和讥笑。事实上，哲学家们的沉思有时看起来滑稽可笑，但却十分可爱。苏格拉底经常站在屋檐下思考哲学问题，有时候竟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一天一夜！哲学家金岳霖完成了《知识论》后，为避空袭，他抱着书稿躲进了防空洞。空袭过后，他还未从哲学沉思中完全摆脱出来，走的时候忘记带走书稿。后来，他根据回忆，重新把这部70多万字的书稿写了出来！哲学家的生活中总是伴随着一些古怪故事，然而，他们深入思索的正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在长期思考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解决哲学中的困惑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态来追求真理，而任何浮躁、浮夸的风气都于事无补。
哲学并不以实证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它关注的是实证科学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实证科学询问的是事实，那么，哲学询问的则是价值。
在哲学研究中，方***上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为了了解整个文本，人们必须先了解文本中的每个部分。但如果你没有吃透整个文本的精神，那么你对文本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理解也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于是，部分与整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前提、互动的关系。另一个是认识者的期望与认识结果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就认识的期望而言，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对对象获得客观的认识，但往往我们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就已经有了先入之见。这也是人们在任何诠释活动中必定会遭遇到的悖论。实际上，解决或超越这一悖论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自觉地顺应这一悖论。
我们通常以为，我们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也用语言来掩饰自己的思想。只有自觉地反思语言表达中的种种困惑，我们的哲学思考才能真正向前发展。
总而言之，哲学本身充满了困惑。然而，唯其如此，它才充满了活力和魅力。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一门学问越是深刻，越是难以把握，就越能激起他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
（本文有删改）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哲学家思考问题时既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又让人感到十分可爱。因为他们所思索的往往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思考方式异于常人。
B.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区别在于：实证科学询问的是事实；而哲学询问的是价值，它必须对实证科学表示“惊奇”。所以，问题意识是哲学研究的关键。
C.在哲学研究中，哲学家如果能够尊重认识对象的客观性，摒弃认识外部世界时自身存在的先入之见，就能顺利解决诠释活动中存在的悖论。
我对建筑认识论文例10
[中***分类号]B03;A8;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12-0009-07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当代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课题。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1]鉴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理解中的关键性，威廉斯认为必须从两者的关系阐释出发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一方面，威廉斯为了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把文化霸权视为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工具，其特点在于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置于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①，更无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框架（之一），而非相反。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且已作了相关的理论建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马克思的解释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而它对于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理论路径。
一、关于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诸种方案
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因而需要审慎地对待。这里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一直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即使要阐释它，也必须是在既有的框架内进行。事实上，在“正统”与“异端”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和争论。二是思想的变异性。历史地看，关于二者关系的命题和判断会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不同，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总体辩证法，抑或是多元决定论，都有其时代特征，不可妄下定论。在此，需要把握的是它们在学理上的关系及其差异;三是概念的模糊性。对二者关系的判断关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概念理解上的争议诚然也导致了二者关系理解的差异。认识到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揭示了它们之间关系的限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时代性阐释提供了契机。
第一种解释方案：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的诸多战友和学生当中，保尔・拉法格对“经济决定论”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在《思想起源论》（又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拉法格研究了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起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决定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程[2];其二，应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解释诸如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了思想的性质和形态。可以说，被拉法格理论化的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进而在后来的大众化过程中被理解成机械决定论。事实上，拉法格的理论是有马克思的思想根据的，后面会谈到这点。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被界定为“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人们所见，这种解释曾经流行较长时间，后来的各种批评也正是针对它而言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决定论忽视了上层建筑的作用，无论是对思想上层建筑、还是***治上层建筑，它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这种“忽视”演化到现实层面，就是缺乏对意识或工人阶级意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关注;第二，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和他的本真意思，他多次指出如果这样把经济理解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会导致对现实理解的扭曲。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以经济决定论来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理论框架，它的固守性、僵化性和机械性已经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第二种解释方案：总体辩证法。在第二国际内部，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鉴于西欧***所遭受的挫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当时的理论家们看来，***意识、文化霸权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迫切问题和时代议题。因而，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不断得到强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界定二者关系的解释框架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总体辩证法。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和卢卡奇都倾向于以总体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其中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为系统。具体而言，卢卡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一是以总体性的历史性的观点取代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3]在总体辩证法的视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便是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存在，特别是上层建筑不再是一种被经济决定的角色，它在整体中有着相对的***性和自主性。二是在后来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中，卢卡奇认为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界定，还是一种本体论的生成。他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本体论上的形成过程，似乎在每一件劳动事实中，在劳动部门化、精密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所表明的劳动职能的演变中，就可以系统的看出来。”[4]历史地看，卢卡奇的观点不仅与他的时代相契合，而且在学理上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概念不清晰、结构不紧密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其宏大的思想远远超过细致的分析。
第三种解释方案：多元决定论。与总体辩证法的历史性阐释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则是从结构的视角来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建构了“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这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指的是上层建筑不能只是被看作为经济的反映或现象，它们与经济一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所谓的“多元决定”便是一种虚构。于此，他是不赞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其次是“由***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逻辑，经济基础或结构与上层建筑是两个***的、真实的存在，它们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如果承认上层建筑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单纯现象的话，那么“经济一元论”就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在根本上是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相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比卢卡奇往前走了一步，它不仅仅承认了上层建筑的***性，还把它视为与经济基础同时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如果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拉法格是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那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便是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思想倒是有更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卢卡奇“小心翼翼”的理论变革是多余的担心罢了，拉法格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思想渊源，而阿尔都塞的结构性反思亦有其可贵之处。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但是大致的趋向是逐步突显上层建筑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思想趋向有关的理论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鉴于这种思想趋向的现实意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基础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其中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做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二、马克思的辩证方案
上述三种方案所理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尽管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境况相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表述，甚至在恩格斯的表述中也不存在这样明确而肯定的表述。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判断是谨慎的。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读和思想解析，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阐释方案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思想基地，只是没有真切的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辩证方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将上述三种方案中展示出来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辩证方案中的诸环节。
其一，在现实起源和内容构成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并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③的论断，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最初版本。如果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基础，继而把国家或***治国家理解为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这种推论显然是成立的。作为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颠倒，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有以下两层含义：
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关系。简言之，以血缘和爱为纽带的家庭被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所否定，而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则由国家统一。当然，黑格尔所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理念，即理性国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一种幻想，因而他坚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并且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6]也就是说，对于***治国家而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其天然的基础，“***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11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6]11在这个意义上，与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不同，马克思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解构了这种幻觉。因为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国家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者。简言之，在这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内容，而***治国家则是一种形式性的存在。这与马克思后来“消灭”国家的思想有着逻辑的一致性。
于此，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马克思的思想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不能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也不能把国家或***治国家等同于上层建筑。④马克思在特定的语境下做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具有其特定含义。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受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影响，马克思也只是把国家理解为***治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国家还具有经济职能，保罗・斯威齐就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国家是“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一是国家参与采取经济行动以解决其发展问题，二是极力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三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稳定和运行，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让步行动。[7]
其二，在逻辑阐释和现实变革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而不能颠倒过来，并且指出后者是前者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思想意识的消灭则有赖于现实市民社会或物质关系的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得益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来理解。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每次]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8]38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在逻辑上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普遍性概念，因为它是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然而，接着他又指出市民社会也有其特定的内容，他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8]14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不仅与交往相关，还与生产相关，指认它也包括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从它扩展的概念内涵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俨然成了经济基础概念的前奏。
具体而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与思想意识、观念的关系有以下内涵：
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产生过程及其形式，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说：“……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50与以往的哲学家们从思想意识出发来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在这里颠倒了这种做法。在这里，市民社会作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在逻辑上它也应该是出发点和根基，即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及其产生过程都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得到阐明。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于此，他在这里所重点阐释的是关于考察市民社会与思想意识二者关系的方法，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思想意识的消灭有赖于社会关系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乖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而不是批判。”[8]50根据德文原意，这里的“消灭”，应为扬弃之意。倘若把消灭理解为一种“归零”的清洗或去除行为，那么思想意识只具有消极之意。而扬弃的意谓在于，社会关系所要“消灭”的是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束缚作用和消极影响，当然契合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则是它的予以保留的积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认为马克思对思想意识只有消极作用看法的人，显然是误解了。
思想意识是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换言之]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思想]，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8]66马克思在这里以“反映”的方式来描述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关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知晓，他认为这本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即不是一个经院哲学的话题。那些绕着“认识论”的圈子来批判马克思的“反映论”的人，或许是走错了道，因为这样的讨论不在一个论域中，从而无法达致有效批判。
其三，在社会历史构成因素的意义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一定的***性和自主性，二者具有“适应”关系，而就推动社会历史变革而言，后者不是仅有消极意义，也具有积极作用。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经济结构与法律的、***治的和社会意识形式共同构成社会历史的组成要素，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结构上，他指出物质生活是其他生活的现实基础，并制约着他们。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而社会意识形式“适应”于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赋予上层建筑以完全***的决定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过激行为罢了。
如果把这里的“适应”仅仅理解为单方面的、被动的适应，那么事情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0]346他举例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346在我们看来，这段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出了物质生产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而且要从其历史形式来理解，这里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即是指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历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言，物质生产离开精神生产也是不可理解的;二是在这个语境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在“制约”关系的基础上，两者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适应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卡奇给予上层建筑的***性和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的”，而是要加上限定词“特定的”或“一定的”。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33这里所揭示的是上层建筑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快或慢”指的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表述，也是一种对变革强度、深度或广度的体认，例如马克思在论及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变革亦有它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在变革过程的意义上，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对等性。正是在这里，上层建筑变革的价值、意义及其积极作用才有做进一步的评估的必要。
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接着又说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33马克思在此为什么强调要把这两种变革区别开来？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他已经意识到对推动社会历史起积极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后者的变革并不比前者更简单、更容易理解。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相关启示
马克思用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比喻社会经济结构和法、国家、思想意识的关系，虽然形象通俗且容易辨识，但后人在理解这个比喻时也存在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转化为现实的表现，则是对上层建筑的忽视或者轻视，特别是有碍于对文化问题的理解。立足于当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和方***。
首先，重新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因素从“经济决定论”中***出来。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阿尔都塞的理论意***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奠基性的理论工作，理应值得关注。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这种***，它至少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维度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越来越重要。离开这个大的思想或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显得有些唐突和不解。毕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文化问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位置。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分析框架⑤，这是错误的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作为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框架所关注的是两者的关系问题，而非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边界，包括历史的边界、内涵的边界，甚至是地位的边界。也只有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从而不至于大而无当，也不至于妄自菲薄。所谓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根据。
再次，进一步规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也具有规范作用。在这个规范下，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显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研究和总结。其实质问题在于，如何规范文化道路与诸多其他维度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便涉及研究立场的选择，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或者说其价值旨趣的指认。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为了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冷冰冰的“诸多规律”及其总和，我们认为有相应的规范和价值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仅是诸多路径中的一种。事实上，如果能够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能够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根据。须知，这里的“结合”便是相互阐释、相互融合和相互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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