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社会控制论文篇（1）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后来又有人补充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虽然人们也承认人类对于必然的认识是一个无穷的过程，永无止境，但是似乎有一种定论，即凡是已被人类认识的东西，人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人的意志便可以主宰一切，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更加如此。因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由人参加的，是由无数个体的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其意志支配的。这样说来，既然人类的历史是由无数人的意志的复杂的结合而构成的，因而它也应该是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但事实并非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这里所说的“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便象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规划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轨道，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既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其具体过程来说，由于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人们行为的结果，因此，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就整个进程和趋势来说，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人们的意志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是谁也没有想到也无法事先知道的。也就是说，人类在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总的方向和轨道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则是人类无能为力的。人类可以认识它(相对地)却不能改变它。这样，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两个领域、两个系统：一个是人类的意志可以自觉地起作用的系统，可以简称为人为系统，另一个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领域，或称为非人为的系统，这就是人类社会自动控制的系统。
人类社会的自动控制系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类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机制。这种机制最典型地表现出过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剩余产品的积累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没有剩余产品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生产劳动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就不可能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等的产生和发展。而当人类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没有生产剩余产品能力的状态中刚刚显示出具有生产少许剩余产品的能力时，人类社会便自动地、自发地形成了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对于这样一种机制，过去人们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此，我们需要对这种机制的形成进行一次简要的历史考察，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人类自动控制系统作用的性质和过程。
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自从人类产生到现在的一、二百万年的时间内，人类在任何一个时期所产生的物质资料都不足以充分满足人类全体成员的需求。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具有不同的层次而且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到现在为止，其增长的速度仍比社会生产的发展要快些。因此，对以往的每个时代来说，即使把每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都让人们消费光，也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有扩大的再生产，甚至简单的再生产也很难维持。那么人类社会便会永远停止在最原始、最落后的水平上，即接近于动物的水平上，不但物质生活不会进步，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等事业。而且人类社会若不能向前发展，也就有可能在长期停滞中灭亡。那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呢？对于人类来说，能够保证它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前提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只有社会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社会的再生产才能不断扩大，也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相对地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事业，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不断向前发展。
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的同意，事情也无法操作。因为剩余产品的积累除了具有扩大再生产和交换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能享有比劳动者优厚的生活去从事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那么对于哪些人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人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既然希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为积累剩余产品而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一开始就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因而是必须靠强制来实现的。这样，社会就需要有一种控制机制，使得既能实现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又能使社会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然而原始的氏族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机制的。因此，这种控制机制生长的过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灭亡的过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要使生产者在事实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只有将生产者置于一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产品的分配权力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说，在这一体系中，劳动者本人不能决定产品分配的状况，而是由处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分配的状况。
其次，这种分配体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的组成部分，即以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为基础。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力量能将劳动过程控制起来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状况。
第三，一定的劳动组织又是以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确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经营者对劳动组织和分配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机制在这里就表现为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劳动者置于这种关系当中来。
第四，为了使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根本的保证，又取决于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占有。控制机制就是要使得这种占有被社会所认可，并形成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几个方面只是显示了控制机制形成的逻辑过程，而这个逻辑过程在现实中的实现，是与私有制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使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的行为成为可能并使其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一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构成私有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私有观念，二是产权制度，三是交换。
私有观念的基础是人类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的本能。这种本能在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之后，便迅速转化为私有观念，也就是贪欲。贪欲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它以恶的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内在动力。正是贪欲，推动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剩余产品进行强制性的扣除。关于贪欲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有几段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他说：“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2)“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们、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们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们的一个***的统治和压迫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为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4)
贪欲作为动力如何理解呢？在原始氏族社会道德之下，贪欲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也就同时产生了贪欲呢？贪欲似乎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或者仅仅是属于意识范围内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之中。所谓贪欲，实际上是人类的需求在社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的一种畸形表现。人类的需求与任何动物的需求都不相同。如前所述，动物的需求在质与量上基本上都是不变的，而人类的需求却是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社会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几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的时候，人们的需求便仅仅局限于对维持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水平。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需求都基本上保持在这样的低水平上而没有什么变化。这时还显示不出人类的需求与动物的需求的根本区别。但人类终究是万物之灵，当社会生产的发展开始有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的时候，便对人类的需求产生极大的刺激，人们开始不满足于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而要进一步追求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但是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又无法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于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追求，于是便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剩余产品集中起来，满足社会上极少数人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把生产劳动者的需求限制在最低的、和动物相似的水平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使用极其残酷的强制手段来压榨劳动者并掠夺和占有他们的剩余产品。这样便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剥削制度。这种被剥夺的对象作初只能来自社会的外部，即战争的俘虏，这些人过去往往是要被杀掉的，更早的时候甚至要被吃掉。而这时他们能够保全性命而从事劳动，虽然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物质资料，相对地说也还算幸运的。(5)于是奴隶劳动的制度作为一种既成的事而被确定下来了。然而当人们惊奇地发现把每个奴隶生产的一点点剩余产品汇集到一起却变成了人们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社会财富时，奴隶制便作为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巩固起来。同时由于巨大的社会财富为人们的消费提供了新的源泉，便使人类的需求在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中间急剧地膨胀起来。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具有不同层次且随生产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的需求，便在社会上的少数人身上畸形地发展起来。这种畸形发展的状态就是人们所说的贪欲。所以，贪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堕落的问题，也不是任意产生的一种偶然现象，它体现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必然。它的基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对物质资料的特殊需求。它的条件是社会生产既有所发展又相对地不发达。有所发展造成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而相对不发达又意味着这些剩余产品还不足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
私有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权制度。很明显，社会上的少数人要想长久地而且越来越多地占有剩余产品，就必须建立一种产权制度，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合法化并且有不可侵犯性。而这种财产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少数人对于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从而造成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完全脱离。由此便造成劳动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和从属。这就为剥削者占有社会财富提供了法理的基础，并造成剥削者养活劳动者的假象。
私有制的再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换。商品交换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起着重大的作用。剩余产品对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经常性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由于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中产生了一般等价物和商人，使得商品交换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巩固下来。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剩余产品对人们需求膨胀的满足，也就是提供了贪欲的经常实现的条件。
这样，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同时在私有制的推动下，人们又自发地形成了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和手段。于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剥削制度—奴隶制便产生了。在奴隶制下广大劳动者所遭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曾经构成人类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它曾经唤起各个时代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极大的愤慨和无限的同情。但是也应看到，正是这种残酷的压榨所造成的剩余产品的积累，不但汇成庞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空前高度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野蛮状态迅速地跳跃到文明时代。因此，如果我们从全人类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奴隶制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中自发地形成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定形式。这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反映和表现。这种自我控制机制的特殊表现不但具有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且也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它是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所绝对必要的。没有奴隶制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加速运动，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化。(6)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残酷性，是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7)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秘密，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
自从奴隶社会以后，人类又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各有自己特殊的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对于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作适应着该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积累剩余产品的特殊方式。这些也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同样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因此，使得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三种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种控制方式都是在前一种控制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前一种控制方式解体的直接结果。正因为各种控制方式依次的有机联系，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才不会陷入失控的状态，这就更进一步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
总起来说，这种人类社会自我控制的机制，就是以人类的自然本能(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能力、生存竞争的能力)为基础，转化为人类的社会本能(即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再通过这种社会本能来推动人类进行生产活动，使生产活动成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和具有永恒性的活动。而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中，人类个体的追求需要的最大化满足的欲望，便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把积累剩余产品的问题强烈地提到日程上来。从而也就会根据各个时代的条件，自发地形成与该时代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而剩余产品积累的的实现就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那么，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呢？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剥削者，其追求需要最大满足的欲望和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二是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的关系如何？
经营者的利益追求从主观上说是与社会进步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由于人类需求的特点在剥削者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即需求的广泛性和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再加上生产发展对知识和技术等的需求也曲折地通过剥削者的个人需求表现出来，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个人需求和事业需求的综合。这种广泛而复杂的需求的满足便刺激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形成了各个领域的众多的社会部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样剥削者追求个人利益行为便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客观上联系了起来。不管剥削者如何穷奢极欲，为了使其最大限度的需求能够持续地保持下去，他们也必须把被他们强制地扣除的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用来扩大生产和发展各种事业，而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竞争就会更加促进这一点。(8)
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源泉来自劳动者，剩余产品的扣除是以总产品生产为前提的，支撑着人类社会大厦基础的是劳动者。因此，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劳动者的积极性问题。然而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劳动者都是在被强制地扣除剩余产品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毫无疑问，扣除剩余产品与生产者的利益是对立的，自然也就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如果这种扣除的损失要比对其生存的另外的威胁相对说来较小的时候，则扣除剩余产品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从而使社会生产得以持续运行。但是这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仅仅面临着要么受剥削，要么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两种选择时；二是对剩余产品扣除的量不能超过每个时代劳动者可以忍受的限度。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劳动者被置于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中的呢？这首先是由于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所造成的劳动者个人的处境，例如：战争中被俘和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或者一定的人身依附；或者具有人身自由却丧失一切生产手段等等。其次，劳动者个人的处境又不是偶然地发生的，而是前一种社会自我控制方式解体的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与人类需求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状况。以上就是人类社会自我控制机制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便产生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治活动和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经济活动是指在自发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剩余产品积累机制的驱使之下，人们所进行的可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够自觉地预见其后果的那些生产、交换、分配等等活动。例如生产经营、技术和工具的改进、产品的设计；在交换过程中对商业、信贷、金融的经营和买卖；以及通过税收等形式所进行的各种再分配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人们自觉地进行的。但是由于所有的具体的自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人类的自控系统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它们必定都是围绕着自控系统而运行并且是作为自控系统实现的条件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成为自控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了，不管人们是否认识这一点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地以积累剩余产品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离开了这个中心和基础，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就会变得不可理解。
人们的一切***治活动基本上说来都是作为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的保障系统而存在和发展的。因为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需要力量的保证，特别是暴力的保证，而这种暴力只能来自国家。因此，以国家活动为核心的一切***治行为都是间接地围绕着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运行的。但***治活动除了作为剩余产品积累方式的保障系统的基本方面之外，有时还有破坏这一自控系统的作用，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
剩余产品的积累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本来是不存在价值问题的，因为它不理会人们的喜、怒、哀、乐、赞成或反对。但是作为具体的过程，它又是在人们的利益对抗中实现的。正是这种利益的对抗就使积累剩余产品这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产生了对立的价值观。作为强制者和剩余产品的占有者，认为这件事是合理、合法、神圣的。而对于被强制、被扣除者来说，则持反对的态度，虽然他们不一定有系统的价值观。于是，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上，人们便产生了从意识到行为的对抗和斗争。这就是社会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充满了人类的历史，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并在每个人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但是阶级斗争并不能左右人类积累剩余产品总过程，这个过程仍然像处于人类之外的物质世界那样，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只是在一种积累方式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向另一种积累的方式转变的时候，阶级斗争才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利益和价值观对立的双方都是以自身的感受为根据的，因此双方都有各自的充分理由来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各有各自的真理。在这里似乎是无法找到客观标准的。但是有两个情况似乎又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客观标准，一是多数问题，二是人类发展趋势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强制者总是少数，而被强制者则是大多数人口。这样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大多数人的立场作为客观真理的标准。这一点虽然在过去的古代社会中表现并不明显，但在现代的***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却表现得极其明显。另一方面，从人类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是从蒙昧、野蛮向文明发展的，且又是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强制性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也体现了从低度文明向高度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类是在从受自然和社会的约束和压制的状态不断地向着彻底***的方向发展着。人类终将彻底摆脱动物式的生存竞争状态，而进入真正的人类社会。(9)从这方面来说，摆脱剥削和压迫是与人类***的总趋势一致的。因此，真理应在被强制者这边。这样也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一脉相承的正义理论，一直发展到今天。
然而根据正义的理论，所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都是非正义的，都是应该受到诅咒和反对的。这就造成了人类的价值观与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矛盾，造成人们的感情与科学的矛盾，造成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不可移易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些矛盾往往是通过事实与真理(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人们对于价值的认识远远超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认识。因为价值观并不以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为转移，而是以人们对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感受为转移的。由于价值观的超前性，使得人们在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时，往往用价值、感情来代替对事实的理解。而当多数人的价值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冲突时，人们便根据价值观设想出一个与现实的不合理性相反的应然境界，这样就产生了人类的理想。于是人们便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用理想去改造现实。而各个时代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是最大的不正义，因而也就成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了。当然，人们的理想虽然是以价值为基础，但也并非与科学规律完全没有联系。围绕着人类***的理想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进程是一致的。但是又必须认识到，人类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并不能根据人类的理想任意加以改变，它的变迁自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人类的能动性至多也只能为这一变迁创造某些条件。但是人们往往并不觉悟，总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干预这一变迁进程。因为人们都希望今生今世看到理想的实现，而不希望把理想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而当理想在和现实的碰撞中遭到挫折时，人们或者放弃理想而追求实利，或者将自己封闭在理想中而与现实隔离。其实社会科学的任务主要的是认识现实，认识存在于现实的深处并支配和控制着现实的客观进程及其运行规律。也就是要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秘密。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理想问题，才能将理想置于科学之上。
同样的矛盾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观条件是价值观的超前和***治上的高度成熟，但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落后的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资本主义的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落后的水平、艰巨的任务、恶劣的外部条件、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主观力量上的优越条件，等等，这一切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一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影响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认为完全可以凭借强大的主观力量来任意改变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其结果是造成深刻的教训。实践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于我们的意志之外的自我控制的社会系统，它规定着我们主观能动性的限度和努力的基本方向。能否正确处理人为系统和非人为系统的关系，仍然是今后社会主义实践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要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两个系统的关系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两个系统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因而其界限很难划清。在人为的系统中，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增长是逐渐积累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把尚未达到的误认为无能为力的，从而将人为系统中的这部分内容视为非人为系统中的事物。另一方面，非人为系统中规律的实现，在具体过程中又是由各个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每一个具体过程由人们的意志行为构成，因此总的过程也一定是意志的产物。从而就可能否认非人为系统的存在。
然而人们如何区分这两个系统呢？问题难就难在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以将二者区别开来。人们要想区别它，只能靠对实践的总结和对历史的比较与分析。研究这两个系统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人类的自我控制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应该是社会科学的永恒性的任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8.以生产者的最低需求为前提而扣除的剩余产品，减去强制者的
社会控制论文篇（2）
(2)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从组织构架上保证业务经办的安全畅通，在部门、岗位之间形成即相互***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体系。
(3)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强化经办机构组织文化建设，有计划地开展遵纪守法、职业素质等品德教育，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二)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运行风险是未按照***策或未按照业务规程办理业务带来的风险，就要在业务操作流程上做到规范化、制度化。
(1)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要严格实行授权制度，只有取得授权的工作人员方可办理社会保险业务，未经授权不得办理，同时要实行授权备案制度。
(2)要建立业务复核制度，对于缴费基数核定、人员参保信息录入、修改以及待遇计算等社会保险业务，如果只有经办，没有复核，很容易造成工作失误、错办甚至故意违规的现象，譬如，授权一个业务经办环节(岗位)办理参保登记审核、信息录入和变更信息维护、待遇审核、待遇计算等业务，虽然对单位和个人提供了方便，但由于缺乏对岗位权利的制约，极易产生弊端;另外，对于外部人员采取欺骗手段冒领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如果实行单岗，在经办人员未能及时发现问题的情况下，就会将外部风险转化为内部风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需要建立业务复核制度。
(三)对于财务管理风险，要加强会计核算，严格财务管理，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1)对于未按规定将基金缴入财***专户、各险种未实行分户管理，相互拆借资金的现象，要建立明确的会计操作规程，分险种设账，单独核算，避免相互挤占、挪用基金的现象发生。
(2)建立分工明确的岗位责任制，财务会计部门应设立会计负责人、记账、复核、出纳和财务网管等岗位，明确各岗位的职责范围，财务收支审批实行分级授权，未经授权不得越岗代办，出纳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录工作，财务印鉴、票据、空白凭证实行专人管理并有登记，会计人员轮岗或调离时，必须严格履行交接手续。
(3)完善账务核对制度，对不同账务应定期核对，做到账证、账账、账表、账实相符。
(4)为及时发现经办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问题，要建立内部审计监督体制，经常性地开展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四)对于信息系统存在的风险，通过制度控制手段，在数据传递过程中，减少人为干预，实现信息的事前、事中控制。社会保险费征收数据、待遇支付数据交换，尽量通过与社会保险费代征(代收)、机构专线连接，采取数据不落地处理;基金财务数据尽量由业务系统产生，通过开发内控监督系统和软件，实现监督方式信息化，有效增强事后控制的效率。
二、“内控”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目前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抓制度建设，随时了解内控制度的执行和各环节履行职责情况。
(2)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经常性组织参保企业开展业务培训，让广大社保业务经办人员都树立起安全意识，提高工作责任感和防控风险能力，通过法制宣传，起到警示作用。
(3)建立健全“内部控制”队伍建设，采取授课以及座谈等形式进行专业培训，经常开展讨论和交流，提高内控监督人员的业务能力。
(4)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逐级、逐层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充分发挥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的作用，实现内控监督体系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
社会控制论文篇（3）
一、社会控制的手段、方法和途径 社会控制的手段，是指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总称。社会之所以能够对社会成员进行控制，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关键在于社会掌握了各种有效的控制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经济利益、***治权利、教育机会、舆论工具和宗教组织等。具体地说，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可简要概括为法律手段、行***手段、习俗手段、道德手段、艺术手段、舆论手段及宗教手段等。其中***治控制是实行社会控制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是国家***权机关，凭借***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暴力机构，通过行***系统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这种***治控制实质上也就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的控制。社会舆论也是实行社会控制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由于舆论是一种集体心理和大众传播，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评判基础上的，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道德约束，因而具有很大的制约力，能够对社会环境起一种监督作用，对社会成员起一种约束作用，从而达到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因此，现代社会中的管理者都十分注意发挥社会舆论的控制功能，使之成为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宗教控制是社会控制的一种特殊手段。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宗教的作用是不同的。 社会控制的方式和途径，就是指在具体的社会运行过程中，社会规范如何作用于社会成员，亦即社会秩序生成、确立和维护的具体机制。 综合社会控制的手段、途径和方式，包括一些社会学家在论及社会控制的工具和方法时，所涉及的诸如舆论、劝导、理喻、信仰、教训、惩罚、命令等，在社会控制中发挥作用的可归结为如庞德所说的三种主要手段：道德、宗教和法律。 法律是进行社会控制的强有力的手段，也是最高层次的社会控制手段。“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级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法律之所以具有约束力，是由于或者是当有一种强加于一切其他力量之上的强力作为它的支持。”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其有效实施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一经产生，便超越个人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都是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由于法律出自国家，具有肯定性、普遍性、可预测性、结构完整性和国家强制性等特点，所以，它不仅能够调整个人行为，而且首先具有调整阶级关系、重大利益关系，使统治秩序合法化、固定化的功能；不仅能够调整社会成员的普遍社会关系，而且能够负担巨大的***治、经济、文化的组织任务，因而是实现国家职能，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经常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道德是调整个人与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行为规范总和。它也是人类社会控制个人行为的主要工具之一。道德是以善与恶、公正与自私、诚实与虚伪、高尚与卑劣、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等道德观念来约束与评价人们的社会行为，从而达到社会控制的效果。道德控制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等机制发挥作用。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了的行为规范，道德行为是一种自觉自律的行为，违反道德的行为，要受到社会舆论和良心的谴责。道德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力比主要通过模仿转化为人们行为习惯的习俗要强。道德规范与法律也不同。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在论及道德的社会控制功能时曾说：“法律为强迫的，道德是自愿的。法律的标准，往往切近于事实；而道德的标准，则往往接近于理想。故法律的目标，常在维持现实的社会秩序，而道德的目标，则于维持秩序之外，又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期望。法律仅能控制人类显著的外表行为，而道德则能控制个人一切潜伏与琐屑的行为，故道德可以济法律之穷。”道德比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广泛，是法律控制的重要补充，能起到法律控制起不到的作用。 宗教控制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特殊手段，从社会控制的意义上来说，宗教常常是通过一套信条和仪式，使人们确立人生的一些基本价值和信念。这些价值和信念都是人的一些善德品质，如施善、仁爱、怜悯、诚实、公平、正义、献身等。所以，宗教是以仪式和信仰的方式，在人的心灵深处，通过控制人的良心来控制、调节人的行为，培养人的善德品质。它能使按照该社会道德观念做善事的人得到精神上的回报，也能使违反道德观念、行恶的人感到内心的羞愧、恐惧与自责。 道德、宗教和法律这三种手段在社会控制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其演变的过程。在开始有法律时，这三者是很难分开的 。但是“从16世纪以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首要工具。”所有其他社会控制的手段被认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布莱克认为，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其他社会控制在减弱，而法却相应地增强。庞德也指出：“在一个发达社会中法就是社会控制的最终有效工具。”但庞德在肯定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他说：“当我们生活在地上世界里，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么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而如果它不能再得到有组织的宗教和家庭的支持的话，那么它就更加需要这些方面的支持了。”事实也是如此，可以说，为维护社会文明，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道德、宗教、法律这三种主要手段，在社会控制中互相配合和补充，综合为治，通过正面引导、对偏离行为的限制、教育、舆论工具和宗教组织等各种方式，实现社会控制由外在控制向内在控制的转化，最终达到维护稳定的***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的。 二、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的构建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发生并且还在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 这主要表现为在包括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经济效益和社会结构等指标在内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数呈现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却出现负增长。据统计，从1979—2009年的25年间，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2.0％。其中，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的5.5件上升为2009年的34.1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0％，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年均递减3.2％和5.2％；25年间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1％。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加剧，各种收入差距扩大，诸如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等。25年来，此两项指数均呈现负增长，影响了经济社会综合指数的增长。在新的有效的各种社会控制机制还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社会的无组织化、或无序、失范状态。如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各种违法犯罪现象大量增加，特别是重大恶性案件不断上升，一些地方刑事犯罪呈高发势头；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谋取个人和小团体非法利益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在经济领域里，一方面表现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鲸吞国家财产；另一方面，一些人为了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甚或败坏了国家的声誉。因缺乏诚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惊人。社会信用问题已成近年来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之一。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意味着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上述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的存在，使我们的社会隐含了许多风险，给我国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也给我国的社会安全问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和中国***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执***理念。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既需要***变革，又需要有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这种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必须要用各种社会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实行社会控制。没有控制就没有秩序。解决上述影响社会安全的各种问题，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实现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的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完备的社会控制系统，才能为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保证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因此，任何国家的治理，总是把社会控制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社会控制论文篇（4）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更快、更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规定；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孙向***，2005）。传统观念认为发展就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改变了这一认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多方位的。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健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思路也适用于社会成本的控制与管理。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涵义和实质
成本是经济学中一个普遍的经济范畴，美国会计协会与标准委员会对成本做了如下定义：“成本是为了一定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这样一个基本经济事实：资源是稀缺的。这就构成了机会成本概念的基础。不管是国家、厂商还是个人，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任何资源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一般在使用资源的时候，总试***在不同的用途中去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另一方面，当我们选定了某种资源的用途，就放弃了资源用于各种用途的“机会”，放弃这些机会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在这些用途中可能得到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被放弃的收益也就成为一种“成本”。严格地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将资源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而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所能带来的最高收益，通常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成本，而是在选择资源用途时所产生的观念上的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对经济分析非常重要，它是用经济学的眼光对资源进行估计的成本。虽然精确计算机会成本常常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它的大小的估计对于资源的使用方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考虑的是每一种单项资源的机会成本，而一个国家的经营需要使用许多种资源，那么，从经济分析的观点出发，国家经营的总成本就应该将所使用的所有资源的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这就是国家经营的总的机会成本。我们把如此计算出来的总成本称为国家经营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经济成本等于国家所有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之和。故成本控制与管理必须在效率的基础上谋求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公平。***府必须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全面衡量各经济组织产品或服务寿命周期内的成本与效益，以社会成本最小化，而不是以制造成本或顾客成本最小化作为成本决策的依据，此即社会成本控制。它通过运用影子价格法和机会成本法，综合考虑经济组织行为对有关各方环境的影响来实施宏观的成本控制，此时成本控制管理战略演进为一个由全体经济组织构成的整体国家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开放性系统。
社会成本增大的原因
社会成本是一国的***府、经济组织及个人发生的一切成本的总和。目前我国社会成本增大也就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
***府社会成本过大。其一是***府机构和官员有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偏好。原因有二：***府机构规模越大，则可以获得的预算越大（傅光明，2002）；***府支出的大小与官员权力大小成正向关系。其二是***府的管理效率低下。其三是***府决策失误导致的社会损失。其四是***府官员“失节”，即造成的损失。其五是***府效率失常引起的损失。人力资源成本增长过快。其增长趋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的自我认识也是诱发人力成本过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的一些宏观经济***策也导致劳动时间的减少，在劳动效率变化不大的状况下，致使人力资源成本升高；教育费用增长过快，合格劳动力培训成本急剧上涨，未来人力成本普遍增长。
资源价格不断攀升。这里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来源，一国的自然资源状况决定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有着决定性影响。2000年我国石油及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加之自身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自然资源价格飙升。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因而治理环境的成本日益增大。
融资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本的升高。从理论上看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较多，但渠道大多不畅通。如商业银行的利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股票筹资市场不规范等。科技创新是一国发展和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但目前我国普遍不具备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条件，主要在于缺乏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风险分担模式。
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具体对策
面对社会成本逐步增长的不利形势，我们应采取切实措施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具体对策如下：
社会控制论文篇（5）
论建立公共财***下的社会保障预算 【论文摘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要求完善我国的***府预算体系，社会保障事业作为***府弥补市场缺陷而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之一，相应要求建立起相对***、规范的社会保障预算。本文在阐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对国构建公共财***下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设想。 一、公共财***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 公共财***的提出，使得我们对***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定位和活动范围有了更准确的认识，构建我国公共财***的目的在于解决***府或财***职能的准确定位问题。公共财***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财***，其存在、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也就是说，以“市场失灵”为标准，凡是市场能有效地解决的，财***不应介入；凡是市场不能或无法有效解决的，财***应发挥其作用，这就是公共财***的界定范围。而社会保障事业正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社会保障不能依靠市场经济来有效提供，但它又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条件，所以必须由***府来出面组织，无。论从资金筹集。还是从使用安排上看，财***在社会保障事业中都占据主体地位。因此，为了发挥***府对社会保障事业的领导和促进作用，必须将社会保障收支纳入国有预算管理，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概括起来。我国建立公共财***条件下的社会保障预算有以下几方面的必要性。 1．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是市场经济下***府职能转变的体现。我国***府具有社会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双重身份，行使社会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双重职能。过去我国***府的双重身份、双重职能重叠，体现在单一的综合预算中，而随着我国***府职能的转变相公共财***的提出，单一的综合预算已不能明确分清财***职能的不同目标，作为公并财***下财***职能重要目标之一的社会保障，体现的是***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和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职能，发挥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它与***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为了反映***府这种职能的转变，必须从单一的综合预算中将社会保障收支部分别出，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预算。 2．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是深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内在要求。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统筹层次低、覆盖面不完整、基金收缴困难。使用中挪用和挤占现象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持别是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每年已达数百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如果继续实行分散管理，不能纳入财***统一计划和预算体系。无法接受立法机构的监督，不仅难以保证资金的安全和完整，而且不能保证***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实施。因此，将社会保障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不仅可以直接强化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法制管理和监督，同时有利于建立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约束机制，可以规范社会保障金收支及各项基金结余投资营运活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建立社会保险预算是完善我国复式预算制度的重要内容。1992年起，我国由过去的单式预算开始改按复式预算试编，但是这——改革未能分清财***为公共品供给和国有资产经营的预算安排，也未能根据社会保降在公共服务中的特殊性建立起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在公共财***体系下，社会保障这一公共服务的特殊性，表现在国家预算上，要求对这一类资金的收支单独反映，使全社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收缴、使用情况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因此，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可以把社会保障资金收支从一般性的经常收支中分离出来，以***于***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并将预算外的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纳入***府预算统一管理，从而健全和完善我国公共财***下的复式预算制度 4．建立让会保障预算是规范***府收支，加强***府宏观调控能力的现实需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收支处于一种较分散的状态：一般性税收收入安排的社会保障支出分散在行破费和各项事业的有关科目中，没有作单独和明确的反映，社会保障资金的收与支之间缺乏严格对应的制度保证。而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可以从预算制度上规范***府在这方面的收支。同时，随着社会保障资金收支流量越来越大，且形成规模庞大的结余，而这些结余资金都是国家可以依法灵活运用的资金，可以大大增强公共财***下***府弥补市场失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因此，通过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便于***府有效地管理和利用这部分资金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服务。 二、我国建立公共财***下社会保
社会控制论文篇（6）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或国家干预、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保障与福利改名社会保障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对建立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学说的启示。 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万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 T． 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深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付难交纳保险金；二是***府统一管理原则，***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对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策视为经济***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 2．关于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问题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自由放任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关系。古典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而对社会保障持否定态度；现代新自由主义如现代货币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学得、公共选择学派等都认为社会保障破坏了市场机制的功能，严重影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因而反对“
社会控制论文篇（7）
社会转型期背景下，思想***治教育需要藉由全面融入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来提高其时效性，因此思想***治教育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研究进入了笔者的视域。社会控制是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其是维持社会良性、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是对现实世界的规约。对思想***治教育与社会控制之间研究现状的把握是建立二者之间交叉研究的前提。因此，笔者对二者之间的研究现状作以如下梳理。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控制的研究较少，关于本研究方向的论述，多是以针对当代社会现状的社会控制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综合来看，国内外学界对本问题的研究大多包含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关研究之中：一是包含在关于社会控制理论的综合研究之中；二是包含在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之中；三是包含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价值观重构的相关理论之中。上述几种情况大体上涵盖了在社会转型期背景之下的思想***治教育与社会控制关系的研究现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关于社会控制理论的历史沿革、思想***治教育对社会稳定的干预；当前社会控制的主要问题、社会控制手段之间的关系等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社会控制理论的历史沿革
在历史沿革维度，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较为一致，参照杨桂华在《转型社会控制论》中表述的观点，认为社会控制分别经历了社会学阶段、控制论阶段和社会哲学阶段。其中，社会学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杜尔克姆和罗斯。杜尔克姆以“社会现象”这一概念阐述了其对于社会控制的理解，他认为：“无论固定与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于团体中，不仅有它***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叫做社会现象。”①罗斯在其所著的《社会控制》一书中，第一个系统论述了“社会控制”的概念，他认为社会控制是与人类自然秩序相对的，带有一定目的和意识的社会规制，并将其划分为舆论、习惯、信仰、宗教、礼仪、伦理等具体手段。社会控制在社会学阶段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由少数人执行的管理系统，其只针对社会越轨行为起作用。②
控制论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纳和汉肯。维纳认为：“法律可以定义为对通讯和对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形式的语言在道德上的控制。……法律是对联系各个个人行为的‘纽带’进行调整的过程，它使我们所说的‘公正’能够实现，争执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得到裁决。”③社会通讯渠道是衡量和决定社会能否稳定运行的核心要素，他将社会的失控现象归结为通讯技术的发展。汉肯“根据一个系统中行动者目标之间的关系区分出独裁系统和民主系统，根据个体之间能否相互影响区分出有通讯的集体系统和无通讯的集体系统，根据通讯和决策的形式又区分出协调系统和不协调系统，在协调系统中又区分了简单联合和联合系统，等等。他设立了四条指标，共区分了七种系统。”④他的核心观点是运用控制论分析社会，认为社会控制是从个体行为的微观角度入手的社会控制。至此，社会控制在控制论阶段的特点可以归结为极其重视控制工具的作用，研究方式向数字化、模型化、定量化转变，主要立足点在个体行为之上。
社会哲学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阶段审视的对象是民族国家，它所研究的控制是民族国家的社会控制。“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⑤因此，它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既包括社会自觉结构的功能，又包括社会自发结构的功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自在控制是自为控制的基础，而自为控制是在扬弃自在控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二者优势互补。
社会控制的历史沿革具有极其清晰的脉络，其作用范围从只针对社会特定人群，到社会的个体行为最终步入针对民族国家的社会控制；控制方式也从服从社会规范的控制上升到依靠工具的模型化控制最终升华为以哲学审视社会的控制。在这一历史沿革中，理论内涵逐渐深入，控制范围逐步扩大，控制手段也逐渐丰富，而文化，舆论，思想等要素也逐步在社会控制理论中体现。
二、思想***治教育对社会稳定的干预
学界的观点总体上是一致的，普遍认为思想***治教育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非常强的制约作用。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思想***治教育对社会稳定的干预作用。一是从思想***治教育的特性角度认识思想***治教育对社会稳定的干预。胡德海认为：“就教育活动这一教育形态而言，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它的传递性、工具性、手段性。……教育活动的这个专门特点决定了它可以为一切社会，为人的各种社会生活服务，……其次，还必须肯定，在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教育事业、教育制度都是为了适应一定人、一定民族、一定国家、一定团体，总之是适应一定社会的***治、经济、阶级的需要的，因此，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学校教育事业都必然具有不同的阶级性、民族性。”⑥张澍***认为，一方面统治阶级总是将德育看作服务本阶级的工具，因此具备阶级性；另一方面，社会各个阶层或阶级都有自己的德育功能期待，同时也有一些人类共性的、非阶级性的教育，同样影响着德育功能的价值取向。⑦石书臣认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重视思想***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性，尊重人们的个性化、多样化选择，注重教育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冲突性、差异性要求思想***治教育必须坚持意识形态性，互渗性、共性、借鉴性则是对思想***治教育非意识形态性的内在要求。”⑧
二是从思想***治教育的功能角度认识思想***治教育对社会稳定的干预。孙其昂、叶方兴认为，思想***治教育对社会稳定有较强的干预能力。在***治领域，思想***治教育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的路线方针***策；在经济领域，思想***治教育指导和激励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文化领域，思想***治教育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社会领域，思想***治教育协调各社会主体参与社会建设，促进社会有序和谐发展，不断向理想社会迈进。⑨杨威认为，思想***治教育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思想***治教育通过协调利益冲突和化解社会矛盾、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强化风险教育等途径对行使对社会风险的控制功能；思想***治教育通过构建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意识形式维系和保障思想秩序等途径行使对社会思想秩序的控制；思想***治教育通过其特有的教育方式，使社会成员按照社会规范行动，从而保障社会关系的良性有序发展。⑩
可以看出，只要能够使思想***治教育抓住时代脉搏，就能使思想***治教育发挥巨大的社会控制功能。因此，需要探寻当代思想***治教育新的发展路径。
三、当前社会控制的现状
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归纳。一是从社会形B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控制特性以及思想控制在社会主义社会控制中的重要作用。李德芳认为：“社会控制的特点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有什么样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社会控制就具有什么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及一切私有制的社会里，由于阶级的对立，受控者是不会自觉配合的，所以那时的社会控制，就只有依靠强制和暴力，强迫人民接受控制。”11而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上虽然还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控制的主要内容已不是对付敌对者的反抗，而是帮助广大人民处理好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12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控制在制裁之上，还应包括对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教育、疏导和协调。这一论点限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通过生产方式这一根源性问题入手，点名了西方社会控制理论中将软控制定义为非正式控制的社会形态原因，同时指出软控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是以当前社会控制弱化的归因角度论述社会控制的现状。李辉认为目前社会控制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思想***治教育的强化远远赶不上环境变化的速度，提出了环境的规范作用和引导作用是辩证统一的。13文***、朱士群从社会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角度侧面论述了分化对社会控制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分化是当前社会稳定性弱化的主要原因，文中表述“社会结构的分化使整个社会成为具有许多层次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又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以及担任一定职责的社会群体构成。社会分化使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从而给社会稳定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14周明侠认为：“在转型期社会控制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表层社会控制体系与潜层社会控制体系二元并存的问题。……要推动社会控制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关键在于推动社会控制体系由二元走向一元。”15田崔琴认为，影响社会稳定，导致社会控制弱化的原因“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讲，主要是各个领域的发展与转换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缘故，如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控制机制的转换又滞后于社会结构的转型等。其次，从社会转型的过程看，社会转型时期产生一些结构性社会问题并由此影响社会的稳定。”16黄敏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控制的问题在于：***治控制过度、法律控制滞后、经济控制失调、社会组织控制薄弱、意识形态控制过多、道德控制乏力、信仰控制失灵。”17
三是从当前中国社会控制手段的运用角度认识社会控制现状。杨威认为，思想***治教育作为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能够起到整合社会资源，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故而需要进一步加大在思想***治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方向的探索。18周明侠认为，尽管当前中国在硬控制手段和软控制手段的建设上都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硬控制手段的运用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强的时期。可软控制手段的力度却处于完全力不从心的状态。19鲍宗豪认为，“根据不同的目标和功能特点选择不同的软、硬控制手段，是社会控制模式手段选择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矛盾日益复杂，流动性和转化的可能性条件不断增多的时期，注重众多控制手段综合运用艺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20
可见，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控制的影响是深远的，社会控制必须要在新时期调整控制模式，转换控制思路，在坚持硬控制的基础上，着力提升软控制手段的力度。
总的来说，尽管学界关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控制与思想***治教育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但却分别从不同层面阐述了当代中国社会控制面临的主要问题，软控制在当代中国社会控制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利用软控制更好的达到社会控制的效果等论点。这些论点都能够成为思想***治教育与社会控制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支撑，为二者之间的较差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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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敏：当前我国社会冲突与社会控制研究[D]，中共中央***校，2011年4月
8杨威：社会控制视野中的思想***治教育[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月
社会控制论文篇（8）
基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9015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2M511737）
作者简介：李志斌（1973-），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内部控制与预算管理研究。
中***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5-0109-06收稿日期：2013-11-08
我国***等五部委先后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2010），并规定了具体实施的时间表。内部控制研究正逐步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实施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是内部控制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内部控制效应的界定基本是以COSO报告的内部控制目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经营的效率和效果）的实现程度作为依据的，国内外实证研究结论均支持内部控制基本效应的存在。但是，局限于COSO 报告内部控制目标研究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可能是片面和狭隘的，低估了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系统性制度体系和自律系统的作用，已有研究结论表明，内部控制还具有审计、债务期限与成本等多种效应（杨德明 等，2010；夏芸 等，2011），而且对人力资源管理合法性的正向作用（Rania， 2012），即内部控制存在基本效应之外的溢出效应（李志斌 等，2013）。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增强企业的组织理性，促进企业规范回应***府、投资者、供应商、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从而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研究已经注意到内部控制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李卫斌， 2012），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从理论层面论证了企业内部制度建设对社会责任履行的规范和推动作用（阳芳 等，2008；胡峰，2009）。笔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能否促进企业更为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并进一步检验其对国有控制企业和非国有控制企业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希望借此拓宽对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认识，提高整个社会对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和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注度。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因素很多，按层次依次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的、企业组织层面的和高管个体层面的因素（Herman et al， 2012），公司治理则是组织层面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和内部控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这均属于组织层面的公司治理因素。理论界认识到公司治理的制度与机制对实现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影响（刘连煜，2001），提出需要构建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保证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卢代富，2002），并将社会责任固化为一种制度，才能根本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强调完善组织与规范制度和强化社会责任规制引导是建立社会责任长效机制的重要对策（易开刚，2011）。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环境和结构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Richard et al， 1999；宋建波 等，2010；陈智 等，2011）。实证文献主要采用市场化进程、股权结构、董事会规模、***董事比例等变量，即更多采用的是公司治理环境和结构，而非治理机制和制度。本文研究是建立在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具体制度规范这一基础之上的，没有系统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将成为一纸空文，内部控制是实现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杨雄胜，2005）。在最新修订的内部控制COSO报告中，更是强调内部控制运行中的“公司治理”理念（王怡心，2013）。因此，公司治理环境和结构为社会责任的履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内部控制作为落实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才是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直接因素。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能够促进社会责任履行的规范化和常态化，使企业摆脱履行社会责任依赖于企业家个人偏好的问题。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作用路径有：（1）控制环境要素中包含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如积极的企业价值观、高道德水准的领导人作为控制环境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都有正向的价值引领作用。我国***等五部委还专门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以规范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充分说明规范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内部控制作用的范畴之一，内部控制能够保证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2）内部控制的目标体系中蕴含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追求，我国内控规范强调企业加强和规范内部控制的目的就包括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就突显内部控制的目标体系中包涵对社会责任的追求。（3）内部控制是企业风险管控的制度系统，能够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种可能有损于企业利益、声誉和形象的各种风险行为，降低有损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事件的发生概率，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据此分析，笔者提出假设。
H1：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存在正向影响。
（二）内部控制、实际控制人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有关企业产权性质对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崔秀梅等（2009）的研究结论说明，国有控制企业比非国有控制企业更好地履行了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但在非强制性责任方面没有显著差异。LopezIturriaga等（2009）的研究发现，当公司拥有更好的成长机会，并且实际控制人是个人或机构时，公司将承担较少的社会责任。冯丽丽等（2011）的研究结论亦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更注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但也有研究表明，实际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比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企业履行了更多社会责任（高敬忠 等，2006）。那么，产权性质究竟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何种影响？笔者认为，从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分析，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优于非国有控制企业，其原因有：（1）国有企业与***府有着良好的关系，从***府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和***策优惠，与此对应的是，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作为回报。（2）国有企业高管报酬的目标函数除了经济收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职务晋升，而履行好社会责任则是其晋升考核的重要指标。（3）***府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明确的指导和更高的要求，如***于2007 年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和主要内容，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一定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得国有控制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总体上好于非国有企业。这些实际存在的原因都会传导到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方面，使得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更有效，从而促进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府部门对国有控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引导性法规，企业为达到这些要求必须建立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机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已经走上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道路。同时，国有控制企业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内部控制的执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更依赖于内部控制的规范和引领功能。非国有控制的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尚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主要来源于企业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外部合法性要求和利益拉动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随意性，缺乏规范性，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组织保障和内部机制建设方面存在不足，其社会责任管理和规范体系仍处于摸索阶段，实际执行中明显滞后，社会责任行为与职责履行存在较大随机性和外部促动性，从而导致了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较低（李秋华 等，2011；疏礼兵，2010）。同时，由于非国有控制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状况较差，如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粗放型管理风格等也限制了内部控制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作用发挥。总之，内部控制对非国有控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规范和促进作用低于其在国有控制企业中的作用。据此分析，笔者提出假设。
H2：与非国有控制企业相比，国有控制企业更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
H3：相对于非国有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对国有控制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1. 社会责任履行（CSRI）
笔者借鉴Clarkson（1995）的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社会责任测量方法，利用社会贡献率的定义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具体计算方法见表1。
2. 内部控制有效性（ICI）
笔者运用***王宏等（2011）主持开发的2009年度和2010年度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衡量指标，该指数以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规定的五大目标实现程度作为基本数据，在此基础上，对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予以扣分，该指数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其取值范围为[0， 1000]。
3. 实际控制人性质（STATE）
实际控制人性质指实际控制人是国有产权主体还是非国有产权主体，国有主体为1，非国有主体则为0。
4. 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
国内外文献表明，作为治理环境的市场化进程（周中胜 等，2012）、股权集中度（冯丽丽 等，2011）、高管持股比例（Mahoney et al， 2005）、董事会***性（王建琼 等，2009）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着重要影响，笔者将这些变量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同时，与所有文献一致，将代表公司特征的盈利能力、财务杠杆、成长性、规模以及行业和年份等也作为控制变量。所有变量内涵及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在变量定义的基础上，笔者为检验假设1和假设2，构建模型：
CSRI=α+β1ICI+β2STATE+β3MI+β4HHI+β5MO+β6IBD+β7ROE+β8LEV+β9GROW+β10SIZE+β11IND+β12YEAR+ε
笔者为检验假设3，构建模型：
CSRI=α+β1ICI+β2STATE+β3ICI×STATE+β4MI+β5HHI+β6MO+β7IBD+β8ROE+β9LEV+β10GROW+β11SIZE+β12IND+β13YEAR+ε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2009年度～2010年度深沪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1）金融、保险业公司；（2）ST公司；（3）存在重大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共获得有效样本2630个，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为了控制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笔者对回归模型中的相关变量在样本1%和99%分位数处进行了Winsor处理。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未列表报告）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指数最小值为0.0482，最大值为0.6755，均值为0.2581，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较低，且差异较大。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的最小值为167.21，最大值为990.94，均值水平为696.39，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之间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差异悬殊，但总体水平较高。
（二）回归分析
1. 全样本回归
全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2。模型（1）中的ICI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意味着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内部控制的效应已经“溢”至社会责任，支持了假设1。STATE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产权主体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好于非国有控制企业，这与冯丽丽等（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假设2得到了支持。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交叉项ICI×STATE的系数为正，且在10%水平下显著，即内部控制对国有控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非国有控制企业，与假设3的预期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有企业之所以社会责任的履行优于非国有企业，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更为有效，至少在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发挥了更大的正向作用，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笔者进一步将内部控制指数按照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均等分为5部分，分别赋值1-5进行回归，如模型3和4的回归结果所示，结论与模型（1）和（2）一致，说明研究结论有较强的稳健性。在控制变量中，作为治理环境的市场化进程、盈利能力、财务杠杆等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正相关，而股权集中度等则与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负相关，基本与现有的研究结论一致。
此外，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说明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2. 分组回归
由于内部控制是连续变量，实际控制人性质是分类变量，为进一步检验实际控制人性质对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两者关系的影响，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检验，即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控制组和非国有控制组，进一步检验假设3。分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5）显示的是原始数据的结果，模型（6）是将内部控制赋值为1～5后的回归结果。结果均显示，国有控制样本中的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非国有控制样本组中，其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笔者进一步对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进行了邹检验（Chow test），结果表明，国有控制组和非国有控制组的内部控制系数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支持了假设3。此外，虽然非国有控制组中的内部控制回归系数不显著，但市场化进程的回归系数无论是数值还是显著性均高于国有控制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推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机制是包括内部控制在内的内部治理机制，而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主要依赖外部市场治理机制来推动。
3. 稳健性检验
笔者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将因变量CSRI和自变量ICI由高到低进行10等分，分别以1～10赋值，并进行回归分析。（2）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替代HHI并进行回归。检验结果与本文结论一致，这说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自律性的制度体系，对会计信息真实性、合法合规性和经营绩效的正向作用已经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的支持，但能否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则尚未有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说明内部控制对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的影响，国有控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优于非国有控制企业，内部控制是这一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对国有控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规范和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控制企业，薄弱的内部控制体系可能是非国有企业不能很好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
本文研究的启示在于：（1）要全面认识内部控制的功能，关注其溢出效应，即对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作用，从而促进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关注，可进一步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构建我国内部控制规范实施的动力机制。（2）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会受到外部舆论和规制的压力、企业领导人的价值观和公司治理环境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均需要通过企业的内部控制而具体落实的，即规范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与内部控制能力正相关，内部控制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规范化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具有直接作用。企业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内部控制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行为，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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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蜀丹）
Internal Control， Nature of Actual Controller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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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控制论文篇（9）
关于法律调整对象，从肯定的角度出发，国内理论界一般认为，法律调整行为或行为关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措词，比如意志行为、利益关系、社会关系、意志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①其中，行为是法律调整的最直接、微观的对象；行为关系是对行为的较为抽象、间接一点的表达；意志行为是从行为之主体的主观角度进行的界定；利益关系是从行为背后的内容角度进行的界定；社会关系则是最为抽象而间接的表达，而“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对人们的行为的调整和控制”；②意志社会关系则是从社会关系主体之主观角度的界定。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体现于环境法基本理论之中，比如有环境法学者认为，环境法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都是立足于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而发生的。③因此，尽管措词有别、说法不一，但其基本意思是共通的，法律调整行为或行为关系论大致上可以概括国内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各种界定。与此相对应的是，从否定的角度出发，国内理论界一般又认为，纯粹的思想或思想关系不能为法律所调整。④因此，如果说法律调整行为或行为关系论是国内理论界有关法律调整对象的一个肯定性共识，那么，法律不调整思想或思想关系论则是一个否定性共识。
尽管上述共识广为人所熟知，然而，“熟知未必真知”，更何况，共识并不必然正确。所以，需要继续追问的是法律为什么不调整思想？法律不调整思想的理由何在？浏览国内有关法律调整的研究文献，除却稍事带过、语焉不详的处理方式外，大多著述频繁征引作为解答上述疑问之论据的几乎一律是马克思的那段有关法律与行为之关系的经典之论。⑤可以说，关于上述疑问基本上还缺乏比较充分而深入的回答。笔者试从三个角度对此疑问进行解读。
二、佐证之一：法律调整理论的前苏联影响
新中国法理学著述中一度并不见有法律调整这一概念；后来，始有个别学者零星地涉及该一话题；再后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才较多地予以关注，法律调整及其机制方才逐渐成为法理学的一项基本论题。⑥而不管是最初的个别涉及还是后来的较多关注，学者们关于法律调整命题的讨论受到了前苏联法理学界相关研究的直接而较多的影响。比较国内法学界有关法律调整话题讨论的框架、问题域乃至相关结论与前苏联法学界的相关研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前苏联法理学界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解读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国内学界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共识。以下列举两本著名的前苏联法理学著作中的相关观点予以印证。
其一是阿列克谢耶夫的《法的一般理论》。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法律调整是对社会关系所施加的有成效的、规范性、组织性作用，“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⑦但只有当这些社会关系表现为意志关系之时，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而所谓意志关系，就是说这些关系都是在人们的意志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因此，直接意义上讲，法律调整的对象就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⑧法律是通过人们的意志和意识，因而也是通过表现在意志行为中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的。⑨可见，尽管阿列克谢耶夫在界定法律调整对象时注意到了意志、意识的因素，但其整体的结论是行为或行为关系而非思想或思想关系。
其二是雅维茨的《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其中，雅维茨认为，法律调整具有两种主要形式，即通过法律关系与不通过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两种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对象总之都是权利主体的行为……因此，法通过调整行为调整了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之间所存在的这些关系。”⑩此处，他同样引证了上文提及的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可见，关于法律调整的对象，他的回答是权利主体的行为。而且，雅维茨反对无限使用法律调整去观察分析法律动态运作现象，“当法律形式对社会关系的每种影响都被包括到法律调整中时，在这些场合就把法律调整抬到绝对的地步”，(11)除了法律调整之外法律还可以产生其他影响，在此，他将法律对行为的调整与对思想的影响界分开来，这进一步明晰了他的法律调整行为、不调整思想的结论。
三、佐证之二：法律调整概念的学术逻辑
如果说前苏联法理学界的法律不调整思想论只能作为国内相关研究的一种非真理性参照的话，那么，当我们将法律调整上溯至更高的学术逻辑之中时，法律不调整思想论能够得到更为明晰的确证。
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法律调整的上位概念是社会控制或社会调整。(12)社会控制思想渊源于达尔文进化论，19世纪末的社会学开始关注社会控制问题，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学家首次提出社会控制概念，社会控制理论亦曾在美国风行一时，后又相继经历了控制论阶段、社会哲学阶段等不同形态。(13)同时，该概念也逐渐越出社会学领域而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认同与使用。正是在20世纪中期，当社会控制理论渗透到法学领域之际，美国社会学法学创始人庞德开创了法律与社会控制的研究，(14)提出了著名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论题，法律调整作为一个子概念得以正式出炉。今天看来，法律调整已经在法学领域觅得了一个相对***的学术位置，然而，该一论题的展开仍然受到作为其上位论题的社会控制的理论逻辑的影响和决定。
就控制对象而言，社会控制的原意是社会必须控制人的动物本性，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行为，(15)即社会控制最初针对的是人们的行为，“社会控制的客体是社会行为。”(16)随着理论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控制既要控制与约束行为，又要对思想进行教育与引导，即社会控制不仅包括行为的控制还应包括思想的控制。其中，行为的社会控制是“运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来促使人们遵从的各种外在压力”，(17)这种社会控制依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受控者之外，同时，它主要针对的是受控者的外部行为，这是一种他律、硬控制。从社会控制的约束强度与表现形式等角度出发，人们一般将法律调整归置于行为的社会控制一类，(18)从而其调整对象应该是行为。相较而言，思想的社会控制是“ 那些引导人们自我激励并按遵从的方式行动的过程”。(19)这种社会控制依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受控者自身，同时，它主要针对的是受控者的内在思想，这是一种自律、软控制。法律调整不属于思想的社会控制一类，其调整对象自然不应是思想。要言之，从法律调整在社会控制类型体系中的逻辑定位上讲，法律调整的对象应该是行为，而不应是思想。
四、佐证之三：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规律
下面，从作为对象或客体的思想出发，来探讨一下思想究竟适不适合为法律所调整。
所谓思想，作为一种认识与精神现象，指的是社会主体立足于人脑、依赖于语言的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20)就其特性而言，思想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21)这些特点决定了思想生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既要承认外在客观世界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重视内在主观因素的制约性作用，同时，更应强调的是，人的思想归根到底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实践是沟通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桥梁。(22)而教育正是这样一种志在集中影响思想生成与发展的社会实践。(23)教育承认思想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旨在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它对人的思想采取引导性影响，强调平等与民主等原则；此外，教育可以通过改进方法、长期实践等途径获得较大可能性的实现。(24)由于教育顺应了思想生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能够有力促进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所以，思想很适合成lwxz8 北京写作论文为教育实践的对象。
相较与思想教育，思想的社会控制、尤其是强制型控制则违背了思想生成与发展的特殊规律，它不尊重思想的主观能动性，主要服务于统治或压制的目的，对人的思想采取操纵性影响，只讲灌输、说服，不问认同、接受；思想的社会控制在封闭、落后时代也许曾经得逞，而在现代信息社会不仅不大可能实现而且还是一种文明倒退。(25)可见，社会控制之于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而言是一种较为拙劣的机制，思想不适合成为社会控制的对象。由于法律调整是一种以强制性为突出特点的规范化社会控制，所以，法律调整实践亦无益于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质言之，思想不适合为法律所调整。
五、结语：对质疑的回应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法律不应该从而也不能够调整思想。最后，为进一步捍卫法律不调整思想的这一否定性共识，还必须回应如下两种不容忽视的质疑。
第一种质疑认为，法律不调整思想论得不到法制史的证明，中国古代法史上就存在着诸多调整思想的规定或现象，比如腹诽罪、文字狱等；同时，即使以现代的视角观之，法律同样也调整思想，比如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权利设定。(26)然而，在笔者看来，该种质疑所提出的论据并不能充分而严密地证明其论点。首先，尽管古代法律之中存在着规制思想言论的腹诽罪、文字狱等现象，但是这种事实性陈述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法律调整思想的价值正当性与现实可能性；其次，思想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的设定并不能视为现代法律调整思想的范例，思想、言论自由权并不是法律调整思想的体现或结果，而是法律在调整人际之间发生的干预或保护思想、言论自由之类行为时所赋予的主体权利，其所展现的调整对象依然是某类行为。
第二种质疑认为，法律在调整行为或行为关系之际一般都会考虑法律关系主体的主观思想意志，难道这不正意味着法律调整思想吗？的确，法律调整行为之时会涉及主体的主观因素，但是，首先，这不是必然的，比如在无过错归责原则、公平归责原则下的法律调整就不需要考虑行为主体的主观方面。其次，法律不调整思想并不意味着法律在调整行为时不可以考虑思想因素，能够为法律所调整的行为也并不是与行为主体的主观思想绝缘的，而是要受到主体的思想意志支配的。然而，法律调整过程中所考虑的思想因素始终是以行为为核心或目的的，受到调整的对象是行为而不是思想。
注释：
①有关这些不同措词的概括集中见于公丕祥：《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朱景文：《法理学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342页。
②谢邦宇、黄建武：《行为与法律控制》，《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第24页。
③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0页。
④举凡新世纪以来国内法理学通识类著述来看，这种认识应该说比较统一。
⑤马克思在针对普鲁士***府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的敏锐批判中精辟地指出：“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⑥朱景文：《法理学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
⑦[苏]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上册)，黄良平、丁文琪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
⑧同注⑦，第304页。
⑨同注⑦，第305页。
⑩[苏]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朱景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11)同注⑩，第172页。
(12)学术界一般将社会控制、社会调整以及社会调控三术语等同使用，以下统称社会控制。法律控制、法律调整和法律调控亦经常被等同使用，以下统称法律调整。
(13)杨桂华：《社会控制理论的三大历史阶段》，《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71页。
(14)寇祥强：《社会控制理论的主要形态》，《大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30页。
(15)费孝通：《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16)吴增基等：《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页。
(17)[美]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18)刘焯：《法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97页。
(19)同注(17)，第208页。
(20)陈秉公：《思想***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2页。
(21)参见王勤：《思想***治教育学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189页。
(22)王勤：《思想***治教育学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23)“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董纯才：《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社会控制论文篇（10）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的控制相对比较弱小，公共权力往往并不深入广大的乡村地区，乡村多依赖宗教和士绅，借助礼教和调解制度已足以维系秩序。整体社会秩序由“国法”和“宗法”这“二元”共同维持，两者相互承认，相互支持，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控制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决策的确定，我国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告结束，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正在形成。但毋庸讳言，我国由传统的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生活并未如这些既定的规则和秩序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甚至出现了“法律过剩”的现象。如果以牺牲传统来换取快速“现代化”，其实质是在摧毁文化。在摧毁自身传统的同时，法律又不能使本土接受异质土壤所生长出来的其它文化，其后果是可怕的。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进行一个理性的反思。在此条件下，庞德先生所著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许对我们有些助益。
庞德先生是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20世纪西方法学界的权威人物之一。他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是美国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在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方面的必然要求的较为集中的体现。他的许多观点对我国的现代法制有着或多或少的启示与助益。庞德先生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与时俱进、深具意义
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法律社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法律社会化充分反映出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即从强调自由到限制自由、突出个性和个人权利到限制个人人权和重视社会躲闪的转变。如果法学的对象依然与现实生活脱节，局限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要素和结构分析，只是像分析法学家那样机械地注释成文法和判例法，一味地认为法仅以国家武力作为制裁，不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指南或提出意见，就不能适应社会和法律实践的需要。此时，美国的法学领域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更好地为垄断资本服务。庞德以“革新”传统法律和法学理论以适应美国社会的变化为目标，创立了社会学法学派，写出了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适应了社会和法律实践的需要，也奠定了其美国法理学权威的地位，以此为核心构成了其社会学法学理论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法社会学的发展。
二、结构完整，体系新颖
本书共分为四章，从第一章的“文明和社会控制”入手，论述了文明、社会控制和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随着文明的发展，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第2章强调了“什么是法律”，认为历史上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曾使用法律的名称，给人们讨论“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告成了很多混乱，于是力***用“社会控制”的观念加以统一，并分析了有效法律行动的局限性，得出“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的结论。第3章“法律的任务”，论证法律的目的是正义，它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满足人们的利益，并把利益区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类。第4章“价值问题”，提出了法律价值的理论，强调价值问题虽是一个困难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并对当代的三种法律价值论进行分析评判，提出“真正合理的价值评价方法。”
三、兼收并蓄，富于创新四、论证周到、思维严密
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庞德首先论述了法律、文明和社会控制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控制化是庞德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与一般控制论(通过信息的社会控制)不同，庞德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必须使人类活动按一定的社会的行为规范进行，通过某种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就是社会控制。他认为：“社会控制世俗化了”，所有其他社会控制的手段就被视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发达的经济秩序要求社会控制必须具有确定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等因其易变性和冲突性都不能适应这一需要。他主张把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 。但是，庞德在肯定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同时，并不否定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而是强调几种手段应相互配合共同起作用。用他的话说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地上世界里，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末它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而如果它不能再得到有组织的宗教和家族的支持的话，那末它就更加需要这些方面的支持了。
五、科学定义，翔实说明
对于什么是法律，庞德吸收了各派的某些合理成分，并力***在社会控制论的基础上将它们统一起来，他强调用社会控制的观念来统一法律概念。庞德设想一种制度，它是“照一批在司法和行***过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这种制度包括了前面所说的法律秩序、权威性资料、司法和行***过程三个部分。他认为法律包括各种法令、技术和理想，包括发展和适用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而法令又是由各种规则、原则、说明概念的法令和规定标准的法令所组成的。他认为法律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庞德把法律定义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制度或工具，这一思想本身确有新颖之处，使西方法学界对于法律概念的研究前进了一步。
六、精于理论、服务实践。
庞德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少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法律是利益保障的主要机制，正如他所说：“我们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遥法律权利赋予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利益的。”而利益在法律上的保障体现为法律权利。他认为经由***治组织社会所进行的社会控制的一个得要的特点，即谋求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以人们所设想的正义目标而实现社会控制。”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最有效的工具，其任务就在于使人的合作本能与利己本能之间保持均衡，即不能偏向于合作本能而疏于保障个人利益，又不能放纵利己本能而使社会秩序、安全和正义遭到破坏。而通过法律保护一定的利益，这是一种在法学史上颇有深度的思想。对于法律价值，庞德列举了法学史上出现过的种种价值理论，如神学的、理性的、历史的、自由的、以经济学为基础的、从阶级斗争理论中推论出来价值尺度。他宣称：“对各种利益的承认或拒绝承认以及划定那些得到承认的利益的界限，最终都是按照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进行的。” 作为一名学识渊博且注重实效的法学家，庞德深知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美国社会，在其对法律价值和法律任务等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并被广泛认可后，他的思想在美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了广泛的应用。美国人认为，庞德属于这样一批学者的行列，这批学者以他们的学说，洞察力和出于理性的勇敢言行改变了美国的种种制度。 当然，白璧微瑕，作为一个资本主义20世纪的法学家，作为相关领域的少有著作，受种种条件尤其是当时历史条件和其自身立场的限制，本书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缺点：
一、 宗教的控制作用极其有限
庞德认为社会控制有组织的宗教和家族的支持。但是他在文中又认为发达的经济秩序要求社会控制必须具有确定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等因其易变性和冲突性都不能适应这一需要。这似乎存在着矛盾。对于我国而言，社会控制主要是法律和道德，至于家族和宗教是微不足道也是应该否定的。
二、 利益出发点的阶级性
社会控制论文篇（11）
1.绪论
社会管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主、客观协同控制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是经济管理、企业管理、行***管理等各种管理学科的基础和总纲。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普通的一员，由于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同，或多或少地都参与着整个社会的调节和控制。所以社会管理学也可以称为“社会参与学”或者称为“***治学基本原理”。
要说社会管理学基本原理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两种生产”的唯物主义观点，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为社会管理学的总纲；其次是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主、客观协同控制论就是后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借鉴而形成的一种方***，是社会管理学展开思路的基本思想方法。
社会管理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群体控制，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从动物社会群体的控制，到原始人群的控制，直到现代社会的调控管理，社会在发展，管理形式在发展，但是主、客观协同控制的基本原理不会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
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我们都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学专著。《道德经》五千多字，其中心论题就是“无为而治”。他运用很深奥的哲学道理来阐述他的中心命题，致使后世更看重的是其中的哲学道理。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用主、客观协同控制的理论来理解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说老子强调了社会自身的客观调控能力，而淡化了统治者的主观调控作用。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就象我们练气功一样，将大脑的主观意识抑制到“入静”的状态，将全身的客观意识控制充分调动起来，协调脏腑器官之间的平衡，让整个机体进入一种“功能态”。大脑主动地进入抑制状态，并不是完全放弃主观意识控制；老子的无为而治，也并不是让侯王们完全放弃统治，而只是一种调动群体自控能力的一种社会管理方法。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也确实具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在西汉早期，统治者采用无为而治的***策，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社会出现“文景之治”的昌盛。老子的社会管理思想就功不可没。
现在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计划经济是一种主观控制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客观控制经济，淡化主观控制经济，强化客观控制经济，一些地方***府思想观念转化不到位，急于创造业绩，不顾实际情况盲目上项目，干了一些劳民伤财的尴尬事。如果能借鉴一下老子的“无为而治，而无所不治”的社会管理思想，树立为社会服务，为企业服务的观念，或许能收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老子的“道”恍惚迷离，虚无渺茫，让人费解。孔子与老子相比就踏实多了，他自命凡人，不问天事，却又能从凡事之中来阐发天理。一部《论语》通篇都是以事论事地讲述一些具体的社会行为规范，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他系统的社会管理学思想。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强调了社会管理系统中，主观控制系统上令下达的绝对性。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讲的是人际交往中道德行为规范。无形中起到了增强客观控制系统的协调、平衡的作用。后世人们将孔子的社会管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刚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的主、客观协同控制的思想体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社会群体控制的认识要比老子更深刻一些。他不仅认识到了社会群体的主观调控和客观调控规律，更难能的是他认识到了二者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他紧贴人性，以诚恳求实的态度引导每一个不同阶层的人都积极向上地参与社会。被后世历代奉为“圣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2.从生命的基本属性到人性
人是地球上生命运动的最高级形态。人性的丰富内涵包括了生物进化各个阶段的基本属性，生物属性，动物属性和人的属性等等。所以，探求人性的奥秘应该从生命的基本属性开始。
A.生命的本体性和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