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
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财富的内涵以及外贸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若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惟有不断增加金银货币。而增加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采国内金银矿藏；二是发展外贸。由于一国的金银矿产贮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财富不断增长，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并且要确保贸易顺差，这样才会使外国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在评论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的典基人亚当•斯密第一次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流阐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指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斯密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受国外市场的吸引，闲置的资源将被利用，使一国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国民财富。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从贸易对一国利润率的影响来说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而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而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低价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李嘉***通过比较成本说，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的经济增长都有利。
后人对古典贸易发展理论进行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发展：首先，受古典贸易发展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即国际贸易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疑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二战后，伴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治***，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引擎”的理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负作用。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后的补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论很难解释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些新现象。
二、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新增长理论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府实施的某些经济***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贸易发展问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理论的贸易发展内容：
1、规模收益递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以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为分析基础。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1986年罗默对阿罗(1962)“边干边学”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识”代替了“资本”，并把知识分解为一般性和专业化知识。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又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
罗默(1986)模型给出的生产函数为：y[,i]=f(k[,i],K)(1-1)
式中，y[,i]为i企业的产出，k[,i]为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这里即人均资本水平），K为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如果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式(1-1)可表示为：y[,i]=k[a,i]K[η](1-2)
由式(1-2)，当α+η=1，即k[,i]、K的规模收益不变时，经济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资本收益递减正好被外生的技术变革所抵销。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因为技术变革的效果不足以弥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果。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增时，经济将会加速增长且长期增长。因为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从而又成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990年罗默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罗默引入垄断竞争的假设条件，并将经济分为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部门，将生产要素划分为有形资本、原生劳动（即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术四种投入。其中，技术与第一模型一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则既可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也可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据此，罗默给出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形式：
附***
式中H[,1]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H[,2]为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H=H[,1]+H[,2]），Xi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的数量，为有形资本，A为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耗费，另一部分则是向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购买。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技术开发使发现新的中间产品成为可能，推动中间产品A的边界向外拓展，A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率为δH[,2]A。
为了说明收益递增，罗默将知识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是一种“不竞争”物品，即知识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存量可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且运用的经济成本很低。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专利”产品，企业为获得新发现的专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对研究与开发部门投资及其风险的必要补偿，从而也保证了研究与开发的动力。知识还具有扩散性、可无限积累性，这些都决定了技术变革的外在经济性。因此，知识的生产具有个体收益（出售专利权）和与正向外在经济性相关联的社会收益。
在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中，除凸性增长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外，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和国际贸易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规模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说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参与贸易的各国让渡某一种贸易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某种规模经济，释放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从而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贸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于是，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
2、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由式(1-1)可知，罗默(1986)模型中某个企业产出的增长还依赖于K这一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K值会因受益于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有更大的产出。
由式(1-3)可知，罗默(1990)模型中最终产品的产出与中间产品A有关，当A的边界外推时，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增加。随着以国际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间产品产生，无疑会推动最终产品产出的增加。
卢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他假定有两种消费品C[,1]与C[,2]，没有物质资本，而且人口数量不变。那么第i种商品的生产方式为：
C[,i(t)]=h[,i(t)]U[,i(t)]N(t)i=1,2(1-4)式中，h[,i(t)]是专业生产商品i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干中学获得；U[,i(t)]是用于生产i商品的劳动系数，U[,i]＞0，且U[,1]+U[,2]=1；N(t)为劳动投入量。由于h[,i(t)]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因而随着生产商品i的数量增加而上升。
卢卡斯在这一模型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每种商品的生产和技能积累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对于特定的商品，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因为在边干边学的初期，技能长进快，然后会逐步慢下来。不过由于产品不断更新，后来的专业技能积累会被赋予到新产品的学习上，从总体上看，专业化技能积累是递增的。国际贸易开辟了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渠道，多个国家的融合，导致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都会使卢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对生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效果。
3、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对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英国的经济学家杨格于1928年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断扩大。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受杨格这一思想的影响，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在力***把分工水平这一生产者最重要的活动内生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
杨小凯—博兰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给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交易成本以及人们对它的偏好都是一样的。由于专业化利益的存在，经济会从自给自足向劳动分工状态演进。又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就会随时间不断提高，从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如扩大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4、新增长理论的***策内涵。
罗默(1986)认为，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种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竞争的罗默(1990)模型中，罗默指出***府可以采用的***策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垄断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该模型的***策含义是：***府的经济***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府实施不同的经济***策引起的；***府的税收***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91)发展了宇泽模型。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他还认为：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5、南北贸易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利弊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新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来研究，通过模型说明人力资本、知识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从而说明市场调节不但适用于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南北贸易对南北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用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更快了，因为它学习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当然，新增长理论也揭示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开放经济中产生的总体效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损失。这一点显然与李嘉***模型的结论相反。事实上，内生增长在部门间产生了不平衡：技术进步在各个部门并不是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将有扩大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趋势。南北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一些初级产品，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引发一些国际冲突等等。
卢卡斯(1988)模型揭示，由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高，致使资本的收益率比发展中国家的要高，因而出现了资本从贫国流向富裕国家的现象。而不像新古典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在穷国，资本稀缺，收益率比较高，致使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
四、新增长理论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的启示
新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及其***策含义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其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重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国情看，我国很符合传统比较优势战略中传统贸易产品出口国特征，但简单地强调这种贸易模式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很多传统贸易开展国的经济由于传统贸易产品技术进步缓慢、国际市场萎缩，这些贸易部门实际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带动国内经济成长的目的，有的甚至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强调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表现在生产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扩大该产品产量进而扩大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通常认为，在那些与技术进步、资本密集密切相关的行业才会呈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这些行业一般比传统贸易部门技术等级要求和资金密集程度高。大规模开展这种贸易的意义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汇和调剂余缺等能概括的，其核心目的应该是通过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改进技术，提高工艺，在享受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中处于有利位置。另外，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产业，这些产业面向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技术层次、管理水平一流，可以有效地带动国内其它产业的成长。现时期，我们可以利用东部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人力资本、技术优势，有意识地打“规模经济”牌，扶植起一批强大的集团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2、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形成“赶超效应”。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国际贸易仅从“比较成本优势”或“资源禀赋优势”原则进行解释，无法将贸易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中，从理论上阐述清楚贸易——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新增长理论家们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即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使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提高，经济加速增长。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可以借机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象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收益不在于市场的扩大，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那些闭关自守或实行自我封闭的所谓进口替代***策的国家，将会失去迅速积累国内人力资本和专业化知识的良机。只有坚持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加速进入知识经济的步伐。
3、***府应加强对国际贸易的管理。
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比较强调***府对经济的管理。当然，这种管理绝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无论是从技术内生论的角度看，还是从知识经济兴起大环境的角度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经济建设进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述产业的发展尚有较大差距，需要通过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干中学”，利用技术、知识的“外溢效应”来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但是，这种宏观的需要往往同微观贸易厂商的短期利益相冲突，难以通过微观厂商的逐利行为自动形成技术升级。所以，要求***府能采取相应措施，制定一些促进技术、知识积累的税收***策和贸易***策，以促进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在提出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时，也强调一国***府应采用出口补贴、关税等战略性措施，以增强本国具有潜在规模经济优势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更多占据国际市场份额，谋求扩大市场份额带来的规模收益。这种贸易***策观点重新审视了被贸易自由主义者所批判的补贴和关税作用，强调了***府在选择优势产业、保护扩大出口进而扩大国内生产的机制链中的能动作用。
4、正确应对经济一体化。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2）
1 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20 世纪40 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故称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其标准表达式为：
G=Sσ
G表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σ是资本产出系数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于σ被假定为不变，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1956年，在仔细研究了哈罗德的理论后，索洛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 (1)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例都是固定不变的；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两个比率可以按需要进行调整和变化。(2) 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的水平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充分就业均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来实现，因而资本和劳动都可以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模型则不包含这样的假定。(3)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存在着技术进步，但它是一个具有固定趋势的常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Y/Y=λ+α（K/K）+β（L/L）
ΔY/Y 、ΔK/K 、ΔL/L分别为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
λ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率
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
β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把资本、劳动、技术甚至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因而使分析较为全面，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
当然，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第二，索洛在其后来的篇幅中虽也论及技术的作用，但它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变量，在技术如何对资本、劳动发生作用方面并未谈及。
3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思想，被称为新增长理论。比较典型的是：
3.1 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增长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 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所谓技术就是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方式； 第二， 大部分技术进步乃出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 亦即， 技术进步是内生的， 创意或知识品改进了生产技术， 因为一种创意将会使给定投入产生更多或更好的产品； 第三， 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模型中的经济可分成三个部门： 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究部门。
最终品部门由许多完全竞争性企业组成， 投入有劳动L y、若干资本品Xj ( j= 1，?，A ) (中间品)
Y（产出）=L1-aY∑Aj=1xaj=L1-aY∫A0Xajdj
这一函数的特点是， 所有资本品都对产出有可加性。对于中间部门， 它买进创意或知识品且消耗一定量耐用资本设备， 中间部门将产出――耐用资本设备x (j) ―― 租给最终产品部门， 收取租金P(j)X(j) (这里P(j) 为租金率)；对于研究部门。假设对第j 设备的设计， 仅为一家研究单位， 且该单位拥有该设备设计的专利权。发明者将出售专利给中间品部门进一步开发使用。
新增长理论首次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 论证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带有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一工作进展无论对于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府***策的制订，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3.2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
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提出的。1988 年，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将宇泽的技术进步方程作了修改，建立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卢卡斯假定，每个生产者都将用一定比例u 的时间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1 - u) 比例时间从事人力资本h 的建设，因此，技术进步就可表示为：
H（t）=h（t）δ［1-u（t）］
其中H ( t) 为人力资本的变化率，δ为正常数，上式表明人力资本变化率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卢卡斯推演出他的生产函数：
Y（t）=Ka（t）［u（t）h（t）N（t）］1-ahxE（t）
其中N( t) 为t 时刻的劳动数量， hE( t ) 为t 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外部效用，r为正常数。在这一生产函数下，可得到均衡增长条件为：
g=H（t）/h（t）=（1-a）［δ-（ρ-n）］/σ（1-α+r）-r
这一模型强调的人力资本是脱离生产、通过学校教育的途径而获得的，即人力资本是需要专门化时间来建设的；同时，该模型还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卢卡斯揭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
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直至将***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无疑是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
尽管新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理论的疏漏，合理解释了新古典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难免也有不成熟之处，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规模效应问题。根据外部性原理，人口规模越大，有效人力资本的比例就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像印度这样的人口高密集度国家，并未产生较高的增长率，而西欧一些人口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国家也存在着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并未像新增长理论中的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所以我们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左大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3）.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3）
中***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主要研究经济如何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并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因素。
一、完全竞争假设下的内生增长模型
在内生增长理论发展的初期，增长理论家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主要考察完全竞争假设下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一)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一般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而罗默在对经济内生增长的研究过程中，并没有采纳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将技术进步外生化的假设，而是以阿罗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用知识溢出效应来解释经济增长，并建立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罗默的知识溢出理论认为，知识不仅能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而且还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即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罗默(1986)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中，建立了内生增长模型，描述了资本存量K、劳动力L、创意技术存量A与总产出Y之间的生产函数关系即Y=F(K，L，A)，从而把知识作为一个***的内生变量完整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强调了知识溢出和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探讨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及一些可能的纠正途径，重新激起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趣。
(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与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卢卡斯强化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在建立模型时作出如下假定：(1)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是人力资本积累时间的线性函数，并引入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2)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影响自身的生产率，而且还能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率，这是该模型能够产生递增规模收益(整个经济水平)和***府***策增长效应的基础。卢卡斯模型实际上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通过将人力资本内生于增长模型之中，揭示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结论。
二、垄断竞争假设下内生增长模型
上述研究分别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是它们均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这种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假设条件过于苛刻，因为现实中极少有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也就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该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这使得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为了克服上述问题，从20世纪90 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又开始研究垄断竞争假设下的经济增长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
该模型又分为中间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和消费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前者以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为代表，后者以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杨的创新与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
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作为中间产品品种增加型模型的典型代表模型，主要是通过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在知识驱动模型中，收益递增是由内生的知识积累引起的，与此同时，知识在积累的过程中会产生溢出效应。由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研究部门的技术水平、制造部门的总资本收益率、消费者的偏好以及经济规模，因此，***府可以通过给研究部门、最终产品部门和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提供补贴的方式来提高经济增长率。
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也认为消费品品种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使消费变得多样化，从而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提高，另一方面，在消费品品种增加的过程中所蕴含的新知识会提高研究部门的生产率并降低其成本，并得出在具有上述两种外部性的情况下知识可以实现内生增长的结论。而在扬的模型中，则主要强调了创新和边干边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创新的成本与效益以及边干边学的快慢程度，这里的创新即表现为消费品品种的增加。
(二)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
该理论认为，产品的品种增加和质量升级是产品创新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它们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进行创新的结果。这类模型和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一样，都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驱动力，差别只是在于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不同。在质量升级型模型中，经济增长表现为消费品质量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产品品种增加型模型的一种补充。由于产品质量的升级和改进，质量水平高的产品会替代质量水平低的产品，技术进步会加快原有产品的淘汰，也就是熊彼特所指出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产品的引进常常伴随着旧产品的淘汰。在产品质量升级模型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模型是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和阿格亨-豪伊特模型。
(三)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
上述两种内生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可以通过采取增加产品种类和改进产品质量两种途径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并假定产品品种可以内生地增加，而专业化水平是外生给定的。在对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内生增长模型是贝克尔—默菲模型。经济的长期增长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收益递增源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分工专业化的加深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理论放弃了完全竞争假设，和现实中的经济状况更为接近，为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而更能够加深了解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由于它在分析的过程中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和一般动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又使得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总体来说，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易风,朱勇.内生增长理论的新发展[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05):25-31.
[2]史四卿.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人力资本存量研究[N].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06):148-150.
[3]张建华.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意义[N].华中理工大学学报,2002(05):73-76.
[4]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学(季刊),2002(07):754-776.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4）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特别为人们所关注。因此，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都通过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的标志。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是封闭的，仅研究某一国的经济增长，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经济竞争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丰要动力，在没有外山的推动下时，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只有当存在外牛的技术进步或外生的人口增长时，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另外，新古典增长理论还假设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而各国没有技术水平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同样也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
(二)新增长理论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的缺陷，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相继发表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成果，逐步形成了目前流行于四方的“新增长理论”。所谓新增长理论，是指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各国增长率差异而展开的研究成果的总称。卢卡斯的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
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把技术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论证了知识、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技术知识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可能是重要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无关。这种假定显然无法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制度变迁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内生增长理论
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内生因素。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的过程中包含着由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由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在化，得出了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减而使得长期增长率为正的结论。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长模型中放弃了这个假设。在罗默的增长模型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进入了生产函数，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
在许多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对经济增长模型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把这些因素内生的问题的研究上。而本文则以内蒙占地区为例，通过运用协整理论，来验证资本投入和R＆D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的长期均衡关系。
二、协整分析方法
当两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时，这两个变量问所进行的同归将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即)存经济领域中，我们得到的许多时间序列观测值大都不是由平稳过程产生的，为了解决此问题，出现了一种非平稳序列的新方法――协整理论。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5）
在我国，县域经济是一个具有长远历史的经济范畴，它是以县级行***区划为边界的区域经济，它有着量多面广、覆盖面大的特点，同时也是我国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类型之一。现在看来，目前对我国县域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了省域内部的县域层次[1]，针对全国县级空间单元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本文主要做了以下的一些改进。包括了使用中国内地县域的数据进行了县域增长集聚与差异的实证与研究；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建立需要相关的校验，本文就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相应合理的的假设；并考虑了地理空间效应和诸多控制变量、还详细分析了影响我国的县域增长集聚与差异的多种影响因素。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从全球来看，经济增长与集聚理论在经济学界研究中都是焦点的位置。而关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体系也一直较为丰富，但集聚理论的起步比较晚，然而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提出后，集聚理论便开始成了新的热点。而从我国看来，我国在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异的研究上很少能考虑到空间地理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仅有的少数的研究中表明。我国的省域在经济增长的特点看来也存在集聚现象，且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地理条件的依赖性，这种这种具有明显空间效应的经济增长在我国来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而不论是在分析或计量统计时都不可忽略。我国的县域经济地增长不仅与人力资本、城币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同时也和相邻县域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空间上的依赖性。
二、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理论
1. 区域经济增长本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在狭义上是指一定区内的生产总值的增数即是区域内GDP的增加。而在广义上来说，涉及到许多方面，例如人口增长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数、区域内对各种产品需求量的增加数等，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一般来说有投资、劳动和技术进步等。它主要包括四个理论，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与区域创新理论（包括着罗默模式、卢卡斯模式和科斯特模式）。
2. 经济集聚的基本理论
从总体上来说，经济聚集现象主要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一定区域内一个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会受到在地域上相邻的另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所谓良性竞争往往也会给企业或人民带来好处，即聚集经济效益。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开始的从杜能和韦伯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区位理论，期间经历了克里斯塔勒、勒施的新古典区位理论，艾萨德的区域科学理论，到阿隆索的“单中心城市模型”，再到俄林的区位与贸易理论，可以看到，在经济理论的框架分析中一直都未将空间因素系统地纳入，最后一直到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以及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什的空间经济学的诞生，此时，空间经济理论在主流经济学才被接受。
三、县域经济增长集聚及空间差异估计与检验结果
就从空间统计的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在前几年的绝大多数的县域在空间上都存在着较明显的集聚型和依赖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空间格局的集聚差异呢？这种普遍的效应又是如何发挥它十分明显的作用呢？要找出这些原因，需要我们从建立的增长模型中分析验证，包括空间效应在内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因子[2]。本人认为，不同县域经济增长情况确实有空间聚集和不同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很多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空间集聚情况和格局分布。这种情况是可以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来检验并估计的，但是在估计和检验之前，首先需要展开变量的地域空间联系性检验。通过得出的参数分析，能够了解到我国县与县之间人均收入跟地域的确相关，也就是有集聚现象。所以，我们必然能用空间计量经济估计的极大似然法对建立的模型估计。从已存在的研究来看，教育和区域的经济竞争力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是可以通过提高教育的竞争力保证经济的不断增长的，这个结论有很大意义，包括县域经济等地区发展策略的拟定，举例来说，在我国的西部开发过程中，要看重投资人力资本，也要重视人文大环境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高素质劳动力以及人力资本。
本文采用空间经济计量的方式对我国县域经济集聚与差异的问题进行了有效地研究考察，但从总结的结果来看，对县域经济增长的集聚和差异现象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它与县域的城市现代化、信息化、文明化、工业化等的程度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前文所提到的空间依赖性相关。而就空间分析来看，就空间误差模型和OLS估计地比较来说，数据上十分接近。空间分析模型就与传统的分析模型的比较来说要进步很多，就空间分析的结果来看，县域的经济发展受空间效应的影响明显，比如说在地域相邻上的县域的经济发展会随着彼此的经济联系合作的深化而变得迅速加快。
四、结语
县域经济的发展和规划对县域***府的工作来说是一个有效的考量，如在保证县域经济持续有效增长的同时，还能让县域走向城市现代化、信息化、文明化的道路。笔者认为，不论是基础教育的建设，或是劳动力市场的培养规划，都是需要***府通过长期的时间考察，根据实际来制定合理的***策方案。***府也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自身的资质和服务或管理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城乡差距。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6）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巨大。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东西的差距，更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试***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对各流派经济学家在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回顾，以期通过这种分析揭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各种决定因素，综观地论述现阶段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在经济学说史上，哈罗德、索洛等人对传统增长理论进行扬弃后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它主要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制度内生增长理论等。
1.1 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和多马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框架出发，构建了考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哈罗德和多马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兴趣。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索洛、斯旺等人引入了新的外生因素，构造了新的说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索洛－斯旺”模型。他们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 内生增长理论
由于其种种局限，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宏观经济研究只关注短期的周期波动，对长期、动态经济增长的研究理论几乎毫无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内生增长理论开始形成。
1.3 制度内生的增长理论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占主导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增长与内生增长理论，基本上是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尽管这些解释为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许多洞见，但它们似乎仍然没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根本的解释。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制度结构三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支撑，制度和技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2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府在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的重要启示
如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当作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说明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样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就制度而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激励去促使个人努力以达到符合社会福利的状态。
2.1 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搭建农村经济起飞平台
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追加资本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资本成为农村最为稀缺的要素资源。许晓东等推算出中国农村近10年来资本严重不足，从 1995年起，农村资本缺口每年在5000亿元以上。农村资本的巨大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瓶颈。由于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为提高农村资本积累，***府更应该着力于有利于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的建设，致力于创造获利机会，强化经济主体对农村未来投资的激励，让各种投资形式发挥作用。财***还应当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支出和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投资等，帮助农村地区提高效率，缩小城乡差距。
2.2 开发人力资本，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人力资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体现为人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斯密把工人的技能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重要源泉。马歇尔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预见到了现代人力资本的问题。而舒尔茨（1961）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把增长余值（growth residual）归功于人力资本，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卢卡斯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内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存在，必然使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以期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更高收益。而公共部门通过公共支出等***策，营造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经济环境，比如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等。
2.3 重视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农业技术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渗透在资本、劳力、土地等有形要素中，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较落后，多数农村仍然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农产品深加工不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不多；工业化不明显，管理方法落后。新农村生产发展必须促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府要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在国家科技总投入中的比重；要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服务。
2.4 促进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农村经济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技术虽好却非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本身及技术的使用是制度作用的产物，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技术进步很难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不仅对于技术进步，制度还影响其他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作用程度的发挥，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绩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改革。改革就必然伴随着机制、制度的创新，包括对农村经济体制、行***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综合体制的自主创新，其中，建立健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首要任务。例如改革土地制度，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的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影响市场交易和流转。应明确农村土地的国有，同时规定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一样拥有70年使用权，在此期限内，允许耕地的出租、转让、交换、抵押，使土地在长时期内真正成为农民的私人资本。这样不但能实现农村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而且还有利于节约和保护耕地，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7）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巨大。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东西的差距，更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试***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对各流派经济学家在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回顾，以期通过这种分析揭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各种决定因素，综观地论述现阶段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在经济学说史上，哈罗德、索洛等人对传统增长理论进行扬弃后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它主要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制度内生增长理论等。
1.1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和多马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框架出发，构建了考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哈罗德和多马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兴趣。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索洛、斯旺等人引入了新的外生因素，构造了新的说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索洛－斯旺”模型。他们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内生增长理论
由于其种种局限，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宏观经济研究只关注短期的周期波动，对长期、动态经济增长的研究理论几乎毫无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内生增长理论开始形成。
1.3制度内生的增长理论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占主导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增长与内生增长理论，基本上是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尽管这些解释为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许多洞见，但它们似乎仍然没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根本的解释。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制度结构三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支撑，制度和技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府在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的重要启示
如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当作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说明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样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就制度而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激励去促使个人努力以达到符合社会福利的状态。
2.1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搭建农村经济起飞平台
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追加资本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资本成为农村最为稀缺的要素资源。许晓东等推算出中国农村近10年来资本严重不足，从1995年起，农村资本缺口每年在5000亿元以上。农村资本的巨大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瓶颈。由于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为提高农村资本积累，***府更应该着力于有利于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的建设，致力于创造获利机会，强化经济主体对农村未来投资的激励，让各种投资形式发挥作用。财***还应当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支出和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投资等，帮助农村地区提高效率，缩小城乡差距。
2.2开发人力资本，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人力资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体现为人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斯密把工人的技能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重要源泉。马歇尔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预见到了现代人力资本的问题。而舒尔茨（1961）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把增长余值（growthresidual）归功于人力资本，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卢卡斯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内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存在，必然使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以期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更高收益。而公共部门通过公共支出等***策，营造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经济环境，比如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等。
2.3重视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农业技术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渗透在资本、劳力、土地等有形要素中，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较落后，多数农村仍然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农产品深加工不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不多；工业化不明显，管理方法落后。新农村生产发展必须促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府要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在国家科技总投入中的比重；要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服务。
2.4促进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农村经济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技术虽好却非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本身及技术的使用是制度作用的产物，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技术进步很难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不仅对于技术进步，制度还影响其他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作用程度的发挥，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绩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改革。改革就必然伴随着机制、制度的创新，包括对农村经济体制、行***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综合体制的自主创新，其中，建立健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首要任务。例如改革土地制度，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的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影响市场交易和流转。应明确农村土地的国有，同时规定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一样拥有70年使用权，在此期限内，允许耕地的出租、转让、交换、抵押，使土地在长时期内真正成为农民的私人资本。这样不但能实现农村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而且还有利于节约和保护耕地，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8）
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Smith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所以，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而交换能力的大小由市场容量加以刻画。这样一来，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容量的制约。所以，Smith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也会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些因素都有赖于投资，而投资又受到利润的驱动，因而以自由竞争为理念的***府***策成为Smith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策。所有这些思想，包括收益递增、分工利于机器发明（技术进步）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为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论模型的综述中所归纳的那样，Smith的经济增长思想涵盖了分工、贸易（交换）、技术和制度（***策）四大类因素，所以说，现代新增长模型无不与这位古典大师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分工模型才与Smith思想有关。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在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规律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后，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认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产的产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土地上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这将导致生产向肥力较低的土地上扩展。这就意味着，随着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小，从而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收益递减趋势使得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从而又导致劳动的工资上涨，进而使得资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润降低。由于利润是投资的引导器，致使投资下降，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减少。同时，由于土地产出的价值提高，这将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进行投资，因此上述过程必将导致资本积累停止。
由此可见，Richado更注重Smith增长分析中的劳动量增加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但由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两个因素对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因而资本主义的增长是有限的。不过Richado在这所论述的收益递减与现代经济学所讲的收益递减是有区别的。现代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数量取向的，意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随着某一要素（投入）数量上的增加（同时质量保持不变），该要素的边际报酬将逐渐下降。但Richado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质量取向的，他指出收益递减的原因主要是土地的质量将逐渐降低（而数量是不变的）。这也说明某些资源具有可耗竭的特征。关于这一点本文将进行一定的讨论。
Malthus（1798）对经济增长的讨论是与他的人口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人口以现有的人口数量为基数不断增长，而其增长率会随着产出的增长而进一步增大。由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来源于土地上的产出，但土地上的产出却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当土地全部被使用时，对土地的每一次改良，土地上的产出增加量逐步降低，因而“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所以，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
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这种不愉快的结果是因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受到两个不同规律的作用，任何耕种土地的数量扩大或技术进步都将导致超过产出增长的人口增长，即人口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可见，Malthus的人口增长是内生决定的，即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收入。同时，在经济系统之外采用限制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策便是自然的事了。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以及拓扑性机制（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他们的分析侧重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肥力递减等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被过分地强化了。同时，技术进步的连续性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他们的分析显得有些悲观，即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
十九世纪后半叶，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不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边际分析、一般均衡）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值得细说的是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的分析以及Shumpeter对创新的分析。
在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源上，Marshall同样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
另外，Marshall还区分了厂商的收益递减与行业的收益递增。在长期均衡过程中，代表性厂商主要表现为收益递减，而行业产出的变动则可以使得代表性厂商出现收益递增。一方面，行业的扩大可以借助于厂商的内部经济发挥作用，从而使厂商成本下降，呈现规模收益递增；另一方面，行业产出的扩大也产生外部的经济，也使得厂商出现规模收益递增，这便成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外溢”模型的思想渊源。
尽管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他的基本理论分析仍是静态的和局部的。所以，他更强调经济中规模收益递减现象，这与整个新古典理论相一致。直到1928年，A.Young在《收益递增和经济进步》一文中，才进一步论述了Smith和Marshall的分工、规模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Marshall对规模收益递增的解释推广到了全社会，并对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给出了一个内生化的解释。
Marshall和A.Young对规模收益递增、分工与经济增长所进行的分析对新增长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理论模型的综述中作了较多的说明。Shumpeter.J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独辟蹊径，为新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Shumpeter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他认为，在一个简单再生的静态经济中，当所有的生产资源达到最佳使用状态时，经济处于均衡。如果经济中各种投入量能维持给定的数据，这种均衡就会自行重复。不过，在静态均衡中，没有超额利润、没有积累、也没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自于静态均衡的破坏，而打破静态均衡的关键乃在于
超额利润诱发的创新。
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Shumpeter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他们的工作，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资本家和劳动者，虽然他们没有创造什么，但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企业通过创新获取垄断地位，从而得到超额利润，这便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状态，于是经济中的总收入增加，经济出现增长。
同时经济中存在着对创新的模仿。在超额利润的诱使下，许多厂商开始模仿创新厂商，从而使得创新在整个经济中展开，并使创新厂商的超额利润逐渐减少并最终消失。此时，经济来到了新的均衡状态。在Shumpeter看来，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而企业家的创新往往不能连续出现。由一次创新到另一次创新之间的演进，正是经济的一个周期性变动。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Shumpeter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周期（经济波动）而出现的。总之，他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及其波动性增长的思想以及创新性垄断的思想是独具匠心的，这给后来的新增长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至此可知，新古典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边际分析与一般均衡”研究工具上的贡献，其理论思想上的贡献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现代经济学源于Keynes,J.M.（1936）的“有效需求”***。与新古典的倚重于供给分析不同，Keynes则倚重于需求分析，从而给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一个有力的解释。
Keynes本人认为，他的《通论》同传统理论（新古典理论）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第一，传统经济学认为我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非常清楚，而事实上我们有关未来的知识是含糊的、不确定的和被动的；第二，传统经济学信奉Walras的一般均衡和萨伊法则识网络深化、组织创新活力，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而事实上是需求决定了供给水平，结果传统学派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理论，无法解释就业水平和总产量的波动。所以，Keynes的经济分析重心从经典学派（新古典）的供给层面转移到了需求层面。基于此，现代经济学才有了真正的均衡（两种力量的交汇点）分析范式，而不是经典学派的恒等（单种力量的生长线）分析范式。
关于这一点，Keynes说：“经典学派所谓‘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笼统话，是在对此二函数（注：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间之关系，作了一个特殊假定。因为‘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话，一定是说：不论N取何值，即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水准，f(N)与φ(N)常相等。故当N增加，Z（＝φ(N)）增加时，D（＝f(N)）亦必与Z作同量增加。换句话说，经典学派假定着：总需求价格（或收益）常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故不论N取何值，收益D常与总供给价格Z相等。这就是说，所谓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无穷数值，每值都同样可能；故就业量变成不确定，只有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给予就业量一个最高限度。”
所以，用Keynes的总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来解释“均衡”与“恒等”的概念差别就是：“均衡”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互交叉的一个点；而“恒等”表征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处处重合的整个一条线。其实，关于均衡分析方法早已被Marshall使用过，只不过他是使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而Keynes是在总体水平上使用均衡分析。顺提一句，倒是Walras的一般均衡概念具有实质上的“恒等意义”，因为它是萨伊法则（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翻版，并且Walras定理（总超额需求价值为零）就是Walras本人的观念性原则。
基于Keynes的理论，Harrod.R.(1939)和Domar.E.(1946)分别***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尽管二者所建立的模型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Harrod-Domar模型的关键假定是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不能相互替代，即总量生产函数具有固定的比例。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得出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为gw=s/v,其中s为储蓄率，v是资本－产出比。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产出比的扩大而降低。
不仅如此，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对稳定增长条件的说明。按Harrod的说法，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增长稳定性取决于实际经济增长率gA、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gw和人口增长率gN三者之间的吻合度，要实现完全稳定增长，必须要求gA＝gw＝gN。但问题在于，这一条件不能自发实现。按Harrod的解释，gA与gw的差异来自经济现实的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并不能依照经济体系本身自发地加以调节，从而使得经济出现不稳定。如果gA>gw，则实际资本－产出比低于投资者意愿的资本-产出比，从而投资者会进一步投资，这会进一步提升实际经济增长率，直至受到劳动量的制约才会停止。相反，如果gA<gw，将导致实际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并促使经济中出现失业。因此，Harrod-Domar模型结论是经济的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注定了该理论不能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尽管它建立在Keynes理论之上且出现在大危机过后不久。Robert.Barro在谈及这一点时说：“尽管这些贡献在当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但在今天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这些分析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也正因为如此，本文没有将其列为基点模型。
鉴于Harrod-Domar模型得出的结论过于悲观，且不稳定性的结果与二战后西方国家实际经济波动也不完全相符，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尝试建立新的模型，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
Solow-Swan(1956)建立的增长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该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地位。
Solow模型修正了Harrod模型的生产技术假定，代之以资本和劳动可平滑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Harrod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不能自发相等的困难。在既定的劳动数量下，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而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不稳定则因该模型没有投资的预期而被回避掉了。这样便可得出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
不过，Solow模型中的储蓄率仍是外生给定的。Cass-Koopmans(1965)将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内生化了储蓄率，这样便建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模型。
Cass-Koopmans采用的数学形式来源于Ramsey(1928)的论文。在该论文中，Ramsey构造了一个动态优化的模型，并运用古典的变分法得出了决定储蓄率的Keynes-Ramsey规则，从而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和增长问题的基础。
尽管实现了储蓄率的内生化，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与Solow-Swan模型对长期稳定增长状态的结论是相同的，即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基于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模型做了根本性的修正。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从不同侧面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并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了经济现象，也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策。这在本文的增长模型综述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此只作简述。
依照Larry·Jones(1997)的分类，从模型中对生产函数刻画的角度来看，新增长理论可划分为凸性模型和非凸性模型两大类。凸性模型强调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收益不变特征，其代表作是Sergio.Rrbelo(1991)。这类模型可以认为是AK模型的推广。
非凸性模型则设定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该类模型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
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因素和机制）却各有千秋。所以，本文正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角度来综述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
从动力角度看，新增长理论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外溢和发明）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金融制度、分配制度、产权制度）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劳动数量、资本存量），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人力资本、分工、贸易和制度等）。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完全竞争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协调）机制。
就供给层面效应的假定（规模收益递增）与外部机制（完全竞争等）之间的匹配上，新增长理论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技术外溢模型用溢出效应平抑了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之间的紧张；而分工模型（Borland和Young）引入交易费用来冲消收益递增性，进而使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得以相容；另外一些模型（Aghion和Howitt）则放弃了完全竞争，代之以垄断竞争，让需求力量进入了增长模型中，即以需求层面的递减性来抑制供给层面的报酬递增性。这个思路体现了重大的变化：由Walras的恒等分析范式向Keynes的均衡分析范式的转变，但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没有涉及到最终需求。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9）
二、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属于非均衡增长理论。后由其弟子布德维尔赋予增长极地域性，将这一理论细化到具体的空间上，形成了现今区域经济发展广为应用的理论模式。其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和部门，而是首先集中在某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产业部门。布德维尔指出，增长极是指不断增长扩大的工业综合体配置在城市区，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步发展。这种经济活动的极化必然导致地理分布上的极化，其极化效应是导致城市区域的扩大和不断繁荣。随着增长“极核”的形成和发展，还将产生经济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增长极理论在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
本文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着重从理论基础、地产优势、以及增长极的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等方面，阐述了湖南省选择增长极开发模式的有利条件。
三、湖南旅游产业地产增长极分析
（一）湖南旅游产业地产增长极的极化作用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0）
中***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9-0014-02
The research summarizes of 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Lin Fang
（Fujian Agricultur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Fuzhou 350119， China）
Abstrac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theor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human capital， aims to explore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inner？relationship
一、国外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发展
开始思考人的经济价值可以算作是人力资本思想的起源。威廉·配第作为英国古典***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在其代表作《***治算术》中提到：“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著名观点。[1]同时在他的研究中还充分肯定了人的经济价值，并且采用生产成本法测算了英国人口的货币价值。在1676年时，威廉·配第将作战中的弹药、武器和其他***械等物资的损失与人力的损失作了比较，这也被认为是西方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
历史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人力资本理论的应该是古典***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2]他的思想体系成为后来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直接来源。亚当·斯密把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归结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他认为推动和维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要素是个人的正当动机，让劳动者能够追求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亚当·斯密也是最早明确地把人的能力看作是固定资本，把工人技能的增强和提升视为经济进步与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动力，他还首次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者技能如何影响个人收入状况和工资结构方面的内容。
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作用的确定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产生的。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托马斯·马尔萨斯、弗兰克·拉姆塞和阿林·杨格弗兰克·奈特等，他们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劳动供应、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等。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1939）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1946）建立了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增长同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其中在多马模型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当人口出现不增长或负增长的现象，则经济就不可能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
20世纪50年代由索洛《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l956）和斯旺《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l956）奠定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变量被看作是给定的外生因素，认为只有当经济增长存在技术进步或人口增长等外生因素时，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索洛的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强调了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但却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设计模型时又将技术进步假设为外生变量而将它排除在外，这就使该理论排除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舒尔茨（1960）被公认为“人力资本之父”是因为其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之后其又连续发表了几篇重要文章，如《教育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对人投资的思考》，成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3]他明确表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原因，并用收益率法测算了教育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证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日裔教授乌扎华（又译宫泽.1965）于1965年发表了题为“经济增长总量模型中的最优技术变化”的文章，提出了研究内生增长的另一条思路，即以人力资本为核心，对经济增长进行解释。由于引入了***门这个变量，所以乌扎华模型被称作是最早的人力资本模型。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最新理论分支。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罗默的《外部因素、收益递增和无限增长条件下的动态竞争均衡》（1983）一文和卢卡斯的《经济发展机制》（1988）一文的相继发表标志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正式诞生。[4]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作为内生要素存在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此后，不断有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研究：如从健康、迁移、教育等方面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从不同国家的实践情况去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用教育经历测量人力资本；用成本法和收益法测算和总结人力资本的优缺点。但综观各位学者观点，都认为对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应是人力资本，其是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二、国内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引入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并尝试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以及长期以人口的质量发展代替人口的数量发展等问题（厉以宁， 1980）。90年代中期以后，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开始逐渐多起来。
在对我国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研究方面，学者多数以国外经济学家建立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分别影响资本、劳动及技术进步并对这三种资源发挥整合配置作用而促进经济增长（李建民，1999；陆根尧，2004；王金营，2001）。
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有学者测算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物质资本（张帆，2000；沈利生、朱运法，1999）；蔡增正强调教育不仅形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很大（蔡增正，1999）；沈坤荣、胡永远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显著的正向作用（沈坤荣，2002，胡永远，2003）；高玉喜担心人力资本缺乏会造成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高玉喜，2003）；杨立岩指出经济的长远增长率和基础知识的长远增长率成正比，决定基础科学知识长远增长率的最终变量为经济体中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杨立岩，2003）。
在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方面，张帆对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他采用的是每年净投资累计加总的方法来进行估计的（张帆， 2000）；王金营、胡永远用受教育年限法测算了人力资本存量（王金营，2001；胡永远，2003）；李玲通过静态指标法算出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李玲，2002）；王宇、焦建玲等运用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宇、焦建玲，2005）。
对我国部分区域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研究，赵丛敏（2002）、王俊（2004）、边雅静，沈利生（2004）、叶翔，陈小剑（2004）、姜友文（2006）、吴书琦（2003）、于建华（2007）吴晓兰（2005）、李志伟（2006）、张波（2005）、胡子瑜（2005）、李朝晖（2006）、逯进（2006）、韩泽瑜（2007）、周兴（2007）、马红（2007）、邹昆峰（2007）、孙世源（2006）通过研究人力资本存量在不同地区的总量分布，运用生产函数对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数量分析，论述了落后地区、浙江省三个地区、东西部、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江西省、湖北省、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青岛市、江西省、广东省、***、河南省、山东省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贡献。郭志仪（2006）、王鹏（2006）分别用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溢模型对我国西北部地区，台湾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孙景祥、王焕祥（2006）则通过构造人力资本的折旧变量，利用联立方程组对长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估计。这些研究成果都给本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三、研究评析
第一，在古典经济理论发展阶段，虽然都有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萌芽，也意识到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都未能集中地论述人力资本理论及其相关问题，没有经济理论对人力资本做一个专门而系统的描述。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阶段，没有把人力资本和教育作为内生变量，而是作为外生变量。在新经济理论阶段，采用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克服了前期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缺陷。但对于模型中的“人力资本”，却没有一个测度的统一方法。
第二，国内大多数学者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都是用文字的形式来定性地论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或用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及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5]而实际上中国人力资本的存量到底有多少、现状和存在哪些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等问题，都需要用严谨计量模型来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以得出更有实际意义的结论。
第三，统计指标、统计资料不完善。从国内学术界研究结果来看，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还尚不够系统，也未针对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做出切合实际的对策分析。而且关于人力资本的统计指标主要局限于在校生人数、毕业生人数、健康状况等，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研究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难度。
参考文献：
[1] 齐殿伟.东北地区人力资本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8.
[2] 王 莉.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管理视界，2007（9）.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1）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府的***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府***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府的***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策含义是:***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策含义,***府的***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府的***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府的***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府不面临财***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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