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女性社会学论文篇（1）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只是一个经常被关注、审视和描述的对象，女性的主体意识几乎被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所淹役。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女性终于转换了角色，开始在文学的舞台上肆意舞蹈。她们用极其自由的方式在作品中表达和展示自己。无论是其表现形式，还是其内在意蕴，都是空前的自由和无拘。这种自由的创作为女性文学找到了突飞猛进的释放空间，并在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陈染、林白等一批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从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就处在文学、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论战中，遭受着被非议的命运。她们空前的自由和貌似被丢弃的社会道德成为非议的焦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学环境里，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突起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变革的象征。她们的创作让读者感受到了深入心灵的文学体验，但她们的创作自由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颠覆，消解了一些人心中社会道德的神圣地位，也导致她们自身在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面前难以两全的悖反境地。
创作自由: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和灵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开明，女性作家开始主动出击，在男性创作空间之外的精神领域中，寻找更大限度的自由范畴。她们对精神空间探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她们的创作在文坛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被称作“新三巫”的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徐坤、虹影等作家，她们用鲜明的文学立场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和观念，用一种完全主体的姿态站到了文学的立场上述说感情、经历、观点，甚至***。在这里，创作自由成为了她们创作的精神与灵魂。可以说，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她们的地位，没有了她们目前在文坛上拥有的一切。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女性作为平等主体—人本质的根本自由。创作自由使女性作家真实的心声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她们在写作中寻找到了自由的快乐和满足。林白表述她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观点是:“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林白将“个人化写作”诊释为“***”，也就是“自由”。自由在她们笔下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词，女性“个人化写作”依赖于这样的意义取得了它本身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日益冲击着文坛及文学人的观念、审美和评判。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也表现为表达方式的自由。仅从文字上看，这批女性作家书写的文字脱离了传统男性书写的厚重和深沉，以一种轻盈、飘逸、灵动的面貌在文坛登陆。看陈染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于她极度的想象力和挖掘力。其作品的题目就足以让人感叹，《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这需要怎样纵深的遐想和冥思。王蒙曾评价陈染的作品:“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与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卿，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坦诚得让你心跳，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而且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陈染放纵、自由的文字。林白等人尽管有其不同的常用语言、词汇，但她们的文字都是一种自语式的自由，显现着女性的丰富世界;她们的视角是千变万化的，从内心到内心的另一面，从女性到男性，不受拘束;她们的方式是随兴的，哪怕是缺乏逻辑到只有美丽文字的流淌。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还表现在对创作空间的拓宽上。她们把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张到男性作家不能触及的女性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把人与人之间、人自身隐性的任何感情都表现得极度唯美。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把女人内心的迷狂用跳跃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进行深刻的描绘，竭力刻画了女人的独特的体验和精神的呼唤，显示出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挣脱。由于是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和把握，在自己的笔下转化成文字自然也就游刃有余。在描写男女情感时也表现出女性的视角，突出女性的生存与体验，突出她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态度。女性作家们就是用这样一种“让世界看我”的开放式书写来展现自由。她们的敏感足以让她们感受到女性精神世界里最细微的波动，使得女性的精神和灵魂在她们的文字间游走.并将之毫不掩饰地摆在世人面前。
社会道德: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
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之所以在文坛掀起轩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张扬的自由旗帜，背叛了社会道德的要求。我们认为，文学自由不是道德的终结，而是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体现社会道德的一种全新形式，是一种促进文学繁荣的表达方式，社会道德则是隐含在这种方式中的理性意义。它作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是女性文学可以经受历史检验，并使之得以长存的内核。
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女作家们的作品在貌似“标新立异”、大树自由旗帜的表层，涌动着深层的社会道德取向和自我的道德判断。以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创作被誉为“个人化写作”，所谓的“个人化”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个人化。其中个人化的体验几乎可以从所有女性身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陈染对于她的“个人化”有一种自觉:“她是‘她’，即她是‘全体’。她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她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她们关注自我，关注个人的出发点正是关注变化着的社会，关注以往被遗忘在孤独一角的女性生活。个人只是她们用来借述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和符号所隐含的信息来传达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生命意识。她们用女性的方式宜扬社会道德在时代变革中的演化和表现形式，其作品也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来看，陈染她们的作品也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在以道德为隐性尺度的前提下，陈染她们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心灵的颤动，张扬了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陈染在她的《无处告别》中描写了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黛二小姐，一个神经质又让人怜的女子。其中也写了黛二小姐和不同男人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无处不在地显现着黛二小姐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在“现代文明”中的无奈和思索。“她探信女人是用情绪思索，男人是用屁股思索。在描写刻画当中，处处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优越感，同时又流露出“无处告别”的无可奈何。这不仅是黛二小姐的感觉，也是很多女性共同的感觉。小说的几个部分:“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世界”也处处突出黛二小姐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中的体验和她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遍生命意识。“现代文明留不住她，移民留不住她，约翰·琼斯那充满激情的身体留不住她。她就是要表现这样一种女人独有的孤独和虚弱感。陈染的创作方式是新颖的、自由的，描写的对象是个性、个体的，出发点却着眼于整个外部世界。从个体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女性曾有过的、正在感受的或即将产生的心灵轨迹。她描写人物貌似偏离道德的行为，目的却在于揭示关于女性生存的种种问题。
一种新的视角:多样性文学观下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2）
摘要：女性学学科的方***应是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社会性别研究。美国学者借用阴阳理论，采用历史还原研究、社会性别关系研究、社会性别分层研究等研究范式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性别问题，可以为中国女性学学科方***的本土化提供启示。
中***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2-0028-05
一、引言
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女性学(Women Studies)在中国高校教育中渐入佳境。然而，女性学学科依然还处于边缘状态，存在“女性学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各高校开设的女性学课程还不够规范”[1]等问题。
学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方***问题，国内女性学学科建设理论目前处于方***的探索阶段，甚至有人认为方***缺失。方***的选择显然与学科目的有关。女性学学科目的应是进行关于社会性别的教育和研究。具体而言，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其一，干预知识生产、改造社会文化，质疑和挑战通常以男性为主体的知识生产、言说和传达机制。其二，为婚姻、生育、家庭和医疗、教育、就业等有关的社会性别决策进行理论准备和参考。其三，在主流文化框架下进行社会性别教育、咨询和***策宣传，培养和塑造合乎需要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身份。其四，批判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揭示社会性别的历史建构模式。因而，女性学学科教育和科研的方***都应该是社会性别研究，即“兼顾对社会性别方***的坚持和对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但以坚持社会性别的方***为先”。[2]
然而，源于欧美的社会性别理论是否能够被简单移植人中国女性问题的讨论与分析之中，还值得认真讨论。按照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是在一定文化范围内历史地形成的，因此，脱离一定的历史范围，脱离社会性别宣示的具体语境，很难得到准确的社会性别认知。学界早已意识到如何将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本土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两性存在状态做出自己的解释，用它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话语去诠释它的历史存在”。[3](p43)2005年在“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经验交流座谈会”上，云南大学学者回应了本土化的呼声，认为本土化就是“把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观点吸收融化到我们的理论体系中。”[1]本文所谓本土化，指中国女性学应建设出具有中国文化系统下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的社会性别研究。
二、美国学者对明末清初社会性别研究带来的启示
国内对女性学或社会性别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艰难尝试时，美国的中国学①学者已经为社会性别理论的中国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当下中国女性学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美国的中国学成果无疑可以使中国女性学学科方***的本土化获得启示。本文即以美国对于中国明清时期社会性别研究为例，阐述美国学者如何将社会性别研究中国化。
美国的中国学界讨论中国女性问题时，极为强调方***的中国化，对照搬社会性别理论阐释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倾向保持着高度警觉：“强调身体差异的社会性别建构仿如西方现代科学***中的一项独特发明，它与‘科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治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一起被打包到中国。”[41(P6-7)进而言之，美国学者将社会性别理论用于中国问题研究时，注意到了三个方面：历史还原、社会性别关系、社会性别层次，即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存在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以阴阳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性别思维和历史现实、中国女性与男性之间具有阴阳互补的性别关系结构、中国古代女性的性别身份具有多样性。
明清时期是美国的中国学界进行社会性别研究的焦点时期之一：“一个最好的范例就产生在女性作品和中华帝国晚期女性作品的研究领域，学者运用西方女权观与中国历史、文学传统相结合得出别致研究结论”。[5]明清之际的女性作家如柳如是、沈宜修、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等与男性文人的关系受到了美国的中国学界的关注。如韩德玲(Joanna Handlin Smith)②的论文“吕坤的新读者：女性识字对17世纪社会思想的影响”、魏爱莲(Ellen Widmer)③的论文“17世纪中国才女”、孙康宜④(Kang-I Sun Chang)的专著《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高彦颐(Dorothy Yin-yee Ko)⑤的专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对女性教育、女性结社、女性出书及女才子与男性文人的互动关系给予了关注。这些论文或论著在围绕17世纪文学或社会中的女性人物进行社会性别研究时，极为注重历史还原。
高彦颐提醒人们分析中国女性问题时，应注意避免“五四”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她认为，“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在“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影响下的二分模式中，人们往往将规范静态化，罔顾历史现实中理想化准则与事实之间存在的距离。中国的女性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将规范当做了历史事实：“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高彦颐提出用新的社会性别分析模式取代"SEIN"时期在“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影响下形成的二分模式，新的模式被称为三重动态模式，即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6](p1-28)所谓三重动态分析模式，实际正是历史还原的具体方案。过往历史分析时惯用的文学经典(通常是由男性建构的文学经典)、正史材料、***论述、贞节牌坊等在一定范围内被质疑。高彦颐援引了四、五百种各类材料以及各种相关的古今著作，通过对插***绘画、书坊出版、女性文学以及男性文人创作的方志、史书、诗文、笔记、小说、话本、戏曲等材料的考察，揭示出17世纪才女可能在理想化的规范与生活实践的错层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社会性别研究不仅注重还原，还注重将女性与男性并置予以研究，“不仅仅对女性予以考察，也考察男性，社会性别研究拓宽了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7](p271)正是将男女两性关系置于中国文化语境进行历史还原，美国学者注意到不同于西方性别之间的截然对立，由于中国古代的社会性别思维中的阴阳互补观念，中国文化中女性与男性或女性之间组成了极为复杂的性别关系。费侠莉(Charlotte Furth)⑥的论文从阴阳关系的角度人笔，通过考察16世纪医案及其在17世纪的反响，[8]费侠莉认为中国宇宙观的基础是阴阳互转观，即承认相对的可转化的对立(flexible bipolarity)，因此，男女生理差异也是可互转的。[8]这种观念可以在中医学中得到证明。中 医认为人皆来于男精女血，因而每个人的身体内部均有阴阳。阴阳两种流动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产生生理性别差异。怀孕时阴阳关系不能平衡则会产生生育异常，如出现两性人现象。费侠莉对中医的研究结论打破了将男性与女性基于生理差异而二分的思维模式。同一种性别的身体包含着阴阳两性，还挑战了西方社会性别理论中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对立的思维模式，社会性别可能是与生理性别无关的角色扮演。这一观念在她的《繁盛的阴：中国医学史上的性别，公元960～1665年》一书中被强化。费侠莉考察了更多的中医医案，尤其是妇科医案，从中挖掘出不同于西方生物学系统对社会性别与身体的认知。费侠莉认为，西方人对身体与社会性别的认知建立在生物学、生理学基础上，采用了一种过于科学化和系统化的语言，将生理性别看作是自然的、动物性特征，从而将其固定化、绝对化。与之不同，中医理论的出发点是宇宙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身体是由各种阴阳组合和对应于五行的器官构成的。因此，男性或女性的身体中均存在阴阳关系，男女之间的阴阳关系也统一于一个更大的认知系统中：“宽泛地理解，中国关于阴阳的概念组建了一个联锁网络，这一网络将许多现象的抽象意义联结到一个共同的机制中。男女关系即是这一机制的的组成部分”。[4](p7)
费侠莉的研究与社会性别分析的两种研究路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其一为研究双性同体(Androgyny)。美国的中国学界出现大量关于身体和性的研究以及同性恋研究。对贾宝玉、王熙凤等形象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错位特征的分析以及明清同性恋或双性恋分析均成为研究热点。Zhuyan Zhou⑦的专著《明末清初文学中的双性同体》，考察了明末清初“双性同体”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性别***治的文学表征。Zhou重点选择《红楼梦》、《牡丹亭》、《桃花扇》、《***》以及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作品及其作家存在的双性同体特征，并说明作家的这种社会性别审美趣味与道家阴柔思想密不可分。与17世纪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进行比较之后，作者认为，明清文学中的双性同体是对当时新儒家思想的***，是作家***治自卑焦虑的反映，是作家对阴柔***治不满的体现。[9]费侠莉在其论文中以李良雨事件为个案分析明代对生理性别差异的认识。[8]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发生的李良雨事件典型地反映出其时人们对生理性别差异的认知。李良雨两年时间内由男变女，这一事件出现在***文件和李时珍《本草纲目》，还被改写后出现在李渔、沈德符和李诩的文学作品或历史文献中。费侠莉认为，作为一种叙事，历史事件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此事的热烈关注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观念，因而不难理解当时的李东等人开始谴责晚明上流社会的男性女性化和男风盛行的现象。
其二为研究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互补关系。一旦男女的生理性别是瞬时和偶然的，则社会性别也可能在两性之间转化甚至颠倒。孙康宜关注文学文本，她注意到有的男性文人在诗文中摹仿女性声音，而有的女性诗人则反之，因而单凭诗歌文本难以确定性别身份。孙康宜因此提出“文化双性同体”的概念，认为男女两性均欲跨越社会性别区分。[10](p961)在《(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浦安迪(Andrew H.Plaks)从叙事学角度发现《红楼梦》存在阴阳关系的原型隐喻。艾梅兰(Maram Epstein)⑧研究《礼记》和朱熹《家礼》后看到了儒家伦理注重两性之间的均衡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既是自然秩序也是社会秩序的特征的清晰体现。[11)(P25)因此，《醒世姻缘传》等小说中的夫妻关系是对阴阳和谐关系的隐喻，表达出阴阳失衡的忧虑。由此看来，两性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远非仅止于家庭内部的关系而带有***治隐喻色彩，社会性别研究的外延被大大扩展。
正是基于对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美国的中国研究者注意到中国女性具有复杂的性别结构或层次。社会性别层次的研究范式使静态的群体性的女性被动态的多样性的女性取代。即便是置于总体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定中，女性的性别身份也可以变得更为丰富。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出身、经济能力、教育背景、年龄辈份等均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扮演或社会性别处境构成影响。因此，美国的中国学学者将女性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进行细致而深入地研究。才女、狐仙、小妾、婢女、妓女、女同性恋、三姑六婆、悍妇、女勇士、寡妇、宫女、缠足女性、贞女烈妇、职业妇女、下岗女工、女留学生等各个性别层次的女性均进入美国的中国社会性别研究视野。[12]
对文学作品中的悍妇、妒妇、泼妇形象研究是这种研究范式最具说服力的代表。一般而言，女性阅读理论中的妇女形象批评认为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归为两类，即天使类或妖魔类，悍妇形象则属于男性作家因“厌女症”而塑造的妖魔化女性。但吴燕娜(Yenna Wu)⑨在研究17世纪小说戏剧的长篇论文中，注意到了17世纪小说戏剧中塑造的悍妇、泼妇、妒妇形象并非完全为男性作家的虚构和想象，而有其现实基础。从大量正史材料和笔记小说来看，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可能的确会由于家庭出身、经济地位、文化教养、个人品性、家庭责任等各种原因形成对男性的支配权。[13]此外，中国小说戏剧的妒悍主题书写中，男性的惧内也普遍被冷嘲热讽。因而仅就悍妇这一社会性别层次而言，很难简单判定作者只是在嘲讽女性。在研究中国悍妇的专著中，吴燕娜认为悍妇出现的原因来于父权观念对女性的压制激起的女性反抗；儒礼及其衍生的闺训引起女性的抵制；法律和经济制度对女性***和改嫁权利的剥夺导致女性的反抗、家族之中女性之间的压制和反压制、丈夫品性的低下与生活恶习遭到妻子的鄙弃与不满、妻子的懒散暴虐的性格导致对丈夫的***等；从男性角度来看，“惧内”现象的出现基于对妻子无法约束或家训不严、对妻子的情感痴迷、日常和家庭生活对妻子的过度依赖、休妻与个人家族荣誉之间产生矛盾、社会舆论对休妻再娶的普遍谴责、姻缘天定的宗教观念等。[14](P20-50)这种分析模式实质是将妒悍之妻与惧内之夫分别置于社会性别关系中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然比妖魔化或天使化女性复杂生动。
从上文分析中不难发现，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讨论明清之际女性问题时实际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即历史还原研究、社会性别关系研究和社会性别层次研究。一般情况下，这三种研究范式是交叉的。
三、值得思考的方***和本土化问题
上述研究范式与西方社会性别理论反本质主义思潮相呼应。芭芭拉・克里斯汀(Barbara Christian)曾批评白人女性主义理论经常不考虑生命的复杂 性――女性是由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各种种族和群体组成的。[15](P486)历史学家斯科特(Joan w．Scott)也批评人们整齐划一地将女性当做一个不变的受害的整体的倾向，[16](P365)对于女性***而言，这种做法并无好处。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麻烦》fGender Trouble)一书中更是认为，性别角色绝非固定不变而只是一种表演，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表演来改变自己的角色。不仅如此，这些研究方法显然还回应着文化研究中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Michel Foucauh)的非常规权力分析模式。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霸权的建立需要借助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互动和协商关系。福柯的权力话语与霸权理论具有内在联系，权力是多向分布的，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决然对立的关系。
尽管美国的中国学阐述的是他们本民族和本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但越来越多华裔学者加入中国学队伍，加之有意识地进行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实践，美国的中国学界已经与国内学界形成双向互动的局面。美国的中国研究者采用上述三种研究范式讨论中国女性问题时，往往会使用到“阴”、“阳”等中国文化独具的概念，显然他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主流文化中的社会性别思维源于阴阳思想：“儒、道美学视那些被西方传统分为所谓男性化(masculine)和女性化(feminine)的所有特点为建立在人性连续统一体之上的相互依存的范式……阴阳两性的关系也是如此。”[17](p156-170)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3）
首先，社会性别理论从社会文化视角和生理学视角对性别作出区分。生理性别是由人的生物特征所决定的，是指男女的生物属性，它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性别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建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通过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所形成的男女两性在性别角色和行为等方面的差别，它是后天习得的，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
其次，社会性别理论分析了性别差异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文化机制。社会文化造就两性的社会角色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与文化赋予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不同意义，女性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生理因素决定，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性别是一个由社会文化所不断被构建的动态过程，并形成了通过社会***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等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社会制度和结构。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主张在社会背景下研究女性问题。要将妇女问题置于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之中去认识，不可以在脱离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在男女两性关系上，社会性别理论主张尊重男女两性的共同发展，主张建立两性间彼此尊重、平等相处、协力互助的和谐伙伴关系。
二、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
（一）恋爱心理不成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的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当代的女大学生在恋爱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价值观失衡的现象，由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并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因此，很多女大学生在恋爱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心智不成熟的现象。尤其是在大学期间，女大学生们选择的爱情，并不是基于纯粹的爱情所驱动，有很大一部分的女大学生只是把校园爱情当做排解寂寞的一种方式，因此这样的恋爱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女大学生的恋爱是为了满足其虚荣心和攀比心，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己的魅力，他们在恋爱中往往并不负责任，而同样年纪的男性则心智更加的不成熟，因此导致了很多女大学生造成终身的遗憾，这样的恋爱是不稳定的，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二）择偶标准更现实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快餐时代的急剧膨胀，我国正在进入全面转型和建设的重要阶段，社会经济和市场结构都发生了天反覆地的变化，因此，社会上在金钱和物质上的疯狂追求也影响了当代女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在社会风气和物质金钱的诱惑下，即羡慕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但是有不愿意奋斗打拼，因此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击下，很多的女大学生选择了“小三”和“二奶”这样的身份来实现自己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他们对成功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断膨胀，通过自己的青春和外貌，来实现这些所谓的成功，而忽略了内心真正对情感的需要。
（三）更加追求男女平等
很多的女大学生都一直认为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要实现男女平等，由于当代女大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自身素质已经可以满足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女大学生早已不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而是希望在以后的婚姻家庭中，男女做到互帮互助，互相体谅，无论是在家务劳动的分工上，还是工作的月薪上，都希望可以得到平等的待遇，传统的以夫为天，夫为妻纲的理念逐渐被社会摒弃，更多的女大学生开始逐渐思考自身在社会上的价值和地位，并积极谋求自身的发展以及事业方面的提升。这可以说是当代女大学生对自身权益的坚持和飞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女性在社会上的价值，其要求的***性和自主性，是当代女大学生自身素质的一个质的飞跃。
三、社会性别理论对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
（一）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应该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性别。人的社会性别观念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并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不断改变。人的社会性别观念不仅因时间而异，而且因民族地域而异，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构成。社会性别理论打破了性别不可改变的宿命观，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提出了挑战。历史文化传统至今还在影响社会思潮，其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思想对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仍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当今社会环境的影响
生理上的本质上差异无法改变和消除，但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性别角色可以加以改变。因此，社会大环境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由于社会急速发展，社会上功利性的追求日渐明显，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在大众传媒的宣传下，让很多的女大学生看见了物质的重要性。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她们开始逐渐追求***自主的生活模式，在事业和爱情中实现自我的价值，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她们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摆脱了依赖男性的心理需求，开始丰富自己，充实自我，努力提升社会地位，努力奋斗完成人生梦想。
（三）个人自身情况的影响
无论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还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缺失，总体而言，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来自于自身，女大学生处于心理和生理求新求异的新阶段。在她们看来，死读书已经被社会淘汰，应该追求真正的***的生活，多参加业余活动，在这种虚荣心的支配下，便会产生很多婚前同居的行为。
由于新时期的教育以及在经过了高考的束缚之下，女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开始追求***自主，喜欢追求时尚，追求个性，不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在此前提下，当遇到了使其困惑的感情问题时，较少的考虑到责任和义务，则更多的凭借自我的感觉做主。表现为更多的自我性。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4）
女性人类学(FeminismAnthropology)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
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人拟简明介绍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探讨。
一、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ofWomen)与女性人类学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有对妇女的研究，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对自身进行反思。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反思，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带着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这一时期，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妇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一批描写各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问世了。就此产生了与以往传统人类学不同的妇女人类学。在把女性带回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妇女人类学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注重对女性的研究，明确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女性”及“女性的观点”而与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会造成与主流相隔离而被边缘化。
亨瑞塔·摩尔认为：“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女性人类学力***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1974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和斯坦福大学“跨文化观点看女性”研讨会论文集《女性、文化与社会》、1975年出版的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关于妇女研究的讨论会论文集《迈向妇女人类学》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成熟。
二、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性人类学家即开始了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米德(MargaretMead)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如何塑造性别特征的著述，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关于文化与人格的分析，都表达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形成的作用，她们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先河。
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以她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表明：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自然秩序”。米德的研究给予了生物决定论有力的质疑。
在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间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后，文化决定论最终为大多数学者赞同，构成人类学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基于性别文化决定论的共识，提出了不同于生物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成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而熟练地运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去观察我们周围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则是人类学入门的标志之一，“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也使原有的以妇女为关注点的理论，转移成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AnthropologyofGender)”的概念，强调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分析劳动大***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已从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
三、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与多元的视角
自人类学开创以来，基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结构功能理论的二元分析，一直作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用来探究社会结构的功能，发现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总结人类社会文化的规律等。qLQrGsjS7WN0EAl9
奥特娜(SherryOrtner)从自然与文化二元结构入手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平等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直接联系。她将男女两性关系比作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由于男性从事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超自然的文化，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所以创造文化的男性比与自然联系的女性价值高。罗萨多(MichelleRosaldo)则从***治权力的角度，运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解释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
她们都采用结构人类学二元对立的方法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人类学家运用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范式研究了许多非西方文化后，发现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两方面的缺陷：许多非西方文化中要么并不存在上述二元对立结构，要么呈现出与西方(上述)模式不同的二元结构。二元对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纪后期，二元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把二元对立作为唯一的分析框架，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女性人类学开始抛弃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转而接受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步入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阶段。
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首先对“女性”范畴进行解构，认为“女性”视角其实隐含着一个“同一性”。在对待其他种族的女性时，“女性”视角意味着性别优先于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等其他因素。而事实上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的女性有不同的文化、利益观念，性别的生理基础并不具优先性。因此“女性”的含义也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查，这一阶段对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研究，构成了女性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提倡差异、强调多元，反对普遍性。后结构女性人类学的目标，不是为全球女性寻找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统一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多样性的解决方式，即“在差异中寻找平等”。
四、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
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类学并不侧重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考察，而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哲学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对女性之迷做出解答。
1．女性人类学的特点
(1)女性人类学以“人”的存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认为对女性存在之谜的解答，有赖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解答，因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女性人类学首先立足于从哲学意义上论证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即人的存在的结构、人存在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
(2)女性人类学以“女性”作为自己思考的聚焦点，既注重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着力于探讨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力***在女性存在的现实及历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规律，描述女性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斗的历程。
(3)女性人类学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因此，女性人类学始终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
2．女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1年(或1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
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借鉴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Abu-Lughod)在《存在女性主义民族志吗?》一文中认为，“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也可能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是目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不是从正面讨论怎样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体性的基础，认为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女性主体，如果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就是一种失败。她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怎样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女性人类学发展运用了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异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条件下妇女生活意义的研究。如在妇女生育研究中，对现时的育龄妇女和历史上某一年代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比较：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中，对同时间内男女地位的差异的比较等。
女性人类学借用哲学人类学中“思辨”方法，对“社会性别”、“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治结构过程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哲学探索。
五、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国内学者所著的第一部系统地介绍女性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力***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全书环绕着“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女性历史与人的历史”、“女性***与人的***”三方面展开，试***说明：“无论是女性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是女性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不同文化时序中的不同形态：而女性***从其实质来讲，也是女性从文化中的***，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现实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因此，女性人类学实际上始终是在描述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存在，是在描述女性存在的文化格局与文化时态”。这种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探求女性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正是女性人类学的着眼点和重要的研究内容。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女性研究文集《主流与边缘》，其中收入的论文既包括历史民俗、女性心理研究，也包括对当代影视、传媒、文学中性别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阐述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而行文，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色彩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从该书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编辑者的初衷是希望出版一本人类学女性问题研究专辑，“期待着来自田野的气息、来自生活的朴实信息”。但结果与其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距离：“想做的是人类学方面的专题，却无奈于我们目前人类学研究仍然滞后。专门的人类学稿件很难拿到，囿于专门的人类学家眼下十分有限。遵照人类学的要求，即使有了专门人才，能够去做性别上的专门研究，也必须有一年的时间‘在田野上’作业。根据这样的国情，我们不得不‘顺手牵羊’，在已经‘做着’相关研究的学者中寻觅，在他们各不相同的专业中寻找与性别有关的角度，取所谓‘田野’一域‘边缘’，因此有了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编辑者的“无奈”真实地道出了目前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困境。与西方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相比，中国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借鉴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1997年，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妇女：漫长的***》一书出版。和前一部著作均由中国学者评述西方理论不同，此书完全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出来的。在中国女性学研究走向世界之际，无论是以西方研究经验为借鉴，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妇女学研究体系，还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妇女学为动力，开创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经验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妇女口述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可谓开创之作。2002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共三部。
六、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中国有56个民族，若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性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将为世界妇女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经正规训练的女性民族学家王同惠深入到广西瑶族山区调查家庭和亲属制度，建国之后训练的一批女性民族学家并没有以性别为自己的研究中心，而是重点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也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陈乃文教授反映藏族和门巴族的报告：何青教授所撰写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报告：龚佩华教授所撰写的景颇族调查报告；黄淑娉教授所撰写的广东地区不同族群的报告和人类学理论书籍。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1994出版的论文集《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为从事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深入华南地区田野调查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不落夫家”婚俗的名称及类型，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该婚俗的成因及其文化上的差异性。此外，一些作者还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香港、闽南侨乡、湖南及广东地区的当代婚俗进行了论述。
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一书运用宏观和微观、点与面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粤东客家村落进行调查，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各种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最可贵的是作者提出：“客家妇女地位的低下并不能从她们所从事的劳动进行解释，而应该从制约她们地位的文化的深层意义去研究”，探究了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在不同族群的变异，此类研究是重建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基础。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5）
一 引言
19世纪中期美国文坛出现了众多著名作家，他们的作品广为流传，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霍桑的《红字》、梅尔维尔的《白鲸》、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草叶集》，等等。同时，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也在文坛大放异彩，她们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创作了众多以家庭生活和道德成长为主的作品，不仅在当时社会广受读者欢迎，并对此后的美国社会的道德公民的道德塑造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美国著名学者大卫?雷诺兹把这一时期称为“美国女性的文艺复兴”。
纵览美国文学历史可以发现，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推行“真正女性崇敬”思想，其中心主要是围绕美国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制定的，内容主要为“忠诚、服从、纯洁、持家”四项女性美德。当时美国的学者芭拉?韦尔特认为，女性只有具备了这四项美德才能被称为“真正女性”。实际上，“真正女性崇敬”思想还是以男权社会为中心，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和从属，将新女性的社会活动和运动规模限制在家庭范畴之中。当时女性作家众多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多以“真正女性”为塑造人物的标准，进而影响着当时美国读者的道德审视视角和品德塑造标准。与此同时，恰是这些符合男权社会标准的新女性形象又使得女性陷入新的道德和生活窘境。于是，19世纪中期的女性作家们在她们的作品中有感而发，真实再现了当时女性所处的种种窘境，并由此探讨了新女性在家庭、社会和道德中的出路，为其女性的成长提供了别样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有苏珊?沃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范妮?费恩《玛丽?李》、哈里叶特?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路易莎?奥尔科特的《小妇人》等。她们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都逐步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被动接受男权社会的标准到主动发掘个人的女性意识，从家庭的被动依附者逐步成为能立足于社会的自强自立者，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着较强的***意识，最终都从被动服从男权社会标准的“真正女性”过渡到主动设计自我人生的“新女性”。这些女性形象因其超越时代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性格而受到当时社会广泛的关注，并在当时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却因为不符合当时的学术评判标准而没能列入经典作品之列，在美国文学史中也不曾被提及。
20世纪上半叶，文学评论界对这些女性作品的评论还带有某种文化偏见。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发展，这些女性作家才又重新进入评论的视野，重新写入美国文学史中。21世纪以来，该研究领域更是呈现出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体现了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向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多元化发展的批评转向和研究趋势。到现在，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二 早期评论带有文化偏见
20世纪上半叶，弗雷德?路易斯?帕蒂的著作《女性化的50年代》首次将目光和评论的焦点放在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上。在《女性化的50年代》中，帕蒂不仅关注作者的性别，还认为应将作品视为作者自身经历的延续。他在著作中探讨了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创作目的，并认为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没能反映现实问题。帕蒂认为，这些女性作品虽然表达了女性的抗争，却没有发掘重点，他认为女性不应该追求自身的权利。可以说，帕蒂的《女性化的50年代》代表了当时男性评论家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不公正态度。
此后，赫伯特?布朗出版了《美国的感伤小说》，在这部专著中，布朗延续了帕蒂对女性作家的态度。在其专著中，布朗认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宣扬了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逃避了时代经历和对美国理想的探索。而另一位评论家莱斯利?费德勒在其专著《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中，也将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简单定义为“感伤小说”，对她们及其作品均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评论都带有男性评论家的文化偏见和视角。
而女性评论家海伦?帕帕西韦里的观点则与同一时期的男性评论家截然相反。帕帕西韦里于1956年出版了《所有幸福的结局》，在这部专著中，她向此前的男性评论家提出了反驳和诘问。帕帕西韦里认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颠覆了当时社会的男权社会及其文化对女性的道德标准评判。虽然她想为这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辩论，却忽略了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的丰富内涵，同时把两性完全对立起来的评价也过于激进，因此并没有引起当时社会及评论界的关注。
三 20世纪7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
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不断高涨，由此促进了女性主义学术的研究兴起。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发展，曾经被学术界和评论界忽视的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及作品又重新进入了文学界的视野，得到了学界的重新评价。此后，有关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作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不断涌现。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著名女性评论家尼娜?贝姆于1978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女性小说》。贝姆的《女性小说》是首部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文本进行研究的著作。贝姆在这部著作中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整体回顾，并概括出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的共同母题――女主人公在失去依靠的环境中如何克服困难，不断提升自我，最终获取成功。
1984年，评论家玛丽?凯利出版了《私人女性，公共舞台》。在这部专著中，凯利主要以12位女性作家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她们在家庭领域内的家庭主妇身份以及在公共领域内的知名作家两种身份，并研究了这些女性作家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而体验的独特经历，同时也探讨了女性进入文坛所必需的各种社会和个人的条件。专著中援引了大量的文学史料，这也使得凯利的研究超越了作品文本范围，为我们深入了解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 另外，评论家苏珊?哈里斯的《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解释策略》则选取了19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对文本的语言和结构方面的深入论述。哈里斯认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品具有双重文本，在这些作品的表面文本之下还隐藏着潜在文本，表面文本讲述的是女性如何恭顺，而潜在文本却表达了女性的颠覆。
此外，伊丽莎白?安蒙斯的《相互冲突的故事》、阿尔弗雷德?哈伯格的《美国文学中的性别、幻想和现实主义》、简?汤普金斯的《情感设计》、尼娜?贝姆的《小说、读者与评论者》等专著也都从不同方面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各种期刊与评论文集也出现了大量相关的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对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及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大拓展了这些女性作家的研究范围。
三 21世纪以后开始多元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更是得到长足发展。2001年，《剑桥文学指南：19世纪美国女性写作》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评论文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理论背景、性别研究等不同方面，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论述，论述涉及种族、民族、阶级等问题，同时指出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2009年，出版了两部重要的文学史――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和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的同性陪审团》。这两部文学史对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进行了评价。其中肖瓦尔特的《她的同性陪审团》对美国女性文学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整体回顾，专著涵盖了二百多位美国女性作家，梳理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肯定了这些女性作家巨大的文学影响力。
另外还有几部专著，如《不同寻常的女性》《超越新女性》《美国文学中的语言、性别和公民权，1789-1919》等，这些专著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领域中所讨论的焦点问题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法，体现了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向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多元化发展的批评转向和研究趋势。
四 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日益丰富的研究内容相比，国内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研究比较少，且主要是对单独作家的研究，至今把该时期女性作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有金莉教授的专著《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和其他几位学者的论文。其中，金莉的《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是我国学界首部也是唯一一部介绍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著作。在这部专著中，金莉教授把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依据题材分成四类，并对每一类小说的社会背景、作家创作、读者反映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同时也对每一类小说的代表文本进行了深入的评述。
此外还有几篇论文也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整体研究。金莉教授的《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对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的发展以及美国女权批评进行了整体回顾，进而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者对美国文化与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变化。这篇论文使我们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有了比较宏观的视野。在《玛利亚的传统价值和夏娃的***意识：19世纪中叶美国妇女作家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中，金莉教授则从比较微观的角度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总结出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兼具传统价值观及女性***意识的双重特性。
在《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与现代社会价值建构》中，卢敏对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的定义以及家庭小说兴起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家庭小说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意识形态，折射出转型时期文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所能产生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宣扬的女性美德对美国现代社会的价值建构起到了修正的作用。在《经典以外的世界――19世纪美国通俗小说的文化解读》中，金衡山则从大众流行文化的角度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品进行了详细解读。刘笑元《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的女性观和慈善观》则以两部小说为例，从独特的文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家庭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和慈善观，以及美国女性是如何通过它们寻求***治表达的捷径。除了以上几位学者的论文之外，该研究领域其他研究成果则仅涉及单独一位作家，且主要集中于斯托、奥尔科特、肖邦等，没有作整体性研究。可以说，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研究领域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朱通伯等译：《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2] 萨克文?伯克维奇主编，史志康等译：《剑桥美国文学史?1820年-1865年》（第二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3] 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6）
[作者简介]付红梅，湖南女子大学副教授，硕士，湖南长沙410004
[中***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7―0161―03
社会性别理论产生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它不仅是性别***治学反抗男权和帝国话语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是整个女性主义理论得以出场的思想航母和普遍有效的阐释框架与分析范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为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田野和多层的社会***景，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也出现了蓬勃生机，社会性别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也逐渐被中国的妇女研究者所关注并迅速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一、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了解，始于1993年在天津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第一次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合作共同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在会上，以社会性别一词来介绍“gender”时，引起与会者的震动和兴趣。可以说，以这次理论研讨会为契机，中国的女性研究者开始积极地学习和了解来自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社会性别理论。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是社会性别理论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契机，在这次会议上，“社会性别意识(genderconsciousness)”概念正式为中国人所接受。另外，代表中国***府庄严承诺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以及会议通过的重要文献《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可以说就是社会性别理论广为传播的产物。在这之后，“社会性别意识”概念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意识”为视角的研究模式吸引了中国女性研究者的目光。西方大量的社会性别理论文章和从“社会性别意识”角度研究女性问题的理论作品，如安・欧克利的《性、性别与社会》、卡罗琳・摩塞的《女性与住房***策：走向性别意识》和《性别计划与发展――理论、实践与培训》、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等被翻译到中国，《中国妇女报》等许多报刊杂志对“社会性别意识”作了充分的宣传，1997年南京“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中央***校“将性别意识纳人决策主流”研讨会等各个级别的女性理论研讨会、研讨班也对社会性别理论作了研究和探讨，特别是社会性别意识的分析方式方法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一时期，可以用“拿来主义”概括中国女性研究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基本态度，几乎都是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社会性别概念和探讨社会性别的内容，即便是第一本《中国社会性别敏感教材》，基本上挪用了国外现成的社会性别教材的框架辅之以中国的案例编写而成。
二、社会性别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发展
社会性别理论被引进并应用到中国国土时，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肯定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结合的问题，即“本土化”的问题。所谓本土化是指外来理论用于本土的一个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所在地域的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性别现状等重新审视外来理论，选择适合我们的部分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也包括用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去发展和补充外来理论。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性别概念在中国的运用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社会性别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性别视角，并且在我们面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时，增加了一个思考的角度，多了一个武器。因此，应大力提倡宣传和运用社会性别理论，以这个新的分析范畴为中心来重新建构我国的女性研究，并且要扩大社会性别的研究，使其包括对男性、性文化和的研究，以便认清男性气质是如何通过一种十分易变的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交互作用并与女性相作用而形成。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西方的社会性别研究是在妇女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中国，妇女研究也是新时期出现的新概念，与西方社会性别研究同步。因此，要从国情出发，看到我国的现实需要将妇女置于研究的中心，“妇女研究”要树立起自己的旗帜，继续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研究，而把社会性别分析范畴与其他分析范畴同时使用，不要盲目追随西方提倡的社会性别理论。还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理论在西方已经开始受到女性主义内部的批判，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它的否定，社会性别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国学术界不能引入社会性别理论，而应该以本国理论和现实为基础，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虽然学者对如何运用社会性别概念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社会性别理论自1997年以后在中国还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性别概念被引入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领域，从事女性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性别概念研究女性问题，以社会性别作为新的理论分析依据，反省历史上研究的失误之处，重新审视已有的理论框架和现实问题，研究社会性别结构、社会性别文化乃至社会性别制度，分析社会性别关系与民族、阶级、国家、经济体制的互动关系，由此推动了女性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也从单一转向了多维。也就是说，女性研究者们在研究中不再仅仅关注女性自身，而且关注女人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与发展，关注其除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如阶级、阶层、民族、代际、社区等。王***在《社会性别理论在史学界的运用――从发现妇女的历史到妇女与社会性别史》中深入探讨和揭示了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关系的变动与***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的关系，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历史建构和意义以及社会性别话语的历史变迁与主体身份的形成。杜芳琴女士的《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引进社会性别范畴，从妇女切人、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性别制度建构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这不仅从社会性别角度建立了研究中国妇女史的理论框架，同时开启了中国大陆系统化社会性别研究的思路，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具有了较深的根基，女性研究者逐渐关注社会性别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参与了各种干预方案的实践，使中国的女性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近几年来，还在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的操作化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项目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安徽霍山中荷扶贫项目、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蒙古赤峰扶贫与妇女发展项目、陕西丹风妇女发展项目、四川中加妇女教育网络等，他们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思路，将帮助女性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参与方式运用到研究之中。比如“为打工妹提供社会支持和服务”项目在第一
期时，重点是探讨打工妹群体的状况与发展，并涉及其对流出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1997年，该项目进入第二期时对打工妹群体的培训，包括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技能培训等则成为项目的侧重点。为了总结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项目研究工作和实践经验，妇女研究者和各级妇联自2000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五次“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的专题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
近年来，我国女性研究中的社会性别理论从无到有，取得了较大进展，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社会性别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概念的阐述以及社会性别与其他范畴的关系层面上，缺乏系统性，没有建构出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对社会性别的研究更多的是借助于国外的理论与经验，把社会性别作为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问题仍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使社会性别理论缺乏现实说服力量。第三，妇女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她们的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到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加上以社会性别的视角来解析问题的努力仍然还在起步阶段。
三、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实践推进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7）
中***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05-02
女性主义是从英文“Feminism”翻译而来，最早出现在法国，后传到欧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其前期研究称为女权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者认为要彻底改变社会生活与人们的传统观念，实现真正意义的男女平等，应将性别分析提到主要地位，因此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多用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提出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有着深层次的意义。由于中西方的社会发展、文化背景、历史条件等因素有所不同，造成了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但作为研究，都丰富了学界知识，推动了社会发展。
一、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相同之处
首先，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支撑相同。法国大***后，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成为一种思潮，伴随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众多的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阐述层出不穷，其理论蕴含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的广泛影响。如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所宣称的那样：“提出女性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而中国经过五四时期后，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的******，妇女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者的研究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其次，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的主张相同。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在“民主、自由”的***治理论基础上，从“理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理论出发，希望通过法律的武器来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站在消灭一切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上，真正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公正的理想社会。由此可见，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在主张实现男女平等，消除产生两性不平等的根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究消除阶级压迫的重要性等理论主张方面是不谋而合的。
最后，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使命相同。无论是西方女性主义还是我国的女性主义都是以妇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对妇女屈从地位的批判性解释。”[2]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从社会的各个阶层、领域、制度等多方面探究女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力***改变原来传统的以男子为中心的文化和社会体制，从而达到和实现男女真正平等、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国女性主义研究通过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实际的历史、社会发展状况等，也在不断地探索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可见，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把“女性崛起、男女平等”作为其研究使命。
二、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不同之处
首先，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的产生伴随着社会***，社会***反过来又促进了女性***进程，形成了***的女性主义运动，妇女地位的真正提升导致女性主义超越单纯的***治行为，走向了理性思考，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人员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理论研究成果出现后，女性主义者将理论再投入实践，进一步深化理论。因此，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没有***的女性主义运动。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也产生了一批专门研究女性主义的作家和理论，但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受多年封建文化的影响，淡化了对男性的批判，同时也缺乏理性反思。
其次，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透彻性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经过了3个世纪的发展，已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是西方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中国女性主义探索历史时间较短，其研究与发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大多数的研究都没有理论支撑，只是从实际问题出发，又很少从哲学角度形成***完整的理论系统，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现实的指导，常常沦为“缺啥补啥”的眼前行为[3]。其研究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的，较之西方女性主义透彻性不够。
再次，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存在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由于受其传统的个人主义文化影响，其主张是“个性***”，把“男性”作为其反抗和对立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对待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上，以对抗形式表现其哲学思想，导致女性***运动得不到男性支持，进而使女性运动陷入孤***作战的境地。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和谐统一”，个人命运与国家主体紧密相连，要求广大的人民群众具有全局观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爱国爱家爱人的意识，因此女性***在受到如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女性在争取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并未表现出男性是其“对立面”，而是不断争取男性的支持，因此中国男性成为了中国女性争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形成的理论认知度不同。西方女性主义从产生以来，通过不断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及理论成果，这些理论的产生对制定男女平等***策，实现男女平等都具有巨大的指导和推进作用，因此，在西方许多国家已将女性学研究纳入学术主流，男女平等意识成为社会决策和发展的主流。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我国女性主义在与西方女性主义相比，在反对性别歧视、主张男女平等的基本主张未获得像西方研究者那样卓著的成就，在世界女性主义学说之中也尚未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学科建设上与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相比也不够成熟。
三、结语
在人类社会中，女性与男性共同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都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者，从理论来讲是平等的，但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造成了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一些有先觉思维的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现象，因此产生了女性主义。随之一些争取女性权力的运动爆发，在实践的推动下产生了理论，出现了大批女性主义研究者，女性主义研究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同时，还注重女性的自我价值的表现，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改变歧视妇女的社会现象，从而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随着女性主义研究的日趋成熟，男女平等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识。
参考文献：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8）
翻阅当前国内几家权威教材，笔者发现，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称呼基本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如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朱立元先生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另一种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朱刚编著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志荣的《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而翻阅其他相关专著或论文，这两种称呼也是屡见不鲜，交相呼映。对同一种理论，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称呼?作为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否完全一致?二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就需要追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通过对其来龙去脉的把握，揭示概念差异和演变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及变化规律。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于1870年在法国出现(法语为f6minisem)，用来表述患上肺病并呈现出女性特征的男性少年，但很快就成为“妇女***”、“女权主义”的同义词。19世纪80年代，这个词首次在英语中出现(英语为femi—nism)，1910年后在美国流行，其内涵就是追求男女在法律和***治权利上的平等，但之后，它的意义就一直处于演变之中。20世纪初，英文feminism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有的音译为“飞米尼斯主义”的，称其意是“女权主义或男女同权主义”，有的译为“男女平等主义”、“争取男女平等运动”、“妇女***运动”等等，但最具代表性的译法还是“女权主义”。从外文词本身来看，feminism原指女性，ism则被译为“主义”。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2年版)序言中指出，汉译文“女权主义”中的“权”一字是根据feminism的***治主张和要求而译出来的，尤其是根据西方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汉语中“女权”的含义比较明确，用朱刚先生的话说是“指历史上女性为了获得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努力，其目标明确，颇有声势，涌现过不少知名的女权活动家和积极分子”。确切地说，女权主义真正兴起于l9世纪的欧美，也称“妇女***运动”，20世纪初随着女性权益的逐渐落实，女权运动也基本完成了使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feminism”要求的已经不是传统的女性权益，其涵盖面更广，意义更深，影响也更大。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曾提出过妇女文学发展“三阶段论”，把19世纪以来的女性创作分为“女子气的”(feminine)、“女权的”(feminist)、“女性的”(female)三个阶段。有鉴于此，学界一般也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归结为三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法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欧美***治斗争的风起云涌，成为妇女***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也直接带来了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从而引发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文学与社会的性别迫害，具有很强的***治色彩。女性主义者渴望在历史的线性时间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要求在象征秩序(即男性话语)中得到同男人平等的机会和权力，并通过剖析男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和揭示男性支配女性的方式，达到抨击父权制观念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尚处于初级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打破长久以来的菲勒斯中心文化价值体系和父权统治的社会格局，争取男女平等尤其是女性***自主的权益，其核心目标应该是“女权”，其基本根本使命在于“解构”，在于“破”。可以说，女权主义所标榜的是一种***治立场，所以这个阶段在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称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探讨的重点不再限于男女平等待遇等权益的论争，而是更倾心于对语言、文学的论述和批评。女性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一个转向，一反初期注重争取男女平等等权益的策略，转而强调性别差异与独特性，并以差异性为名否定男性象征秩序。她们重新解读女性作家的经典作品，通过对各国和各历史期的妇女文学的大规模重新挖掘和重新解读，来追溯和建构女性文学传统。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发展壮大，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在英美传播，开始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多元化时期。这一时期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是“建构”或“立”的时期，女性主义的概念和内涵在此真正确立和明确，至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真正进入名副其实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本身，而是把性别区分和女性心理置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中深入探讨，发展成为一种跨学科、跨性别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和研究。一方面把文学研究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等相结合，并引进人文科学的新思潮、新方法，不断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则把视野从经典作家、作品扩展到大众作家和大众文化媒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转向跨学科、全方位的文化批评，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开放性体系。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超越前期女权主义阶段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更加注重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通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内在逻辑的考察，从总体上看来，可以说，“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代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所反映的是历史语境的变迁，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变，以及女性理论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的变化。从“女权”到“女性”，概念的变化意味着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赋予了新的丰富内涵。由此，我认为国内理论界应该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不应将其作为同一层次的概念加以混用，翻译界也应该逐渐把“女权主义批评”改译为“女性主义批评”，这样一来避免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混淆，同时也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9）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思辩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因为中国文化观念中儒学思想对文本的“言志”和“载道”的习惯严重影响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在客观的现实处境下，借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结合中国文化特质研究中国文学是自然并合理的，应当秉承科学的、公正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之与中国文学的联姻。自19世纪末起，中国的文学理论业已受到西方的支配与影响，因此更应该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所蕴含的西方文学理论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中，特别是从较为广泛的(国际性)观点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批评家将无法满足于仅是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为其批评架构的做法。中西文学批评的概念、方法和标准的融合，因而成为必要的工作。西方的文学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既是哲学的，美学的，也是历史和文化的。而中国文学理论的立场带有浓厚的***治色彩(封建社会所致)，***治的专制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学。
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寻找女性”和“构建女性文学传统”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尽管发掘和寻找的方式、途径有所不同。按照英美女性主义学派的设想，文学史中隐含着一个明确的女性传统，只是被男性文学史遮盖了，这有待女性主义批评来发掘。因此，英美女性主义学派大力挖掘湮没在历史中的女性作品，重新把遭受忽视成刻意封杀的女性作家加以重新定位，重建女性文学史，并在挖掘到的历史材料中寻找女性传统，为女性传统提供大量的证据。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历史中寻找“显性”(visible)的女性时，法国学派则力***在潜意识中寻找“隐性”(invisible)的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从历史中寻找女性(注重压迫观点)，或从(集体)潜意识申寻找女性(注重抑制观点)，两者都和父权压抑有密切的关系，两种压制概念皆归为父权体制中范畴较为广大的总体压抑。把这种总体压抑范畴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张爱玲，她把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历史／潜意识的，显性／隐性的——切入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表达了最为真实的女性经验。
中国文学文本和西方论述这两者之间，存有接受、排斥和互动的关系。大体而言，在现代文学批评界里，中国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至今仍难以摆脱西方“话语”或“论述”(discomse)的影响，难以走出西方话语的“他者”的理论阴影。在批评理论问题上，阅读中国士性文学(张爱玲文本)也面对着另一个有关中国论述的主体危机。基本上。笔者致力于建构自身话语的主体性，但在中国整体论述条件的不足之下，尤其在中国自身女性主义理论的匮乏之下，而不得不借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western feminist theories)的观点。这表示说，除了西方传统男性话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支配之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亦使中国如胜主义文学批评同样面对主体摇摆的危机。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中的他者位置，同样亦落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里。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被界定为他者，并为男性主体所观照。相对于他者，男性则占据主置，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在中国的宗法父权社会里，女性在“天”、“阳”、“乾”、“君”、“父”等宗法象征主体下，即被定义为附属于男性的他者概念之下。倘若中国(男性)文学是西方论述中的他者，则中国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便是他者之他者。
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不但必须解构当代西方男性话语和女性主义理论，亦有必要化解中国本身强大的、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批评传统，才不至于在中国自身的女}生主义文学批评中，落在他者之他者的处境中。在中国文学的阅读上，无须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来评论中国女}生文本。但即使如此，也不可忽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其批评实践中所发展出来的女性论述架构，以及透过女性经验的研究所建构的新论述模式。
笔者将中国传统宗法父权话语下的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尊阳贬阴，以至“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宗法训示，视为宗法父权话语的总体压抑机制。这里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出发，试***建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论述。
1 隐性的中国女性文学
中国先秦时期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偏重于好坏、美丑、爱憎等方面的直感判断。这种直观评论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评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出现，孔子从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兴、观、群、
转贴于论文联盟
怨”说，从作家道德修养方面又提出“文德”说。后来孟子总结了中国初期的文学批评经验。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批评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唐宋以后，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词话、典话，以及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漫评、杂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特色。到了现代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很大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文学批评，都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阶级意识，因而使文学批评带上明显的思想理论斗争性质和社会批评性质。 另外，中国的女性由于社会自然分工的原因客观地遭到男性的统治，加上人为的权利配置——严格的父家长制，完备的宗法专制主义使中国女性陷入了长达几千年的无人格状态。男性控制了社会的、***治的、艺术的话语的绝对权利，历史上几乎没有女人的声音，更谈不上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史及女性文学理论的建立。
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曾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形态和宗法制文化的背景之下，妇女传统的生存方式给文学创作带来极大影响。尽管确有一些女子在创作中发出过自己的人生之怨、不平之鸣，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女性的情感愿望，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妇女丧失了人格上的***，困守于家庭和儒教，其创作在内容的审美价值论文联盟取向、艺术表现的方式、手法乃至具体文学体裁的选择运用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性话语权利设置的局限性。就其实质而言，古代妇女文学只能是作为男性文学创作的附庸而存在。
传统妇女文学的作者，大致由女皇后妃、女官宫娥、名媛闺秀、***尼婢妾等阶层的女性构成，其作品所包容的生活空间、思维空间以及心理空间和她们创作主题所表现的，主要是妇女在宫墙、闺阁、庭院等狭小圈子之内的个人隋感，如离别之j限、遭弃之怨、寡居之悲、相思乏情，以及风花雪月引发的种种思绪等。人所可能具有的丰富的社会实践、深广的生命意识被扼杀，代之以与身边生活直接相关的个人情感，文学主题显示出很强的私人性与封闭性。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女性文学虽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始终是从属于这一文学系统。它没有形成***的女性文学体系，没有建构起完善的女性群主义 文学理论。与西方女性文学不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历史际遇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西方进步思潮的推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发，使之从诞生之日起就同时代和社会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长期从属于民主的、阶级的社会***运动。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很多时候恰恰是女作家的创作率先引导了某一阶段文流的转换或更新。例如现代文学30年间， “五四”时期冰心创作的“问题小说”：新时期初年舒婷为“人”的生命和女性价值讴歌的朦胧诗；刘真、茹志鹃的“反思小说”；八十年代中叶刘索拉、残雪等充满现代意识的“先锋文学”以及稍后方方、池莉等表现平民日常生活、心理情绪的“新写实”小说；再到九十年代陈染、林白“私人生活”主题的创作等。尽管女性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存在，但并末构成相对***的文学运动。
在“五四”女作家个性***的呼唤中，萌生了女性主题的幼芽。此类主题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里女性基于性别特征所进行的社会实践、精神实践以及在其中的身心体验。然而，随着时代形势的急遽变化，这一主题未待很好地发育便很快被多数创作者所搁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强烈***治性、阶级性、民族性的创作。这种状况延续数十年，直到新时期以后才逐步改观。其中，批判封建传统和“左”的***治思潮对女性的压迫、扭曲和异化，寻求女性自我价值，可谓强音。然而，这显然并非女性文学“最后的停泊地”。人们很快意识到，此类创作实际上更多的依然是出自于社会视角，没有把文学视为对如-生生活和体验的再现。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在时代的变迁中，年轻一代女作家的性别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更强烈地追求女性精神的自由和女性生命的舒展，部分创作开始更多地向女性人生倾斜，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与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其中一些作品自觉地选择了向男性中心文化挑战的姿态，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女性意识、女性情感。这类创作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引发了种种争议。
女性主题显示的女性文学特色及价值，不仅在于它拥有女性观察生活、表现自身所特有的视点、角度以及鲜活生动的生存感受、内心体验。更为本质的是它源于女性生命本体、无形中打上了性别烙印的世界观、人生观。实事求是地说，女性主题绝非仅限于展露和宣泄在父系文化圈中女性所承受的性别压抑，包括生存压抑、心理压抑、压抑和情感压抑等，而是同时显示了女性在认识自我、理解社会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其中蕴合的女性自审意识和批判精神尤具现代意味。此类主题的作品生动记录了时代女性的精神成长，在文学创作中的士性思维方式、女性生存本相、如}生情感特征、女性生命感受和女性审美情趣等。当然，在历史发展现阶段仍处于男性中心文化特定语境的情况下，女性文学处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带有“宿命”意味的，因为女性***的程度任何时候都势必受制于历史发展的水平，同步于“人”***的程度。尽管在具体的女性创作中，作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策略选择，但从总体格局上看，女性文学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几乎是无可避免地要面临植根于男性历史文化的悖论，它制造着女性文学发展的困境。“五四”运动中萌发的现代女性意识，还未来得及进行对女}生意识的审视与自醒，就被卷入了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洪流中，而这个时代的女作家更多地表现出阶级的、***治的阳性关怀。
新文学中的现代***女性形象在现实中能不能拥有自己***的精神人格和身份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女性形象的出现是一种匮乏自我的虚假论述，这正好以反证的模式呈现出女性在现实中的边缘化处境，足以构成女性作家的重大书写危机：失去女性自我的定位。使女性文学陷入了“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中，掉入男性模拟的死角，无法扮演真实的女性角色。在文学世界里，无论女性形象如何崇高、革新、***，一旦落到现实中，广大女性依旧面临强大的压抑性命运。文学世界中的愿望在现实中宣告破灭，阳化女}生的面具不攻自破，女性的匮乏再度浮现。文化上习得的“女性”特征(被动性等)被看作是“自然”属性，女人同男人一样会使这些态度永久化，而在控制与从属的不平等与压抑关系中扮演这些性角色，以男性理论作为批评视角的评论把女性角色及其经验加以歪曲，从女性文本挖掘到的仍是男性观点下的女性。肖沃尔特指出父权批评下的女性典型的僵化形象其实就是父系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假象，而非女性真正的经验与现实。
当二十世纪前半叶女性作家不惜戴着乐观的面具在文本的舞台上扮演阳化角色时，现代文学批评在追问：文本中有女性吗?文学史中有女性作家吗?张爱玲用她的书写模式充分表现了不屑于塑造虚假阳化女性人
转贴于论文联盟
物的心态。她关注妇女在现实中的状况与女性受压迫的历史，既着眼于文化与历史分析，也着眼于女性经验的写作。在张爱玲的文本中，这些问题可望找到一种可供诠释的版本。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即使像白流苏这样的女性，亦没有性别错位的意味：
《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回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张爱玲，173)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五四之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涌现，无疑在某种层面上阐述了女性在历史、文化、社会中，有关两性与***治、个人与整体角色的互动关系。但是，那时期的女性文学大体上还没有较为稳定的女性文学传统，或者说，这方面的女性文学传统还有待进一步加以建构。而在张爱玲文本中所隐含的女性主题、女性亚文化群体及女性话语，所触及的中国总体父权压抑问题，以及在此压抑机制下有关如-生u禹身份、性别认同或两性差异等问题，正是今日从总体压抑范畴挖掘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女性经验(历史／潜论文联盟意识的，显性／隐性的)来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关键而重要资料。张爱玲的女性经验模式以及在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素质，乃是以一种失序、疏离、丑怪、焦虑的面貌，去推演历史文化中的压抑和疯狂等女性问题。讲述了传统女性在宗法父权制中的边缘感受，一种“阴性荒凉”的情境。
2 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强音
西方强烈的传统使女性在受压迫和主宰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争取自由和***的迫切需要，因此，西方妇女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成为必然。伴随西方妇女***运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妇女作为读者或作者在文学话语中的体验，关注妇女作家的地位，妇女文学经典的构成，小说中女性的形象，男女体验的差异等问题，也注重妇女的平等、***和自主问题，一般具有较强的***治性，是一种具有强烈思想道德倾向的批评。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关注文本的艺术性，
以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fleton)编选的读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1991)面世作为界点，过去25年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出色地表现了矛盾、交流和争论。的确，它建立在一系列创造性的对立、批评与反批评基础上，呈现出一个不断创新的流派——它挑战、颠覆、拓展的不仅是其他(男性的)理论，而且也有它自己内部的种种立场和问题 因此，在它的范围内没有“宏大叙述”，只有许多“小叙述”(petists re cits)，这些小叙述立足于特定的文化***治需要和阵地——例如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竞争。这表现了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创造性地“开放”的动力，同时也表现了这个胎生的、多样的、自我争论不休的领域的某种困难。其具有竞争力的种种优点及其内部的争论，有着广大的多元性，里面滋生着各色“理论”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开放与兼容的态度正是中国学者在看待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时应当秉承的态度，
随着中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表现空前活跃、各种现代思潮纷纷涌进并发生影响的大环境中，在世界文流融会渗透的文坛背景下，女性文学主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具有现代意味的拓展但事实上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萌发、生长，又不能不受到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直接影响：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妇女***始终没有单独地从“五四”时期“人的***”以及其后的社会***和阶级***的大题目中提出来加以考虑，而是总被后者所遮蔽乃至淹没：另一方面，由于***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整个中国社会人之个性意识的生长曾长期受到贬抑，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成长历程曲折而艰难。很多时候，女性意识实际上被忽略，甚或被消融于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之中。与此紧密相连，由社会运动中崛起并发展的女性文学，一直在“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相碰撞、相交融中起伏演变
整体而言，中国文学透过西方论述的“镜子”媒介，能否准确映照自身的实体，抑或只是西方主体的投射，一直是个争论的问题然而，这里面对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问题语言、文化、文学和意识形态的互涉性，在某种层面的表现往往是惊人的。在中国论述迈向自主的建构历程中，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克服与消解，但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匮乏中，以及西方论述在国际学术市场上的强势渗透之下，适当地转化西方论述的资源，作为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主体性的手段，仍旧是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趋势。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10）
摘要：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是西方“后”学批评流派中的重要分支，在分析黑人女性文学中的身份认同与边缘写作问题上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观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本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中的身份认同与边缘写作有着互相关联的批判意识。后殖民主义批评为解读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提供了有效的文学语境。
关键词 ：西方“后”学理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身份认同
DOI：10.16083/jki.22-1296/g4.2015.03.060
中***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132—02
基金项目：吉林动画学院项目（项目编号：20140612）。
收稿日期：2014—10—16
作者简介：李嵘剑（1980— ），女，山东德州人。吉林动画学院外语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王***（1959— ），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动画学院外语教学部，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各类‘后’学理论相继成熟，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后’学理论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上质疑启蒙主义叙述的普遍性和一统性，冲击了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各种主要的***治理论和社会理论，包括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1］西方后现代主义批评与现存的批评思维模式有所不同，传统的批评范式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纵向性和压迫性，后现代主义理论敢于对传统模式提出挑战和质疑，倡导新的思考批判方式，并试***剔除现存思维中一切不符合时展的各类因素。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理论倡导平俗与解构，通过非理性认识在历史断裂中寻求新的思维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黑人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流变中，我们发现黑人女性文学作为美国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致力于为少数族裔女性在白人男性主义文化压制下扭曲的身份正名，始终将性别、身份、族裔作为其文学创作的讨论焦点，表达黑人女性处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矛盾与困惑。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黑人女性作家在创作中找到了生存的价值和幸福感。黑人女性文学的不断发展不仅使黑人群体的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得到分享，同时它也丰富了美国文学的样式。黑人女性文学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玛雅·安吉洛、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她们的作品内容丰富、深刻，引人思考，她们的作品反映的理论精髓深受“后”学理论影响，她们凭借积极的态度拓展和突破先辈黑人女性作家的创作传统，并结合时代特点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与潮流的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作家的风格、手法不同，使得黑人女性作家内部产生了许多文学批评派别。例如：《黑人妇女》是托尼·凯德创作的作品选集，其中包含了当时流行的女性诗歌、小说、散文，被称为“一个开端……似乎最好地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当代黑人女性的关注之处”，［2］作品体现了人们对种族、性别等社会问题的关注；黑人女性文学领域的先行者玛丽·海伦·华盛顿写出了系列论文《佐拉·尼尔·霍斯顿：黑人女性对身份的寻找》和《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者》，选编了文集《黑眼眸的苏珊们》，这些带有深刻思想性的文论激发了学者和读者对黑人文化与黑人女性文学的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女性文学领域的发展现状与美国黑人女性主义、黑人女性文学研究悄然无声的变化有异曲同工之处。沃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发表了黑人女性主义的***宣言《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这一黑人妇女主义理论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与西方批评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第一个界定了“妇女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的学说。黑人妇女主义明确了黑人女性话语权，完全摆脱了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两方面的话语束缚，黑人女性主义逐渐彰显出黑人女性的书写特点，并使黑人女性主义者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之间的***治态度、社会价值观、创作意***泾渭分明起来。黛伯娜·E·麦克杜维尔发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对黑人和白人族裔间存在较大差异的种种历史与社会事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放眼于自己种族内部以及她所认同的黑人女性群体内部，得出了黑人女性文学和白人主流文学之间的差异。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治、经济、文化和文学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它正逐渐与整个女权主义理论乃至西方“后”学理论互动交融。
从黑人女性文学传统中，黑人女性常常需要为了自身的种族利益而同黑人男性一起进行抗争，目的是为自身的族裔建立身份认同。黑人女性遭遇族群内部阶级、性别、文化压制的同时还受到来自白人主流文化的种族歧视和来自族裔内外的性别压迫、***治歧视，这也是黑人女性文本的重要内容。与白人女性作家相比，黑人女性文学的叙事风格更有战斗性和抗议性。黑人女性作家从当事人的角度抨击了罪恶的种族、阶级、性别压迫制度，反映了黑人女性渴求平等、争取***的强烈呼声。研究黑人女性文学必须从黑人女性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考，关注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治上的双重压迫之间的相关性。正是对改变黑人女性生存现状做出的积极探讨使得黑人女性文学创作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依照后殖民主义理论观点，作者或读者在创作和评论以及欣赏过程中，往往依照已有的特定“价值观念”，即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的固有模式进行书写与阅读，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身份”的看法深深地扎根于她们的观点之中，从而影响整个作品的效果。长期被边缘化的黑人女性连同其作品被一同搁置在人们难以察觉的地带，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种族区分这一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并非社会发展的必然，而是人在社会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在20世纪后半叶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从边缘迈向中心。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文学与批评的派别，它在寻求差异与相似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使黑人文学得以充实与完善。激进的对立并不能为美国黑人女性争取到社会权益、文化认同和平等地位，而是要建构一种追求族裔间和谐的黑人女性主体意识和认知模式。身份***治固然重要，但不是绝对地与之抗衡，而是在允许并尊重差异存在的基础上建立各种身份概念。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对当代西方文学与“后”学批评理论的构建意义重大，它为西方“后”学理论批评的深化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西方“后”学理论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参考文献］
［1］王***.西方后学语境下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J］.社会科学家，2008（11）.
［2］Cheryl A.Wall.Changing Our Own Words：Essays on Criticism，Theory，and Writing by Black Women［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3］贝尔·胡克斯著.晓征等译．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4］嵇敏．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概观［J］.外国文学研究，2000（4）．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1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到女性的***，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求***、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和阶级斗争是女性***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后，虽然民族***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又成为了妇女***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的妇女***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的妇女***运动。妇女的***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