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河洛文化论文篇（1）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顼;《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顼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顼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顼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顼执***。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顼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着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着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着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 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铫、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 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着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书焉。龙***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着《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着”)。(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河洛文化论文篇（2）
中***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38-05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长期处于国家***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在历史上极具国际影响力。洛阳学是以洛阳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中华文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洛阳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根本原因在于洛阳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丰富而珍贵的古籍文献。这些或由洛阳人撰写或著于洛阳或主要描述洛阳的著述，已成为洛阳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重视，并日益呈现和迸发出巨大的魅力与活力。本文在对部分具有洛阳地方特色的历史文献择要略作介绍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搜集、整理洛阳古籍文献，编纂“洛阳文献集成”，并从开展跨学科研究、服务洛阳社会发展、构建国际洛阳学等几个方面提出洛阳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洛阳古籍文献概览
1.丰富而珍贵的地方志
“方志乃一方全史也。”①地方志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行***沿革、经济状况、社会风俗、重要人物、诗文著作、名胜古迹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具有内容丰富，连续性好，可信度高等特点，在历史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洛阳地方志数量众多，部分志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河南志》，原为北宋史学家宋敏求所著，后佚。清地理学家徐松修《全唐文》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部分内容，因多为元代资料，世称《元河南志》。清宣统初年，文献学家缪荃孙将其刊刻于《藕香零拾丛书》。著名史地学者沈认为：“《河南志》久佚，独借是志，而隋唐东都制度，犹可考见其全，其当宝贵何如也！”②《元河南志》为现存最早的洛阳古方志，是研究我国自周至元时期，洛阳城池、宫殿、坊市、古迹等发展变化的重要文献。又如明弘治十二年（1499）刊刻的《河南郡志》，编排体例“重古轻今”“因地因事而制宜”③，多有独到之处，为现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现存唯一有关洛阳的明代志书，国内仅存残本。清代的洛阳县志有顺治年间、康熙十年、康熙四十年、乾隆年间、嘉庆年间等多个版本。民国《洛阳县志》，记述先秦至1946年的洛阳历史，类目完整，资料翔实，体裁方法新颖，现在仅洛阳市档案馆存有一部手稿。
2.有中华元典文献之称的河***洛书
传说中出自洛阳境内的河***、洛书，《尚书》《易经》《礼记》《论语》等先秦儒家经典虽然均有记述，但对于其真实面目又语焉不详。因此，“自古以来，关于河***洛书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扑朔迷离的问题。”“是一个诱人的谜，是一个蕴含丰富的知识迷宫，是一个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④为破解河***洛书的千古之谜，历代学者潜心研究，著述颇多。南宋蔡沈所撰《洪范皇极内篇》，将洛书视为数之本源，提出“河偶洛奇”说，开创术数学洪范流派。南宋洛阳人郭雍所著《郭氏传家易说》，潜稽易象，以传家学。清初河南理学名儒冉觐祖所撰《河***洛书同异考》认为，河***洛书本于朱熹《易学启蒙》，并提出“河***主互、洛书主对”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理学名臣李光地奉康熙帝之命纂成《周易折中》。该书“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⑤，兼容并蓄诸家之说，而又有所发明，为周易与河***洛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3.灿若星河的名人别集
洛阳历代名人辈出，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名著。西汉***治家、思想家贾宜所著《贾长沙集》，其《新书》中的《过秦论》篇，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宗首》《藩强》《权重》篇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其他诸篇提出了重本抑末，利民安民，注重礼仪等***策措施，为研究西汉***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唐“诗圣”杜甫所著《杜工部集》，共收诗1400余首，是我国古代诗歌经典名著。其中的大量时事***治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巨大社会变迁，内容真实，感情真挚，被誉为“诗史”，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著有《河南集》的北宋洛阳人尹洙尊崇孟子、韩愈，力为古文。范仲淹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深有功于道”⑥。明吕维祺的《慎独堂集》（由吴伟业编辑而成，又名《明德先生文集》）和清吕谦恒的《青要集》都比较有名。吕维祺生平“笃实践履”“晚殉闯难，以节义显”，其“所论建多朴实，亦异乎空谈经济之流”。⑦吕谦恒的诗歌“格调不袭宋以后，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恻恻感人，实得古者诗教之本义”⑧。
4.博大精深的理学名著
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于洛阳创立的洛学“不仅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而且是宋明理学发展和演变的方向的决定者”⑨。明末清初理学名儒孙奇逢曾在《洛学编序》中说：“洛为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黄河蜿蜒。”“学问渊源，天中尤盛。宋兴伊、洛，元大苏门，至有明而两河八郡，识大识小，各有传人。”⑩《二程全书》，为程颢、程颐著作的合编。包括《二程遗书》及附录、《二程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二程粹言》等，是研究程颢、程颐生平及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南宋乾道年间，朱熹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与其弟子的“行状”“年谱”“奏状”“墓志铭”“遗事”等传记材料，编成《伊洛渊源录》。该书以程颢、程颐为正宗，构建起直接孟子的道统体系，是我国首部理学史专著，开“学案体”之先声，在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以及清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均以程颢、程颐为理学正宗，接续伊洛学脉，彰明程朱理学。清初理学名臣汤斌编纂的《洛学编》，沿袭其师孙奇逢《理学宗传》的编纂思想和体例，前编列汉杜子春、郑兴、郑众、服虔，唐韩愈，宋穆修，正编列宋程颢、程颐、邵雍等14人，元许衡、姚枢等3人，明薛u、曹端、阎禹锡等24人，综述其生平事迹、师承和学术思想。此书为第一部河南理学史。
5.名胜名物的不朽篇章
西晋陆机所著《洛阳记》，“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较早的一部，也是写得较好的一部”B11。该书对当时洛阳的城市规模、城门、宫殿、太学、里市、官署、苑囿等均有详细记载，为研究洛阳城市史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北魏杨f之所著《洛阳伽蓝记》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等5卷，是记述都城洛阳佛寺兴衰的重要著作。该书除对40余所寺院的建置规模及变迁详细记载外，兼记北魏孝文帝迁洛至尔朱荣之乱时期洛阳城的“建置”“布局”“城门”“宫殿”“里坊”“名胜”，涉及当时的***治、经济、***事、风俗、人物、地理、中外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中，不少史事可补《北史》《魏书》之缺或互相参证，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北宋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追记其所亲历的洛阳“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等19处园林。李格非在后记中发出警世之言：“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B12北宋宋欧阳修所撰《洛阳牡丹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等3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牡丹专著。该书评品了24种牡丹，分析了各种花名的由来，记载了洛阳人赏花的风俗和“种花”“养花”“医花”等栽培技术。认为牡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B13。
6.源远流长的小说戏曲
西汉洛阳人虞初曾将《周书》改写成《周说》，即《虞初周说》。虞初“就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作家，《虞初周说》也就是最早的个人小说专集”B14。虽然此书已佚，但虞初作为“小说”的代称却影响深远。明代形成“虞初体”小说文献体裁，出现了《虞初志》系列，到清代又产生了《虞初新志》系列。《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唐元稹所作。叙述了崔莺莺与书生张生的爱情悲剧故事，对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细致，文笔优美，为唐传奇之名篇。“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B15后世以之为本，衍生出《弦索西厢》《西厢记》《续西厢记》等多部戏曲。清康熙年间，吕履恒创作的剧本《洛神庙传奇》分上下卷，以明清鼎革为历史背景，叙述了书生何仲虎与巫有娘、贾绿花之间的离合情缘，颇有传奇色彩。
7.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
洛阳是中国佛教发祥地，东汉即成为佛教中心，佛学著作颇多。《四十二章经》，据传为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汉所译的中国第一部佛经。该佛经集结佛陀42段语录而成，言简意赅，阐述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劝世人“精进离欲，由修布施、持戒、禅定而生智慧，即证得四沙门果”B16。此书对于中国佛教的早期传播起了较大作用，是研究古代佛教的重要资料。《唯识论》是“一生事业，为介绍世亲护法等一派之佛学于中国”B17的玄奘，以唯识说为主，杂糅印度亲胜、火辨、难陀等九家对世亲《唯识三十颂》所作的注释编译而成。主要论证一切现象均是唯识所变现，外境实无，唯有内识。此书是佛教唯识宗的重要经典，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价值。南朝梁慧皎编纂《高僧传》，收录自东汉明帝至梁武帝年间，部分佛教高僧的传记。此书开创佛教传记新体例，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10科，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文献。
8.名目繁多的金石资料
洛阳古迹众多，文物丰富，金石之学发达。《伊阙造像题字目录》，为清道光年间方履]所撰。该目录辑录北魏至宋时期洛阳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清中期名儒武亿，博通经史，尤长于金石文字考订，所著《授堂金石文字三跋》，分周以迄隋、梁，唐，后唐至元等3跋，通过订前人之疏误，增己之所获，以补正史之不足。《洛阳存古录》，为清金石学家刘喜海所著。收录了大量曹魏至元代的洛阳碑刻、造像题记、经幢、墓志等石刻资料。郭玉堂1935年编辑《千唐志斋藏石目录》，收录新安张钫所藏汉至明代碑刻，尤以唐碑为多。
二、编纂“洛阳文献集成”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文献是文脉流传的主要途径。保护整理古籍文献，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编纂“洛阳文献集成”，不仅有助于夯实洛阳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且有助于传承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大型文献丛书编纂工程，如“湖湘文库”“荆楚全书”“巴蜀全书”“山东文献集成”“浙江文献集成”“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上海文献丛书”“金陵全书”“温州文献丛书”“苏州文献丛书”“杭州文献集成”“常州历史文献丛书”“嘉兴文献丛书”“衢州文献集成”“台州文献丛书”“乐清文献丛书”等。这些旨在抢救和保护珍贵地方文献，为研究地方文化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大型文献丛书，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功在当代，泽被后世。2012年，洛阳市启动的“中国河洛文化文献丛书”编纂工程，至今已出版《元河南志》《孝经大全》《洛阳曹氏丛书》等30余部，为编纂洛阳历史文献丛书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
整理编纂一部能代表和传承洛阳历史文化的“洛阳文献集成”意义重大。作为一项基础性文献整理工程，不仅有助于保护濒危的洛阳古籍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洛阳学研究，实现洛阳文献资源共享利用的最大化；作为一项集体性攻关科研工程，不仅可以充分整合洛阳学研究团队力量，培养更多的洛阳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人才，而且可以整体提升洛阳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平；作为一项标志性文化宣传工程，不仅可以充分展示洛阳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可以增强国内外对洛阳重要文化地位的认同，进一步提升洛阳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精品性文化出版工程，不仅有助于形成洛阳著名文化品牌，而且可以促进洛阳文化事业的繁荣，推动洛阳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一项前瞻性文化建设工程，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洛阳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有助于加快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步伐，推动洛阳学研究走向世界。
编纂“洛阳文献集成”，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统筹规划。一是成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由洛阳市委、市***府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副主任，相关局委、社科联、史志办、高校、***书馆、博物馆等单位主要领导任委员，负责编纂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二是制定研究和出版计划。在对洛阳地区古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预计用10年左右时间，分批出版500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洛阳古籍文献。三是制定收录原则和出版方式。主要收录民国以前的洛阳历史文献，广泛征集海内外***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稿本、抄本等稀见的地方文献，系统编制《洛阳学书目提要》。B18对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名人大家，收录其全部著述，编为全集；对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收录其主要著作，编为专集；对其他不同领域的著述，如方志、谱牒、碑刻、***册、绘画等，编为专题文（***）集。优先整理出版善本、孤本、珍本地方特色文献，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一带一路等社会关注焦点和学术热点文献。文献原则上以影印方式出版，同时区分不同类型的著作，以点校本、译著和数据光盘等复合形式出版。五是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编纂出版采取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和特别委托方式进行；实行项目管理运行制度；对编纂项目成果进行评估审核；项目成果统一出版格式，力求装帧精美，版本精良。六是经费统筹。申请洛阳市委、市***府特批后的文化建设工程重大专项经费，争取省、中央部委和有关部门的扶持资金，申报省、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经费与配套资金，募集社会热心文化事业人士的相关捐助等。
三、开展多学科综合性洛阳学研究
1.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研究
洛阳文化极其丰富，包括***治、经济、哲学、***事、社会、宗教、科技、教育、历史、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治学、经济学、哲学、民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因此，洛阳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在洛阳学研究中，除了进行各学科的专门研究之外，还应积极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既是现代学科发展的一般趋势，也是深化洛阳学研究的重要途径。比如，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属于地理学的分支，但在历史文献丰富的地区，历史地理往往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在洛阳为何能够长期成为中华文明中心的问题上，如果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就会得到比单纯历史学研究更为丰富的认识。而历史学内部，也存在着***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事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等不同专业门类。一件历史文献、一次历史事件，经常会涉及多个研究领域，需要从不同专业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对于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洛阳学来说，文献史料已不是问题，所缺乏的就是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突破。开展跨学科研究，推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将是洛阳学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2.服务洛阳经济社会发展
开展洛阳学研究，就是要聚焦洛阳，旗帜鲜明的为洛阳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洛阳学研究根本目的，也是洛阳学的生命力所在。一是要做好洛阳学的基础研究工作。全面梳理洛阳文化资源，深入研究诞生于洛阳的中华民族元典文献和思想，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历程；加强洛阳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研究，深化关于历史时期区域国际化的理解与认识；分析洛阳全国***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历史变迁，总结区域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洛阳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提炼区域人文精神。二是要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好洛阳学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智力支持。深刻认识洛阳历史问题与现实发展内在联系的重要性，切实把洛阳学研究和洛阳现代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洛阳发展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目标，从大历史的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开展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三是以洛阳学研究为契机，从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依托洛阳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开创洛阳现代社会发展新格局。
3.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是一个有长达1500余年建都史的十三朝古都。洛阳文化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缩影，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国家主流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这就决定了洛阳学研究，必然有别于一般性的地方文化研究。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具有充分的历史与现实依据。自东汉至隋唐时期，洛阳一直是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城市。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今日本）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B19。这是最早的中日***交流记载。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日本遣唐使北线航路的必经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过重要贡献。B20洛阳的城市布局、宫殿、苑囿及文化习俗等，均对东亚国家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可在日本、韩国清晰地看到古代洛阳的影子。洛阳学的概念，就是最早由日本京都大学的岸俊男教授提出来的。B212010年11月27至28日，首届“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成功召开，标志着“洛阳学”这一新兴学科正式诞生。B22也就是说，洛阳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构建国际洛阳学，就是要以国际化学术视野研究洛阳学，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拓宽发展空间。一方面研究洛阳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域外文化对洛阳文化的影响。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积极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合作，不断提高洛阳学的研究水平与知名度。只有这样，洛阳学才能超越地方学的局限，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田以志别诗》，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第52页。
②徐：《落帆楼文集》卷四《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18年，第18页。
③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④王永宽：《河***洛书探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⑤玄烨：《御制周易折中序》，李光地编纂，刘大钧整理：《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08年，第1页。
⑥范能浚编集，薛正兴点校：《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⑦永，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974页。
⑧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
⑨徐远和：《洛学源流》，齐鲁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⑩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4页。
B11史为乐：《陆机〈洛阳记〉的流传过程与历史价值》，《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
B12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岳麓书社，2012年，第205页。
B13欧阳修著，吕雪菊点校：《欧阳修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66页。
B14秦川：《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B15鲁迅辑录：《唐宋传奇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2页。
B16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
B1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B182014年7月28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洛阳（河洛）文献丛书书目汇编座谈会”。程有为、耿瑞玲、卢广森、马世之、任崇岳、单远慕、王全营、王永宽、魏天安、萧鲁阳、张新斌、郑杰祥等先生参加，并对编选洛阳（河洛）文献书目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本文写作也多有帮助。
B1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2821页。
B20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B21张亚武：《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N》，《洛阳日报》2008年4月24日。
B22[日]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陈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
参考文献
[1]洛阳市历史学会.河洛文化论丛（第1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2]洛阳市历史学会等.河洛文化论丛（第2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河洛文化论文篇（3）
分析河洛佛教音乐的历史演进，需要对佛教音乐是否随佛教同时传入中国作一简要分析。学界既往的观点大致有二：一是同时传入说；另一种则是滞后说。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因为东汉明帝以后，陈思王曹植之前，便已有梵呗的存在。从理论上说，既成僧伽，就要有礼佛之仪；既有礼佛之仪，便有梵呗之需。两汉之际，随着西域的稳定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梵呗完全有可能经丝绸之路由西域或天竺传入内地。尤其是，东汉桓帝时，安息国高僧安世高来中国参拜汉帝时就能用梵语唱颂梵呗。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范晔：《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54页）虽然，当时的梵呗唱诵还没有越过王宫的高墙深院，唱诵的场合少之又少，但佛教音乐随佛教一同传入之说据此可信。进而可知，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演进与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具有同步性和一致性。河洛佛教音乐作为中国佛教音乐的源头，其历史演进不仅展现了中国佛教音乐演进发展的普遍性风貌，也展示了河洛佛教音乐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人们知道，中国佛教音乐发展随着社会***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其中，王日昌、田青等前辈提出的“四阶段说”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即“佛教初弘期阶段、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唐代繁盛及典型化阶段、宋元之后的通俗化时期”（王日昌：《谈古代典籍中的佛教音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与此相比，河洛佛教音乐在此基础上则显示了其本地区的特点，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初弘阶段（东汉时期）。东汉明帝时，佛教以***形式正式传入中国。“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0页）这一时期佛教音乐随佛教一起传入洛阳，由天竺来华的竺法兰大师传入。竺法兰大师在翻译佛经、弘扬佛法的同时，也带来了天竺的佛教音乐———梵呗。佛教梵呗产生于佛教圣地印度，来源于佛教时期以前印度吠陀时代的“赞颂”，其中《姿摩吠陀》记述歌咏的方法奠定了念诵佛经的基础，以乐咏经，以歌诵经，是原始佛教音乐梵呗的前导。梵呗主要用于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和经忏法会，既有赞诵佛德的作用，又能使听者心灵净化，潜心向佛。王小盾认为：“我们可以用三分法来看待原始佛教的音乐。从表演者角度看，它是乐伎供养音乐、佛陀说法音乐、僧侣诵经音乐的三分；从音乐体裁角度看，它是歌舞音乐（用于礼赞佛陀）、呗赞音乐（用于歌咏经偈）、吟诵音乐（用于唱诵经文）的三分。”（王小盾：《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东汉时期，佛教及其艺术处于初弘期阶段，传播范围极为有限。由于梵汉之间的语言差异，虽然天竺佛经已经被译经家用汉文译出，但由于当时通晓梵文的受众极少，梵呗在河洛地区的传播存在严重的困难。虽宋代赞宁在《高僧传•读诵篇》记载，“原夫经震旦，夹译汉庭。北则（竺）法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通”（转引自徐湘霖：《净域奇葩———佛教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但竺法兰的赞呗歌诵，系“直声而宣剖”，其音乐性不强。当时佛事方兴，译业草创，他所咏赞的，想必是原来的天竺音乐。无论是竺法兰，还是安世高在东汉桓帝时所唱颂的梵呗，在梵汉语言差异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以及正式的佛教仪式还未形成之前，他们所输入的是以梵语歌咏经偈的呗赞音乐。第二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中国化与多元化阶段（三国至北朝时期）。梵语化的佛教音乐输入到河洛地区初期，与河洛地区的语言及音乐传统都不能完全协调，难以配合用汉语译出的偈颂和汉地创作的佛教歌词。三国时期，中国佛教徒注意到了这种矛盾。河洛地区的乐僧于是采用河洛地区的民间乐曲创作新佛曲，从而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音乐。同时，河洛地区的文化精英与艺术家们也在为梵呗的中国化而努力，在梵呗的中国化中曹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苑珠林》记载曹植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焉”（释道世：《法苑珠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398页）。曹植通过删治《瑞应本起经》，改编而成的鱼山梵呗是一组由四十二个曲调组成的联奏，既保留了印度佛教音乐的特点，又具有洛阳地区的音乐风味，即传统的相和歌的特色。相和歌是对汉代北方各地流行的各种民间歌曲的通称。其中，既有原始的民歌，也有在民歌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艺术歌曲。它属于汉代乐府歌曲中的一类，是乐府歌曲中的精华部分。魏晋之际﹐相和歌有较大发展，在河洛地区极为盛行。曹魏***权对相和歌尤为喜爱﹐写有大量歌词交乐工演唱。曹植将天竺梵呗与盛行于河洛地区的相和歌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创制了中国化的佛教音乐，既有利于梵呗的中国化，又丰富了河洛民歌的艺术形式。西晋至北朝时期，崇佛之风在河洛地区日盛。《洛阳伽蓝记》里详细记载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发展之盛状：“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髫，负籍持经，来此乐土，宣武故立此寺（永明寺）以憩之。房庑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73页）洛阳吸引了世界各地来中土弘扬佛法的高僧，他们带来了新的佛教音乐形式，使河洛佛教音乐突破了单一的人声用乐系统，促使器乐化的河洛佛教音乐逐渐形成与发展。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龙门石窟伎乐人造像中便可看出，如北魏时期修建的宾阳洞，内刻有八身伎乐天，皆面向主尊，演奏的乐器依次为笙、笛、阮、细腰鼓、磐、排箫、筝、铜钹计九件乐器。在这些器乐中，既有西域化的乐器，也有河洛地区传统的乐器。这一时期随着正式的佛教仪式的形成，河洛佛教音乐体裁也变得丰富起来，不再局限于初弘阶段的赞呗音乐，歌舞音乐与吟诵音乐兴起，并运用于佛法宣扬与佛教庆祝活动。第三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繁荣与定型阶段（隋唐时期）。隋唐时期河洛地区的崇佛之风与以前相比更加兴盛，这极大带动了佛教音乐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在乐器上和曲目上都在不断增加。隋唐时期新开凿的龙门石窟中，有11座石窟含有乐器，所有乐器竟达70余种，较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了箜篌、拍板等乐器。唐代长安和洛阳的宫廷中也有佛教音乐的演奏。从《羯鼓录》《唐会要》《乐书》（陈旸）以及《敦煌经卷》等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唐代宫廷演奏的佛曲达70多首，其中《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观音佛曲》《释迦牟尼佛曲》《龟兹佛曲》《卢舍那佛曲》《四天王》《阿弥陀佛曲》等，这些著名宫廷演奏佛曲大多是器乐曲，是与本民族音乐结合的基础上重新创作的，体现了河洛佛教音乐特色鲜明的艺术风貌。这一时期河洛佛教音乐在数量上繁荣的同时，在河洛佛教音乐创作、表演、管理上日益规范化。再加上隋唐社会的开放性，河洛佛教音乐也在不断吸收外来音乐的营养，在乐器、曲目编排上不断创新，隋唐时期***化的音乐管理机构不断设立，佛教仪式活动比较频繁和固定化，使得体系化、制度化的河洛佛教音乐日益形成，河洛佛教音乐日趋迈入规范化阶段。第四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阶段（宋元时期）。随着宋元社会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佛教的世俗化趋势逐渐明显。特别是宋元俗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趋势。王俊义指出，“宋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俗文化的发达”（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第2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河洛佛教音乐与世俗文化的结合，在民间说唱中多有呈现，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宋元朝代更替之际，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权的连年战争，使得河洛地区的佛教音乐遭受严重破坏，流落民间，又加速了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倾向。从现存宋词、元曲的词牌、曲牌中，均可见到佛教音乐影响的痕迹，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比比皆是。第五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式微阶段（明清时期）。随着全国***治中心的北移，经济中心南移，位居中原的河洛地区，其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加以明清时期的帝王虽不乏宠佛者，但相比藏传佛教，中原佛教日益失去了昔日皇家的支持。此期的河洛佛教音乐除了延续既往的佛教轨仪形式之外，逐渐转向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轨迹。河洛佛教音乐在转向过程中，逐渐从宫廷、寺庙走向与民间音乐相融合的道路，并逐渐演变成后来以至近代的洛阳十盘音乐、洛阳庙会音乐、洛阳跑经调等民俗佛教音乐形式。
二河洛佛教音乐的表现特征
河洛佛教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表现出中国佛教音乐的普遍性特征，又具有河洛特色的区域性特征。同时，河洛佛教音乐伴随***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彰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佛教音乐传入中国以后，逐渐由中原地区扩散至中国的其他区域，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区域佛教音乐风格。不同区域的佛教音乐受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桑德诺瓦在探讨藏族佛教音乐时指出：“云南藏传佛教修供音乐涉及皈依、礼拜、赞颂、发愿、供奉、迎请、祭祀、祈请、恭送等一系列崇拜仪式和法事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云南藏传佛教音乐形态，既具有藏族传统音乐的基本特点，又具有较为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等的地域性特征。其主要表现在：音阶、调式、旋律、节拍、节奏、速度、曲式、词律、结构以及乐队组合等方面。”（桑德诺瓦：《云南藏传佛教音乐的形态特征》，《中国音乐》2013年第2期）作为汉传佛教音乐代表的五台山佛教音乐也有其自身的特征，韩***在《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特点、价值与现状》一文中指出：“五台山佛教音乐历史悠久、形式独特，并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特征。”（韩***：《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特点、价值与现状》，《五台山研究》2011年第1期）而河洛佛教音乐相比于其他地区的佛教音乐，有其显著的地域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领作用的根源性。河洛地区作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发端地，对佛教及佛教音乐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早期的佛教音乐由河洛地区扩散到其他区域。东汉时期，白马寺高僧竺法兰“直声而宣剖”。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白马寺僧人释僧饶就“善三《本起》和《大拏》”。齐白马寺释昙凭善“颂三《本起经》”。中国化的佛教音乐也与河洛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曹植通过删治《瑞应本起经》，改编而成鱼山梵呗，融合了天竺佛教音乐与河洛地方传统音乐，并在河洛地区广泛传播。二是色彩浓郁的皇权性。河洛地区有“天下之中”之称，洛阳城更有古都之美誉。悠久的建都历史，使河洛地区形成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都文化，这也是中原文化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河洛地区佛教音乐的兴盛与河洛地区的国家皇权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河洛佛教音乐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明显的地域特征就是具有浓郁的皇权色彩，表现出***性特质，河洛地区的佛教音乐常用于国家礼仪之中。“丝竹杂乐，皆由旨给”，“梵乐法音，聒天动地”（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13页）。由皇家拨专款进行佛教音乐活动。不仅从横向比较的视角上看，河洛佛教音乐具有自身的诸多特点，而且从纵向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不同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也各有其特点。其一，初弘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表现出外来性特征，音乐形式较为单一。早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完全秉承了天竺“梵呗”形制，也就是佛教史上所称的“西域化”讲经吟唱方式。袁静芳认为，“‘梵呗’即是模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初弘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其受众和用乐系统也极为有限。此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只掌握在少数外籍僧人手里，由于那时的佛教没有明确的形态，更谈不上仪轨性的佛事活动，奉佛者也仅限于皇宫贵族。用乐系统也较为单一，仅为声乐系统，主要靠人声传颂。其二，三国至北朝时期河洛佛教音乐呈现出本土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从龙门石窟现存的伎乐人与伎乐天的佛教音乐造像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佛教音乐的多样化趋势。皇甫公窟里雕刻有八身伎乐天，从窟顶东端分为南北两列，每列四身，皆面向主尊，伎乐各持一件乐器，皆作演奏状，所持乐器有笙、笛、排箫、筝、阮、五弦琵琶、鼓、细腰鼓八件乐器。这一时期河洛佛教音乐的用乐系统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声乐系统，开始使用器乐演奏佛曲，演奏人数有所增加，佛教音乐的表演开始仪式化、规范化，并且佛教音乐开始走出宫苑寺庙，向广大公众开放。随着河洛地区佛教的普及，其音乐形式已由单纯天竺风格的梵呗演变成以中国式的唱导与转读相结合为主的梵呗。其三，隋唐时期是河洛佛教音乐的兴盛时期，其音乐形式趋于定形，其特点日益规范化与专业化。隋唐时期河洛佛教音乐不但在寺庙盛行，而且在宫廷中也盛行。朝廷还大力吸纳民间音乐，进一步丰富了佛乐。这一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除在数量上庞大以外，还在艺术水平上大为提升。隋唐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广泛吸收中外音乐精华，利用当时作曲先进技法，创制佛曲，如利用当时“大曲”组曲技法，创制法曲，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来创作和传播河洛佛教音乐。如隋炀帝时创制的法曲有《万岁乐》《泛龙舟》《斗百草》。唐朝时期，在唐玄宗的主导下，法曲《霓裳羽衣舞》影响深远，它代表了唐代佛教音乐的最高水平。其四，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基本承袭唐代，其总体特点是由宫廷走向民间，佛教音乐的世俗性增强。这一阶段的河洛佛教音乐由社会上层广泛走向社会各阶层，一些流行的民间乐曲为寺院利用，或在佛教节日和庙会中使用。元代的河洛佛教音乐与唐宋时期相比，由于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的日趋繁荣，藏传佛教音乐的兴起，使得汉传佛教音乐从整体上看显得日趋衰微。元明以降的河洛佛教音乐逐渐进入严重的衰退阶段，除保留了以前的艺术特色之外，其他特色已经基本不再存在。其艺术特色的持续暗淡，甚至面临永远再无光彩的危境。
河洛文化论文篇（4）
Abstract：Now the focal point of cityscapes planning is the architectures， streets and blocks， even the whole city. But there is much lack of the geographical view to the planning. My research analyses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whole scale of the natural geography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Luoyang， with an almost four thousand year’s history as a city，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cient capitals in China and thirteen dynasties established their capital here totally. The surrounding geographical condition system about Luoyang can be concluded by two parts. One is the four gates in the four directions： Mangshan Mountain in the north; Yique in the south; Xiaoshan Mountain and Hangu Pass in the west; Mangshan Mountain and Hulao Pass in the west. The other is including four rivers： Luohe River， Yi River， Chan River and Jian River. My research focuses on both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landscapes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the changes of the landscapes in space. Then confirming the key core of the natural geography and its important position and making some suggestions in protect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keeping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an ancient capital.
Key words：geographical landscapes;landscapes of ancient capital;geographical condition;Luoyang
中***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4-54（7）
1 研究的意义
古都从其选址到逐步发展为现代城市，其发展的基础和核心都在于依照其自然地理格局，同时古都自然地理格局也是形成现代城市景观及历史文化景观的基础[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侧重点在于从保护文化古迹和历史地段，到整体街区或风貌的保护，讲求保护有形的建筑，即街区等实体内容及文化内容[2]，但缺乏对自然地理格局的整体保护和规划。而在忽视整体基础保护的情况下保护历史文化及建筑，使得保护的效果和意义大大降低。
因此，要从根本上对历史文化进行保护，首先要对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进行保护。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必须对古都景观所依托的地理环境进行现状调查，同时对古都景观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从时间和空间的基础上对古都景观进行分析，从而对古都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城市风貌的保持提供参考。
2 洛阳古都地理景观的历史变迁
洛阳，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国建都最早、最多的都城。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曾在诗句中表达出洛阳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3]。”洛阳从其城市的历史变迁及作为我国著名古都之一两方面来看，可将其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夏商时期，周朝时期，汉魏时期及隋唐时期。这四个阶段的洛阳城分别建都于不同的区域，但始终是环绕在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的基础之上。
2.1 夏商时期（2 070 BC―1 040 BC）
现存夏商时期都城的遗址位于洛阳市偃师县。战国时著名***事家吴起，曾对夏朝洛阳做过这样的分析：“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这里“河济”，“泰华”分别指洛阳以东有济水流入黄河的河口，以西有五岳之一的华山;“伊阙”“羊肠”分别指洛阳以南的龙门和洛阳以北黄河北岸的的山道。其对大尺度环境的描述，说明都城位于邙山之下，洛河南岸，伊河以北，东部为伊河洛河的汇流处，现存于二里头遗址。据考古发掘，都城东西宽约2.5公里，南北长约2-2.5公里，面积5-6平方公里[5]。建都的这一区域位于现洛阳城以东约23公里，以北约10公里处，自西向东绵延，即传统意义上的“玄武”，洛河东西环绕，都城位于伊洛平原之中，均体现出了风水学通过自然环境对于都城选址的影响。而夏都地势险峻，四面环山，北据邙山，东北有黄河河道，西有崤山，熊耳山，南有外方山，嵩山，伊阙，对都城的***事防卫十分有利。
商朝时期的都城有两座，分别称为“东亳”，“西亳”，即现存的郑州商城和洛阳商城。商都西亳同样也位于偃师县，建于洛水北岸，坐北朝南。距离邙山以南约6公里，建都区域位于现洛阳城以东约30公里处，即夏朝都城以东约7公里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偃师县有加注：“尸乡，殷汤所都[6]。”这一证据明确了洛阳就是商朝都城所在地。商都在利用自然地理形势方面同夏朝相同，即依靠周围险峻山势进行***事防守，这一时期洛河位于都城以南，起到了护城河的作用。
夏商二朝的都城从选址到建设均在不同程度上初步体现了利用自然条件进行防御及顺应自然地理格局的思想，为今后都城的规划和建设提供了一种既定的模式，即都城的选址和建造要依据其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顺应自然山脉和河流水系进行建设，突出都城的***事防御功能以及符合风水学、儒家思想的理论，这些选址和建筑的原则被后人逐渐应用并始终作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之一。
另外从华夏地理的角度来说，洛阳恰好位于“天下之中”，即“五岳四渎”的核心位置。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国家的都城刚好位于其控制区域的核心，不仅体现了对周围领土控制的优势，也表现出一种居中而治的象征性意义。而此后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选择洛阳为都，更多看重的均是其位于封建等级中心及国家地理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同时从这一时期开始，洛阳作为国家的核心，也成为华夏文明的传播及发展的源头。
2.2 周朝时期（1 040 BC―256 BC）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阶段。西周时期都城所在地为镐京，但周成王令周公旦修筑洛邑为东都，洛邑的选址即位于现今的洛阳市区。《周书・洛诰》中详细记载了都城选址时的卜辞：“我乃卜涧水东，e水西惟洛食;我又卜e水东亦惟洛食[7]。”这一描述明确了洛邑的选址位于涧河以东，e河两岸。具体的选址则位于邙山之下，洛河北岸，e河穿城而过。e河发源于邙山，洛邑背靠邙山而发展。周朝时期的洛阳城建筑是依照《周礼・考工记》的要求进行规划建设的，完全符合前朝后市，以及中轴线的设置等古代都城规划的核心思想。同时这一时期洛阳不仅利用四面环山的险峻地势，更突出了函谷关、虎牢关、伊阙关的***事防御功能。而从风水学选址的理论上来讲，不论是洛邑或是王城，均体现了“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自然地理布局，分别对应伊阙、邙山、洛河、e河、涧河。
2.3 汉魏时期（25―534 AD）
公元25年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重新定都洛阳，改名为雒阳。班固在其《两都赋》的《东都赋》中对雒阳城市自然地理格局做了描述：“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严阻，扶二崤之崇山[9]。”雒阳城以东周成周城为基础，位于邙山脚下约10公里处，南临洛河，位于现洛阳城市中心以东约17公里，距离夏朝二里头遗址西北约7.5公里，商都西亳旧址约16公里。都城规模更为扩大，都城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形状为规则的方形，对自然地理形势的利用同之前的周朝时期相同，并对城市水系进行了周密的规划。使得水系同时具有满足居民生活要求、土地灌溉及护城河的防御作用。东汉末年，洛阳遭到战争的破坏，魏晋时期的洛阳京城，是在东汉洛阳城的废墟上重新修建而成。
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一时期的洛阳城是在东汉洛阳城的基础之上修建的。《魏书》中对洛阳城市自然地理格局有着很高的评价：“崤函帝宅，河洛王里[10]。”这一描述显示出洛阳作为都城与其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之间的关系，“崤函”即指洛阳以西的崤山与函谷关地区，“河洛”则指洛阳是建筑在洛河流域的。整体对自然地理形势的把握同样沿袭了东汉时期的格局，并通过“帝宅”、“王里”的描述，更明确了自然地理形势对于都城的重要。这一时期不仅扩大了城市规模，而且在城垣之外又修筑了郭城，在外郭城内设置里坊，修建了十三座城门。《洛阳伽蓝记》中对洛阳城整体状况进行了描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11]。”用当今的计算方法，南北长度约7.5公里，而东西宽度约10公里。
2.4 隋唐时期（581―690 AD）
隋朝时期，隋炀帝杨广于605年改洛阳为东京，进行大规模的营建并迁都。隋唐洛阳城的地理形势为：“南直伊阙之口，北倚邙山之塞，东出e水之东，西逾涧水之西，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东去故都十八里[12]。”“伊阙之口”即今天洛阳以南的龙门;“洛水贯都”则说明洛河穿城而过，这也是现今洛阳城形成的基础。隋唐时期的洛阳城选址同周朝时期相近，位于北魏洛阳城以西约15公里，这一时期城市规模更为宏大，背靠邙山，城市位于洛河两岸，东西分别有e河，涧河，南临伊阙。城墙南北长约6-7公里，东西宽约7公里左右，达到了洛阳城市发展的顶峰。隋唐之后洛阳虽仍有发展，但始终无法达到同隋唐时期相比的高度。而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成为现今古都洛阳城市整体的基础。
3 洛阳古都地理景观研究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最古老建都朝代最多的古都之一，其最早建都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促使其成为古都的内在机制是地理因素，体现在地理位置和地理格局上。首先从中国地理上来说，从最初夏朝统一开始，中国地理东临太平洋，西靠青藏高原，以今天的河南省为中心不断扩展，疆域范围在黄河流域与渭河一带。洛阳的位置位于“天下之中”，既符合都城建设最初用于控制全国疆域的要求[13]，同时在封建等级思想及传统儒家思想中，中心地区往往象征着帝王的统治权威;从唯物地理角度的角度看，占据此地可以掌控当时的中国的“天下”，从唯心地理的角度看，也很符合天子皇权凌驾的形态，五岳四渎的地理景观空间，正好符合这种神圣。“中国”这一名称的由来也源自于此。西周周成王在营建“成周”时，首称“中国”。洛阳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成为过都城，是因为中国的疆域扩展变化。随着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展，从后来中国的地理方位来判断，洛阳不再具有“中心”控制的神圣地位。
其次，从自然地理形势上来说，洛阳很适合建造都城。洛阳地势险要，四周环山，西有崤山、函谷关，东有邙山余脉、虎牢关，南有伊阙、外方山，北有邙山，从古代***事战略地位上来说，洛阳易守难攻。而在四面环山的情况之下，洛阳位于伊河、洛河交织的伊洛平原之中，地势平坦，适宜人居，同时又有涧河、e河等河流交汇，不仅方便了城市生活用水，同时也可以作为护城河进行防御。这样的地理格局同时也符合古代风水学选址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指导思想，并通过不同朝代对都城的不同选址体现出来。从总体上来说，近郊山脉河流构建了古都核心的拱卫局势，远郊山脉河流形成古都天地应合的神圣格局。都城、宫殿组合形成的城市空间，随时间变迁而多次移动，但总体是在大地理空间范围内移动，顺延于四条河流、二条山脉之间。而正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地理形势，造就了这样一座千年古都。
3.1 洛阳历史地理景观
洛阳被称为“十三朝古都”，从最初的夏都阳城到盛唐时期的东都洛阳，洛阳都城的分布均不是在同一地区，而是在伊洛流域东西跨度约40公里的范围内。而洛阳城市的名称，源自于其位于洛河以北。山南水北为阳，因此称为洛阳。洛阳古都景观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四方门户，四条河流。洛阳从其最初建都到历史上几次都城的变迁，始终都是依托这个自然地理格局而进行规划。
四方门户，即北部的邙山;南部的伊阙，外方山;西部的崤山，函谷关;东部的邙山余脉，虎牢关。洛阳地势险峻，四面环山。北部有邙山从北部延伸到东部，历代都城的选址均是位于邙山之下，背靠邙山，而邙山之下是开阔的伊洛平原，适宜城市建设。东西两侧分别有崤山、嵩山、邙山延伸的部分，是虎牢关和函谷关修建的依凭。最南部的伊阙，即龙门，伊河流于其间，周围山势险峻，被称为洛阳的南大门。邙山作为历代建城的背靠之处，是以其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即风水学中的“北玄武”，而城市位置均设置在邙山之下的伊洛平原，也体现出了风水学中城市选址原则。从***5中，可以了解到大尺度背景下洛阳古都地理景观的核心，尤其是“四方门户”在其中的体现。
四条河流，即伊河，洛河，e河，涧河。伊河洛河之间形成伊洛平原，洛阳位于其中。e河，涧河分别发源于邙山和函谷关以西，汇流于洛河，都对城市的交通，贸易，城市的***事防御，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6，可以清楚的了解洛阳在四个历史阶段中，其古都地理景观的时空演替，均是以洛河为中心东西分布，同时对其他三条河流进行不同程度的利用。
从洛阳利用自然地理格局进行城市选址及建设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内在的演变规律，即城市首先要建筑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伊洛平原），其次根据风水学选址的原则，古都在进行选址和建设时要充分考虑到其所依靠的山脉（邙山）及周围自然地理环抱形势（四方门户），最后要对区域范围内的水系进行合理利用，既要满足风水学中城市选址和建设的条件，同时也要考虑到城市防御功能及城市居民的用水问题（四条河流），这也解释了洛阳在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演替之后，其古都景观仍然位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格局之内的原因。
在现代城市规划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城市的交通职能以及体现其现代化水平，往往对城市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进行人为的破坏，失去其本身的意境和景观观赏价值。作为四大古都之一，洛阳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对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进行保护，只有保存好了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骨架，城市的发展才能变得更加丰满。
3.2 洛阳城市地理规划研究
古都地理景观的保护，主要在于保护城市的历史体现与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所融合的部分，保护自然地理的脉络以及形成的环境基础，保护那些突出表现出人地关系的部分。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首先要确定其保护的具体范围，对城市建设的相关部分加以***策引导和建设控制。从景观规划的角度出发，要确定城市历史文化与其自然地理格局相融合的景观空间格局的重点和范围，保持山脉脉络和河流网络的完整性。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首先要确定其保护的具体范围，对城市建设的相关部分加以***策引导和建设控制。从景观规划的角度出发，要确定城市历史文化与其自然地理格局相融合的景观空间格局的重点和范围，保持山脉脉络和河流网络的完整性。而就目前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来看，仍旧将侧重点放在保护文物古迹遗址和历史街区及重要建筑物，而忽略了对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的整体保护，尤其是对城市发展所凭借的山脉和水系的保护系统缺乏的规划。
基于以上的思路，可以将洛阳地理景观划分为三个具体的部分：
（1）对于北部的邙山，要确定具体山脉景观带的保护范围，保持范围内山脉的自然形态以及整体的轮廓，停止各种形式的凿山开地建设以及在山体中建筑与景观自然风貌相冲突的建筑物，并对这些建筑物予以逐步拆除，还原山体的自然面貌。
（2）对于水体的保护着重在于保持其自然原状，近年来，为了城市规划和旅游景区建设，一些自然连通的河流被人工切断或遭受严重的水污染，从而改变其本身的面貌。对水体的保护首先应当对水污染进行治理，保持水质，同时对河流沿岸进行景观规划，创造一些自然形式的绿化带，维持河流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应该对河流沿岸进行景观规划，创造一些自然形式的绿化带，以自热河流的生态廊道形成古都遗产廊道[14]。对那些水系与居民生活联系密切的部分，要着重加以协调和保护，保护河流水质及其面貌，体现出人与自然景观的融合。洛河穿城而过，是洛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分段予以重点的规划和保护，而伊河、e河、涧河，重点应放在其源头的保护，河道和河网的保持。
（3）函谷关、虎牢关、伊阙，在古代作为洛阳主要的***事堡垒，加强了洛阳的城市防御。在现今这些功能基本退化，取而代之的是其突出的旅游价值。三地共同的特点都在于其周围险峻的地势，可以将景观规划融入到其旅游规划中去，在突出关隘雄伟的景观特征的同时，维持其周围自然环境的特色，从而既达到对自然地理格局的保护，又突出了旅游价值。比如龙门石窟，其东临香山，西临龙门山[15]，在景区规划建设时，一直注重石窟景观同周围自然旅游资源的相结合，就是成功的范例。
4 结论
自然地理格局是现代城市形成和发展所依靠的基础，城市的发展始终围绕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需要从城市所依靠的自然地理核心景观出发，而非一味的迎合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对自然地理格局进行破坏。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有将近4000年的建城历史，对其历史文化的保护可以作为古都历史文化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风貌保护的典范。透过地理的视角对洛阳古都景观进行时空演替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探寻古都景观的内涵及其发展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需要对古都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进行剖析，分析总结不同时代城市景观的变化和发展，并从中挖掘掩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
（2）洛阳作为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重要的古都之一，其由古至今城市景观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核心在于“四方门户”，即北部的邙山，南部的伊阙，外方山;东部的邙山余脉，虎牢关;西部的崤山，函谷关。城市从始建发展至今，均是在这个自然地理背景的基础之上进行选址和规划的。
（3）洛阳从古至今城市景观所依托的自然地理格局核心在水系方面的分布主要为四条河流，主要的两条河流为伊河、洛河，以及e河，涧河。伊河，洛河之间形成伊洛平原，为洛阳建造城市提供了优良的自然基础。洛河是洛阳城市发展的核心。e河，涧河，在不同时期内或作为城市的护城河，或作为城市内水系，对城市的选址、建筑及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从洛阳最初建都（公元前2070年）至今，洛阳城市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即夏商时期，周朝时期，汉魏时期，隋唐时期。不同时期城市选址均不相同，但都围绕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地理格局之内进行变换，即伊洛流域以内东西跨度约40公里的范围内。
（5）对古都的历史文化和整体风貌进行保护，首先在于确定古都的历史文化与自然地理融合的景观空间格局的范围，保护自然地理的脉络以及形成的环境基础，保护那些突出表现出人地关系的部分。洛阳今后在制定城市规划或与其相关的城市景观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时，都应当突出自然地理格局对规划的影响，保持其原本的自然地理格局，维持山脉的延续性以及河网的完整度，并在遵循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完成具体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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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论文篇（5）
2牡丹国际文化节背景下的洛河体育文化
河南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包括经贸合作、观赏花灯和文化交流等,同时还融入了休闲娱乐、旅游观光及文化体育等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相关内容。在第23届牡丹花会中,举行了民俗文化庙会、大型嘉年华游园晚会等丰富多彩的节目,促进了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第26届牡丹国际文化节上,更是举办了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并承办了中朝女足邀请赛等,以及灵山文化旅游节、体育舞蹈公开赛、荆紫山道教文化旅游节等等;第28届牡丹国际文化节上,举办了国际舞公开赛、全国门球邀请赛、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等。这些独具特色的互动,与河洛地区的体育文化密切相关,比如抖空竹、踢毽子和扭秧歌等,河洛体育文化就融于这些体育活动中,这些活动共同展现出牡丹国际文化节的独特魅力,同时也让四海宾朋品味到了独特的河洛体育文化。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的举办,毫无疑问带动和促进了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花会搭台,经贸唱戏”,牡丹国际文化节自创办以来,吸纳了来自国内外数以万计的游客,由于牡丹花开富贵,寓意吉祥,具有很高的观赏性,促进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使得经济文化之花竞相绽放。洛河地区通过牡丹国际文化节这一平台,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经贸活动,每次经贸活动的参展商家超过了400家,合同资金超过了8亿美元,对于河洛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非常显著。同时,在花会期间举办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也带动和促进了旅游链条的延伸,餐饮、住宿、购物等活动异彩纷呈,人才交流、劳务输出和体育文化发展等取得了重大进步[6]。在牡丹国际文化节的带动下,河洛体育文化产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第31届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上,与体育文化、旅游有关的项目非常多,比如建立了洛神文化产业园、着力打造了丝绸之路***风情街,以及建立了道教文化产业园等。而与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的项目,比如开发成集老子、老子官场,以及集休闲、娱乐和文化体育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园区等等。洛河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为构建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平台,可促进洛阳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而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的打造,可有助于传承和弘扬河洛文化及牡丹文化[7]。众所周知,牡丹文化及河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为洛阳,同时这两种文化也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基础,促进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对民族文化的肯定,以及继承和发展。而推动河洛体育文化产的发展,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府大力支持,进行整体规划洛阳牡丹国际文化节为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河洛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府应给予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极大的***策支持,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下放和取消各种审批权,进一步释放地区的市场活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吸纳社会资金进入到体育文化产业中;二是为减轻企业的税负,提高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促进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三是保持适当的市场监管力度,维持体育文化产业的公平竞争,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优化的市场环境,促进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给予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策倾斜和支持的同时,为了更好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对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做整体规划,对于河洛广场体育文化、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在内的体育产业旅游文化,做一个整体规划研究,加强项目论证,保证投资收益,提高河洛体育文化项目的经济效益。
2.2构建河洛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工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洛阳牡丹文化节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创新性,洛阳牡丹文化节的影响力将不断上升。因此,在河洛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可将货样牡丹国际文化节作为媒介,进一步突出文化节的特色、文化性,并注重牡丹的市场性、创新性,打造独树一帜的品牌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广场文化、龙狮文化和太极拳文化活动的整体水平,而河洛体育文化活动提升工程的构建,首先需要加大资金投入,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种文化活动的规模、影响力和吸引力,提升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品牌;其次加大体育文化活动的宣传力度,通过网络媒体、电视和手册宣传等形式,扩大各种体育文化活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使人们耳熟能详,乐于参与进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体质;最后对体育文化活动设施,要加大保护和管理力度,制定完善的管理标准和损坏赔偿制度,提高民众的保护公物的意识,确保龙狮文化活动、太极拳文化活动和民俗庙会等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8]。
2.3河洛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河南作为中西部省份,旅游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但是众所周知,中原地区作为古代的文化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独特的文化资源,对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十分有利。因此,河洛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将旅游产业作为重要的一环,加强体育文化产业旅游品牌的宣传,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以牡丹国际文化节为契机,在文化节期间,广泛宣传河洛地区的人文景观游、自然景区游、民俗庙会游和民族体育游,并举办具有地区特色的体育赛事,不断提升河洛民间体育文化产业的知名度和品牌。同时,在大力宣传的同时,积极引导群众的体育消费,以带动河洛体育文化产业、体育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2.4加大对河洛体育文化的宣传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注重品牌营销的今天,应积极转变营销观念,加大对河洛体育文化的宣传,主要是宣传河洛体育文化的独特性、时代性,大力宣传河洛体育文化的现代意义。为了更好宣传,可邀请主流媒体、知名主持人和文化名人等参与到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的建设中,通过建立专门的网站,提升网民对于河洛文化产业的关注度,为河洛文化点赞。
河洛文化论文篇（6）
自古以来，在华夏文化话语系统中，河洛地区始终被认为居于“天下”之中，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1]
“河出***，洛出书，圣人则之。”[2]儒学源头和后世流变几乎均在河洛地区展开，可以说，河洛文化自始就与儒学同质同构，河洛地区的文化演变与华夏文化主流演变同步。河洛地区一系列古代都城遗址的发现，尤其是属于夏代中晚期固定的都城遗址的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也为华夏文明找到了源头。后来十数个王朝在河洛地区建立大一统***权，使得这一地区长期成为***治经济活动的中心，“不为都蓟即为重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文化一定时期内实际上就是河洛文化。河洛文化一开始就占据了华夏文化的主流地位。
中原文化孕育洛学的产生
洛学为北宋中期程颐、程颢兄弟所创立。因其居住于洛阳伊川，一生主要学术和***治活动均在西京洛阳，所以人们把他们的学术思想称为“洛学”。洛学的出现既有当时现实社会的需要，也有儒学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
唐宋之间，中国历史出现了五代十国这一段***阀割据、战乱纷争的***局面。伴随“城头变幻大王旗”***治乱象的，是伦理纲常的败坏和宗法制度的废弃。手握重兵弑君夺权，文人士大夫“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3]。作为道德力量，儒学越来越没有感召力和约束力；作为思想学说，急需除旧立新，继往开来。
儒学本身在秦汉以后日渐衰微的状况令儒学后人痛心疾首。早在唐朝中期，柳宗元、韩愈就通过发起“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极力倡导儒学复兴。柳宗元主张“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4]。韩愈通过《原道》一文，论证了儒家的君子之道，批驳了佛教的小人之道，系统阐述了从尧舜禹、商汤文武、周公直到孔孟思想学说，并且认为这些正是儒家一以贯之的道统。通过《原性》一文，韩愈论述了性与情、善与恶的关系。韩愈门生李翱写了《复性书》，论述了性善情恶的观点。柳宗元、韩愈、李翱关于道统、性情、善恶的观点开了“洛学”的先河。
北宋建立以后，首都为开封，洛阳为西京，河洛处于当时的***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有宋一代始终保持宽松的文化环境和优待知识阶层的***策，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行。印刷术的发明，儒学典籍得以大量刊行，儒家经书“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5]。而“宋初三先生”、欧阳修、范仲淹等时代知识精英畅言改革、怀疑经传、自由解经、重新研讨儒学典籍的治学思想，以及庆历年间“学统四起”的现象，也表现出富于忧患意识的学者复兴儒学的内在精神追求。
宋朝建立以后，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北宋统治者开始提倡儒家思想，抬高孔子地位。宋太祖、宋太宗曾亲自到国子监祭祀或拜谒文宣王，太祖将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作为定例。太宗恢复了孔氏后人免赋役的特权。宋真宗也于封禅泰山途中到曲阜拜谒孔墓。真宗甚至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太祖请王昭素在殿上讲《易经》，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宋仁宗在位期间的宰相多为儒学门生。表现出统治阶级重新建立一套适应并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理论体系的急切呼唤。
中原文化传播的主流性：洛学的“宗儒”地位
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阶段性表现，在宋代文化中起主导作用，而洛学则是理学最重要的流派。所以洛学的“宗儒”是显而易见的。
在洛学学派看来：“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6]就是说古代的学问是统一的，而现代的学问却***为三派。其中“文章之学”批判唐代文化偏重诗词歌赋，“训诂之学”批判汉儒治学只能寻章摘句，注经作传。只有二程自许的“儒者之学”才是学问正途，代表道学正统。程颐又将沉溺于“文章”、“训诂”和流于“异端”并称为“学者三弊”，“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6]，认为只有剔除这三弊，才能回归儒学正途。洛学之所以旗帜鲜明地排斥训诂之学与文章之学，并非认为汉代经学、唐代诗赋造诣不够精湛。而是因为在二程看来，恰恰是汉代经学和唐代诗赋成就卓著，盛极一时，而导致偏入旁门，离开了孔孟学说之本意。程颐明确认为汉唐以来千百年间没有“真儒”产生，儒学正道没有得到传承。他们把传统儒学视为“圣人之学”，表明愿意以继承发扬孔孟所创立的传统儒学之道为己任，传“圣人之学”而实现天下“善治”的人生追求。
二程以宗儒为本，自幼读儒家经典，被称为儒学道统的继承人。程颐为学“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5]。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诸家，出入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历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二程深入研究了儒学经典，并且对儒学经典重新作了阐释修正和解说，如《易传》、《书解》、《大学》、《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或者是运用儒家伦理纲常表述安邦治国的***治思想。从二程的志向追求、治学经历和学术成果等方面看，洛学源于儒而归于儒，宗儒的本质特点十分鲜明。
中原文化传播的包容性：洛学兼收佛道
洛学融会佛道，借用佛道成熟的理论特长，把体系紊乱、哲理思辨性不强，带有天命思想的传统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宋初学者表现出疑古惑经的勇气和反对固守前人的治学风尚。这种大胆独创而不随便迷信古人的精神对二程的影响很大。同时社会上盛行的儒释道相互融合的思想也为洛学借鉴吸收佛道有用成分提供了可能，逐渐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当时的佛教道教人士都曾论说三教合一的合理性，还能熟练引用儒学观点阐发本派思想。道士张伯端认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应该“混而同归”。[7]佛学大师契嵩主张“儒释一贯”，把儒家的孝和佛家的戒结合起来，证明佛教也讲孝道。[8]就连真宗皇帝也认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9]。
洛学援道论儒，主要在于吸收改造道教学说中的“理”“道”关系。二程洛学超越前人的地方主要在于自觉建立自身哲学体系，“天理”是洛学的全部理论基石。但是洛学“理”这一核心范畴最早是由庄子提出的。洛学还把老子思想中的最高范畴“道”移植到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当中，将“理”“道”并列，“理便是天道也”[6]。在传统道教中，“道”为宇宙唯一本体，万物之源。“理”的作用在于阐释“道”这一范畴的内涵，即以“理”释“道”。到了洛学里，“理”与“道”地位并列，可以“理”“道”互释了。本来自老庄以来，清静无为、消极避世的道家学说大多数时间处于主流观念的外层。但是道家学说的理论创建却历经汉魏隋唐持续不断。到了真宗年间由***府主导进行了学术大总结。其理论体系远较注重经疏注传的儒学要精深圆润。二程非常赞赏道家的某些观点，认为“庄子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
洛学援佛论儒，主要在于借用改造佛教的心性学说，尤其是禅宗的心性观念。佛教学说富于思辨的哲理体系对思想学术界影响极大。宋代许多学者受佛学思想观念或理论体系的影响很大，“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10]。周敦颐曾经跟随佛印和东林寺常总研究佛法，张载“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11]。宋明理学又称心性学说。洛学在继承先秦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上，改造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以理为性，建立起洛学独特的心性论。尤其是禅宗慧能讲究“顿悟”，“明心见性”的悟道路径，对洛学富有启迪。由于二程“出入释老几十年”的治学经历，对于佛理有关心性的见解颇有感悟。所以，无论从体用关系上，还是从悟道路径上，洛学与佛教都有一定逻辑相通之处。
通过吸收改造道家“道”“理”的理论范畴，借鉴运用佛教的“心”“性”之用的关系理论，洛学将传统儒家学说由普通纲常道德和***治伦理学说上升为哲学化的理论体系。
中原文化传播的辐射性：洛学“闽学化”
一种理论学说的主流性并不总是和这一理论诞生的时代同步。有时候其主流价值要在下时代或更远的时间间隔之后才予以体现。先秦儒学并不是兴盛于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而是独尊于汉武年间。洛学主流性的显现也并不在二程生活的时代。自二程肇始，直到北宋末期，洛学始终处于和其他学派的相互斗争之中。尤其是和苏门蜀学和王安石新学的关系更为紧张。除了学术源流的价值取向、思想论说的逻辑方式不同的因素外，***治权力的斗争更是主要原因。出于***同伐异的需要，元佑更化时期司马光等当权人物曾经予以洛学大力支持，但时隔未几就被禁止。洛学“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程颐“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12]。不像新学，一开始就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独行于世者六十年”[13]。也不像关学，在张载有生之年颇为兴盛，但张载一死，“再传何其廖廖”[14]。但是作为有着主流潜质的洛学，创立之后能够“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15]，而且弟子薪火相传，不断将洛学发展完善。到北宋结束，南宋偏安，随着当时***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大量知识精英人士纷纷南下，洛学更是在南方以其“闽学化”的形式展现出主流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对洛学“闽学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主要是杨时、罗从彦、李侗和朱熹。洛学自二程肇始，因朱熹而集其大成，此间杨时、罗从彦、李侗道统相传，是洛学“闽学化”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递相传授，致力于二程洛学的传播和阐发，为闽学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做了必要的准备。”[16]杨时更被人称为“理学大师”、“闽学鼻祖”。《宋史·杨时本传》中说：“其学得程氏之正。”康熙亲为杨时祠题写匾额“程氏正宗”。这是后人对闽学主流传承的多方认可。
杨时就学于程颢，程颢也对杨时另眼高看。杨时学成南归时，程颢“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6]。在二程的高足弟子中，“龟山独邀省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14]。杨时在洛学冷落的时候不改志向，积极传播二程之学。在洛学南传过程中，杨时首先发起对新学的猛烈批评，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新学以及王安石的新法。同时大力倡导洛学，以致“士大夫尊信其学者渐众”[15]。洛学在传播中发生歧异，尤其是二程弟子们所记载的大量语录不免失真，亟待整理。杨时重视洛学典籍整理，“以类相从”，亲手编辑整理了二程语录，用文雅的语言加以改写，修成《粹言》十篇。另外校定程颐《伊川易传》。更重要的是，杨时能够根据二程遗训，加以阐发，著书立说，讲学东林，尽力扩大洛学影响。
罗从彦师从杨时，其间远赴洛阳就学程颐，南归后终生从学杨时，“尽得龟山不传之秘”[16]。这样的求学经历使得罗从彦掌握洛学正宗，并能继往开来。康熙皇帝御书匾额“奥学清节”。罗从彦的学术成就在于传承洛学中的伦理道德学说。而李侗则以坚持道统观念和重视“理一分殊”著称。朱熹出自李侗门下，更是直接领悟到洛学正宗真传。
二程洛学和闽学合称程朱理学，从其学术流变来看，经朱熹之手集于大成的闽学是洛学的发展顶峰，代表洛学的最高成就。朱熹理学是对宋学思想的融会贯通，对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继承关系更是直接的，他以周敦颐所提倡的无极、太极和二程提出的理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17]理论结构宏大，逻辑缜密，真正称得上传统学术里最完备的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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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论文篇（7）
一、洛阳经歌的生存根基
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洛阳文化，是指以黄河与洛河交汇处和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一带。这一地区不仅正处于人们常说的与文明起源有缘分的北纬34℃半，同时也为洛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大面积的洛阳王湾遗址、二里头遗址等众多文化遗址的发掘，都说明了河洛地区早已成为文化内涵丰富的地区。
洛阳文化以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积淀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洛阳经歌的形成发展创造和提供了天然的客观条件和便利场所。在洛阳文化的沃土中孕育滋长而成的洛阳经歌，不仅吸取和承继了洛阳文化的营养文化，它的发展与洛阳文化的生态圈息息相连，而且它又是洛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民间音乐在这一地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二、洛阳经歌的音乐结构特征
（一）题材内容种类特征
洛阳经歌的主题思想以宣传佛教思想教义为主，因此，就其题材内容来讲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以宣传佛教信仰或描述佛教寺院的生活习俗为题材，如《扫经堂》《十上香》等这类经歌内容，主要体现了佛教信徒通过吃斋念佛、出家修行的虔诚心理和对佛的敬重。
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故事为主，内容大都为宣扬传统道德观念，即劝人行善行孝、从善节俭、勤劳戒恶、忍让等，这类题材内容在洛阳经歌曲目中占大多数，如《试试儿的心》《十大劝》等。由于这类经歌以劝善为主，故在民间又被称为“劝人方”。
三是以触景生情为主，或以地方景象为唱诵对象，或讲述古代历史人物、神话传说故事为主，如《赶会》《观花》《弹琵琶》等，这类经歌内容虽然没有佛教思想内涵，但它连续使用衬词“弥陀佛”构成一个“副歌”的衬腔，从而强化了经歌的佛教色彩气息。
（二）节奏节拍特征
从1996年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南卷》所收集到的17首洛阳经歌中，2/4节拍者12首，4/4节拍者3首，二者约占总数的88%，在2/4节拍者偶尔穿插3/4节拍者2首。
可见，洛阳经歌的节拍形态多以8分音符的均等性节奏性为主，节拍严谨、均匀和规整。但在衬腔“嗨嗨阿弥陀佛”的节奏形态，却具有明显的强弱变化，这是木鱼或梆子等伴奏乐器逢强拍必敲击的缘故。洛阳经歌上下句之间节奏形式的对称性和统一性，使其唱词的轻重位置与唱腔节奏的强弱位置相顺，因而使洛阳经歌的诵唱较顺口和简洁，乐曲起伏变化比较平和、连贯。
（三）唱腔旋律形态特征
洛阳经歌的旋律进行，是在洛阳方言音韵、声调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洛阳方言又因“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陆游、陈寅恪）以及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记载的：“……其调值阴平走高，阳平走低，上声高平，去声走低而有转折，尤其是洛阳一带语音符合中州韵的发音特征”。可见，洛阳方言以特有的四声调值规律对洛阳经歌旋律形态生成的重要性。
洛阳经歌的旋律线条趋向是基本与洛阳方言的字调走向相吻合，唱词字调对唱腔的旋律曲调有着制约的作用，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经歌唱腔的旋律是语言在音乐上的“翻版”，是一种带有情感的语言，浸透着洛阳方言本身特有的声调趋势、逻辑重音和感情重音等多种形态因素，因而洛阳经歌的唱腔旋律形态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1.以洛阳方言为基础构成唱腔音乐形态的主要腔型为短腔形态，它是经歌中处处可见的较接近口语的一种腔型。其唱腔形态多为一字一腔，腔与字同进同出，依字行腔，腔随字转，具有诵唱性的风格。
2.经歌的唱腔多以旋律的下行形式进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洛阳方言走向支配而形成的，在方言声调调值的阴阳上去四个调类中，“洛阳方言无论是在每个调类所包含的字数中，还是在每个调类的使用率中，都是阴平字多于上声字”；另外，上声字起点较低，但又不到调值的四度，只有一点微升的感觉，形成了洛阳方言在四声中以升声调、降声调占多数的特点，因而使洛阳经歌的旋律进行多以下行进行为主。
在经歌中，那些用来表现唱词声调中升降幅度的音符，不仅直接再现了生活中的语言声调，而且也扩大了声调的幅度，使它在音乐上有一种语气性的强调，从而强化了经歌唱腔的音乐表现。故其唱词旋律比较贴近生活语言，给人一种话家常、较自然、顺口的感觉，听起来入耳、亲切，增强了经歌内容的亲和力表现，也更体现了经歌的唱腔旋律是语言情感和音调在音乐上的延伸和深化。
（四）调式调性特征
洛阳经歌的旋律多以五声调式为基础，宫音、商音和徵音三个骨干音是构成经歌调式的的核心音调，旋律多为五声音阶。在五声音阶基础上加入“清角”或“变宫”形成的六声音阶的宫调式、徵调式构成了经歌基本格调，给人以平稳、肃穆的气氛。
带有“变徵”的七声音阶调式在洛阳经歌中的使用，相对加强了七声性，减弱了五声性的特点，其“变徵”音的使用，不仅只作为经过音或辅助音，特别是“变徵”音常出现在洛阳经歌的终止结束句中，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以G宫调式为例将其基本音阶排列如下：
（五）河南豫剧对洛阳经歌的影响
河南豫剧对洛阳经歌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在经歌中含有特殊音级“变徵”的七声音阶：（1 2 3 #4 5 6 7 ì）。“变徵”七声音阶的使用，不仅是河南豫剧音乐的地域标志，也是河南地方色彩标志。
早在氏族社会时期，汉民族就逐渐出现众多的氏族具有各自独特的音阶，其中中原地区，即今天的以河南省为中心的这一带地区，就使用“变徵”七声音阶。“据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编钟的音阶（1 2 3 #4 5 6 7 ì），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记载，和我国古音阶（雅乐音阶）相吻合，当时记载这套编钟铭文“令伊子庚”为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552年；同时以河南为首的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就是商代的文化中心；河南梆子使用古音阶”，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变徵”音阶是河南特有的色彩点。
雅乐七声音阶在河南豫剧中占主导地位，它以宫、商、角、徵、羽五个正音为主，两个偏音（变宫和变徵）在旋律进行时作经过音或作辅助音分别上行到宫音和徵音。而变徵音在豫剧中主要以这三种变化形式形成独特的基本乐汇：第一，是作为音阶中的一音在强位使用或长时值的连续使用；第二，是经常出现在乐句或乐段的结尾处，形成很有特点的终止式，变徵音作为辅助音的进行；第三，是常与它的上方三度音、下方三度音结合或于上方五度音、六度音的结合。这三种变化在豫剧中随处可见。
同样，洛阳经歌中变徵音的使用与河南豫剧的偏音变徵是一脉相通的。如经歌《哭五更》等都是五声性比较强的七声音阶徵调式，都是变徵音出现在结尾处，以小二度上行（#4-5）形成终止式。
可见，从最早古音阶中的出现“变徵”音，发展到成为河南地方音乐的色彩标志，直到今天的洛阳经歌中仍有“变徵”音的存在，正如***鹏所说的“历史上的‘今乐’事实上是古乐生命的延续，它在传承中分别以原始面目、渐变面目、发展了面目流传至今。”更加证实了洛阳经歌是河南乃至河洛地区特有的地方音乐种类。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洛阳经歌的社会价值
文化，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而发展。洛阳经歌是河洛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习俗、观念及行为的总和。它是河洛地区民众对生活的一种创造性的反映，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所表现的内容是一致的。
河洛地区过去有很多人虽不出家为僧为道，但他们却非常笃信一切神灵或佛像，他们除了平时在家中的佛堂上吃斋念佛自我修行外，还常常在民间举行香火会或庙会时，为报答诸神，烧香拜佛，为祈福，报答恩谢，唱起各种佛教经文或劝人行善的故事，在这种民间信仰活动中所唱的曲调就是所谓“经歌”。“经歌”在民间常广泛俗称为“经调”“念经儿”“唱经”或“说经”或“跑经”。通俗的讲，“经歌”和在佛像面前的烧香祭祀、敬奉贡品都是一样的性质，只是方式的不同而已，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灵和诸佛、菩萨的庇佑。
由于洛阳佛教文化的长期影响和深入民间，佛教寺院在日益世俗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经歌赖以生存的重要场所，同时经歌也在民间广泛的流传和发展。洛阳经歌主要在这两种时间场合出现：一是在祈神求愿、烧香拜佛等香火会之类的活动中出现，主要是“娱神”；二是在春节、元宵节以及各种庙会等传统节日进行娱乐性的表演，主要是“自娱自乐”“娱人”，体现了更多的世俗化气息。
综上所述，通过对可考资料与笔者实地考察资料的分析和思考，据此认为：经歌最初系寺院僧尼诵唱经文之经调流入民间后，在吸收和容纳当地的民间音乐曲调的基础上，以佛教思想内容或神话故事传说为题材内容而形成的一种风俗民歌，是民间善男信女们在朝山拜佛或进庙拜香时而演唱的劝善歌。这里的“经”是当地的信徒们根据佛教思想或佛教教义而编唱与佛教有关的各种题材内容。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洛阳经歌不是佛教音乐，它是具有佛教文化色彩的世俗化民歌。
参考文献：
[1]周鸿俊.河南文化艺术年鉴1995[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166.
河洛文化论文篇（8）
赵之中”（《史记·货殖列传》）的特殊的地理形势，使得列国兵战往往在这里展开。秦人东进，首先倾力于河洛战事。《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09年，秦武王曾经对秦名将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后来不久就派甘茂拔宜阳。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命白起为将，在伊阙会战中大破韩魏联***。三年之后，“东周君来朝。”同年，秦昭襄王亲临宜阳。公元前256年，秦***攻西周。次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秦人占有西周属地对于攻略东方的意义，可以由第二年“天下来宾”得到体现。秦庄襄王即位初，就命令相国吕不韦诛东周君，“尽入其国”，并“初置三川郡”，实现了对河洛地区的全面控制。秦王***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嬴***在统一战争中亲临河洛地区，表明未来的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一地区特殊的文化地位的重视。秦始皇平生8次出巡，大约其中6次都行历河洛地区。《史记·留侯世家》记述刘邦与张良在洛阳南宫讨论行封功臣事，说到“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洛阳南宫有“复道”建筑，显然不可能是仓促营造，应是秦时故宫。由“南宫”之定名，可推知洛阳秦宫还不止一处。看来，秦王朝曾经把洛阳看作统治东方的***治重心所在。秦始皇特别信用的重臣李斯，其长男李由被任命为三川郡（郡治在今洛阳）行***长官，而为赵高所忌妒，也有助于说明这一历史事实。
刘邦后来出关击项羽，在洛阳为义帝发丧，又发使者约诸侯共击楚等史实，也可以体现洛阳的战略地位。刘邦初定天下，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他强调关中地理形势的优越，但也肯定了河洛地区的地位。《史记·三王世家》和《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说到汉武帝所幸王夫人为其子刘闳请封洛阳，汉武帝则以洛阳“天下冲?”、“天下咽喉”的重要地位予以拒绝。可见，汉代统治者对河洛地区“在于土中”（《史记·货殖列传》）的***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形势也非常重视。
《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俨然是联系地域相当宽远的经济中心。当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师史等，其行为风格其实也表现出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名臣桑弘羊也是洛阳商人之子。《汉书·地理志下》在分析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时指出，“周地”风习，有“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为商贾，不好仕宦”的特点。班固说，这是“周人之失”。然而，如果承认商业对于增益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则“周人”对于经济流通的贡献，其实是值得肯定的。《汉书·食货志下》又记载，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阳、邯郸、临?、宛、成都，而“洛阳居中”，也说明随着关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愈益重要。
到了东汉时期，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居于领导地位，商业活动尤其繁荣，以致“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后汉书·王符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洛阳成为全国“利之所聚”的最重要的商业大都市。当时，据说“其民异方杂居”，“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事实上洛阳已经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
河洛文化论文篇（9）
1. 项目概况
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富县境内，厂址选在富县县城以南12km的富城镇洛阳村，富县位于延安市南部，距延安市区70km。
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以油田伴生气、煤为原料，生产精甲醇产品，主要有180 万t/a甲醇、60 万t/aMTO 、40万t/a轻油加工、45 万t/a聚乙烯、25 万t/a聚丙烯、20 万t/a丁辛醇、6 万t/a乙丙橡胶。工艺装置用地面积为38.9hm2。
项目规划总用水量2630 m3/h，年平均利用小时8000小时，年总需水量2104 万m3/a。主要取水水源拟为洛河支流葫芦河在建的南沟门水库，取水量为1781万m3/a。
2. 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北洛河发源于陕西省定边县白于山南麓，东南流向，于大荔县朝邑入渭河，干流全长680.3km， 流域总面积2.69万km2，陕西省境内面积2.46万km2，占91.34%，甘肃省境内面积0.23万km2，占8.66%。洛河流域覆盖陕西省榆林、延安、铜川、渭南四市的16个县（区）及甘肃省的华池、合水两县。其中延安市的吴起、甘泉、富县、洛川、黄陵的全部和志丹、黄龙的大部属洛河流域。
北洛河南城里以上面积2.08万km2，其中陕西省境内面积 1.847万k㎡，占89%（榆林市占6%、延安市占83%），甘肃省境内面积0.23万m?，占11%。
根据《陕西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洛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9.50亿m3，洛河南城里以上流域地表水总量为6.82亿m?（洛河南城里以上陕西境内地表水总量为6.28亿m?，甘肃省0.53亿m?），占全流域的71.8%。流域内地下水按含水介质分类主要有第四系孔隙潜水、基岩裂隙水和喀斯特岩溶裂隙水三种类型。根据《陕西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洛河流域南城里以上潜水地下水资源量为2.79亿m?。
洛河南城里以上陕西境内地表水资源量6.28亿m?，地下水资源量2.79亿m?，扣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复量2.55亿m?后，水资源总量为6.52亿m?。其中，地表水可利用量为2.82亿m3，地下水可利用量为1.11亿m3。
2008年洛河流域南城里以上各部门实际用水量1.05亿m3（不含水力发电）。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含林牧渔畜）0.57 亿m3，占总用水量的54%；工业用水量0.31亿m3，占总用水量的30 %；居民生活用水量0.12亿m3，占总用水量的11%；城镇公共用水量0.04 亿m3，占总用水量的4%。生态环境用水量0.003 亿m3，占总用水量的0.3%。2008年洛河南城里以上各类水源总供水量1.05亿m?，其中地表水供水量0.66亿m?，地下水供水量0.39亿m?。
洛河流域南城里以上2008年人均用水量约118 m3，远低于全国人均用水量446 m3；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26.6m3/万元，低于全国平均的193 m3/万元用水水平；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47l/d，低于全国用水212l/d水平；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34l/d，低于全国用水72l/d水平；农田实灌面积用水量为138m3/亩，低于全国435m3/亩用水水平。
3. 项目取水水源选择与结论
3.1 再生水源
项目所在地富县县城仅有3万余人，相邻的洛川县城4万余人，黄陵县城也仅有3万余人，工业和生活用水量很少，废污水年排水量均在100万t以下，目前没有污水处理厂设施，不可能向本项目供水。故本项目没有利用当地再生水做为供水水源的条件。
3.2 矿井疏干水
富县虽蕴藏有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但2006年富县全年生产原煤仅为12万t，矿井疏干水量少，且目前尚无大型煤矿开采规划，本项目的原料煤以榆林煤及延安黄陵县混配煤为主，燃料煤采用延安当地的煤，煤矿距厂区较远。因此矿井疏干水不宜作为项目供水水源。
3.3 洛河河水和地下水
洛河从项目区流过，虽然年径流较大，但含沙量高，处理难度大，不宜直接作为本项目供水水源。
延安市洛河流域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地下水平均补给模数小于3.0万m3/km2.a。地下水资源非常贫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形条件极其复杂，地下水开采难度很大，且不存在集中开采条件，无法作为本项目的供水水源。
3.4 水库引水
在建的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由葫芦河南沟门水库工程和引洛入葫工程共同组成。南沟门水库是一座以工业、城镇生活供水为主，兼顾农业灌溉、防洪等综合效益的大（二）型水利工程。水库坝址位于交口河镇葫芦河口以上3km的寨头河村附近，距拟建厂址约26km。按水资源配置方案，南沟门水库在满足下游河道生态环境用水的前提下，就近向延安石油化学工业园区和黄陵县城的生产生活供水。
取水点水质化验，综合评定为Ⅲ类，水质较好。南沟门水库总库容2.006亿m3，调节库容0.931亿m3，死库容0.1742亿m3。设计水平年2020年在满足下游河段综合用水要求情况下多年年均向工业、城镇供水量为11535.6万m3，其中向延安能源化工基地供水6781万m3，供水保证率均为95%。
本项目属延安能源化工基地规划项目之一，为南沟门水库规划供水对象，已纳入水库的水量配置方案中。本项目年取水量1781万m3/a，占南沟门水库向延安能源化工基地供水6781万m3的26.2%，项目取用水符合区域水资源总体规划，不会对区域水资源产生新的影响。
4. 若干问题的讨论
本次论证工作进展顺利，取得的成果和达成的结论也比较切合实际，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技术上或***策上的问题。总结这些问题对于本项目或其他类似论证项目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4.1 论证依据不足，数据滞后
首先，原始资料是论证工作的根本依据，必须来自实际调查或测验，如果是转引的，则应该进行复核，鉴别其是否失真。
其次，水资源论证所依靠的水文数据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要对资料的合理性、一致性、代表性进行分析后采用，必须采用最近年份的水文数据。
再次，水平年的确定要科学合理，认真分析水平年与现状年之间的关系。本次论证的现状年为2008年，数据资料稍显滞后，应该在今后工作中及时予以更新，使其更有说服力。
4.2 项目论证专家现场查勘工作较少
水资源论证是审查项目取水、供水、用水、耗水、排水、节水和保水等多个方面的合理性，审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策，其重点是审查报告的文字、数字，而论证专家的现场调研工作，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考察建设项目实际情况的主要。但是由于在进行水资源论证时，建设项目一般都没有开工，设备没有运行，无法详细了解有关内容的可靠性。
河洛文化论文篇（10）
西安人很早以前就宣称，在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古都中，西安是建都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从西周起，直到唐代，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共13个王朝在西安建都，累计建都时间达1100余年。
然而近些年来，河南省洛阳市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是中国“七大古都”中，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朝代最多、累计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时，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就在洛阳一带立国。之后，商朝、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12个王朝在此建都，建都历史长达1529年。今年的牡丹花会节期间，洛阳在街头设有许多“千年，牡丹花城”的广告牌，为自己城市宣传造势。
洛阳对外宣称的建都时间比西安长了400多年，这让一直感觉自己城市是中国最古老的西安人听了很不习惯。但不久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国家旅游局合作主办“神州趴趴走”的广播节目中，称洛阳为“九朝”，西安人听了似乎终于找到了安慰。
为了争夺历史最悠久的地位，西安和洛阳各执其辞，都拿出古籍记载、遗迹文物、学术著作等等引经据典为自己据理力争。
丝绸之路起点
在争论谁是历史最悠久古都的同时，西安和洛阳之间关于古丝绸之路起点也发生了“争执”。
过去西安人认为西安的古丝绸之路起点地位毫无争议、不可动摇，“西安起点说”也的确在相当长时期占据统治地位。可就在西安人陶醉于“丝绸之路起点”的美誉中时，洛阳人提出了“洛阳起点说”。
洛阳人首次提出“洛阳起点说”是在1992年，但那时没有受到太多重视，包括洛阳人也没有太注意。进入21世纪，洛阳人意识到这不是个小事情，开始强攻这一堡垒。他们称，洛阳的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而佛教是顺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洛阳的；洛阳出土的胡人陶俑、古罗马金币等，都是沿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的东西；洛阳在东汉即为首都，在隋唐时期又是著名的东都，是商业贸易中心。因此，洛阳才是丝绸之路最东的起点。
西安的历史文化研究者对“洛阳起点说”的观点，似乎“不太感冒”。有人撰写文章称，丝绸之路是在西汉时期开辟的，而西汉的京都在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当然也在长安。在以后的朝代，洛阳虽然作为东都，可能有部分使节由这里西去，但无论如何，丝绸之路开辟时的首都是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在西安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按照洛阳人的逻辑，丝绸之路起点应当是更东的南京、开封，甚至是北京、杭州，也轮不到洛阳。
当然，西安说了自己的“根据”，洛阳历史文化研究者也不太买账。于是，就丝绸之路起点归属问题，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西安在加强对外宣传、召开各种大中型国内外研讨会的同时，从2003年开始，又启动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强化“西安是古丝绸之路西行起点和东行终点”的观点。2005年9月，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大会闭幕时，西安打出自己是“华夏文明故都，丝绸之路起点”的口号。2006年6月，西安又召开了以“站在新丝路的起点”为主题的“首届丝绸之路投资论坛”。
洛阳也积极行动。他们借2003年9月启动的“隋唐洛阳城南市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为“洛阳起点说”提供佐证。2005年国庆节前夕，洛阳方面组成******代表团，考察西安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考察结束后，河南加强了争夺古丝绸之路起点的攻势。
洛阳的各种努力终于有了收获，2006年8月上旬，“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调会”在***召开，会议形成的《共同行动纲领》界定，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公元前后的中国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一经，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关于丝绸之路起点之争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双方均请著名专家为自己论证，一时间两地媒体连篇累牍为本地摇旗呐喊，引发了两地网友的大论战。洛阳还在周王城广场发起万人签名活动，民间人士出面组织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大型文化采风活动。如果我们放弃争论的“功利”目的不说，单就这样热闹的讨论而言，对提高国人的历史文化素养，的确是件好事情。
中国第一古都
对于西安称自己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基本上没有人争议。但近些年，河南省有3座城市和西安争“中国第一古都”的地位。
安阳人说，殷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影响力大，安阳才是中国第一古都！
郑州人称，郑州商城是商汤兴建的国都，此都历经五代十朝，历时至少150年以上，已有3600余年历史，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一座不可替代的里程碑，应为中国第一古都。
洛阳人说，作为中国历史上都城时间最长的城市，第一古都属于洛阳是毫无疑问的。
河南这3座城市的说法，对于一直被尊称为“世界著名历史文化名城”的西安来说，又是一个新挑战。如果西安连中国第一古都都算不上，“世界四大文明古都”的地位也就难保了。西安人立即站出来为自己辩驳，西安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的京都，所以在多数国人心目中才是唯一的、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古都。
仓颉造字地
仓颉，传说中黄帝的史官，创造汉字的始祖。仓颉的故里位于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但仓颉造字地出现了争议。陕西省白水县、洛南县和河南省新郑市都有仓颉在当地造字的传说，以前因为对仓颉文化开发力度不大，宣传范围也小，三方没有正面冲突。
近些年来，为挖掘传统文化，提升当地的“软实力”，开发旅游事业，于是三地都加强了宣传力度，均称仓颉造字地在本地，宣传战也愈演愈烈。
新郑市面对陕西两个对手，对外称，仓颉奉黄帝之命，在新郑城南关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字。后人把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这一点新郑地方志和《中华印刷通史》中都有记载。
洛南人对外宣传，他们县城东南隅的“仓圣祠”早在光绪五年，即公元1879年就建成了。而且古籍《策海・大书》《雍胜略》《河***玉版》等都明确记载仓颉确实是在洛南县保安镇阳虚山上造字的。1999年4月1日，洛南县保安镇举办了首届仓颉历史文化艺术节。当地人还在许家庙村修了一座“仓圣祠”，重刻了仓颉所造的28个字，竖碑于祠前。
白水县则对外宣传，据县志记载，白水在仓颉出生地修建的“仓圣庙”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白水县为扩大影响，不但陆续出书印册宣传，而且斥巨资维修仓颉庙。
2001年，仓颉庙和仓颉墓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白水县广征国内名家墨宝，在仓颉庙内建起碑林。近几年的谷雨节当天，白水县都要在仓颉庙举行公祭仓颉大典，并邀请省内外各界人士参加。
杜康传人
杜康酒因酿酒鼻祖杜康始造而得名，史有魏武帝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杜康酒因之而闻名千古。一如仓颉造字地，关于杜康酒产地，出现了三方争霸的局面。但这次争执中，河南省有两家，分别为伊川县、汝阳县，陕西只有白水县一家。多年以来，三家酒厂一直设法让人相信自己是杜康的真正“传人”。
白水县宣称，白水是造酒始祖杜康的故乡，白水县大杨乡康家卫村附近有一条大沟，因杜康在此沟畔造酒，故名杜康沟，沟底有一清泉，人称杜康泉。有清代《白水县志》为证。他们还说很早以前，人们就在杜康泉旁建了杜康庙，清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还曾组织民众修葺。
洛阳市伊川县对外宣称，伊川是杜康当年“觅遍千里溪山，独择黑虎二泉”的酿酒遗址，所酿的杜康酒曾被数朝定为宫廷御酒。为了证明伊川杜康酒的正宗，伊川县不仅拿出了夏文化遗址出土的酒器作为佐证，还展示了所取得的一些“光辉业绩”：1984年荣获全国旅游产品“景泰蓝”奖杯，同年在轻工业部酒类质量大赛中荣获银杯奖。
洛阳市汝阳县不甘落后，大力宣传汝阳县有杜康村、杜康河、杜康泉等等，并拿出史籍为自己辩护。
从1987年开始，洛阳每年都要举办“中国杜康酒节”，为自己的两家杜康酒厂宣传。
伊川、汝阳、白水三地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生产杜康酒。当时三家酒厂都用杜康的牌子，相安无事。到了1980年，国家工商局等部门要求商标和生产厂家一一对应。这意味着三家酒厂中只能有一家拥有杜康商标。不久，国家商标局决定由当时生产规模最大的伊川酒厂注册“杜康”商标。同时考虑到汝阳和白水两家酒厂生产杜康酒已有10年历史，在当地市场也小有名气，于是让伊川酒厂与汝阳、白水两家酒厂签订协议，允许他们无偿使用“杜康”商标。
然而20年后，2000年8月，获得商标的伊川杜康因资不抵债宣布破产，当年12月被私人以4501万元买下。伊川杜康的新主人刘更申说，他是在做好了为杜康结束三足鼎立、走向统一的思想准备前提下，才买下伊川杜康。白水杜康酒厂表示，他们也有这种想法，想像秦始皇统一六国一样，结束三方争霸,一统杜康。
看来，3家酒厂有关“杜康”的名分争夺战似乎还将继续下去。
黄帝陵所在地
近年来，陕西和河南有关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陵墓所在地的争夺也互不相让。
陕西省黄陵县宣称辖地内的黄帝陵是真正的黄帝陵寝，历代***府都很重视，宋、元、明、清都有保护黄陵的指示或通令。境内有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尤其是桥山及其周围，仰韶文化极为丰富，有仰韶文化遗址276处。黄帝陵前有一祭亭，亭中立一高大石碑，上有郭沫若题“黄帝陵”三个大字。这些年来，每年清明节，陕西省都要邀请各界名流到黄陵进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同时借助中央和地方媒体进行宣传，并对外宣称是中华民族最庄重、最盛大、级别最高的传统祭祀活动。
河南省灵宝市对外宣称，黄帝陵在灵宝有李白诗为证：“黄帝铸鼎荆山涯，不炼黄金炼丹砂。骑龙飞去太清泉，云愁海思念人嗟”。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在荆山采铜铸鼎，鼎成驾崩，骑龙升天。人们把黄帝的靴子埋在铸鼎塬上，形成了黄帝陵。后来，人们在此地建立黄帝衣冠冢，并建庙祭祀。1992年8月，灵宝市***府投资600万元在原址上建设成了陵墓（衣冠冢），后又投巨资修建了始祖殿、献殿、廊房等工程，使黄帝陵旅游区初具规模，并于1995年农历二月初九正式对外开放。
河南不仅有灵宝和陕西争黄帝陵墓，而且河南新郑还要和陕西争影响力。河南省新郑市虽然不和黄陵县争黄帝墓地，但他们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出生地，名声远不及陕西黄陵，因此需要宣传。新郑每年农历三月三要举行祭祖活动，他们称，这一活动从春秋时期就兴起了，这天是黄帝一统天下、成就伟业的日子。2007年春天，河南省特别邀请中国荣誉***连战到新郑参加拜祖大典，当然规模也是盛况空前，而且对外宣传也是红红火火。
女娲葬地
女娲被尊奉为人类之母,是中国远古传说中仅次于炎黄二帝的一个重要人物。有关她的墓地一直有争议。
西安市东的临潼区提出：临潼骊山的“女娲祠”（“***殿”）足以说明女娲墓在骊山。骊山女娲祠始建于唐，历代有修葺，香火不断。每年正月二十日有女皇节，又称女娲生日、女娲补天节。从古至今，临潼和蓝田民间一直祭祀“女娲补天”。除此之外，骊山南麓有女娲氏的母亲华胥氏陵；骊山北麓有姜寨仰韶文化遗址，距今近7000年，和女娲氏族存世的时间基本吻合。
陕西省平利县也自称是女娲墓的所在地。他们说，2004年在平利女娲庙遗址出土三块清朝石碑，其中一块是圣旨钦命刊立的“中皇山女皇氏圣皇之墓”墓碑。从另一块石碑的“中皇山碑文”上可知，平利是女娲墓所在地。
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也称自己才是女娲墓的所在地。他们说，西华县文物部门曾发掘有春秋时期的女娲城遗址和“女娲城”匾额等文物，至今仍保留有女娲城、女娲宫、女娲陵等遗迹，女娲城内出土有大量釜、罐、鬲、瓮、瓦等春秋时期遗物。该城为东周城址,城墙下压着商周甚至更早的古文化遗址，已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女娲只是神话传说，
《道德经》“产地”
老子的《道德经》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但《道德经》是在何地创作的，西安和河南灵宝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均称《道德经》是在自己的辖区创作的。
西安对外宣称，老子在楼观台说经并写作了《道德经》，然后授予尹喜，因此楼观台是道家文化发祥地、“道教祖庭”、“仙都”、“天下第一福地”。在老子诞辰2578周年纪念日之前，陕西媒体宣传声势浩大，刊登了民间呼吁保护、做大楼观台的文章，扩大楼观台的影响。4月底，陕西充分利用在西安召开的“世界道德经论坛”，扩大自己的影响。
灵宝市大肆宣传《道德经》是老子在其辖区内的函谷关写成的。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几乎年年都有关于老子的大型宣传活动，一方面每年在老子诞辰日举办大型公祭活动，另一方面借助外面力量扩大影响。
争夺中共同发展
河洛文化论文篇（11）
中国书法，做为中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有其产生、演变、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洛阳始终和它有着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洛阳是中国书法的主要发源地。从河***洛书到八卦，从卜骨到金文（青铜器铭文），甚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这些中国文字的雏形无不与洛阳有关。
一、洛阳是中国书法的发源地
书法是汉字的艺术，汉字的问世便是书法的产生，因为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法和汉字本为同一性质。而汉字之根，就深扎于洛阳这块沃土。
（1）从洛阳的考古研究成果，看中国书法的起源。中国书法艺术，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只有人类活动较为集中、经济相对发达、社会比较进步的地区，总有首先产生书法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距今约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便在洛阳黄河岸边留下人工打制的石片，河洛先民在长期的群居生存和进化中，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仰韶文化是以洛阳地区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距今约五千至七千年，在洛阳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涵盖了早、中、晚期。有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和陶器。陶器的饰纹由几何到抽象、刻画符号由萌生到雏形，出现了“x”、“s”等形状的符号或纹饰。人类追求美的意识和用文字交流的渴望日渐强烈。
（2）从华夏文明之源“河***洛书”看中国书法的起源。河***洛书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河出*** ，洛出书，圣人则之”，因为伏羲则***画卦于洛阳，开创了人类文明，为纪念这位华夏先祖，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在河出***处建成了龙马负***寺。 “河***洛书”的产生开启了中华先民早期的哲理思维，导源了中华民族汉文字，同时也是书法艺术的产生。
二、洛阳是中国书法发展、演变的核心地区
这表现在多种代表性书体如金文、八分书、章草、今草、真书、飞白书、魏碑等，都是在洛阳被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流传至今在大多数书体都起源于洛阳。在中国书法变革、发展中，作为中国书法主要发源地的洛阳，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历代书法崇尚的风格都有洛阳关系密切。比如，“汉尚象”、“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而这各个时代崇尚的书风都有洛阳密不可分。
（1）篆书的演进与总结。篆书是我国古代最早成型书法，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汉文字从卦象书法到具有书法鲜明特征成熟体隶书，发展历程漫长而艰辛。洛阳在承载书法的演变和发展的同时，不断接纳汇集周边地区书法发展的优秀成果，从而使“金文”“甲骨文”“石鼓文”等书体，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发展演变。商、周时期，在各种书体的碰撞中，金文凭其整齐、遒劲，揭开了金文书法的壮观序幕。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百家争鸣、艺术百花齐放。中国书法在沿着主线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鸟虫书、货币文字、符节文字等。
（2）汉字由篆到隶，再由古隶到八分，是一次历史性的重要转折。在书法中，各种笔法的运用无不导源于八分。将古隶推向“八分”的代表人物是东汉时期的大学问家、大书法家蔡。《熹平石经》的刊立是隶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两汉时期，由于***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字的书写和运用空前频繁，“能书”成为选拔各级文吏必须考核的内容，写字跟仕途挂钩，自然引起读书人的重视。实用书写要求快速便捷，促使字体突破秦朝小篆，产生了隶书、草书等多种字体。到东汉晚期，篆、隶、草、行、楷五体俱备，并出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汉字书写开始与文人情趣相融合，遂成为***的艺术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