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宪法经济论文篇（1）
一、经济宪法与宪法经济
经济宪法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的经济法理论，是国家广泛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与人们对市场缺陷的强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弗莱堡学派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德国学者弗兰茨。伯姆（FranzBoem）把经济宪法定义为一种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合作程序”的种类与方式的综合决定，如财产权保障、契约自由、企业经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限制不正当竞争以及社会化的原则等等。德国行***法学者恩斯特。鲁道夫。舒伯（ErnstRudolfHuber）区分了形式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和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宪法，认为前者是指在宪法上已经全面或概括列举的经济宪法，后者则是实际上与财物、劳力、企业经营秩序等有关，并随时规制它们的交互作用与整体功能的最高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德国经济法学者林克（Rinck）提出，经济宪法是指“国家为了确定经济自由的范围，施行监督或经济统制，作为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1]同时，德国经济学界在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中也比较重视对经济运行的宪法与制度环境分析。可以说，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经济宪法的概念始于经济法学，实际上就是根本经济法，最初是为***府权力的全面扩张服务的。随着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国家获得了全面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和限制国家经济权力的经济宪法也就应运而生。
英美法系不承认经济法的存在，法学家们并不关心经济宪法的问题，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法问题首先是从经济学家们开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M.Buchanan）等人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治与宪法问题，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在研究范围方面，如果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既定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下的经济选择，那么公共选择就是研究约束人类经济和***治选择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本身。在研究方法上，正统经济学把市场上的经济人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把***治决策的官员们看作无私的圣人，公共选择学派坚持***治研究与经济研究在方法上的一致性，认为在市场上自利的经济人在转变为***治过程中的投票人或官员时，其自利的品格和本性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掌权者滥用其***治权力去促进特殊利益是“事物的自然趋势”。[2]经济***策好坏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学家的***策建议或***治家的行为，而在于对***策制定与***治过程的规则约束。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由于公共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治决策，并特别注重对***治决策的宪法约束，因而又有“新***治经济学”和“经济宪法学”之称。
大陆法系的经济宪法是一个实证性的概念，突出了规范经济运行的根本法规则；而英美法系的宪法经济则是一个思辨性的概念，强调了宪法和***治运行中的经济原理。在我国，经济法曾被当作一个***的法律部门，备受青睐。但由于概念不清，公私混淆，不仅对民商事法制建设形成干扰，对建设也造成了冲击。笔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一个***的法律部门，其中一部分可归人经济行***法，另一部分是经济宪法，传统的经济法概念应当抛弃。我国经济宪法应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是指过程的经济原理、原则或观念；其次，它是一种规范个人、组织和国家的根本法规范；最后，它是—种宪治经济的现实状态。因此，经济宪法学就是研究经济宪法的原理、规范与实践的交叉学科。
经济宪法不能简单地把经济与宪法结合起来，明确***府与市场间的界限、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承认私法与公法的划分，是经济宪法学的理论前提。宪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那时个人权利与自由受到强调，***府奉行不干预市场，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的***策。英国、美国和法国等早期立宪国家的宪法都力***对经济事务保持中立。［3］即使在当代，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并用和解释宪法时，也都倾向于在经济***策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德国联邦在1954年投资援助一案的判决中说：“基本法在经济事务上的中立立场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制宪权’并没有采纳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这样立法机关就可以在不违背基本法的前提下，实行它认为合乎具体情况的经济***策。”［4］经济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领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而宪法作为***治法律制度结构的核心，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要协调宪法的相对稳定性与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性之间的矛盾，宪法对经济制度就不宜规定得过多、过细，经济***策则应完全留给执******和***府根据经济形势灵活掌握、自主决定。否则，不是宪法阻碍了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发展损害了宪法的最高权威。经济宪法学主张宪法对经济事务严格奉行经济中立原则，不承认宪法具有全面统制经济生活、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魔力。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宪法要保持对经济事务的完全中立则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依靠市场自发协调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时期，宪法也不是纯粹的***治宪法，而是包含着经济宪法的因素，与经济事务毫无关系的宪法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西方国家的宪法产生的直接动因并不是启蒙学者反复论述过的那些崇高理想和原则，而是封建君主在财***危机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市民等级提出金钱要求，市民等级趁机向君主提出权利要求，是金钱与权力较量的结果。在英国，国王通过授予第三等级各种特权和自由来换取他们的财***支持，后者则通过付出金钱成功地达到了制约王权的目的。［5］“不纳税则不出代议士，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正是对国王与市民等级讨价还价最生动的描述。法国宪法的产生同样与国王面临的财***危机有关，与英国不同的是，国王与第三等级在讨价还价时互不相让，以至双方不能成功地进行金钱与权利的交换，第三等级只得用暴力夺取权利。美国宪法也是在殖民地与宗主国发生贸易和税收争执的过程中出现的。可以说，近代宪法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经济过程。其次，早期立宪国家强调财产权保障，注重维护契约自由，后来又为***府干预市场提供依据。宪法将财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征用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公平补偿。财产权保障不只是个人获得自由、追求幸福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是社会公共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财产得到了保护，自由、秩序以及其它一些基本宪法价值的实现也就有了保障。当然，财产权保障的最直接、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提高了经济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近代宪法不遗余力加以维护的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契约自由。美国宪法第一条禁止任何州制定“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赋予国会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从而为经济自由和***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的实践证明，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等宪法上制度的变革。加强对个人和社会团体财产权利、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强化对***府财***、税收、货币等经济权力的宪法制约，应当成为我国宪法规制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但由于传统宪法学基本上是***治宪法学，专注于阶级分析，没有把宪法与经济的关系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和研究，致使宪法的经济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当代市场经济已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市场机制与***府干预以不同形式结合起来的混合经济，不是市场主导的，就是***府主导的。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府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市场缺陷。***府同样不是万能的，***府干预也会出现失败。把市场机制与***府干预结合起来，也不能保证两者的结合就是优势互补而不会缺陷叠加，而且把市场与***府结合起来的方式也可能存在问题。因此，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经济体制似乎只能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府以及两者之间不尽完善的组合间的选择”。［6］因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治经济，它迫切需要良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来克服市场缺陷、***府缺陷以及市场与***府结合方式上的缺陷，法治是市场与***府之外能够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第三动力。宪法乃法之根本，它不仅为市场竞争提供了基本制度结构，而且通过界定个人权利、规范国家权力，协调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能够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全面、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府失败以及市场与***府结合方式的不完善。相对而言，民商法可以规范市场行为，矫正市场缺陷，不能克服***府缺陷；行***法可以规范***府行为，克服***府失误，却不能纠正市场失灵。
二、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
（一）经济宪法学的方***前提
无论研究者能否自觉地意识到，是否明确地表达出来，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要以一定的伦理价值观、哲学世界观和经济利益观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宪法学同样要以某些经济利益观为其立论的基础或基本理论前提，这些方***前提包含了我们的经济世界观、经济人性观和经济社会观等等。
第一，资源的稀缺性，宪法学的经济世界观
经济宪法学的世界观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资源的稀缺性。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上，资源是稀缺的。人的问题永远是：无穷的欲望，有限的资源。有着无限需要的人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不得不面对各种纷争与不幸。在任何时候，物产都不可能丰富到人人自由取用的程度，不存在什么千年王国里的永恒的正义与幸福。这是各门科学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它们能够存在的理由。如果资源是无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无需生产和交换。也不会出现利益的冲突，就没有必要创造出宪法和法律来界分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了，研究经济学、宪法学也会是多余的。
初民社会，人的技能十分有限，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往往难以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
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财富日渐丰富，自然资源开始变得稀缺。为了使现有物质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缓解资源稀缺引起的利益冲突，财产权被创造出来。资源越稀缺，财产权保护越完备。当物质资源的稀缺状态进一步加剧时，对财产权更加缜密的保护带来的收益开始递减，这或许可以看成是19世纪后期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受到猛烈抨击的经济原因。
在物质资源日益稀缺化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必然转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以寻求资源替代。经济的高度发展或迟或早将引起人力资源的稀缺，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涨。随着人力资源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人的伦理价值最终也将普遍提高。人生短促，没有来世，生命、健康、自由在时间的约束下显得格外珍贵。个人要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成为自己短暂人生的主宰。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无可比拟和无可替代的最高的价值与尊严，他的生命、健康和自由既不是他人可以替换的，也不是金钱所能购买的。这些都只有在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物质资源变得稀缺以后，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人权保障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的要求。“人的经济价值之不断增长也迫使社会额外设立一些有利于人力因素的权利”。［7］运用宪法来保护基本人权，不仅有利于维护人的伦理价值与尊严，也是正确应对人力资源稀缺性的基本方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说经济学是关于有效配置和使用稀缺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的科学，那么宪法学就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权利以协调利益冲突的科学。经济宪法学把宪法的基本规则与资源的稀缺状态联系起来，认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把资源配置的实质理解为权利配置，提出了国家职能从资源配置到权利配置转变的基本命题，来解释我国从市场经济到法治国家的经济宪法实践。
第二，个体主义与理性主义：经济宪法学的人性观法律是主体的规则，法学是主体的科学，对人性的基本估计应当成为宪法学的逻辑前提。
经济学假定，作为市场主体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行为的基本目标。经济宪法学把这一基本假定推广运用于作为宪法关系主体的个人，认定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每个人都具有发现自身利益的认识能力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能力。这种经济宪法学的基本人性观，可以概括为方***上的个体主义和有限理性主义。
个体主义，是指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应当承认，个人既有自利倾向，也有利他情怀，利己倾向与利他情怀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但从市场机制和法治发挥作用的机理来看，自利是人性中的基本倾向。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并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8］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认为，获利的欲望、对营利或金钱的追求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9］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10］
生命必然有所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自我延续是任何生命现象的基本目标。人不仅具有肉体生命的追求，更有精神生命的追求。个人为了实现、扩展和延续自身的生命，不断创造物质财富，追求新的精神境界，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因为人人都深切关注自身利益，不断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法律规则才能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每个人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应负的责任。一个人无所追求，把自己生命的存续寄托在别人的利他行为上，他就不会努力创造财富，享受生活，还会给社会增添不应有的负担。权利的设定，缘于利在其中。正因为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就需要宪法和法律制度确认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利，以满足人们合理自利的需要，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如果人人都舍弃自身利益，当然就不再有竞争与冲突，什么宪法或法律也就没有必要了；当每个人都没有顾忌自身利益的“后顾之忧”的时候，人类行为将无法调控，法治和秩序都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个人关注自身利益远胜于关心他人的利益。一般来说，人生性贪婪，具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在没有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无论普通公民还是***府官员，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国家或群体，都可能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以谋求自己的利益。宪法和法律为个人设定义务，就是为了防止人的贪婪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侵犯。
“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11］不仅普通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府官员和国家同样具有自利的倾向。在没有规则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将不惜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府官员同样可能以选民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权力的最大化。帕金森定理揭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冗员增加，***府规模自发扩大的趋势，其动因之一就是官员谋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正是扩张权力的内在需要，使官员制造官员，机构设置机构，***府增长呈现荆轮效应。国家也有其自身利益，它的基本目标是谋求自身合法性的最大化，国家合法性的根基在于它的财***状况，它通过向社会提供秩序、安全和权利保障来换取财***收入。近代宪法产生于封建***府的财***危机，是财产权战胜财***权的结果。宪法制约国家权力的关键就在于制约***府的财***权。
有限理性主义，是指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认识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个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只有他自己才有最深切的感受，他人无法确切地认识和了解。任何先知的教诲、权威当局的计划，都不能代替个人对幸福的主观体验。启蒙运动不是由少数先知去教导多数人应当怎样生活，而是引导“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使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2］只要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审慎选择，人们不仅能够认识自身利益的所在，而且能够采取适当的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市场就是个人自由运用自己独特的知识、信息，自由选择一定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的经济结构。民主***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凡是与决策利害相关的个人都有权参与决策的制定。人类理性既是个人作为自立、自主、自治的权利主体，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前提，也是国家合理预期、有效调控人们的行为，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如果人都失去理智，不可理喻，其行为就难以预测，无法控制，他们就既不配享有权利，也无力承担义务，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国家管理将无法进行，社会秩序也不复存在。
人类理性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人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和社会局限性，加上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面收集和正确处理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决策并正确地实施这些决策。在无限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的无知是无边无际的海洋，而我们的知识不过是无知大海中小小的孤岛，注定是有限的、残缺的，我们所能得知的最准确无误的知识就是我们的普遍无知。人类没有理由自命不凡，狂妄自负，企***以有限的理性重新安排世界的秩序。我们必须尊重自发的市场秩序，自觉培养传统并学会尊重这种传统，不能滥用制宪权和立法权，任意创造规则。詹姆斯。麦迪逊强调：“必须进-步节制我们对人的智慧的力量的期望和信赖。”［13］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以救世主自居，掌握不受限制的权力。即使***府及其官员都把公共利益作为惟一目标来追求，理性的有限性也使他们不可能全面掌握决策的相关信息、完全正确地作出决策并正确地执行其决策。宪法学在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关怀人的福利的同时，不能高估人的德性、智慧和能力，尤其不能把官员都视为全知全能、一贯正确，永远不犯错误的人。在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问题上，“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4］必须依靠法治，运用宪法和法律的力量来约束权力，强化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和控制，以矫正***府缺陷，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对人民权利的侵损。
第三，行为的外部性：经济宪法学的社会观在资源稀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没有止境的情况下，一个人对资源的独占性使用就是排除其他人使用的可能性，一个人的所得可能正是另一个人的所失。经济学认为成本的支付与收益的获取应当在同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不能由一个人支付成本而另一个人坐享收益；宪法学主张人们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之间应当是对应的、对等的、一致的，享受权利的人必须履行义务，履行义务的人应当享有权利。可见，宪法学和经济学共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人们之间在利益上不是完全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交错、相互关联的。人们常常获得某些收益而无须支付成本，受到某些损害而没有得到补偿。经济学把这种利益上的非对称性称为外部效应或外部性（包括外部收益和外部损害两种形式，［15］认为外部性的存在表明了资源的无效率配置，只有将外部性内在化，使已经付出成本的人取得其应得的收益，已经获得收益的人付出应付的成本，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传统宪法学用根本利益一致性的假定回避和掩盖了矛盾，从而使自己无所事事；［16］经济宪法学承认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把宪法的基本规则与社会利益冲突联系起来分析，寻求使宪法发挥利益协调功能的途径。我们可以把权利与义务的设定和界分视为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基本形式，权利和权力是对外部收益的内在化，义务和职责是对外部成本的内在化，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权力和职责相统一，就是要保持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均衡，这是市场经济的成本与收益相统一的原理在宪法上的表现。
（-）经济宪法学的分析方法
经济宪法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方法。
第一，宪法价值与经济效率：经济宪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就是对事物和现象进行价值判断，回答事物“应当怎样”的问题。自从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思潮兴起以后，规范分析方法长期受到排斥，宪法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有一种否定伦理价值标准的客观性，排除人权、自由、正义概念的倾向。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实证主义思潮走向衰落，规范分析方法才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指出：“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试***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我们把它们打人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17］
宪法是人们法律价值观念的集中表现，它以秩序为基本价值追求，以自由为最高价值目标，把人权、民主、法治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宪法学应当充分肯定并继续弘扬这些基本宪法价值。经济宪法学还要求对宪法的制度和规则进行经济评价，经济评价的首要标准自然是效率标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率评价标准主要有两种：一是帕雷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最优标准，即严格的效率标准。据此，一项交易只有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更坏的条件下能够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才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把宪法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把改善人们生存条件的希望寄托在一部分人的财富被剥夺之上，显然是无效率的。但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绝大多数利益调整都会牵涉到第三者，不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坏，往往难以使另一些人的境遇变得更好。帕雷托最优标准过于理想化，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二是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efficiency）标准，即放宽的效率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只要一项交易的净收益大于第三方因此所受的损失，这项交易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这一标准也称潜在的帕雷托标准，因为获利者在补偿了受损者的损失以后，还有剩余利益存在。但是，除非受损失的第三者的损失得到实际补偿，否则资源的配置就不是帕雷托最优的。
资源配置必须讲究效率，而宪法作为市场竞争的基本制度结构，具有资源的原配置功能，与一般经济、***治和法律现象相比，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往往更为广泛和深远。因此，效率也属于基本宪法价值之一，制定宪法、实施宪法、维护宪法都不能忽视经济效率问题。宪法以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谋求人的福利为根本目标，而人的伦理价值只有在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确证。因此，宪法所维护的许多价值目标都有助于提高效率，如自由权和财产权保障就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前提。从一时一事来看，民主、法治要求实行权力制约，决策必须经过集体讨论，集体投票，经过法定程序，履行一定的手续，决策者受到其他机关和人员审查，似乎不如专制、人治来得有效率。但从长远和全局来观察，结论就会完全相反。因为权力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它既可以被用来创造财富，提高效率，也可以被用来毁灭财富，阻碍经济增长。民主、法治条件下的决策经过了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和审慎选择，出现失误的可能性较小，而专制独裁和人治体制下的决策具有随意性，权力经常被用来毁灭财富，阻碍经济发展，决策越便利，效率损失就越大。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缺失就在于单纯强调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率，没有摆正人的价值与经济价值在宪法中的地位。
第二，成本收益分析：经济宪法学的实证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就是对事实和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实证分析要求我们不为现有结论、权威意见或个人偏见所左右，保持客观、求实、理性、批判的态度，运用历史资料、经验观察材料、调查统计数据来说明宪法问题与过程。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放弃自己不成熟的观点和错误的结论。人类社会是我们面对的最复杂、最不确定的事实，“人类最难控制，难以证实，最不遵守法则和最难以预测”，［18］由于人的参与和能动选择，宪法就不是确定不移的纯粹客观过程，同样条件下同样的行为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经济宪法学的目标不是发现并宣布某些终极真理，而是提供观察宪法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和视角。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把实证分析推向极端，得出了“恶法亦法”的臭名昭著的命题。因此，实证分析不等于实证主义，不能把实证分析推向极端，否定对宪法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在经济活动中，判断资源配置是否有效，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就是将一项活动所耗费的资源与取得或预期将要取得的收益加以比较，以便用尽可能小的付出换取尽可能大的收入。可以说，人类一切活动孜孜以求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尽可能降低成本，以换取最大限度的收益。“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19］会计制度就是对经济活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制度化形式，财***预算制度则是对***府活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制度形式。各国宪法都规定了财***预算制度，赋予议会对***府活动进行财***监控的权力，我国宪法第67条也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对***府财***预算的审查权。公民支付诉讼费用，请求司法机关保护其权利，也需要对费用高低、胜诉的可能性进行盘算。宪法的制定、实施、对违宪行为的纠正和制裁，都要估算成本与收益。然而，过程的成本收益并不像具体经济活动那样一一对应。简单明了，其得失往往需要从长远和全局着眼加以判断，不能目光短浅，惟利是***。
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不像市场过程中成本与收益那样紧密关联，因而选民需求过剩
和***府生产过剩成为普遍现象。在市场上，消费者既不能指望他人为自己的选择付款，也不必为他人的选择“买单”，他只需且必须自己支付全部价款以购买所需商品与服务。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供求平衡。在过程中，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价款是用税金支付的，决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结构、范围与规模的无论是少数官员还是多数民众，都没有降低开支的动力，因为税款可能主要是由另外的少数人承担的。集团消费膨胀，财***赤字高居不下，正是因为成本与收益之间缺少密切的关联。与市场相比，***治过程通常要用较高的投入，得到较低的产出。
这就要求宪法限制公共决策的领域，尽可能扩大市场决策的范围。
第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宪法的属性是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对于立宪活动，应当着重从伦理方面来定性，正当性、合理性就成为定性分析的首要标准。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合宪性则是定性的基本标准。宪法也是法，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授予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设定他们的职责，都应当能够通过法院裁判来实现。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进行定性分析，就是要确定宪法关系主体行为的合宪性。脱离合宪性标准，就不可能确定宪法问题的性质，肯定“良性违宪”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20］因为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凡是合宪的行为都是良性的，凡是违宪的行为都是恶性的。正如没有卑鄙的高尚，没有贞洁的一样，也没有良性的违宪。对宪法产生、存在的根源和运行的机理，则应侧重于从其经济、社会属性方面来探究。经济宪法学在承认宪法也是法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人权、民主、法治及权力制约中的经济因素。为什么专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长期盛行，无需特别保障，而民主制度却显得比较脆弱，要使民主制度长期稳定，就必须建立可靠的宪法保障？对此，按照“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是无法理解的。如果把统治形式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就易于理解了。专制君主维护其统治属于个人行动，行动的成本低，收益也由君主个人独占，因而这种统治往往显得强有力，捍卫民主***治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其组织与行动的成本很高，而集体行动的收益分摊到每个成员身上，就十分有限。集体的每个成员都希望别人付出成本，自己分享收益。集体行动收益不变，成本与集体的规模成正比，行动能力与集体规模成反比。在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集体内，多数民众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更容易成为少数人的统治对象。只有运用宪法建立民主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使多数人有效行动起来，共同维护民主制度。
定量分析最初是研究自然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方法，社会现象长期被认为难以用数量关
系加以精确解释。19世纪瑞士经济学家瓦尔拉斯（Warras）与他的学生帕雷托率先用数量分析
方法研究市场均衡，创立了数理经济学，定量分析开始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到了18、19世纪，孔多塞（Condorcet）和数学家博尔达（Borda）等人就曾用数学方法对投票过程进行过分析。此后，定量分析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治和法律研究方面却沉寂了-个多世纪。对宪法进行数量分析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是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公共选择学派运用数学模型对国家、******和选举等诸多问题加以分析，对经济学、***治学和宪法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成功地把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分析，“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21］这是由生产、交换与分配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数量关系，货币成为衡量一切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的一般等价物的事实促成的。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实际上就是利益的冲突与取舍的过程，对于冲突中的利益如何抉择，首先当然要确定各种要求的合理性和合宪性，保护合理、合宪利益，舍弃不合理的、违宪的利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合理、合宪利益相互间的冲突往往更加普遍。应当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冲突中的合理、合宪利益的大小，按照舍小取大的原则来解决。现有宪法学由于缺乏定量分析的手段，在解决合理、合宪利益冲突时显得力不从心。中国宪法第51条作为权利冲突条款，在对冲突中的利益进行取舍时，既未进行定性分析，也未进行数量比较，而是按照主体的身份决定取舍。即凡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无论其合法与否，都受到保护，只有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才按合法性标准来取舍；至于各种利益的大小，则完全不予考虑。这既违背了现代法治的平等原则，也损害了社会经济效率。在宪法领域，数量关系是大量存在的，完全可以借鉴经济学处理数量关系的模型、公式和定律对投票、立法过程、财***与税收等诸多宪法问题进行定量分析。
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体系
我国传统宪法学理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不研究问题，它试***通过研究宪法现象，揭示宪法本质，进而发现宪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把宪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宪法学应当研究什么的问题。因为，在全部社会现象中，要确定哪些是宪法现象，哪些不是，即使是可能的，也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宪法现象总是与其他各种现象相互混杂、交织在一起的，其间没有一望便知、一览无余的明确界限。即使存在某种界限，也是变动不居的。总之，我们既不可能指认出全部宪法现象，也无法断定这些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边界，也不可能全面列举其内容，更无法划定其范围。因此，把宪法现象作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的。传统宪法学研究宪法现象，目的是要揭示深藏其后、不可观察、只能用理性思辨来把握的宪法本质。针对本质主义之滥觞，苏力教授宣布：法的本质乃是一个虚构的神话。［22］但这并不构成对本质主义宪法学的实质性挑战，因为一切科学理论都不是终极真理，不可避免地带有猜想的性质，都含有或多或少神话的成分。我们对本质主义宪法学的合理质疑只能是：本质在宪法学研究中何以如此重要，具有决定一切的巨大魔力？本质主义中是否为上帝留有一席之地？至于发现宪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表现了宪法学的科学精神，但这种科学精神却常常被科学主义的阴霾所遮蔽。宪法现象属于社会现象，社会现象是人的活动造成的，每个人在参与过程时，总是带有自己主观的目的、期望和价值观念。没有与主体无关的纯粹客观的宪法现象，也不存在脱离各个个人主观观念的纯粹客观的规律。要在宪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找到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传统宪法学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规律的三部曲是行不通的，由此开始不可能构建起合理、系统、适用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经济宪法学摒弃人为分割研究领域的科学主义思路，倡导人文综合研究与整体研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制度文明的集中表现，是与近代市场经济、民主***治相伴而生的。经济宪法学力***把宪法的基本问题放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治国家的关系中考察，把发展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紧密关联起来，以三大文明的相互作用来研究，重构***企分开、***教分离、公法与私法划分等近现代法律制度的结构性特征。在这种方***背景之下，明确科学研究应当从问题开始，提不出问题，或者没有真正的问题，就没有理论研究。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要“使问题得以成立，使问题得以提出，迫使自己进入这一发问状态”。［23］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界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职责，维持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经济宪法学应以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作为宪法的基本问题，系统研究和解答个人与国家、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关系，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权利与职责、义务与职权的关系，权利的确认与保障、权力的授予与制约、义务与职责的设定与责任的追究等问题。
经济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大体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经济宪法原理即财产权理论，把财产权作为宪法的历史起点和理论的逻辑起点，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为个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权的冲突，并把这一冲突置于产权、人权与***权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
第二，人权与公民权利保障制度。重点研究公民的财产权利、经济权利、经济自由的确认与保障，认定没有财产权保障的权利是毫无保障的权利，权利保障，首先要强化对财产权的保障。
第三，国家制度，探讨国家的经济权力及其制约，着重分析财。***权、税收权和经济调控权力的规范与制约。提出财***权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无限制的权力，权力制约，关键是加强对财***权的制约。
注释：
[1]参见施启扬、苏俊雄：《法律与经济发展》，（台湾）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74~75页。
[2]詹姆斯·布坎南：《宪法经济学》，见刘***宁等编：《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42页。
[3]所谓经济中立，就是宪法作为竞争的基本规则，并不涉及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经济***策，对各种经济主体一律给予平等保护。
[4][美]路易·亨金、阿尔伯特·罗森塔尔编：《与权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4页。
[5]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117页。
[6][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7][美]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8]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48页。
[10]《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147页。
[11]詹姆斯。布坎南：《宪法经济学》，见刘***宁等编：《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42页。
[1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24页。
[13][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页。
[14]《***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第379页。
[15]外部性就是没有参与活动而获得收益或付出成本的现象，参见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下册），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3页。
[16]参见拙著：《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17][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18][美]艾伦·艾萨克：《***治学：范围与方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1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页。
宪法经济论文篇（2）
二、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都在宪法的约束范围之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由于经济法规范的经济活动领域门类繁多、关系复杂，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必然存在与其他部门法相互重叠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部分。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合理解决这些冲突，实现经济法与其余部门法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建设完善的重点。
（一）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经济法与刑法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利益为先导，而人性的唯利是***使得在经济领域触及刑法的案例比比皆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当破坏行为特别恶劣并触及刑法时，就应当对实施破坏行为的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刑法在经济领域显得越来越有“用武之地”。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经济违法行为的数额成十倍、百倍的数量增长。早期刑法中规定的量刑方式如果不能随着这种经济发展的改变而改变，就有可能变成一纸空谈。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让刑法在量刑过程中难以抉择。2007年“许霆案”的宣判在整个法律界引起了轩然***，这标志着我国刑法在与经济法匹配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一些特别严重的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在刑法中得不到及时反映，规定似是而非；对于部分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在经济法与刑法中存在着分歧；刑法对经济犯罪的量刑也有待于重新考量经济法与刑法不相匹配的情况。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越居全球第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离不开经济领域做出的贡献。作为直接约束经济领域的法律，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更加迅捷，而刑法的发展则显得相对缓慢。解决经济法与刑法不匹配的问题，关键在于抓住经济增长规律，加快推动刑法的完善。与宪法不同，经济法与刑法的“冲突”主要是刑法落后于经济法的发展。因此，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是关键。笔者认为，要从立法、司法和理论三个方面来改善。⑴加快刑法在经济领域的量刑完善。立法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国情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对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要尽快地完成刑法的补充。这种补充必须建立在依宪的框架之下，与经济法相互协调适应。对于量刑规则、数额、机制等也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调整和改进。⑵完善经济法与刑法的司法协调。经济行为的普遍性造成了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于案件定性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司法机关在处理经济案件时，必须要由熟知经济法与刑法的审判人员进行审理，杜绝“相互扯皮”现象。⑶加快推进经济法与刑法理论上的协调。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如何定罪量刑阶段。只有在理论层面上研究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促进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
宪法经济论文篇（3）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不仅是一场全面的制度实践，而且是一系列价值和观念的载体，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无疑需要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双重支持，立宪主义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恰恰与此契合。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 〔关 键 词〕市场经济 立宪主义 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 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宪***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宪***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 离其***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 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宪***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 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便无人格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宪***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 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 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 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 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宪***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 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 “***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宪***，对***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宪***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 共和国的***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宪***作为市场与***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治体制与***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 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 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 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 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 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 参见刘***宁著，《市场与宪***》，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 参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 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 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 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宪***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 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 页。 12 参见（法）勒庞著，冯 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 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 参见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 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8 参见舒城著《清末商人的宪***情怀》，载《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6页。 19 参见殷啸虎、张海斌文，《我国宪法现代化的发展思路》，载《检察日报》1999年7月26日理论版。
宪法经济论文篇（4）
本条立法理由：新中国成立时对待私有经济的***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运动，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到，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11届3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第一个步骤是“放开、搞活”，放开指允许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个体工商户。当时决定推行改革开放***策，属于危机对策的性质。还没有认识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还谈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谈不到私有经济的发展问题。92年宪法，只是反映当时的***策，承认个体经济的地位，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个体经济的定性：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88年4月12日七届人大对本条的修正：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修正的内容：在第11条原文基础上，增加第3款关于私营经济的规定。第1句：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体现了***和国家经济***策的重大转变：从消灭私营经济，转变为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第2句：比照个体经济的定性，也规定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第3句：规定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及监督、管理。
本次修正的理由：改革开放***策推行的结果，个体经济发展，雇工人数增多，突破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概念的范围，出现一批私营企业。发生疑问：是否允许私营企业？如果允许，则要求在法律上应当给予私营企业以法律地位。本次修正，反映经济生活的要求，给予私营经济法律上地位，大体比照个体经济，仍然定性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有所不同，不好说“指导、帮助”，因此规定：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宪法修正承认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为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法律提供了宪法依据。因此，1988年6月3日***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第1条：为鼓励、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发展，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强监督管理，繁荣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定本条例。
第2条：本条例所称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第3条：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私营企业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策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第2条规定的私营企业定义：雇工八人以上。这就从法律上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了界定。雇工不足八人，为个体经济；雇工八人以上即为私营经济。为企业设立、登记和监督、管理，确定了明确的标准。
1993年3月29日八届人大对宪法第15条的修正：
原条文：
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修改后条文：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本次修正的内容：主要是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变。
本次修正的理由：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日渐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日渐上升，引发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即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这一争论，因***南巡讲话的公开传达而告停止，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确定，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宪法修正，虽然没有涉及非公有制经济，但因为从宪法上将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性质的改变，就已经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不可能仅仅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应当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这次宪法修正并没有对第11条进行修改，因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的定性，未被纠正。这就为下一次宪法修正留下伏笔。
虽然如此，这次修改宪法，将第15条规定原文“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九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因为，说到底，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与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矛盾的，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私营经济是个“异己分子”。而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却不存在这种矛盾。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本质仍然是市场经济。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私营经济决不是“异己分子”，而是“自己人”。质言之，私营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可见，这一次宪法修正，为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九十年代的大发展，奠定了经济体制上的基础。
1999你3月15日九届人大对宪法第11条的修正：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通过行***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本次修正的内容：将原条文对个体经济（第1、2款）和私营经济（第3款）的分别规定，合并为两款；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列，并且增加“非公有制经济”的概括性概念。第1款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款规
定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法权益的保护和监督管理。
本次修正的理由：宪法修正案对第11条的修改，直接导源于九十年代非公有制经济的极大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1/3.特别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非公有经济所占比重更高，例如，广东的深圳、东莞等地，浙江的温州等地，非公有制经济所在比重当在99％以上。可见，到九十年代后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发展、壮大，再也不能够说是什么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且非公有制经济根本就不是什么“补充”，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公有制经济之外的经济形式，不仅是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还有合伙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招股和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等。这些经济形式是原条文的私营经济概念所不能涵盖的，也要求在宪法上给予正名，并规定其平等的法律地位。考虑到非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多种多样，难以做到一一列举而不发生遗漏，因此，这次宪法修正，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之上，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非公有制经济。
特别要指出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是上位概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合资经济、股份经济等等是下位概念。并且，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是并列的两个相对应的概念。非公有制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在宪法上规定，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刚开始的模着石头过河，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奠基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之上的市场经济。
可见，这次宪法修正，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及其重大的法律意义。这就是，从宪法上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法律地位。为此后国家制定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
2004年3月14日宪法修正案对第11条的修改：
原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修改后条文：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这次修正的内容：宪法第11条第1款未作任何改动，只是修改第2款。第一句：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二句：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这次修正的理由：在1999年修改第11条第1款，明确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策措施，使非公有制经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获得长足的发展。2002年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特别是在一般性竞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超过70％；截至2002年底，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已达2.85万亿元；2002年个体、私营企业新增注册资本金6900亿元，比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多2600亿元；个体、私营企业上交税金，已占全部税收的43％；在地方经济和县域经济中，经济发展和税收，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就业的主渠道，据劳动部2002年对66个城市的调查，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65%，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实现再就业。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以上可见，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小康目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因此，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决定》充分肯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3月4日，***在***协民建、工商联联组会上强调指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是***和***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但是，应当看到，由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根据，而是以***策作为根据，主要靠***策手段而不是法律调整。还没有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因此，在非公有制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阻碍和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在企业设立登记、税负、取得贷款、企业上市等方面，存在不平等待遇，导致发生“挂靠”现象，及因“挂靠”诱发侵占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严重问题，以及一些地方存在的地下钱庄、高利贷等问题。
宪法经济论文篇（5）
一国的现代化有赖于***治、经济、科技、文化诸领域的协同演进。宪法不但应成为社会变迁阶段性成果的确认手段，而且要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我国多次通过修正案对现行宪法进行部分修订。
修宪目的之一，是使宪法中***策性条款适应并促进社会的发展。诚然，宪法修改顺应了社会变迁对宪法文本协同性的需求，暂时缓解了宪法规范在社会变迁中的滞后状况，但频繁修宪对宪法制度的稳定性与权威性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宪法的公信力，影响了宪法的指引性与预测性。
如何消除宪法***策性条款变更的弊端成了我国宪法变迁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济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组成部分，之所以占如此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突出宪法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利于在宪法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其次，苏俄宪法的首因效应，苏俄宪法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因独创宪法的地位及苏联的影响，其结构体例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
又次，我国现行宪法规定较多经济内容是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自改革开放起，我国就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为彰显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需要增加相应条文，同时当时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民商法部门与经济法部门亟待建设。所以宪法中规定许多应该由两部门法中规定内容。
与此同时，经济制度中的***策性条款也是***策性条款最集中变动最频繁的区域，为历次修宪的重点，占修改条文的大部分，甚至曾出现了“修正案修正修正案”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我国的改革成果迫切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体现，旧有宪法条文内容不适于现今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也在于现行宪法调整了一些不具根本性地位且完全可以由普通法律规范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制度内容表述过于细化，缺少涵盖性，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需求。
非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没有***的篇章来规定经济制度各层次内容，只是规定了基于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内容，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大多单独在宪法采取专辟章节以一定数目的条文来规定本国基本的经济制度。
在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中。此情况被归结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公开的、彻底的、全面的优越性，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没有此设计的原因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隐蔽的、曲折的、虚伪的性质。
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理论发展就在于从围绕宪法意识形态性论证到专业性研究，摒弃了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观点。
“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不同的内容”现行宪法经济制度的***策实现形式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立足于静态解释过去与现实存在，而没有考虑到国家经济形势与经济体制的变化，不是着力于未来发展，其条款同部门法的内容交叉重复，不利于法律体系的和谐运行。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宪法中经济制度设计适应和保障了所在国经济的发展，并维持长期稳定，而社会主义宪法中经济制度或者随着经济环境变化的屡次修订，难以达到制宪者预期目的。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难道经济制度规定的和覆盖范围大小是评定社会主义宪法同资本主义宪法的主要标准?这两种体例安排哪种更适于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呢?
经济制度规定全面未必就胜于规定最基本理念。如果要全面涵盖经济制度的主要层面，宪法中十余条的容量根本无法涵盖经济制度的诸多领域。如果从保障宪法稳定的角度考虑，保留基本所有制，就可以体现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说：“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作法。”
只要可以发展生产力，满足实践需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外国的法律制度就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加以利用。不同的社会制度间是可以实现法律移植的，这已经成为法学界的基本共识。过去所认为西方宪法的经济制度设置的隐蔽性、曲折性、虚伪性，是否也可认为是一种旨在使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的立法技术呢?
***思想，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立宪技术与制度架构对经济制度的内容进行调整，是宪法变迁的应由路径。
结合我国法律体系，或可采取将宪法经济制度与经济法典的统一的模式选择。即删减宪法经济制度条款规定，编订经济法典来体现宪法经济制度的具体功能，作为元***策的所有制与基本经济体制应该以适当形式入宪，而基本决策和重要的部门决策可通过制定民商法与经济法类法律性文件来实现。
作为事实上的法律体系中基本法律部门的经济法至今尚无基本的法典及通则类法律。
宪法经济论文篇（6）
二、经济法对宪法的落实与推动
经济法是对宪法规定的经济法规进行实施的重要途径，由于宪法与经济法都具有经济性，都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作出规定，两者之间的互动要求能够相互促进，不仅体现为宪法对经济法的上述重要影响，也体现为宪法需要经济法的具体落实，只有通过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主要作出规范，才能有效的保证宪法的合理实施。宪法作为具有最高位阶的根本大法，它对国家的每一个方面都作出了规定，如果经济法不能有效的对宪法规定的内容进行实施，宪法中的经济性法规就会失去意义，也就直接影响宪法的生活效益，没有经济法对宪法的经济法律进行落实，经济宪法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经济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具体途径是多元化的，虽然主要体现为当代的经济和经济法发展对宪法变革产生的影响，促促使着宪法的变革，但早在经济法尚未成体系之前，经济的发展直接对宪法的形成具有推动的作用，它直接涉及国民基本财产权保护的财税法规范，对国家经济市场的发展具有稳定的作用，对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已有较大推动。基于宪法与经济法共有的经济性，二者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一方面，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对经济法的制定与发展具有指导的作用，使其能够对经济法产生重要影响，促进经济法的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和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要求宪法能够加强对经济实体的监管，使得宪法的经济性规范不断增加，也在不断的增加经济法的内容，也扩大了经济法的使用权限。因此，只有宪法与经济法良性互动，交融共生，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效的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要促进经济法与宪法之间的有效互动，需要对二者的“经济性”与“一致性”进行分析。
三、从经济性看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
“一致性”要求经济法与宪法在规定市场主体行为具有一致的要求与目标，这是二者经济性的必然要求，从共有的经济性来看，二者之间的目标是相同，促进社会的发展，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宪法与经济法在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同时，需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通过市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实现经济运行“更经济”、“更有效”等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在强调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合法性的同时，二者在调控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强度经济法要能够“合宪性”，二者在这个目标上也是一致的。其次，从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来看，经济法对宪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执行宪法中的相关经济***策来实现的，同时，由于宪法对经济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规范着经济法运行的相关条款，且经济法不能与宪法相冲突，要求经济法的规定是在宪法的指导下进行的，因而经济法需要在合宪的意义上与宪法保持一致性，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才使得宪法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同时，经济法在落实宪法的过程中能够推动宪法变革，才能将现实社会中的变化情况有机的融入到宪法的变革中，提高宪法的实用性，并使其更符合现实需要，从而使两法保持一致性，具有共同的规范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此外，仅从一般法理的角度来分析，宪法作为根本法、基本法，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其规定具有“根基”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经济法要落实宪法的规定，需要就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制定更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使宪法的“根基性规范”变得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控制性，也能够提高宪法的适应性，从而保障宪法规范的有效执行和合理的应用，通过经济法的实施，促进了宪法在经济法中基础性作用，由于宪法中的“经济性规范”是制定经济法规范的重要依据，也是经济法实施的重要保证，因而，经济法的制定应该与宪法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强调宪法与经济法的一致性同时，需要我们加强对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交融和促进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就需要宪法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制定出新的规则制度，来保证经济法的有效实施，也为经济法的确立提供***策支持，由于宪法的经济性规范需要由经济法来具体落实，也需要经济法的实施途径进行有效的保证，而经济法的许多基本制度则需要有宪法上的依据。
宪法经济论文篇（7）
前言
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转型外在表现于各种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安排，而本质意义上的转型毋庸置疑就是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安排。经济制度的变迁与重新安排必然会带来各种利益结构的变化，在利益关系的变动中产生了诸多利益冲突，尤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为最。而经济宪法学恰是一门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解决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新兴学科，其经济宪***的理论将在建构中国合理的经济社会制度方面发挥基础作用。
一、经济宪法学学科性质
从学科研究的性质上看，经济宪法学被定位为一门用经济学阐释决策问题的学科。具体地说，经济宪法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选择制度，其主要目的在于“去检验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形式”。经济宪法学的内容并不是新颖的，学科的理论基础还是在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以及有关的宪***思想，与其它学科存在内在的紧密联系。
1．经济宪法学与古典经济学
在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宪法学会被认为是重复古典经济学的内容，尤其是亚当·斯密作品中的内容。但是，古典***治经济学有其自身的目标，即在没有具体***治约束下，对市场的运行给出解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成功地非***治化了，自由放任的规范观点不可避免被称为最小的、守夜人式的国家人的实证分析所混合，古典经济学的关注点从制度结构上转移了目标。但是，给定保护性的国家秩序，在利用理想化的标准评价市场时，实际上在某些条件下会出现“市场失灵”和“***府失灵”。经济宪法学要做的是，任何用于最终规范判断主旨的实证分析必须反应信息丰富的规则或约束的可供选择性组合的运转特性的比较内容。
2．经济宪法学与宪法学科群
经济宪法学是宪法学科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的宪法学在方法上需要实现科学分析向人文综合的转变，从学科体系上就要冲破宪法学和其他人文学社会学科之间人为的藩篱，把宪法放在社会的整体环境中，考察它与***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等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形成有***治宪法学、经济宪法学、宪法社会学、宪法文化学和宪法解释学等各边缘交叉学科组成的综合宪法学学科群。宪法学的理论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宪法学体系是指对宪法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的结构、次序所作的符合逻辑的安排，广义的宪法学体系则是指以宪法学原理为主干、包括各分支学科群组成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理论体系。可见经济宪法学是宪法学科群中的一员，是广义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3．经济宪法学是经济学与宪法学的交叉学科
经济宪法学既是宪法学的子学科，又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英美法系不承认经济法的存在，法学家们不留意经济宪法。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创立的“宪法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约束人类经济和***治选择的宪法规则和制度，认为在市场上自利的“经济人”在转变为***治过程中的投票人或官员时，其自利的品格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掌权者滥用权力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约束***府权力，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是宪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这就完全回到了古典宪法学的限权***府立场上。布坎南声称，他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如果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学科，宪法学是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稀缺权利的学科，那么经济宪法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和权力配置关系的学科。它吸收经济学原理、借鉴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法的经济规范和经济的宪法规范，把经济的宪法理论和宪法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经济宪法学核心思想——经济宪***思想
自由与干预、公共与个体、权力与权利能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出新的社会合作体系，这对已有的社会行动体系与社会制度体系提出了新的命题。由于这些社会关系的行动空间关涉社会经济宏旨，强烈的社会对抗性足以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经济宪***的思想由此而生。
转贴于 1．经济宪***思想缘起
宪***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要设计一套制度来限制***治权力的行驶。古典宪***思想的代表作家之一大卫?休谟认为，***治作家们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当把每个人都假设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私利外，别无他***。因此，古典宪***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治制度上保证公民个人不受***府及其官员们的侵害。沿着这种思路，洛克和孟德斯***等人精1，设计了一种分权制衡的宪***制度。对这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以不同视觉观察宪***，探究宪***与经济的关系，首先从宪法与经济关系开始。宪***与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宪法的确立、修改和废止等过程中。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是美国1787宪法，而最早将宪***与经济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史学家的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比尔德，他认为“宪法不是所谓全民的产物，而不过是希望从中获取利益的一个经济利益集团的产物”，“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就像在制定与通过宪法所引起的变革中，经济力量是原始的或根本力量，而且比其他力量更足以解释事实”。
2．经济宪***思想的内涵
经济宪***是以经济宪法为前提，以经济民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私人经济权利和规范国家经济权力为目的的一种宪***形态。经济宪***的概念是经济宪***内涵的抽象表述，经济宪***作为对一切经济专***的反叛，其基本内涵就是用经济宪法把在经济领域中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这种民主事实，以此保障私人经济权利，寻求国家经济权力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平衡与和谐。经济宪***有应然释义和实然释义两种。其应然涵义，就是寻求国家经济权力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平衡与和谐，是对一切经济专制的反叛，它既防止国家经济权力专制，亦防止私人经济权利专制；其实然涵义，就是表现为以经济宪法为核心，的所有体现经济宪***精神的规范性文件，又表现为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实际运作状况。只有在宪***框架下国家的经济行动和私人经济行为放可能有正当性。
三、经济宪法学研究的内容
1．私人经济权利——财产权
私人的经济权利在经济宪法学范围内就表现为公民个人财产权，个人财产权就意味着个人在社会范围内自治的正当性，他表明：为了享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人们必须有一定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财产权不仅是公民个人的经济权利，事实上，也是***治权利。在文明社会中，财产权既是一项经济制度，又是一项***治法律原则。财产权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它还是人类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和经济繁荣、效率的关键。财产权的确立分散了社会中的经济权力，因而避免了***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为民主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因此财产权把权利与自由赋予个人，把限制加于国家，它成为自由、个人自治的基础，对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2．国家经济权利——财***权
当代主流经济学以“市场失灵”为由打开了国家干预的大门，由此奠定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地位。然而片面强调***府干预而没有经济宪***的配合，必然会扭曲干预的本意。因为国家是一股可善可恶的力量，要使国家向善，关键在于国家制度调适、权力配置与法律安排。所以，在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用国家经济规则来为其自身及其支持者牟利的行为进行切实可行的限制。国家经济权力体系是以财***权为核心内容，以建构征税权、货币发行权为主要手段。财***权是国家经济权力乃至一切权力的根本，只有财***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没有财***约束的权力是专断的权力。征税权作为国家重要经济权力，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联结起来，征税范围内容、税基、税率与经济发展、公民生活息息相关，需要实施经济宪***来规制。
3．国家货币发行
宪法经济论文篇（8）
经济学关注***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WWW.133229.COm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治，指出：“当***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治结果”［8］。这就为******、***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府征税、财***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府的财***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学、经济学、***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治制度中，大部分***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注解：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9、240页；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3][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
[4]参见[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一24页。
[5][6][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229、21页。
[7][8][美]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治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55页。
[9][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
[10][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11][12]richardb.posner，economicanalysis，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p58l一583.
[13]richarb.mekenzic，constitutionaleconomics，prefacebyedwinj.feulner，jr.，lexington，1984.
[14]james.m.buchanan，constitutionaleconomic，（）xford，1991，p43.
[15]参见[美]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0—184页。
[16]参见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17]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拙作：《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经济观》，《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邹平学：《宪***的经济功能初探》，《法律科学》1996年第2期。
[18][19][美]罗伯特·考持、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11页。
[20]seerdworking，whyefficiency？aresponsetoprofessorcallabresiandposner，hofstralawreview563（1980）；参见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宪法经济论文篇（9）
宪法对经济内容进行规定，我国并非“始作俑者”，其他国家的宪法早有对经济制度的规定。从规定经济制度的内容来看，可以分成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规定经济内容，主要是为了限制封建经济以发展资本主义、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而最终促进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经济内容，主要是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和分配制度。我国宪法对经济内容的规定主要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策等。
一、宪法规定经济内容的可能性因素分析
（一）时代因素
宪法的内容是时代的反应。早期资产阶级宪法是争取民主的结果，其主要内容是在***治领域中规范公权力而对经济内容的规定少之又少甚至发生缺位。根据林纪东先生的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团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成为宪法制定的思想基础（比较宪法序言，民国69年元24日）；之前的个人主义，带来了贫富悬殊、少数人过于自由等社会问题。此种社会背景的转变，使得发展经济、建设福利国家成了各国的首要任务。这异于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出现之初的仅仅通过限制国家权利来保障公民权利的做法，这是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的转变。此外，“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宪***理念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府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经济运行层面，并担当起了克服市场缺陷的‘救世主’角色”[1]。这种做法有其积极性。
（二）社会主义国家
首先，我国宪法规定大量的经济内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典型便是公有制经济，只有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可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举足轻重，于是在宪法中规定经济内容的做法也就顺理成章。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一向排斥“私”的观念。排斥“私人”性质的东西，结果是公法领域的扩大，从而使原本属于“私人”性质的经济也被纳入公法的范围加以规定。
再次，张知本先生在《大战后（指“一战”。笔者注）世界宪法之新趋势》一文中指出，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改良主义之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两种趋势[2]44，在论述“社会主义之宪法”时，作者归纳了“权力机关之统一、无产阶级专***、私有财产一部分没收、拥护工农利益”等特点。作者指出：“苏俄虽为无产阶级专***之国家，应以工人利益为前提，但……无产阶级如欲完成社会主义***，自非以农民为同盟者不为功。”[2]52由此不难揣摩出：建国后我国一穷二白，而***权基础又是工农联盟，因此，很难说我国宪法中规定经济内容、重视经济发展不是部分出于对“工农利益”之考虑。
最后，有一点值得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体是“以经济为基础而非以***治为基础，……人被认为***治动物，而非经济动物。”[3]380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此，***治和***体只是手段，正如《现代宪法新论》一书中所说：“须知******和苏维埃都不过是一种手段，而目标才给手段以意义。”[3]385
（三）中国国情
一是观念的产物。建国以来，“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的观念流传甚远，妇孺皆知。这种观念认为，宪法“要规定方方面面的重要事情”[4]，而经济显然是“方方面面”里的重要部分。可见，此观念的盛行是我国宪法规定经济内容的一个原因。
二是对宪***价值的“误读”。俞荣根先生在为《宪***文化与近代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近代中国，无论是宪法，还是宪***，都是继受西方的。……受传统儒学文化道器说、体用说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价值观。从急于摆脱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的角度来说，这确属合乎情理的选择，然而，从宪***的原生和核心价值上论，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离。”[5]
三是对宪法属性的认识。在对宪法所下的定义中，欧美学者受历史和文化发展传统的影响，大多“着重从法律特征上揭示宪法的构成要素……”[6]35而在中国学者的宪法概念中，“宪法的阶级属性和根本法属性非常突出”[7]33于是，“在中国学者所构筑的宪法学体系中，国家制度的内容一直占比较大的篇幅……”[6]33经济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会在中国宪法中大篇幅地存在。
二、宪法中规定经济内容的利弊分析
（一）宪法中规定经济内容的弊端
一是宪法的频繁修改。纵观我国历次宪法修改，其经济内容的修改占很大比重。换言之，宪法中规定经济内容，很大的一个弊端是带来频繁的宪法修改。尽管建国以来历次对宪法的修正或修改，都适应客观情况的需要，是值得赞同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如此频繁的修改，会影响人民心中的宪法信仰的确立和法律的稳定性价值。
二是制约私法的发展。商品经济是私法产生和发展完善的土壤。我国私法的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前一直磕磕绊绊，甚至民法典的制定也几度夭折。这除了与我国长期以来秉持“大经济法”的观念、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关外，还同我国宪法中规定了经济内容的做法有关。宪法囊括和安排了太多的经济内容，留给市民社会自主安排经济内容便相对减少，私法发展的空间、舞台较狭小，私法的自主发展受到限制。
（二）观念的更正
我国很多学者对宪法规定经济内容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这背离了宪法的本质，不利于宪法的稳定。对此，笔者不能苟同。
那种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经济内容，从而忽视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保护”的看法，实则是用西方的宪法概念依葫芦画瓢于中国，而忽视了中国自己的语境。诚然，由于西方国家的宪法产生于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资产阶级***，因此，其宪法的主旨便是限制国家权力而保护公民权利。新中国的宪法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初期，其目的是为了“确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和基本经验，同时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继续进行。”[8]51因此，其重心便不再是“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保护”，而是国家制度尤其是国家经济制度的设计。
也有人认为，宪法对经济内容的规定影响了宪法的稳定性。首先，按照刘一纯先生的观点，“宪法产生的条件中已经蕴涵了稳定性，宪法的稳定性从宪法产生所需的条件哪里就获得了先天性的基础和能够继续存在的理由。”[9]13因此，我国宪法之经常修改而显得并不那么稳定，不是因为或者不仅仅是因为宪法规定了经济内容，而是有其内在的“先天性基础”的不足，比如对事物认识的不准确便匆忙下定论，这尤其表现在我们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的认识上。因此，与其说历次修宪所导致的宪法的极不稳定是由于宪法规定了经济内容，不如说是由于我们对宪法的经济内容的认识不科学而需要及时纠正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
三、宪法与民法的关系：经济领域中的考量
过去的学者要么是从历史的角度，要么是从纯理论演绎的角度对宪法和民法的关系进行考察，其都有失中国的语境这一客观而陷入了西方宪法的语境樊篱中。为此，为避免这种逻辑和事实、历史和当前、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的混沌不分，笔者在我国宪法和民法的经济内容领域考察两者的关系。
根据沈宗灵先生的考察比较，在中国宪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当代中国的首创性的制度。”[10]39而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的第四章直接以“经济***策”为章名而涉及较多的经济内容。建国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除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自主和企业自主。可以说，那时的经济生活，大多由公法（包括宪法）来调整，而民法的意义和作用被忽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我国的民事立法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阶段显得举步维艰。
鉴于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在经过“***”的十年***之后，经过了为期两年的理论准备，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自此之后，民法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得到重视。与此相伴的是，公权力在经济生活中逐渐淡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权意识逐步提高，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在我国的经济领域，公法、私法、社会法三者都对经济领域进行调节：公法比如宪法，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宏观上起指导作用，私法制度的设置，不能违背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私法则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经济交易关系；社会法则调整公共经济关系，弥补了私法调整的不足，进而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平，保证经济发展的公平环境。尤其应该得到重视的是，一旦国家进入民事领域，就应该遵循私法规范。此外，我国宪法规定了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无疑为民法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我国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写到：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以此规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这是宪法组织职能的一种体现。《民法通则》第1条和物权法第1条都有“根据宪法”的内容，这并不说明民法是对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具体化，而仅说明民法对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任务的一种重申和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一种尊重。事实上，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没必要也不可能通过民法加以具体化。宪法的规定是约束国家的，而民法的规定是针对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的；在经济领域，民法与宪法是配合的关系，民法不是宪法的附庸和“执行者”，民法具有相对***性。
总之，在时下的中国，众所周知，公法的发展差强人意，而私法的发展有很大的空间。此外，“单凭私法并不能为私人自治空间提供足够坚固的城堡，市民社会的自由和繁荣必须由强大的国家来捍卫[11]145。为此，我们要反对“公法优位”和“私法优位”，同时兼顾“强国家与强社会”，同时发展公法与私法，而不能仅仅因为体制改革前公权力的过分强大（此种过分强大恰恰是公法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忽略公法的建设。换言之，在我国，宪法与民法共同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整，民法有其***性；两者的发展应并行不悖，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偏废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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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经济论文篇（10）
一国的现代化有赖于***治、经济、科技、文化诸领域的协同演进。宪法不但应成为社会变迁阶段性成果的确认手段，而且要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我国多次通过修正案对现行宪法进行部分修订。修宪目的之一，是使宪法中***策性条款适应并促进社会的发展。诚然，宪法修改顺应了社会变迁对宪法文本协同性的需求，暂时缓解了宪法规范在社会变迁中的滞后状况，但频繁修宪对宪法制度的稳定性与权威性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宪法的公信力，影响了宪法的指引性与预测性。如何消除宪法***策性条款变更的弊端成了我国宪法变迁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组成部分，之所以占如此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突出宪法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利于在宪法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其次，苏俄宪法的首因效应，苏俄宪法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因独创宪法的地位及苏联的影响，其结构体例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又次，我国现行宪法规定较多经济内容是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自改革开放起，我国就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为彰显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需要增加相应条文，同时当时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民商法部门与经济法部门亟待建设。所以宪法中规定许多应该由两部门法中规定内容。与此同时，经济制度中的***策性条款也是***策性条款最集中变动最频繁的区域，为历次修宪的重点，占修改条文的大部分，甚至曾出现了“修正案修正修正案”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我国的改革成果迫切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体现，旧有宪法条文内容不适于现今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也在于现行宪法调整了一些不具根本性地位且完全可以由普通法律规范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在经济制度内容表述过于细化，缺少涵盖性，无法适应社会变迁的需求。非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没有***的篇章来规定经济制度各层次内容，只是规定了基于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内容，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大多单独在宪法采取专辟章节以一定数目的条文来规定本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在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中。此情况被归结为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公开的、彻底的、全面的优越性，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没有此设计的原因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隐蔽的、曲折的、虚伪的性质。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理论发展就在于从围绕宪法意识形态性论证到专业性研究，摒弃了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观点。“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不同的内容”现行宪法经济制度的***策实现形式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立足于静态解释过去与现实存在，而没有考虑到国家经济形势与经济体制的变化，不是着力于未来发展，其条款同部门法的内容交叉重复，不利于法律体系的和谐运行。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宪法中经济制度设计适应和保障了所在国经济的发展，并维持长期稳定，而社会主义宪法中经济制度或者随着经济环境变化的屡次修订，难以达到制宪者预期目的。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经济制度规定的和覆盖范围大小是评定社会主义宪法同资本主义宪法的主要标准?这两种体例安排哪种更适于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呢?经济制度规定全面未必就胜于规定最基本理念。如果要全面涵盖经济制度的主要层面，宪法中十余条的容量根本无法涵盖经济制度的诸多领域。如果从保障宪法稳定的角度考虑，保留基本所有制，就可以体现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说:“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作法。”只要可以发展生产力，满足实践需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外国的法律制度就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加以利用。不同的社会制度间是可以实现法律移植的，这已经成为法学界的基本共识。过去所认为西方宪法的经济制度设置的隐蔽性、曲折性、虚伪性，是否也可认为是一种旨在使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的立法技术呢?***思想，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立宪技术与制度架构对经济制度的内容进行调整，是宪法变迁的应由路径。
结合我国法律体系，或可采取将宪法经济制度与经济法典的统一的模式选择。即删减宪法经济制度条款规定，编订经济法典来体现宪法经济制度的具体功能，作为元***策的所有制与基本经济体制应该以适当形式入宪，而基本决策和重要的部门决策可通过制定民商法与经济法类法律性文件来实现。作为事实上的法律体系中基本法律部门的经济法至今尚无基本的法典及通则类法律。经济制度在宪法中分离，与经济法基本理念的融合是经济法部门与宪法部门一种双赢的结果。
作者：黄刚 单位：中国***法大学法学院
宪法经济论文篇（11）
宪法对经济内容进行规定，我国并非“始作俑者”，其他国家的宪法早有对经济制度的规定。从规定经济制度的内容来看，可以分成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规定经济内容，主要是为了限制封建经济以发展资本主义、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而最终促进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经济内容，主要是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和分配制度。我国宪法对经济内容的规定主要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策等。
一、宪法规定经济内容的可能性因素分析
（一）时代因素
宪法的内容是时代的反应。早期资产阶级宪法是争取民主的结果，其主要内容是在***治领域中规范公权力而对经济内容的规定少之又少甚至发生缺位。根据林纪东先生的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团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成为宪法制定的思想基础（比较宪法序言，民国69年元24日）；之前的个人主义，带来了贫富悬殊、少数人过于自由等社会问题。此种社会背景的转变，使得发展经济、建设福利国家成了各国的首要任务。这异于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出现之初的仅仅通过限制国家权利来保障公民权利的做法，这是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的转变。WWw.133229.CoM此外，“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宪***理念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府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经济运行层面，并担当起了克服市场缺陷的‘救世主’角色”[1]。这种做法有其积极性。
（二）社会主义国家
首先，我国宪法规定大量的经济内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典型便是公有制经济，只有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可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举足轻重，于是在宪法中规定经济内容的做法也就顺理成章。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一向排斥“私”的观念。排斥“私人”性质的东西，结果是公法领域的扩大，从而使原本属于“私人”性质的经济也被纳入公法的范围加以规定。
再次，张知本先生在《大战后（指“一战”。笔者注）世界宪法之新趋势》一文中指出，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改良主义之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两种趋势[2]44，在论述“社会主义之宪法”时，作者归纳了“权力机关之统一、无产阶级专***、私有财产一部分没收、拥护工农利益”等特点。作者指出：“苏俄虽为无产阶级专***之国家，应以工人利益为前提，但……无产阶级如欲完成社会主义***，自非以农民为同盟者不为功。”[2]52由此不难揣摩出：建国后我国一穷二白，而***权基础又是工农联盟，因此，很难说我国宪法中规定经济内容、重视经济发展不是部分出于对“工农利益”之考虑。
最后，有一点值得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体是“以经济为基础而非以***治为基础，……人被认为***治动物，而非经济动物。”[3]380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此，***治和***体只是手段，正如《现代宪法新论》一书中所说：“须知******和苏维埃都不过是一种手段，而目标才给手段以意义。”[3]385
（三）中国国情
一是观念的产物。建国以来，“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的观念流传甚远，妇孺皆知。这种观念认为，宪法“要规定方方面面的重要事情”[4]，而经济显然是“方方面面”里的重要部分。可见，此观念的盛行是我国宪法规定经济内容的一个原因。
二是对宪***价值的“误读”。俞荣根先生在为《宪***文化与近代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近代中国，无论是宪法，还是宪***，都是继受西方的。……受传统儒学文化道器说、体用说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价值观。从急于摆脱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的角度来说，这确属合乎情理的选择，然而，从宪***的原生和核心价值上论，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离。”[5]
三是对宪法属性的认识。在对宪法所下的定义中，欧美学者受历史和文化发展传统的影响，大多“着重从法律特征上揭示宪法的构成要素……”[6]35而在中国学者的宪法概念中，“宪法的阶级属性和根本法属性非常突出”[7]33于是，“在中国学者所构筑的宪法学体系中，国家制度的内容一直占比较大的篇幅……”[6]33经济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会在中国宪法中大篇幅地存在。
二、宪法中规定经济内容的利弊分析
（一）宪法中规定经济内容的弊端
一是宪法的频繁修改。纵观我国历次宪法修改，其经济内容的修改占很大比重。换言之，宪法中规定经济内容，很大的一个弊端是带来频繁的宪法修改。尽管建国以来历次对宪法的修正或修改，都适应客观情况的需要，是值得赞同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如此频繁的修改，会影响人民心中的宪法信仰的确立和法律的稳定性价值。
二是制约私法的发展。商品经济是私法产生和发展完善的土壤。我国私法的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前一直磕磕绊绊，甚至民法典的制定也几度夭折。这除了与我国长期以来秉持“大经济法”的观念、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关外，还同我国宪法中规定了经济内容的做法有关。宪法囊括和安排了太多的经济内容，留给市民社会自主安排经济内容便相对减少，私法发展的空间、舞台较狭小，私法的自主发展受到限制。
（二）观念的更正
我国很多学者对宪法规定经济内容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这背离了宪法的本质，不利于宪法的稳定。对此，笔者不能苟同。
那种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经济内容，从而忽视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保护”的看法，实则是用西方的宪法概念依葫芦画瓢于中国，而忽视了中国自己的语境。诚然，由于西方国家的宪法产生于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资产阶级***，因此，其宪法的主旨便是限制国家权力而保护公民权利。新中国的宪法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初期，其目的是为了“确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和基本经验，同时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继续进行。”[8]51因此，其重心便不再是“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保护”，而是国家制度尤其是国家经济制度的设计。
也有人认为，宪法对经济内容的规定影响了宪法的稳定性。首先，按照刘一纯先生的观点，“宪法产生的条件中已经蕴涵了稳定性，宪法的稳定性从宪法产生所需的条件哪里就获得了先天性的基础和能够继续存在的理由。”[9]13因此，我国宪法之经常修改而显得并不那么稳定，不是因为或者不仅仅是因为宪法规定了经济内容，而是有其内在的“先天性基础”的不足，比如对事物认识的不准确便匆忙下定论，这尤其表现在我们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的认识上。因此，与其说历次修宪所导致的宪法的极不稳定是由于宪法规定了经济内容，不如说是由于我们对宪法的经济内容的认识不科学而需要及时纠正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
三、宪法与民法的关系：经济领域中的考量
过去的学者要么是从历史的角度，要么是从纯理论演绎的角度对宪法和民法的关系进行考察，其都有失中国的语境这一客观而陷入了西方宪法的语境樊篱中。为此，为避免这种逻辑和事实、历史和当前、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的混沌不分，笔者在我国宪法和民法的经济内容领域考察两者的关系。
根据沈宗灵先生的考察比较，在中国宪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当代中国的首创性的制度。”[10]39而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的第四章直接以“经济***策”为章名而涉及较多的经济内容。建国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除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自主和企业自主。可以说，那时的经济生活，大多由公法（包括宪法）来调整，而民法的意义和作用被忽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我国的民事立法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阶段显得举步维艰。
鉴于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在经过“***”的十年***之后，经过了为期两年的理论准备，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自此之后，民法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得到重视。与此相伴的是，公权力在经济生活中逐渐淡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权意识逐步提高，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在我国的经济领域，公法、私法、社会法三者都对经济领域进行调节：公法比如宪法，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宏观上起指导作用，私法制度的设置，不能违背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私法则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经济交易关系；社会法则调整公共经济关系，弥补了私法调整的不足，进而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平，保证经济发展的公平环境。尤其应该得到重视的是，一旦国家进入民事领域，就应该遵循私法规范。此外，我国宪法规定了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无疑为民法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我国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写到：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以此规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这是宪法组织职能的一种体现。《民法通则》第1条和物权法第1条都有“根据宪法”的内容，这并不说明民法是对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具体化，而仅说明民法对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任务的一种重申和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一种尊重。事实上，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没必要也不可能通过民法加以具体化。宪法的规定是约束国家的，而民法的规定是针对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的；在经济领域，民法与宪法是配合的关系，民法不是宪法的附庸和“执行者”，民法具有相对***性。
总之，在时下的中国，众所周知，公法的发展差强人意，而私法的发展有很大的空间。此外，“单凭私法并不能为私人自治空间提供足够坚固的城堡，市民社会的自由和繁荣必须由强大的国家来捍卫[11]145。为此，我们要反对“公法优位”和“私法优位”，同时兼顾“强国家与强社会”，同时发展公法与私法，而不能仅仅因为体制改革前公权力的过分强大（此种过分强大恰恰是公法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忽略公法的建设。换言之，在我国，宪法与民法共同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整，民法有其***性；两者的发展应并行不悖，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偏废其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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