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文化景观遗产论文例1
巴音布鲁克草原，距库尔勒市636公里，位于和静县西北，伊犁谷底东南，中部天山南麓，海拔约2500米，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牧场。巴音布鲁克草原居住着蒙、汉、藏、哈等9个民族，民族风情灿烂多彩，一年一度的草原那达慕盛会，赛马、射箭等比赛活动更让游人流连忘返。
著名的天鹅湖就坐落在草原上，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府约60公里的巴音乡西南部。天鹅湖实际上是由众多相互串联的小湖组成的大面积沼泽地，这是全国第一个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水草丰茂,气候湿爽，风光旖旎。鸟类有128种,隶属14目30科80余属，其中雀形目53种，非雀形目75种；繁殖鸟95种，占74%.其中留鸟34种，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是鸟类繁殖和度夏的栖息地。兽类有20余种，其中，两栖类2种，鱼类5种。其中属国家Ⅰ类保护的有8种，如雪豹、黑鹳、金雕、白肩雕等，Ⅱ级保护的有25种，如天鹅、盘羊、雪鸡等。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区内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班禅沟，原名叫茶汗乌苏郭勒,意为白水沟，山清水秀，牧草如茵，是和静县巩乃斯乡最美丽的一块夏牧场。巩乃斯草原地势起伏较大，山地草原与河谷草原并存，春、夏、秋、冬四季牧场齐备，其间河湖泉涧、野果山花、珍禽异兽不胜其数。
二、分析方法
SWOT分析法，即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挑战（Threats）从整体上看，SWOT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SW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第二部分为OT，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以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并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运用SWOT法系统分析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找出其优、劣势,发现其外部机遇和挑战，以有助于确定在申遗过程中如何发挥优势，转化劣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提高申遗的成功率。
三、结果
1.优势。独特的历史文化：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拥有清朝乾隆时期蒙古族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落万里迢迢东归祖国的所带来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本身所一直信仰的宗教——喇嘛教。每年七月举行的东归那达慕艺术节更是巴音布鲁克草原的一大盛事，这一节日源自于土尔扈特人的传统节日塔格楞节。这一点是符合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中的“明确划定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其体现此类区域的基本而具有独特文化因素”的条件的。
有机进化的景观：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坐落于草原上的著名的天鹅湖保护区是***三大部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大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拥有鸟类数百种，国家Ⅰ级、Ⅱ级保护动物33种。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是***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2.劣势。生态环境的恶化：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每年牛羊马等动物的粪便和草原上居民的过度放牧都严重破坏了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近些年来，疆内外诸多专家都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许多研究并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草原居民大部分居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来源都是源自于畜牧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因此诸多研究成果的实际实施效果是不尽人意的。
3.机遇。遗产旅游的兴起：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度假旅游等旅游形式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文化景观遗产地除了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展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外，而且还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令游人流连忘返。
***府重视程度的加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人们对于深厚隽永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普遍追求导致世界遗产旅游日益升温。世界遗产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日益显现,特别是当遗产价值被充分认识、知名度被提高后，可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巴音布鲁克大天鹅自然保护区，自1983年被确认为部级自然保护区后，国家和地方***府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整个巴音布鲁克区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
4.威胁。资金投入的保障要求低：遗产地的保护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自治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的下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在整个***处于中上等，但由于整体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城市建设的各方面都需要经济投入，因此用于开发遗产的经费十分有限。除了风景区本身的保护外，生态环境的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十分巨大。在缺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需要发展旅游经济作为保护资金的补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难免出现开发性破坏。
旅游基础设施的缺少及可进入性差：世界遗产地的申报对景区内的基础设施有一定的要求。***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旅游基础设施普遍不够完备，旅游交通路线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整个***占地面积大，地域广阔，旅游景点分布较散，单个旅游景点之间距离太远，外加旅游交通的不便利。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旅游景区的申遗的道路。
保持原始风景的要求的工作不够：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在景观上应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现有的旅游接待设施十分陈旧，接待能力也十分有限。草原及周边上的居民为了致富自行修建了一些接待的宾馆和餐饮,其选址、建筑的风格、造型、色彩等均与风景区极不协调。由于兴建的盲目性导致风景区内景观混乱，严重影响了申遗道路的发展。
四、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保护与开发建议
1.在范围上划定保护区域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包括巴音布鲁克草原以及其中的天鹅湖自然保护区、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整个景区的保护应该划分为这三个***景区的保护。对于每一个***景区，应该按其功能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开发区。在核心区内严禁建设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建筑、设施等,车辆严禁进入;缓冲区内主要用于改善景观面貌，同样严禁建设接待型建筑;开发区应在***府的统一规划布局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建设接待建筑以满足公众对旅游“吃、住、购”的需求，但是建筑的风格、造型、体量、色彩、功能等应严格限制。
2.在环境上注重生态恢复和设施建设
在环境上亟待解决的就是生态问题，整个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需要解决的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畜牧区牛羊马的过度放牧导致的自然生态系统无法自我调节的粪便等的污染物以及巩乃斯林区旅游旺季可能出现的接待游客过多导致的生活垃圾污染物。因此，要做好生态恢复，就必须要有合理的规划与当地居民的保护自我生态环境的意识相结合。
3.在景观上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
在景观建设上应分别采取保存和控制等保护整治措施。保存即保持原貌，对待核心景区应绝对保护，如实反映真实的历史遗存及自然风光；设置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对区内的新建建筑应进行风貌控制，使其在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核心保护区的传统建筑及自然风光相协调。
4.在管理上高效一致
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和破坏文化景观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结语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道路任重而道远，需要这一代甚至是下一代***人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希望能够按照申遗的条件通过对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早日达到成功申遗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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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遗产论文例2
Abstract：In order to put forward the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protection’s innovative development，1st annual high-level forum for urbanology especially set up the sub-forum for this academic field．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attending the forum discussed several topics about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in depth，for example, the protection and ***istration of Westlake after it’s joining i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nd some issues on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i.e．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achievement and methods，research foundation，innovative development. Depending on common view of specialists，the forum passed Hangzhou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attempted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agreement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high-level forum for urbanology；historical heritage；cultural landscape；***istration；development
中***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11-12（4）
2011年6月25日，在巴黎召开的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杭州西湖自此成为中国第41处“世界遗产”。以西湖申遗成功为契机，为了更好地探讨和总结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经验。9月24日至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社、求是《小康》杂志社和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共同主办的“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在杭州召开，其中，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分论坛聚焦西湖文化景观，就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审议并通过了《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杭州宣言》，向全世界各城市发出加强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研究与保护的倡议。
1对于杭州西湖成功登录《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录》，与会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
城市文化景观遗产是“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是静态历史与活态文化的复合体，具有极高的文化、美学和社会价值。保护城市文化景观遗产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城市发展要避免“千城一面”，就要有自己的名片，西湖就是杭州最为靓丽的一张名片。西湖文化景观已经成为杭州城市文化景观保护最重要的环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WHC）代表、文化部项目专家龙凡欧（Ron Van Oers）博士认为，西湖的文化景观不仅仅是文化遗产，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杭州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得很好，能够让国内外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把西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实体。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韩锋教授认为，杭州西湖能够顺利登录世界文化景观不是一个简单的登录，这是中国第一个自己提名文化景观遗产并且顺利登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中国在文化景观领域首次主动为世界遗产作出的贡献，也说明了中国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领域跟国际上的认知有了共识，同时中国的文化景观价值被国际的价值体系、世界遗产价值体系所认可。
马耳他历史城镇科学委员会***雷蒙德・邦丁（RaymondBondin）认为，西湖文化景观非常美丽，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综合方式来规划人文和自然两种景观，将人造景观和自然景观绝佳地结合起来，展示了人们如何能够从人造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结合中受益。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耀华教授认为，对西湖作为文化景观遗产的特点要有充分的认识。西湖是文化景观里面的集大成者，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是经典中的经典。
北京公园管理处高大伟副主任认为，西湖申遗成功在于它的文化内涵，西湖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与西湖有关的诗词、楹联都是这种文化的表征。通过西湖文化景观的展示，能够读懂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主流意识。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赵中枢认为，西湖的灵魂是文化，作为中国第41个世界遗产地，是《世界遗产名录》中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提出的以文化景观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申遗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山水观和美学观，其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宣传东方文化的普遍意义。
2专家们对“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提法表示认可，并对其概念和特征进行了探讨
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作为新型的世界遗产类别，突破了以往文化遗产的范畴,以更具生机的要素融合、更为复杂的文化内涵，在更大尺度的自然地理环境背景中拓展和延伸。相对其他文化遗产，其保护范围更广、涉及领域更多、保护难度更大，各级***府和全社会应给予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龙凡欧认为，应该在更大的历史区域内考虑城市文化景观，城市文化景观可以是一个博物馆或纪念碑，但更多的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看到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城市文化景观保护不仅在于遗址本身，还在于遗址周围的环境及遗址的文化价值观。
北京大学陈耀华认为，文化景观有别于一般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其他文化遗产更多的关注遗产本身以及所处环境，但文化景观更多会关注文化和资源之间相互以及动态的关系。城市文化景观有点状景观和面状景观的区分，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是面状景观，面积范围很大，城市在里面，而西湖只是城市里面一个点。作为“点景观”的西湖跟世界上其他文化相比，西湖的价值非常浓缩、非常经典，城市是面，共生共荣。
同济大学韩锋认为，城市文化景观的新提法是联合国城市景观建议的组成部分。城市景观研究已经打破了原来历史街区、历史名城的空间限定，探讨以文化景观的方法破解城市中自然和文化的基因编码，在新的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历史遗产，并且用于我们的新城发展，使我们的城市基因能够得到全面地延伸和拓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的最新宗旨。
马耳他雷蒙德・邦丁认为，我们应该重视整体的文化景观，不能只关注一个地点或者一个博物馆，而无视景观周围的环境。我们应该合理看待城市遗产，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保护的仅仅是历史部分，或者重新建造另外一个全新的部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认为，城市文化景观与其他遗产在定义上的区别在于文化景观更多关注自然与人文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过程，更加注重动态性与和谐性。
3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必须要提升遗产保护意识，注重遗产整体保护
文化景观是人类生活与自然山水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整体性。我们必须坚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文化景观保护，确立“保护第一、应保尽保”的理念，对文化景观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以有效维护文化景观的历史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文化的可识别性。
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陈文锦认为，西湖申遗成功之后，我们首先要将保护理念贯彻到底。从文化景观的角度来考虑，这次申遗文本把西湖归纳为六大景观要素，西湖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从六大景观要素整体上来考虑问题，建立一些总的控制原则，比如整个60平方公里应该计算出最高的容积率、最高的建筑面积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肯・泰勒（Ken Taylor）教授认为，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专业遗产保护人士和其他不同领域的人都能够参与其中，让市民、专家、***府等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因此，最终需要有价值观的引领，确保实现文化的多元化。杭州的城市文化景观融合了公众的文化，需要大家作出共同的努力，才能保护这种遗产。对西湖来说，首先是要维护西湖的特征，同时要让游客和本地居民参与其中。
浙江大学原***副书记、浙江大学亚太休闲研究中心主任庞学铨教授认为，要根据文化景观的特性来确定西湖景观的保护原则。对于西湖文化景观的保护，一方面要遵守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保护整个景观的空间环境和历史规模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持景观的历史性空间和审美特征以及它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要突出人和景观的互动，在不断挖掘景观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的同时注入活的文化内容。
北京公园管理处高大伟认为，保护城市文化景观主要应保护城市独特的地理特质和生物学特性。城市的地质地貌决定了城市的文化走向，以园林和风景区这样的保护形态把这些地质地貌保护下来，对于一个城市文化景观的维护非常重要。很多城市的市树和市花就是这个城市文化景观生物学特征的一个反映。
开封市文物局梁志超局长以开封市近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为案例，指出目前开封市已经将开封老城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大景区来规划和保护，相继启动了六个大型保护工程，形成了宋代文化旅游长廊，展现了北宋都城的水城特色。
杭州市***协文史委原副主任王其煌认为，要确立全民保护的理念，加强对文化景观意义的宣传。西湖申遗成功以后，媒体做了很多宣传，但是主要着重于西湖的景观，对西湖的文化价值宣传不够。要认识到保护西湖文化景观不仅仅是西湖名胜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不能把担子都压给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4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强调活态遗产保护，构建可持续的遗产规划体系
文化景观既是静态的历史物证，又是活态的历史延续。人的生活是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灵魂”，只有注入人的生活，文化景观才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需要编制专项规划、实施科学保护。要把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控制、整治、保护、利用、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系统综合、有序推进，建立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和控制区，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规划保护体系。
北京大学陈耀华认为，要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和建设杭州文化景观遗产系统。这个系统论包括空间、时间和要素的系统性。研究杭州文化景观遗产，我们不仅仅要想到西湖，还要在空间上向大杭州拓展，构筑一个由大杭州到杭州市区再到下面各个点构成的整个杭州文化景观遗产系统。在这个基础上有助于我们建立区域遗产保护的资源观、保护观和利用观，从而更好地保护文化景观遗产。西湖文化景观在体现浓缩和经典的同时，也增加了保护的困难性，可以考虑建立杭州的城市绿道①系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龙凡欧认为，在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方面，我们需要首先确定能够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明确哪些是重要的遗产及其面临的威胁，并且结合城市的发展规划，将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在发展的同时实现保护。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认为，城市不是博物馆，不能按照博物馆的方式保护城市，保护历史不是回到历史。要用文化景观的概念方法破解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与难题。文物古迹保护与社会生活协调一致，未来的发展不能改变有形遗产的无形价值。
王其煌提出，西湖文化景观保护要健全组织管理。申请世界遗产有两个前提，一是完整性、真实性，二是要有保护的组织、资金和法规。建议在组织管理上能够建立直接对市***府负责的管理机构、检测机构、监督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西湖文化景观要素里有一个“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格局，杭州的城市规划今后一定要把城湖格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5推动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要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交流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是一项崭新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要建立专业研究培训机构，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加强专业教育、职业培训，建立国内外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研究机构、管理机构的交流机制，共同提高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水平。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保护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议十分重要，文化和遗产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建议涉及诸多方面，包括定义、本体认知、价值评估、影响研究、行动计划很多方面值得各方长期关注。
同济大学韩锋认为，城市文化景观保护与传统文化景观遗产相比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相关机构可以考虑设立一些基本的研究基金、研究项目，来推动文化景观领域的示范性研究。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在城市文化景观研究领域已经起步，如果给予持续的关注，相信今后可以做得更好。
北京公园管理处高大伟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比的方法对于城市文化景观保护十分重要。杭州可以考虑结合南京和巴黎的案例，对城市的大树和行道树进行有效的规划，制定十年乃至百年的养护管理计划。
6重视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内在价值，探索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模式
城市文化景观保护必须处理好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在老城区地域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利用老建筑、老厂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发展模式。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不仅能够为相关创意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而且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历史文化还可以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基本的创意素材。
马耳他雷蒙德・邦丁认为，我们应该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将城市文化景观遗产视为一种金融性资源，而不是财***的负担。要深入挖掘城市景观的文化内涵，并对它们进行投资。比如在发展旅游业时，由相关人士以及所有的利益方参与编制现实可行的管理计划，以此推动城市与文化景观遗产的和谐相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龙凡欧认为，世界遗产委员会非常关注城市发展与城市化问题，世界遗产中心正在制定新的指导方针，来平衡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被视为重要的资源，我们既要重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也要提高文化遗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以文化产业为例，这是一个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已经吸引了许多城市大量的投资。
最后，在审阅并讨论《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杭州宣言》的基础上，各位专家着重就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提出了诚恳的建议，并达成了多项共识：第一，将“还湖于民、保护第一”的理念贯彻到底，对申遗文本中提出的西湖自然山水、城湖空间特征、两堤三岛景观格局、“西湖十景”题名景观、西湖文化史迹、特色植物景观等六大景观要整体保护，并且用制度确保保障措施落实到位。第二，突出文化保护特色，强调活态景观保护，维护西湖的传统文化特质，尤其是其独具中国特色的山水文化景观。第三，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实现人与景观的互动，让游客与本地居民都参与到遗产保护的活动之中。第四，综合研究、合理利用西湖文化景观资源，建立区域性的遗产资源观，通过构建城市绿道系统，实现城市景观发展从沿西湖到横跨钱塘江的跨越。第五，加强研究和交流，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做好西湖文化景观的研究工作。第六，推动传统文化模式创新发展，通过城市规划、管理对历史与文化景观遗产必要的干预，构建当代文化景观与历史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分论坛在国内率先提出“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引发了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2005年5月，“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提出《保护历史性城市景观宣言》②。2005年10月，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大会通过《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保护的西安宣言》，将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扩大到遗产周边环境以及环境所包含的一切历史的、社会的、精神的、习俗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活动③。2011年9月25日，《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杭州宣言》是对上述两个国际文件的继承和发展，宣言提出提升遗产保护意识、注重遗产整体保护、强调活态遗产保护、构建遗产规划体系、加强研究和交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等6个方面的倡议，认为对城市历史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从过去的自然环境、历史古迹保护转变为“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新阶段。
注释：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例3
都市工业遗产景观是城市中工业场地，遗址和遗产构成的工业景观或产业用地景观。城市文明中遗留了优秀而丰富的工业遗产，应该在发展进程中注重对工业遗产景观的保护与恢复，使旧工厂、旧仓库从历史的萧条走向新的繁荣。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保护工业遗产景观，通过改造与利用工业遗产使其不但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现，而且增强了公众对工业遗产的认识与理解。
在通过制定保护规划、推动产业转型与重塑地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实践中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逐渐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如德国杜伊斯堡与美国纽约苏荷区，在景观有机更新理念的指导下由传统工业集中区演化成为全球闻名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持续发挥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与旅游价值。再如引导世界工业***的英国，其铁桥谷工业旧址区域形成一个由7个纪念地和博物馆、285个保护性工业建筑组成，占地面积达10平方公里的工业景观遗址区，每年吸引了超过30万的参观者光顾。正如欧洲百年前所经历工业***的繁荣，在尊重历史的理念中又迎来了工业遗产的二次文明，创造了具有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的都市新景观。
1.尊重景观发展过程的可持续性
城市景观建设应该是尊重城市遗产，尊重城市历史与尊重景观演化的发展过程。工业遗产地的景观演化过程是城市自然更新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对都市工业遗产景观的介入应该是恢复其发展过程，恢复其功能属性的介入过程。 作为人类所创造并需要长久保存和广泛交流的文明成果，我们已认识到工业遗产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工业遗产视作珍贵的文化传承，是培植社会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发展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承载体，是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都市工业遗产景观应坚持在“还原”概念下重现工业场地的城市记忆，其景观设计的核心理念是重塑人与工业遗产间的关系。因为城市中的工业遗产景观承载了城市历史性的物质载体与人的精神回忆。如我国上海的现代创意产业主要集聚于具有工业遗产属性的老工厂、旧仓库内，这一发展模式具有尊重城市景观发展演化的特征性。这些老厂房、旧仓库能将工业遗产景观与现代新兴产业融合。设计中在保留原来的框架结构、砖石墙体的基础上以现代艺术的设计手法将建筑设备、景观元素融入其中，将经典与时尚、历史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融入其中，为工业遗产景观的发展提供了具有保护性的外在环境。传统工业产业结构亦在现代设计的引导中转向创意产业发展，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工业遗产找到了延续文脉的承载。这一发展过程是在城市工业文明转向信息文明的交替中珍藏历史的物质遗存，是尊重历史景观的可持续演化。
2.景观引导产业功能的有机更新
工业遗产景观的存在为其功能从第一代传统工业集聚区转型为第二代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变革创造了可能。都市工业遗产在保护、利用和再生模式的转换中通过满足现代城市的产业发展需求实现功能的演化。如上海建于1912年，位于苏州河畔的“Creekart―苏河现代艺术馆”，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工业建筑遗产，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沉静后在2000年转换为新的艺术创作功能的新产业聚集区，实现了功能在景观更新过程中的有机转换。
工业遗产是场地、景观与文明的物质载体，是由物质形态与文化内涵共同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性的城市有机体。工业遗产景观的改造应尊重有机体的功能性，利用有机体的内在发展条件实现景观在功能基础上的转变。单纯从景观出发的设计是景观形式主义，不尊重场地、功能的景观改造将阻碍工业遗产作为要素发挥其潜在能力的作用性。
3.构建新都市文化景观的物质载体
对工业遗产景观的更新与建设应审视城市文明的发展，尊重文化、尊重文脉是任何城市发展所应遵循的原则，城市建设发展中的文明应归功于城市在建设实践过程中探索的、合规律的规划思想及在此理念下对这一普遍性价值的认同。工业遗产依附于工业遗址景观而具有可触摸的文化特征。从对工业遗产的定义中我们看到除包含工业活动所造建筑与结构、此类建筑与结构中所含工艺和工具外还包含了该场地内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表现。由此可见，工业遗产无论在时间、范围还是内容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从工业厂房到工业机械、从具有工业文明特征的公共游憩空间到充满文化符号性的建筑构件，从工业生产行为到工业文明传播，工业遗产的文化性藏于具象的景观与抽象的景观文明中。所以文化与历史是工业遗产景观的内核。一个城市景观的发展应该有明确的文化传承目标。保护工业遗产的历史文化就是保护城市中工业景观的灵魂，因为有历史的城市才会在历史中得到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的延续能力将是判断一个城市景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中保留了一批较丰富的近代工业遗址，且相当一部分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中后期，这些工业遗产景观的改造设计必须以在尊重旧文脉，建设新都市文化性景观的辨证关系中完成，通过从景观文化的角度切入，提出保护和开发工业文化景观遗产、实现充满可持续力的文化传承、构建城市新文明的规划方案，以此建设具有都市文化特征、彰显都市工业文明的城市景观。有机更新法则是目前工业遗产景观设计采用的主要设计理念，这一理念是在对工业遗产景观的改造中运用传承历史的、延续文化的、尊重自然的、保护生态的综合理念与设计方法进行的有机更新，这一理念追求在景观中现实自然与景观和谐的融合，现实景观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延续遗址的文脉，保护遗址的特色。如苏州运河遗址景观在规划中通过对遗址场地现状的研究，提取遗址中具有大量体现运河工业文化的景观元素，如较有代表性的工业仓储景观及部分重要的近代工业遗存，对其进行改造利用以实现其景观文明的延续。对工业遗址景观文化元素的尊重，通过渗人“文化”的概念使工业遗产焕发新的生机。在创造文化价值中实现景观价值，在景观形式转换中充分展示工业文明，发展基于工业遗址场地的城市新文化。3. 可参与性的工业遗产景观旅游发展价值
随着都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对工业遗产价值的重新认识，城市中工业遗产公园的建设逐渐热兴，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与保护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蕴涵了丰富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产无疑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潜力。
工业遗产文脉具有可感知性、可理解性与可参与性的三重体验效应。工业遗产旅游核心的内涵是游客在工业遗产景观中对工业场地的感受与对工业文明的感知。因此，在工业遗产景观规划中，应该强化感知与参与的设计观念，在规划中将体验过程渗入景观设计中，通过在行为中感知文化的策略为人群营造独特而有意义的工业旅游经历，使其在游览过程中获得感官参与性的文化认知。
发展可参与型的工业遗产旅游景观应当遵循 “还原”的开发原则，还原工业遗址中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包含对遗址、遗迹的恢复又包含对历史文脉等无形工业文化遗产的恢复，最大限度地展示工业发展历史的真实感和完整感。在尊重工业历史的前提下，以参与互动为主题，设计情景交融的体验式旅游景观，多元化感受工业的发展文明。国内在感知性与参与性工业遗产设计中最成功的范例是青岛啤酒博物馆的工业遗址设计，在该场所内啤酒生产车间的建筑、生产设备的设置与工作场景布置的设计以尊重历史原貌为原则，在体验过程中让游客感知啤酒生产过程的工业文明。
研究城市工业遗产景观在提升城市旅游经济中的应用可从多方位、多角度去寻找设计在经济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研究景观设计在提升旅游经济中的应用、对文化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新的发展思路，通过充分运用景观进一步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通过设计的手法将自然人文等特色元素融入到景区的每一个消费点，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大程度地刺激游客的消费欲望。这一研究同时对景观设计的方***研究也有积极作用。
4. 总结
都市工业遗产景观是一个相对***、以个体景观结构为基础依托的景观构成，由于工业遗产范围的广泛性与传统工业门类的多样性，就工业遗产景观自身体系而言有其内在复杂性与差异性，但作为具有上述功能特征与价值体现的都市景观元素，城市工业遗产景观本身的地块镶嵌格局在城市中形成了由一系列大小形态各异的景观斑块并构成相应的景观廊道，为其多重功能的发挥与多元价值的展现提供了可能。以现代都市景观与产业结构为基础、以历史文脉传承为底蕴，以多重价值为主要功能，城市中的工业遗产景观以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形态随城市发展而繁荣，随城市繁荣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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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遗产论文例4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第二次是工业***，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高潮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策”。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例5
中***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271-01
一、poet生态复合体与遗产地的关系
poet是社会生态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指在一定空间内将人口、组织、技术、环境四大要素整合在一起的地域共同体，亦称生态复合体。遗产地的景观设计应在生态复合体理论下的功能、人口、组织等多个角度进行评价。遗产区作为一个小的生态系统存在于大的组织结构之中，而如何在这个系统中做到poet生态复合体的四大要素之间的平衡和依存关系则是景观设计的基本要求。
二、poet下的遗产地景观设计评价方法
（一）人口：原真性
遗产地的自然风貌本身是与当地的人口以及民俗民风，民间技艺，文化情操等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遗产地形成的独特物证。遗产地不是死气沉沉的文物，它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仅是其本身的资源发展，也包括了与遗产地发展相关的人类在这个地区的活动、还有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等方面，既包含了遗产本身的，又包含了与之发展有关的人类。
遗产区原住民的存在则伴随了许多千年传世的神话爱情或鬼神的故事，而这些神话与人的生活习性或自然山川河流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这些故事同样是遗产地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进行景观设计的时候，可以充分的考虑这些涉及到自然景观的神话因素，突出景观主题思想，体现出遗产地的人文文化特色。
（二）环境：生态性
遗产地本身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有着其特有的历史脉络以及地形地貌、材料、技术等，所以我们在进行评价时需要从遗产地的生态可持续角度出发。在设计中尽量要保持好原有的生态林和保持好景观的原真性。所以我们在对一个遗产地进行设计时，必须要充分了解和考虑形成这个遗产地的历史过程，包括这个地区的生物、生态山水环境、自然气候、植物等问题，然后我们就需要从整体全面的设计角度对这个遗产地的自然属性进行全面研究，从现有的山、水、植被出发，在不破坏遗产地自然天生的美的前提下，充分体现遗产地的独特性和适应性。
（三）组织：整体性
在遗产地的景观设计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整个遗产地景区的组织考虑，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组织或单个元素的设计。这个整体的设计目标一定要明确清晰。遗产地的景观设计的目标是实现遗产区的整体生态系统的优化和体现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其次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打组织的平衡生态系统，遗产地的各个元素就必须把它的最好配置放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里面，全面去了解遗产地的整体功能布局和其服务设施情况。
（四）技术
1、自然美学性
技术是指人们认识、利用、改造环境的知识体系，而遗产地景观设计是要给人们带来美的视觉享受，只有结合了遗产地自身的自然美与人工的美才能真正的具有技术性。
遗产区景观设计突显了景观格局空间意义、和氛围，并且使不同的景观格局空间更加的具有其内在的特征，也在情感和艺术上更加的富有感染力，提高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人类作为审美性的主体，自然要使得人与景观产生感应和互相之家的情感交流。
自然景观在其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必然有其独特的造型，不论是雄、奇、险、秀等都被评为遗产地的重要依据。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恩赐所给予的。山间的峡谷溪流，风吹树叶，雨打磐石，林中鸟语，夜晚虫鸣等或激昂、欢快、喜悦、哀伤构成了一场有节奏和韵味的音乐会，游客们在这样的天籁之声中，尽情的畅游这人间仙境，感受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妙交响曲。
2、人工美学性
在遗产区景观设计中，人工造景对于营造出具有美感的遗产景观有着重要的作用，残缺设计是景观事物外在形象的不完美，如何通过残缺设计去挖掘这种美感，把遗产地的景观残缺变成具有美感的景观。
如果一颗好的，完整的树在那个地方，人们肯定会视而不见，但是如果说这棵树是断的或者是被砍掉一半的，那么效果肯定就完全不一样，有可能就是这一缺，才能吸引人的眼球。
峨眉山的景区中对于枯树、断树都是选择任其干枯，使其能够形成另一种独特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例6
中***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3-0034-07
一、引言
近十年来，源于欧洲文化背景的遗产保护原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多方关注与讨论。其中，对于《威尼斯》（1964）若干原则的质疑，对于《奈良原真性文件》（1994）的推崇，乃至《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和《北京文件》（2007）的出台，集中体现了中国学者针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虽然如此，国内的相关讨论仍然差强人意，尤“欠”对国外学界颇具分量的回应。但是无可讳言，翻译、推介工作的缺位，是导致我们鲜于感知此种国际学术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比利时学者威勒姆・德尔德（Willem Derde）《遗产及其文化边界：基于中国例证对西方范式的挑战》（下称“德尔德文”）一文中的思考与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切实地感知这种国际氛围。该文章出自欧洲学者之手，结合其对中国遗产的田野考察亲历，注重从文化背景的视角反思西方遗产范式。就其反思的内容而言，与2002年前后以杭州胡雪岩故居修复工程为标志的、国内遗产界对于《威尼斯》（1964）若干条款的中国适用性讨论的内容相似。另一方面，德尔德文的思考路径较之思考内容更加重要――从文化背景角度考量遗产价值与遗产保护方式，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本身的比较和原因的探究，我们或许能更加全面、深入地讨论遗产本身，进而为更准确地把握遗产价值开启另一扇大门。
二、德尔德文辑要
德尔德文指出，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处置文化遗存的知识框架，主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或欧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制定。虽然这些公约、和指南已在国际上获得通过和广泛认可，但它们的中立地位或全球普适性却明显受到中国处置其古迹（monuments）和遗产地（sites）的不同方式的挑战。通过审视这些差异，可从有关方面洞察这些国际标准和指南的文化内涵，理解它们在何种意义上由西方文化背景所决定。此番开篇，铺垫了全文质疑和挑战国际遗产文件理论框架的中国普适性的整体基调。
德尔德文中的中国遗产例证主要包括汉阳陵地下博物馆与南阙门工程、大雁塔与慈恩寺周边工程、大唐芙蓉园。在笔者看来，他对这些例证的认识和评价，既有理解，也有不解，既有曲解，也不乏误解。在总体上，借助上述几例，德尔德对当前全球处置文化遗存的知识框架提出若干质疑，并重点结合“就地”保存和《威尼斯》，指出其中既有借鉴欧洲经验的保护做法，又有令西方所费解的“重建”（实为落架大修），以及遗产与现代环境相融合的变通做法。在他看来，西安乃至中国诸多不同于西方的遗产事象和处置，由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所致，不过，二者发挥的实际作用却有主次之别，这种认识在文章结论部分得以凸显。他指出，“不该运用诸如经济变革等外部因素来解释遗产”，文化背景的差异才是中西方具有不同遗产处置方法的内在因素。基督教从最开始就“强调《圣经》的真实（truth）”，这是西方注重强调遗产物质原真性的根源。而“中国既不享有西方的文化背景，又不享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中国才能形成面对其过去与遗产的另一种态度”。有鉴于此，中欧之间实有必要展开一场真正的遗产对话，它将“促使我们深入思考遗产概念的本身”。
三、德尔德文简评
1.文章亮点与不足
亮点一，从逻辑角度提出“特设性解释”，突破将当前中国遗产保护中的问题完全归因于经济发展压力的观点。
德尔德文开篇即称，中国“拥有着延续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它们正“转变成为‘巨大的商机’”，人们也已认识到“旅游业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此，德尔德的强烈感受是，“近年来到访过中国的任何人，无法不被中国城镇和郊野旅游的‘历史转变’所震动”。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历史遗产日益增长的兴趣将被置于未来几年的***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议程当中”。业界通常也认为，经济快速发展的确已给中国遗产保护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压力。因此，德尔德的上述描述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不过，德尔德随后提出的“特设性解释”则切实地提示我们，二者的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直白，尤其是面对中西遗产差异时――假设西安例证中诸多中西遗产差异的“方式受到诸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或现代生活方式等外部因素的驱动，那么，该假设的问题在于，它依赖一种纯粹的特设性（ad hoc）解释。事实上，基于同样的假设，我们可以轻易地为其相反观点进行论辩：中国正经历着快速变革的时期，所以应给予保存原真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由于经济发展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必须有意识地脱离中西遗产差异受到经济等外部因素影响的思维惯性，而“特设性解释”的提出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掀开遗产保护利用工程之表面，究竟是什么因素内在地影响了中国的遗产保护态度和行为？
亮点二，指出西方遗产标准基于基督教文化，应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理解中国的遗产保护。
德尔德文的第8部分将中西遗产差异归结为文化处理（cultural approach）的不同。在西方，原真性的认识根源于基督教。“西方强调原真是其对自己的历史遗产持有不同态度的结果，这种结果通体反映出对于历史真实（historical truth）的探究，这种探究至少对一个领域极端重要，该领域在西方的，也即基督教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基督教从最开始强调《圣经》的真实（truth），就显示出与异教徒之谬误与无知的截然差别；对同样真实的探究，也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显示出基督教自身的截然决裂；对《圣经》真实的探究，也决定着从解释学到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建立，这些学科显示出世界在科学的真实与错误的概念之间的截然决裂。持续留存下来的，是对历史遗产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一种探究。因而我主张，同样的态度现在可见于西方对待其遗产的方式上。正是这种态度，驱使国际遗产团体教导全球应如何致力于遗产事宜。”
德尔德指出，“欧洲看重的是所发生的真实历史。因此，欧洲强调对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后来添加物’进行谨慎区分。建筑上的每块石头都被仔细检查和描述，任何部分均不能替换，除非有关乎建筑物存活的必要。如需替换，一切所为要依照同样的旧有技术。因此，建筑的历史被记录下来并展示给公众。修复什么、如何修复等决定，都要遵照建筑物自身的历史记录而做出。这也正是建筑物借取原真性并由此使之具有了保存价值。这种视遗产为“历史”的狭隘处理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其它方法。此番认识深刻揭示出欧洲对于遗产物质层次原真性的关注。不过，物质层次的原真性，只是遗产原真性的部分而非全部。
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试***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解释中西方的不同遗产态度，但其解释仅停留在遗产工程层面，并没有阐明中国遗产自身的内在逻辑。
通过上述两个亮点，德尔德清晰地勾勒出西方文化的一个内在逻辑，“欧洲看重的是所发生的真实历史”，而中国则不同。不过，他未能提出比肩于西方基督教与追寻《圣经》真实的、源于中国文化深层的原因――中国文化何以具有与欧洲不同的内在特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对于西安遗产例证的准确理解，曲解、不解和误解由此而生。
2.文章总体评价
近年来，中国遗产学者倡扬中国独特遗产理念的意识日趋强烈。在此背景下，《遗产及其文化边界》一文以其“西方学者-中国例证-中欧遗产差异和对话”的独特格局，使得对于“二战”后获得国际认可的遗产公约、或指南的全球普适性讨论有了来自除东方质疑之外的西方支点。这是德尔德文的外在意义。
当今中国，“保存原真的需要抵不过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改革带给遗产的冲击”，德尔德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虽如此，德尔德更多地旨在强调中西遗产思想与做法的诸多差异本质上源自内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非外因（如经济发展）。欧洲的遗产原真性密切受到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极为强调《圣经》真实的影响，这是德尔德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此文的内在意义之一。
或许，威勒姆・德尔德并非是提出上述观点的西方遗产学者第一人，但这并不影响此文的价值。在中国总结自身独特遗产思想意识迅速觉醒的今天，德尔德文可以视为对中国遗产意识提升的国际氛围营建。最后，文章立意高远，呼吁共同搭建中欧遗产平台、积极寻求遗产对话：“正是在这里，中欧之间应展开一场真正的对话，不同文化背景的伙伴平等地相聚一堂。正是这场对话，将真正地丰饶欧洲与中国，因为，它促使我们深入思考遗产概念本身。”
四、中西方不同遗产处置方法探因
1.经济快速发展――外因，非根本
毋庸讳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显著地影响到中国遗产保护的现状，“建设性”破坏事件的频频发生是这一过程的清晰写照。如果说大雁塔塔寺建筑群作为“新的、进行之中的城市发展项目的重心”，某种程度上还带有遗产工程迎合快速城市化进程并做出妥协的意味，那么，更甚者则有旧城改造中对文物建筑、历史中心或街区的拆旧建新，极端者如1992年济南老火车站被拆、2000年浙江定海古城被毁等等。而今，遗产地被假以旅游地产、文化经营或文化创意产业之名，用以刺激旅游、拉动地方GDP的遗产利用模式，如雨后春笋般见于各地实践。
类同于环境事业的“先污染、后治理”轨迹，中国遗产事业重蹈发达国家“先破坏、后保护”覆辙之势明显。由此，遗产保护压力持续增加。置身于如此社会背景之中，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当前中国遗产保护中的种种不良事象，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或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直接相关。以三峡大坝为代表的国家工程牵连出的遗产保护问题（并非首要，更非唯一），堪为中国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复杂关系的突出代表。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指出，要警惕风景名胜区的“人工化、商业化、现代化”（即“三化”）。他亦坦言，20世纪90年生在风景名胜区和遗产地的破坏事件，超过了建国后40年的总和。而今，“三化”问题在国内众多知名遗产地愈演愈烈，经济快速发展对中国遗产保护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德尔德文亦称：“国际遗产团体（community）似乎假设，中国处置遗产有着不同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少关注公认的国际标准，而且受制于遗产融入当代中国这种快速变化的环境。”
上述态势同样可见之于西方。1999年，吴良镛教授在《北京》中，以“大发展”和“大破坏”概括人类走过的20世纪。此言表明，发展对于环境、遗产的不良影响已是共识。回顾过去，以1954年埃及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神庙搬迁为标志，UNESCO世界遗产事业从起点上便与经济发展有着不解之缘，这多少昭示出未来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互相博弈的坎坷进程。近几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属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Dresden Elbe Valley），该文化遗产于2009年被UNESCO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详其端由，是为了缓解当地交通堵塞，要在河谷内建造一座长635米的桥梁。
既然中西方都存在类似情况，那么，将遗产处置与认识的中西差异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观点似乎并不恰当。德尔德也指出：“欧洲也有城市快速发展的诸多例证，为什么同样的现象却没有发生在欧洲？尽管城市快速发展或会威胁遗产遗迹的保存，但绝不会形成一场辩论来质疑遗产从业者保存原真的需要。事实上，显著迹象表明，上述问题还牵涉到国际遗产团体甚至尚未认识或提到的其它方面。”文末第8部分，德尔德进一步重申：“人们不该运用诸如经济变革等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来解释遗产。实际上，如果我们想理解遗产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性，或者想理解上述遗产概念，就有必要直接面对中、西方处置遗产的方法。”笔者也认为，经济发展（外因）并非中国对待遗产具有不同于西方态度的根本原因，事实上，经济发展只是放大了本来就存在的中西遗产差异。如此，什么是导致这种差异的内因（internal factors）呢？
2.文化背景差异――内因，其实质
德尔德所举另一例证，亦常被用于解释中西方不同的遗产观。“对于中国人而言，500年历史的寺院中一幅新的彩绘摹本也很好”，“这种感受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快速的城市发展来解释。事实上，此类感受颇令人费解。从西方视角看，好像中国人不关心自己的遗产。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遭到极度扭曲的观点”。事实上，“遗产在当代中国是重要的，不过，我们的知识框架不容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真切的解释。”德尔德此说，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社会经济条件对于遗产的必然影响，另一方面则更关键地表达出，针对中西方对于遗产原真性的认识差异，城市化发展只是原因之一，但绝非根本原因。这种认识差异，实际“牵涉到国际遗产团体甚至尚未认识到或提到的其它方面”。那么，究竟是哪些方面呢？德尔德文中虽然言及基督教文化背景在中国的缺失，但这显然并非答案的全部。
陈薇等（1989）曾以对曲阜孔庙和雅典帕台农神庙的比较为例，认为东西方古迹保护的差异在于，“西方方法的重点是放在对客观的实际关心上”，而“中国方法要求通过尊重古迹的内部意义来保护外部特征，以便达到形式和其内涵的和谐平衡”。1994年陈薇进而提出，“中西方不同的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观念，表达出不同的社会意义，其组织转换规律是：西方是‘能指对位’――文物建筑保护的外在形式和它所表达的历史可读性呈对应性；中国则是‘意指错位’一一文物建筑保护所诱发的某种意向和其外在形式所载的时代印记呈不对称性。也就是说，西方的文物建筑保护，能客观地表现它所跨越的历史及各时期的相互联系的特征，它像语言一样，用陈述的形式传递全部的事实信息，具有‘历时性’的特征；中国的文物建筑保护，往往展示出由简单到复杂各部分相互错综的整体关系，它不是将各种事实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将由建筑形式及建筑相互‘接合’所形成的一种比喻性或一种完整的意象一次性地呈现出来，具有‘同时性’的特征。”
针对中西方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观念差异的深层原因，陈薇（1994）认为，“中西方价值体系的不同确实成就了不同的文物保护观念和方法，并使之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而最根本的就是价值来源以及价值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中西方是存有本质差异的。从价值具有超越的源头而言，中西文化在开始时似无基本不同，都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于‘帝’或‘天’。但是若从起源源头和人世之间的关系着眼，则差异极大。”要言之，中西方不同的价值来源以及价值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导致了中西方价值体系的不同，进而导致了中西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观念的差异。
寻此脉络，中西方遗产不同的文化处理亦有其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季羡林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在于“中、西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是分析，什么东西都分析，一分为二，万世不竭。东方呢，思维模式是综合。综合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从哲学层面，杜维明先生则指出，“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这种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的‘存有连续’的本体观，和以‘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把‘存有界’割裂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学绝然不同。美国学者牟复礼（F.w.Mote）指出，在先秦诸子的显学中，没有出现‘创世神话’，这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征。这个提法虽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一些争议，但它在真切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上，有一定的价值。”从本体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杜维明指出，“中国人本体论中的一个基调是相信存有的连续性，这种信仰对中国的哲学、宗教、认识论、美学及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3）德尔德也将中西遗产差异的原因从文化背景差异延伸到基督教的影响，即，“中国既不享有西方的文化背景，又不享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中国才能形成面对其过去与遗产的另一种态度”。
众所周知，中西文化差异与比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研究课题。季羡林先生曾言，中西文化有别的说法，1300年以前就开始了。不过，立足文化遗产映照这种差异尚属新鲜，相关研究至少在国内寥寥，上文所引陈薇教授的文章是笔者目前可见的两篇。
坦白地讲，陈薇的观点或有片面甚至纰漏之处，例如其关于“意指错位”的认识。其1989年文章之观点，以对曲阜孔庙和雅典帕台农神庙此类文物建筑的比较为前提，1994年文中的有关解释，也显然针对此类文物建筑。意指错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孔庙历经千年不断改建和扩建，难从细节上逐一标定准确年代信息的复杂历史状态，但是，意指错位的不适性也是显见的。比如，意指错位不宜成为当前国内不少遗产维修实践中有欠科学性的“遗产混搭”等遗产处置方法的借口。毕竟，尊重原真性，最大限度地保留而非混淆存在于遗产原真性之中的历史信息，这是超越东西方遗产处置具体手段（操作层面）差异之外、需要共同遵循的科学原则。此外，意指错位更不能解释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建筑界对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认识，也不能解释近年来我国考古界对于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s）保护利用的一些做法，如汉阳陵南阙门工程。该工程代表着当前中国考古遗产地带有普遍性的一类做法，遗址保护与遗址展示、旅游吸引物与现实妥协相互交织，值得关注。
事实上，意指错位的正面价值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创造领域。在那里，意指错位是有意为之且精心设计的。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活态遗产出现的时序性保护并非意指错位；而静态遗产出现的变化常常是由非文化因素（如经济、***绩等）驱动，是负面性的意指错位。虽然如此，陈薇教授明确提出东西方古迹保护的差异（1989），并结合文物建筑保护与文化学探索差异表象之后的深层原因（1994），这样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值得中国和国际学者关注。
以陈薇二文为据守，笔者希望向背后寻找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解读。季羡林、杜维明两位先生观点的引入也源于此。不过，新问题也由此而生。一方面，如同陈薇的观点，季、杜二人之说也难免存在着一家之言的偏颇甚至谬误之处，但是，他们的着眼点毕竟为我们理解中西文化差异（乃至中西遗产差异）指出了可能的方向。另一方面，笔者上文搭建出的论证脉络一一遗产差异、文化差异、价值来源和哲学层次――仍需季、杜证据之外更多环节的递接和更多证据的充实。要言之，笔者希望通过已有证据初步向读者展现这样的逻辑：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确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西方对待遗产问题的差异，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外因，这个内因更为本质，它将引导我们思考并由此形成对遗产的正确态度。
五、结语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例7
中***分类号 TU985.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09)13-0234-02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工业用地的规模及空间布局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形成了大量的工业遗址。如何运用景观设计的途径保存城市工业文化特色、并重新组构产业价值,使工业遗址改造再利用,将是城市发展与特色营造的重大课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从而减少其对环境的污染,避免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1 相关概念
1.1 工业遗址
所谓遗址(Sites)即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1]。套用上述概念,工业遗址(Industrial Sites)就是人类工业活动留下的遗迹,其中包含2层含义:一是工业遗产[2](Industrial Heritage),属于不可恢复的历史文化资源;二是棕地[3](Brownfields),属于可改造再利用的闲置工业土地资源。
1.2 工业遗址景观设计
工业遗址景观设计就是运用景观设计的途径对具有历史、社会、技术、建筑、审美启发和科学研究价值的闲置荒废的工业空间进行改造再利用,其空间主要包括场地、建筑、废弃工业设施、废弃材料、土壤、水体和植物等景观要素。其内涵不仅仅是将废弃的工业空间改造再利用,而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通过对工业遗址的艺术处理,延续场地的工业文化特色。
2 工业遗址景观设计的研究进展
2.1 发展历程
工业遗址景观设计是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逐步兴起,90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的一个景观设计领域。国外工业遗址景观设计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历程[4]: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工业***遗留下来的环境问题,工业遗址景观设计开始出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地艺术家参与废弃地的更新实践,矿区更新运动与大地艺术结合;20世纪80～90年代,生态思想与生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工业遗址景观设计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德国鲁尔区的更新标志着工业遗址景观设计的成熟;21世纪初,科技的发展和生态美学思想的普及,促进了工业遗址景观设计的繁荣。
在工业遗址景观设计研究历程中,德国对工业遗址的保护与再利用、废弃工业设施的循环利用和生态技术的开发与利用,促成了工业遗址景观设计容纳和集合了多学科多专业的技术和理念,将工业遗址景观设计实践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5,6]。
2.2 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相继出现了工业遗址观设计实践,国内学者在总结国外设计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德国的鲁尔区是老工业基地衰落的典型,对于鲁尔区的复兴与其中的景观设计案例是国内关注的重点。王向荣[7]最早介绍了鲁尔区中的北杜伊斯堡风景公园和萨尔布吕肯市港口岛公园,含蓄地指出当代景观设计师应该大胆探索并使用能“体现当代文化的设计语言”。丁一巨[8]多次介绍了欧洲工业遗址景观设计的实例,特别是对德国做了丰富的研究,提出了“工业化的花园王国”概念。刘抚英等[9]结合对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现场调研,重点分析了公园设计者在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景观整体布局、生态对策、尊重自然演化进程等方面的设计思想及具体措施。张艳锋[10]介绍了杜伊斯堡钢铁厂的改造,以期为国内类似的废旧工厂找到理想的开发模式。李建斌等[11]重点对德国工业景观的建设进行研究与分析,分别从旧有工业景观更新再利用到新建工业景观设计和建设2个方面进行阐述,揭示其中蕴含的一些基本的设计方法和建设模式。罗萍嘉等[12]则从景观层次与废弃构筑物适应性再利用2个方面深刻分析了杜伊斯堡北部风景公园的设计手法。
此外,张杰[13]从***策、规划思想和开发实践3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伦敦码头区改造的发展过程,深入探讨了这一改造与英国总体经济结构变化尤其是伦敦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孙晓春[14]则对理查德・哈格的西雅***煤气厂公园这一划时代的作品进行了分析,认为他“在利用中合理保护”的做法值得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类似的工业废弃地改造学习和借鉴。虞莳君等[15]认为菲尔德设计事务所为纽约市清泉公园设计竞赛所作的获奖方案“生命景观”,开创了生态风景园的新形式以及工业遗址再生的新范例。张健健[16]认为多伦多当斯维尔公园设计竞赛获奖方案“树城”的设计理念,无论是在城市公园的设计和建设方面,还是在城市废弃地的恢复和重建方面,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借鉴。
中山岐江公园的设计,是中国最早改造工业遗址最成功的范例,其设计形式不同于以往的中国传统园林或西方古典园林,更多地吸取了城市更新和生态恢复等现代西方景观设计手法,表现出人们在生态学更新设计思想、美学和艺术思想、多元化思想3个方面的追求,为工业衰退所遇到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带来出路。简圣贤[17]分析了歧江公园设计中的不足之处,认为设计师对于场地的认识与解读存在不足,过多地强调改造和再生而忽略了保护工业遗产的原真性。
张艳锋[18]从建筑、文化和产业等不同角度对沈阳铁西工业区的改造振兴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手法。朱建宁等[19]介绍了改建日照市银河公园的指导思想,以场地原有的景观特征和历史文脉作为设计重点,营造出既有自然文化特征,又与现代城市肌理融合的城市公园。俞孔坚等[20]通过2010年上海世博中心绿地的定位研究和设计案例,探讨了大城市公园绿地的功能定位研究方法,以及工业棕地的生态恢复和工业遗产的利用途径,在满足大型会展功能的同时,为创造城市环境与文化的可持续性,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景观。
文化创意产业是新型的都市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旧城改造提供了新的契机,体现了保护工业建筑遗产的新思路。于雪梅[21]以前民主德国援华项目北京798厂为例,探讨了在旧厂房与旧仓库中打造文化创意园区的途径,并对如何保护工业建筑遗产进行了思考。李飞[22]把欧美出现的大多数工业遗址景观设计成果归为后工业景观的园林,认为这种园林流派立于功能主义之外而继承了文化。
对工业遗址的改造是受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思想影响从“环境生态原型”生发出来的[23]。包志毅等[24]对土壤基质改良、植物种类选择和植物种植技术3个环节进行了分析,从环境生态特别是植被恢复角度探索工业遗址景观设计,反映了风景园林学科与建筑学科、城市规划学科不同的着眼点和理论背景。周曦等[25]从设计师的角度出发,结合生态学的观点,对当前设计领域的所谓“生态设计”等一些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3 结语
工业遗址景观是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体现,是具体解决城市健康而有序发展的一个新手段,也是延续城市活力的有效途径。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景观设计领域,而更多的属于城市及全世界范围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是一个庞杂的学术领域和一项复杂而艰辛的工作,需要更多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中国工业遗址景观设计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对工业遗址景观价值的认识以及实践经验的不足,造成目前工业遗址景观改造再利用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因此,需要人们在对国外经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为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与景观、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特色,对工业遗址景观设计展开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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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遗产论文例8
中***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75(2006)-01-0012-06
三峡水库区淹没区的文物多达1200余处，2000年，经***三峡工程委员会审批，正式将1087处文物点列入保护规划，其中，地下文物点723处（湖北217处，重庆506处），地面文物点364处（湖北118处，重庆246处）。经过全国数千名专业考古人员历时10年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至2003年4月，135米蓄水区域的680项文物考工工程全部通过验收，至此，20世纪全世界最大的文物抢救性保护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①。众多的考古成果，不仅为认识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为三峡旅游提供了新的资源赋存和新的开发思路。
以前在探讨库区建成后三峡旅游的新格局时，往往只重视空间的平面延伸（由干流向支流腹地扩展）和垂直变化（水位上升后两岸的景观变化），如吕斌教授提出：三峡旅游将从“一轴”转变为“双核”模式、水陆分化模式、空间掠夺与“边缘回头”模式，形成“两极、三轴、三区、四带”的空间结构骨架和空间拓展模式②。此外，张立明③、田世***④、李国平⑤、王顺克等⑥，都对三峡旅游的空间变化提出了设想。但以上成果最大的薄弱点是单纯从空间形态去分析三峡旅游格局，对三峡文物的新发现、新成果分析重视不够，如果离开三峡文物古迹去论证三峡旅游，无疑是“形而下”的观察角度，尤其是水位上升后，自然景观遭到一定破坏，文物古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离开旅游产品去研究旅游空间结构，是十分片面的。并且，三峡人文景观经过长期的叠加积淀，形成了有机延续的“遗产廊道”，无论水位如何变化，这条完整的“遗产廊道”是三峡旅游的永恒主题。
对三峡文物旅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李秀清针对不同类型文物的特点，提出了文物与旅游协调发展的构想⑦；李丽从三峡旅游景观“人文化成”的角度，论述了旅游景观对象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为旅游开发提供了人文基础⑧；罗玲对三峡古镇旅游开发进行了调查研究⑨；笔者对三峡历史时期的盐业遗址进行考察，对手工业遗产旅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⑩；笔者还结合游记、志记、咏记对三峡历史旅游景观复原研究进行了探讨[11]。但是，以上研究成果都没有吸收135米蓄水区域考古工作的最新的系统成果。本文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三峡考古新成果的旅游转化途径，演绎了人文景观的历史剖面和空间分布规律，为三峡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三峡淹没区内文物的空间分布及其保护方式
三峡淹没区内的文物大致分为以下6类: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窟寺，石刻及其他，现代遗址及纪念建筑物，古遗址，古墓葬。根据国家文物局普查资料，主要分布在以下沿江区域（见表1）。
资料来源：李秀清.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概况.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J］,1998(1):7679.
在三峡的考古发现中，许多重大的地下文物惊现于世，为揭示三峡文化的深层结构提供了有力佐证；同时，地面文物的保护与迁移又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笔者整理了有影响的文物考古成果如下（见表2）：
资料来源：李秀清.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概况.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J］,1998(1):7679.
文物考古部门对三峡库区文物古迹的处理主要有以下方式：
1．原地保护
对于淹没区的地面文物，尽可能原地保护，保持其原真性和唯一性。目前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水下博物馆建设(白鹤梁水下碑林)；二是围堰式加固保护（石宝寨）；三是直接修复保护，许多民居建筑在三峡建设中得到修复，与现代工程交相辉映。如杨家湾老屋就是坝区最大、最完整的民居修复工程。
2．易地搬迁及复制
易地搬迁及复制包括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搬迁地点又分为后靠搬迁与异地搬迁。三峡文物的异地搬迁主要类型[13]：
民居建筑：民居建筑反映了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活环境，在搬迁时要考虑整体格局及风貌的保存，包括建筑元件和粘合剂的处理。在选址时应注意所选地址的环境风貌与迁入文物原有的环境风貌相似。巫山大昌民居、新滩民居、楠木园民居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寺观祠庙建筑：寺观祠庙是历史时期的精神坐标，祭祀内容除了佛教、道教诸神外，更多的是反映地方性英烈人物、地方原始神灵以及和水运相关的祭祀内容。在搬迁时与城镇景观协调，成为点状文化景观坐标。
石刻造像：长江两岸的石刻造像题材广泛，涵盖了宗教、水文、礼仪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点景作用，搬迁时一般后靠迁移。如瞿唐峡题刻，从南宋的“中兴圣德颂”碑到抗战时期的“打走倭寇”的誓言，极大的扩展了“夔门天下雄”的文化内涵。官渡口镇青龙山上的“楚蜀鸿沟”更是历史疆界的分界标志。
3.整理及展示
对三峡文物的整理展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留取资料展示，通过文献资料搜集、居民采访、摄影测绘、照片记录、摄像记录等方式，将三峡众多的文物古迹进行科学的整理，最后形成数字化的资料库；二是文物的修复、整理和展示，通过建立博物馆陈列，集中展示三峡考古的出土文物。
二、三峡文物旅游资源的转化途径
1．新旅游景观的产生
根据三峡库区蓄水和文物被淹没的程度，文物作出了相应的保护处理办法。搬迁或原地保护的景点形成了新的旅游人文景观，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
第一，岸景垂直高度的变化和腹地游线的延伸。水位上升后，三峡的雄奇景观受到一定影响，以瞿唐峡的入口夔门为例，北岸崖高约200―360m,南岸高约为160―230m,蓄水后南岸崖壁仅仅剩下50m左右的崖岸，江面宽度由原来的90―150m变成蓄水后的175―250m，万水汇夔门，“夔门天下雄”的壮观在相当程度上被减弱。所以，峡江两岸的题刻内涵需重新演绎。但是，水位上升使得大宁河、香溪等支流的游览空间大大扩展，尤其是大宁河。宁厂古镇是极具价值的手工业城镇，以前的水路游览只能到达巫溪县城，蓄水后的游线可直接延伸至此，使宁厂盐业手工业城镇和宁河栈道得以全面展示。
第二，景观地理坐标的变化。随着文物的异地搬迁，人文景观的地理坐标发生相应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长江南北的迁移和沿江迁移。比如：丰都县城从长江以北搬迁至长江以南，以前的码头―县城―鬼城游览格局演变成隔江相望的格局，形成人间（南岸新县城）―鬼神世界（北岸平都山）的鲜明对比。云阳张飞庙随着县城向西迁移至双江新址，依旧保持了县城―庙对应的格局，地理坐标发生了明显变化，新县城与修旧如旧的张飞庙景观对比十分强烈。在异地搬迁保护的时候，除了整体搬迁外，还采取了相对集中的办法，使许多零散的文物集中布局，形成新的旅游景区。如秭归县将24处地面文物集中迁入茅坪新县城，打造凤凰山观光旅游区。
第三，景观环境的变化。对于部分淹没区，采取了环境整治、加固保护的处理方式，使原有人文景观环境发生变化，以前依山而建的石宝寨、丰都鬼城和白帝城均变成了三面环水的半岛型景区。使这些***事城堡、宗教圣地和历史遗迹的景观环境更增添了神秘性，从游线设计到解说系统也应有相应的变化。
2．三峡文化的旅游人类学思考
在三峡文物的普查与考古发掘中，上至新石器土著文化，下至抗战的陪都文化都有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大量的巴文化遗址为揭示三峡地区人类原生状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为后来历史文化的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旅游开发角度讲，巴文化是三峡地区的文化特色之一，但长期以来从文化理念到旅游载体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比邻近地区的楚文化和蜀文化的旅游开发，明显滞后。三峡考古成果为巴文化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旅游载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域文化理念的全面演绎和旅游化识别。三峡地区各风景点连绵不断，但是以往在游客的心目中都是断续的点，缺乏文化序列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巴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原点，支撑和演绎了三峡文化的脉络。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于巴文化的记载很少，考古发现的涪陵小田溪墓群、云阳李家坝遗址、开县余家坝战国墓地等，为巴国王朝提供了有形的证明。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具有忠义尚武、崇鬼尚巫的民族特点，历来有“巴为将，蜀为相”的说法。这些文化特质可形成三峡人文景观的基点，顺江而下，从丰都鬼城―忠县石宝寨―开县故居―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延伸至湖北楚文化地域内的屈原祠、秋风亭（为纪念寇准而建）等景点，都有巴文化精神理念的体现。
第二，为沿途的旅游冷点地区提供了资源赋存。三峡地区景点众多，级别普遍很高，许多城市位于这条黄金旅游线上，却处于旅游的阴影区中，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旅游开发方式，比如忠县，以前仅仅有石宝寨作为沿途游船眺望景点，旅游开发十分落后。中坝遗址的发掘使忠县成为三峡文物第一大县，中坝遗址文化层最厚超过12米，从新石器至近现代，延续不断，文化信息的蕴含量难以估计，被考古界称为“五千年无字史书”。县城内还有巴蔓子将***墓地、严颜将***故里等遗迹、汉代三阙（丁房阙、无名阙、巫杨阙）文物等。笔者认为：忠县的旅游开发以“巴国故都，忠义之邦”为品牌，将形成三峡旅游的新亮点。景观展示从先秦文物（文明起源）―巴蔓子将***墓地（春秋战国巴国将***刎颈谢国，义薄云天）―汉代三阙（精美的汉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盛，并随着地方势力的崛起，形成全国唯一的“三巴”行***区划格局）―严颜将***故里（三国大将，忠义之士）―石宝寨（明末抗亲女将秦良玉）。而且，忠县原名临江，得名源于唐太宗感慨该地多忠义之士，赐名“忠县”，是唯一性的旅游文化品牌。
第三，手工业遗址旅游―三峡经济的支撑和场景再现。千百年来三峡地区的经济支撑依靠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运输，农业生产遗迹很难通过旅游再现，但手工业遗址不仅保存了传统的作坊经营手段，而且是城镇发展的基础，进而形成古镇的文化精神空间，凸显了三峡河谷地区独特的手工业城镇意象。以宁厂古镇为例，自然盐泉的开采可上溯至巴人的传说时代，延续至明清的场镇兴盛。作为手工业遗址的旅游开发，将生产环节（原料采集―工艺制作―产品―运输方式），转换成旅游景观的三个层次：自然景观―文化景观―景观解读，既反映了自然的人文化过程，又演绎了“手工业史”历程（见表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博物馆旅游――世界最大文物基地的文物展示
三峡是本世纪最大的文物考古基地，对出土文物的收集、整理、展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既有重大的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相应的旅游经济效益。博物馆的建设，是三峡文物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于不能搬迁的文物遗址，采取现场博物馆的方式，比如白鹤梁碑刻遗迹，反映了上千年来长江水位的变化，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尽管将全部淹没至水下，国家还是投巨资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水下博物馆。不仅完整地保留其科学性，同时形成了三峡最为独特的景观。
为了给三峡文物提供全面展示的空间，在重庆将修建三峡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家跨地域命名的博物馆，也将成为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三峡博物馆与重庆人民广场、人民大礼堂形成三位一体的建筑群，将三峡文化和城市景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三峡旅游起点上的重要文化景观。
三、三峡遗产廊道的时空构建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的概念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分布有明显的经济中心，由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实现了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以及娱乐及环境的大力改善[14]。目前，全世界有三条“廊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分别是法国的Canal du Midi南运河 (1996)，西班牙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朝圣通道(1998)和奥地利的Sermmering 铁路 (1998)[15]。由于遗产廊道的空间规模巨大，文化积淀深厚，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
三峡是丰厚的自然、人文景观构成了延续的“遗产廊道”，割裂了文化传承的空间分析都会使三峡旅游的研究走入误区。长江三峡与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遗产廊道，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丝绸之路、大运河正在积极进行跨区域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但研究工作明显滞后。对遗产廊道的理论研究有两篇论文值得借鉴。王志芳介绍了美国遗产廊道的文化内涵、保护管理方法、选择标准和旅游开发启示。拢6！＠钗啊⒂峥准崽岢隽艘挪廊道的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拢7！
笔者认为，遗产廊道是跨区域的历史地理现象，是历史剖面不断叠加和地理空间延伸的产物，景观的时空演替是遗产廊道的核心。三峡遗产廊道的旅游研究由以下3个层次组成：文化基因――人类迁移过程中的文化积淀――旅游品牌的形成。
1．三峡遗产廊道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文明起源的空间奠定了文化的原始基因，并形成了旅游开发的基点坐标
作为长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如河口、河流阶地等）和自然资源富集的地点（如盐、铁、渔业等）或者重要山川防御要地，形成了三峡早期文明的源头。虽然许多考古遗址不能开发成观赏性的旅游景点，但是构成了三峡游线的文化坐标。如小田溪墓群（乌江长江交汇处）、巫山人遗址（大宁河长江交汇处）、大溪遗址(大溪长江交汇处)、中坝遗址（盐业产地）、宁厂古镇（盐业产地）、白帝城（夔门要塞）等。这些文化地理坐标给三峡遗产廊道提供了物质与非物质交流融合的旅游文化理念。
2．三峡遗产廊道人类重要的迁徙通道，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叠加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一版的《行动指南》认为。拢保釜＃骸耙挪廊道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三峡廊道中主要的的迁徙过程和主要历史事件有：
（1）春秋战国时期巴楚之争，随着楚国势力的西进，巴国不断向西退守至嘉陵江支流，形成巴国古都的空间迁移，从平都（今丰都）――枳（今涪陵）――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阆中。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例9
【中***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锦里和文殊坊作为业已建成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名片，优雅地代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府统一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本该不相上下、评分秋色，但事实上，“锦里”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繁荣，“文殊坊”却在刚开市的一时风光之后长期陷入门庭冷落的境况。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记者黄玲在04版经济新闻中发表了题为《国庆人山人海节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缘何不如锦里》的报道，针对文殊坊作为“锦里第二”的趋同性，提出了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条街”以及“现场演奏天竺乐器”等操作性建议；其他重要论文有诸如周杨和乐雪《成都城市RBD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分析》（2008）所作的经济分析、周向频，唐静云《历史街区的商业开发模式及其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锦里、文殊坊、宽窄巷子为例》（2009）的规划学分析、崔佳春《基于后发优势的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建议》（2011）的后发优势理论与文化结构功能理论分析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在被作为都市文化景观而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以此探索作为都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优势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
（一）“文化景观”概念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其标志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书的发表。索尔首次将拉采尔等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他从综合角度对文化景观加以发生学的研究，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剖析。他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
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团体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观成为以美国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1962年，该派地理学家瓦格纳（Wager）和米克塞尔（Mikesell）进一步指出：
文化景观是一个特定人类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化和特征性产物，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潜力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的结果。[2]
（二）“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出现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该指出，“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16届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和聚落随着时间在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机会以及延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它们必须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并成为某一地理区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署则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联系着一个历史事件、活动、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5]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提出使得遗产保护从对单一对象的保护扩展为对“场所”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保护，从器物层面的保护扩展到人地关系的保护，这种转变充分彰显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观遗产的观念被纳入到各国的历史和文物保护法中。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地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文化景观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要求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使得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出现在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逐步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建筑、文化、社会、历史多个维度的价值。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到“游憩商业区”
（一）成都“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的规划
历史街区是城市演进历程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成都是1982年***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名城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宽窄巷子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1986年又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补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研讨会”，并向市***府提交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护发展建议》。此后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即从个别保护到群体保护，从静止保护到动态保护。[6]
（二）成都RBD现状
与此同时，成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延续旧有文化血脉、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无数的探索与调研之后，与北京、上海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成都最终选择了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RBD）规划模式，决定将RBD作为城市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RBD这一概念最早由查尔斯.A.斯坦菲尔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约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务区（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和居住功能区（LBD）相融合的产物，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内某一区域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 Geography）一书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念内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继刚在研究深圳华侨城发展模式时，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展并实践了RBD规划理念，将城市RBD的类型扩展为四类：（1）大型的购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购物步行街型；（3）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4）新城文化旅游区型。如北京新东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条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较为成功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府了《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将重点把浣花风景区、武侯祠片区、水井坊片区、文殊院片区、北郊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区等6个片区建设成旅游休闲商业片区，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的规划。这六大片区中，除北郊风景区之外，五大片区均分别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
锦里（武侯祠片区）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区）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二者的基本隋况如下：
1.锦里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如今，锦里被改造为一个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民俗风情街区。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这条全长350米的街上，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有茶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充分展现了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此外，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热闹非凡的民间小吃集市，让人们亲身体验川西古镇“赶场”的热闹场景；趣味十足的民间婚礼展示，游人可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而情侣们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婚礼仪式搬来锦里举行，体会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婚庆方式；民间音乐及戏剧表演、民俗服装秀更是长年不断，花样百出。其他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让锦里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被称作“成都版清明上河***”。
该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进经营管理人才进行市场管理。据统计，自2004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余万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拉动周边经济2亿元以上，为社会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闲文化的一个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川西街院建筑为载体的，充分体现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33.25公顷。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会馆和成都庙街两大部分。成都会馆院落总占地面积为7460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为清末时期的木质建筑，通过落架整合修建进行保护后，老院落里破旧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复；成都庙街与成都会馆一街之隔，同样为传统老建筑。开街营业后的成都庙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饮休闲、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开街，依托具有1400年历史的文殊院，投资22.2亿元，将其周边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资”和“规模”都可谓得天独厚，且有后发优势。如此偌大的占地规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显得过于冷清。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从“物质文化景观”到“非物质文化景观”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新“文化景观”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专著《意义的地***》（Maps of 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景观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强调人地关系：从景观形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景观文化的研究，试***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新文化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和***治过程对景观的塑造，以及景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景观的讨论纳入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显示出景观成为社会、文化、***治体系等活生生的人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景观就并非只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自然系统（自然景观）或客观文化系统（文化景观），而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历史的多维存在。这就强调了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文化景观对于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观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详细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观对于保存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戴维·洛文苏（David Lowenthal）指出，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均用于纪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诸如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是城市记忆的证据。[10]蒂姆·科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须考虑到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涵的进一步界定：物质文化层面与非物质文化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重新定义使得历史文化街区从单纯的“历史古迹保护地”变成了“城市集体文化记忆场”，这促使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到“非物质文化层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确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其中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13]
正如崔佳春所言，“历史街区是过去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综合目前各类文献对历史街区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构筑物，且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时期城市的历史风貌、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围合而成的区域。”[14]
（三）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
1.锦里：锦里是成都首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综合开发的街区。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锦里片区街道两侧的所有建筑均属新建，并不具备历史遗产价值；但锦里充分利用紧邻武侯祠的区位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为集中展示三国蜀汉文化和巴蜀民风民俗的民俗风情街区，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承载。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护与开发采用的则是改造与重建结合的方式。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文殊坊片区内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维护与修缮，其中庙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看，街区设想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传统川西街院建筑群为载体，力***保留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闲旅游为主的城市“游憩商务区”（RBD）的想法。但由于对佛禅文化强调不足，对川西民俗表达不充分，与街区核心文殊院几乎没有互动，文殊坊街区成了_一个文化空壳。
结论：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成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意义
首先，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人地关系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
锦里采用“赶场”、坝坝电影、古戏表演、手工织锦、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来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文殊坊对于古代佛禅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现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文化景观遗产论文例10
2.国内外相关研究及现状
（1）国外相关研究2011年8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采纳了一份全新的决议《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主要以城市遗产景观为对象，探讨历史景观保护的手段和方法。例如西方一些国家对历史城区景观建立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归纳为两大类：一种以专家意见为指导思想，将符合形式美的景观分为色彩、质地、形体、线条四个元素评价。每个城镇历史景观都有各自的景观特质，但仍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评价：①对历史城镇的地理地貌和城镇关系综合研究。②分析该地区的建筑布局、形态特征以及文化氛围各因素之间的关系。③考虑该区域城镇景观的各种有形、无形因素，从主观感受者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性”城区景观设计。（2）国内相关研究浙江大学的王紫雯教授针对传统城市景观特征的探析，将景观生态学理论和规划方法应用在特色景观中，根据人文、历史、环境、生态和美学多方面综合考评城市景观，主要分为以下五种指向：①城市所处的地域空间和自然环境要素②整体城市的建筑形态、肌理、色彩以及空间布局的变化规律③老城区的情感因素、文化氛围和景观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呈现的共同视觉特征。
3.老城区遗迹景观设计原则
（1）真实性原则近年来，我国的老城区地段的改造更新建设，具有真实性的物质载体很少保存下来，在建设过程中，一味的追求“旧”和“仿古”来表现民俗。在老城区的遗迹景观保护建设研究中，应该确立一种对城市历史文化保存整体性的思路，从情感记忆的角度来保卫历史城区景观的真实性。（2）延续性原则老城区景观设计原则应从历史、空间、生活不同维度的延续性考虑，将原有城区记忆的城区景观风貌和特色长期延续下来，形成具有历史记忆的空间。保护原有城区的历史结构、空间肌理、生活风俗，强化城区遗迹景观识别性，从而使得场所空间得以延续。（3）保护与更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城区建设发展中，许多历史遗迹也面临着发展危机，寻找一种将保护与更新相结合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充分尊重原有的环境遗迹要素的同时，更新改善传统环境和现代生活设施、建筑环境，在恢复“旧”城区记忆的同时，产生“新”的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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