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1）
中***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107-01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原因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物质基础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其最终决定因素是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相互联系的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和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于中西方所处的经济模式有诸多的不同，所以中西方法律文化也就有了差异。
1.中国的由农业主导的自然经济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农业是法律文化产生的社会生产实践条件。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人从属于自然，“靠天吃饭”，没有充分完成人与自然的***，而是天人合一。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又必然导致对群体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农业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人身隶属的依附关系，没有充分完成人与群体的分化。所以，就个体来讲，人没有任何***和自主，依附性的活动关系又必然形成依附性的文化意识，拿中国来讲，在农业文明时期，群体本位的伦理文化就始终左右着意识形态的发展，社会需要的只是服从和“听命”，提倡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完全泯灭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即人的自由本性。这种伦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人治传统的根源。而且，在农业文明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人们生活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中，熟人社会往往靠伦理、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调整人们的日常行为，对于国家制定的维护君权统治的法律却没有亲近感，更无自觉的应用意识，不可能产生出信法、尚法和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2.西方的由工商主导的商品经济
相对古代中国的农业实践，西方国家在自然经济的怀抱中兴起了***的工商城市。例如.在希腊.一些城邦首先创造了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城市文明。它们依托地中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靠发展工商业.颁布法律.管理行***等手段进行统治并初步形成了专门调整工商贸易关系如商业汇票、海商信贷、风险融资等方面的规则。这种悠久的商品经济传统，平等主体的权利型、契约型交往，孕育了现代法治的观念。西方的工业文明更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主体，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的本性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在社会关系上也日益***自主，完成了人与自然的***和人与群体的分化，工业文明的时代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时代，人的自由本性得以充分发挥，使人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释放了出来，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西方法治观念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
（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基础不同
1.中国“天道”的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着独特的哲学思想基础，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天道’，它主要由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天或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自然法则；二是天或神的合乎道德的意志。天道，在古代哲学理主要指阴阳之道、五行之道、仁道。所以，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规律、道理就要顺从天道、体现天道、实践天道。而天地自然阴阳五行的根本涵义是伦常之道。自然的阴阳秩序、五行秩序实为亲亲尊尊、尊卑有等的秩序。董仲舒云：“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种人伦化的天道就产生了伦理化、等级化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和制度。
2.西方“人文”的哲学思想
西方人文精神是以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主流，包括后来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近代民主精神。它是建立在反对宗教垄断和封建专制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对经院神学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神为本的基督精神，为“人的发现”“一切为了人”的现世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人文精神决不是依附和追随现实统治，为之辩护；而是以批判精神为武器对抗现实的黑暗统治。它积极关注世俗生活中的人的地位、尊严、权利，但作为精神追求，又充分展示人的自由天性和潜能的理想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如自然原则、契约自由、分权制衡、民主***治等等”，后来西方兴起的法治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这种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必然产物。
二、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由许多优秀的精神，其中始终贯彻的正义、自由、平等权利等法制因素，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专制、特权、宗法家族关相比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所尊重的分权制衡、主体意识、权利本位、罪刑法定等原则，也成为现代法治社会寻求的价值目标和大众普遍服从的法律意识，使西方法律文化更能为现代社会所需要，所认同。这也是中国法律文化中急需充实和修正的部分。
同时，中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也已有很多可继承利用的优良部分。比如：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体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精神；日臻成熟的法律艺术；立足于社会总利益的“集体本为”；行为规范的多元素综合结构等。
总之，要提倡兼收并蓄的态度，既在传统文化理搜寻精华，从理解国情里发现规律，从西方成果里汇总经验，从移植中缩短距离。利用本土丰富的法律文化资源，兼容世界一切法律优秀文化成果一定能促进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2）
一、“差异”与“差异***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说到差异***治，就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治哲学或***治理论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治观和差异***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治哲学，强调***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无论是帕依的“多元***治文化分析”，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抑或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治、族性***治等等，无不具有浓厚的差异***治色彩。
后现代***治观的首要目标是反对现代***治学中的宏大统一叙事体系，进而要求建立具有异质多元的差异***治观。这一差异***治观多从***治文化论研究人手，随着文化学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向而形成并扩展。
当代美国***治哲学的代表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坚持了《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无知之幕”，即将人们用于选择权利的生活基础“虚化”；另一方面，针对哈贝马斯、“社群主义”等等的挑战，提出了所谓在诸差异的理解基础上的“交叉共识”观。这一观念，与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交往为基础、以真理为内容而具有强烈重建现代主义愿望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治观。
库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存在凌驾于众多语言之上的“世界语”。差异***治观对于自启蒙学派以来的现代***治学的“统一、宏大叙事方式”以及抽象统一的思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对西方“中心论”的***治观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强调多级主体性，并关注异质性，这都有助于当代***治学的思维范式由单一主体论向多级主体交往实践的***治学的转型，进而推动着世界多级格局的最终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差异***治观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治的切入点，将差异***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理解差异***治的基础，从而为现代***治学进入后现代轨道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二、帕依的“多元***治文化分析”
帕依认为，现代***治学一直将***治权力视为一种抽象的、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存在。而实际上，现代***治学在基础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重大差异。在他的《***治文化与***治发展》《亚洲权力与***治学——权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关于“***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在理解方面的差异的史实，进而提出了***治文化差异观。他认为“那种追寻有关权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论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现象中，唯有权力是一种对文化细微差异都成为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样可能性和界域总是由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的”(帕依，1985)。
具体而言，他的差异***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治学基础观上，他反对现代***治学的抽象同一观，强调***治学基础的差异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导出的抽象统一的现代***治学，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它将古希腊城邦的***治与现代国家***治都纳入到同一概念体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历史的；这种抽象的***治观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对***治的主导性影响，所以是非辩证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对论认为，***治和文化一样，此***治与彼***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此***治与彼***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决不存在谁优谁劣的事实。
(2)其文化差异决定论。在探究***治差异的基础上，帕依认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治观的差异。这是一种关于***治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文化差异”决定观，他指明了***治权力对于所属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对于权力等***治运作现象的观念就会不同，当然其评价合法性、合理性的标准也就不同。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的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了不同文化中对权力和权威的“应是什么”、“实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还具体分析了亚洲“权威主义”***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机理，他认为，由于西方个人价值观主导性，决定了西方***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的主导性，相应地产生了权威主义***治模式，这一模式是从社会文化机体中“总和地”酝酿产生的。帕依从公众文化、社会心理、***治运作等多元视角对亚洲权威主义***治模式产生的原因作了独特的分析。从公众文化层面来说，整个亚洲社会对于像权威和权力这样一些基本的***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们总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治文化的“集体经验”中，甚至内化于每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们懂得必须对占有权力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其神圣权力本身顶礼膜拜，而在这种崇拜权力的活动中必然也使权威和权力的***治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同化和加强，从而为权威主义***治模式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看，亚洲人对权威的接受是满足其个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自由和个性是“异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寻一个能隶属的群体，即寻找一个适合于己的家长制权威形式，使自己能隶属于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从***治运作层面来看，亚洲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权威主义的***治模式也是符合他们的效率观念的。帕依认为，考察亚洲社会内部诸文化模式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内部文化差异对于***治运作的主导性的影响更有意义。他认为，亚洲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顺性，并将之变成行为心理意义上的运作的能量释放——这是一种最具深刻意义的依赖性。通过“民族主义的亚洲形式”或由“种族的同一性”、群体的依赖性等因素构成了亚洲权威主义的新形式，而亚洲社会***治的运作则主要依赖于这种“权威一服从”的两极纽带。所以没有权威主义，亚洲的***治运作就失去了准则和模式。
总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就的***治差异的现实性，这对于消解***治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尊重各国***治价值观多元存在的现实，推进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与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体阐释亚洲***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治文化机理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长制”、“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赖性的“权威一服从”式的亚洲权威主义***治模式理论，其科学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帕依的***治文化差异观还停留在比较***治学层面，那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等论文中就将差异***治观应用于全球***治结构分析，以“文明”为单元建立起国际***治理论。从思维范式转型角度来看，亨廷顿完成了从单一主体观或抽象统一***治学范式向多元主体的差异***治观范式的转化。
现代***治学理论话语的核心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国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个***治学的思考方式和观视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纪资产阶级***治学家们援用的两大哲学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观视方式”。它以单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观构筑***治学的基础，以抽象的理性构筑***治学方***，沿用自然法的宏大叙事结构，采用元理论和元叙事所产生的等级体系。由此可见，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治哲学无疑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单一主体性哲学，这一哲学视野的基本缺陷是单一主体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方***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遭到了后现代***治学的猛烈批判。后现代***治学以“多级主体交往观”为哲学基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没有可以制约主体的客观底板。因此，多级主体产生多级、多元视野，在彼此对话和交往中是开放和互动的。它只有游戏规则而无真理制约，主体间性是由差异的、异质的主体彼此交往而构成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后现代***治哲学色彩的“差异***治”观。亨廷顿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多级主体差异***治观来勾画全球***治学。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代是建立在以美苏为代表的西东两个集团各自“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性”的“单一主体性”的视野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世界***治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需要有一个多级主体间的差异结构的全球***治观。亨廷顿认为，这种差异***治的基础在于差异性的文明，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也不是民族国家之阿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治冲突，文明间的差异是差异***治观的主要源泉。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对一系列***治价值观的见解有着重要的分歧。这些文明差异是差异***治观赖以生存的“语境”，它作为历史积淀并非短期能够清除，因此它比***治意识形态和***治权利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等于冲突，但却是冲突，尤其是持续长时间激烈冲突的导因。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主体际)人们日益频繁交流强化了文明意识(文明的自我认同)，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的认同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从而推动了不同文明问的差异甚至敌意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明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超越了原先民族国家和地方区域性的狭隘眼界，从而从“比较文明”的差异性角度追寻对“跨国界文明的认同感”。
亨廷顿还认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崛起、强化。这种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它比***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与变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而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变的。另外，经济区域主义使文明内部的聚合力增强，也使差异文明的离异度增强。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治(人权、正义、价值观等)、经济(贸易和发展权等)到环境等一系列***策和观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进行推广，越容易激起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文明间的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治冲突。
总而言之，差异***治观成为亨廷顿观察世界***治、建构全球***治学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文明问的差异和冲突成为主宰全球***治的主范式，较之帕依的“文化差异决定***治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次提升和发展，而且是一种朝向极端方向的发展。许多差异***治论者由差异必然性而导出了相互宽容、忍让、理解、尊重等后现代结论，而亨廷顿却将之推到另一个极端，强凋“冲突”主题***治论，无疑是重蹈冷战时期的“集体对抗”思维的覆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四、差异***治观之启示与误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帕依的***治文化差异观，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多元文化、文明与***治差异相关联，将***治的差异性、多样性归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进而与现代主义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治观，成为后现代主义***治学的一种典型现象或典型形态。他们是借“文化”之异而强调“***治”之别，其内涵是通过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揭示***治范式、***治价值观和***治话语中异质存在性和差异性，由此导出多级***治主体问存在着一种异在(无统一范式)的交往关系。既然主体际的***治范式各异，因而就难以通约，难以将之再统摄到一个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转换。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3）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的交流也日益增多。除了口语间的交流，书面表达也成为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交流的重要方式。而英文写作，又是我国教学中的一个弱项。对中国学生而言，对英文议论文的写作常常感觉无从下笔。中国的论文构思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学生也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在写作英语议论文的时候也常用汉语的习惯来对整篇文章进行构思，相当于将汉语的议论文翻译成中国的议论文。虽然在语法方面没有很大的错误，但是却和西方文化相差较大，使西方对论文的内容感到匪夷所思，不能很好的理解。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了解双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有益于思维模式的转变，以西方思维模式来进行英文议论文的写作构思，达到中西方不同思维模式的灵活运用。
二、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中西方不同文化上的表现
（一）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地域文化方面的表现
中西方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不同，在彼此地域中生活的民族不同，对同一个事物和事件的看法和态度也不同。中国气候四季分明，大陆性气候中夏天是最为炎热难熬的季节。而西方的英国夏天却是温和舒适的季节。所以，面对“夏天”一词，中国人马上会想象到酷暑难耐的样子。而西方面对“夏天”一词，就反应出一种舒适宜人的感觉。虽然这仅仅是地域差异中一个小小的例子，却折射出两种地域的差异性。地域的差异，带动思维模式的差异，就如同样是“夏天”，对其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因此在英文的写作构思时，要充分考虑到双方地域文化的差异。
（二）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风俗习惯文化方面的表现
中国和西方国家有着相差较远的风俗习惯。就如同“春节”和“圣诞节”，一个是属于中国的最重要的节日，一个是源于西方的重要节日。中国饮食习惯用匙和筷，西方则是刀和叉。中国崇尚礼仪，认为“左尊右次”，这一点对西方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对各国而言，风俗习惯都是复杂的。不同的风俗习惯，影响不同的思维模式。在英文写作时，要尊重西方独有的风俗习惯。
（三）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表现
人类文化博大精深，宗教文化是其总重要的一部分。不同民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崇尚的、忌讳的文化也不同。中国的以佛教和道教为主。而这并不存在于西方文化。西方崇尚的多以基督教为主。信奉上帝是最高的神。在文章写作中，对词汇的理解从方面来讲也不相同。龙是中国崇尚的***腾，象征着“高贵，吉祥和神圣”。而西方英语词汇中“龙（dragon）”仅仅是一种低等的爬行动物。由此看来，在英文议论文写作中，思维模式同样要注意西方的信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三、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在英语议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表现
（一）写作中汉语和英语在词汇上的差异
汉语和英语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上有着不同的偏重。也因此，汉语中动词在句子中应用较多，而英语和汉语比较起来，用名词多于动词，比较静态化。所以我们在写作中，要想接近西方风格，就尽量用名词来表达汉语里用动词要表达的意思。汉语追求一种语言的韵律，内容结构间的协调。又包含很多修辞方法，一些意义重复的词语被多长使用。而英语强调的是简洁，流畅，具有逻辑性。西方国家的用词要求简明扼要，避免复杂冗长。这点在英语议论文的写作中要有足够的重视。
（二）写作中汉语和英语在句子结构上的差异
英语的句子中必须使用连接词，以体现句子的完整性。而汉语则着重于句子本身的意义。汉语句子本身不以主语为中心，而是以句子表达的意义为主题。而英语则是要求突出主语，不能将其省略。汉语中多采用主体的思维方式，常用人称来作为主语，运用主动语态。英语则对主体和客体有严格的区分，常用物称来表达事情，被动语态使用较多。因此，在英语议论文的写作中要注意句子结构的差别，避免汉语主题的思维模式对英语的句子完整性造成影响。
（三）写作中汉语和英语在文章篇幅章节上的差异
汉语的写作思维方式常采用引言慢慢引出主题，很少直接进入主题。中间内容逐点述说，最后结尾呼应引出结论。受传统中庸文化的影响，文章也常用辩证的方法，从正反两方面来叙述主题。而西方文化则更习惯于直奔主题，表明态度，突出论点。内容呈直线型展开，与中心思想紧扣，讲究因果思维。在章节段落中，汉语习惯含蓄的连接，没有主题句。而英语则习惯在每个段首都有一句提纲类的语言，其余语言都为之服务。所以在写作中要注意思维模式合乎英语国家的逻辑方式，阐明观点。
四、在英语议论文写作中减少中式思维模式的方法。
如何减少中式思维模式对英语议论文写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国西方语言写作中长期探索的问题。针对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性，提出以下减少负面影响的方法。
首先，应该加强英语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学习，融入西方各方面文化的认知。除学习英语语言本身之外，对西方的自然地理，风俗习惯，人文风情加以了解。熟悉英语本身的语言背景。尤其重视英语的思维方式的锻炼，明确英汉两种思维的差异性，在写作中摒弃汉语的思维模式。其次，在写作中重视英文论文的结构和风格，做到论点鲜明，论证有力。不冗长，不繁杂，注重结构的紧凑。再次，充分利用范本来进行模仿写作，研究英语论文范本的结构，句型和词汇的运用，培养对议论文写作的兴趣，拓宽写作思路，锻炼英文的思维模式。同时多阅读英文资料，强化英文的思维模式，发现和学会英语议论文的写作技巧。平时注重英语思维的模仿练习，培养英语议论文的写作能力。对汉语进行准确的翻译，也可以为论文的写作积累更多的词汇和句子，满足对写作在实践中的需要。
五、结语
写作对语言方面涉及很广泛，不仅包括语言的表达，还有思维方式等多种方面的能力。英汉之间的各种文化差异，决定了中心思维模式的差异，极大影响了英语议论文的构思。在今后的英语议论文写作中，要增强文化间跨越的意识，减少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思维模式的影响，写出让西方人民理解和认可的英语议论文。
参考文献：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4）
“忠实”还是“背叛”？直译还是意译？同化还是异化？究竟可译还是不可译？对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永恒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探讨译文是否应忠实原文，抑或是纠结于应选择尽量保留原貌的直译抑或改头换面的意译，乃至质疑原文的可译与否，这都体现出翻译活动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面对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民族性与翻译性已经呈现水融的态势。如何处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论翻译的方法》，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翻译观点，认为翻译活动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其更倾向于“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方法，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之异，体现他者的异质性。
他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万・贝尔曼进一步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其《异的考验》一书中，通过对从路德到荷尔德林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史研究，探讨了翻译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还指出翻译的目的事实上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 由此可见，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彰显差异，认可接纳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贝尔曼的的翻译伦理观进一步启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明他受贝尔曼思想影响至深。他通过对17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史的考察，指出流畅译法或透明译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语言、文化差异，而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治差异、伦理差异等等。而要真正引进并保留这些差异，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非同化。韦努蒂在贝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治因素。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试***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与之相反，异化翻译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恋，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治关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译中抵制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彰显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他主张选择边缘化和少数化的文本，即选择在话语或流派上与当时已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形式背道而驰的文本。至此，韦努蒂在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方法和贝尔曼尊重吸纳他者文化异质性的翻译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差异伦理。
翻译自古以来在促进人类的语言、文化的进步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研究从对语言文本的研究，过渡到对文化的研究，而又进一步进行伦理转向，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语言文化统治德国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治激进主义分子，施莱尔马赫希望德国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治尊严，因此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保留外国文本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凸显来丰富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法国的霸权主义。无独有偶，韦努蒂在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英美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交流极为不平等，在英美国家同化的流畅翻译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语国家，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大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发展施莱尔马赫和贝尔曼的理论，也不无出于抵制当今英美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势文化被予以同化。
贝尔曼曾指出，每种文化都具有骄傲自满的特性，因此在本质上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有关文本的字面转换，其更是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与争锋。王东风先生说过：“翻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或者意味着异质增加，活力增强。强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话语反过来利用这外来的破坏力，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强势地位；弱势文化则常常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颠覆。而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则只能是封闭、保守、落后，最后走向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对外来的他者，中国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正体现了文化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公元2世纪到7世纪盛行的佛经的传播，第二次则是16世纪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则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异域文化输入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大多数译者在这三次翻译高潮中，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前两次宗教的传入。面对根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译者们在翻译佛经及基督教经典时，不得不对原著进行适当修改，使其顺应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便便于中国人民接受。譬如佛经中关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原本阐述为：“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继财产；在适切得时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则补充了“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时，将耶稣翻译成“天主”以及后来的“上帝”，则是在翻阅儒家经典后，发现“天”以及“上”与“帝”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同化同时并存。以鲁迅、胡适、梁实秋和徐志摩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张以西方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异化的翻译来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鲁迅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虽然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已明显处于弱势文化，但当时的人们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观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所以这些译者入严复、林纾、傅东华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采用了归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输出上，由于清***府闭关自守，中国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译者们在翻译时也主要以翻译外来作品为主，而很少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并且在翻译时由于担心西方读者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就尽量采用了通顺流畅的同化翻译。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中文进入了英语。由此可见，翻译作为对话的手段，采用“异化”还是“同化”，如何面对他者，基本上由国力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而定。
当儒家思想强势不可的情况下，弱势的佛教及基督教教义便需要将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渗透于强势思想中。而当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有识之士便采用异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强势文化的全貌以向读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性，借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抵抗文化霸权。对他者的态度，对差异的处理，随着时代背景国家强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同时也备受实行霸权主义的质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调和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如何面对文化实力迥异的他者，把握翻译的“度”，是每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面对更强势的文化，输入文化时采用异化？而面对文化实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异质性？其实，国与国的相处，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与人的相处。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这一观念莫不显示着对他人的存在，对他人价值观的尊重，无论对方强弱与否。
因此，当代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不是关于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代翻译研究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价值评判。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所谓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对差异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贝尔曼曾提出一个历史翻译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的翻译，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潮流，都应称之为历史翻译。我们希望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中华民族能够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Berman Antoine， L’Epreuve de l’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Gallimard，Paris，1984.
[2]Berman Antoine，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Gallimard， Paris，1995.
[3]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Routledge， London， 1998.
[4]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London， 1995.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4.
[6]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7]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8.
[8]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载《中国翻译》，2003.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5）
一、 引言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相互制约。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无论从语言的符号观还是社会观来看，其都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语言的文化性集中表现在语言的文化属性、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等方面。作为语言内涵的文化，给予语言的影响是全方面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影响并制约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2）决定语言的指称内容与形式；（3）作用于人类的语言思维与表达形式。由此可见，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所说：“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1993：109)文化对语际交流的影响可见一斑。汉英民族在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民情风俗、历史背景、地理条件、社会制度、生活经验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仅给各自的载体语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为这两种语言之间互译带来了重重困难。本文拟从汉英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着手，企***以归化和异化策略来寻求其间的语义文化对等翻译。
二、汉英文化差异
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汉英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一） 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象我们熟知的习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 make water; all at 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枚举。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Charles 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 “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 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 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这一点。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二）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汉英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及其丰富。诸如：talk horse(吹牛); get on one’s high horse（趾高气扬）;horse and 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不光如此，汉英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 “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 “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三、翻译策略
汉英文化的差异性给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这并不是就说明两种语言之间就不能相互转化。语言共性论认为：虽然人类的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在生存环境、身体结构、生理需要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这就使语言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语言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如果说每种语言都能表达所指的一切，那么，从原则上说，某种语言所表达的一切都能被译为另一种语言（蔡毅）。不同语言之间的这种转换常常借助于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一） 异化翻译策略
异化就是不改变原文的文化、语言、文体等特征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读者向作者靠拢，适应原文。它翻译的前提是，认为语言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与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复杂化。异化翻译承认并发展差异，并且在目的语中表现文化差异。异化翻译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其特点如下：（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的语言与语篇规范；（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4）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异化翻译有利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有利于读者运用智力和想象力去感受衣鱼文化的独特之处；有利于丰富目的语文化和表达方式。但是，异化翻译也有自己的劣势，它常常使译文句式生硬，晦涩难懂,这就给读者的带来了阅读困难。常见的异化翻译策略有“音译法”和“直译法”等。
（二）归化翻译策略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6）
在对英语文学的翻译过程中，所有的翻译行为都是将英文单词翻译成对应的中文词组，并保持整体含义一样，使英语文学作品能够全面的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使中国读者能够有效理解英语文学作品的含义。但是由于英语与中文在许多领域都存在差异，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差异更加明显，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对文化差异有充分的了解之外，还要学会利用动态对等概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翻译中动态对等的概念主要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单个的英文单词或者英文词组，将其翻译成对应的中文。由于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存在差异，导致了在具体单词翻译的过程中，如果按照英语单词的字面意思来翻译，不但无法理解原文的内容，还会造成错误。例如对于例句“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handsmakelightwork”。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翻译，主要是充分考虑到了英语语言习惯，这样翻译尊重了中英文化差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除此之外对于“胆小如鼠”的翻译，译作了“astimidasarabbit”，这里之所以出现了兔子代替了老鼠，主要是在英文习惯中认为兔子是温顺动物的代名词，这两个例子属于典型的中英文化差异处理出色的案例。对于“动态对等”概念来说，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词汇方面要对等。2）在句子用法方面要对等。3）在翻译时候篇章要一一对应。4）文学体裁要保证一致。这四方面决定了英语文学翻译后的最终质量，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动态对等理论有正确理解，并在翻译中保持英文和中文的文化内涵。1）词汇对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翻译的时候，要对英语单词或词组进行逐个翻译，在词汇上与中文词汇对等，保持含义一致，保证翻译质量。2）句法对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的句子翻译的时候，应保持句子的完整，并同意意译的方式，保证英语文学的句法能够与中文句法起到同样的作用。3）篇章对等，主要是指对英语文学的翻译，要保证翻译内容是按照篇章进行翻译的，保证文章的完整性，不能跨越篇章进行翻译，使文章变得混乱。4）文体对等，主要是指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的时候，要保证翻译之后的文学体裁一致，诗歌就翻译成诗歌，散文就翻译成散文，小说就翻译成小说，科技应用文就一定要保证其科技性，避免文学体裁发生错误。
通过对异化和归化翻译理念的研究，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英语文学的翻译中，异化的理念主要是指一种翻译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在翻译中以源语文化为最终的归宿。运用异化翻译理论最出色的要属于美国的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对于异化翻译理论的理解，我们可以以此为例，例如在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充分采用了异化理论，极大程度的保证了中文中的文化因素，像“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被翻译成了“Truly,storm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rnight.”在英语文学的翻译中，归化理论是与异化相反的一种翻译理论，归化的核心在于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最终译文的文化特点为归宿，强调了考虑翻译目的文章的文化特征。应用了这一理论，虽然有时候对于原文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在文章翻译之后，译文更具有可读性，对译文最后的文化是最大的尊重。所以，我们要正确利用异化和归化翻译理念，通过对二者展开深入的研究，达到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的目的，使英语文学的翻译工作能够提高翻译质量，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的精髓。
利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实问题，即：我们是应该根据英语文章的单词和词组直接翻译，还是应该在英语作品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再创造呢？对于英语科技应用文的翻译来说，由于体裁的要求，基本不会出现再创造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保证单词和术语的准确性就可以。但是对于英语小说、诗歌和散文来讲，作品本身就是英文语言的再创造，里面蕴含了一定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对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和理解，不但无法向中文读者展示原作品的魅力，还会使翻译完的作品变得枯燥乏味，无法体现原作者的意境和文化氛围。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文化差异，导致了我们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原作品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并体现一定的创新精神。通过英语文学翻译手法分析来看，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是英语文学翻译的重要手段，其含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要在理解原文并保证单词和词组正确的基础上，加入翻译者的主观创造，使翻译之后的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并且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使作品能够保持英语原文的精髓。所以，正确利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才能有效处理文化差异。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7）
(一)“他者”的界定
“他者”(Other)是相对于“自我”(Self)而言的。“自我”必有“我性”(selfhood)或“同一性”(Samenessoridenti-ty)，“他者”必有“他性”(otherness)或“他异性”(alterity)。牛津英语词典中，“他异性”指的是“不同、成为他者的一种状态”(astateofbeingother，differentorotherness)。在后现代语境中，“他异性”包含了尊重“他性”的伦理诉求［2］6，是后现代思想家反思、批判现性的一种话语方式，有其道德和***治意义。Simon(1996)认为，对文化“他者”的立场有两种:(1)化的，认为他者仅仅是主体某种欲望和情绪的投射，是“另我”(alterego)。这样，“自我”就作为主体、普遍性、同化、整体而出现，而“他者”作为客体、异己、特殊性、差异而出现，是附属的、次等的。(2)伦理化的，体现了“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与义务，这样的一种“自我———他者”关系破除了传统上的等级次序，“他者”是绝对的“他者”，是不能还原、同化为“自我”的［3］130－132。
(二)现代性与“化”“他者”
鲍曼认为，“他者”是现代性的产物［4］7。因为在现代以前，是一个没有“反思性”的世界，神统治一切，没有认同的自觉和身份疏离的焦虑，因此，也就没有“他者”的范畴。而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建构了一种理性文化(鲍曼语)，即追求人为的、理性的现代完美秩序，排斥混乱，把不符合建构理性秩序要求的其他事物“他者化”，这样那些与“我性”、“相同性”不同的代表否定价值的“他性”、“相异性”等必将铲除或重整、同化，即对他者去合法化［5］1。而这种“总体化”、“同一化”、“本质化”的现性，如福柯所言，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所以，现代性过程也是“大屠杀”、“清洁化”、“消融”“他性”的过程，处处弥漫着暴力的痕迹。当然，即使在现性的重压下，“他性”也从未销声匿迹，矛盾性、偶然性是伴随秩序性、普遍性共生的，“他性”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的“抵抗”话语贯穿始终。在质疑“同一逻辑”、诉求“差异性”的后现代哲学思潮的运动中，“他者”问题得以“前景化”，“他者”思维模式业已形成。
(三)后现代性与“伦理化”“他者”
1．后现代哲学的“他者”思维“他者”思维是后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哲学家们用来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福柯)、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遗弃“宏大叙事”(利奥塔)、构建“他者”伦理学(列维纳斯)的理论资源和话语实践之一。福柯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认为现性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在权力的介入下对疯狂、等进行“他者化”知识的生产。他秉着尊重差异的诉求，采用系谱学的方法展开对“异”的追求，否弃“同一”逻辑，旨在“打破中心”，从而使人们确立差异意识，即认识到:“我们是差异。我们的理性是话语的差异，我们的历史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自我是面具的差异。”［6］198德里达基于索绪尔的“差异”原则，从解构的立场，提出了“延异”策略，以此来反对同一性和本源性。他认为，“延异”即为延迟，是根本的差异，符号的意义就是在差异的游戏中始终被搁置，被延误，被闲置的，其意指行为(sig-nification)也始终在差异游戏中产生张力，无限播撒和延伸的。延异也是一切存在者的原初的存在方式，它既不能被消解，也不能被扬弃［7］。而无论“延异”还是“意指行为”，都要由文本或主体间性，隐约指向“他者”，“每一个他者”都是充满了完全、绝对、鲜明、无限的“他异性”(alterity)，是“全然的他者”(thewhollyother)。正是这种“绝对的差异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绝对的他异性才是意义产生的源泉。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世界的意义注定是在世界之外。”［8］94利奥塔，后现代哲学思考“差异”的主将，对现性和总体化的传统哲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现代性的合法性理据来源于“元叙事”，即一些形而上学理念。这些“元叙事”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它们被认作是普遍适用的、对人类具有指导意义。鉴此，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理念是现代性合法的理据［9］212。而在“元叙事”下的偶然性(或他者)因不具有普遍价值而被排除在外，“他者”的地位是附属的，与自我是一种“主奴”关系，在这样的哲学框架内，“差异”在合法化的宏大叙事中被“同化”或抹去。随着元叙事本身发生信仰危机，现代性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利奥塔从多方面解构了现代性的知识规则，确立了后现代的语言游戏规则。他认为，知识只是一种“语言游戏”，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因为语言是无限生长和丰富着的，故语言游戏本然地欢迎异质性和非同一性。为此，要反对元叙事和基础主义;要回避宏大的合法化***式;要向“总体性开战”，就需拥护异质性、多元性，激活差异性且为差异性正名，以差异哲学、悖论逻辑取而代之。总之，利奥塔反对任何绝对性、普遍性的存在。
2．勒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深受后现代哲学“他者”思维的影响，列维纳斯通过反思、批判现象学的有关“他者”学说，形成了对他者问题的独特理解。他认为“他者”是“彻底的他者”、“无限的他者”或“绝对的他者”。其特点是“他者”绝不能还原为“自我”或“同一”。“他者”的唯一内容就是“他性”、“相异性”，是超越“自我”、外在于“自我”的，与我“相遇”的是完全不同于我的“他者”。在1961年的《总体与无限》中，他站在伦理的立场反对本体论存在的立场，提出“伦理学是第一哲学”的命题。而伦理最终指向的是“他者”，是“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和义务。正如德里达所说，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里展示给我们的是他的伟大的“好客”原则(hospitali-ty)，而好客意味着欢迎他者、陌生人，把陌生人的他性看做是绝对的他性，而不是在自我翻版［10］21－23。为了颠覆西方长期以来的“自我”压制“他者”的学说，他把优先性给予了他者，甚至牺牲自我而向他者张开双臂。为了限制单一逻辑的个人主义，反对挪用或在同一性(sameness)和差异性(difference)范畴内同化“他异性”(alternity)，他强调主体之间的交互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是后现代的，这对全球化中隐含的普遍主义暴力和文化霸权提出了警钟，为异质化与反霸权、为多元文化、民族文化提供了哲学理据，为文化“他者”的流通、生产与消费提供了指南。
3．对后现代哲学“他者”思维的反思后现代性在于解构那种本体论存在的思维方式，从内部置入“他者”，反对普遍主义的暴力，树立他异性伦理观(anethicsofalterity)。然而，我们对后现代思潮须加以批判性反思。后现代思潮促使了文化“他者”的凸显，为他异性伦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同时过于夸大差异。凸显“差异”并不是要以消灭“相同性”为代价，自我与他者绝非截然对立，我们既要反对差异“本体化”或“自然化”，同时又要警惕差异“夸大化”，既要反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对文化“他者”的同化，又要反对那种文化不可通约性，极端的“他者”观。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化之间要加强互动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重建世界文化秩序。
二、趋向文化“他者”的翻译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8）
中***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4-0083-07
对文化的关注是20世纪后半期心理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从6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就从多个角度探讨文化的影响问题。罗素、许琅光、韦伯、Nisbett和彭凯平等人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论述,成为20世纪后半期文化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DeVos与Hipplerjan1969年最早提出文化心理学的名称至今,文化心理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依赖与***型自我构念、整体与分析性思维方式等均使用“特质方法”探察文化间的差异。这种方法虽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推动了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但由于其仅仅局限于文化问差异的比较,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对西方心理学的种种理论是否适用于欧美文化之外的世界产生了怀疑:文化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Hong等人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出发提出的文化的动态建构理论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动态建构理论的思路
动态建构理论借鉴了G。Kelly个人建构心理学思想的观点,Kelly强调个体对自我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建构,这种主观建构是一种内隐理论,它引导着人们对自我和他人信息的加工及理解过程。Hong等人将“内隐理论”引入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文化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人们在文化环境中习得的内隐文化理论来发挥作用的,不同文化下人们的内隐文化理论有不同的内容,导致了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认知、情绪、动机及行为的差异。
动态建构理论强调内隐文化机制的动态性,认为文化的影响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是一致的。当特定的文化情境进入人们的思维时,激活了人们的内隐文化加工机制,用于解释当前的刺激情境或引导个人行为时,文化的影响才发挥作用。该理论强调的是文化与情境的交互作用,而不仅仅是文化差异。这使得文化心理学不仅要探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成员社会认知的差异,同时也要探讨社会认知对文化影响的调节效应。
Hong认为文化心理学应像人格心理学那样将情境因素作为变量加以研究。如果人格的表现具有情境特异性,那么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也应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呈现不同的特点,以往将文化内部的行为变异视为一种测量误差是不合适的。如果特定情境中人格的表达受到知识激活等社会认知原则的制约,那么社会认知分析同样也应该适用于文化对行为影响的研究。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分析,文化并不是以一种僵化的方式来决定行为,其对行为的效应也不是统一不变的。当行为情境发生变化,文化对行为的效应可能会加强、削弱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心理学家开始关注情境变量的作用了,而且很多实证研究也为这种动态建构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比如在探讨东西方文化下个体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与分析性差异时,这种文化差异仅仅出现在当文化的知识范式得到彰显时。这种“彰显”效应说明尽管东亚人也能够使用分析性的、自我中心的推理方式,但在特定的情境下,在东亚人的知识范式的重要性或可应用性得到彰显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使用所处文化推崇的思维方式。Choi等人对归因风格的文化差异研究也发现,东亚被试在一般情境下也与北美被试一样做特质的归因。但是,当情境因素彰显时,相比北美被试而言,东亚的被试更易于调整自己的归因方式,将行为归因于环境而非个体,从而更不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这些都证明文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受到情境因素影响的,因此,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在解释文化效应的情境特异性上更有优势。
二、动态建构理论的作用机制
中法文化差异论文篇（9）
摘 要：因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历程，东西方文化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一直是国内体操教学的重点研究内容.本文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入手，重点分析了如何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看待体操教学国内文化，并对这种差异性给文化体操教学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东西方；文化；差异；国内文化；体操教学
中***分类号：G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61-03
1 引言
随着体操教学的普及，运动健身需求的增加，体操教学的需求率呈大幅度的增加.无论从城市郊区，还是乡镇农村的需求率日益加强.众所周知，由于国内体操业普及在国内相对较晚，并且，以城市体操教学作为基点.从时间来看，时间可以归结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主，蒙东地区的体操教学的大幅度增加，也大体上在这一时间段.从体操传递的角度来看，广播体操教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得身心健康的重要手段.由于体操教学与体操资源化的发展，给体操教学提供了丰富了后台资源.给个体学习者带来体操服务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近几年来，体操教学的出现，通过社会化服务提供更为快捷的通道.将现场教学，转化为电脑联合传输，从而，形成了与国际体操远程教学的通道.然而，体操教学涉及健身群体的个体利益，部分体操教学不能良好的执行，体操教学所对应的健康质量必然出现问题，使体操教学的接受者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对体操教学的日常维系与管理成为关系个体切身利益.国内文化与国内体操教学的相生相伴的，国内文化是将西方文化较为艺术性的展现出来，而国内体操教学则是经由国内文化这一方式进行分析和审视了西方文化、体育与生活.因此，二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不可分离.
2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中华文化与欧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也越来越频繁，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则成为训练者所重点关注的对象.
第一，结构和内容的一致性，但其中心和重点则又各不相同.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这是由二者精神文化的不同所决定的，是最为明显的差异之一.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注重的是人文传统以及对人的思考，而欧美文化则强调的是科学精神，是理性的思想.
第二，身体语言则成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形式.因二者身体语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东西方人们日常思维模式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同，这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和语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思维方式不能***在语言之外，而语言则受思维的制约和影响.在中华文化中，最基本的身体语言是难美类体育项目，诸如武术，其有着一定的意向美，需要通过人们的思维来感受其内在意义.而体操作为西方身体语言，则表现的更为严谨、直接，因此体操无法真正解读武术中丰富的情感和高超的思想境界，缺少一定的感情色彩和韵味，与武术有着巨大差异.
第三，东西方文化中蕴含的艺术特点不同.众所周知，东方文化强调的是艺术的整体和谐统一，写意特色较为强烈，在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写意手法也表达了训练者的主体思想，展现了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从而形成了一种意境美，这也是东方艺术家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创作境界.而写实性和科学性则是西方身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因此在身体表现的过程中，形式成为艺术家们所追求的东西.总之，东方文化强调的是写意，而西方文化强调的则是写实.体操与武术则正是两者的诠释.
第四，学习内容差异明显.体操教学实际上可以说是艺术的体操教学、文化的体操教学，因此，文化也成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大家都知道，东西方文化之间表现出来的差异不仅仅在风格特色上，其精神内涵也不尽相同，并在其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在东方传统文化中，抒情占据着核心地位，是训练者主观思想的具体表达，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在西方文化中，反映客观事实则占有重要地位，是教训练者对社会对自我状态的反思，表现更多的则是对生活中真善美以及假恶丑的认知.这种差异在古典诗歌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我国，大部分古典诗歌都是以抒情为主，叙事只占有极少一部分，而在西方古典文化中，则绝大部分以叙事为主，抒情比例较小.因此，对身体语言的理解上也有所差异.
3 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体操教学国内反思
事实上，种种大学生的畸形健身心理诉求体操教学心理归咎于大学生本身也不尽合理，我们必须要同时考虑时代及社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但从社会体操教学“速成”心理学范畴来看，这种畸形健身心理诉求观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原因可以归咎大学生本身.大学生是准成年人，他们的健身心理诉求需求具有合理性.但因为他们对社会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认识、理解事物理论成份偏多，导致他们会僵化地运用书本知识来理解成人社会，所以，健身心理诉求时，他们的非理性成份会更多一些.而成人社会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一直在诱导、左右着大学生们的健身心理诉求行为，这就会导致他们进行健身心理诉求时，呈现某种程度上的畸形健身心理诉求倾向.正确的体育健身观，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减轻其个人及家庭经济负担，而倡导一种正确的健身心理诉求观念同样也会对社会的正面发展具有主导性作用.
原因在于，这部分学生近乎疯狂的健身心理诉求行为已至其非正常健身心理诉求体操教学心理展露无遗，呈现出一种畸形健身心理诉求现象，比如攀比健身心理诉求、从众健身心理诉求、透支健身心理诉求、品质健身心理诉求、无原则的情感健身心理诉求等，究其根本原因，可能来源于多方面，而其后果则可能更严重.因为，上述种种畸形健身心理诉求体操教学心理已超出了大学生健身心理诉求能力与健身心理诉求需求，更多时候会体现出其盲目性、无意义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为这部分学生自身背上沉重的损伤，在校园内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久而久之，必然给大学生本人、家庭、社会造成有形或无形负担，因为，有能力进行速成式健身心理诉求、超前健身心理诉求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跟风现象都已严重超过其本人及家庭、社会的承载能力，显然，这不利于学生成长，不利于家庭和谐，不利于社会发展.这些非理性或者说畸形健身心理诉求现象正致使部分大学生沦陷于健身心理诉求泥淖无法自拔，以至道德滑坡、人格堕落、精神颓废、漠视法治.
掌握不同的文化理论是进行体操教学的前提和基础，运用不同的文化理论可以更好的发现文化发展规律，加大对体育文化创作的指导力度，更深刻的了解和感受教学的思想内容和训练者的情感体验，从而能够引起强烈共鸣.托马斯和杨威是国内外体操的代表人物，下面我们就以这个人训练为例，感受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国内体操教学带来的影响.
在西方文化中，托马斯地位卓越，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动作，分手跳、全旋等都是其代表动作.在他的动作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对个体性格动作的经典表现，同时还可以感受到训练者丰富的思想内涵.西方文化体操教学家之所以给了托马斯这么高的评价，是因为在他的动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即人类对精神家园的美好憧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人类体操教学心理的深度剖析.托马斯的动作注重更多的内容，而非文化艺术.比较之下，中国文化体操教学家们也分析了其动作的主题思想，他们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认为托马斯的教案内容具有荒诞性，但是艺术形式却很新颖，表述内容虽然具有严肃性但表现手法却极具特色.在托马斯的动作中，训练者展现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现实，探析了生存的哲理，并对现实世界作了深刻的剖析.然而从东西方训练者对同一动作的截然不同的体操教学评价中可以看出，两者不论是在体操教学角度还是体操教学内容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懂法重在写意，对其内在的艺术表现手法更为关心，西方则重在写实，强调的是对动作自身哲理性的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硬汉训练者杨威，在西方训练者眼中，杨威的动作更多的强调了对英雄式的硬汉人物的崇拜，充分表达了训练者个人的一种思想寄托，这在他的代表动作“空翻”中有着完美的体现.然而在现实中，杨威则是通过这类硬汉的形象来表达一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是对社会现实活动的一种体现手法.而在东方训练者眼中，杨威的动作不仅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他们看到更多的则是硬汉身上那种正直勇敢、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展现了一个时代与一个民族的生存哲学观.相同的人物形象，却在东西方训练者眼中形成了不同意义的解读.东方称之为隐喻哲学，更加注重对人自身的思考，而西方则将其看作理想化的展现，追求的是事物的真实性.
4 东西文化差异对各自文化体操教学理念的导向作用
评论体系的态度是东西方文化对各自文化体操教学的导向作用中的最大差异.在中国历来的文化体操教学评论中，大部分是对单一动作自身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对动作思想及艺术手法的探讨，对人生态度和社会问题的剖析，他们更注重的是将动作中的精神内涵进行升华之后再做体操教学，这一点也同样被作用于国内文化的体操教学评论中.而反观西方文化的体操教学评论，西方人更喜欢用务实的态度去体操教学和比较不同文化动作之间的差异，并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化评论体系，这也是西方文化动作流派丰富，且都具有代表性理论的重要原因.此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分析手法多样、分类细致、思辨性强”的文化评论体系，这也是东方文化评论体系中所欠缺和亟待建立的.在广大体操教学心理健康学生及教学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体操教学心理健康运动已取得较大成效.十年的发展体操教学心理健康历程中，涌现了张力为、尚清赫、毛志雄等一批批名声显赫的体操教学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
同时，在进行体操教学与教学编制过程中，要注意做到新时期大学生《体操教学心理健康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课程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是维护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基础性工程，因此其课程教育途径要与时俱进，要与新时期大学生特点结合起来，在做好一般性的工作后还需要考虑新时期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环境、时展背景和民族发展***策等因素.不能用一刀切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具体体现在教学途径上，在教学要求上要与新时期学生实际相统一，创新教学方式，变单一理论教学为多元化的生动教学，加大财***支持倾斜力度，对师资流动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师资困难.
并且，对于引入其他学科方法，可以弥补国内体操教学心理研究上的缺失，来促进整个学科体系的跃进式发展.客观上来说，学科研究方法是研究核心，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通过系统训练法、强度训练法与核心力量三大方法的剖析，给主观与客观上的材料以新的调整与规范.通过三大方法与应用的介绍，可以给学生以历时性与共时性观点的构建，也是当前国内体操教学心理实验“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对“他者”方法的审视与借鉴，则形成带有本土性的实验性关照.高校体操教学心理课程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在这方面是有所不足的，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
从国家与***府层面上来讲，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革无疑是生产力的***性的促进，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方***的指导作用，其推动效应不是单一的横向问题，而是带动其行业发展纵向性实现问题.从方法的引导，则可以改善或改变整个科研实践的角度与内容.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国外体育教学方***的引入，也带有强烈的积极意义.诚然，方***是人类共有的经验，只是发现者在相对固定的领域内所获得，对其应用必然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有利于人类共同经验的获得.
5 结语
总而言之，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对国内体操教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影响深远.尽管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体操教训练者自身的艺术修养等都对国内体操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发现，东西方文化差异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说在进行国内体操教学过程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加大对文化差异的关注力度，仔细研究其具体的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国内体操教学工作.
同时，体操教学心理学从产生到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了，纵观体操教学心理学的发展，不可否认，体操教学心理学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要的改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中通过体操教学心理实验法研究人的体操教学心理现象，就已经取得了硕果累累.我们知道实验方法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研究现象指导人类行为，任何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导、服务实践的.在体操教学心理学中，不同的学派对不同的体操教学心理现象采用不同的实验方法，而我们长提的体操教学心理实验三大法：实验内省法、实验行为分析法和实验生理描记法，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有其必然性的.它们的产生对人类社会也产生了不可抹去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们所存在的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黄建华.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国内体操教学[J].芒种，2012(2).
〔2〕缪胤.浅析文化差异对国内文化动作评论的影响[J].作家，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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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教学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小学语文教学策略，在这种教学形式中，教师应当对于班级上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详尽的了解，并且及时与学生们进行交流，从而正确认识学生之间的差异，了解他们的性格特点。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教师也应当遵循差异化教学的思路，必须要让教学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要求。小学高年级学生正处于一个语文学习的关键时期，由于接触到的知识面更加宽广了，所以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会逐渐增大，因此，教师应当把握好学生们的这种差异性，并针对这种情况开展合适的差异性教学。
一、小学高段语文差异性教学的现状
1.任课教师对于差异性教学的认识不足。与传统语文教学模式不同，差异化教学要求教师们深入研读学生们的内心活动，革新传统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必须要重视教育理论对于实际教学活动的指导作用。然而，很多教师都固步于传统语文教学之中，因而对于差异性教学的认识不够深入，相关的理论掌握得也并不是很熟练，最终导致教学效果达不到要求。因此，教师们必须要树立起正确的意识来面对差异化教学，充分尊重学生们的个性化发展，并且把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学实际进行结合，最终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水平。
2.差异性教学存在众多误区。近些年来，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教育界人士对于教学的探索不断增多，对于语文教育的认识程度也在不断深入，差异化教学已经逐渐走进了小学语文教学之中，但是，跟风改革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在运用差异教学时，有的小学高段语文教师知识简单地搬取其他人的经验，这种复制行为对于改进教学水平没有丝毫帮助，反而会造成一定的阻碍，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学生们的具体学习水平和课堂教学任务，因而就不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二、小学语文差异教学的优化实施策略
1.加强教师的差异性教学理论培训。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只有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够为小学语文差异性教学提供有效保障，因此，学校应当加大对于教师培训的资金投入，定期组织教师们进行外出交流和培训，从而革新自身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让课堂教学变得更加高效，与此同时，也可以定期在学校内部组织交流研讨会，让教师们相互之间交流教学技巧，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差异教学的相关理论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的个体，教师要向面对班级上的所有学生，并提出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就必须要系统化地学习差异教学理论，并把理论作为教学开展的支撑和指导。
2.把学生作为教学主题，加强师生交流。每个学生的成长环境和思维方式都是与众不同的，因此，他们也会把这种差异性体现在学习方面，也就是学习习惯和思考方式方面，这就需要教师们针对学生们的这种差异性开展合适的课堂教学，从而实现学生们的个性化发展。要想做好这项工作，教师就必须要多加与学生们进行交流，努力做学生们的朋友，让他们能够敞开心扉，畅谈生活困惑和人生理想，从而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这就需要教师们把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充分激发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和课堂参与性，不断活跃课堂气氛，加强课堂上的交流效率。与此同时，教师也应当采取多种方法来收集学生们的信息，这包括语文课堂教学中观察、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交流等等，总之，教师应当调动起一切积极的方法来了解学生。
3.选择多样化的差异教学方法。要想做好差异化教学，就必须要选择出合适的差异教学方法，这是立足于学生们的实际情况而做出选择的，因而能够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教师们应当基于不同的学生制定出多样化的教学安排和教学设计，从而做到多种教学方法的融合，让课堂内容变得丰富多彩。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立足于材料而设定出多种教学风格，从而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教学过程之中，教师应当对学生们进行积极引导，带领他们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语文素养。例如，有的学生听力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可以组织他们利用录音机来进行语文文章的学习，充分利用起语文教材的配套音频资料；有的学生比较擅长口语交际，我们就可以鼓励他们在课堂上进行优美文章的朗读；有的学生擅长于形象思维，我们就可以为他们提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片和背景资料，从而增强课堂的趣味性。
总而言之，小学高段语文教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语文教育阶段，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差异性教学方法来提升语文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为此，教师必须要加强相关的理论探索和具体时间，从而让差异教学获得长足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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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性
生存环境的不同使习语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本土人能轻易明白的习语内涵，外国人却会不知所云。语言学家伊思·罗伯逊在其《社会学》中指出：语言是文化的根本，没有它，文化就无法存在；而习语又是语言的精髓，所以习语更加能够折射和反映文化。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错综而又复杂的体系。如果不了解习语的文化背景，及易造成对习语的错误理解。例如：在不了解英汉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将汉语中“龙”错误等同于英语中“dragon”。因此，在英汉习语的翻译中，必须对英汉文化差异有所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地理环境
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其日常生活与海洋密切相关。所以，英语中出现了大量有关海洋的习语，例如：He is all at sea as to what to do next.（他惘然若失，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all at sea”指在海上漂泊，以致船上的人都不知身在何处。如今这一习语意为“不知所措”。此类短语在英语中大量出现，如 “a drop in the ocean”, “plainsailing”,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feel under the water”。而中国自古以农业为主，对航海知识所知甚少，却有很多习语与农业相关。例如：“瑞雪兆丰年”、“枯木逢春”、“拔苗助长”、“顺藤摸瓜”、“瓜熟蒂落”。
1.2. 风俗习惯
习语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与民族的风俗习惯紧密相关。英国人饮食和养宠物的习俗就对英语有很大影响，一个典型例子是对狗的态度。人们对狗有深厚的情感，“狗”在英语中没有任何贬义色彩。，归化异化习语翻译。在习语中，人们常以狗喻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Old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等等。而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在习语中多含贬意，如“狐朋狗***”、“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等。虽然近些年养宠物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其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文化中。如此看来，英汉语中狗的形象差距甚远，这给英汉习语的互译造成一定困难。如长期来很多译者将“走狗”译为 “running dog”，这必定在英汉语读者中引起截然不同的感受。
1.3 文学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该民族语言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外在体现。文学巨匠们锤词炼句，使文学作品中的精彩语句在民间广泛流传，最终形成习语。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妙语连珠，许多语句脍炙人口，逐渐成为习语，例如《奥赛罗》中“green-eyed monster”。“green”的概念意义与中文“绿色”含义相同，但联想意义却与中文大不相同，含有“嫉妒”之意。如：Robert is a green-eyed monster but he tries to hideit.（罗伯特是一个嫉妒鬼，但他总试***掩饰这点。）
1.4. 社会历史
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形成的习语。这些习语往往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如英法在历史上曾发生百年战争，法国在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死对头，很多习语反映了英法曾有的矛盾。如“take a French leave”意指“不辞而别”，类似习语如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a Dutchtreat（各自付费，AA制）。而汉语中的习语很多来源于中国经传典籍、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例如“守株待兔”、“愚公移山”、“黔驴技穷”等源于寓言故事，“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画龙点睛”等出自神话传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等的习语。
1.5. 宗教信仰
宗教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许多习语带有深厚的宗教色彩。英美人信奉基督教，《圣经》中一些故事和人物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逐步形成了习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又如“as old as Adam”，因为亚当是最早的人类，这一习语译为“很久以前的、极古老的”。而在中国，佛教传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佛”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五体投地”、“大慈大悲”、“不看僧面看佛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等。，归化异化习语翻译。
2. 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
2.1. 归化与异化
所谓归化，即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言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派代表人物奈达 (Nida) 提出了“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主张。他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并仔细分析源语信息的意***，采用“功能同构”策略以寻求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同等反应。其功能对等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交流，翻译过程注重人们从译文中获得什么，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自然的。通顺的归化翻译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所谓异化，即是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美国解构主义翻译家韦努蒂 (Venuti) 主张异化译法。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他提出一种反对原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即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韦努蒂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在翻译中表达出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简言之，异化就是承认并容忍差异，并在目的语中表现该文化差异。
2.2. 习语的翻译策略
总体来说，归化法以译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主张使用读者熟知的译语表达方式，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完全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和感受，从而克服文化障碍，避免文化冲突。异化法则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在翻译中表达出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异化法无疑更能表现异域文化的不同，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此笔者认为翻译过程中应以异化法为首选考虑。当然，作为不同的翻译手段，归化与异化都有其优势和不能尽善之处。因此，在对英汉习语的翻译过程中，要综合考虑习语的特点及人们的心理接受程度，灵活使用翻译策略。具体说来，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2.2.1. 异化直译法
异化直译指在不违背目的语规范和不引起错误联想的前提下，在译文中尽量保留原习语中的比喻、形象、民族和地方色彩，同时又传达了原文的内容，不仅保存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而且在修辞作用与风格上与原文相符，即目的语的习语可用与源语相应的习语来翻译。例如“失败是成功之母”译为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祸不单行”译为 “Misfortunes never come singly”。，归化异化习语翻译。这样即保留了字面意义，又生动形象。
2.2.2. 异化直译加注法
翻译中，原文中的一些喻体的内在含义是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的，仅仅直译会造成理解困难。但是在直译的基础上对典故、喻体加以注释说明，既不会歪曲原文的形象，又有益于文化交流。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译为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equal ZhugeLiang the master mind.” 对中国人而言，诸葛亮是智慧大师，但英美人未必知道这一点，译文中以the master mind加注，使译文含义一目了然。有人认为，加注会影响阅读，但既然读的是外国的作品，肯定有不懂之处，通过加注可以更好了解外国文化，因此是一种必要的手段。
2.2.3. 归化意译法
英汉习语毕竟属于不同语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有时过分强调异化法，会加重读者对译文的陌生感，使读者难以接受，最终妨碍文化交流。故根据目的语的民族心理，在异化译法无法表达的情况下，可采用归化意译法，即舍去形象而重在喻义的表达。比如 “lucky dog” 只能译为“幸运儿”。如果对国人说“你是一只幸运狗”，料想会遭来一场争吵。，归化异化习语翻译。再如：“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给玉山捎个话。”译为 “If any thing should happen to me,let YuShan know.”
2.2.4. 归化解释性翻译法
由于汉英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因此汉英的很多典故习语必然带有强烈的历史文化色彩。，归化异化习语翻译。翻译中如舍弃原文中富有民族特色的形象而代之以平淡的概念，不仅译文单调，失去原汁原味，更无特色可言。而解释性翻译可解决上述矛盾，即在译文里既保持原文的典故、喻体，又加上简要的解释，以突出其形象特征。这样可省去繁琐的注释，使译文读者获得鲜明的印象，抓住原文中所用典故的精神实质。如 “This hopeful young person soared intoso pleasing a Cupid as to constitute the chief delight of maternal part of the spectators.”(Dickens,Hard Times) 译为“这个很有希望的年轻人就扮成极其讨人喜欢的插着双翅的爱神丘比特”译者在保持形象的基础上加一些注释性的词语，既完整地表达了原意，又增强了修辞效果。，归化异化习语翻译。丘比特的形象是个手挽弓箭、长着双翅的美貌男青年。如译文只直译其名，则显得枯燥，读者也许还得查看注释。
2.2.5. 异化归化结合法
由于英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种种差异，有的习语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和源语中相对应的喻体，译文难现原文含义。即使用异化法保留了原文的文化色彩和形象，但显得生硬，且容易造成语用失误；如完全采用归化译法，则牺牲了原文的生动形象和异域文化色彩。因此可采用异化归化结合译法，即在直译的基础上意译，这样既保留形象，又为读者所理解。例如 “He is wealthy. To give him money issimply carrying coals to Newcastle.” 可译为“他很富有，给他钱简直是往纽卡斯尔运煤——多此一举。” (纽卡斯尔是产煤盛地，往纽卡斯尔运煤无疑是多此一举。)
3. 结语
文化的交流最终是为了增进不同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习语作为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其翻译尤应表现出民族特色。笔者认为，在英汉习语的翻译中，考虑到习语的特殊性及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其原有特点。除忠实表达原义外，还应尽可能保持它的形象比喻、丰富联想及民族特色。译者须深入全面地把握习语文化内涵，灵活运用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和技巧，才能实现准确而得体的翻译；而同时进行长期扎实的翻译实践，努力提高译者自身的双语能力和双重文化能力亦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谭载喜.新编奈达翻译理论.[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费小平.翻译的***治.[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罗开成.谈英汉习语的互译.[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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