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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艺术类听障大学生综合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
第一，培养听障学生思维活跃、创新能力。第二，培养听障学生掌握合理的知识结构，要求培养听障艺术学生具有横向和纵向专业知识的统一、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的统一。第三，培养学生具有团队精神，有主动沟通、善于表达的素质。掌握艺术专业的知识和方法，要求学生视野开阔、思路敏捷，善于在群体的协同工作中解决问题。
2．教学改革措施
第一，打破理论和实践教学的界限，使两者在教学实施中融汇于项目案例中。第二，以艺术专业应用性强、实践性强的特征为出发点，强调在课题型教学模式中教学成果的积累。第三，根据听障学生的学习认知特点，充分应用特殊教育的教学手段和方法。第四，通过课题的导入，建立听障学生与行业的沟通和联系，扩大学习发展的可能性。第五，综合多种教学方法。教学中充分利用各种信息传递方式，如视觉、触觉多途径运用。教师要有层次地解读专业知识要点，贯穿课题实践的主线，在任务前提的带动下，有步骤地对专业知识进行分解、讲授、实施和总结，使学生多角度理解教师的教学意***，弥补听觉缺失。
二、实施过程及产生的结果
在研究开展中，研究者选择了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两个专业3届共6个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广告张贴设计课程导入课题型教学模式，教学改革的实施重点有以下内容：
1．划分课题类型
课题的正确选择是达到预期教学目标的关键，针对听障学生的学习特征，课题任务除了与课程内容息息相关，包含课程内容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知识点外，更要求立足于行业，工作量饱满、阶段工作划分鲜明，师生的互动沟通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广告招贴设计课在选择课题时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校外竞赛课题。竞赛涵盖国内外不同层次和级别。广告招贴设计课程选择的竞赛，如全国大学生广告大赛（国家）、怀柔杯广告大赛（北京市）、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大赛（校级）等。课题优势在于鼓励学生通过竞赛形式巩固知识，将竞赛机制引入到课程实践阶段，对培养听障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思维能力很见成效。如两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大学生广告大赛，竞赛定位准确，适合大学生参加，通过教师带动学生参与，开展多种形式的讨论、创意和设计，学生在获得名次的同时，学习积极性大大提升，并有效增强了残疾学生的专业信心。
（2）校内真实课题。此类项目主要包括校内举办的各项活动所产生的委托设计，如名师讲座广告、学生作品展览广告、社团活动宣传设计、学院宣传广告主题竞赛等。学生身处校园环境中，衍生的各类委托项目更易于学生参与其中。此类课题应用于课堂，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3）企业委托课题项目。此类型课题主要来源于校外合作企业或教师引进的真实设计项目。项目以委托设计的商业形式引入到课堂实践教学中。此类项目的特征是保留了商业竞争的机制，要求学生按时按质完成，对学生熟悉设计工作流程、体验真实工作环境有很大帮助。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加大设计引导，在设计制作的各个环节中有效监控，保证课题完成质量和教学效果。此外，此类课题的特色还包括学生在教师带领下与企业在设计各个环节的互动，企业对设计的信息反馈是残疾学生提高学习能力的有效推动力。
2．组织教学
实施前的准备：基于本专业培养目标、课程大纲和就业特点，成立若干项目设计组（一般不超过4人，多为2～3人一组），班长协助教师按学习能力、交往能力、动手能力等综合情况将学生进行分组，发挥每一个人在小组中的特长，并选出组长（一般安排有一定沟通能力的学生）。实施中的组织：教师明确各阶段课题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和结合课题所要完成的实际内容及要求，组长负责组织实施、分阶段研讨，组员分工协作，既***完成各自的任务，又要共同协调相关问题，培养学生的***性、责任心、交流与合作能力。学生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培养了残疾学生的学习能力及团队精神，实现自我获取经验、自我构建应用知识的目的。教师在课程讲授之初，下达课题任务书，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探索知识。课题任务的内容与教学大纲的阶段内容同步。设计工作过程由学生组长进行详细的工作记录。任务结题时教师汇总多方面反馈的设计效果（教师、设计委托方、学生小组评议），通过细节把握好学生的学习质量。教学环境和教学场所不仅是普通教室，还应包括计算机房、设计实训室、实习基地和校外的企业现场等，将职业情境和生活情境结合起来。考核形式：成绩评定形式采取实时评价、学生自评和互评结合的方式。课堂考核分数由平时阶段考核和项目终期考核两方面成绩汇总。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分阶段指导、检查课题完成质量和进行评定。终期汇报时学生使用PowerPoint软件，针对设计分析、调研、设计过程、设计效果、总结等方面制作汇报文件，集体总结答辩，根据项目情况请企业参与答辩并反馈意见。教师综合各项成绩作为评定学习成绩的依据，改变期末一张设计方案决定成绩的做法，更确切地评定学生的学习能力。此外，如果项目委托方确定使用设计方案，在评定时对该组予以加分，以资鼓励。
3．课题型教学模式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课题型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本身必须具有较强的职业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教学模式实施中，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因此，特教教师的职业技能和师德风范等都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对教师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优秀的教师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
（2）扎实的教师职业能力，特别是要加强特殊教育职业能力，如熟练使用手语与学生沟通的能力等。
（3）较强的专业素质和行业实践背景，以能力带动学生。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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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就业地点分布不均
建筑类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工作时，往往会更加倾向于建筑业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很多毕业生都愿意到一线城市。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在上述地区，建筑行业人才基本上不存在短缺的情况，而中西部地区，在建筑行业，存在一定的人才缺口。由于中西部地区，建筑行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薪资待遇水平也不是很高，在加上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很多毕业生不愿意到中西部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就业地点分布的集中，从整体上看不够均匀。
1.2就业面较窄，需求量较小
建筑类专业的学生，其专业知识较深，专业性也比综合类专业强。因此，在就业过程中，主要是比较对口的单位，例如，建筑工程设计单位、建设行***管理单位和科研教育单位。重点本科院校或者硕士研究生，一般能够进入设计院等较好的单位工作，但是地方性的建筑大学，学生的专业基础和综合知识，相较于重点大学，要差一些，在就业过程中，主要是一些建筑施工单位。但是很多学生不愿意到一线的施工现场，因此，虽然施工单位需要的人才较多，但是经常出现招不够人的情况。而毕业生希望就业的单位，如一些设计局、园林规划局等单位，其人才缺口非常小，并且由于是国家事业单位，建筑类专业毕业生，想要进入上述单位工作，还需要参加公务员考试。总体上来看，地方性建筑大学的毕业生，就业面比较窄，需求量也不是很大。
1.3对就业期望值高
建筑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期望值高受以前学长们的影响，认为建筑类仍然是热门专业，抱着“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种思想，再加上一些学校和成功校友的渲染，导致建筑类很多专业毕业生对自身期望值偏高。同时动手能力较弱，缺少老建筑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4对就业单位挑剔
参加本次问卷调查毕业生中，希望到******机关就业的有4人，希望到国有企业就业的有70人，希望到外资企业工作的有10人，希望到民营企业工作的有15人。毕业生在求职时存在的问题，在所调查的毕业生中，有近百分之七十的人希望可以进入到国有企业任职，百分之十的毕业生希望可以到外资企业任职，而只有百分之15毕业生希望到民营企业就职。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工作比较稳定，福利待遇优厚。这也是毕业生绝大多数选择国有企业的原因，但正是因为毕业生盲目追求国有企业，而忽略一些条件较好的民营企业，是造成依然没有签订工作的原因之一。
1.5建筑类毕业生中女生就业压力突出由于建筑行业的工作性质和特点较为特殊，决定了建筑类毕业生中女生在就业时受到招聘单位的挑剔。在当前中国就业环境下，女生就业存在众多困难。
2地方建筑类大学就业对策建议
2.1大学生加强自生素质的修养
扎实专业素质。打铁还需自身硬。建筑类专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专业，大学生要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取得成功，实现自我价值，在学校时就得打下坚固的基础，要博采众家之长。同时，建筑类专业更加强调专业实践能力，通过在学校老师领导的实践，汲取书本以外的营养，学会活学活用，在大学期间就为以后的工作打下扎实的素质。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增强创业能力。大学生在毕业时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要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由于从事建筑类工作的人员具有高流动性，对于建筑类毕业生而言，如果就业形势不乐观，可以先就业，再择业。也可以选择自主创业。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一定要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的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大学生要提早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者通过对大学生自身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帮助大学生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其实现目标的思路、途径，使大学生在成长成才的道路上尽可能地少走弯路。在校期间要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在选择就业之前做好充分的分析，毕业生才能选择合适自己的职务，而不要乱投一通，以致浪费人才资源。
2.2增强教育机构的创新能力
深化教学改革，高校应在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对师资队伍建设的力度，同时深化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以市场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拓宽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知识面，使高校培养的学生具备各种综合技能，并能够适应社会对高等人才的需求。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大学生有能力进行自主创业，才能在工作中有出色的表现，给自己创造就业机会。加强毕业生的就业指导，高校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就业指导工作，提高就业指导工作水平。从学生入学时起，高校就应在不同阶段对学生进行相应职业课程的指导，逐步进行职业规划，并在大三、大四加大指导力度。
2.3加强国家对大学生就业的扶持力度
制定积极的就业***策，***府要加大对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扶持***策。在高校密集的地区，对已经成立的高校创新产业园区，***府要加强监管，规范相关的创新机制，引导大学生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民营公司聘用毕业生。到私营企业就业的毕业生，公安机关积极放宽建立集体户口的审批条件。对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工商和税务部门要精简审批手续，予以积极支持。同时鼓励毕业生到民营单位、基层单位及广大农村就业。拓宽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鼓励毕业生大基层，到中小公司，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改善就业环境，切实保护大学生就业时的切身利益。***府出台措施平衡中小城市与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人才竞争环境。为鼓励毕业生到农村等基层单位工作而创造有利条件，要切实关心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对到基层单位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些优惠***策，使他们到基层单位工作，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切实维护女毕业生的合法权利，由于建筑类专业的工作特点，很多单位招聘员工时明确表示不招女生。这导致女生的就业难问题。***府部门应该通过立法制止这种违法行为，保证广大女性同胞的合法权益。同时，***府应该借助行******，遏制这种行为的蔓延。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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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于普通大学生，艺术类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有明显的不同。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工作时的个人感受是尤其重要的，而普通大学生则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潜力。这说明普通大学生有着长远打算，更加关注未来全局的发展，相比较于艺术类大学生的感性，普通大学生更加理性。
二、艺术类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培养策略
（一）艺术类高职生职业价值观指导要有实效性
职业价值观指导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等方面。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做好就业***策的讲解，辅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的规划，是不可缺少的。同时，还应该使学生了解当下严峻的就业形势，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让学生对于未来的就业做好定位。同时，也要关注大学生心理的现状，做好心理调节，提高其抗压能力；对他们进行就业选择技巧的训练，使之可以应对多变的就业市场。这些有效的指导将对艺术类大学生未来的就业提供便利，使之更加轻松地应对多变的就业环境。
（二）对艺术类大学生要对症下药
术业有专攻，学校的就业指导人员要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的不同年龄段、不同专业、不同性别等各自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而针对于艺术类大学生盲目跟风、眼高手低、摇摆不定等缺点，学校和社会应该开设职业咨询、职业介绍等机构，来帮助艺术类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没有做好职业心理准备的，要帮助他们做好就业前的价值观培训。对于学校来说，成立职业价值观咨询中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通过职业价值观的指导，使得艺术类大学生可以尽快形成正确的适合自己的职业价值观，为未来择业就业做好准备。
（三）把握艺术类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特殊性
通过调查，我们对于艺术类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还可以清楚他们的择业意向，可以对他们未来就业提供极大的帮助；同时对于艺术类大学生的成才与发展，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艺术类大学生的人力资源开发，对于社会稳定和谐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根据艺术院校的特性，为学生做好职业价值观的教育，做好职业选择，必须依靠老师的努力。
（四）老师的引导必不可少
社会在不断变化，经济也在迅猛发展，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明显，大学生在就业时自我***，自我实现，自我创新等意识也逐渐加强，这些都体现我们的社会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然而，当前是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它在造就大学生***自主择业意识的同时，同时也冲淡了一部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个人本位的职业观对传统的社会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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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院校 文学类公选课 文本中心 评价体系
人文类公共选修课作为高职院校公选课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拓展学生知识面、传承传统文化和提高人文素养与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人文类课程中的文学类公选课凭借文学作品这一特殊载体不仅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更能通过诠释蕴含在语言文字中的人类历史文化内涵，传递人文精神，培养大学生的自律性，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和人格品性的塑造[1]。因此，文学类公选课在人文精神培养过程中担当极为重要的角色，不仅有助于改变当下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高职院人文教育相对缺失的现状，而且是贯彻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重要途径，对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情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院近年来在周二、周三下午开设了多门公共选修课，其中包括部分文学类公选课。学生选修的积极性很高，随着学院对公选课管理的不断改进，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高职院校文学类公选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文学类公选课数量较少，课程变动大，缺乏精品课程。
我院每学期文学类公选课在2～4门浮动，相对于全院110门左右的公选课而言，比例偏低。根据对本校学生公选课情况进行的调查，有65%的学生反映文学类公选课开设不够，较难选上。仅有的少量文学类公选课中只有《中国现当代小说与电影》、《名著电影赏析》是相对固定的，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则较少涉及，就连传统的唐诗宋词，国学名篇等也鲜见开设。学校曾有教师开设过《戏剧戏曲赏析》和《中国古典诗词赏析》等，却往往因各种原因持续不了几个学期。因此仅存的文学类公选课往往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难以形成一批有口碑、有一定影响力的精品课程，更无法利用文学类公选课的整体效应提高高职高专学生人文素养，推进审美教育。
2.师资力量薄弱，专业素养亟待提高。
造成上述情况的诸多原因中师资力量薄弱显然是首位的。首先，由于高职院校一般没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因此高职高专院校的文学类公选课很少由专门研究文学的专业教师兼任，而是由文秘专业或大学语文组的教师开设，教师们往往很难做到跟中文系教师一样将专业研究与所任课程紧密结合，更不用说有些非文学专业出身的教师开设文学类公选课仅凭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因此，高职院校文学类课程教师的专业素养跟本科院校的教师们相比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其次，相当一部分文学类课程教师除上课外往往还兼行***工作，因精力有限或对公选课不够重视而干脆放弃开设公选课，这让原本就薄弱的师资更加势单力薄。最后，较少针对教师进行文学类公选课课程培训。虽然在师资培训上我院一贯非常重视，每位教师每年至少有两到三次的培训机会，但这些培训绝大多数都与专业课相关，极少有教师针对自己开设的公选课接受专门培训。
3.单一的教学模式导致课堂实效欠佳。
与本科院校一样，文学类公选课属于高职院校公选课中比较受欢迎的课程。然而据笔者了解，此类公选课的课堂实效却欠佳。一方面，在电子通信产品极为发达的当下，网络视听娱乐对学生的诱惑日益增加，很多学生已经很难静下心来阅读经典名作。另一方面，许多教师依然采用比较单一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依旧遵循传统的教学流程：简介作者与作品写作背景—介绍作品内容—分析作品的艺术特点、人物形象。文学类赏析课程不仅要与专业强的中文专业课程有别，而且要与具有专题性质的文学讲座有所区别，仅靠传统教学模式往往会削弱学生的参与感。有些教师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尝试增加互动环节，采用讨论教学法。由于部分学生对公选课重视程度不够，事先准备不充分，对要进行讨论的作品并不熟悉，因此讨论环节往往流于形式，难以深入。
更严重的是，学生消极被动的上课态度反过来削弱了任课教师的热情。据笔者对本校学生进行的调研发现，有近50%的学生对上课时播放视频持支持态度，而实际上有半数以上的人文类公选课教师上课时播放视频时间超过50%，视频资料尤为丰富的文学类公选课更是首当其冲。以播放相关电影、电视剧代替讲授与讨论，学生乐意，老师轻松，却是看似双赢，实则双输。多媒体适当运用于教学中本来既可以丰富教学手段，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然而播放频率过高，时间过长则无异于让学生放弃了文本阅读，怠惰了思考，长此以往如何做到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双重提高？
4.单一的考核—评价模式导致抄袭成风。
现在文学类公选课一般都以课程论文方式取代以往的试卷考核，论文方式看似灵活，理论上说可以考查学生多种能力，然而实际操作中却成了滋生抄袭的温床。由于学生们很少阅读作品，因此对于文本缺乏真正的情感体验与感悟，也就没有表达的欲望。在资讯极为发达的今天，网络上各种类型的论文资料简直应有尽有。因此，学生的文学类课程论文往往抄袭成风，或拼贴剪切，或甚至干脆“乾坤大挪移”，整篇照抄。教师虽然想出各种方法防止、打击抄袭，但往往防不胜防，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时间长了难免不在学生中间达成这种共识——文学类公选课既轻松又好过。因此高职院校文学类公选课虽选者众多，然而认真听课者却寥寥，教师以放映视频敷衍了事也就见怪不怪了。
二、高职院校文学类公选课管理的对策建议
1.完善课程设置，鼓励专、兼职教师开设文学类公选课。
首先要鼓励有专业特长的教师坚持开设文学类公选课，除充分挖掘本校教师资源外，还可以外聘请其他院校优秀的中文专业人才开设此类课程。要选取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各部分中的经典与精华，结合当下社会语境与学生需求，设置比较全面的文学类公选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课程群的整体优势，充分培育更优质的精品课程，最终提高文学类选修课的美誉度，树立良好口碑，形成良性循环。
2.加强本校师资培训。
要加强对文学类公选课教师的培训，尤其要对那些非专业出身的教师进行强化培训。针对教师开设的公选课程想方设法提高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可以参加各种针对课程的网络培训与短期的师资培训班，也可以通过去知名学校相关专业做访问学者的方式提高专业素养和理论水平。我院就有文秘专业的老师去南京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专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例子，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须结合自己所开设的公选课进行，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3.以文本阅读为核心，坚持讨论教学法改革，创新教学方法。
要打破“教师上课放电影，学生论文靠抄袭”的恶性循环，关键是要激发学生兴趣，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在近年的教改中，讨论教学法的重要性已经渐渐为大家接受并付诸实践，在多类专业课教学中也颇有收益。很多教师明白阅读—讨论教学之于文学类课程的重要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实施。因为讨论教学法的灵魂在于受众，即学生对于教学内容（作品）的熟悉程度，没有学生对作品的阅读（文本细读），讨论教学难免流于形式。笔者认为必须把考核纳入讨论教学法，将其拓展为整体模式，因为不强调文本的重要性，不想方设法让学生配合阅读，那么讨论必然与阅读脱节。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阐释与讨论是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如果不配合老师的要求，不熟悉文本，既无问题意识，又没有经过思索，则很容易让讨论流于形式，实践证明收效甚微。因此，讨论教学必须有一整套教学环节的设计来支撑。
笔者以《西方文学名作赏析》为例谈谈讨论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过程。在教学中首先在第一堂课布置本学期要学习的作品，并且把每个作品要求讨论的重要问题附在每一个作品的后面。要求每位同学选择其中的四篇作为自己的精读篇目，其他作品为泛读作品，只要求知晓情节。精读篇目要求在课外进行阅读，并围绕教师布置的问题做好讨论笔记。课堂教学先由教师对作品作者、写作相关背景等做简介，然后由参与讨论的学生集中表述自己的观点，形成相互讨论。教师在整个讨论中起到引导、提示、总结的作用。具体流程如***：
4.建立多元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激发学习主动性。
要使上述讨论教学流程顺利实施的关键是将考核模式纳入到模式中。既然文学类公选课开设目的是培养审美能力、传承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那么考核方式完全不必拘泥于形式。为了让学生重视文本阅读，就要大力强调平时学习的重要性，降低期末课程论文或试卷的成绩比重。把读书笔记、课堂讨论与出勤、期末成绩以恰当的比例纳入到总体考核中。笔者在实践中为了突出阅读、参与讨论的重要性，干脆取消了期末课程论文，并将课堂讨论规则加以细化，根据学生每次参与讨论的综合表现给出分数，并规定读书笔记、课堂讨论与出勤比例为6：4。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学生阅读与讨论的积极性，端正了学习态度，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讨论教学法的实施。当然，在具体的实施中要结合每个学校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细化规则，以公平且开放的方式使学生在充满兴趣的学习中完成本课程的学习要求。
5.整合教学资源，充分利用文学实践活动。
由于公选课受教学时间、授课计划等因素制约，不太可能对某类文学作品或某位文学大家的作品进行全面、深入探讨，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掌握学生感兴趣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将它们与学校举办的读书节整合起来，开展以专题形式为主的人文讲座，尽量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来校进行专题讲座，同时还可组织学生现场观摩或参与“经典诵读”比赛、并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征文比赛活动，学生通过参与文学活动，可在多重文化语境中重温课堂所学知识。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参与情况，将表现记入平时成绩。多样化的实践教学不仅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而且会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并在全校形成一种非常浓郁的人文氛围，这对于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高职院校人文类公选课是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渠道，担负着学生人文综合素质提高的重任，关系着学生品德养成、学习生活、社会适应能力、就业和择业等问题。其中文学类公选课又是人文类公选课中的一个大类，通过对文学类公选课现状及对策的研究，解决如何增强师资力量、合理设置课程，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问题，将有限的课堂教学与课外文学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切实发挥文学类公选课作用的可行之路，将是每一位人文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刘学明.重视高校通识教育，提升学生人文素养[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1（11）：135.
大学生类论文范文5
关键词：鄂伦春；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生态系统论；
中***分类号：Q98 文献标识码：A 1674-3520（2014）-04-00183-02
自生态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它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关的理论阐释。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1]我国学者宋蜀华先生认为，“人类对环境的生理与形态的适应，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养结构域人类体质状况，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以及从不同人类群体的谋生手段出发，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生态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寻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等等。”[2]也就是说，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并把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的产物。[3] 鄂伦春是我国境内最具代表性的渔猎民族之一，也是文化模式相对简单的民族之一。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解说鄂伦春文化是许多学者共同热衷的话题。
一 、环境决定论鄂伦春
20世纪60年代，环境塑造文化的观念在生态人类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环境因素不仅决定文化特征，而且也对文化产生作用，环境因素不同于诸如人类社会或人口等其他因素。环境决定论以各种形式表述了有关文化及文化特性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4]人类学是一门以人性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如何界定，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特殊意义上的文化。就其一般性而言，文化是一种现象，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就起特殊性来说，文化是与特定的某个社会或特定的一群人相联系的实体。[5]特定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特定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对简单民族，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要强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自然环境是塑造不同文化形态的外部条件。鄂伦春文化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创造的产物，它与自然有着直接的依附关系。总体而言，鄂伦春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单纯的狩猎民族，它属于生态系统的民族。达斯曼（Dasmann）认为，生态系统民族是指在单一生态系统中，或者至多在两种到三种相邻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的人们。[6]
鄂伦春是我国东北古老的民族之一。1653年鄂伦春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广大地区。这里90%是恒古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植被资源十分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片的森林，不但为多种类野生动物提供了非常好的栖息和繁殖的场所，也为食草和食肉动物提供了 丰富的食物。有名的动物有马鹿、驼鹿、狍子等各种奇珍异兽。额尔古纳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及其大小支流均在这片广褒的土地上蛇蜓流过，所以鱼类产品也相当丰富。“棒打獐子，瓢滔鱼”。广袤的森林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论鄂伦春人的生计方式――以狩猎为主，兼采集和捕鱼。这种由环境决定的生计方式同样决定着鄂伦春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鄂伦春的饮食、服饰和居住方式都带有以自然资源为衣食父母的特点。其基本社会组织是游猎公社制，当地人称为“穆昆”。从以上的观点来看，鄂伦春文化的形成是受环境的影响造成的。
二 、文化生态学与鄂伦春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新进化论的代表斯***尔德提出来的。1955年，斯***尔德在《文化变迁的理论》解说了文化生态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该书中，斯***尔德揭示了物理环境、开发环境的文化工具，以及社会***治结构等相关特质之间的一般关系。[7]斯***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里的环境指的是一种生命的网络。网络是由两个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是特定地域中所有生物的相互作用，而这一相互作用又再与特质相互作用。[8]具体而言，就是“文化中核”和“次级特质”的观点。“文化核”指的是与环境直接有密切关系的物质的集合，而“次级特质”指的是与环境联系不甚紧密的形态。简而言之，文化生态学探讨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系统互动关系，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社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适应与变迁过程。[9]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鄂伦春的渔猎文化充分体现了文化生态的观点，即环境决定文化而文化又反作用于环境的特点。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定，鄂伦春人最初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狩猎、捕鱼和采集等原始形态。在长期的狩猎、捕鱼生产实践活动中，鄂伦春人总结出大量的有关动、植物生长规律和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例如狩猎，《黑龙江外记》卷6这样记载：“俄伦春俗重鲜食，射生为业。然得一兽即还家，使妇取之，不贪多，亦不以负重自苦”。这种保持生态平衡的观念，正是鄂伦春人在生产实践中得出的文化理念。
三、文化唯物论与鄂伦春
20世纪80年代，马文・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了以解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特质都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所有的文化特质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哈里斯提出了客位与主位的研究法。米尔顿认为：“哈里斯的明确意***是：所要证明的不是某些环境特征是特定文化特征演化的直接原因，而是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下，所有文化特征都有了生态意义。”也可以说，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是色彩更浓的环境决定论的重新再版。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可通过鄂伦春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等来证明。例如鄂伦春人的“仙人柱”居住方式。它是“一座用几根细木杆支起来的圆锥形仙人柱，孤零零靠在一棵歪脖子树跟前。它像一朵枯萎的松蘑，在山岗中摇摇欲坠，仙人柱里燃着一堆篝火，浓浓的柴烟，一蹿一蹿地缭绕盘旋。”[10]这种仙人柱的房屋，快捷易建，便于拆迁。一般两三个人用十几分钟就可组建而成。其面积大的有8平方米，小的大约有4―6米。鄂伦春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居住方式，是由他们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以上三种理论的共同特点都十分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即文化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观点。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虽然注意到了环境为文化的互动关系，但是都带有环境决定文化的色彩。
四、生态系统论与鄂伦春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相继衰退，生态系统论却异***崛起，取而代之。生态系统论是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重视的是，在生态系统中，生命体、无生命体通过能量流和物质循环建立一套动态流程关系。[11]也就是说，在生物圈的某些被划定界限的部分内，全部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通过物质交换结合在一起。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2] 生态系统论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拉帕帕特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马陵人的仪式和战争的经典研究。回顾鄂伦春人的驯鹿文化，不难发现他们有着浓厚的生态系统论理念。就“鄂伦春”一词的含义而言，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住在山上的人”；二是“使用驯鹿的人”。驯鹿对鄂伦春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驯鹿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如同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一样。就自然生态而言，驯鹿以苔藓、菌类植物、地表植物等为食。对鄂伦春人基础生活来说，驯鹿能载负猎人的货物，能在雪地上行走，能穿越山林，而且还提供经济生活资料（肉可食用，皮可做衣，身上的骨类还可饰品，鹿茸、鹿鞭还可用作中药）。就文化层面而言，驯鹿已是鄂伦春人精神娱乐活动的一部分，许多词汇和故事都与驯鹿有关。总之，驯鹿把鄂伦春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存环境有机地连一起，还起着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在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鄂伦春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腾崇拜和桦树工艺品等。
生态人类学理论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民族志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治生态学等多种理论。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共同一致的地方是环境对文化有着较深的影响，而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环境。生态人类学以一种新的视角开拓了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个新领域。虽然其理论存有各种不同的弊端，但它们所贡献的价值却丰富了人类学理论宝库。
另外，鄂伦春是一个生态民族，是世界上仅存不多的具有简单文化特征的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处于一种趋同整合的演化过程中。如何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具有多样文化的地球村里，是人类现在共同关注的焦点。最后以费孝通先生的话作结：“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注释：
【1】[日]绫部恒雄.著，周星.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2】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讨与实践【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3】任国华，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5期，总第82期。
【4】、【5】、【6】【英】凯米尔顿著，袁同凯 周建新译，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M】，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2、20、39页。
【7】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8】转引自张曦，生态人类学思想述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7卷第2期
【9】转引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10】敖长福.著，猎刀【M】，远方出版社，1995年，27页
【11】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12】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J】，《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何群著，环境与小民族生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王为华著，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大学生类论文范文6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方***；研究；意义
[作者]熊晓辉，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湖南吉首。416000
[中***分类号]J6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060－0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音乐人类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与重构，音乐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已经作为一种成熟的科学方***，内在地融入了多学科发展的趋势之中，其方***的特殊地位受到重视。音乐人类学在解决人类所思考的文化艺术等问题方面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客观上也反映了音乐人类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学术认可度和认知度，同时也显示出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正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因此，用科学的方***视角去审视音乐人类学研究历程，树立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相对观、文化整体观、文化普同观、文化适应观、文化整合观等基本观点，把握音乐人类学学科结构、本质、形式与特征，探究音乐人类学的后现代走向及其意义，成为音乐人类学方***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音乐人类学方***的重要观点及基本任务
方***的观念在音乐人类学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音乐人类学学科现实存在的总体反映形式。由于学科性质的原因，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成为音乐人类学重要的方***观念。作为一门研究人类音乐文化的***学科，音乐人类学吸收了人类学研究的学科观，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相对观、文化整体观、文化普同观、文化适应观、文化整合观等基本观点，利用系统的方法来观察或分辨事实，从而建立可一再求证的定律。对于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方***问题，人类学家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所谓科学的方法，指的是设计与进行研究所需要遵循的精神方法，主要包含三个基本步骤：一是建立假说，即对观察到的事物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进行叙述；二是决定测试此一假说的方法，即将它们整合在一个研究设计中；三是实际测试此一假说，即进行研究或进一步地观察。”音乐人类学是一门建立在音乐实践基础上、以具体方***实践为基本手段和实施内容，并以音乐实践成果回归音乐现实生活作为动力才会有其生命力的学科。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性建构，也不能忽视这一学科基本性质中所包含的实践性。而且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母语文化的千姿百态也决定了音乐人类学理论要当之无愧地成为各民族各种不同母语文化音乐普遍规律的概括或理性总结，就应该与之作实践性的具体化对应，否则所谈的理论和所倡导的理念都将成为无源之水，甚至可以说，没有具体音乐实践或忽视具体音乐实践，就没有音乐人类学的生存和发展。
文化整体观对音乐人类学发展与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人类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应该把各种音乐事象与音乐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探讨。如音乐人类学家在描述一族群音乐文化时，可能会涉及该族群所生活地区的历史、自然环境、、语言、***治体制、经济形式以及服饰风格等。文化人类学把文化整体观概述为：文化人类学家在比较各民族文化时，注意的是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传承的。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人无论从地域还是从时间的角度看，都比其他学科广阔。这种把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类群体文化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放在同一研究平台上作比较分析，以便寻找共通的行为法则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文化人类学文化整体观的一个充分体现。音乐人类学强调以人类社会整体中的个体或群体为中心对象来展开各音乐事象的考察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孤立的音乐和音乐作品的考察研究，而是以人――音乐事象操纵者为对象主体和以人的音乐活动――音乐实践内容和音乐认识内容指向为对象客体以及音乐事象是对象主体与对象客体之统一体这一音乐人类学方***的又一基本观念。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音乐文化，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多局限于周围或有限领域之内，而是直接、明确地猎涉到全世界各民族的音乐艺术。不论是非洲布须曼人的音乐，还是亚洲中国人的音乐，或是欧洲日耳曼人的音乐，在音乐人类学家的眼里都是平等的，音乐人类学家对它们都怀有同样的热情和兴趣。另外，音乐人类学不仅关心的是古代音乐文化，而且关心所有历史时期的音乐艺术。史前时期的人类文明和近现代原始部落及当代都市中的音乐事象，都在音乐人类学家的研究范围之中。这种把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类音乐文化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放在同一研究平台上作研究，以便不怀偏见地探索音乐艺术共通的行为法则的观点，是音乐人类学整体观的一个充分体现。那么，音乐人类学认识音乐事象整体的观点，就像哲学的认识人自身整体的观点那样。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马克思的论述进一步揭示出了人类学的基本学科观，也可以观察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体观念的核心是人，人作为社会性的主体存在，并在音乐事象构成中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客观能力作用应当得到音乐人类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只有深入地把握住音乐对象主体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深入地触及音乐对象主体的音乐意识，才有可能牢牢地抓住音乐人类学考察和研究成功的科学机会，揭示出音乐事象的本质和规律。
19世纪以前，欧洲产生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当时各国、各地区文化群体之间由于地理的和种族的隔离，导致不同文化之间无法客观地彼此认识和评价，这就产生了以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文化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也称为“我族中心主义”，是以自己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是自然的、正常的和优秀的，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一切文化的思想。后来，当人类学家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文化形态时，他们发现所谓的原始人类实际上与其他人类群体并没有本质区别，于是20世纪20年代起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开始，到他的学生赫斯科维茨(MeIvIlle J・Herkovits)总其大成，逐渐发展出一套“文化相对论”思想，他们认为：文化是特定社会中人们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的总和，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世代相传的价值观。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的体系，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价值体系是无法比较的，每一种文化都只能按其自身的标准和价值观念来进行判断。一切文化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无从分别孰优孰劣，对异文化要充分尊重，不能以自己文化标准来判断和评价。
二、音乐人类学方***的自然属性及内容
文化相对主义也称“文化相对论”，经博厄斯及其承继者极力宣传而得以流传。博厄斯认为：
“研究原始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该以这两条原则为指导：一条是在所有民族生活中以及现代文化形式中，人们的思维过程是基本相同的；一条是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博厄斯强调抛弃以某一民族文化为中心的“我族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思想后来为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所接受。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被音乐人类学家引伸到音乐人类学领域，即成为‘‘文化相对主义音乐人类学观”。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音乐人类学价值观来运用，这是当初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的主张。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呈现出多种内容，反映了特定自然环境的物质文化，受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制约而定型的演奏习惯，一定程度上反映美的价值标准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歌词，还有音乐的构造，这一切都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呈现出来，放眼世界来观察这种状况就知道，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有着不同的生活，而支撑着它们的价值体系也是不同的。用这种看法来认识民族性的表现，叫做文化相对主义。这种观念的真正树立决不可能仅仅依靠停留在理性阶段上的一般性认识，还需要在具体的科研实践中去逐步体现，这样才可能使之具有明确而实在的科学意义。用文化相对论的观念去研究音乐人类学，并不是要求他们全盘接受某一特定民族的音乐文化，事实上，它是指从民族音乐文化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与历史的关联中，来评估他们的文化型态。在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西方科技社会的强势文化携经济实力席卷全球，弱势文化遭遇空前生存危机的情形下，文化相对论对于保持和发展音乐艺术及音乐文化多样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后来在音乐人类学中激起了一场关于音乐人类学方***的争议，其实质是音乐人类学的表述危机。音乐人类学家经常用自己的田野工作经历对音乐事象及文化进行尝试性的实验，探讨了方***以及主客位关系、民族志等主题。在音乐人类学学科内部，人们用相当多的表述空间来呈现与受访者之间的对话重构，既可以表现那些不同的声音，又可以体现受访者的个性特点，还用相当多的音乐专业术语及语汇来反映调查内容和文化背景。在研究过程中，音乐人类学始终都是一种个案的、质性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是建立在音乐学与人类学基础上的学科，音乐人类学家们也是在整合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资源下进行研究，他们常用文化研究中的原型批判、作品分析、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方法，同时借鉴和利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背景分析、跨文化比较、主位与客位研究、大传统和小传统研究等方法，在使用这些方法时，根据不同的对象，通过提炼和升华，最后形成自己的独特研究范式。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文化普同观影响着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自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心理的基本状况大体相同，所有的人是完全平等的。文化就像在绝大多数实例中所显现的那样，是为满足人类欲求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内外环境相似的民族会产生或崇尚相似的文化反应，而不同的环境尽管产生的文化面貌会有差异，但由于人类心理基本状况大体相同，因此在文化的不同部分也同样具有所有文化的共同特色。同时，也正因为人类心智和心理的相同或相通，各个不同的文化之间才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传播、互相学习，各个文化之间的要素才可以互相借用、互相吸纳甚至相互融合。在任何民族的传统音乐中，音乐文化是普同的，无论是作为创造音乐的具体形象，还是对音乐文化进行科学解释，音乐人类学无非是为了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主体。在文化普同观下，人的音乐行为、音乐产品和音乐意识，构成了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在有关艺术人类学学科的方***问题上，国内学者主张在研究中，首先要熟悉规程，从各个环节，比如说选题、课题的准备、调查提纲的拟定、文献资料的收集、进入田野、参与观察、引出访谈问题、话语和文本分析、意义和表征分析、田野笔记的记录和编码、资料整理和民族志撰写。这样各个环节的程序和技术性问题我们要研究。同时在其中可能出现的更多的方***问题，需要我们做更多思考。比如说，关于人类学知识的性质、怎么样才能认识世界、文化和族群的性质及其界定、研究对象和田野工作场景的转换、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人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等等，我们都要做思考。
音乐人类学广泛吸收了人类学各个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成为人类学、音乐学研究的一门重要的学科。近年来，音乐人类学研究还出现了一些较新研究趋势，如学科的新拓展、流行音乐与城市音乐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特殊群体音乐研究、音乐变化研究、西方影响研究、媒体影响研究、文化边缘残余研究等。一些方法，如统计学方法、民族志方法、重复研究、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等广泛被应用。音乐人类学采纳了人类学的文化整合观，强调构成文化及音乐艺术的诸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与和谐的状况，强调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如何一起协调运作的，不光是靠研究***治、经济、宗教、艺术等。当代人类学家的研究更重视大规模社会，它们不仅地域定位较模糊，而且运作更依靠联系广泛且高度专业化的人员来完成。在这样的社会中，它的整合性较不明显，且与小规模社会大不相同。文化整合是一种诸要素或特质变为或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体系又是时常变化的，这就是文化的变迁。文化落后，其实就是该种文化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所造成的暂时失调现象。
三、音乐人类学方***的主要趋向及意义
音乐人类学的方***主要源于人类学，从基本理论角度看，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是和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古典进化论时期，单线进化论思想在早期的比较音乐学研究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当欧洲音乐中心论进行传播时，音乐学研究把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当作向欧洲音乐模式进行进化，这种思想在当时影响巨大。后来，文化人类学的每一次理论更新都会在音乐人类学中得到体现，传播论、历史特殊论、社会学派、功能主义、新进化论、结构主义、阐释学、符号学、生态学等，各种人类学理论也都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各自留下自己的印记。与整个人类学相比，音乐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对象。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成果，音乐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用时下的观念看，音乐是“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代表。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在特定的时间段中展开，稍纵即逝，不可重复。音乐本体自身永远都是非物质的，我们能看到的乐器、乐谱、磁带、唱片都不是音乐，而是音乐某种形式的载体。其次是音乐采集。从采集的角度来说，一方面。研究者的音乐采集能力和水平受到研究者自身专业水准的制约，没有经过长期专门的业务训练，甚至连基本的音乐识别能力都不具备的人，无法涉足音乐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音乐的特殊性，储存音乐本体需要特殊手段，受到科技水平的极大制约。再次是音乐描述。从描述方面来说，由于音乐的高度抽象性，描述音乐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如何描述音乐是许多音乐人类学家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并且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描述方法。最后是音乐与文化背景的关联性阐释。音乐与文化背景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视点，也是一个难点。音乐非常抽象，不仅自
大学生类论文范文7
课程体系是一个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课程体系的概念，学界一般有以下两种阐述：一是课程体系是指按照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要求和学生学习心理，根据专业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设计的各门课程的系统；二是课程设置是指根据特定的教育培养目标，组织和编排课程的系统化过程，它受一定的教育目标与教育价值观的决定和制约。笔者选取了国内部分高校体育新闻专业课程设置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从不同的角度对课程进行分类并进行系统的分析。
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从内容上来分，一般可以分为三个板块，新闻学理论及技能、体育运动基本理论、文学语言类知识。而各个高校的不同课程体系主要体现在不同板块的课程数量结构的区别。
（1）新闻学理论及技能类课程开设情况。作为体育新闻专业的主干课程，新闻传播类课程是各高校在课程设置中的核心和重点，这也是学生在校期间主要研习的课程内容。从数量上来看，新闻转播类课程一般为13门上下，几乎占了专业课程的50%。虽然在开设的课程科目数量上，各高校并无太大差异，但在开设的科目内容上却存在明显的不同。
很明显，在开设科目的选择上，各高校也将不同的人才培养理念融入了其中。如在北京体育大学的新闻传播类课程中，并没有出现传统的“采、写、编、评”课程，而是出现了广告学、公共关系学这样的课程。由此可见，该校并没有将新闻行业作为毕业生的唯一就业培养方向，而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向其他传媒产业发展。这与北京地区人才密集，就业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不无关系。与北京体育大学相似，广州体育学院在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中也加入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媒体经营管理课程，将经营类课程加入课程体系，体现了广州体育大学与其他高校不同的人才培养方向，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领先的沿海地区的区域特色。
（2）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体育新闻专业是新闻学与体育学的交叉学科，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体育新闻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兼具新闻类学科能力和体育类专业知识的综合型人才。在进行体育新闻专业课程设置中，几所高校都在课程体系中加入了一定数量的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
从人才培养目标的角度看，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的开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不同的高校对于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理念的区别。
在现有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体系中，各大高校的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主要有两种开设形式。一种是开设纯体育类课程，该类课程旨在提高学生体育类知识，凸显学生的体育特长。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北京体育大学一直以“大体育”的办学理念建设体育新闻专业，因此在课程设置中对于学生的体育特色予以了相当的重视。在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新闻专业的课程中，共开设有7门纯体育类课程：体育概论、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运动人体科学概论、体育教育训练学概论、运动项目概要、民族传统体育学概论、奥林匹克运动；另一种开设形式则是将体育类课程与新闻类课程融合，形成交叉类课程。该类课程淡化了体育特征，转而将体育融入到新闻课程中。这类课程在各高校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体系中都有出现，但数量不多，课程内容也大同小异。以广州体育学院为例，广州体育学院在进行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中，着重毕业生的媒体适应性，在课程设置中也一直淡化学生的体育特色，因此仅开设有体育媒体通论一门体育新闻类课程。
（3）在体育新闻专业开设的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中，我们还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无论开设的是纯体育类课程还是体育新闻类课程，内容上基本都限于理论类课程，而且多以体育人文类的课程居多。这也反映出现在阶段体育新闻专业建设中，高校普遍将体育与新闻的结合点放在体育人文方面的现状。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我们也就不难找到专项体育记者缺乏的原因。
（4）文学语言类课程。在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体系中，文学语言类课程也是专业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类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这一类课程在各高校的开设情况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上都区别不大，开设数量一般为4到6门，内容上基本以文学概论、中外文学史、古代文学和文学作品阅读为主。
在课程内容选择问题上，依上文所述，国内现阶段高校体育新闻专业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主要采用的是新闻类课程+体育类课程+语言文学类课程的结构形式。高职高专院校的培养方向主要是应用型人才，因此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一直将工具应用型课程放在首位。因此在新闻类的课程开设上，就不能简单的照搬本科体育新闻专业的课程，而应该将主要的课时放在能够切实提升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课程上，其中主要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相关工具软件（如排版软件、***片处理软件、视频编辑软件）。 （下转第115页）（上接第107页）
大学生类论文范文8
关键词：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神话原型理论
中***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7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100）
作者简介：代云红(1971），男，云南曲靖人，博士，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上，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大致是20世纪20―30年代，有近70年的历史；二是认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大致是1902年，有近百年的历史；三是认为中国古代就有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上述三种观点反映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对自身学术传统或历史脉络的认识并不统一。这里有三个问题应首先提出来，然后再做辨析：一、大多数学者提到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是茅盾、闻一多、郑振铎等人，但却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认识上出现了两种看法――70年或100年的历史，形成这种认识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二、部分研究者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有一些学者尝试运用了神话原型理论，它是由弗雷泽等人的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发展而来的。这就涉及到：我们应如何看待神话原型理论与剑桥神话仪式学派的关联性？三、从不同学者的论述来看，他们所“圈定”的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性人物有多有少，这就涉及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疆界应如何加以认定？这三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如何来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起来的这个学术传统，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选择或继承了什么样的传统。最后就是我们如何来认识“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一
从文学性的神话维度，弗雷泽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以及方***方面去把握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及其现代学术传统与当代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人类学”观念密切相关：一是认为文学与人类学在范围上的重叠交叉之处首先是神话(文学性神话）或神话学。[1]（P193）二是认为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来自于弗雷泽的《金枝》和荣格的原型理论，“我们可以在弗莱的原型批评里面阅读到从弗雷泽到荣格的全部文学人类学的精华”。[2]（P79）三是认为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有着一脉相承性。其一是方克强对茅盾、闻一多的“文学人类学”方法的论述[3]；其二是叶舒宪、萧兵提出的“三重证据法”直接沟通了王国维和闻一多等人所开创的二重或三重证据法的传统。由此来看，当代学者建构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的学理依据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理论及方***。
这里要提及的是，民间文学研究者刘锡诚虽然没有去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现代学术传统的问题――他建构的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但他的看法与文学人类学研究者的看法如出一辙。他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有一个“文学人类学派”，其代表性人物是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人。[4]刘锡诚认为20世纪上半叶存在一个“文学人类学派”的学理依据也主要是神话及剑桥神话仪式学派，这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在看待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时的共识。
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是茅盾、闻一多、郑振铎等人，但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原因就在于：一、从神话维度来看待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起点，则“神话”概念是在1902年传入中国的，因而有百年的历史。二、部分学者把20世纪20―30年代视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隐含着以神话研究的实绩或成就来确立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意***，它体现了如下的现实考虑：即为20世纪80年代新生的（或“复兴”的）“中国文学人类学”寻找学术思想史的支撑，指明倡导“文学人类学”研究对于变革文学观念，推进文学研究的意义。正是上述原因，学者们所“圈定”的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性人物有多有少。
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闻一多等人已尝试运用了神话原型理论。对于这种看法，田兆元指出：一，要了解闻一多的神话学研究成就，首先需要注意这样的学术背景：闻一多不是中国神话研究的先行者，在他从事神话学研究之前，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源：有西方的神话文本译本，有西方神话学的译著，有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尝试，有考古资料，还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田野报告等。二，闻一多的神话学研究的贡献及特点是把神话学与诗学联系起来，注重意象的整体关联和系统联想与论证的充分实践。三，闻一多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时，西方原型说还没有出现。由此，他说：“我们不愿意把闻一多先生的神话意象分析和诗歌意象分析方法用弗莱的原型说来替代。因为闻一多先生的实践确实在弗莱的原型学说之前。”[5]既然闻一多研究神话的方法早于西方原型说，那么有些论者认为闻一多等人运用了神话原型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呢？还有闻一多的方法既然与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他们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又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解释这种相似性现象呢？这其实也是一个跨文化比较的问题。总而言之，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的认识是需要重新考量的，这将有助于我们较深入的认识当代学者们建构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合理性、意义与价值，以及这种追溯自身现代学术传统、建构自身历史脉络还存在的某种偏狭性认识及由此带来的对某些问题的遮蔽性。这样的反思有助于推动我们去思考“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发展问题及其理论建构问题。二
从反思的角度来看，上面的问题可先归结为一个重新认识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剑桥神话仪式学派与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关系的问题。由于弗莱被誉为神话仪式学派的集大成者，因此，这一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再认识。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一直被视为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范式之一，因此，对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的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就带有“正本清源，查询源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对弗莱文学理论的检视来进一步理解“文学人类学”的内涵。
以往对弗莱文学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在他吸收并整合的各种理论成分里，对他的文学理论思想起到奠基性作用的是那些有关口语文化特征，以及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反差性研究的理论。这成为弗莱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盲点。
弗莱文学理论的口语文化内涵主要来自于约翰・罗宾斯、维科（Vico Giambattista）、帕里（Parry Milman）尤其是洛德（Albert B.Lord）、哈弗洛克（E.A.Havelock）、沃尔特・翁（Walter J.Qng）的影响。简要地讲，维科的“诗性智慧”奠定了他的文学理论的基础，它说明弗莱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关于文学心智过程的理论。帕里、洛德、哈弗洛克、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思想使他的文学理论具有了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两极性反差的历史维度，它为弗莱思考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矛盾而紧张的状态提供了文化心理的参照。约翰・罗宾斯的“原型”观念处于弗莱文学理论的中心，它在消除文学批评的混乱状况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三方面凸显出了弗莱文学理论的口语文化内涵以及从整体考察局部的批评特色。在弗莱看来，文学理论在本质上应属于两个更大的、还未完全发展成熟的学科――一个是关于所有艺术形式的整体的批评，另一个是被称为神话的口头表达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者比前者更有前途。这就是弗莱的文学理论十分强调“程式”的意义及作用，而“忽视”个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的整个文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口语文化基础上的。弗莱的文学理论区别于结构主义理论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文学理论包含着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两极性心理反差的历史维度以及对两种文化思想和表达特征的分析。弗莱虽然关注两种文化在心理上的差异，但他更强调两种文化在思想和表达上的“同一性”问题：发生变化的是文学的社会语境或社会功能，而口语文化时代产生的想象力模式、程式化模式、主题、创作手法等却影响着后来的书面文学的创作。弗莱从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同一性”角度表达了神话与文学一致性的观念。[6]
由于帕里、洛德、哈弗洛克、沃尔特・翁对弗莱文学理论的影响鲜为弗莱研究者们注意，因此弗莱文学理论被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他理论的口语文化内涵――他的文学理论与口头程式理论，以及民间文化或民间文学的关系，这就导致了对他的“原型”观念以及“原型批评”的某种误解。由此，我们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当代研究者为什么会认为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似曾相识”？因为弗莱的文学理论与民俗学、宗教学、民间文化或民间文学的母题研究、类型学研究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性，而且它们在研究对象上也多有重叠交叉之处。
三
对弗莱的文学理论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下面的问题就是：弗莱的文学理论与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剑桥仪式学派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里又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弗雷泽的方***特征是什么？我们都在讲弗雷泽的《金枝》对文学，还有文学批评的影响，但弗雷泽的方***特征是什么却一直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认真探讨，这个问题似乎被作为一个不正自明的问题被忽略了。二是弗莱把《金枝》视为一部文学批评著作的理由是什么？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它实际上关系到对弗雷泽理论与弗莱理论的内涵及其关系的重新审视与评价。
弗雷泽在人类学领域颇受争议，是因为他被称为“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弗雷泽对“原始人”信息材料的搜集主要是通过制作问卷调查表散发给旅行者、***府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来获取的。如何解释这些材料呢？其主要做法是：（一）找出它们之间的确实的类似性或想象的类似性；（二）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根据其他地区流行的类似风俗加以类推；（三）类型学方法。对于弗雷泽采用的这种比较方法，戴维・理查兹指出：它是一种根据共有的叙事结构去了解世界一切“事实”的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弗雷泽的这种比较研究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主义的源头，因为根据现有的索绪尔生平的信息来看：他与弗雷泽即使不是观点一致，也是观点相似。他们寻找的是同样的权威，计划的是同样的研究。列维施特劳斯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许多方面比他所承认的更近似于弗雷泽的研究。[7]（P213222）总之，弗雷泽将起源研究与结构分析合为一体，使他的人类学研究获得了两个维度上的方***支撑：一是历史总体性的透视方法，二是跨文化比较的结构分析法。
指明这一点，可以看出弗雷泽的方法与弗莱的方法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弗莱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归入结构主义批评范畴，无不与此有一定关系。然而如弗莱说的，相似并不意味着“同一”，也不意味着它们有相同的来源。弗莱曾经说过，弗雷泽（包括斯宾格勒）提出的观点在他所研究的一切课题中有所涉及，并使他深受启发。但他又强调说，他与弗雷泽（包括斯宾格勒）之间并没有人们常说的那种师承关系。[8]（P158）这就涉及到：弗莱是在什么意义上认为弗雷泽的《金枝》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的？并且《金枝》（还包括荣格的《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奠定了原型批评的基础？
要了解弗莱是如何思考文学理论的，首先应注意他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态度。他认为文学理论应当有自身的学科自主性，它的观念框架、基本原理只能从文学艺术的历史中形成，而不能取自于其他学科（包括人类学），它不应成为其他学科或其他理论的附属物。也就是说，弗莱的文学理论虽然具有兼容并蓄的开放特点，但其对待文学的基本态度却是如一的：坚持文学中心论。其次是了解他的批评意***。弗莱的批评意***可用一句话来说明：消除文学批评中的混乱状况。这是弗莱思考文学理论的问题语境及出发点。由此，弗莱提出应建立一种既能识别出文学同一性结构，又能反映出文学多样性特征的文学理论。
弗莱之所以把弗雷泽的《金枝》视为一部文学批评著作的理由就在于弗雷泽“对文化关注的中心同我关注的接近，而且因为他像一个文学批评家那样把神话看成是一系列连锁的故事模式，而不是根据它们在各自不同文化中的作用来看待它们。”[9]（P58）他们关注的中心是什么呢？人类思维模式和仪式叙事研究。对于弗雷泽来说，人类学是对人类思维进化或人类仪式行为的思维研究，而研究仪式叙事则是理解人类社会基本构成的关键所在；对于弗莱来说，文学理论的基础应建立在人类思维模式基础之上，关注仪式叙事是理解文学情节的关键所在。其共通之处在于人类思维模式和仪式叙事体现了群体的心理结构及价值，弗莱把文学批评视为社会批评即是如此。在人类思维模式和仪式叙事研究层面，弗雷泽和弗莱的关注点发生了交汇：人类思维模式是文化或文学的基础。仪式叙事和文学情节都具有整合性作用――它把各成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整体，它们都居于文化或文学的中心。从弗莱的文学观来看，他是在文学“言语结构”（这是弗莱对“文学“的解释）的意义上“发现”了弗雷泽（包括荣格）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所具有的启示价值及意义的，这就是他把弗雷泽和荣格（部分）理论视为原型批评基础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约翰・罗宾斯、维科、帕里尤其是洛德、哈弗洛克、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思想奠定了弗莱文学理论的口语文化内涵，并且在观念性原则上影响了弗莱对文学与文明，以及文学的整体性思考；那么弗雷泽（包括荣格）则主要在“有形原则”上影响了弗莱对文学形式原理的看法，这就是弗莱文学理论与弗雷泽（包括荣格）理论的同与异。
从我们对弗莱理论和弗雷泽理论的比较性分析来看，当代文学人类学学者把20世纪80年生的“文学人类学”追溯至20世纪上半叶的茅盾、闻一多、郑振铎等人的研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这也是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为什么在较长时间内依赖弗雷泽剑桥神话仪式学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户晓辉是没有加以辨析的。[10]
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剑桥神话仪式学派不是弗莱理论的源头，他们理论的相似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传承关系。（二）把弗莱理论视为“原型批评”（原型理论）实际上“缩减”了他理论的丰富性，因为弗莱理论具有多层面向，而这些理论面向目前尚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三）没有注意到弗莱文学理论的口语文化内涵及由此形成的批评特色，因而很少考虑到弗莱理论与民俗学、民间文化或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关联性――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在强调田野、关注口头文化后，才有所改变。因此在把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人类学”与20―30年代的中国神话研究进行“对接”的时候，只考虑了“文学性的”神话维度，没有注意到口语文化与书写文化的两极反差性以及它们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表达特征。概言之，这只是文艺学视野中的文学人类学研究。
对弗莱文学理论的口语内涵及批评特性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只注意到了台湾神话学方面的研究，而对台湾整体的民间文化或民间文学，尤其是口传文化及口传文学研究却多少有些“疏离”了。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口传文化研究进入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视野里，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文本化研究的状况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出现了多元化态势，而且研究内容也更加丰富，研究的广度及深度也加强了，迎来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这个方面的现象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学者们重构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理论范式。
四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当叶舒宪修正了他以往的“神话”观念而提出“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11]的思想后，那么，把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定位于与“文学性神话”相关联的探索思路是否还恰当，就值得再商榷了。如今，文学人类学已发展出五种主要理论。[12]这五种理论视野及方法并没有被整合性地运用于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方面，这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方面的理论视野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回到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上来：何谓“文学人类学”？它涉及到“文学人类学”的“名”与“实”的问题，亦即一些学者说的“打旗号”与“不打旗号”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判断那些“不打旗号”的学术研究也属于“文学人类学”研究呢？勿需赘言，被称为“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首先必须包含着“人类学”和“文学”两个基本义项。进一步来看，只有“文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的交叉互动的问题能够被充分的说明，其对象、疆域、范围等才能够在最大限度内得以划定，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说明，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里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理论问题。因此，要对这一问题做出进一步地分析，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知识话语是怎么形成的？举其要者言之，它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汉族与多民族的知识反省中不断生成和被深化的。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不能脱离这一思想史语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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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代云红.论弗莱文学理论的口语文化内涵与启示[J].文艺理论研究，2009（5）.
[7] [英]戴维・理查兹.差异的面纱――文学、人类学及艺术中的文化表现[M].如一，周欣，黄若容，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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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拿大]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M].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 户晓辉.关于文学人类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11] 叶舒宪.神话作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编码――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812（12 ）.
[12]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世纪性潮流[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责任编辑：粟世来)Theories and Reflections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DAI Yun-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Qujing Normal University，Qujing,Yunnan 655011，China)
大学生类论文范文9
2012年11月9日至10日，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族学学会联合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承办，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民族研究》编辑部协办。开幕式由中国民族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色音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书记张昌东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宋敏教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先生、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何星亮研究员、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山泰幸教授等领导和专家先后致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宏举编审、《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鳴田羲仁教授等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开幕式。参加本次论坛的代表，既有长期献身于亚洲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学养深厚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又有一大批思想敏锐，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
张昌东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此次论坛是上一次论坛的拓展与深化，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向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宋敏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并希望借此会议，该研究中心能够与参会的各位专家、同仁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日本名古屋大学崲田羲仁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做了主题演讲，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张小***教授进行了评议。与会学者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就资源环境与人类生存、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多样性、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亚洲环境问题与文化生态个案研究、生态危机与环境***策、生态人类学的新进展、文化资源与民族文化产业、亚洲人类学民族学前沿理论与分支学科发展等具体议题展开讨论。论述内容丰富、范围广阔和角度的多样化，是本次论坛的突出特点。
在2012年1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色音对论坛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本次论坛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归功于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的充分准备，归功于参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
（作者色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