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外企年终总结篇（1）
格兰德假日俱乐部自开业以来，受诸方面因素影响，经营情况不容乐观，制定XX年度发展规划及经营方针即是围绕着改善经营状况进行的，XX年基本确定俱乐部以中餐、西餐、客房三大营业点为重点，辅以会所、泳池等配套设施，加强营销，细化服务，提高出品，从而提高酒店整体盈利能力为酒店基本经营方针。
XX年度俱乐部原计划收入为3709.04万元，实际收入为2329.65万元，完成率为62.81%。剔除中餐收入影响，俱乐部计划收入为1613.40元，实际收入为1648.69元，完成率为102.19%。其中西餐计划收入为401万元，实际收入为436.29万元，完成率为108.8%，客房计划收入为1186万元，实际完成1145万元，完成率为96.5%。
为推动住房，带动消费，俱乐部在经营方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保证经营持续增长：
1、对住房客人增设了免费的游泳项目，对商务客房推出了每月住房累计满五间赠送泳票一张的优惠活动，以此激励商务公司的订房并对新开业的游泳池起宣传推广作用。
2、针对6月下旬的住房预售低，实行对散客和商务住房赠送早餐，对旅行社调低周末价来吸引住客。
3、把西餐厅定位成华强北至高观景的中高档西餐厅，细化服务，加强出品。抓住五一黄金周契机，自5月1日起，对西餐厅再一次调价，将自助餐午餐价格上调至58元/位，同时新推出下午茶项目。
4、俱乐部经营未达目标，主要原因为中餐收入与计划相距过远。下半年中餐情形极不容乐观，在达声股份公司决策下，于9月11日宣布停业。意味着俱乐部摆脱中餐束缚，轻装上阵，扭亏目标指日可待。
5、指导制定策划中西方节日活动，实现创收高峰。
二、主持制定和完善酒店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内部组织系统，协调各部门关系，建立内部合理而有效的运行机制。
为使酒店的日常运作逐步纳入到工作有计划、有指导、有跟踪、有总结的管理系统中去，有效地将计划性工作和应急性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建立明确的工作目标，要求各部门建立计划性的工作制度，通过每月总结、计划，对各项工作有计划、有落实，按计划步骤予以实施。建立每月工作汇报制度，通过对工作的完成情况，对各部门负责人予以考评。
酒店成立之初，各项制度未健全完善，制度的完善及各项工作程序的确立需在长期大量的实践中方能逐步完成。因此，制度的建立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现该部分工作已基本完成，俱乐部各项岗位程序及流程已制定。 酒店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是酒店发展的基础,酒店管理层自XX年年初开始，即对酒店整体规范与标准作明确规定，相继出台了相关程序化、规范化管理文件。
在目标考核方面，一方面按照已出台的考核实施办法进行考核，另一方面每月每季度召开上月/季度工作总结会，针对制定的工作计划，总结实际实施进度，提出需解决的问题，使各项工作落实到人，也以此作为对各部考核的依据。
三、研究并掌握市场的变化和发展情况，制定市场拓展及价格体系，适时提出阶段性工作重点，并指挥实施。
市场的变化与酒店的发展息息相关，俱乐部正是基于此紧扣市场脉博，及时提出各阶段工作重点：
一月份制定XX年商务散客、长包房、会议团房、旅行社团散房价格及合约版本。
二月份策划情人节活动及推广工作，加强财务管理，制定仓库管理制度，实行总机与服务中心分开管理。
三月根据季度转变调整金海悦大厅A、B区优惠***策，减少赠送，完善C区的服务功能。狠抓营销工作，落实酒店营销计划，做好或销任务分配。制定西餐厅的工作流程及奖罚制度。制定格兰德会员卡章程。
四月完善酒店部门岗位职责修订，起草酒店各部门工作程序，开展游泳池的开业筹备工作，完成对西餐厅天台的布置。组织营销人员进行钻石卡、优惠卡的销售，策划母亲节活动。
五月编制新菜牌，做好季节菜的转换，改变中餐C区服务功能推出行***套餐，加强对游泳池的销售工作，对客房浴室渗水维修，西餐厅包房天花、墙纸发霉维修，中西厨地面修补，中餐空调尘网清洗。完成经济大厦东外墙户外喷绘广告的制作。策划六一儿童节的优惠活动。
六月重组中餐人员编制，续聘优秀营销人员，开展端午节、儿童节应节活动，调整西餐厅暑期出品，完成酒店宣传册的订印。
七月份酒店为节约成本，实行部分物资自购，中餐增加新菜式的推广，西餐推出精选下午茶、夏日倾情饮品。客房增加可售卖毛巾，对客房一次性用品进行颜色区分。开始对客房的渗水维修。
八月对酒店电梯喷画进行更换，对中央空调及锅炉进行水处理、清洗，重新订制客房一次性用品。 九月根据中餐经营情况及时停止了中餐营业，并围绕中餐停业做好员工遣散、供货商物资退货及资产盘点工作。同时西餐厅开展了以登高赏月为主题的中秋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十月做好十一黄金周的接待工作，同时由于高交会的举行，及时调整了房价，提高了营业收入。为节能降耗，制定秋冬季节中央空调开放时间。
十一月完成酒店部分制服的更换工作，同时对客房风机盘管进行清洗，同时为改善员工住宿，将员工宿舍由莲塘搬至上步，取消了员工班车。
十二月进行了办公室搬迁，同时以圣诞节为重点，对酒店进行全面布置与策划，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五、负责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培养和使用，督导酒店的培训工作。
酒店中层管理人员为酒店的中坚力量，培养酒店自己的优秀人才，需要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和对优秀人才能力的肯定，人格的尊重。目前酒店采用用人的原则为量才适用，让贤者居上，能者居中，智者居侧，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本着对下属负责的态度，加强监督，加强约束，加强管理。
培训工作对于酒店适应环境的变化、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满足员工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提升酒店的效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培训可以提高员工的技能和综合素质，从而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效率，减少失误，降低成本，提高客户满意度；员工更高层
次地理解和掌握所从事的工作，增强工作信心。为此，俱乐部在XX年度开展了大量的培训工作，要求各部门每月制订培训计划，以第二季度为例，累计培训时间为242.5小时，其中四月份为101.5小时，五月份为67.5小时，六月份为73.5小时。部门平均培训课程在6节/月，人均月平均培训课时约8小时，接近优秀企业培训课时指数的中上水平。
酒店初步建立了统一的培训师制度，人力资源部加强了对基础培训师的能力指导训练，集中组织了“培训技能实践课程”和一些基础的管理知识和专业知识课程。加大培训考试的力度，组织编制西餐、前厅、管家、财务收银等部门各岗位试卷共12份。为将来实行各岗位转正、调职、晋升等考核打下基础。
六、发动广大员工群策群力，搞好民主管理工作；关心员工生活，不断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
1、设立总经理信箱，建立起员工与总经理沟通的渠道。总经理信箱设立以来，俱乐部全年共接到了以下几方面的共投诉12件（见下***）： 针对员工提及的工服问题，当即要求管家部订制工程部夏天制服。
针对对个别部门、员工的投诉及员工申诉，酒店立即开展调查，及时清理不合格人员。
针对员工普遍反映伙食差、上下班不方便等意见，俱乐部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及时调整了员工宿舍，将员工宿舍由车程半小时到达的莲塘搬至上步工业区，目前员工上下班只需步行十分钟，不受班车时间限制，员工休息得到了充分保障，获得员工充分肯定。
其次，员工伙食也是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原承包给正和丰餐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该餐厅提供给员工的大多为售卖区剩余积压的食物，不仅味道差，甚至出现变质食物，员工普遍反映吃不饱、吃不好，工作情绪受影响，也是员工流失率高的原因之一。为改变此状况，俱乐部领导层经商议，决定在26楼办公区自行开办员工餐，自12月6日开餐以来，由于食物干净卫生、味道可口，得到了员工的一致好评。
再次，针对今年以来深圳市特区对劳动法的***力度的不断加强，俱乐部加强了员工用工手续和劳动合同的管理，并按照相关法规给每个员工购买社会保险。这样虽然会造成工资成本的小幅度提高，但对于提高员工归属感、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看到俱乐部的人员流动率在12月份达到了最低，仅为4%。并逐渐建立了一条快捷有效的员工与总经理沟通的渠道。
2、根据已有条件尽可能开展员工文化活动，分部门组织员工至大梅沙、梧桐山活动、召开员工茶话会等，增强企业凝聚力。每月召开员工生日会，以大家庭的形式为当月生日员工庆贺，给予诚心的祝福，增强员工的归属感。
3、定期编制出版酒店内刊《格兰德之窗》，按月更新员工宣传橱窗，建立酒店与员工沟通的桥梁。
?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
XX年7月14日，受王宾董事长及达声总部领导的委派，本人负责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筹建工作，由于前期遗留问题较多，各项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为使工作顺利进入状态，本人主要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解决前期工程遗留问题，组织***纸会审，重新确定思路，加快主体工程建设，目前各项工程处于收尾阶段。
由于前期人员变动及部分合作商沟通不畅，各项主体陷入瘫痪状态，工地停工，员工情绪动荡。在此情形下，本人意识到只有立即解决前期遗留问题，加快主体建设，才能推动筹建工作的进展，稳定民心。在王宾董事长及总公司领导的支持下，本人组织人员进行***纸会审，重新确定思路，解除不合作装饰公司合约，吸引有实力、有资质、有经验承建商共同合作，现已完成以下几项主体工程： 1、弱电工程：电话线、视频线、网络线铺设；消控室和总机房静电地板项目。有线电线设施完成90%。目前唯有卫星接收系统项目处于洽谈中。
2、设备工程：完成空调主机安装、水泵安装、锅炉、别墅热水器的安装。目前未完成项目有电源、煤气设备。
3、装修工程：完成别墅外墙油漆及90%别墅装修；主楼装修完成90%（包括水、电、地、墙、天花）；酒店外墙大理石完成80%。
4、其它工程：完成栏、别墅中间艺术长廊、酒店广场、店标石。园林工程、海边休闲凉亭完成90%；酒店停车场完成90%；酒店喷水池完成90%；草地照明完成90%；
二、广布信息，开展各类招标活动，对各类设备、用品、材料选样及机器设备选型，并签定合约
在上述主体工程如火如荼进行同时，各类设备、用品及材料选样及机器设备的选型也紧锣密鼓地开展。在与王宾董事长及合作方相关领导沟通下、辅以自身多年酒店行业经验，进行选样定型。在供货商的选定上，采取招标办法，在招标过程中，严格坚持了公正、合法、平等竞争、诚实信用的原则，坚持了资格审查，实地考察，小组审议，上报批准的工作程序与供货商签定合约。目前中央空调、厨房设备、绿化工程、燃气工程、客房门锁、清洁机器、员工服装、客房用品等一系列合同已签定，共计合约50份，合同总额达1802.6万元。（附已签合同明细表） 三、确立人员编制、架构，分步有序进行人员招聘，保证人员储备，加强人员培训
XX年8月，酒店确立全体人员编制为307人。结合酒店特点搭建组织架构，制定人员工资标准体系。目前亚洲海湾大酒店确立为总经理领导下的各部门相互分工合作的有机整体。在人员的招聘上，为确保各项工作高效进行，节约控制人力成本，海湾大酒店采取分步有序，逐步到位的办法进行人员的招聘。对于职位缺口较大的部门，采取了多种的招聘方法来尽快补足，除了人才市场招聘、劳动力市场招聘外，还通过网上招聘信息，请劳动职业介绍所帮忙信息和推荐人员，通过劳动局关系和同行协助寻找和推荐酒店所需的人才等方式，目前酒店到职人员共222人，主要为：行***办7人，财务部28人，前厅部32人，管家部36人，餐饮部36人，营销推广部9人，人力资源部5人，厨房31人，采购部3人，工程部10人，保安部25人。以上数据未包含XX年元旦后入职的部分员工和已经落实的四十名实习生。
目前与与酒店签定“校企合作协议”的大中专院校有“天津商学院”、“厦门南洋学院”和“海峡工贸学校”等三所。实习期从XX年1月3日至XX年6月30日止。本批实习生都是经过人力资源部挑选和相关部门面试，从中挑选的，基本上都达到了酒店培训的要求。
在所有实习生入店实习后，人力资源部除了作好完善的食宿、津贴及工作安排外，还将与每位实习生签定“实习协议”，用以保证我们酒店实习生的稳定性。现在南洋学院和海峡工贸的学生已经来我酒店开始实习了。酒店现有的员工人数已经达到编制（307人）的85%左右，已经能够保证酒店试营业的员工数量，除了管家、餐饮和工程等三个部门因酒店是逐步开业而不需要按编制全部到位外，其他部门的员工均已达到部门人员总数的96%以上。接下来，由于已经临近年关，人力资源部主要通过知会同行，了解过后一些高星级酒店欲跳槽的人员的去向，为我们酒店所需人员做好后备人选。
为了能够跟上酒店进行试营业时新入店员工的培训，海湾大酒店着手开展了两次共八节培训课，对所有已入店员工进行系统的培训，培训内容涉及：酒店软件和硬件的介绍、酒店的仪容仪表规范、礼貌礼仪的重要性、酒店英文、个人素养、职业道德、消防安全知识及全员销售技巧等，不仅从全方位加强了员工对酒店的认识和拓展知识面，也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四、规范管理，完成建章立制，实现办公电子化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亚洲海湾大酒店已制定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以及操作流程。全面完成中餐、西餐、大堂吧的标准成本菜单核算。全面清查酒店资产，建立一套完整的资产实物台帐及制度，保证酒店资产的安全。完成财务后台电脑软件的初始化工作，保证电脑建帐使用的稳定性。
五、确立市场定位，加强营销推广，开展市场调查，提高酒店知名度，
随着旅游经济的复苏，厦门星级酒店逐步完善与增多，并陆续有国际品牌酒店进驻，厦门酒店行业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根据本酒店情况，确定酒店的市场定位为商务旅游度假酒店，客源定位为跨国企业、外资企业、大型企业、***要客人、本地公司及海外公司等层次与消费能力高的群体。为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酒店组织营销人员开展对周边区域的市场调查、上门拜访与洽谈沟通，对环岛内高级写字楼及各家国际旅行社与网络订房中心商谈合作。目前已签协议单位有419家，旅行社56家。
外企年终总结篇（2）
1、弱电工程：电话线、视频线、网络线铺设；消控室和总机房静电地板项目。有线电线设施完成90%。目前唯有卫星接收系统项目处于洽谈中。
2、设备工程：完成空调主机安装、水泵安装、锅炉、别墅热水器的安装。目前未完成项目有电源、煤气设备。
3、装修工程：完成别墅外墙油漆及90%别墅装修；主楼装修完成90%（包括水、电、地、墙、天花）；酒店外墙大理石完成80%。
4、其它工程：完成栏、别墅中间艺术长廊、酒店广场、店标石。园林工程、海边休闲凉亭完成90%；酒店停车场完成90%；酒店喷水池完成90%；草地照明完成90%；
二、广布信息，开展各类招标活动，对各类设备、用品、材料选样及机器设备选型，并签定合约 三、确立人员编制、架构，分步有序进行人员招聘，保证人员储备，加强人员培训 目前与与酒店签定“校企合作协议”的大中专院校有“天津商学院”、“厦门南洋学院”和“海峡工贸学校”等三所。实习期从xx年1月3日至xx年6月30日止。本批实习生都是经过人力资源部挑选和相关部门面试，从中挑选的，基本上都达到了酒店培训的要求。在所有实习生入店实习后，人力资源部除了作好完善的食宿、津贴及工作安排外，还将与每位实习生签定“实习协议”，用以保证我们酒店实习生的稳定性。现在南洋学院和海峡工贸的学生已经来我酒店开始实习了。酒店现有的员工人数已经达到编制（307人）的85%左右，已经能够保证酒店试营业的员工数量，除了管家、餐饮和工程等三个部门因酒店是逐步开业而不需要按编制全部到位外，其他部门的员工均已达到部门人员总数的96%以上。接下来，由于已经临近年关，人力资源部主要通过知会同行，了解过后一些高星级酒店欲跳槽的人员的去向，为我们酒店所需人员做好后备人选。
为了能够跟上酒店进行试营业时新入店员工的培训，海湾大酒店着手开展了两次共八节培训课，对所有已入店员工进行系统的培训，培训内容涉及：酒店软件和硬件的介绍、酒店的仪容仪表规范、礼貌礼仪的重要性、酒店英文、个人素养、职业道德、消防安全知识及全员销售技巧等，不仅从全方位加强了员工对酒店的认识和拓展知识面，也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四、规范管理，完成建章立制，实现办公电子化
外企年终总结篇（3）
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金字塔结构所造成的控制权(votingrights)与现金流量权(cashflowrights)的分离，以及所形成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然而，这些研究无法区分金字塔结构与其他控制方式（例如交叉持股）在形成两权分离中的不同作用，也无法区分金字塔结构与其他方式（例如平行结构）在形成内部市场中的不同作用。本文认为，相对于其他方式，金字塔结构更容易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环境下，缓解融资约束。这是因为，与平行结构相比，金字塔结构可以产生杠杆效应，通过子公司的债务融资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进而增加企业集团控制财富的规模。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这种杠杆效应越大。例如，在民营企业集团中，控制集团往往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贷款，以贷款再去成立或收购其他公司的股权，这时的企业集团就表现为金字塔结构。进一步，企业集团的关联企业之间还可以通过担保及重复担保的方式获得贷款③。然而，质押、担保仅仅是企业获取贷款的方式，金字塔结构才是企业集团扩大信贷规模的关键。
本文认为，上述解释对外部融资，特别是债务融资受到较大约束的中国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现实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民营经济已经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但在尚不完善的各种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无论在债务融资还是权益融资方面都受到更多的体制性歧视（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周国良，2007），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④。因此，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通过各种方式缓解融资约束。不发达的借贷信息流通机制以及地区与行***双重分割的商业银行借贷体系则为民营企业通过金字塔结构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可能。以我国深沪两市2003～200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即IPO）的8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提供了支持上述解释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集团的金字塔层级越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所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越大，越可能构造更多的金字塔层级。
本文对已有文献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关于金字塔结构的成因给出了一个更具普适性的解释，对已有文献无法解释的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其次，本文为外部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近年来，以LaPorta等(1997；1999)为代表的一批文献将制度环境引入了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内生性反应，并提供了跨国比较的经验证据。本文针对同一大环境下不同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比较分析，可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国家之间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对已有的跨国比较文献的有益补充。
本文也具有较强的***策意义。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企业集团可以运用较少的自有资金获取较多的银行贷款，从而提高了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该结论意味着对集团客户整体借贷风险控制的必要性⑤。另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金字塔的形成有着深层的制度诱因，只有进一步健全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机制，才是推动我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评述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第四部分对样本和数据特征进行描述；实证检验的结果及相关分析在第五部分给出；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文献评述
已有的研究认为在较弱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下，控股股东通过设立金字塔可以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进而通过“掏空(tunneling)”或“防御(entrenchment)”来获取更多的控制权私利(Bebchuk,KraakmanandTriantis,200;Morck,WolfenzonandYeung,2005)。但这一解释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为何采用金字塔的形式而不是采用其他的方式来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例如交叉持股）？已有经验证据表明世界上的金字塔结构比交叉持股更普遍(LaPortaetal.,1999)；另外一个问题是，既然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会产生严重的问题⑥，金字塔的形式为何还会普遍存在？因为，在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小股东会给予很高的折价，从而使控股股东承担成本(JensenandMeckling,1976)；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发现，很多情况下通过金字塔实现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AlmeidaandWolfenzon,2006)。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形成企业集团⑦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Khanna和Palepu(1997,2000)认为企业集团形成的内部市场可以形成对外部不完善市场的补充（如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等）Friedman,Johnson和Mitton(2003)提出了基于金字塔股权结构的“支持与掏空”理论，他们指出，当企业的外部环境不利时，控股股东会通过向上市公司转移资源以支持上市公司。另外，还有研究指出企业可以利用集团的资源作为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战略手段(CestoneandFumagalli,2001)。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无法回答为什么企业会选择金字塔结构而不是采用平行结构，因为采用平行结构同样可以形成企业集团，实现对不完善外部市场的补充。
注意到了以上研究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Fan、Wong和Zhang(2005)通过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提出，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受到最终控制人个人财富的约束，最终控制人拥有的财富越少，民营上市公司与其最终控制人之间的层级越多。同时，该文对国有企业的金字塔结构也给出了与以上迥异的解释，认为国有企业设立更多的金字塔层级的目的在于降低***府对企业的干预。Almeida和Wolfenzon(2006)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以及平行结构的形成原因，他们认为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地区金字塔具有融资优势和收益优势，因此会更广泛地被采用。
综上所述，已有的文献大多是从控制权私利或内部市场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权益融资形成的问题。LaPorta等(1999)指出，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可能是由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结构决定的。在“银行主导(bank-centered)”的金融市场中，企业更多地依赖债务融资，从而使控股股东没有动机通过出售股权来获取权益融资，同时也让***府没有动机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在“市场主导(market-centered)”的金融市场中，企业更多地依赖权益融资，迫使控股股东放弃控制权进行权益融资，而且在这些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就变得相对重要。所以，在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存在更加集中的股权结构，可能反映出这些国家的企业依赖债务融资而不是权益融资，尽管他们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解释⑧。
然而，这一解释可能更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的来源主要是债务融资，而且是短期债务融资(FilatotchevandMickiewicz,2001;Giannetti,2003;Fan,TitmanandTwite,2003)。另外，在企业集团中往往只有一家或几家上市公司，其他的都是非上市公司。对于集团中的非上市公司来说，由于无法在权益市场获取权益融资，债务融资和内部融资是其主要的融资来源。鉴于债务融资在企业融资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债务融资约束的角度解释金字塔结构可能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企业外部融资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是证券市场上的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而在中国，无论是证券市场还是银行系统，都无法为民营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融资。前者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而后者的贷款主要发放对象是国有企业。
中国在1990年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并随后取得了迅速发展，2002年底，其资本总量已经在世界排名第11位。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中国的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甚至其发展速度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相吻合⑨。截至2005年底，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只有1422家，其中民营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个人）只有381家。而且中国的证券市场无论是在资本总量还是在交易量占GNP的比重上都远远小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LaPona等(1997)用49个国家的样本对证券融资占GNP的比重进行了分析，发现平均水平是40%，而在中国这一比重只有16%(Allen,QianandQian,2005)。
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融资无论是规模还是重要性（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在企业外部融资中都处于从属地位，证券市场在中国企业融资中的作用仍远远小于银行系统。并且，由于存在大量的投机和内部交易，导致证券市场在分派资源方面效率低下(Allen,QianandQian,200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底中国企业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累计融资为6700亿元人民币，债券融资只有860亿元，而银行贷款却高达99370亿元。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融资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5%，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权益融资只占企业全部融资额的10%～20%(Fan,RuiandZhao,2006)。相比而言，中国的银行系统比证券市场在企业融资中地位要重要得多，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为1.11%，甚至高于德国的水平(0.99%)。然而，如果只考虑民营企业，这一比例下降至0.24%，这表明大部分的银行信贷被发放给了国有企业。
另外，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在很多方面受到了限制，比如融资渠道、市场准入等。Brandt和Li(2003)指出，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私营企业主和他们的公司在外部融资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处于劣势地位。Fan,Wong和Zhang(2007)也指出，中国有关法规对待民营企业是不公正的，其中包括对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的条件更苛刻，而且中国的金融部门同样不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因为民营企业在中国刚开始发展，存在众多不规范之处。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1)中小型企业拥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特别是商誉）较少，从银行获取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的能力有限，而金融机构事实上还存在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信贷***策偏好的差别；(2)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门槛过高，手续繁杂，耗时过长，致使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难以利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3)民间借贷风险大、成本高；(4)信用担保体系尚未形成，担保机构少，品种单一，制度不健全，难以满足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5)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诚信，加之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缺失，造成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惜贷”和社会资金对民营企业的“惜投”现象。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存在比国有企业更强的外部融资约束，企业很难通过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的方式获得充足的外部资金。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外部资金主要来源于家族或朋友借款，以及私人贷款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相比于平行结构，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最大的不同就是杠杆效应（或乘数效应），这里的杠杆效应是指处于金字塔结构顶端的控股股东可以用少量的自有资金控制大量的外部资金，包括权益融资与债务融资。即使金字塔结构中不存在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债务融资的杠杆效应仍会增加整个企业集团获取的债务融资的规模，扩大控股股东的财富效应，金字塔的链条越长，控股股东用同样财富控制的资产规模就会越大。我们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金字塔结构的这种杠杆效应。假如，控股股东拥有的财富为100，假定银行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向公司贷款的规模不超过其自有权益资本的规模，并假定公司的外部权益融资为0。考虑控股股东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情况，即控股股东首先将全部财富注入一家公司A，占其100%的股份，A公司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为100，则A公司的总资产为200；然后，A公司以其50%的资产去投资B公司（按公司法的规定，每家公司对外投资占其自身资产的比重不得超过50%），仍占其100%的股份，B公司再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同样为100，则B公司的总资产也为200。在该种组织结构下，控股股东100的财富控制了400(200+200)的总财富。然而，如果控股股东将其100的财富分别投入到A和B公司中（平行结构），若仍保持100%的控股地位，然后，再通过A、B两公司向银行贷款，由于最高贷款额度均为50，在该种情况下，控股股东100的财富仅控制了200(100+100)的财富。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即使控股股东持有100%的股份⑩，即设立全资子公司，金字塔结构仍然可以发挥杠杆效应，扩大整个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
当金字塔结构中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时，金字塔结构的这种杠杆效应会更明显。考虑控股股东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情况，即控股股东首先将全部财富注入一家公司A，占该公司50%的股份，则A公司的资产为200；然后，A以其50%的资产进一步去投资B公司，仍占其50%的股份，则B公司的资产也为200；A、B两公司向银行借入的最高贷款额度均为200，其资产均扩大至400，于是控股股东100的财富可以控制800(400+400)的财富。然而，如果控股股东将其100的财富分别投入到A和B公司中，若仍保持50%的控股地位，则A、B两公司的净资产分别为100；A、B两公司再向银行借入的贷款最高额度均为100，其总资产均扩大至200，于是，控股股东100的财富仅控制400(200+200)的财富（刘启亮、李增泉、姚易伟，2006）。这个例子只分析了两层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当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进一步增加时，这种杠杆效应会更加显著，金字塔结构与平行结构的差异就会表现得越明显。
进一步，我们从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的角度来分析金字塔结构的债务融资优势。继续以上面提到的A、B公司为例，两个公司的总资产均为200，而且资产负债率保持50%，假设A公司持有B公司的权益比例为，如果母公司的合并报表只需要抵消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的权益（不存在其他抵消会计处理），则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表示为200/(400-100)。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为0时，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50%；随着的上升，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也会上升(11)，当母公司持有子公司全部的权益时，资产负债率上升为2/3，高于单个公司的50%。从此例子可以看出，尽管集团中单个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变，金字塔机构的杠杆效应仍可以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
然而，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也随之上升。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既然集团客户的信贷风险已经引起了银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企业集团新设立的层级还能不能获取贷款？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国有银行监管一处课题组(2003)对于4家国有银行上海分行发生信贷关系的69家企业集团的调查统计表明，目前的企业集团信贷管理制度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尽管各分行对企业集团主要是通过实施统一授信来控制和防范风险，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集团的所属关系比较复杂，集团成员增加迅速，银行无法掌握集团（关联）客户整体情况。因此，银行往往更关注对每个具体的借款主体进行授信管理，集团统一授信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另外，银行与企业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系统无法有效控制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预计企业集团仍有动机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借款规模，而且通过相互担保、粉饰报表、抽调资金等方式增加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使金字塔的杠杆效应发挥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对以下假设进行验证。
假设一：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会越高。
企业的融资约束是与一国（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是显著相关的。Rajan和Zingles(1995)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促进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更好地成长。发达的金融市场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资金，而且能通过减轻投资者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企业更加容易的获取外部资金(Demirguc-KuntandMaksimovic,1998)，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Love(2001)对金融发展在减轻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约束会随着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江伟和李斌(2006)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研究同样发现，在控制其他投资机会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与该地区的金融发展呈负相关关系，从而提供了金融发展减轻企业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融资约束是企业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鉴于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企业能够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获取更多的外部债务融资，进而缓解外部融资约束。因此，通过验证是否在融资约束更强的地区存在更多的金字塔层级就能为本文的解释提供经验证据。中国的金融发展总体来讲并不发达，而且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周立、王子明，2002；卢峰、姚洋，2004，江伟、李斌，2006）。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二：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结构层级会越多。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特征
1.样本选择
本文的研究样本取自深沪两市2003～2006年IPO的民营上市公司。本文定义的民营上市公司是根据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来确定的，只有最终控制人是自然人（一个或几个），我们才认为该公司是民营上市公司。选择2003～2006年的民营上市公司的主要原因为，2003年以前的最终控制人数据无法取得。根据2003年最新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12)，发行人应以方框***或其他形式披露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和对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情况。根据对民营企业的定义，本文共选取了97家样本公司，剔除其中一些有海外公司控股的公司或者存在大量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以及一些实际是集体所有制的公司，最终确定了88个样本公司，其中2003年有16家，2004年有39家，2005年6家，2006年27家。这种各年分布并不均匀的情况，与2003年到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有很大关系。
本文需要验证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由于非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无法取得，本文对此关系的研究只追溯到上市公司，即以上市公司作为金字塔结构的最顶层。而对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之间关系的验证则可分别追溯到上市公司与最终控制人。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最终控制人数据及年报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数据库；金字塔层级数据根据招股说明书中以方框***形式披露的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以及上市公司控制控股子公司的数据手工整理得出；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有关财务数据均来自招股说明书。
本文所采用的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Depth)数据，包括我国各地区四大国有银行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另外，本文使用的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等来自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
另外，本文所采用的其他变量的数据全部来自“Wind资讯”，其中公司财务数据均采用公司上市前一年的数据，即如果一家公司2003年上市，则采用的财务数据截止日期为2002年12月31日，依此类推。
2.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
(1)金字塔层级
已有的研究大都认为，在上市公司所处的金字塔结构中，控制性大股东位于金字塔最顶端，上市公司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然而本文的数据统计发现，大多上市公司处于金字塔结构的第一层或第二层。上市公司所在层级情况如表1所示，处于第一层的上市公司有31家，占35.23%；处于第二层的有52家，占59.09%；而处于第三层的只有5家。
对金字塔层级的计算，参照Fan,Wong和Zhang(2007)的研究，如果最终控制人与最底层公司存在多个链条控制关系，则选用最长的控制链，然后用最终控制人与该公司之间的层级数代表该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复杂程度。当最终控制人只控制一层公司时，层级数为1；当最终控制人与最底层公司之间存在另外一家公司时，层级数为2；依此类推。对于上市公司所控子公司的层级数计算也参考这一方法，当上市公司不存在控股子公司时，层级数为1；当上市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只有一层时，层级数为2，依此类推。
通过此方法，本文计算了所有样本公司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表1给出了这些样本公司的层级数统计情况。从表中看出，在所有88家样本公司中，4家(4.55%)被最终控制人直接控制，30家(34.09%)公司存在两层的金字塔结构，44家(50%)公司存在三层的金字塔结构，10家(11.36%)公司存在四层的金字塔结构。可以看出，金字塔结构在中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两层与三层的金字塔结构是最普遍的。这些特征与Fan,Wong和Zhang(2007)的发现是基本一致的。
若以上市公司作为最顶层的公司，由表1可以发现，不存在控股子公司的上市公司有12家，仅占13.64%，有64家(72.73%)的上市公司控制了一层子公司，另有12家(13.64%)的上市公司控制着两层子公司。
另外，本文样本中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控制，如果追溯到家族而不仅仅是最终控制人，这些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例如威尔科技(13)(0020016)所在的企业集团，由家族共同持有珠海威尔发展有限公司100%，再由珠海威尔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威尔科技60%，所以控制家族的控制权并没有超过现金流量权。表2给出了本文样本中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情况，可以看出，当追溯到整个家族时，两层金字塔结构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程度为0.85，全体样本的偏离程度为0.88。可见，本文样本中民营企业集团中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债务融资的角度来解释金字塔结构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2)融资约束
本文使用金融发展程度来度量各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对金融发展程度的度量主要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FIR)，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Goldsmith,1969)。国内一些学者在衡量金融发展程度时也仿照这一做法，用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周立、王子明，2002；卢峰、姚洋，2004；江伟、李斌，2006)。
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从4个角度来衡量各地的金融发展程度，包括：(1)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各地区四大国有银行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2)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3)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各地区其他金融机构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4)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各地区民营企业当年获得的贷款总额与各地区民营企业当年GDP的比值。
其中前两个指标用来衡量各地区金融发展的深度(Depth)，第三个指标用来衡量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第四个指标用来衡量各地区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对于这些变量，本文采用公司上市前一年的指标，如2003年上市的公司，采用2002年的指标，依此类推。但由于2005年的金融发展深度数据无法取得，本文采用最近年度即2004年的数据作为2005年该指标的近似度量。从表4的描述统计中可以发现，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以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为例，该指标的均值为1.25，最小值为0.71，最大值为2.40。这一统计结果与卢峰和姚洋(2004)以及江伟和李斌(2006)的统计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3)负债比率
对企业负债率的高低本文采用多个指标进行衡量。由于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借款，尤其是短期借款；而且，在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之间通过大量的关联交易来相互占用资金，在报表上表现为应付款项的增加。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资产负债率(TLA)、全部银行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TDA)、长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LDA)以及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SDA)来衡量企业的负债率水平。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企业集团主要通过哪些方式获取债务融资。表4列出了本文样本公司的负债率指标的统计描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国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
（二）模型设计
1.金字塔层级与负债率
为了检验假设一：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负债率会越高，本文提出模型一：
其中，被解释变量负债率(LEVERAGE)包括总资产负债率(TLA)，银行借款／总资产(TDA)，长期借款／总资产(LDA)，短期借款／总资产(SDA)4个指标；解释变量为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LAYERS)。因为无法获取非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财务的合并报表数据，因此对于这部分检验，我们的研究样本只限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
参照已有的关于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陆正飞、辛宇，1998；郭鹏飞、孙培源，2003），影响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因素、行业因素与宏观因素。因此，本文引入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公司的成长性(GRT)、净资产报酬率(ROE)、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所在行业(IND)以及制度变量—市场化程度(MARKET)。
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即净资产报酬率越高，公司会有更多的内源融资，因而资产负债率越低，本文预计资产负债率与净资产报酬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即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可能更多的依赖外部债务融资，因此本文预计负债率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由于已有的研究并未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达成一致的结论，本文不拟对这些变量的符号进行预期。
2.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
为了检验假设二：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集团的金字塔结构层级会越多，本文提出模型二：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LAYERS)，分别包括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两个方面。解释变量(INDEX)包括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和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
LaPorta等(1999)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解释股权集中与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Almeida和Wolfenzon(2006)也指出，在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金字塔结构的链条会更长。因此，本文的模型中引入了法律制度环境变量(Law)，作为对投资者保护程度度量，并预计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Fan,Wong和Zhang(2007)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认为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受到最终控制人个人财富的约束，最终控制人拥有的财富越少，民营上市公司与其最终控制人之间的层级越多。因此，本文引入了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Wealth)这一控制变量，并预计符号为负。
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权益报酬率(ROE)、公司规模(SIZE)、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和公司所在行业变量(IND)。由于目前研究金字塔层级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本文预计以上这些变量会对金字塔结构的层级产生影响，但不拟对这些变量的符号进行预期。表4为本文主要连续型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
五、结果及分析
（一）金字塔层级与负债率
1.单变量分析
表5描述了按层级数进行统计的样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情况。由于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率和其他几个负债率指标高度相关，且统计结果基本相同，因此表5只列出了层级数与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率的统计结果。从中不难发现，层级数为1的样本有16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率平均值为0.21；层级数为2的样本有63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率的平均值为0.27；层级数为3的样本有9家，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例率高达0.32。这些统计结果初步表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整个企业集团的负债率越高，金字塔结构发挥了债务融资的杠杆作用。
2.多变量分析表6是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变量，行业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越多，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TLA)越高，表明金字塔结构确实发挥了杠杆效应。另外，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整个集团的银行借款(TDA)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集团通过所控制的子公司获取了更多的银行贷款，而且建立的层级数越多，从银行获取的信贷总额也就越大。并且进一步证据表明，短期借款比率(SDA)与长期借款比率(LDA)分别与金字塔层级呈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15%显著性水平的单尾检验（这种较弱的显著性可能与本文的样本数量太小有一定关系）。该结果说明，建立金字塔层级越多的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包括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
总之，表6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一，企业集团设立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越多，该集团获取的债务融资越多，这表明金字塔结构确实发挥了杠杆效应。同时也说明控股股东可以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的方式放大整个企业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来缓解外部融资约束。
（二）融资约束与金字塔层级
1.单变量分析
表7给出了各个省份的样本分布以及相对应的金字塔层级数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融资约束较强的省份，如广西，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较多，平均为2层；而在融资约束较弱的省份，如北京，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较少，平均仅为1.25层。如果按金融发展程度把样本公司分成三部分，可以发现，第一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0.77，金字塔层级数平均为2；第二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1.04，金字塔层级数平均为1.94；第三部分的金融发展指数平均为1.77，金字塔层级平均数为1.81。该结果初步表明，在融资约束越强的地区，企业集团有更强的动机建立复杂的金字塔结构。
2.多变量分析表8和表9是运用模型二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其中表8中的企业集团追溯到了上市公司，表9中的企业集团则进一步追溯到了最终控制人。如表8所示，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股权结构与行业等变量后，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金融发展程度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呈负相关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PD)与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两个指标是显著的，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在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15%显著水平的单尾检验。表9是最终控制人控制的整个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与地区金融发展之间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所有金融发展程度指标都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和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3个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金字塔层级数显著负相关。这一系列结果表明，无论追溯到上市公司还是追溯到最终控制人，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强，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就会越多，该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二。
在控制变量中，法律制度环境指数(LAW)与金字塔层级数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该结果并不支持已有的投资者保护与金字塔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另外，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也不稳定，该结果并不能完全支持Fan,Wong和Zhang(2007)的研究结论，即最终控制人的个人财富越多，所控制的企业集团的层级数会越少。这说明，尤其是在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从投资者保护或者权益融资的角度，可能并不能完全解释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
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集团，公司规模(Size)大体与层级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盈利能力(ROE)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LSHR)对金字塔层级数的影响不稳定，只有在整个企业集团的分析中，分别与层级数呈显著的负与正的相关关系。
总之，表8和表9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二，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较差的地区，企业存在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我们会发现这些地区的企业会设立层级更多的金字塔结构。结合对模型一的检验结果，可以认为融资约束是企业集团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企业集团通过设立金字塔结构来获取更多的债务融资，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
（三）进一步研究
金字塔结构可以增加整个企业集团的信贷规模，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然而，另一方面，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增加了企业集团整体的信贷风险，也增加了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成本。因此，金字塔结构整体上为上市公司带来的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金字塔结构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检验了企业经营业绩与金字塔层级之间的关系。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衡量，主要引入了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会计业绩，用资产净利率(ROA)来衡量；一是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用公司上市首日的市场回报率(DRETURN)与公司上市后一年的年累计收益率(YRETURN)来衡量。其中，年累计收益率由该公司的月收益率计算得出，由于2006年上市的公司上市不足一年，无法计算年累计收益率，因此在该部分的分析中本文只得到55个样本。
表10为本文对金字塔结构的经济后果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会计业绩(ROA)与市场表现(DRETURN和YRETURN)均与上市公司所处的金字塔层级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处的层级越高，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会越差，包括会计业绩与市场表现。这一经验证据表明，金字塔结构整体上并没有给上市公司带来正面的效应。当然，本文提供的这一证据较为简单，金字塔结构所产生的经济后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并不能完全反映金字塔结构的特征(14)，本文还使用了加权层级数(WLAYERS)对本文两个模型做进一步的验证。具体来讲，本文以金字塔结构中每一层级的总净资产(15)规模为权重，对金字塔结构层级数进行加权平均，这一指标把金字塔结构层级长度与宽度结合在了一起。以上市公司600352所在企业集团为例，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层级数为3，其中第一层总净资产为30321.93元，第二层总净资产为7885.54元，第三层总净资产为850.80元，计算其加权层级数为(30321.93×1＋7885.54×2＋850.80×3)／(30321.93十7885.54＋850.80)，即1.25层。表4的描述性统计中给出了按这一方法计算得出的上市公司所控制企业集团的加权层级数统计情况。
表11为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加权金字塔层级数(WLAYERS)与资产负债率(TLA)、全部银行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TDA)、长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LDA)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是显著的。
表12和表13分别列出了融资约束与加权金字塔层级数之间的回归结果，其中表12追溯到了上市公司，表13追溯到了最终控制人。可以发现，无论追溯到上市公司还是追溯到最终控制人，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D)和金融市场化比率(COMP)两个个指标均与加权金字塔层级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和民营企业金融相关比率(PED)也都通过了15%显著性水平单尾检验；当追溯到最终控制人时，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BD)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些结果与表8和表9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实质性差异，表明前文关于融资约束与金字塔结构的分析和结论是稳健的。
为了避免内生性的问题，即企业集团的整体负债率可能也是由制度环境决定的，本文采用两阶段回归的方法进一步进行验证，即把模型二中金字塔层级数的预测值代入模型一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4。从中可以看出，预测层级数(PLAYERS)与负债率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通常与当地***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即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地方***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越弱（樊刚、王小鲁，2004），因此，金融发展程度与企业债务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府干预的影响。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较弱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当地的明星企业可能更容易得到当地***府包括借贷资金支持在内的各项资助，从而可能会弱化这些公司所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16)。但是，由于该因素对金融发展与金字塔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正好反向于融资约束与金字塔之间的关系，从而会弱化本文的研究结论，即该因素会导致我们更难发现金融发展程度与公司金字塔结构层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另外，由于市场化程度通常与***府干预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在研究模型中加入的市场化程度(MARKET)这一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该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考虑到该因素的存在，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六、结论
产权理论认为，制度是解释组织结构的逻辑起点。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制度环境中，民营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解释民营企业金字塔结构的普遍存在，认为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放大了企业集团的债务融资规模，从而更能适应存在融资约束的金融市场环境。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股权集中与债务融资依赖往往是并存的，而且很多情况下通过金字塔结构实现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并不严重，基于以上两点，本文的解释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以我国证券市场2003～2006年间公开发行股票的88家民营企业集团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首先，企业集团控制的金字塔层级越多，该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该结果说明了金字塔结构的杠杆效应；其次，母公司所在的地区融资约束越严重，整个企业集团的金字塔层级也就越多，这表明融资约束是企业集团设立金字塔结构的诱因。该发现对金字塔结构的权益融资解释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本研究的***策意义在于，由融资约束诱致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提高了整个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加大了银行对企业集团的借贷风险，因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规范企业集团的融资行为，并完善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机制，以推动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有研究表明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的企业集团会阻碍外部资本市场的发展，甚至通过游说***府，阻碍该国基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变革(RajanandZingales,2003;Morck,WolfenzonandYeung,2005)。因此，进一步研究金字塔结构是不是低效率的，是适应了外部的金融发展环境还是会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注释
①金字塔结构指拥有某一家公司的多数股份，而这一家公司又持有另一家公司的多数股份，这一过程可以被多次重复。与金字塔结构相对应的是平行结构，平行结构是指一家公司同时持有多家公司的股份，而这些公司不再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
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截至2004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民营上市公司数为212家，占沪市上市公司总数的1/4强，其总市值占沪市的11.34%，流通市值占沪市的16.28%（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5）。
③由德隆系上市公司的公告，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上述现象。德隆集团除了通过上市公司直接从证券市场上融资之外，更多的是通过上市公司以贷款担保、抵押等形式从银行获取资金。其中，***屯河有2.9亿元大额存单被质押，对外担保约8.58亿元，9.96亿元资产被抵押；合金投资被集团其他公司占用资金1.8亿元，未披露的担保4.82亿元，其控股子公司1.44亿元国债被德恒证券挪用；天山股份对外担保超过2.5亿元，3亿多元表外银行贷款被用作委托理财；重庆实业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5.11亿元，占净资产的183.8%，其中逾期担保1.08亿元。可以看出，在这些被占用的资金中，上市公司自身的资金只占少数，多数的资金是通过担保的形式，由德隆的其他关联公司从银行获得。
④当然，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来自于民营企业内部。例如，有调查表明，民营企业自身信用和内源融资能力不足是造成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主要内部原因（《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2004》第357页）。
⑤企业集团的信贷风险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相关文件包括：银监办发(2003)69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信贷管理防范关系人贷款及关联企业贷款风险的通知》、银监会2003年第5号令《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银监发(2004)51号文《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
⑥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越大，股东和外部小股东的问题会越严重(LaPortaetal.,1999;Claessensetal.,2002)。
⑦这些企业集团通常采用金字塔结构。
⑧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同时存在比较发达的权益市场与银行系统。
⑨2001～2005年，中国的GDP以约每年8%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而股市却陷入了长期低迷。
⑩Laporta等(1999)并未考虑金字塔结构中的全资子公司。
(11)随着的上升，母公司从外部获取的权益融资减少。因此，金字塔结构中的上一层级持有下一层级的股权比例可能是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之间的权衡。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金字塔结构中的股权集中现象，限于篇幅，本文未对这一解释进行展开论述。
(12)2003年3月24日中国证监会重新修订和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1号——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招股说明书（2003年修订）》第五节第三十九条规定，发行人应以方框***或其他形式披露发行人的组织结构和对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情况。
(13)资料来源：2004年招股说明书。
外企年终总结篇（4）
广告调研人员费卢格里奥去年就有关消费电子产品对上海和广州的年轻人群体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不同城市的消费者存在着不同的购买取向。上海的消费者对产品的先进功能有浓厚兴趣；广州的消费者则“务实冷静”，更注重实用。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甚至环境因素都会对广告效果产生大的影响。费卢格里奥说：“对初来乍到者，我能给出的建议是：调研，调研，再调研。中国市场太复杂了，别幻想在上海南京路上走一遭就能了解中国。”
华翼网 （欧洲中文资讯）：
《上海职场年终调查:75%年终有红包 85%年后想跳槽》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有关人士认为，1000～3000元依旧是年终奖的主流。虽然***府部门对企业是否支付年终奖并无明确规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在年底给职工各种形式的奖励；而从管理角度而言，年终奖的支付形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有利于合理控制企业人工成本，同时年终发放奖金也比较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可以加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保证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华翼网 （欧洲中文资讯）：
《法国艳舞夜总会盯准上海》
据国际先驱导报消息，世界著名的艳舞夜总会――法国“马”夜总会在新加坡正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据点。据悉，这个以“艺术”享有盛名的法国表演团体，正式进***亚洲市场，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中国上海。据法国媒体报道，“马夜总会”(Crazy Horse)决定与一个中国股东团合作，继法国巴黎、美国拉斯韦加斯、新加坡之后，第四家“马”夜总会或许过一段时间在上海开张。
USA侨报：
《上海国际化人才比例偏低》
上海市***府有关人士近日表示，上海国际化的外籍人才所占比例仅有0.67%，不到香港的1/10，香港现有外籍人才比重已经达到7.6%，而在另一个国际大都市纽约，国际人才所占比例甚至高达20%。
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目前外籍人才所占比重仅为香港的8.8%，上海现有海外企业847家，而香港已经拥有3207家海外企业，新加坡的海外企业数目也达到7113个。目前，上海仅有上海合作组织一个国际交流合作组织，而纽约拥有556个，香港有74个，新加坡有23个。
英国《金融时报》：
一项新的排名调查结果显示，伦敦和纽约为世界金融中心首选之地，如果出现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的话，那将有可能是中国的上海。
外企年终总结篇（5）
中***分类号：F2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008-09
一、引言
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过程以生产为起点，先后经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形成连续不断的循环和周转。作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商品必须在一定阶段发生价值形式与物质形式的相互易位，这就构成社会再生产一个特定的阶段一交换。而作为单方面的价值转移过程的收入分配，价值与价值不可能相交换，因而收入分配中不存在一个***的交换阶段。熊彼特提出应该对国民收入从生产、分配、使用三个角度同时进行分析，把国民收入分配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从生产的角度对国民收入进行分析，研究的是各生产要素依据自己对生产的贡献应得的份额(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从分配的角度对国民收入进行分析，研究的是各收入主体最终得到的可支配收入份额，亦即经过一系列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之后，各收入主体最终得到的真实可用的收入份额及其相互关系(主体收入分配格局)；从使用的角度对国民收入进行分析，研究的是国民收入最终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国民收入使用格局)。
相对于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的缺失，从分配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对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成为公有经济收入格局研究的全部内容”(范一飞，1993)。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总产品分配前应有六项扣除，积累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职能，否则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马克思等，1963)。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理解，经典社会主义国家四均直接掌握和全面控制了国民收入分配，“资本积累可以集体做，在社会分红之前扣除一部分国民收入，或者把它交给个人储蓄，或两种方法合用。但是集体积累肯定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形成的主导形式”(Lange，1936)。经典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经济利益，把劳动者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结合起来，使每个经济单位和劳动者从切身利益上关心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许涤新，1987)。因此，“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1999)是国民收入分配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传统公有制经济中要素收入格局的隐蔽性使其退居次要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了主体收入格局的重要性。
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是关键，但由于各收入主体所掌握的真实可用的收入(可支配收入)份额及其相互关系是分配的最终成果，它集中反映了国民收入分配全过程收入流转渠道、数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各分配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向前它承继了国民收入的生产、交换、分配，向后则开启了国民收入的支出、使用(消费、投资)以及国民收入的新一轮循环。因此，最终分配格局能最充分、最准确地代表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不能不是国民收入分配研究和分析的重点。因此，本文所测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主体收入分配格局，亦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府之间的分配格局。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出一个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简单而可行的方法，并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测算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1978-2006年间连续一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成果，第三部分提出测算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法和依此方法测算的结果，第四部分为本文测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经验检验。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的主要成果
众多学者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测算了1952年以来中国的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其中，石良平(1994)测算了1952-1977年***府、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份额，胡海峰(1994)测算了1952-1977年个人可支配收入份额。学者们对中国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集中于1978-1998年这一时期，而以国家计委课题组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郭树清等(1991)将初次分配中的***府收入界定为间接税与事业行***单位预算外收入，居民的收入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全国抽样调查数与农村人口的乘积加上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全国抽样调查数与城镇人口的乘积，企业收入为国民收入总量减去***府和居民收入。他们将再分配过程完成之后的收入分配格局定义为最终收入分配格局，但从其定义上看，他们所指的最终分配格局亦即可支配收入分配格局。因为在他们的定义中，在再分配过程中各收入主体通过多种形式、多个环节从其他收入主体那里转移过来部分收入，作为初次分配收入之外的增加收入，同时各收入主体也通过多种形式、多个环节将初次分配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出去，成为其他收入主体初次分配收入之外的增加收入。范一飞(1993)注重从国民收入流程中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他的各主体拥有的收入内涵与郭树清等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基本上按照同样的方法对中国1978-1991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测算。郭树清和范一飞等的研究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和不严格的收入项目界定，从而大大高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低估了***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相应的企业可支配收入也是不准确的。例如，他们没有将全部预算外资金计入***府收入，“地方***府预算外资金原则上应视为***府部门转移收入，但根据对预算外资金支出状况的分析，只应将地方财***预算外资金的一部分计入***府部门再收入分配，另外部分转移到了其他部门”(郭树清等，1991)。他们的***府部门转移支付的概念也比通常的转移支付概念宽泛得多，价格补贴、拨付的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资金、支农资金，而其向职工转移的职工福利既包括个人福利，也包括集体福利，既包括纳入统计体系的职工福利，也包括没有纳入统计体系的职工福利例如公车私用、社会集团消费中的一部分转化为个人收入等。他们还将***府对企业亏损补贴的一部分归入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因为他们认为“尽管亏损补贴的直接承受者是亏损企业，但根据对实际发生的亏损补贴的行业分布情况判断，约60％的亏损补贴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企业生产或经营的商品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企业被限制不能够通过提价或其他可能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办法来避免亏损。这些***策
性亏损补贴的实际受益者最终来看仍是居民个人。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这部分亏损补贴算作对个人部门的收入转移”(郭树清等，1991)“。而按照他们的界定，居民收入为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人口的乘积加上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与城镇人口的乘积，实际上只需加上居民的实物收入扣减转移支出即为可支配收入。
石良平(1994)区分了可支配收入分配与最终收入分配两个概念，最终收入是各收入主体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后所形成的实际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收入，其计算公式是：各收入主体的初次分配加上再分配净额，再加上各部门的折旧，即为该收入主体的最终收入。从这一概念出发，一个收入主体的最终收入应当包括该主体实际使用的、又拥有所有权的收入，也包括该主体具有使用权、实际使用的、但无所有权的收入。可支配收入不包括由于金融交易而获得的、不具有所有权、只具有使用权的那部分收入。在界定最终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概念的基础上，石良平等(1993)测度了1978-1990年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石良平等研究的各收入主体的收入内涵符合可支配收入格局通常包括的内涵，因而也比较准确地测算了1978-1990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胡海峰(1994)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社会商品购买力来源、分配及构成”表计算出1978-1991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及其占GNP的份额。个人货币收入是指居民个人在一年内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一切货币收入之和。由于居民个人还要缴纳各种税费，因此缴纳个人税费之后的个人收入称为个人可支配货币收入。胡海峰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社会商品购买力来源、分配及构成”表计算居民收入份额，是当时测算居民收入的通常做法，其测算也是较为准确的。郑京平等(1993)计算和评价了1978-1991年期间6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未说明计算依据和方法。杨斌等(1998)利用国民收入账户估计了1987-1996年的制度外收费规模。他们认为，中国现行财***收入的三大块即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都包含有数量不等的***府税外收费。要测算税外收费的总规模就必须加总计算预算内、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中税外收费的数额，即：***府税外收费=预算内税外收费+预算外税外收费+制度外税外收费。***府制度外收费可用下列公式测算：
制度外收入=***府实际总收入-预算外收入
=***府购买性支出+***府转移性支出-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府的购买性支出包括***府消费和***府投资两部分，***府消费的数据可以直接从统计年鉴中获得。***府投资的数据则较难获得，因为投资的资金可能来源于预算内、预算外，也可能是自筹资金。杨斌等将其分成两部分来估算，一部分是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中主要由***府投资的部分，另一部分为***府的盈利性投资，***府预算内盈利性投资可以通过加总财***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用于工业、农业、商业和建筑部门的数额，另外再加上流动资金支出的数额得出。***府的转移性支出的实际数可分三部分来测算。第一部分包括在财***预算内开支的企业亏损补贴、价格补贴及抚恤和社会救济费。第二部分为国家机关、******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奖金等支出，根据典型调查，***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实际收入为统计年鉴中所列工资数的一倍，用加倍后的数字乘以当年***府工作人员人数即得出其实际工资性收入总额。第三部分为科教文卫等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支出，此部分数值可直接将统计年鉴中所列的平均工资和职工人数相乘后获得。将***府的总支出减去经调整后的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后就可以得到***府制度外收费的大体数额。杨斌等细致考察了***府收入中的制度外收入，从而使得***府的收入份额更加接近真实值。
在所有测量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文献中，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该课题组测算了1978-1998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其1992-1998年的测算尤其令人信服。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基本形成了一套初步的SNA口径的三者分配测算方法。1992年国家计委综合司曾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对象对1978-1991年中国国民经济总体分配关系进行了初步测算和分析，并与国家统计局一起研究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宏观分配测算方法，1995年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运用这套方法对1991年的数据进行了修正，并将数据续算到1994年，第一次正式将“集体所得”改为“企业所得”(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2002)。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发表了中国1992-1995年的资金流量表。该表全面采用SNA体系反映宏观收入分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前述测算方法的缺陷。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以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为分析基础，同时考虑到***府收入中的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以及大量存在的制度外收入，详细而令人信服地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该方法首先以现行资金流量表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收入的三个分配过程：国内生产总值在国民与非国民之间的分配；国民总收入的形成及其在居民、企业和***府之间的初次分配；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形成及其在居民、企业和***府之间的分配。其次，该方法详细考察了企业负担后的企业可支配收入和考虑农民负担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最后计算了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此外，该方法还调整了资金流量表的有关数据，“在初次收入分配测算中，我们对资金流量表中1996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和修正。现行资金流量表中1996年居民部门的增加值19576.2亿元，本部门劳动报酬16591亿元，生产税净额983.28亿元，据此计算得出的1996年居民部门其他虚拟收入2991.9亿元，大大高于1995年的610.31亿元和1997年估计的980亿元的水平。这个数据从平衡来看是不协调的”(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1999)。
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热潮和系统考察，2000年以来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进入低谷，多数学者的研究只是某一年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缺少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刘扬(2002)认为，从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格局来看，1998年***府所得比例为17.3％，企业所得比例为14.15％，居民所得比例为67.25％；与1992年相比，***府所得比例降低了1.8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例提高了0.78百分点，居民所得比例降低了0.66个百分点；与1978年相比，***府所得比例下降了16.6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例提高了3.04个百分点，居民所得比例提高了12.25个百分点。很显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基本稳定，***府、企业、居民所得份额虽略有变动，但变动不大，企业和居民所得份额的变动范围均小于1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总体上看，***府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的比重分别稳定在17％、14％和67％左右。他认为比较***府、企业、居民各分配主体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收入的增长并不协调。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果即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府收入1992-199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5％，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2.43
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0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略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田卫民(2008)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城市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口数，测算了1978-2006年的居民收入份额。该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出居民收入份额，具有可靠性。童大焕(2007)认为，2007年一年将近一半国民收入被***府“尽在掌握”。高培勇(2004)依据杨斌等(1998)的1987-1996年制度外收费规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与贸易经济研究所(2003)的研究成果测算了1987―2000年中国***府的总收入，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依据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测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别，表2列出了上述学者测量的1978-1991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其中，范一飞测算的居民收入份额最高，多数年份在70％以上，1988年为77.5％。郭树清测算的居民收入份额次之，1986年突破70％，1991年为75.3％。其他学者测算的居民收入份额均未超过70％。由于测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同，因此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评价和提出的***策建议也存在很大差别。例如，石良平、胡海峰等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机理主要在于偿还历史欠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由此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而测算的居民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学者如郭树清、范一飞、严发如、周治玉、李晓超、李薇辉等则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是造成财***困难和企业活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已影响到下一步改革，必须扭转这种趋势。“个人部门收入的持续、大幅度扩张是贯穿于10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进过程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收入分配结构演变趋势的消极影响表现在：收入和资金越来越分散，不利于经济建设资金的筹集，个人收入过多导致消费膨胀(郭树清等，1991)
三、1978-2006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如上所述，由于缺乏统一的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法，各个学者基于不同的目的使用了不同的测算方法，测算结果存在很大差别，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策建议也截然相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方法。
(一)测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必要
虽然国内众多学者对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研究和测算，但是他们都没有提供1978-2006年连续一贯的数据。
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并不包含2000年之后的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而2000年之前的数据也只是某一个阶段的数据，例如，石良平等(1993)测算了1978-1990年的数据，郭树清等(1991)测算了1978-1991年的数据。国家计委综合司课题组测算了1978-1998年的数据，但该研究是分1978-1991年和1992-1998年两个阶段测算的，由于依据的测算方法不同，该研究测算的数据不能很好地衔接。如***1所示，在没有任何收入分配格局重大变化的情况下，1991年***府可支配收入从14％骤然升至21％，相应地企业可支配收入从20.6％突然降至12.7％，这种大幅度的突变只能表明其测算的失误。
由于缺乏连续一贯的数据，有学者将不同学者不同阶段的数据拼接形成1978-2004年完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数据。彭爽等(2008)引用石良平等1979-1988年数据，国家统计局1978年、1989-1991年数据，并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估算了1992-2004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此形成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各个学者计算分配格局所依据的方法和数据不同，因此拼接的数据并不能真正显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而且在两位学者数据拼接处出现剧烈变动。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测算方法
尽管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测量，例如石良平和胡海峰等测算了1952-1977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整的数据，但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具有可比性。实际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无所谓可支配收入，国家对其实行统收统支的***策，盈利全部上缴中央，亏损全额财***补贴，计算企业可支配收入并无实际意义，实际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仅仅存在国家和居民两极。因此，本文考察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数据为1978-2006年期间的数据。实际上，依据国民收入分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可以测算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
1 ***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的测算
***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的测算公式为：
***府可支配收入份额=***府总收入-***府转移支出/GNP=(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府转移支出/GNP (1)
中国***府的收入分为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三部分。***府的转移性支出的实际数可分三部分来测算。第一部分包括在财***预算内开支的企业亏损补贴、价格补贴及抚恤和社会救济费，这几个项目显然属于***府转移性支出，数据可直接从统计年鉴中获得。第二部分为国家机关、******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奖金等支出。***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实际收入(含工资、津贴、奖金等)乘以当年***府工作人员人数即得出其实际工资性收入总额。第三部分为科教文卫等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支出，此部分数值可直接将统计年鉴中所列的平均工资和职工人数相乘后获得。
鉴于制度外收入难以测算，因此本文假定制度外收入和***府转移支出相等，则***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为：
***府可支配收入份额=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GNP (2)
2 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测算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人口总数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乘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农村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和城市人口数据，因此，可用下述公式测算居民收入份额：
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CI×CP×RI×RP)/GNP (3)
式(3)中，cI和R1分别为城市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CP和RP分别表示城市和农村人口，GNP为国民总收入。
3 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的测算
在国民收入的可支配收入分配格局中，国民收入是***府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的加总，因此，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简单地按照剩余法测算，即：
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1-***府可支配收入份额-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 (4)
(三)测算结果
按上述方法测算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如表3所示。测算结果显示，***府可支配收入份额总体上是下降的，2006年比1978年降低19.22个百分点。***府可支配收入份额降低意味着***府对经济管制的减少，经济逐步自由化推动了经济的强劲增长。其中，1978年以来***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不断减少，至1995年降至迄今为止的历史最低水平，为15.04％，此后呈平稳增长的态势，2006年这一份额为21.60％。
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总体上是上升的，2006年比1978年增长20.16个百分
点。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增长意味着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逐步增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其中，1978年以来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不断减少，至1983年降至迄今为止的历史最低水平，总体上出现亏损局面，为-2.28％，此后呈快速增长的态势，2006年这一份额为33.87％。
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总体上保持稳定并微弱下降，2006年比1978年降低0.94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微弱下降意味着居民未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其中，1978年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不断上升，至1983年上升至迄今为止的历史最高水平，为63.09％，5年间上升18.62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快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的积极性，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此后呈逐年下降趋势，2006年这一份额为44.53％。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下降导致内需不振，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经验检验
本文测算的国民收入主体分配格局，低估了***府可支配收入份额而高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因为在***府制度外收入隐蔽性大、难以统计的情况下，必然低估***府的可支配收入份额。相应地，本文使用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现实中存在大量的***府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企业和居民实际的可支配收入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小。
(一)与以往成果的比较
郭树清等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在1986年即突破70％，此后这一份额始终高于70％，1991年高达75.3％；范一飞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最高，1981年即达到71.6％，之后这一份额始终在70％以上，1988年高达77.5％。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始终远低于70％，最高仅为63.09％(1983年)。
这一结论与郑京平、石良平、胡海峰等人以及国家统计局估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比较接近，但仍存在差别。例如，郑京平、国家统计局估算的199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分别为60.8％、65.4％，比本文的52.18％分别高出8.62和13.22个百分点。胡海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始终是上升的，由1978年的43.37％上升到1991年的62.97％。1978-1980年的数据与本文的结论一致，此后的差别逐渐增大，本文的份额最高年份1983年为63.09％，胡海峰的为53.69％，胡海峰的数据低于本文10个百分点；1991年胡海峰的数据为62.97％，本文为52.18％，胡海峰的数据高出本文10个百分点。国家计委估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也没有突破70％，1978-1984年的份额与本文数据十分接近，但国家计委认为1984年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一直是上升的，而本文认为1984年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总体趋势是下降的。1998年国家计委估算的数据为66.7％，本文为52.69％，国家计委的数据高出本文数据14个百分点。
(二)与资金流量表的比较
与资金流量表数据的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与上述估算结果差别主要在于国民收入在***府与居民之间的分配份额不同，本文与资金流量表的差别主要在于国民收入在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分配份额不同。因为除1978年外，本文的***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与资金流量表的统计结果比较接近，二者差别的焦点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尽管资金流量表统计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始终没有突破70％，但明显高于本文的估算结果。1992年资金流量表的统计为67.7％，本文为49.47％，资金流量表高出本文18.2个百分点；2004年资金流量表的统计为57.8％，本文为46.0％，资金流量表高出本文17.8个百分点。由于二者对***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的估算比较一致，因此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存在不小差异的情况下，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也存在很大差异。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始终低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相对应，本文的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始终高于资金流量表的统计结果，1992年资金流量表统计的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为13.3％，本文为23.0％，资金流量表低于本文9.7个百分点；2004年资金流量表统计的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为21.8％，本文为31.3％，资金流量表低于本文9.5个百分点。
(三)测算结果的进一步说明
外企年终总结篇（6）
一、普药市场分析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年代，为了尽快解决缺医少药的社会问题，各省，甚至各市、县都成立了自己的中药厂、西药厂等。同时，一切产品都是国家的，也就无从谈起知识产权保护了。全国有600多家制药企业生产复方丹参片，上千家企业生产板蓝根颗粒，更不要说对乙酰氨基酚、阿莫西林等品种了。
同时，由于这些普药品种具有价格低廉、疗效确切、覆盖面广、患者可以自主选择等特点，逐渐形成了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普药市场。
在普药市场上，业界一般会把国内的终端市场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终端。
1.第一终端现状及发展趋势：二甲以上医院为主导的医院仍是中国药品分销的主渠道，仅20摘要：本文提供中小型企业普药营销思路。通过具体的数据统计与分析，结合***策探讨，以及成功的案例总结得出。中小型普药企业可以在现实环境下实现发展。
关键词：普药深度分销***策08年，中国19701家医院的药品销售总量约为3025亿元（占成品药销售额的60%），其中约2800家大型医院的占比就达80%。其中第一终端（医院）市场为国内外大型药企的主要品种，在全国的医院销售中，销售领先的20家企业所占的份额合计为28.8%。外企在医院销售的绝对值和增长均较高。内资企业上榜的有：山东齐鲁、江苏恒瑞、哈药集团、扬子江、北京双鹭、上海新先锋和海南通用三洋7家，在前20家领先企业中销售占比仅为28.32%。第一终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被外资及国内大型医药企业所占领。
2.第二终端现状与发展趋势：就2008年得统计数据来看，城市的零售与连锁药店占全国药品总体销量的26%，全国零售药店总数已达36.7万家，中国现有连锁零售企业1986家，占全国总门店数的34.96%，连锁经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药品零售市场销售规模约为1300亿元，比以往有大幅度增加。这一年，连锁百强的分店总数达43945家，占全国的12%；连锁百强销售额572亿元，占全国的44%。但随着新医改***策的颁布，第二终端市场的走向目前还难以推测。基本药物制度的推广下，零售药店是否也实行“零差率”配送，是否能够在基层医疗机构得以坚决贯彻，目前***策还不是十分确切。
3.第三终端现状与发展趋势：第三终端基层医疗机构销售占全年药品销售的14%，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服务意识的提高和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健全，第三终端发展趋势增量明显，市场总趋势看好，但由于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磨合，其中基本药物制度在2010年对第三终端正面拉动较大。但总的趋势是新医改将极大地扩容。
二、普药企业现状
医药市场目前呈现矛盾重重的现状，其中市场竞争与行业监管的矛盾、市场经济与医院垄断的矛盾、健康产业与贿赂经济的矛盾、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等尤为突出。而其中的普药在招标过程中不断降价、原材料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生存情况愈加艰难。普药市场的发展真的是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普药企业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有一部分在个别产品上具有品牌优势，或者在地缘上或国家***策上能够形成原材料优势，最终形成成本优势。这部分企业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基本药物***策，将会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但其余的中小型以普药为主的企业就将面临品牌实力不强，成本没有优势的困难境地。自2010年开始，由于天灾（地震加干旱）、人祸（囤积居奇）导致“三七”等大部分重要中药材价格飞涨，同时，作为药物重要的辅料——糖也是一日一价，再之上新的基药招标高举降价大旗，令好多中药企业有苦难言。
此外，普药企业多也是一个市场竞争激烈的突出问题，普药企业重复建设成了普遍现象，很多地方***府对于医药企业缺乏必要的限制，尤其行业外资本是重复建设的主力***，缺乏风险警示，导致了医药企业之间同质化现象泛滥，竞争过度，缺乏创新能力。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其中在3244个化学药物品种中（不分剂型），262个品种却占据了注册文号总量中的70%，本土企业在产品科技含量、管理水平、质量控制、营销能力等与外企还有相等的距离，缺乏全球竞争能力。
在这种情形下，中小型普药企业如不能在营销策略上有所突破，必将淹没在医药改革的浪潮中。
三、普药营销模式探索
首先，普药企业应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医药市场的需求总量是不断扩张的，***府追加投入直接促使了医药市场的增长。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总计投资达8500亿，医疗服务和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将激发居民的就医热情。2008年年底，全国卫生机构已达30万个。3年内使全民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2010年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大学生、农民工纳入医保覆盖范畴。这些举措，已使2008年全国就诊和住院人次分别增加3%和4.8%。
其次，中小型普药企业要吃透***策，很好地利用***策促发展。对于***策限制的、约束的、规范的，要积极主动应对。生产型中小型药企要以新版GMP为契机，重新审视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促进企业全面升级，使企业步入良性循环轨道。术业有专攻，做精、做强自己企业擅长的领域，切勿贪大、贪多、贪快。同时，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最大限度的利用本土企业对当地***府以及医疗机构的影响，做深做透。
此外，在营销模式上创新，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针对性。一般来说，中小型普药企业由于没有强的品牌优势和成本优势，只能寻求新的思路。目前，普药企业营销模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
（1）招商模式：如果普药企业拥有良好的产品力，产品多为市场竞争力强、临床市场潜力大、利润空间丰厚，但受限于中小型药企的销售网络和人力未能覆盖。通过各地的医药商、居间人进行市场运作。可采用招商模式灵活多样、找到合适的居间人和商，这样对产品来说，上量较快、企业风险又小、资金回笼又快。企业要在各地物价、招投标等商务工作上做好文章，同时，对于各地的医疗机构以及药店分布有充分了解，以便于商管理。
（2）学术推广模式：药企若有良好的产品可以引起学术专家和处方医生的关注，或者具有大量的科学、专业的学术证据，就可以建立和维护专家网络，从局部强势的大医院逐渐影响到小医院。通过依靠学术活动和专业拜访、产品促销来维系与医生的关系从而达到产品销售提升的目的。由于中小药企资金有限，最好从本地入手，结合品种多为普药的特点，可以考虑从社区卫生院、大型连锁药店、乡镇卫生院等突破。
（3）普药深度分销模式：药企所拥有的产品多为几十家甚至是上百家生产的普药品种，品种无特色、在医疗市场中普及度较高。价格几乎卖穿、利润空间低、多通过物流公司带动销售，量是利润的核心来源。可通过与全国性的物流性商业和各地的快批、快配分销至县级及以下新农合、社区医药等第三终端市场。结合在当地有影摘要：中药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人民同疾病长期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着巨大的贡献，然而如果将它成功推向国际市场，受到国外认可，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近些年来中药的国际营销处处遇到瓶颈，基于此文来探讨一下我国中药如果进行国际化营销，走上康庄大道。
关键字：中药国际化营销
一、我国中药国际化营销的SWOT分析
1.优势分析
我国的中药资源非常丰富，中药复方在应用上品种繁多，对新药和保健食品的开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是中药在临床应用中，对一些疑难病、慢性病和老年病有独特的疗效，引起了世界的重视。并且我国在中药方面有着极为漫长丰富的历史，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编纂了例如《神农本草经》、《唐本草》、《本草纲目》等中医药著作，对我国的中医药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加之成本较低，并采用望闻问切的***方式，药物原料大多是天然的动植物原料提取，也符合当代社会绿色健康的养生观念。
2.劣势分析
GMP是国际医药市场准入的首要条件，而我国中药企业通过其认证的数量极少，因此造成我国中药一直得不到国际认可，阻塞了其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中药药品质量没有得到国际信赖。文化差异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中药主要包涵很多东方文化，所以在语言表达上很难为其他国家所理解和接受，并且中医学的诊断技术、标准和疗效判断标准都与世界主流医学存在很大差异，对其传播、交流造成了很大困难。中医药的合法地位在很多国家都未被认可。近年来，加上印度、韩国、日本等的竞争，中药市场的国际化道路举步维艰。
3.机会分析
中国成功加入WTO为中药走向国际化开启了新的大门，根据自由贸易协定，加入WTO后，各成员间的关税壁垒和人为限制将被取消，我国中药可以凭借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价格优势进入各国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同时，WTO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药企业应充分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外国民众也开始普遍认可中医药，据WTO统计，目前全世界有40亿人使用中医药治病，占世界总人口的80%，而且预期将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国力的增强，经济水平的进步，国际地位的提升，使更多的人开始重视东方文化，并开始学习汉学，近些年来，到中国访问学习的学者、留学生不断增加，为中药的传播发展也作出了不小贡献。
4.威胁分析
国际中草药的年销售额为160亿美元，但我国仅占其中3%的市场份额，这与我国中医药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由于缺乏对中药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致使一些有价值的古方、验方、祖传秘方及蒙药等特殊品种长期流落民间或者被外商低价收买，并且外商还利用我国在知识产权管理上的缺陷，无偿侵占中药资源牟取暴利。由于国际上竞争激烈，日本和韩国抢占了国际中成药70%以上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向我国出口，造成我国中药进出口的逆差。中药煎煮法极其考究，而外国人很难掌握适当的时间火候，也很难买到相对齐全的工具，这对我国中药的发展也非常不利。
二、我国中药国际化营销的策略
1.***府职能性引导
组织各相关方面力量，建立高起点、高水平、国际化的中医药标准，以保证我国中药质量。此外，国家应对中医药进出口企业给予如***策、税费上的优惠待遇，以支持其大力发展，提供稳定的后台支撑。
2.知识产权保护
中医药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在中医药的研究、生产、经营等活动中依法取得权利，包括中医药著作权以及相关权利，中医药工业产权以及未公开中医药信息保护权三方面内容。要尽快形成一个中医药知识产权三维保护体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性，形成完整的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3.中药方面复合型人才培养
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应根据国际市场变化，按照行业需求培养多种类、多元化、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4.市场多元化战略
近年来,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区域集团化的消极影响,单一的市场格局不利于我国中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实施多元化战略,可以改善或避免外部市场不平衡的状况,根据各个市场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5.文化战略
中医的传播是中国文化的传播,只有把中国文化渗透到世界,才能推动中药现代化,才能真正以药品的身份进入世界市场。中药国际化首先必须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和中医理论的国际化。由于中西医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给中药国际化带来了一堵难以消除的文化壁垒。只有大力宣扬中国文化,才能推动建立一套以我为主的中药国际标准和统一的中医国际立法。同时,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扩大中医药国际影响力。
6.国际专业展会
国际展会是市场走势的指示器，增进东西方了解的纽带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会者可以利用同一场所共同弘扬文化，降低了成本也带来规模效应，其对传递经济信息，加强对外交流效果显著。中药走出国门应选择历史长、规模大、交易额高的国际专业展会。
我国中药的国际化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在看得见的未来，其有着光明的前途和广阔的市场与坚实的基础。中药走出国门是其发展的必经之路，不仅对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宣扬了中国文化，展示了有着悠久历史高度智慧的东方文化，对我国有着重要意义！响的医药批发公司，通过会议营销的方式，依然是占领第三终端阵地的法宝。
上述三种营销模式，是大多数普药企业采用的模式。例如，当资金和管理不足时，招商模式就是首选；当资金没有问题时，在本地进行以学术结合终端跑动为主的临床推广就可以展开了；对于某些在一定地域内有相对固定的用药人群的普药品种，深度分销将是必选项。
4.建立有效的绩效体系。普药推广中最令领导者头疼的是如何留住员工，尤其是销售人员。目前，很多企业会实行以下几种方法加以解决：
（1）受限与普药毛利空间有限，在制定提成奖励的时候，不能局限于单一品种，只能多品种捆绑，打组合拳。
外企年终总结篇（7）
(二)审查程序
美国的外商投资审查程序总体上可概括为申报,30天审查,45天调查和总统决定4个阶段。在30天的初级审查中,通过内部讨论和相关分析,如果CFIUS如果有充分的理由确认这起交易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则会在这一阶段阻止交易;若内部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并购方在申请遭到拒绝时仍然希望得到总统的最终裁决, 则会进入为期45天的后续审查,并提交总统进行最后决定。
二、中国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审查条款
(一)***策演变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入华,中国***府也开始重视外资流入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美国的外商投资审查法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和修改过程,而中国涉及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审查近些年才开始起步,其最终审查条款的确立距今才仅仅有半年多的时间。2011年2月11日,***了有关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并购和收购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审查条例,初步规定了审查程序、相关机构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所涉及到的领域,这是中国在反垄断条款的正式贯彻实行上迈出的第一步。3月4日,商务部了有关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条例的中期条款,将相关条款进行了进一步修改。8月25号,商务部了外资在华并购与收购安全审查条例的最终条款。
(二)审查机构
不同于CFIUS,中国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这一机构也不直接隶属于某一个行***部门,而是由***统一领导,商务部和国家***只发挥主要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审查人员由跨部委的联席专家组成,根据审查所涉及的不同领域和行业来具体决定由哪个部门或机构承担审查过程。商务部负责接收审查申请并将最终结果告知申请人。 联席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研究分析外商投资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对其进行审查,并最终做出相关决定。
(三)审查步骤与程序
中国的外资审查程序也可大体归为四个阶段。在外方提出申请后,如果中方认为需要审查,商务部会在1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并在其后5个工作日内将审查申请提交给联席委员会。如果联席委员会认为需要启动特殊审查的,则会开始为期65天的调查阶段并将最终意见提交给***,由其作出最终决定。目前,***的最终审查时间还不确定。
三、美中外资安全审查条例中的***治和***策阻碍
如今看来,美中外资安全审查程序都会不可避免受到内部***治和***策运作的干扰。从美国方面看,虽然美国总统对于审查阶段的收购申请具有最终的接受或否决权,但从CFIUS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年由总统亲自否决的案件只有少数几起,大部分申报者是不堪忍受美国强大的***治压力而主动撤回申请。尤其是近些年国会对外资审查过程的频繁介入使得美国行***部门越来越多地受到立法部门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议员的个人倾向,其所处选区的区域经济情况以及国会之中的***派纷争等复杂因素都会影响美国的外资审查过程。况且美国外商投资审查机构的成员构成较为复杂,机构之间的运作并不对外公开,不同部门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这一问题的平衡上也存有较大争论。9?11事件后,相对保守的***和国土安全部在对外资的安全审查过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并购和收购涉及到高科技和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时。此外,CFIUS还格外关注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是否会潜在增强中国的***事实力以及对美投资的中国企业与中国***府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外资审查条例与程序刚刚确立,在运行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规范性和不确定性,虽然中国还没有哪个单独机构会像CFIUS一样成为外商在美投资“拦路虎”的代名词,但是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模糊***策和法规也一直让国际投资者感到头疼。商务部的审查条款中并没有详细指出“联席委员会“具体包括哪些机构和人员 ,如果参与审查的部门太少,可能无法对外方的申报做出完整和正确的评估,若涉及的机构太多,则有可能会导致审查效率低下从而影响最终的审查结果。再者,从时间因素上来看,部分外国投资者认为联席委员会在第三阶段调查上用时过长,而且相关条款并没有为***的最终审查规定严格期限,这就使外国投资者更加
担心中国对外资安全审查的过程会受国内***治和行***部门不透明***策运作的影响,另有投资者担心此类申报会因为无限期拖延而最终导致的不了了之。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今年4月份的《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白皮书》, “中国法规***策相互矛盾且法律不明确”这一问题连续两年成为美国企业在华运营的第二大挑战。 此外,中央***府和地方***府在外资监管***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出现了不一致,地方***府的行***裁量权也对外商在华投资形成了阻碍。
四、总结与***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一些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案频频受到“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的阻挠 ,随着中国相关条款的颁布,美国一些人士指出日后美国在中国投资时可能也会面临相同的困境。
对于美国***府来说,应尽量对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在内的赴美投资企业一视同仁,放宽投资门槛。当一项交易有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危害时,相关部门应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而非否决整个交易。中国***府也应该公平对待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条例的执行上遵守规定的时限和审查标准,逐步简化外国投资审批程序,提高审批透明度。
美中两国于2008年6月举办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正式宣布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谈判协定。目前来看,两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投资谈判,我们非常期待两国***府能在谈判中进一步明确相关审查机构的职能,规范审查流程,减少国家和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双边有关部门的沟通和互访,增强透明性以减少误解,最终达成中美经贸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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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新觉罗·楠婷.美国对外监管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J],法制与社会,2009 (29)
外企年终总结篇（8）
在第一年的基础上，尽管于总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营销举措，包括精心打造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产品，培育一部分影响力大、辐射力强的新市场，以及进一步做大做细西北市场，等等，但是对在第一年当中存在的问题，未能进一步克服和改善，最终导致了市场投入和利润互不协调。
制度体系缺乏监管机制
应该说，每个企业都有一套比较规范的制度体系，但为什么有些问题还是不能有效地规避或克服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缺乏一种执行措施和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
于总作为行业经验丰富的高管人员，制定的一系列制度不可谓不全，但却缺乏一种对该制度体系进行督导和严格的审批、验收的有效的监管机制。
当时，偌大的一家公司，对于市场的每笔预算、申请和投入，除去财务的基本成本审核外，几乎没有任何监管力量。尤其是市场中心，存在更大的职能缺失。市场费用如何批复？市场投入的比例如何控制？市场费用是否被应用到市场当中？市场费用如何审核？等等。由于缺乏监管机制，使一些制度形同虚设。进一步说，这一年当中，负责该企业某一区域的主管人员只要稍微动些心思和杂念，富得流油谈不上，至少混个肚肥溜圆。
业内人士曾在分析国内一些企业和国际知名巨头企业的促销活动时，得出结论：同样形式的促销活动，成效之所以出现巨大反差，关键是前者的很大一部分活动费用，直接进了营销人员和客户的口袋，只有一小部分的费用落实到了实处；而后者却将很大一部分费用花在了实处。这表明：国内一些企业在营销推广行为中，普遍缺乏执行和监管机制。
市场和品牌发展不协调
在该企业大肆扩张阶段，产品本身得到了很大改进，品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为什么营销网络和终端控制却得不到同等强化？总结分析发现：除去存在执行力不足及缺乏监管机制外，还与于总过于注重品牌推广、忽略市场拓展和建设有关。
在于总主持工作期间，由于系统地开展了一系列品牌提升活动，该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在行业内已产生了很大影响力，知名度和影响力一度进入了行业前十名，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他却忽略了市场网络和终端推广的力度。而正是由于市场和品牌发展的不对称，造成了长期以来，名实难符的局面。
成本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对一个企业来说，倘若每笔费用都未能真正投放到市场上，而是私下进了客户或业务人员的口袋，那将是最大的悲哀！
第一年作为全国布局和网络构建阶段，公司各方面的市场投入力度均远高于同行竞争对手，但为什么最终还是未能把市场真正建立、培育起来，没能尽快转化为经济效益？个中原由值得回味！当然，这也为于总最终的黯然退场埋下了伏笔！
不重视自身软实力建设
在于总主持工作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陷入了一个矛盾阶段。他既不满意于营销中心各部门的主管工作能力，又不愿意进行重点培养，或是引进高级管理人员加以充实和强化职能。时间一长，于总开始逐步倾向于企业的外脑。
其实，在内部人才和外部人才的使用上无法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是很多企业高管容易犯的一个通病，于总也不例外。
在于总主持工作的第二年，几乎将有关企业发展战略导向和年度规划、包装、设计等一系列凸显思想和创意力的工作，全部交于一家关系较好的合作单位。对方无需进行深入考察，只要在去年的计划或策略基础上稍加修饰，即形成了第二年的计划纲要。而且，计划纲要制定后，拿到各个区域市场，几乎很少能适用。最终，每年花上百万元的费用换取的计划纲要，形同一纸空文。
第三年：
昙花一现，黯然退场
这一年，适逢该企业集团公司新旧老板更替阶段。新老板上任后，于总被提升为企业集团副总经理，主管酒类项目产业，并通过董事会决议形式，进一步明确了于总的工作地位。但看似平静和向上的背后，却暗涌不断。
缩减开支，呈现危机
首先，新老板上任后，企业集团财务逐步介入营销中心财务管理，开始注重效益的提升，并停止其他产业项目对酒类项目的支持性费用补贴。随后，集团财务下发通知，依靠回款额度核拨市场支持或投入费用。该通知一经下发，反响巨大，原本高昂的支持费用，瞬间缩水一半，激起了市场人员与客户的极大不满和抱怨。在不满和抱怨声中，人心开始涣散，人员流失现象严重，团队力量逐步减弱，精心培育两年之久的市场，由于缺乏后续性跟进，最终逐步改弦更张。
由此，于总开始以继续巡查市场为由，经常往返于市场之间，很少回到营销中心总部坐镇指挥。
收缩战线，保守拓展
新老板上任后，首要的工作就是组织集团财务骨干进驻公司营销中心财务总部，清查营销中心近3年的业务往来账目。重点审核这3年来的市场投入和效益产出明细，以进行整体分析和审计。最终，通过审计分析得出结论：3年期间，市场和品牌虽得到很大提升，但开发全国市场投入过大，利润一直负向经营。
随后，集团组织召开董事会议进行讨论，最终一致通过缩减开支，收缩战线，退出全国市场，采取3年前的保守型市场拓展策略，将精力重点放在大本营市场。
很快，驻外省区域分支机构人员，或撤回总部，或离职另谋高就。一夜间，该企业悄然完成了战略转移工作。 集团介入，黔然退场
作为公司高管人员之一，可能自集团公司签发限制费用支持、按回款额度核拨费用的通知之日起，于总已经明白：在用不菲费用精心培育了近3年的市场未能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时候，资本已经等不及了——开始发生“兵变”！
外企年终总结篇（9）
今年以来外经贸工作呈现以下特点： 2、传统产业占据我市出口创汇一定份额。我市化工、皮革、草编、水产品等一些传统产品出口占全市出口值近20％，仍是我市出口的有生力量。
3、招商主体地位日益突出，工业类项目不断增多。聚鼎、雄骅、爱邦等一批投资超百万美元的五金工业类项目，已成为招商引资的主体，部分项目现已建成投产。
4、开放领域继续拓宽，服务类项目有力推进。总投资超千万元的捷馨苑大酒店项目外资已到位820万港币，现正在兴建之中，我市开放领域进一步拓宽。5、引资意识大为增强，招商氛围初步形成。以项目为纲调动了全市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各单位把招商引资上项目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引资风气明显提升。
二、一年来外经贸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及措施：
1、领导重视，形成合力，促使外经贸工作上新台阶。从市领导到局领导高度重视、关注和支持全市外经贸发展，对全市重大外经贸活动、重大利用外资项目及其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及时果断地进行协调并做出正确决策，特别是局领导能够集中精力抓招商引资工作，提要求、定***策、抓招商、盯项目，还经常深入企业了解情况，为企业排忧解难。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工作到位，全市上下重视和支持开放型经济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形成了发展外经贸的合力。
2、转变职能，强化服务，努力营造良好的外经贸发展环境。在服务全市经济大局和局机关效能建设中，我们严格落实机关干部职工岗位职责、办事程序、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绩效考评制、效能追究制等七项规章制度；对外提出五项服务承诺：职责范围内的事务，马上办结；材料和证件齐全的事务，当天办结；涉及职能部门的事务，协调疏通；受限于***策和法规的事务，合法变通；对已办事项不满意的事务，迅速纠正。在日常服务工作中，我们千方百计做好项目业主的前期咨询、企业名称核准、环保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和章程的审批、营业执照等一系列无偿、优质配套服务。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与客商加深了解，广交朋友，形成了“你助我发展，我助你发财”的共识，营造了“亲商、重商、扶商、富商”的良好环境。在项目跟踪过程中，我们克服了人员和经费不足的困难，安排专人积极跟进，加强联系，确保了全市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
4、加强扶持，优化结构，积极推进对外贸易多元化。我们抓住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的有利机遇，大力扶持有条件的生产企业、流通公司，尤其是民营企业进入外贸这一领域，着力培育外贸出口新增长点。一是对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天天食品有限公司出口冬枣业务进行指导，帮助其了解考察韩国市场的状况；二是协助企业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和出口产品的通关工作，与企业勤沟通、多联络，及时协调解决问题，以稳定出口订单；三是积极为具备条件的企业申办自营进出口权。一年来，共为我市鸿承、大城、海骅制药厂等5家企业办理了进出口经营权，这些企业已成为我市新的出口增长点。
5、重视基础，积极推介，做好招商引资的前期工作。为扎实做好我市招商引资基础性工作，我们积极收集、筛选、包装、推介招商项目，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招商。一是围绕我市重点发展行业和重点招商项目组织编制了《××投资手册》，并借助专场招商会对我市主导产业、重点产品及相关优惠***策给予了大力推介。二是在《今日××》设专版介绍、推介我市的投资环境、重大对外招商引资项目及涉外礼仪、谈判等相关知识；三是利用“××商务之窗”网站这个平台，加强与国家商务部、国家贸促会、省外经贸厅、省贸促会链接，建立招商引资联系网络，及时为企业提供外经贸信息和国家、省、市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策措施，为企业参与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6、积极为企业服务，支持企业“走出去”。一是积极为企业争取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今年以来，我们向省商务厅、财***厅为全市5家企业上报争取国际市场开拓资金13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二是积极为企业争取“广交会”和中国-东盟博览会参展展位。多年来，我市出口企业被排除在“广交会”及其他有影响展会的大门之外，严重制约了市内企业外向发展。今年我们通过多方争取，积极为我市中联、金海、宏利等5家企业申办广交会、东盟博览会参展展位5个，为企业展示自我、走出国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三、存在的问题
1、项目储备不足，特别是大项目、好项目、生产性项目少。
2、考察项目多，来访客商多，接洽项目多，但签约项目少，批办项目少。
3、实际到资存量有限，后劲不足。
4、外贸专业人才比较缺乏，将影响出口经营业务。
四、几点建议：
1、为形成良好的招商氛围，建议市委、市***府定期专题研究招商引资工作，分析形势，查找问题，研究对策，同时继续在全市进一步营造招商引资舆论氛围，真正形成人人想招商、议招商、干招商的态势。
2、加强定期督导、调度力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行全员、全力、全方位招商。
3、建立××籍在外工作人员联络网，以人情招商。在全市进一步登记××籍在外工作人员，做到不漏、不错，制作××籍在外人员登记册，老客户、老朋友登记册，并输入招商网，信息共享。利用项目洽谈会期间，适时适地召开同乡老友联谊会，联络感情，沟通信息。
外企年终总结篇（10）
从外资企业的双薪和按销售额提成，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红包”、“股票分红”、
“旅游奖励”、“赠送保险”、“物质奖励”，年终奖在频频变身的同时，已成为一个行业兴旺与否的晴雨表，红包的轻重预示着诸多职业白领们去寻找适合自己发展曲线及在企业中客观定位的指标。
“年终奖事件”的背后，无论是对员工，还是老板，这其中都包含着人们无数的期待和烦恼。由于年终奖奖励额度比较大，授奖面宽，又处在新旧年度交替的时间接口，因此对员工的心理影响较大。而年终奖的意义不仅仅如此，对社会来说，它牵涉的也还有分配公平、企业腐败和诸多的法律困境。
年终奖的期盼与烦恼
某大型招聘网站近期对全国近6000名职场人士的调查表明，近四成人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已经不再期待年终奖，但同时也有近四成的人对年终奖期待热情依然不减。另一项调查显示，23％的人表示“因为企业利润下降，今年没有年终奖”。
“一个企业的年终奖和该公司的盈利额成正比的，盈利好的公司或者国有企业的年终奖自然要高一些，但是对于那些发展有危机甚至面临倒闭的小公司呢?别说年终奖了，连基本工资都不一定什么时候发。”从事外贸工作的吴先生说。
“在私企打工就是这样，老板是私人，只有他赚钱了，年终奖才会舍得出手，如果他都没有赚足，那是能省就省，这就叫做‘利润最大化’!相比而言，我知道的几家国有企业就不同了，前段时间，他们不但没有裁员，而且没有听他们说年终奖会少的。”他说。
和吴先生有一样抱怨的还有在外企工作的小刘，他平日里比较喜欢买东西，也喜欢和朋友聚会，一个月3000多的工资也只够他每月享用，是典型的“月光族”。现在年终奖减少了，他要是回家连给父母买件衣服、给小侄子包个红包都不行。“唉!平日不积粮，年终靠年终奖，今年确实有点惨!”
他也很无奈地表示，所谓行业都有一定的“潜规则”，这一点大家都清楚。打工族们虽心有不甘，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看到别人欣喜地拿到“红包”时，他更郁闷了，当自己拿到那少得可怜的奖金，无奈中想起了那首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对于年终奖的发放，总是考验企业管理者水平的一大要素，尤其在经济危机这样的环境下。先前，为防止员工年底拿了红包就另觅高枝，有的公司干脆将本应在年底发放的年终奖拆分成若干部分，等到来年再兑现。今年，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更多的公司采取了这种办法。
在一家贸易公司担任人力资源负责人的赵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已告知员工年终奖会放在2010年年中发放，对此，绝大多数员工表示接受，毕竟，有比没有好。
在某私营企业就职的骨干职员夏先生告诉记者，他去年的年终奖，已经变成“未来奖”了。本月初，老板已私下向公司几名骨干征求意见，因公司贤金周转不灵，年终奖发放暂缓，公司愿在他们自2009年起工作满3年后，发放给他们4年的奖金。
就年终奖发放的问题，记者咨询了一下相关的法律人士得知，我国现存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一些行业从业者的奖金状况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很难从法律的角度来判断该不该给他们发“年终奖”。如果合同中没有特别规定，年终奖并不是企业的一项法定义务。
但是，它毕竟是职场中人每年一度的年终最大期许。对此，锦绣人才首席顾问黄春燕认为，年终奖事关员工一年的奖金收入，更重要的，它事关单位对员工一年的总体评价或社会认同，事关员工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在年终奖的发放问题上，即使企业存在困难，也千万不要因此伤了士气，和员工进行协商沟通，总好过以危机的名义单方面减免员工的年终期待。
而一位在某全球知名培训机构做招聘培训的职业经理人告诉记者，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年终奖的问题，其实是公司自己品牌定位的问题，“据我所知，一些对自己品牌很看重的公司，是不会在员工年终奖的问题上占员工便宜的，它们一般都有很明确的规定；而另一些只看重短期效果的公司则不然。”
记者也特别调查了一下城市自领的年终奖存在于不同外企、私企之间的几种发放差异。在外企，主要是按约定领绩效，多采用13薪或14薪或更多，只要员工在年底仍然在岗，无论他个人与公司的业绩如何，全员享受，类似于福利性质；第二是根据个人年度绩效评估结果和公司业绩结果，所发放的绩效奖金。就是管理者与公司股东约定好，如果达到何种业绩，或是市值达到多少，就可领取相当比例的年终红包，这种红包通常也超过一年的年薪。在一些大型外企里，年终奖的概念比较淡化，实际上是一个年终收益的概念。
而在私企里，红包都由老板决定，没有固定的规则，可能取决于员工与老板的亲疏、取决于老板对员工的印象、取决于资历，取决于重大贡献等。公司制度里也没有规定，这就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了，也给了老板极大的决定权，所以每年这类企业也是年终奖发生纷争的“高发地带”。
一位职业经理人在接受采访时就用他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来做了说明：
“那个朋友也是一个职业经理人，2008年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地拿了807Y元年终奖，到了2009年底却一分钱年终奖也没有，公司给出的理由是效益不好，可是这个朋友却很难接受，因为2009年一年他干得更辛苦!”这就是年终奖的发放在***策空白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种种“职场世相”中的一种。
不过，随着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市场主体，吸收了多数职业经理人加盟，多数企业的员工年终奖也跟业绩挂钩，比如公司与每个管理人员签约，指标定得非常细，有很明确的奖金计算公式。主要有这样几种发放模式，一种是公司规章制度里有规定的，比如年终会有一个考核，然后根据所得的分数，再和基本工资挂钩，用基本工资乘以一个系数，这就是你的年终奖。用这种方法发放的年终奖，每个人都一目了然，公司也就很少有“耍赖”的情况发生了。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对于不同企业的年终奖发放手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总结：对于企业普惠性的制度福利，其背后的价值理念是公民权利，其优点是利益共享，缺点是缺乏激励性。对于外企激励性的绩效奖金，其背后的价值理念是生产效率，优点是效率高于公平，缺点是效率高于公平。而对于不少私企及围企的家长制管理，其背后的价值理念是独裁式领导，缺乏公开透明性。
潜规则何时制度化?
每到年终岁末，垄断行业很多单位总要给职工“谋”一些福利，比如高额的年终奖、效益分红等等，一些单位以各种名义发的年终福利高达几万甚至十几万元，垄断企业对其年终奖分发体系及数目，一
般讳莫如深。
在北京医院，一个效益不好的“穷”科室，年终奖从5000至3万元不等，按科主任、教授、副教授、主治医生等依次递减。一般到了年终，科室成员的课题提成、费比较集中，一个教授级别的人员课题提成、费，可达到5万左右，这样其年终各种奖金就可达6万～7万元。
上海电信公司一位职员透露：在电信行业里面，年终奖这种东西是很敏感的，大概只有高层管理人员才清楚每位员工的年终奖到底是多少，员工之间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我们这个部门(管理部门)比较敏感，不方便透露。
而对于2009年一年都火爆的房地产业来说，同策房地产咨询机构资深分析师倪晓玲表示，今年大部分房地产销售人员都已经赚得盆满钵满，按照行业普遍规定的万分之六的销售提成比率，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的提成超过26亿元。
但是，不少售楼员表示，房地产从业者的高薪酬增长仅存在于高管之中。之前有媒体就曾爆出，碧桂园集团一位资深人士说，一些地产巨头去年在增加土地储备上的花费，已经接近全年销售额，目前应该没有太多钱给员工发年终奖。由于近期宏观调控***策连续出台，民营房企需要多备“粮草”过冬，也不太可能在年终奖上对员工过于慷慨。
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信托等公司，拿到较高的年终奖并不意外。太和顾问薪酬专家蒲世林一直以来跟踪金融行业的薪酬发放情况，“2008年的年终奖大幅下降，但2009年有很大好转。在某金融公司，一个月薪3500元的前台客服可以拿到10.4万元的年终奖。一个业务经理年终奖可以达到300万～400万元，高层甚至可以拿到800万～900万元。”
在网友晒年终奖的帖子中，各个行业仍是冷暖不一，但是引起网友更大关注的就是，凭借垄断地位赚取高额利润的垄断利益集团成为众矢之的，垄断企业的员工除可得到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外，还可享受到高额的年终奖金。
记者也特别了解了一下传统国企的年终奖发放机制，在国有企业每年发年终奖时，主要依照“按资排辈”的规则，比如岗位系数模式：依所在岗位的系数，如中层经理1.5，主管1.2，基层员工0.9，结合奖金基数而定，奖金发放时，将基数乘以系数即可，针对岗位而不针对个体绩效和经营绩效。“你有我有大家有”，大锅饭式的红包发放方式也时有出现。
而在年终奖发放形式上，消费卡与实物年货为一些国企选择，奖励旅游或报销年终休假费用在一些大型企业兴起。
然而，一到年终总有一种腐败以年终奖的名义爆发出来。比如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原总经理龚伟明等人打着改善企业职工福利的旗号，将高达2400多万元的国有资产私分。在这里，年终奖成了转行改制中的国企领导敛财的手段，原本是属于员工的合法福利成了他们犯罪的“帮凶”。
这一“福利腐败”现象一直存在，而国家对年终奖的发放缺乏干预和监督，年终奖发放过程中的家长式管理，或由少数利益相关领导说了算，成了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温床。“‘垄断福利’是以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和盘剥人民大众为特征的不正当竞争的产物，是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夏教授指出。
近日，在天涯论坛一位名叫
“中铝东轻发言人”的网友发帖称“中铝东轻公司某厂年终奖：工人200元，副科7000～8000元，正科10000元”。按照该网友提供的数据计算，那么全公司副科级干部的年终奖至少为普通工人的25倍，而正科级干部的年终奖，则为普通员工的50倍!其他网友纷纷表示，“知道领导和普通员工奖金差距大，但没见过基层领导和员工有这么大的差距。”
对于中铝东轻公司年终奖巨额差距的存在，一些工人表示，公司一直都有发年终奖的传统，工人们有时候有几百块，有时候不发，都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今年领导们拿得太多了。”该工人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有色金属业的打击是最大的，
“效益不好的时候却加薪，这不合理。”
其实，年终奖差距一直客观存在着，人们早已经习惯金融等行业的超高薪酬，但对于公司内部巨大的差异，却难以接受。
对于这一问题，劳动法专家表示，只要合法，拿得数额多，仍没有问题。但前提是保证程序公平，其次要保证度量公平，第三要保证标准公平，最后要保证收入公平。
“企业的规章制度，都需要经过企业的职代会通过才有法律效力，因此，不管该公司发了多少钱，只要是经职代会通过的合法的方式，就没有任何问题。”
而在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有个“年终奖计算器”的软件，备受网友热捧。大部分网友都抱着游戏的态度去看，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这种测算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还有人打算建议公司以其数据作为年终奖的参考值。
外企年终总结篇（11）
一、导论
股权激励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硅谷，时至今日，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已得到广泛应用。为了提高公司经营效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股权激励发展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到80年代开始的股份制改造，然后到90年代的经营层激励试点，再到“MBO”盛行，国有海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一直到2006年的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出台。可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逐步试验、缓慢发展的过程，目前，仍然不能说是很成熟。
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性质决定了其管理层并不是唯一追求企业效率单一任务，更多的还要承担起***府强制性摊派的***策性任务。此外，在财***包干制度下，许多地方***府的财力有限，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完成大量的社会职能，于是向上市公司施加大量的社会性负担。地方***府摊派社会性负担不仅可以获得相当的经济收益，还可以获得社会效益，这是一种“超额收益”。Lin et al.（1998）的研究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包括就业和财***在内的***府职能，沉重的***策性负担影响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陈冬华（2002）提供了我国地方***府干预企业、迫使企业超额雇员的经验证据。相对于国有企业，地方***府对民营企业的控制力较弱，关系不紧密，***府向其摊派的社会性负担相对较少。民营企业由私人控制，如果***府想让私有企业承担社会性负担，就要同企业的所有者进行谈判（林毅夫、李志■，2004），或者给予某种优惠***策。Sappington、Stiglitz（1987）及Boycko et al.（1996）研究都表明***府干预国有企业的成本低于民营企业，其原因在于***府对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控制力度。此外，市场化程度也影响地方***府摊派社会性负担的高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完成，***府干预资源配置的能力有限，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该地区的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相对较完善，***府有能力提供公共产品，此时***府要求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不高。Bai et al.（2000）分析了为什么所有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改革速度都很慢，而且国有企业的业绩一直都较差。他们认为，在转轨经济国家，国有企业除承担盈利目标以外，还承担了许多社会性任务，如吸收就业、保障社会稳定等。如果给企业实施高强度的盈利激励措施，会导致企业高管忽视社会性任务。由于***府没有建立起***于企业的社会保障系统，为了保证社会福利，只好对国有企业保持较低的激励强度，因此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需求强度小于民营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高的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大于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的上市公司。
因此，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推出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制度背景，上市公司管理者多任务目标的存在影响了股权激励的强度，有必要对其依存的宏观环境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国内已有研究相比，吕长江（2011）从制度背景、公司治理和公司特征三个层面对上市公司为什么选择股权激励进行了研究，侧重于何种因素影响股权激励的选择，而本文重点考虑的是***府干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公司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实施是在2005年以后，我们收集了2006—2010年已经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因故中止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以及数据披露不全者，共获得样本73个。从最终控制人分布看，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多集中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其中非国有控股56家，国有控股17家。从实施股权激励的地区分布来看，有13个省市参与实施，且各地区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数目分布差异很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实施公司数目越多。其中实施股权激励的前三名地区分别是广东16家、浙江14家、北京10家，占全部实施样本数的55%。从所采取的具体激励方式上看，68家采取的是股票期权激励方式，有2家采用的是限制性股票，有3家采用的是股票增值权激励方式，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主要是通过定向增发获取的，仅有3家是通过提取公司利润途径获得。可见，股票期权已成为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愿意采用的最主要的股权激励方式。
研究样本的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源于北京大学CCER数据库，披露股权激励信息的样本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利用SPSS18.0软件来完成。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结合本文的研究假设，我们提出的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Ratio=α0+α1Gov+α2Owner+α3Size+α4DR
+α5CR1+α6ID+α7Dirsize+α8Duality+α9Cash
+α10Age+α11Down+α12Indu+ξ
1.被解释变量
其中，被解释变量Ratio代表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强度，分别用管理层股权激励总数的自然对数（若激励方式为股票期权，激励总数为所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总数量；若激励方式为限制性股票，激励总数为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总数量）和激励总数占当时总股本比例两个变量作为股权激励强度模型的因变量。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府干预强度，包括市场化进程（Gov）和最终控制人（Owner）类型两个变量。本文选择樊纲等（2006）报告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市场化程度”两个指标：“***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根据各地区“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减少***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缩小***府规模”五项基础指标来确定的，从较综合的方面反映了各地区***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该指数越大说明***府干预努力越小。此外，***府干预程度的强弱与市场化程度高低是相对的，市场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府干预程度越低，所以，本文还运用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总得分来作为对各地区***府干预指数的一个度量，一方面克服了以“***府与市场关系”为基础的单一指标影响因素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化水平关系的稳健性检验。本文假设一，市场化水平与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正相关。
按照最终控制人类型，本文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控股两种类型。如果上市公司是由自然人、职工持股会、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最终控制的，则认定为非国有控股，取值为1；如果上市公司由地方***府和中央***府的有关部门或机构最终控制，则认定为国有控股，取值为0。在我国，***府作为委托人将盈利目标和社会目标同时赋予作为人的国有企业经理，国有企业的经理面临着双重委托激励。本文假设二，相比较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前者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要小于后者。
3.控制变量
由于影响公司股权激励强度的因素很多，除了公司所处的制度背景之外，有研究表明公司规模、公司治理结构、资本结构、公司所处行业等都可能影响公司股权激励强度，漏掉重要的影响因素容易导致有偏误的估计结果。为了更好地研究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控制其他因素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多个控制变量，具体见表1。
三、实证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描述性统计表2中可以看出，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总数占公司总股本数的平均值为1.42%，极小值为0.01%，极大值为9.63%，75%的公司授予管理层股权激励比例在1.91%以下，可见，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强度不大。从董事长持股水平看，均值为5.6%，其中最小值为0，最大值40.36%，分布差异较大，董事长持股比例较大的往往是民营上市公司，该公司董事长也是公司法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31.27%，分布差异大，最大值为81%，可见，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偏大，“一股独大”现象没有得到根本好转。董事会规模平均为6.15，***董事比重平均59.43%，最低38%，符合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中***董事比重超过1/3的规定。资产负债率平均在43.38%，举债比重适中。管理层平均年龄在46岁，最小值40岁，从百分位统计看，我国上市公司授予股权激励管理层倾向于年轻化，管理层年龄平均在48岁以下公司占到75%。
（二）基本检验结论
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对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修正，本文选择SPSS提供的向后剔除法（backward）来建立多元统计回归模型，从理论的角度来选择一个最优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如表3所示，模型1是单独考察“最终控制人”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至模型5是分别加入“地区市场化水平”变量、“地区市场化水平”变量与“最终控制人”变量交互项以后的回归结果，模型4和模型5之所以没有加入“最终控制人”变量和“地区市场化水平”变量，是因为考虑到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拟合效果看，模型1至模型5修正后R2都达到了33%以上，且经过向后剔除法之后的优化模型R2都有明显的提高，模型整体拟合性较好。从模型1至模型3的结果可以看出，“最终控制人”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并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对于国有控股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更大。模型2中的“企业与***府的关系”变量符号为正，并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模型3中的“市场化水平”变量系数符号为正，并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模型4和模型5中的“企业与***府关系”变量、“地区市场化水平”变量与“最终控制人”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一结果不仅说明国有控股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小，而且表明公司所处地区的***府干预程度越弱，其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就越大，或者说，所处地区的***府干预程度愈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就愈弱。这与我们的理论假设相符。
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规模与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规模愈大，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就愈大；公司治理状况中，董事会规模和***董事比重变量的符号均为正，但显著性不强，只有董事长权力设置变量通过了检验。公司治理变量的不显著，表明目前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与公司治理状况相关性不强，公司治理结构仅仅是形式上的合理，***董事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此外，董事长持股变量、公司现金流变量、管理层平均年龄变量和资产负债率变量系数的符号都为负，但缺乏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系数符号为正，但显著性不强，这与我们的假设不相符。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公司多为非国有控股，非国有控股企业大股东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于是又按最终控制人类型分别作了检验，检验结果是在非国有控股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系数为正，在国有控股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系数为负，但显著性均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笔者的假设。因为在国有控股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府控制企业的能力就越强，企业承担的社会性任务就越多，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就越小，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府控制企业能力就越弱，企业就越注重经济效率，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就越大。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激励总数占当时总股本比例”作为股权激励强度模型的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4，从模型的检验分析中可以看出，股权激励强度与“最终控制人”变量、“地区市场化水平”变量、“企业与市场关系”变量与“最终控制人”变量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地区市场化水平”变量、“企业与市场关系”变量正相关，但显著性不强。因此，这一结果说明，股权激励强度与***府干预、地区市场化水平有关，***府干预愈小，地区市场化水平愈高，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强度愈大。此外，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表3的结论基本一致。从模型的相关系数大小可以看出，以“激励总数占当时总股本比例”作为股权激励强度的回归模型中变量的系数大大降低了，这也说明10%水平上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规定降低了股权激励强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敏感性。
国有企业由于承担了盈利和社会性负担的双重任务，***府为了确保国企管理层社会性任务的顺利执行，必然降低对盈利性任务的激励强度，也就是说降低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强度。实证检验表明，与只承担单项盈利任务的民营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强度明显要小。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强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府对企业的干预越少，地方***府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来管理企业，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就越大。
【参考文献】
[1] 王传彬，朱学义，刘建勇，吴敏艳.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府限薪令关系的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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