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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1)

李良荣在《新闻学概论》[2]中区分了“两种新闻定义”,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信息”,另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报道”,并正确地指出,前者指的是新闻的实质内容,后者指的是新闻的表现形式。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李仅仅抓住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没有看到两者间的对立和矛盾,而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上,李注重的恰恰是形式而非内容,因此,最终不但并未真正将新闻与新闻报道区分开来,而且把新闻的实质内容统一到了它的表现形式——新闻报道上。

现在我暂且把区分新闻与新闻报道的任务放一放,先来讨论一下新闻学说界普遍认可的关于新闻定义的两个基本观点。它们似乎就像计算机语言中的默认点(defaultpositions),人们不假思索就持有这些观点,因而任何对这些观点的偏离都要求有意识的努力和令人信服的论证。一是新闻只能是信息或讯息,不能是事实,因为事实客观存在着,无法移动,如我们不可能将一场火灾或一次车祸搬来移去,而只能复制并传播关于它们的信息;二是新闻必须经过传播,即由这个人或这群人传播给那个人或那群人,不经过这种传播的只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可能是新闻。

我想从对这两个默认点的发难开始。先看第一个问题。它涉及到我们长期以来对“事实”的基本认识。究竟什么是事实?什么样的事实是新闻学研究中有意义的事实?总结我在《论纲》中的观点:(一)事实不是简单的事物,而是某事物具有某种属性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即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实际情况,如我们不能说“太阳”是事实,只能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是事实;(二)客观事物或现象的实际情况具有无庸置疑的客观性,不依赖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在事实”的存在;(三)但对人类社会来说,“自在事实”除了作为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经验和认识的无尽源泉便一无所用,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哲学除外)中研究的事实只能是那些在社会实践中与人相遇、被人感知的事实,即“经验事实”。

现在让我们来看“经验事实”。“经验事实”一方面是客观事物的属性或关系向人的呈现,另一方面又是人对这些属性和关系的把握和断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新闻学中所研究的事实并不只是***于人的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而是为概念所接受、由主体断定的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的感性呈现,是被知觉到了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是知识经验中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这时的事实已不再是它自身发生、发展的自然史或某些物理、化学属性和关系的总和,不是只有通过自身某些能量、质量的投射才能得以传播的属态,而是通过命题能够加以断定、通过陈述可加以表达和传播的感性知识。感性知识的可传播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新闻学界普遍认为的事实不能复制和传播的观点就是错误的,而为此引进的“信息”概念也就是多余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用“信息”界定新闻的学者都会用“事实”来对信息做进一步的限定,都承认新闻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关于事实的信息”,因为信息这个概念实在太宽泛太模糊了。与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用“事实”来定义新闻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和理解,“关于事实的信息”其实就是“事实”,除此之外,实在想象不出它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引进“信息”概念据说还有一个“重大理论意义”,就是厘清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新闻的内容是信息,而宣传的内容是观点(观点难道不也是信息吗?)。但在我们看,澄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根本就用不着画蛇添足地引进“信息”概念,而只需明确新闻就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即可。数千万年的共同社会实践为人们提供了经验外部客观世界的基本认识形式,这些被有的哲学家称之为“先验形式”的背景条件决定了人们对“经验事实”有着基本一致的认可度。正是在这种认可度范围,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新闻是经验事实,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基本一致的认可度;新闻报道是具体的报道者(个人或组织)对经验事实的陈述,除了上述基本认识形式外,其中还包含着报道者自身特殊的“认识形式”,可以说,绝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凝聚着报道者的思想观点。所以,抛开当初中国社会现实的***治根源不说,将新闻等同于宣传的理论根源在于将新闻等同于新闻报道,而不是缺少了一个“信息”概念的引进。最初引入这个概念的学者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试***找出一个计算新闻信息量的办法甚至公式,但20多年的实践表明,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

此外,我们还赞同余斯勇对用信息定义新闻提出的质疑:第一,作为一般的科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因为目前学术界看法还不一致,世界上已经公开发表的“信息”定义,有人统计已有39种之多。更为滑稽的是,《牛津字典》在解释“信息”时说“信息就是谈论的事情、新闻和知识”;《韦氏字典》也认为“信息就是在观察或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数据、新闻和知识”。如此颠来倒去、相互借用,倒是越解释越糊涂。第二,用信息来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那么信息本身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它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就连信息论的创立者维纳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信息,信息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在这种情况下,用“信息”来定义“新闻”,至少也是不科学、不严肃的。第三,根据普通逻辑中“定义项不得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的定义规则,用“信息”定义“新闻”,就等于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3]

现在再看第二个问题。客观事实如果没有人报道和传播它是不是新闻?甘惜分说:“有了事实,有了发生于某地最新的重要事件,还不等于有了新闻。如果在遥远的荒无人烟的地区发生了一种重大的自然现象的变化,而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更没有任何人把这件事传播开去,这件事就算湮没无闻,它构不成一种新闻。”[4]这大概是建国后学术界最早关于没有传播就没有新闻最明确、最权威的表述。乍一看,这话不无道理。但稍加推敲就会发现问题:这里的“事实”是“自在事实”还是“经验事实”?从“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看,似乎是前者;从这一“变化”是“最新的”、“重要”和“重大的”等为人所断定的属性看,显然是后者。如果是前者,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它不应该是新闻学讨论的事实;如果是后者,我们认为它就不能“算湮没无闻”,因为它已向人显现,被人所闻,对所见所闻者来说,它就是新闻。我们认为,一个人或一群人亲历或直接经验的新鲜事实,对这个人或这群人来说就是新闻。《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破解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后,把道人肩上的褡裢抢过来背上,竟不回家,同疯道人飘飘而去。这件事(我们假设它是事实)“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新闻传说”。从逻辑次序看,是先有了“新闻”,再有了对它的“传说”。街坊们亲历或经验的事实是新闻,而对事实的“传说”是新闻报道。道理似乎很简单:所谓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是先有了新闻的存在然后才有对新闻的报道和传播;所谓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同样如此。从发生学上说,新闻肯定是在先的东西,报道和传播是在后的东西。一个为人类所经验的事实,只要它有新闻价值,你不报道、不传播它仍是新闻。报道和传播是新闻扩散的前提条件,但不是新闻诞生的前提条件。试想,如果不事先获取新闻我们报道和传播什么?人类的先民最初主要是通过直接经验认识周围客观事物情况的,借助别人的经验增益自身是进化的结果、文明的标志,新闻传播是这种结果和标志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坚持认为,从本体论着眼,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而且这里的经验首先是直接经验,如果一定要使用传播学术语,它属于人的“亲身传播”。

人是能够借助别人的经验增益自身的动物。即使是在规模比较小的社会里,也并非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直接经验到他想要了解或应该了解的各种自然和社会事件。这就需要间接经验,即借鉴别人的经验。任何事件或现象都有一定的时空界限和范围,处在不同时空范围的人们要了解这些事件或现象则不得不依赖于间接经验。这就是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存在的重要原因和理由。社会规模越是扩大,对间接经验的需要就越是增加,以至于当今社会不得不委托专门的人员并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

间接经验必须凭借一定的符号形式才能得以呈现和传播,而最精致的符号形式就是语言。新闻报道是“经验事实”的陈述,由于这种陈述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感性呈现对象,也就是客体刺激我们感觉器官而产生和形成的感觉***象,它必然是有真假的陈述即命题,所以新闻报道由命题构成。可以说,新闻是为命题所陈述和肯定的内容,新闻报道则是新闻的表述形式,两者既统一又对立,既相互一致又非一一对应,我们既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无视两者的重大本质差异把它们混为一谈。

说新闻是为命题所陈述和肯定的内容并不意味一切命题形式都适合陈述新闻内容,实际上,只有一部分命题才能成为新闻的基本表述形式。金岳霖在1941年发表的《论不同的逻辑》一文中把命题分为三种:特殊命题、普及命题(彭漪涟认为似是“普通命题”的印刷错误)和普遍命题。特殊命题断定特殊的事实,如“在全国***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协***”、“一男子携带可疑爆炸物闯入路透社驻北京分社”等;普及命题或普通命题断定的是一时一地的普通情形,用以表示和肯定“历史总结”,亦即“历史上特殊事实的结合”,如“清朝人有发辫”、“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等;普遍命题断定的是固然之理,如“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处处相等”、“人必须饮食才能生存”等。[5]第一种命题用来断定一个特殊的事实,以特称陈述或单称陈述的形式出现,故曰特殊命题。第三种命题断定的是普遍的道理(包括理论、观点、一般规范等),以全称陈述的形式出现,故曰普遍命题。两者的区分比较明显。第二种命题即普通命题有些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普通命题不同于普遍命题。首先,普遍命题表达的内容超越特定的时空,象“人必须饮食才能生存”是不受特殊时空条件限制的;而普通命题则受特殊时空条件的限制,不具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它表达的只是某一时段、某一范围内的某种普遍情形,象“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仅限于“今天”和“这个班”。其次,普遍命题具有普遍的概括性和类推性,因此可能为将来更具概括性和类推性的命题所,如“地心说”为“日心说”所等;而普通命题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历史总结”,如果这一总结符合当时的实际,就不存在为将来的命题所的问题,如果“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是真的,不管明天、后天这个班的女生是否化妆,该命题都不可能被。第三,普遍命题要求有普遍的事实根据,可以为实验和观察所反复证实;而普通命题只有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事实根据,超出这种条件的任何求证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见,虽然普通命题也具有全称陈述形式,但它不是普遍命题。

那么普通命题与特殊命题的区别何在,它们是否也能像特殊命题一样陈述一个经验事实呢?由于普通命题运用的是全称陈述的形式,它所断定的就不是一个特殊的经验事实。这样看来,这类命题既与表示一般理论的普遍命题不同,又与表示具体事实的特殊命题有别。金岳霖认为它是“介乎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命题”,就与事实的关系而言,“这类的命题和普遍的命题两相比较,似乎与事实比较地接近些”。[6]但与我们论题相关的是,这类命题究竟是否肯定事实,如果是它们肯定的又是什么样的事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赞同彭漪涟在《事实论》中的分析:普通命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项表示的对象范围很广,以至于一个观察者不可能通过感性经验直接获得其要断定的全部内容,如“清人有发辫”这样的普通命题,对一个具体的观察者来说,就不可能通过对一个一个清朝人的直接观察得到确定,任何一个具体的观察者都无法保证它肯定了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即不能确证每一个清朝人都有发辫,所以这类普通命题“既不表示普遍的事实,也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7]另一种是主项表示的对象范围较窄,一个具体的观察者可以通过感性经验直接获得其要断定的全部内容,如“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一个具有正常能力的观察者完全可以断定和确证该班每一个女生都化了妆,这类命题虽然不像特殊命题那样断定一个特殊的经验事实,但它能概括并确定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所有事实状况,即在一个狭窄的时空范围肯定了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经验事实的结合。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前者称为“广义普通命题”,后者称为“狭义普通命题”。

通过以上对命题的分析,不难得出,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只能是特殊命题和狭义普通命题所陈述的内容。由于狭义普通命题的全称陈述是有特定时空限制的,而且其时空范围十分有限,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有限范围内特殊命题的结合。因此我们认为,新闻的基本陈述形式是特殊命题,当然这种特殊命题必须与客观事物状况的感性呈现相符合,即必须是真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闻是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新闻报道是真的特殊命题以及由这类命题所组成的陈述形式。在一则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只有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才可能是新闻内容,否则无论多么新鲜、重大都是非新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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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与新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两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既互为表里,又并非一一对应。把它们割裂开来固然错误,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同样错误。

从理论上看,新闻与新闻报道的主要区别有四:

首先,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新闻报道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根据前文的论述,新闻来自经验事实,经验事实来自“自在事实”;而新闻报道则是人脑对部分经验事实整理、加工和表象的结果,属于另一个环节上的东西。如***所示:

左边的三个椭圆中,最外层的大圆表示“自在事实”,中层的表示“经验事实”,最里层的代表“新闻事实”(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新闻报道者只是从新闻事实中选择一部分,有意识的进行整理、加工和表象,并通过适当的符号形式物化为新闻报道。右边的小椭圆代表具体的新闻报道,大圆代表抽象的新闻报道,即所有具体新闻报道的总和。当然,用具体的***形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总会有些问题。如上***中的“自在事实”实际上是无限的,而非有限的,“经验事实”则是不断扩展的、动态的等等。但该***至少清楚的表明,新闻与新闻报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环节,前者属于社会存在范畴,后者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其次,同样的内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此相对应,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这个问题早有学者指出过,甘惜分20多年前就列举了新华社和美联社关于北平***的不同报道。不过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从“事实”与“新闻”的关系而不是从新闻与新闻报道的关系谈论这个问题的,在他们看来,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不同的报道者对“事实”有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根据我们的观点,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新闻报道是真的特殊命题构成的陈述,简言之,新闻是事实,新闻报道是命题的陈述。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其根源在于同一事实可以用不同的命题来陈述。金岳霖论述该问题时举例说:“‘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不仅是两句句子,而且是两命题,可是,这两命题所断定的只是一件事实”。[8]这里似乎不存在对事实的不同选择和判断,“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选择和判断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就是说,造成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本体论根源不在于新闻报道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而在于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本身就是直接性与间接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以自己的样态向人们呈现来看,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为主体的概念接受并由其作出断定来看,它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作为新闻的“经验事实”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到了这里则体现为事实与命题的对立统一,即命题反映事实,但又不同于事实,事实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客观内容方面,命题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主观形式方面。主观形式又有普遍与特殊之分,作为普遍的认识形式,是人们在亿万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每一个认识主体所接受和认可,具有社会存在属性,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是建立在这种普遍认识形式基础上的;而特殊认识形式则受具体认识主体自身条件的制约,可能千差万别,新闻报道的主观性、倾向性以及部分无意失实与此相关。

再次,内容无所谓真假,反映内容的形式则有真假。与此相对应,新闻报道有真假,新闻则无所谓真假。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事实只能是实存的,或者是过去存在过的,或者是现在存在的,不可能有一种过去和现在均未存在过的“事实”;从经验的层面看,人们对事实的把握是一种感性经验的直接把握,即通过感性直观经验事实。这种感性直观有人类共同的生物学基础和亿万年的实践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学基础。正是这两大共同基础,我们将太阳从某类物体折射的光经验为“红”色,把有质量的物体脱离地球表面的移动称之为“飞行”,把超过一定分贝的声响认定为“噪音”等等。所以说感性直观经验对正常的社会成员来说基本上是共同的,这是“经验事实”何以可能的原因所在。新闻报道由命题构成,而命题总是有真有假,否则就不是命题了。可见,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其实是一个虚假范畴,新闻无所谓真假,假的就不是新闻,有真假的是新闻报道,所谓“假新闻”其实是假新闻报道。

最后,新闻报道带有报道者的主观感彩,新闻中没有这种色彩。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是人的感觉器官客观事实的直接接纳和把握,人的情感、价值等主观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无能为力,所谓“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当经验事实作为结果成为主体的“对象意识”时,主体的“自我意识”就开始纠缠这一“对象意识”,甚至干预“对象意识”。新闻报道是报道主体对经验事实的陈述,其间渗透着陈述者的主观自我意识。请看下面的三则消息的导语:

新华社: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环抱,中国***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

路透社:6月30日午夜时分,当查尔斯王储将香港归还中国时,英国结束了一度强大的大英帝国历史。美联社:随着午夜国旗的交换,焦虑不安和兴奋的香港今天摆脱了156年的殖民时代,并开始了在欢欣鼓舞的***中国下捉摸不定的新时代。

应该说,三家通讯社的记者所经验的事实并无主观感彩,而“经验事实”一旦成为记者的“对象意识”,就在他们“自我意识”的作用下,形成带有强烈感彩的陈述。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新闻报道“对应”或符合的究竟是“自在事实”还是“经验事实”?过去我们往往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理解为“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似乎新闻报道直接反映客观“自在事实”,而且这种反映还必须是“可以查证”的。

根据我们的观点,新闻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新闻报道是新闻的的符号表现形式,它通过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来反映和表达经验事实,就是说,新闻报道不是直接反映客观世界发生的事实,而是报道者主观经验的事实。因此,新闻报道“对应”并“符合”的并非客观世界发生的事实,即“自在事实”,而是人的经验世界的事实,即“经验事实”。

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的这种间接关系也可以通过奥格登和李察兹的语义三角形得到进一步说明。在奥、李看,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所指对象通过概念为主体所接受,主体通过符号来表达概念。如果我们把语义三角形中的符号、主体(概念)和所指替换成报道、报道者和事实,其间的关系就非常清楚了:

从***中可见,新闻报道者与客观事实以及新闻报道直接发生关系,但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只有见解关系。从客观事实到新闻报道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新闻报道者经验事实阶段;其次是报道事实阶段。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由这两个阶段决定,即由经验事实的正确性和报道事实的准确性决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件。

新闻报道所直接反映的并非客观事实本身,而是作为报道者的经验结果、被“自我意识”干预后的“对象意识”。这种“对象意识”的真实性不可能建立在“可查证性”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基础上。上述美联社导语中“焦虑不安和兴奋的”、“欢欣鼓舞的”、“捉摸不定的”等不具有可查证性,但却是新闻报道中经常使用甚至不可缺少的陈述方式。这种“自我意识”纠缠和干预“对象意识”的情况几乎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中都存在,如《我三十万大***胜利南渡长江》中“英勇的人民”、“***派……遇到人民好似催枯拉朽,***无斗志”等,显然是报道者“自我意识”纠缠和干预“对象意识”的结果。当然,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自我意识”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具体怎样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可查证性显然不能作为这种限制的依据。

注释:

[1]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余斯勇《用信息定义新闻质疑》,载《新闻出版报》1999年1月19日

[4]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第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5]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5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2)

一些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所论述的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力,曾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媒体的种种现代神话。然而,网络传媒诞生以来,传媒机构在传统媒体时代的垄断与控制地位被打破,任何网民都变成了新闻传播的参与者,许多经典的新闻传播模式与理论已无法解释网络媒体新的传播现象了,这就使那些形形的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冲击与挑战。

一、对“把关人”理论的冲击

“把关人”理论最早由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卢因提出,他认为在信息传媒中有大量的信息“把关人”存在,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新闻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之后,传播学家怀特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模式,他认为,社会上到处都是新闻素材,新闻报道不能只是“有闻必录”,而要有选择地传播新闻。“把关人”理论认为,媒介在信息传送过程中,有重大的过滤功能,从社会、***治、经济、文化、审美及自身利益价值出发对新闻信息进行层层把关、筛选与编码,决定最终面向受众的新闻信息,并通过发出的新闻信息影响作用于他人。因此,在传统媒体运作过程中,“把关人”的作用极其重要,所把的“门”体现出权威性、规范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然而,网络传媒的兴起,其数字化技术特性决定在网络传播中没有控制新闻信息系统的“门”,传统中心化的传播方式被网络非中心化的传播方式所取代。网络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其虚拟性、开放性、交互性的特点,改变了传统媒体呈现的新闻信息模式,网状结构使信息流动路径变得多样化,网众只要利用服务器等技术就可以避开各种控制与障碍,选择不同的路径交互随意、随时随地与接收新闻信息。因此,网络成为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是网众的“公共领域”,网络传媒中信息处于自由的状态,网众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互联网中而不经中间环节新闻信息,网络媒体已没有了“把关人”或是把关已困难重重,传统“把关人”对新闻信息的选择与控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网络变成了自由的传播空间。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后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帝国逐渐瓦解。网络将按照个人的独特需求分门别类地进入一个个家庭,任何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中驰骋。权力从传播者那里转移到接收者这端。

有学者认为,网络依然存在“把关人”,理由是网络把关人变成了“隐形化”的“资讯人”或“引路人”。除大型门户网站还保存了传统媒体的机制外,人际交流网站(如BBS)也有版主,他们有权删除不合适的帖子,对网上信息进行监管,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其实,这些所谓的版主是难以承担传统“把关人”那样的角色。其一,网络新闻信息的海量而难以把关。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进出,网上新闻一般寿命只有15分钟,编辑、版主是没有精力与能力编辑与删除网络海量信息的。其二,在网络某些单一的社区、网站也许能删除、封杀一些新闻信息,但互联网是一个根状相联延展性的网络,你过滤、封杀了这个网站,其他网站又出现了;国内网站把关了,国外网站又渗入。加之网民自由度极高,他们可以不断地拓展“栏目”、“版面”,可以在不同的站点新闻信息,网络“把关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其三,网络传播是一个复合、整合式传播系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传播形式,网络中的BBS、社区通讯、手机短信等这些传播领域,传者与受者处于松散的传播环境中,那些在传统媒体中被“把关人”删除、修改、过滤的内容与形式,在网络空间里却能大行其道,广为流传。其四,传统媒体新闻信息传播的质量,往往取决于信息“把关人”的水平,而在网络传媒中已把传媒的权力分给了网民,新闻信息的质量往往取决于网众整体的水平。因此,网络时代,要想对新闻信息的传播与接受进行严格的控制,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实,网络传媒已无法承担“把关人”的角色了。

二、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冲击

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提出。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在随后的30多年中,有美国的芬克豪泽、丹尼利恩、瑞斯等众多传播学者作了进一步地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理论认为,受众不仅是从媒体上去认识公共的论点,而且依据媒体对传播信息进行渲染的程度,形成对某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即某些话题经大众传媒的宣传后,会对受众产生暗示作用,从而使受众认同这些话题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媒体宣扬的导向中。也就是说,媒体强大的掌控能力使传播的新闻信息具有一种主流性、严肃性、重大性和导向性。因此,按照“议程设置”理论,受众在判断某一个新闻是否重要时,最主要地取决于媒体对这个新闻的重视程度。

网络传媒中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议题设置,但它同传统媒体完全不同:一是传统传播过程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受传媒的新闻信息,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程中,进行有限的挑选接收,而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更无法新闻信息。在网络传播中的议题很多且杂乱,根本无法进行到议程设置。二是传统媒体关注的是传播者的掌控能力,想的是怎么把新闻信息“推”给受众,受众没有选择相关议题的自由。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大大地降低了中央主机的控制力,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网络传播极大地释放了受众参与传播的主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正如波斯特所说:“当代大众媒介转化成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时,发送者变成了接收者,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这样,用来理解第一媒介时代的逻辑就被颠覆了。”三是网络新闻信息传播的海量,网民在网络世界拥有无限自由,传播者难以控制他们选择信息的自由,网众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许多自己的看法,修正传播者设定的议程,网络传媒也就弱化了“议程设置”的效果。四是网络传播是全球性的,目前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互联网联接,各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是不同的,在本国设置的议程,在彼国就难以起到作用;若本国受众不满足于本国的新闻报道,他就可能通过网络选择其它国家对同一问题的新闻信息。这种跨文化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不同的议程设置必然会相互干扰甚至对立,网络传播的跨国界性质也给“议程设置”带来冲击。因此,网络传播已改变

了网众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网民普遍意识到传统单向度的传播方式已经改变,网络传媒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吴风指出:“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不同,它是一种‘弱控制’的传媒,一部分传播权力由少数人的手中分散到了广大网民手中,多元化的传播者、开放的传播渠道、复合式的传播形态都弱化了传媒为公众设置的议程的效果……哪怕只是在人际交流中流传的片段猜测也会以大众传播方式在网上扩散,诸多围绕同一事件的猜测会形成网上的公众议程,从而瓦解和弱化传统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

三、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冲击

这个理论由德国学者伊丽莎白·内尔-纽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她认为,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大众传媒所持的观点在社会上占据相当强的优势,对受众造成一定的压力,受众在表明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时,总要对周围的传播环境进行观察与了解,审视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和行为模式,当发现自己的意见属于主流意见时,受众便会坦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想法,反之,当发现自己的意见与想法属于少数弱势意见时,因为人都惧怕自己的观点与众不同而受到社会的孤立,就会屈从于周围的压力而保持“沉默”,逐渐放弃原来的想法和观点,这是因为人的“社会天性”是害怕孤立而受到社会的惩罚。这样一来,一方“沉默”的结果是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优势意见也就变得越来越强大,它反过来又迫使弱势意见更加保持沉默,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了一方传播声势越来越大,另一方却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沉默螺旋”效应。

“沉默螺旋”的产生,传媒必须是惟一的新闻信息渠道,且信息的传播带有明显的偏向性,这种获得新闻信息渠道的单一性,使受众不得不把媒体的观点当作普遍的观点而使自己保持沉默。然而,当今网络传媒已改变了这种状况:第一,网络传媒同以往的传媒不同,它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的传播,在网中人们通过交互式来传播新闻信息,网民掌握了传递信息的主动权,并形成了具有共同观点与兴趣的“电子共同体”,因此,受众在网络传播空间中很容易找到与自己所持观点的支持者。第二,网络传媒是双向互动的传播,在这个“点对面”、“面对点”、“点对点”的传播世界中,受众可以随时随地吸收新闻信息,甚至发送新闻信息。第三,在这个虚拟的传播世界中,网民的身份是匿名的,网民的血肉之躯并未置身于网络虚拟空间,他们用虚拟符号进行着传播,这使传统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转变成了具有相当自由度的信息传播人,由于网络参与的平等性、身份的隐匿性,网中已形成一个个相对***的个人空间,人们完全可以回避让他们感到失调的环境,网民完全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去主动地寻找、选择、吸纳需要的信息、回避不需要的信息。第四,在网络传媒中,由于网络的虚拟性、自由性,不仅网民可以选择同自己所持观点一样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在网上的传播栏目,或是个人网页,或是虚拟社区里发表自己的意见,广泛传播自己的观点,在此“沉默者”已不再沉默了。第五,网络传播是跨国家与地区的传播,它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世界各地的网民有共享新闻信息的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大削弱,传统传媒的“信息过滤器”完全弱化,传统媒体对舆论的控制权、影响力开始消解,媒体所持观点对受众造成的压力也就弱化。可见,网络空间里无视受众的主动性而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已不可能,中心在去除,网众不仅不再“沉默”,而且在网络平台上可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与观点,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已彻底地打破了传统传媒的神话,使每一个过去被看成小人物的受众,一跃变成网络传媒信息的者,实现了网民自己主宰命运、参与社会的梦想,“沉默的螺旋”理论就与网络传媒所表现出来的传播特点相背离。

四、对“意见领袖”理论的冲击

“意见领袖”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即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物,这种人非常聪明与敏感,能够将媒体的信息结合自己的认识传递给别人,并深刻影响受众的认识。这个概念来源于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1940年美国俄亥俄州伊利县的选举研究,研究者定期对这里的选民进行访问,以确定哪些因素最大程度地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决定。结果发现,大众传媒信息并不是直接传输给受众,而是首先抵达意见领袖,接着,经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将其所见所闻传递给同事或接受其影响的追随者,从而影响社会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众传播舆论领袖受传者”流程模式。

在网络传播时代,由于信源的增多,新闻信息的海量,人人可以在网中传播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评价,在接受新闻信息时网民有很大的主动选择的自由去选取自己需要的信息,这些都无须经过中间环节的筛选,更无须“意见领袖”的影响来引导。网络时代形成了自由传播的新模式,极大的加强网民的自主性、自由性、互动性,网民有了更多的表达个人意见、体现个性的空间,网络已经形成为一个新闻信息传播分散的空间,网络给予了网民足够的话语权,网中的各种新闻信息,无论雅俗、美丑,是否符合社会舆论的要求,只要能吸引眼球、引起注意,都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地与接受。我们以网络博客为例。博客是由英文weblog(译作网络日志、网志或部落格)演变而来,是在开放源代码构建平台上的个人信息中心,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网络链接,是一种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不断更新的网络出版方式。每一个博客作者都是一个传者与受者,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作为一种网络自媒体、私媒体或个人出版形式,因它缺少了传统“把关人”这个中间环节,有人称之为“一个人未经编辑的声音”。博客对传统传播方式具有无可置疑的颠覆性,使网络传媒更加趋向多元化、复杂化与个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新闻传播专业机构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通过链接,网众可以越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直接与信源相接触,也可以随时改写所谓的“意见领袖”的意见。因此,在这里难以形成引导舆论、影响受众的“意见领袖”。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网络传播引发的信息***把人类带入了“沙皇退位,个人抬头”的“后信息时代”,这时“大众传媒将被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收个人信息和娱乐的系统。”“真正个人化的时代来临了。”15加之网民之间互不相识,新闻信息多得无从选择,网民凭借网络传媒技术的超链接、超文本性带来的搜索方便,往往穿梭于不同的网站,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选择新闻信息,什么新闻信息属于主流或支流?什么新闻信息重要或次要?网民做出判断的预设不再是“别人的意见是什么”,而是个人的自主判断、自我选择、自我分析、自由表达的加强。这就解构了经典“意见领袖”的说法。

五、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冲击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3)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第一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第一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第一,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优秀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论*文*网]

参考文献:

1.何天云:“外语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载《新闻界》2006年第6期。

2.蔡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报告》中指出:“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及网页,具有改变世界及人类的潜力,计算机空间(Cyberspace),即这些新关系发生的空间,使我们的时空概念、表现方式和语言发生了变化。”①媒介技术的发展方向可以归结为:“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②

一、网络媒体的兴起及发展

人类传播史上已有了四次***: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闻、电子传播,每一次传播媒介的***即带来传播方式的更新。没有人预想到网络技术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在传播历史上,广播用了接近40年的时间达到5000万受众,电视用了大约15年的时间达到相同数目的受众,而万维网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达到了这个数目。到2000年,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拥有3.2亿用户的全球媒介。

由于网络改革了国际间的信息交换,同时信息处理变得更快和更廉价,于是带来了如商业周刊所称的“网络时代”的来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网络传播在中国的出现和对中国文明的意义,不亚于中国人发明纸张的意义。网络时代是人类社会的新形态,是历史进步的新阶段。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很多东西无疑发生改变。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是全面的,不仅影响着***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对人类传播发展的趋势作过预测,他写道:“我们现在了解的和我们所谈到的过去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新时代的序曲。我们可以确信,在这个新时代里,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知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因此,我们正面对着世界上的某种新事物,我们猜想可能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不同的时代”。

二、网络的发展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1、对传统媒介的影响

面对如此受人欢迎的新型电子传播媒介,很多人不禁担心,网络媒介会取代传统媒介吗?面对新媒介如此强烈的冲击,三大传统媒介该如何应对?

由于受到新媒介的冲击,三大传统媒介在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思路以及应对媒介竞争的策略。事实上,每种媒体都具有自身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例如:报纸价格便宜和携带方便的优点,是其他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听广播、看电视和上网都需要一定的设备,唯有报纸可随取随看。广播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伴随性。在被誉为“装在车轮上的国家”的美国,汽车广播已成为广播业的主流。这是一个其他任何媒体都无法取代的领域等等。可见,受众在选择媒体时不存在排他性,各种媒体可以共同繁荣。因此,传统媒介并不会因新媒介的出现而消亡,媒介间的融合成为传统媒介发展的趋势。媒介融合首先肇始于报刊与网络的融合——创办电子报刊。

印刷媒介以电子书籍、电子报纸、电子杂志的形态率先进入网络。这是印刷媒介的发展也是媒介之间融合,产生了新的媒介。世界上第一家电子报纸是美国的《圣何赛信使报》,从此开创了电子报刊新纪元。随后,各大报纸积极发行网络电子版,力求在网络上占得先机。受现有的物质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人们对报纸等印刷品的阅读习惯,不是短时间就能改变的。据一些专家估计,熟悉并习惯互联网的阅读方式,至少需要10年乃至一代人(25-30年)甚至更长。因此,改善自身,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和加强传统媒体现有的优势才是其生存之道。加大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发掘独家新闻,加强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提高报道质量,提高报纸的可读性,特别要增强读者的参与意识。

广播同样要加强原有的自身优势,广播电台应在网络上开通交流平台,加强受众参与的实时性,通过手机短信平台等等来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上网直播后,世界各地的听众都可以利用电脑通过互联网收听其播音节目,而且效果比用收音机收听还好,不但如此,听众还可以通过电脑与主持人进行双向交流。此外,专业化频道栏目的开播也为广播媒介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一些先进的数字化技术音频编辑设备得以应用也使得广播媒介有了较大发展。由于网络媒介融合了大众传播(单向)和人际传播(双向)的信息传播特征,受众可以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同时,受众接受信息时也有很大的自由选择度,这就大大减少了人们在获取新闻中对电视的依赖。数字电视出现无疑是电视在网络媒介冲击下使出的一件强有力的法宝。它既是新兴媒介又是电视在网络时代下的发展的形态。电视也同广播媒介一样要不断加强自身优势,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开通网络交流平台、手机短信平台等等。

2、网络媒介的优势与不足

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极具优势与亲和力的信息传播通道,它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媒介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不足。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网络的出现,可以认为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传播技术领域中综合运用的一个结果,也是现代科技推动人类传播跃升到新的发展高度的一个最新成果。不少传播学家认为,第四媒体跨越媒介间的界限,集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的优势于一身,使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其影响力将在未来超过任何传统媒介。概括起来,其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多媒体性。传统媒介使用传播符号大多具有相对的单一性,互联网却集所有传统媒介之大成,它可以将文字、声音、***片、***表、动态***像等媒体符号综合在一个传播单元中,构成多媒体信息,使传播更具综合性、直观性、形象性,最大程度地还原信息的本来面目,也更加符合人们的接受习惯和思维规律,提高传播的综合效果。

第二,即时远程化。任何媒介都讲究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也都具有跨越时空的特点。但传统媒介由于受信息采集、筛选、播发制度和程序上的影响,很难实现即时性与远程化的统一。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由于借助全球化数字通讯通道这样一个特有优势,打破了这种在时间、空间上的屏障,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的作用,可以使即时性、远程化同时实现。

第三,大容量。任何传统媒体都有其固有的容量限制,但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在容量上似乎具有无限的可扩充性,它没有版面和时段限制,允许信息的大容量传播。

第四,双向交互性。交互性可以说是网络传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性。传统媒介的传播是一点辐射式的单向传播,互联网的传播则可以是多点对多点式的交互传播。首先,互联网的信息来源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每个受众都可能成为网络信息的提供者和者。其次,每个受众都可以从不同的网站或者同一网站的不同版块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有信息选择上的充分自由权,这与信息的多元性一起,形成了多点交叉式的传播格局。再次,受众可以加入互联网的传播过程,参加讨论、发表看法,及时主动地进行传播参与,传播过程可以像面对面交流那样成为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也使多点交叉成为一个动态的和即时的过程。

可以看出,互联网继承了传统媒介的优点,可以承担传统媒介的基本功能,又可以开发一系列新功能,具有一些传统媒介所不具有的优势。因此,互联网可以成为一个信息承载、服务、传播平台,成为一个区别于传统媒介的新媒介。

然而,网络是一个新兴事物,还很不完善,面对着许多问题。特别是我国的网络媒体,目前存在着一些限制自身发展的不利因素和缺陷。分析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严谨性。快捷报道、海量信息,自然不可能要求网络传播像传统媒体比如报纸那样字斟句酌,严谨有加。但目前国内网站编辑新闻,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失之草率,重数量不重质量,以至于在导向的把握、事实的把握和语言文字的运用上谬误连连。久而久之,极易令人对网络新闻的真实性、公信力产生怀疑。都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对网络媒体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有鉴于此,作为网络媒体的操作者,还得崇尚严谨之风,力戒浮躁之弊。

第二,缺乏深刻性。在人们的印象中,网上的新闻以及观点和评论,通常具有广泛性但缺乏深刻性,缺乏令人身心为之折服的力度。多数网络媒体,满足于扮演信息平台的角色。类似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那样的有深度、有力度的报道,在目前的网络媒体中还是很少见。部分的原因恐怕是由于尚未形成一支训练有素的网络新闻采编队伍。

第三,缺乏权威性和可信度。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信息源的多元化,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打破了我国原来只有新闻机构才能新闻的局面,使渠道不同,观察报道立场不同,客观真实程度不同甚至完全虚假的新闻信息泛滥。另外,一些***、暴力及带有各种不良动机和倾向的信息、无聊新闻也到处泛滥,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

科技发展推动媒介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传播活动的发展,传播活动的发展又推动科技进步和媒介技术的发展,它们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区都必须重新开始。”在技术传播还限于言传身教的情况下,技术失传的可能性是较大的,更谈不上广泛的传播了。但在发明文字尤其是造纸印刷术以后,各种技术才能够以技术认识的方式广泛迅速地传播开来。如今,技术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及时,使人们可以从互联网上及时地了解国内国际企业开发的新技术产品,从而及时地作出和调整技术决策。技术知识和技术信息的传播已成为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科技发展推动媒介技术进步,进而推动传播活动的发展,传播活动的发展又推动科技进步和媒介技术的发展,它们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1998)》,关世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

②魏津珠:《科技进步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影响》,载《21世纪两岸广播电视发展趋势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5)

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

在传播学领域,可能没有哪个理论能像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那样被冠以如此多的称号。翻阅一下国际传播学领域的相关学术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曾经被称为“文化同质论”、“电子殖民主义论”、“媒体帝国主义论”、“结构性帝国主义论”等。尽管称谓不尽相同,但却涵盖了文化帝国主义论的要旨。

但Tomlinson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研究把电视、电影、报纸和广告等传播媒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①于是有学者把文化帝国主义等同于媒体帝国主义。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体帝国主义是不是同一概念?文化帝国主义的创始人Schiller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被广泛地批评缺乏精确性。英国学者Boyd-Barrett把媒体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其媒体的拥有,控制并且向其他国家传递其信息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单向式的行为”②。这个定义又被广泛地解读为内涵过于狭窄,忽略了对文化这一变量的考虑。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不存在文化控制的问题,他们更愿意从媒体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③在研究方法上,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倾向于运用量化的方法来考察媒体的效果。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界更倾向于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国际传播领域信息流动的不平等性,更多的学者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存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欧洲更具有影响。笔者认为,虽然媒体可以从文化中被萃取出来进行单独的分析,但媒体本身并不存在于一个真空环境里,媒体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媒体产品的内容制作等无一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尽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美国传播学界遭到批判,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个理论有其合理性。本文拟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论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内在的合理性。

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与争论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当时关注这个理论的学者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非常适合解释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还为正在联合国激辩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阵营都认为公民对信息的使用与经济增长成正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文件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传播秩序的强烈愿望。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Herbert Schiller。Schiller在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控制》一书中给文化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内涵非常模糊的定义。Schiller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这个社会的上层被这个现代世界体系所吸引、或者被压迫并且有时被贿赂来改变自己的社会体系以便使自己的社会体系符合世界上占主流的世界体系观念的需要”④。Schiller的定义由于内涵模糊并且广泛而被学者赋予许多不同的解读,并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相比之下,Beltran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更加简单与明晰。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或者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一个可以证实的过程。⑤Beltran给文化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对推崇用量化手段研究文化帝国主义论的学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文化帝国主义

“新闻就是一种文化。”⑨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国家文化控制的强烈抨击也与新闻的流动相关。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并纳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却少之又少。Meyer是一位从新闻的流动视角来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学者。Meyer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的日报对国际时事的报道。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依然大量依赖西方的通讯机构提供的新闻信息作为各自媒体主要的信息来源。重要的是,Meyer发现这些非洲与拉美国家因为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信息而开始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来对国内事件进行报道。但是Meyer的研究也有问题。Meyer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采用的不结盟国家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则是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因此,Meyer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复制但并非完全采用西方的新闻价值观,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通讯社的媒体依赖并未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⑩

Meyer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Meyer的研究并未涉及西方传媒大国的传播***策层面,而恰恰是这些建立在***策基础上的新闻流动***策可以最好地体现文化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实质;其二,Meyer所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因为他未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过分依赖西方的新闻信息源而造成的“依附性”的后果,而这也恰恰是量化分析所难以进行实证的问题。本文在以下部分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个补充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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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自由流动***策——“阴谋论”的体现。国际传播领域的新闻贸易不可避免地与信息自由流动理论牵扯到一起。信息自由流动主义的鼻祖是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创始人米尔顿与密尔。自由民主理论认为对真理的追求只有在舆论市场中充分竞争才可以实现。因此,不受任何人为阻碍的信息流动以及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实现对真理的追求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尽管自由民主理论是米尔顿与密尔针对当时英国国内的现实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但它的追随者执著地认为这个理论可以推广到国际传播领域。他们认为,国际间的信息自由流动可以促使许多国家建立民主并且有效地消弭国家间的争端。而战后新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使这个理论的追随者认为任何旨在妨碍信息自由流动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战后着力推广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推行这一理念的现实原因并非仅限于推广民主与消除国际争端,而是为自己的媒体巨头获取超额的利润。时任国务次卿Benton宣称:“美国***将尽其所能,用***治与外交途径打破其他国家阻止美国的新闻通讯社、杂志、电影以及其他传播媒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促进信息自由是我们外交***策有机的一部分。”

然而英美等传媒大国的媒体与各自***府之间的关系远非各自彼此***的关系。在一战期间,英国的路透社就与英国当局签署了某种形式的协议,路透社承诺在战时提供有利于盟***的新闻。美联社与美国***府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Jean-Luc Renaud的研究发现,美国***府与立法机构一直在以各种方式支持美国的媒体产业出口,这些支持包括各种各样的立法与***府给予的商业与外交***策支持。?輥?輰?訛而美国的广电媒体也一直与势力庞大的***事工业联合体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事实说明,美国***府出于战略上的考量,对媒体是不会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策的。Schiller坚称的“阴谋论”的确有很大的道理。

新闻制造的依附——“中国威胁论”。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者集团拥有的权力与资源的多寡。Altschull把“资源”分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信息与进行信息传播的能力属于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无形资源。Altschull同时认为尽管媒体产品的生产是公开的,但它的控制者却隐藏在幕后。无论权力是以何种方式存在,***府、******或者财团都想掩盖这种控制性的关系。

“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典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认定的“阴谋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威胁论”是权力与媒体互动的产物。“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国会中一个松散的***治联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组织松散的成员虽多隐藏在幕后,但却极力鼓动***府与***方对华采取严厉的***策。而在公开场合,一些在***府中担任要职的人物极力附和这一论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群势力的发声成功地设定了美国主流媒体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舆论。这是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主要依赖这些为美国精英集团服务的公关人员提供新闻信息来源。有研究发现,尽管像《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这样久负盛名的媒体各自维持着强大的人力资源进行调查性的新闻报道,但它们依然依靠精英集团的公关人员提供50%左右的新闻。?輥?輲?訛这一现实充分证明了文化帝国主义的“阴谋论”的存在。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6)

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新闻传播的客观环境发生极大改变,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更好地融合,助推新闻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新闻传播研究的客观环境更为复杂。为促进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探寻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具有现实意义。

二、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相融的重要意义

作为研究新闻信息传播现象的学科,新闻传播研究对促进***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传播研究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和系统性,需要在正确、全面的理论指导下开展实践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可认为是新闻传播客观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律,受不同***治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将形成不同的新闻传播理论。基于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新闻传播研究理论遵循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就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传播过程而言,两种不同的***治制度催生了不同的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即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1]。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均较为落后,自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累累硕果,我国也逐步形成了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建设仍然与新闻传播研究实践的发展节奏“有所脱节”,为此,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建设,推动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相融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知

(一)新闻传播实践“孕育”新闻传播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脱胎于”实践,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同样具有这样的包含关系。应当认识到,新闻传播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始终跟随新闻传播实践不断嬗变、完善和发展。新闻传播实践是无止境的过程,新闻传播实践更是促进新闻传播理论发展完善的“源头活水”。在***治、文化、经济等多领域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竞争”成为各国在国际舞台上“角力”的重要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可谓迎来了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的历程便是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直接印证。在中国***的正确、有力、稳健领导下,新闻工作者们不断发挥自身的力量,新闻传播成功扮演了各地区、各民族联系的“纽带”角色,为促进中国内部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不容忽视的历史性贡献;同时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慎言慎行”“握好***”,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真实历程客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为推动中外信息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峥嵘”的实践历程之中,新闻工作者逐渐摸索、总结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共同之处,二者均起源和发展于新闻传播实践[2]。

(二)新闻传播理论反作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传播理论支撑新闻传播实践有效应对深刻、复杂、多变的新闻传播环境,有效解决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实践面临更加深刻、复杂而多变的新闻传播环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传播实践所面临问题的难度。特别是在如今的信息化环境之中,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正加速传统传媒格局的转变和推动传播秩序重建。最为典型的是,以“双微一自”(微博、微信、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组分正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3]。新闻传播实践正逐渐由传统的专业化媒体机构传播转变为公众参与的大众传播,传播机制逐渐由“******主导传播”转变为“社会多向传播”,传播范围也由“单一、局部地区传播”向“跨地区、跨时空”转变。新闻传播理论是对于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归纳,是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总结而出的宝贵经验,新闻传播理论如同坚定的旗帜,它能够从新闻传播制度构建、内容生产以及传播渠道优化等角度有效加强新闻传播实践对复杂多变新闻传播环境的应对,提高新闻传播实践技巧性、艺术性,增强新闻传播实践之成效,适应新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需求。

四、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思考

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闻传播实践孕育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指导和支撑新闻传播实践取得良好成效。笔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具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融合关系,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个人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性和群众性的统一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以***性和群众性的统一为基本原则。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均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取得胜利的必然前提是坚持***的领导。为此,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应充分尊重***性和群众性的统一。具体而言,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应当体现阶级意志、权利,这要求新闻工作者开展工作时,首先在思想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性,遵守***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将***的***策、方针融于新闻传播实践中,正确、全面地展示***的纲领、方略。其次,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应当体现群众性,亦即人民性,这要求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充分考虑人民的权益,为民解忧。回顾历史经验可知,只有充分坚持***性和群众性的统一,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

(二)妥善报道特殊性事件新闻传播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主要任务是系统性地传递客观的新闻现象和信息,促进新闻传播业进步。当前正值社会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时常见诸报端。特殊事件的报道是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均关注重点问题,例如,中外新闻工作者都热衷于跟进热点事件,同时,在事件报道中探索、总结出值得推广的报道经验(也可称之为研究所取得的理论)。天津塘沽爆炸事件是一起轰动中外的重大安全事件,当时有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进行了跟进报道,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地传播了事件的客观信息。针对该事件中网上所流传的谣言、虚假信息,有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微信等渠道快速地进行辟谣,有效消除了虚假信息传播的不良影响。由此可见,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注重妥善报道特殊性事件。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有必要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特殊性事件妥善报道的事例进行深入剖析,总结新闻传播实践经验,为推动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铺垫良好基础。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7)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沦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8)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Www.]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9)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10)

【中***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一、现状:“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提出与探讨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方面一个日渐凸显的学术话题。最早从一些学者对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学理性的反思开始(刘建明,1991:童兵,2000),再到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课题(沈莉,1998;陈作平,2005;唐远清,2006),甚至到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立项(丁柏铨,2002),直到目前一些新闻理论专著的最新尝试(杨保***,2006),“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无疑正在形成一个阶段性的研究高潮。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问题,它可以分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试***描述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范式转型轨迹,一种:是直接探究建构新的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对新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对旧的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观点如下:

1、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标志着一个学科的成熟。

钟情于“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者普遍持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一定水平的时候,都会开始进入到一种自觉地追求理论体系建构的阶段,特别是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确立,往往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对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建设而言,还意味着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杨保***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尽管文化差异是事实性存在,意识形态的争端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各国的现实状况也有或大或小的不同,但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也促使普世的东西越来越多”。

2、对板块式结构自然思维方式的批判。

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最早始于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基础》,其重点主要是探讨有关新闻的一般原理和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群众和与***的关系等问题,初步奠定了板块式结构框架。后来我们的新闻理论虽然受传播学的影响,不断丰富发展,但基本上都不脱板块式结构的模式,并形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三大块的模式。刘建明先生认为这种结构模式有简单堆砌之嫌,陈作平指出这种建构方法属自然思维方法,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将把握新闻实践共相和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全面统摄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解决实践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对局部经验的归纳总结和一定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新闻活动的内涵”这种经验式和随机式的研究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理论内部不断分解和切割使概念不断膨胀,同时又变得支离破碎,解释力度下降。

3、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积极探求稳定成熟的高质量的理论体系。

所谓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是要使理论体系具有科学的推理脉络、清晰的逻辑起点、严谨稳定的概念层级和无可辩驳的结论。

追逐着上述目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童兵先生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试***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建构自己的体系,“我的使命是沿着这一公式指点的路径,逐一说明传播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应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再比如最近出版的杨保***的《新闻活动论》一书,以新闻活动为线索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新闻活动自身、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活动对象、新闻活动媒介、新闻活动原则、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活动界限、新闻活动环境等。陈作平先生则提出了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介形态的结构路径。这些探索,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二、反思:如何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新闻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不满足于传统的自然思维方式统领下板块式新闻理论的建构模式,希望寻找到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普世性和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这种科学的理论框架,在目前的探索来看,很显然就是直接以传播学框架为框架,不论是以5w框架结构还是以新闻活动为贯通,这里面体现的都是一种传播学的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的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二是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可以以传播学的框架取代新闻学吗?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固然有其经验把握的随意性,但作为人类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自然也有其现实逻辑的依据。甘惜分先生后来在其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一个逻辑起点和两个三角。一个逻辑起点就是“新闻”,两个三角则是“新闻――传播者――受众”这个小三角和“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这个大三角。这种三角理论模型正反映出一种在关系中把握新闻的思路,是我们在未来的理论建构中需要继承的精神遗产。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优势是非常适宜新思想的嵌入。在新闻理论范式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思想创新可以以一个个新板块的形式添加进去,从而形成一种“转型新闻学”的特殊样态。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不以所谓的理论体系构建为要旨,却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传达为追求,以对最新的新闻理念的把握为要务。而这,正是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之所在。一批学人不主张对新闻理论体系进行过早的建构,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问题。有人认为在西方不存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认为这是一个纯中国式的伪问题。但这正是中国独特的理论语境下所产生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当西方希望通过报刊市场化和大众化解决了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并在新闻理论体系中牢牢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传播学才形成,并以其强大的理论张力形成对新闻学内容的丰富。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正相反,它需要借传播学的科学性来消解理论中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后再来确立新闻专业理念,而此时的传播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从理论上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就成为我们考察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

我们认为,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结构性、交叉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传播学讨论的是人类传播行为的社会结构性存在。具体说来,它是在社会学结构论的支持背景下,把传播作为一种

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的。同时,传播学理论也是以5W这样一种结构性过程模型为基础来建构的。也正是由于传播学的这种结构性特征,才衍生出了传播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开放性,它几乎向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形成了十字交叉路口的现象。

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则是主体性、理想性和实践指向性。在传播学出现之前,传统的新闻学是在新闻业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从新闻实践的经验中概括提炼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记者编辑操作规范和媒介组织与***府和市场的关系两方面。传播学出现并成熟后,对新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信息传播的理论基础,使新闻学摆脱了前科学的经验性研究状况,并把新闻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新闻信息,新闻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和控制构成了新闻理论的逻辑演绎脉络。在我国,传播学更是具有直接的***意义,传播、信息、受众等概念丰富了新闻的定义,并使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可以取代新闻学。新闻学属于专业应用学科,其核心是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专业化、职业化理念训练,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专业训练。所以,它是围绕着双重传播主体(记者编辑/媒介组织)而展开的关系研究,如果说传播学是5W模式的过程框架,新闻学却是以两个主体为顶点的关系框架,同时,新闻学中还含有传播学中所不强调的核心价值内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对新闻实践直接有指导意义的操作原则等内容。

所以,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其根本原则是要尊重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在这个前提下,既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又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简约性。

三、建构:“新闻学核心”模型***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所在,并指出应该在尊重新闻学学科特质的前提下建构新闻理论体系。这就排除了那种把新闻学扩张为传播学或把新闻学扩张为媒介经营学和操作学的建构取向。这多少有点类似于宁树藩先生建议把新闻学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的思想。但本文更愿意把这种建构取向称为“新闻学核心”建构,并用下面的模型***予以演示: (见下***)

在这个模型***中,新闻学核心由新闻本质论、新闻关系论和新闻理想论三部分构成。在新闻本质论中,主要解决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新闻的起源是人类信息交往的需要,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与控制是形成新闻、新闻事业主要关系的逻辑脉络这类的问题。其知识背景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思想,如传播观、信息观、新闻生产观等。在新闻关系论中,主要包含六大关系和六大命题。六大关系是记者(新闻)-事实、记者(新闻)-受众、记者(新闻)-媒介、媒介组织-***府、媒介组织-公众、媒介组织-商业,六大命题就是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形态论、媒介属论、媒介体制论和媒介生态论。新闻就是在这些主要关系构成的社会场景中的实践呈现和功能施展。新闻理想论则是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包含客观性原则和新闻自由理念)。它是新闻事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四、结语

新闻传播理论论文篇(1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 科学 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运用的 历史 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 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 艺术 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 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 论文 发表在《 中国 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 经济 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 现代 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纠正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 理学 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

3 2000年以来 体育 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 网络 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 论文 ,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 科学 》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 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 ***治 经济 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 论坛 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 文献 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 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 发展 ,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 历史 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 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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