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论文大全

心理学论文篇（1）

二、心理学在经济理论中的应用

20世纪以来，心理学逐步向着经学领域渗透。首先，大量的心理原理和行为研究成果被应用于经济学。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认知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的思想流派，为经济学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剥去了传统经济学假设理性人光鲜的外衣，主张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

行为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融入了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包括人的认知、情绪、行为以及人格，而不仅仅是物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强调，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而个体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又是一种个体化过程，不能被他人所替代，所以个体化就成为个体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行为经济学主张用过程理性来代替实质理性，并致力于把被价格、收入等经济变量牵动的经济木偶还原成富有人性的人，使经济学成为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

其次，在市场领域，消费者心理研究也被广泛应用。从消费主体出发，研究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和劳务的行为规律；研究消费者的态度、情感、爱好以及决策过程等；研究影响消费行为的一系列社会、个人和体制变量；研究满足消费的产品特点和消费者对产品特点的反应；以及研究市场需求的现状和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发应需适销产品等。心理学使现代营销活动充满生机，使社会生产目的的实现更加具有针对性。

三、心理学在生产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20世纪末，心理方法就被引入到工业生产活动中，早期如泰勒的工作时间研究，吉尔布雷思和吉尔布雷思夫妇的动作分析，以及后来关于传送带生产的操作研究等，都是工业心理学中的经典性工作。在心理学发展的百年时间里，许多心理学学派都对工业心理学的理论作出过贡献。从经典的心理物理法、反应时学习心理，到当代的认知心理学、信号觉察论等，都对工业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观强调知觉的形与基，在工业心理学的数符辨认、***形识别及服装设计中都是必须考虑的条件。

工业心理学是心理学应用于工业领域的应用理论，研究如何运用心理方法和成果解决工业或经济领域中产生的问题。它主要研究工作中人的行为规律及其心理学基础，利用心理学研究每一职业的要求；利用测验来选择工人和安排工作；规划利用人力的最佳工作方法；制定培训方案，使人力得到最有效的发展；决定最优良的工作条件；研究最合理的管理组织形式；研究工作动机，调整工人和管理人员间的通力协作。工业心理学强调探究人们在工作时的行为和产生这种行为原因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强调一些已知的人类行为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从而更好地满足工业或经济机构与劳动者的需求。

首先，上世纪中期，工程心理学形成。主张对劳动工具进行改装和设计，使劳动工具的设计适应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以保证最佳的劳动条件，使工程可靠，操作者轻松，效率提高。心理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不仅在记载和积累有科学价值的资料方面功勋卓著，而且在利用心理机制使人与机器设备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互相适应，在保证一个大系统的可靠性和高效率的前提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认知心理学的成果及客观分析人的心理过程的方法，被应用于解决自动化控制系统和大型国防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随着工业产生一系列的革新，同时科学领域里控制论、信息论、仿生学等科学的发展，工程心理学进入了系统研究。以人—机—环境系统为对象，研究系统中人的行为，以及人与机器和环境相互作用，使工程技术设计与人的身心特点相匹配，从而提高系统效率、保障人机安全、并使人在系统中能够有效而舒适地工作。认知实验心理学成为现代工程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如今，工程心理学正致力于把人机系统扩大为人—机—环境—社会这样的更全面的系统。

其次，管理心理学是把心理学的知识应用于分析、说明、指导管理活动中的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工业心理学分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是管理心理学启蒙阶段，其奠基就是以社会心理学家梅奥为首的一批专家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他们认为，单靠物质刺激不能保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的社会条件与工作效率有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他们还提出了非正式组织在群体中的作用。现代管理心理学主要研究与组织行为有关的人的个体特点，如动机、能力、性向等；人的群体特点，如群体的分类、人与组织的相互作用等；领导行为特点，如领导风格，领导的评估与培训等；组织理论与组织变革，如组织的模型，组织变革与组织开发研究等；工作生活质量研究，着重从改善工作环境，工作丰富化、扩大化方面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

除此以外，现代工业心理学的分支逐渐增多，包括管理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工程心理学、人事心理学等等。工作环境是否适合于保证人的安全、健康和舒适，并保证生产的高效率；工作环境是否能适合生理上的需要，工作者心理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等问题，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利用心理方法实施工作内容的丰富化和扩大化，减少简单、重复的劳动，提高工作本身对人的意义，增加工作者的满意度，都得到了满意的效果。人事心理学在提高人的激励水平，改善培训方法，对人进行科学的评价和选拔任用，以及职业的设计和人事安排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科学地制定有关人事管理的制度提供依据。

四、心理学在教育事业中的应用

19世纪末心理学进入了教育领域，教育心理学成为一门***的学科。近代西方教育思潮倾向于把教育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这是促进教育心理学成为***学科的前提条件。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对教育心理学的建立起到开拓作用。赫尔巴特在教学理论中，把教学分为教育的教学和非教育的教学两种，前者指伦理、道德、意志、性格的培养，后者指传授知识、技能的智育活动，他认为这两方面的教育活动都应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桑代克1903年出版《教育心理学》一书，以学校情境详尽说明学习的概念，这被认为是近代教育心理学的真正开端。内容包括人的本性、学习心理学、个别差异及其原因三大部分。他提出的学习三大定律(效果律、准备律、练习律)及个别差异理论，成为后来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学派、格式塔心理学派和精神分析等学派的学说对教育事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受格式塔学派的影响，教育开始重视“顿悟”在学习中的地位，不再局限于尝试错误、刺激与反应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理论则促使教育界重视人的行为的研究，注意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使教育重新重视意识的研究，特别是潜意识和下意识问题。同时，重视情感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把心理卫生知识引进教育和教学过程中。

早期教育心理学偏重于学习心理的研究和学习规律的讨论，并且大多集中于智育方面的问题。随着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日益重视，也就越来越重视道德行为、道德情感以及审美情感的培养。1947年，美国心理学会成立了对教育心理学研究进行规划的委员会，认为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和对象应包括八个项目：教育评价和测量；儿童发展的特点；特殊儿童及其教育；有关学习心理学的教育方法；特殊学科的学习；学习辅导和心理健康；教师人事和促成学习的教师行为；教育心理学的方法。

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人类生长和发展，包括遗传与环境、一般生长和发展、社会与情绪的发展、动机的基本理论、智慧、性向与兴趣，以及个别差异等；学习，包括学习的本质、影响学习的因素、学习的动机、技能、推理与问题解决、态度、特殊科目的学习，以及训练的转移等；人格与适应，包括情绪、学生与教师的心理卫生、特殊儿童、品格，以及社会活动；测量与评价，包括测量的基本原则、智力与性向的测量、学习的测量、适应的测量，以及测量结果的应用；教育心理学的方法与技术，包括教育问题的科学研究、统计技术，以及为教师所提供的研究方法。

现代教育心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逐渐转向教育过程和学生心理的探讨，也重视教学手段的改进。人们高度关注教材、教法改革研究特别是关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手段的改进，开发学生智力，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已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许多教育心理学家纷纷提出培养创造力的各种建议，开展了许多创造力课题的研究，教学中提倡发现学习，鼓励儿童的幻想、好奇心、个性***性等，都是着眼于教学的改革。例如，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斯金纳，参照以往别人制作的教学机器设计制成了程序教学机。这种教学机器的特点是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设定步调，确定学习的进度，能够及时从机器中获得反馈信息，机器根据学生学习的程度自动调整问题和学习内容的难度。今天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自我教学法就起源于这种程序教学机。程序教学运动对教学方法带来了很大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些以操作条件反射为基础而设计的教学课件备受欢迎，斯金纳的及时强化思想仍然在教学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受到大多数教师的欢迎，其程序教学思想也影响了教材的编制。直到现在，无论是在教材编排还是在课堂教学方法方面，都能够看到程序教学的影子。教育心理学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更加重视研究教学中的社会心理因素问题。随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不少教育心理学家开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学校和课堂看作是社会情境，注意研究其中影响教学的社会心理因素。如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学习动机，试***用造成某种外部压力或不平衡状态的方法，来促使学生产生改革行为的欲望。人们开始重视教学组织形式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如心理学者罗杰斯主张，课堂教学中要建立温暖的师生关系，从而他强调采用指导讨论法进行教学。他认为，学习向高级水平发展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移情；二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三是和谐或真诚。心理科学引入教育理论和实践，不仅使教育理论面貌一新，更重要的是向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总之，进入20世纪，心理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向世人证明它不仅是一门年轻的基础科学，也是一门应用极其广泛的应用科学。除了上述领域外，几乎在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中，人们都开始注入心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比如环境心理学研究环境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关系；运动心理学研究人在从事体育运动时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研究人们参加各种运动项目时，在性格、能力和气质方面的特点及体育运动对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体育运动教学训练过程和运动竞赛中有关人员的心理特点，如运动技能形成的心理特点等。

心理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人类的知识，增加人类对自身的了解，而且其理论、方法和技术可以直接运用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一个多世纪以来，应用是心理学学科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心理学列为21世纪重点发展建设的学科之一，有人认为“21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心理学之所以能成为新世纪重点发展建设的学科，主要原因是它应用范围广泛涉及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心理学的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心理学对不同领域做出巨大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标志着它逐渐成为一门与现代前沿科学发展结合最紧密的学科之一，以及对于人类现代生活工作应用最广泛的学科之一。

参考文献：

心理学论文篇（2）

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承认,人们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必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实际,也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提供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试对心理史学的应用略作探索｡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以《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其标志｡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史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也逐渐进入心理史学的领域｡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进入历史研究并非偶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等为研究对象的;此外,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其立论根据必须来源于可信的资料与证据,只是历史学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学家探究患者的经历与深层心理因素;两者在认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心理学家需要追溯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心理的分析(将有关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创,在心理史学作为一个流派被确定之前,历史研究对相关心理学内容的引入必定早已开始)｡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

从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引起的争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走入理论模式去硬套历史的误区｡埃里克森说:我们必须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要探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必须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这些往往是史料中鲜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去采纳一些传说作为历史证据,哪怕是无真实根据的也无关紧要,只要不与已知的事实相矛盾,并与心理学理论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认现代证据在历史上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替代物,这样对待历史研究,显然是不严肃的｡大量的心理史学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完成,而非历史学家,且存在着将理论套事实之嫌,对历史资料考证不详,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历史,结果造成心理史学无真实性可言,这与历史追寻的真实性相悖｡这种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过了“社会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从心理史学的诞生来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用历史证明其理论的产物,而且因而出现上述缺陷就不足为奇,但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的话,这种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应用心理史学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考察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影响｡集体心理心理状态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于个人传记式的心理史学研究,集体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稳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论的弊端｡特别是战争､***､饥荒､瘟***等历史事件,集体心理较之个人心理对历史研究更有帮助｡大卫•斯坦纳德提出“从理论上说,个人德感知性质乃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则经常存在着对象感知上广泛的相似性,它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对象感知差异性同时并存”,“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留心)一个13世纪的公民,一个中世纪的阿日本武士,或一个17世纪教友派信徒的会如何独特地解释米勒-莱尔错觉,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并应该注意过去不同社会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认知假定的巨大差异”｡在此,试着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美国***战争爆发的原因涉及到诸多层面,这里,试***将目光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新英格兰地区即***战争爆发地的英国移民,从这一移民群体的身上来发现､分析美国***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首先,宗教,特别是17､18世纪时期的宗教,对当时的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出生､成人､结婚､死亡､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无不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最早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也就是被后世尊称为“移民始祖”的群体,最初的移民动机便是问题｡他们是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英国主张清洗国教内部的天主教残余影响而受到王室的压制,惨遭迫害,不少清教徒被国王囚禁,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移民始祖”是为了逃避宗主国宗教迫害,实践自身宗教理想而来到北美的｡所以说,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心理上便与宗主国有着一定的离心倾向｡而且,这一群体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决定了他们总是雄心勃勃,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或救世意识,这点可以从移民领袖温斯罗普在向他的清教徒旅伴们宣讲教义时的预言得到体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肩负神圣使命感来开拓新大陆的新英格兰人在殖民地追求***的重要时刻,也必将责无旁贷,视之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宗教情感为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的***意识打下基础｡既然在这里提到了温斯罗普,那么顺便说一下对历史上领袖的理解｡埃里克森认为领袖和被领导者是十分近似的,领袖创造性地利用客观世界､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会引起成千上万要求外部世界满足自己需要的人们的共鸣,他与众多的追随者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显然,埃里克森对领袖的解释很难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板,但在此处,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领袖来说,这一解释是合理的｡

其次,环境因素也影响到新英格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先来看气候条件,位于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漫长而寒冷,“波士顿1月平均气温为零下3度,最冷达到零下29度,而南部1月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2北美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南部比较炎热,弗吉尼亚夏天白天气温在32度左右,最热时可达40度,因为此时各种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于夏季｡因此,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反而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较少受到热带疾病的袭扰,各种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寿命较长,因而人口的增长稳定而有序｡到达北美后新英格兰居民比较顺利地移植了他们在宗主国时的家庭模式,人口稳步增长,建构起正常的社会关系,并进入良性循环｡家庭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引用埃里克森在群体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来说,他认为家庭及其对儿童的抚养形式是将社会价值和社会要求传递给下一代的主要手段｡新英格兰从移民社会向本地人社会的转变比较短暂｡这一转变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总会和英国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对故土的思念､对宗主国的留恋使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漂泊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情感上很难把北美当作他们真正的家园,所以他们对英国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仍然会致力于保卫英帝国的利益,使得移民社会仍带有浓重的宗主国特点｡但在北美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不同,他们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更何况他们没有祖辈的英国背景和故土情结,与宗主国在情感上和血缘上都日益疏远,他们把北美当作自己真正的家园,关心的是本地利益而非英国的,应该说他们的心理已经是美国化的,而非英国式的,产生***的愿望是必然的｡

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战争第一***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1]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2]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载<史学理论>1987.2.

[3]大卫•斯坦纳德著,冯钢等译.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的历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6]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M].商务印书馆,1994.

[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0]彼得•洛温伯格,转引自罗凤礼.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1]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12]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战争第一***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1]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2]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载<史学理论>1987.2.

[3]大卫•斯坦纳德著,冯钢等译.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的历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6]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M].商务印书馆,1994.

[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心理学论文篇（3）

因此，相对教育中获得的外显性观念，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更具有自动化和无意识的特点，容易被自动激活，是某一民族人们心理和行为最迅速、最直接的支配力量。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进入大学后，虽然脱离了土生土长的社会环境，转移了生活空间，离开了一直浸染的民族文化环境，但原有民族文化观念并不会消失，而是以隐性的方式持续地发挥作用，自动地、无意识地影响他们对新观念的接受以及行为选择。首先，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接受。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中，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在思想观念深处不自觉地留下印记。这些散布于头脑中的民族文化观念有些与新的文化观念相一致，有些则可能与之矛盾或相悖。当矛盾或相悖的情况出现时，由于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具有自发性特点，它会极大地阻碍和干扰新观念的接受。其次，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新观念系统的践行。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尽管少数民族大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了新观点和新观念，愿意将它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观念能够马上成为支配行为的力量。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内隐的文化观念具有极强的潜在性和稳定性，它不会因为新观念的出现而消失。在此阶段，就会导致内隐和外显“双重观念”的出现。与外显观念相比，内隐民族文化观念较少需要心理能量和动机从记忆中去检索，所以在没有主观意志控制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积淀下来的无意识痕迹，它会首先被激活，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行为反应的最直接的支配力量。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忽视

既然民族文化观念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先在性生成因素，并持续隐性地产生影响，那么，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必须建立在对民族文化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不能无视民族文化的存在。然而，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无民族文化”或“超越民族文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民族文化成了教育过程中的被忽视的无关变量，这极大地制约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心理健康标准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为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各高校纷纷开展大学生的心理普查工作，为所有在校大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的心理健康标准和测量问卷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语境的，我们并没有对其局限性和文化适应性进行足够的反思和认识。受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影响，西方心理学把心理看作是一种***在主体之外的类似于“客观存在”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认识、反映，并确定科学化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是孤立的，它从几个孤立的方面来认识人的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标准是静止的，它从某段静止的时间来认识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待;这个标准是普适性的，它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心理，而忽视心理的文化相对性。心理异常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在于心理与行为表现与特定文化契合性。健康、常态的心理并没有统一的、普适的标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心理行为表现。受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在遇到困扰时，不同民族大学生的情绪和行为表现是不一样的。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是从科学的、普适的心理健康标准出发，忽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反应的文化性和独特性认知。目前许多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适应障碍和心理问题，如，焦虑不安、情绪波动、消极悲观、缺乏自信、人际敏感、强迫倾向等。这种标准化、表面化的测试无法深入各族学生的心灵深处，会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失去深入了解学生的机会，更糟糕的是容易夸大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程度和性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师源性伤害。

(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照搬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以追求客观合理、科学、普遍的方法和手段为目的，认为只要方法得当，心理问题的解决和心理疾病的治愈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的社会背景和少数民族学生所经历的独特的文化背景成了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理应忽略的无关变量。这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是科学化的、标准化的、去文化的。事实上，任何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建构起来的，“潜意识”、“认知失调”和“真实自我”等并非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只不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人的一种理解而已。所以，这些理论具有文化适用性。当把这些理论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时，因为缺少特定的文化土壤，可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效用。当心理健康教师在教学和咨询中简单地搬用那些西方的心理健康理论，有意或无意地使用那些让人倍感“神秘”的概念和令人“困惑”的推理时，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产生距离感和疏离感。同时，当这些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以科学化的面目出现时，那些非主流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健康理念和方法似乎就变成了非科学的，这无形当中会给各族学生带来一种压迫感。目前，在我国的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求助愿望不强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一项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求助意愿的调查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向校内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仅占5%，尤其是信仰***教和佛教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倾向“内省”、“感悟”和“自我解脱”，而不喜欢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求援。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学生因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在遇到心理困扰时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所谓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缺乏契合性，那些冷漠的分析和冰冷的结论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望而却步，对学校的心理咨询失去必要的信任感。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学生，使他们健康成长。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不相信心理咨询的效果，不愿主动寻求心理咨询老师的帮助，那么这一目的就无法实现，其实效性也就无从谈起。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须保持民族文化敏感

文化心理学家阿克逊和苏(Sue)等人说过:“心理健康服务是一种助人过程，其理论和实践上都平等地重视咨询者和求助者的文化印记。咨询专业者必须考虑咨询者和求助者在语言、社会阶层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会成为有效介入咨询的潜在障碍，因而咨询者需要努力克服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障碍。”文化敏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应有之意。在进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敏感能力，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发展中的作用，从纵深的民族文化视角解读学生，以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一)树立宽容、开放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念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教育对象有着独特的、多元的文化背景。在实际的工作中，以共性的科学心理学理论作为指导固然重要，但仅用这些理论来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学生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心理学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存在着许多相似的普遍共性，但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所以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是不同的。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如何从纵深的、民族文化的脉络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是建立深入的共情关系，采用有效的教育方法之基础。正如建构主义所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或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和心理咨询的知识，应当是有着显著差异的活生生、具体鲜活的关于个体和个别事物的知识。由于每个个体都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那一个”，因此知识的要义不在于找到事物的共性，相反，而是应发现其个性。”［5］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发现个性，深入地理解学生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心理咨询教师不可能对每个民族文化都能完全了解。因此，文化心理学一贯秉承的开放、宽容的态度应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开放、宽容的前提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承认自己对学生的成长背景和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抛开既有的理论体系去理解学生，对学生的成长经历和民族文化保持一种探索的兴趣。在宽容、开放的理念下，心理咨询教师通过详细的倾听了解各族学生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特有的方式和方法，从学生的参照体系出发，与学生共同分析问题、建构发展目标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对等和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不再站在权力一方，不再是***于学生的观察者、判断者，而是学生的密切伙伴、参与性的观察者。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深入的信任关系，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心理发展。

心理学论文篇（4）

二、高等学校心理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建议

1.明确教学目标。高等学校心理学教学的目标定位于培养并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健康，及掌握必要的与自身学习和生活相关的心理知识。这样，既可以在教授知识的同时赋予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问题的能力，又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发展学生的心理能力，改善学生的心理素质，使他们能够更好的应对现实社会的挑战。

2.改善教材和课程。心理学教材的选择应该尽可能从实际生活出发，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在课程设计层面，将心理学课程教学分为理论知识学习、团队活动与分析、心理测试与实践调查等多个封面，最大化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改革传统教学方法。改革传统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法，教师不再将理论讲述当作最重要的教学内容，把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来灵活变更或者添加教学内容，并注意教学过程中与学生的沟通、注意教学氛围的预设与教学情境的再现、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尽可能地增加师生之间交流的机会。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先着眼于如何帮助学生解决这些心理问题，再传授学生们心理学知识。因此，教学重点将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学习，而是教导学生如何运用心理学理论来解决身边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可以依据教学内容进行小组讨论，在此基础上穿插启发式教学、心理学实验等，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提高教学效率。

4.改善学生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应用心理学。在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教师应该在保证理论知识教授完整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改善学生的学习方法同时开展丰富的理论实践活动。这要求整个教学过程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之下，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使学生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选择合适的学习方法，开展自我学习，在此基础上教师再对这个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讲解。在小组学习中，鼓励学生在活动中积极沟通与交流，最大程度地发挥各成员的创造性，共同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够自主地发现问题并研究问题最终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掌握运用心理学知识应对现实问题的技巧和能力。

5.完善课程考核机制。在学生的学习评价过程中，要改革传统教学评价中以试卷考试方式为评价唯一标准，这样的考试方式标准过于单一，没有顾及学生的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核。因此，将多种评价标准为一体，实施多元化的、综合性的、发展性的评价指标，以学生自身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思考能力等为重要标准进行综合考核。具体到学习成绩的评定中，要突出学生的平时成绩、课堂表现、作业成绩等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堂表现方面，教师应依据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和课堂参与度给予分数；试卷考试方面，可以在标准化试题之外加入一定比例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的题型；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评价可以依据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而定，条件具备的学校可以采取课外实践等，条件不足的也可以采用课堂模拟等方式考查学生解决各类心理问题的能力。

心理学论文篇（5）

2护理心理与护理人员自身修养及品德的关系

2．1护士的职业特点：护士是一种社会角色，具有特殊的技巧和行为。护士被称作天使的职业，它需要有爱心、细心、责任心以及耐心，一名优秀的护士不仅需要了解诊疗护理常规，熟练掌握护理三级操作技能；而且要有很强的亲和力、沟通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态度、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敏锐的洞察力。护士在实施护理过程时要掌握病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掌握病人的心理特点，使病人能从心理方面达到最佳心理水平。

2．2提高护理人员自身修养及品德的必要性：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病人对护理工作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要求护理人员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热爱护理工作，具有热爱生命的崇高情感，一切工作要以病人为中心，而且必须熟练掌握护理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护士不仅要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使病人在承受最小痛苦的同时，取得满意的***效果。

2．3提高对护理人员相关知识的需求：护理模式的变化使护理工作的职能得到拓宽和延伸。在这种模式下，护理的对象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病。因此，护理人员在护理病人时要以病人为中心，不仅要掌握常规的护理技能，而且要掌握人文、心理、社会等方面的知识，以满足病人身心两方面的护理需求。护士不但要具备快速识别反应的能力，而且要善于与病人沟通，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护理心理学成为最重要也是最常用的一种工具。因此，护理人员的心理素质要首先逐步培养和养成。平时要加强学习心理护理知识，不断积累，可以有效的应用于临床，可以调节情绪使心理平衡，时刻以乐观、开朗的态度去感染病人，达到安慰病人使病人解除顾虑，主动配合***的良好效果。

3护理心理学对疾病的诊断和***的重要性

“心与身”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身体疾害可以有心理转变，相反，心理因素也可导致影响身心健康，消除不良心理刺激，可以防止心神疾病的恶性循环。例如，在医疗和护理损伤过程中，病人对护理操作如打针、洗胃、灌肠等往往产生紧张恐惧心理，这时护理人员要耐心向病人解释，做到态度和蔼可亲，语言诚恳，耐心恰到好处，解除他们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因为恐惧可引起机体免***力低下，使疾病不易得到控制和恢复［4］；在用药和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要向病人说明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手术安全性，护理人员要镇静沉着，能使病人感到温暖，减少情绪波动．护理操作要稳重敏捷，大方勤快，有条不紊，更能直接消除病人的焦虑，烦躁紧张等情绪．取得病人的信任和配合，就能发挥药物或手术的最佳疗效。通过心理护理，使病人对护理人员的信赖程度得到了提高，密切了护患关系，使病人把护理人员当亲人，常与护理人员促膝谈心，随时向护理人员反映问题。消除不良因素的刺激，使病人心理舒畅，自身免***力能得到充分发挥，抗病能力也就加强。

4开展心理护理的必要性

4．1数据调查：根据对150例手术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前的调查分析得出以下数据，焦虑患者占92．4％；忧郁者占9．6％；担心者占83．4％，包括：担心收费过高者39．4％，担心医生不负责者占7．1％，担心术后效果不佳者20．2％，担心术后功能障碍者占18．5％。经过对同样的150例手术患者进行系统的心理后调查分析，患者的担心心理有了明显的改善。焦虑者降至68．5％；忧郁者降至3．9％；担心者降至60．3％［5］。由以上数据看出，对于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2重视心理护理：护理学科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及医学模式的转变，护理工作必将转变到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阶段，由护理疾病转到促进健康，工作对象由患者扩大到全人类，工作场所由医院扩大到社会各个角落。为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求，适应现代护理学的发展，必须重视心理护理。患者在求医过程中，往往承受着身体的痛苦、精神的折磨和金钱的付出。他们更需要在医疗活动中得到关爱，感受到人性化的服务，体会到家人般的温暖，所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对患者的康复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们对健康要求的增加，许多不良心理问题必须得到早的发现和护理，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不同患者，不同情况对病人实施心理护理。帮助患者从心理上战胜疾病，使其正常面对生活，并积极配合***。而且，心理护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近年来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其中因为护理解释不当或不到位，护患沟通缺乏引起的案例也有一定比例。大都因为住院期间对护理工作不满或要求得不到回复造成护患关系紧张，对护理人员不信任甚至猜疑，以至激化矛盾。若在早期对其通过心理护理来进行护患沟通，解决这些矛盾，就会避免类似纠纷。

心理学论文篇（6）

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即便在各种文艺心理学的教材和读本层出不穷的今天，朱先生的这本著作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文艺心理学》的写作背景

根据朱光潜先生《作者自白》中所说，这部书作为讲稿使用，在很多所大学里面讲过很多次。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本书的体例和行文风格很有必要。《文艺心理学》一书文风平易通俗，这和它作为“讲稿”不无关系。

从本书的《作者自白》以及附录中的《作者自传》里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朱光潜先生做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知识背景或者说是知识储备。作者自述：“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心理反应，可是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

这种知识积累对朱光潜先生能够展开专业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无疑大有裨益。文艺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是一门交叉学科，不仅要有文艺知识，同样需要有专门的心理学知识背景，朱光潜先生的写作背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在《作者自传》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朱光潜先生所受的教育。朱先生从小受的是正统的封建私塾教育，对四书五经以及传统诗文、历史以及必须的科举策论的学习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后来朱先生辗转异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到长期的封建教育和英帝国主义教育”。朱光潜先生其时说这句话无疑是很诚恳的，但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基和纯正的欧洲文化的熏陶。朱光潜先生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他所就读的桐城中学就是由桐城派古文家吴汝伦创办的，因此特别注重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教学所用的课本即是桐城大师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提倡义法说和雅洁的审美标准。桐城派先驱戴名世提倡“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已卯行书小题序》），奠基者方苞树立起“义法”说的大旗，要求文章内容醇正，文辞“雅洁”。我们看桐城派的理论和创作，就会发现朱光潜先生在行文上有着很重的桐城色彩。

关于本书的写作背景，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其成书的时代环境。这一点在第八章的“作者补注”里有清晰的证明。朱光潜先生在第八章讨论完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之后，补充说这两章“是在北洋***阀和专制时的，其中‘道德’实际上就是指‘***治’”。***治对文学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偌大一个中国放一下一张书桌”的年代。

二.《文艺心理学》的核心理论

前面已经说过，这部《文艺心理学》并不是一部很具体系的理论著作，而更多可以看作是论文汇编性质。但这并不是说本书就是一部很散乱的“穿珠式”作品，相反，虽然没有清晰的理论架构，但有一个核心的“元理论”，本书中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出发点和落脚地都是很一致的，就是因为基本理论立场稳固且鲜明。笔者认为，这个基本理论就是作者前五章里用大量篇幅、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美感经验”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前五章是本书的“文之枢纽”，后面对具体问题的分析都是对这个基本理论不同程度的运用和展开。

前五章分别从五个方面对美感经验进行分析，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提出观点：“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感经验的特点是意象的孤立绝缘，物我一气。同时作者指出，“形象的直觉”中的所谓“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我们每个人所直觉的物象并非是固定的，对同一物象的直觉实际上感受到的它显现于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带有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的二重创造。所以作者又说，“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就无异于说它是艺术的创造”。

第二章中，作者提出了关于美感经验的一个重要概念：心理的距离。这个概念并非是朱先生原创，而是他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那里借鉴而来。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朱光潜先生所用的很多例子和布洛的原始论文都是一样的，而且从论述顺序上看来也有诸多相似。但就此得出朱光潜先生就是忠实地再现布洛的思想还太草率。仔细推究一下可以发现，朱光潜的“心理距离”和布洛的“psychical distance”是很着较大差异的。布洛所强调的距离作用有着很大复杂性，布洛认为，心理距离同时具有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在先，积极作用是在消极作用的基础上生成的，两者之间有着清楚的先后关系。在朱光潜先生这里，他把距离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看作了问题的两个方面，将布洛的前后关系、因果关系置换成了并列关系。布洛实际上是为位审美无利害说寻找论据，是把“心理距离”即“对于经验的某种特殊的内心态度与看法”，当作审美“静观才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提出来的。朱光潜先生则把布洛的这种冲突观念“移花接木”到了中国的传统“逍遥游”精神上来。当然，这并非是说朱先生译介错误。恰恰相反，理论的旅行本来就要“入乡随俗”，西方学说的中国化是必要而且十分重要的，正是在朱光潜的阐发中，距离说的意义得以扩展。朱光潜先生所标举的经过其消化的“心理距离”说后来得到广泛流传和运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提法的价值。

第三章讲物我同一，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这里更进一步阐明。朱光潜先生区分了美感与，并指出那些在看戏时最起劲、叫得最响的人们往往并没有把艺术当艺术看，得到是只是而非对艺术的真正欣赏。在第五章“关于美感经验的几种误解”中作者亦首先对这种混淆“”与“美感”的成见进行了分析。

总体来说，前四章分别从“形象的直觉”、“心理的距离”、“物我同一”、“美感与生理”四个方面对美感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既有欣赏者的角度，又有创作者的角度，既有文艺理论的论说，又有实验科学的证明。第五章反面着笔，从关于美感经验的几种误解着手来巩固前四章的论述，并作出结论。因此，前五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是本书的理论核心，其中前两章可看作是核心中的核心，“形象的直觉”和“心理的距离”是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分析的两根基柱，这在后面的章节可以清晰地看出。

三.学理方法的反思及细节指瑕

朱光潜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说明，“做学问持成见最误事。有意要调和折衷，和有意要偏，同样地是持成见。我本来不是有意要调和折衷，但是终于走到调和折衷的路上去，这也许是我过于谨慎，不敢轻信片面学说和片面事实的结果。”简言之，就是“调和折衷”这四个字。

这当然是一个很严谨也很切合实际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往往是能够导向一个合理的结论的。例如第八章讨论艺术与道德的问题，作者在例证分析之后认为“为道德而艺术”和“艺术***自主”这两个相反的主张“各有各的真理，也各有各的毛病”。朱光潜先生做出的选择是朝向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拿实际的以往的艺术作品来进行分析，看看它们和道德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研究路向无疑是明智且有效的。但笔者在此想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言说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势必掩盖论证的锋芒，调和出来的结果往往淡乎寡味，虽看起来四平八稳、无懈可击，但正应如此，反而往往起不到任何言说的效果，难称之为真正的“学术建树”。很多时候，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偏颇之处

另外需要指出的，任何一部著作无论如何精雕细琢总难免存在一些细节上瑕疵，这一点也同样存在于《文艺心理学》这部著作当中。例如第十章讨论“什么叫做美”时批评“哲学家讨论问题往往离开事实，架空立论，使人如坠五里雾中。我们常人虽无方法辩驳他们，心里却很知道自己的实际经验，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一回事。”这个批评难免有些武断了，很多哲学家本身也是文学家，像书中所提及的歌德、席勒等人，其哲学思想很多都蕴涵于文学作品或谈话书信之中，绝非“架空立论”。

四.结语

“头头是道，有味”，这是朱自清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下的八字评语，确实精当。“头头是道”，言本书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求真法理；“有味”，言本书之平易畅达、凝练朴实、说理透辟。

文艺心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旧书不厌百回读”，作为文艺心理学方面的理论经典，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不仅是要学习其中所涉的具体理论，更要学习朱光潜先生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不仅将其看作一本理论著作，更要把它实际地运用到对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艺事实的分析评论之中。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心理学论文篇（7）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

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府的***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

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72页。

[2]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心理学论文篇（8）

首先，诱发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教学时，教师就是要以这种态度为基础，对学生加以诱发引导，使教学内容转化为学生的内在意识，从而充分发挥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功能。诱发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也就是在学生阅读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情感的激励作用，注重智力因素与情感因素的协调功能，使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把认知活动由最初发生的兴趣和，引向热情而紧张的阅读思索中去，使他们获得种种有益的情感体验，从而高效率、高质量地掌握教学内容。在阅读课上，诱发学生的积极情感一般有以下四种方式：

1、用情境烘托

就是利用幻灯、***画、故事、游戏、语言等各种教学媒体和手段，精心设计出趣味横生的情境，烘托出教学气氛，引起学生的注意，诱发学习兴趣，牵动学习情感，使学生心理处在兴奋状态，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例如一位教师教《月光曲》。他首先用幻灯放出***景：一轮皓月，夜空如洗，一片银色世界。莱茵河畔一个小镇，一条小路通向远方的茅屋。

在茅屋顶上画着发出声音的记号，说明这是盲姑娘的住处，她正在里面弹钢琴。然后教师问：同学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呀？学生这时自然而然也进入到课文描写的“幽静”的环境中。与作者的情感产生共鸣，进而带着对盲姑娘的同情，深入到课文的学习之中。

2、用形象诱发

就是用生动形象的事例、***画诱发学生的情感。例如一位教师教《温暖》最后一句“深秋的清晨是寒冷的，却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是这样处理的：先采用***文结合的方法，把学生带入当时的情境；再让学生仔细地观察***画，***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双手紧握清洁工人的手，向他们表示慰问；在唤起学生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再讲述***关心清洁工人的一些具体事例，让学生展开想象，体会***对清洁工人感情之深。通过看***、描述，再启发学生抒发自己的感受。这样引导学生理解句子的含义，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因此，教师教得得心应手，学生学得轻松、愉快。

3、用语言渲染

教师在课堂讲授中的语言，是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课堂教学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语言艺术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因此，教师的语言要注意教育性、科学性、直观性、针对性。语汇丰富且准确、生动、形象，普通话流利、标准，能逼真地再现课文的思想和情感，充分实现课堂教学目的；科学性强、逻辑严密，明白晓畅，深入浅出而又简练含蓄。在语调上有谦逊温和的情感美，抑扬顿挫的韵律美、节奏美；在速度上缓急有致、张弛有度；在风格上刚柔相济，或庄或谐，或侃侃而谈，如唠家常，或一唱三叹，余音袅袅等。如果这些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能创造出愉快轻松的教学艺术情境，使学生获得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使学生如坐春风，流连诗境，或浮想联翩，神思遐想。这样的气氛，不仅给学生以强烈的熏陶，而且知识也很容易渗进学生的心田。

4、用表情强化

表情是情感的外露，分面部表情、语言表情、身段表情等，有人称之谓“体态语言”。如高兴时，眉开眼笑，手舞足蹈；悲哀时泪眼汪汪，顿足捶胸。教师的体态语言能强化讲话的内容和情感，但要运用恰当，动作不能过大。课堂出现舞台演员那样的表情，效果不一定理想。言为心声，言语中表露的情感更为深切。

第二，根据学生的思维过程导读思维是智力活动的核心。从众多的教学实践得知，学生在阅读时的思维为“想像———联想———推想———体会———评价”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阅读教学中，教师的引导过程就要与学生阅读的思维过程同步。从而使教师的思路，学生的思路一致，把课教在学生心上。

1、想像

学生在读课文时，想像文中所描写的事物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在头脑中构成一幅鲜明的***画。请看一位教师在教《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两句诗句的片断：师：请大家读读这两句，说说意思。（指名讲述后两句诗意）师：诗人“举头望明月”，这儿为什么用“望”，而不用“看”？生：“望”是向远处看的意思，月亮离我们很远，这儿用“望”更准确。师：（指***）诗人站在窗前，想到这轮明月此时不仅照着自己，也正照着家乡，照着故乡的山山水水，不由地想起了许多，诗人想起了什么呢？生：诗人想起了林旁的那条小河，小时侯诗人总在小河里游泳。生：诗人想起了童年的伙伴，小时候他们在一起玩耍、嬉戏。生：诗人想起了爸爸、妈妈，他在心中默默地问候：爸爸、妈妈，你们好吗？师：大家想象得真好，请用这个句式连起来说说（出示）诗人想起了，想起了，诗人还想起了。……（生答略）这里，既训练了学生的想像能力，排比句式的训练，又强化了思乡情，扩展了诗意，落实了“双基”。

2、联想

阅读教学中的联想是指利用语言本身的展现力、情趣给人美感，通过对照，转换和扩展等联想手段，使学生得以领会、理解和欣赏。例如一位教师在教《晏子使楚》时，让学生找出与课文结束句“从这以后，楚王不敢不尊重晏子了”相呼应的三句话，每人认真地读两遍。之后，教师板书“陪”、“赔”两字，要求大家合起书本，通过“陪着笑”、“赔不是”联想到了什么。

学生通过两字的对照、比较和扩展，有的学生联想到楚王想趁机侮辱晏子，结果是败得越发惨了。有的学生从“陪”到“赔”联想到了晏子的机智和胆略。有的学生从楚王“陪着笑”到“赔不是”，联想到晏子这一次出使楚国，出色地完成了齐王交给他的任务。

3、推想

阅读中，就文中没有具体交待的部分，提出一些问题思考，并推想出结果，这是学生大脑具有增进殖的具体体现。例如读《金色的鱼钩》中老班长和“我”的一段对话，指导学生抓装支吾着说”，推想老班长开始想瞒我的情景；抓装一把把我楼到身边，轻声说”，推想老班长想哄我的情景；抓装严厉地说”，推想老班长命令我的情景。透过老班长的话语知道老班长无论是“瞒我”、“哄我”，还是“命令”我，都体现了他舍己为人，忠于职守的高尚品德。通过推想，老班长的话声声入耳，感人肺腑，老班长的高大形象突现在学生眼前，受人景仰。

4、体会

心理学论文篇（9）

一、积极心理学产生的背景

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它与传统心理学主要关注消极和病态心理不同，积极心理学是利用心理学目前已经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来看待正常人性，关注人类美德、力量等积极品质，研究人的积极的情绪体验、积极的认知过程、积极的人格特征以及创造力和人才培养等，成为心理学的一种思潮（SheldonM.&KingL,2001）。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涉及有价值的体验，如幸福感、满足和满意（对过去而言）、希望和乐观（对未来而言）、充盈和快乐（对现在而言）。在个体层面上涉及积极的人格特性，如爱与召唤能力、勇气、灵性、人际交往技巧、审美观、韧性、宽容心、创造性、对未来的憧憬、洞察力、天才和智慧。在群体层面上涉及公民道德和推动个体更好地发展的社会机能，如责任、教养、利他、礼貌、适应、容忍力和职业道德（MartinE.P.Seligman&MihalyCsikszentmihalyi,2001）,以寻求人文关怀为宗旨，致力谋取人类幸福和社会繁荣，也就是说，积极心理学以积极的价值观来解读人的心理，试***激发人类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帮助个体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获得美好的生活。

（一）积极心理学的起源

积极心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包括当前世界愈演愈烈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人们对当代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困惑，广大普通民众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挖掘和发展人性的共同部分，即人性积极的一面。“积极”一词来自拉丁语positism,具有“实际”或“潜在”的意思，这既包括内心冲突，也包括潜在的内在能力。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Terman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感的探讨，以及荣格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由此产生的人类潜能研究奠定了积极心理学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几乎中断，战争及战后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治愈战争创伤和***精神疾患，研究心理或行为紊乱以找到***和缓解的方法，心理学对人的积极性研究似乎被遗忘了。消极心理学模式在整个20世纪占据了心理学发展的主导地位。正如Sekligman所言：“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饥饿和战争所困扰的时候，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抵御和***创伤；但在没有社会混乱的和平时期，致力于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则成为他们的主要使命。”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虽然竭尽努力，但仍没有使主流的心理学研究主题发生根本的转移。再加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观察、体验和传记资料，缺乏必要的实验手段及实证根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对正常人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心理学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识到，心理学不仅应着眼于心理疾病的矫正，而且更应该研究与培养积极的品质，心理学的研究还发现：幸福、发展、快乐、满足是人类成就的主要动机，人类的积极品质是人类赖以发展的核心要素，心理学需要研究人的光明面，需要研究人的优点和价值，实际上，发展人性的优点比修复病症更有价值。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积极心理学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二）积极心理学的产生

19世纪60年代，以马斯洛、罗杰斯为先驱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提出了确立临床和行为方法的全新观点。人本主义心理学以人的积极性为基本宗旨，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突出人性中积极向上的一面，彰显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这在心理学史上来说是一个创举。

积极心理学的思想来源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它是积极心理学主要理论参照。积极心理学倡导者和提出者Seligman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指导。Seligman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开始研究“习得性无助”，在动物实验中，若给狗重复施加其无法躲闪的电击，狗就会出现“习得性无助”行为，它会对本可以避开的电击不再躲避。在人中也会出现由于对环境事件的“习得性无助”而产生抑郁。在后来的研究中，Seligman又发现，不仅无助是可以“习得”的，乐观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学会维持乐观的态度不仅有助于避免抑郁，而且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Seligman指出，心理学有三项使命：一是研究消极心理，***精神疾病;二是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充实有意义;三是鉴别和培养人才。由于心理学过于重视对消极心理的研究，因此现在有必要进行积极心理学研究，从而拓展心理学在后两个方面的贡献。

1997年Seligman就任APA***一职时提出“积极心理学”这一概念，随后，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1]心理学在探索和研究人的积极层面时涉及的主题有：主观幸福感、快乐、满足、士气、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情绪平衡、幸福觉察、主观不幸福感、可感性生活质量等，以及所激发的人类潜能和积极的人格特征。

二、积极心理学研究概况

（一）基本含义

关于积极心理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有两种。

第一种表述：积极的心理学从关注人类的疾病和弱点转向关注人类的优秀品质，它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从主观体验上看，它关心人的积极的主观体验，主要探讨人类的幸福感、满意感、快乐感，建构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和对生活的忠诚；第二，对个人成长而言，积极的心理学主要提供积极的心理特征，如爱的能力、工作的能力、积极地看待世界的方法、创造的勇气、积极的人际关系、审美体验、宽容和智慧灵性等等；第三，积极的心理品质包括一个人的社会性、作为公民的美德、利他行为、对待别人的宽容和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和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成员。幸福与财富无关，幸福的人不一定是富人，一个穷人也可以是很快乐的。积极状态的人不一定富有，但一定是幸福、快乐和乐观的。

第二种表述：积极心理学在主观水平上涉及有价值的主观体验，诸如幸福感、满足和满意、希望和乐观、充盈和快乐。在个体水平上，涉及积极的人格品质，爱、勇气、人际关系技能、审美力、创造力、对未来的憧憬、洞察力、才能和智慧。在群体水平上，涉及公众品质：责任、利他、关爱、文明、现代性、容忍力及职业道德。积极心理学并不是不研究消极心理学以及人的心理问题与疾病，但它更强调研究人性的优点与价值，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说，积极心理学研究包括工作、教育、洞察力、爱、成长与娱乐，它探索美好的生活以及获得美好生活的途径与方法，它采取更加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来理解人类杂的行为，其目的就是要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活力，促进人的能力与创造力，并探索人的健康发展途径。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心理学吸收了传统主流心理学的绝大多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如量表法、问卷法、访谈法和实验法等），并把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人本主义的现象学方法、经验分析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甚至想模仿传统主流心理学的D***而建立自己的DSSWB（幸福的诊断和统计标准），这使得积极心理学从一开始就让心理学界看到了一张熟悉而又亲切的脸。

积极心理学采取了更加包容的态度，它以实证的研究方法为主，同时也不拒绝非实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它比人本主义心理学高明之处。它几乎继承了传统主流心理学的一切实证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调查法等等。积极心理学在2004年还以世界心理诊断标准D***(第四版)为模型建立了自己的CSV标准(CharacterStrengthsandVitues：AhandbookandClassification)。另外，它还采纳了人本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如在研究人的积极进展时就采用了大量的演绎推理，甚至还用文化解释学的方法来论述个体的发展历程。

（三）研究内容

就目前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主观水平上的积极体验研究；个人水平上的积极人格特质研究；群体水平上的积极社会环境研究。

1.积极主观体验研究

积极情绪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它主张研究个体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积极体验。在对待过去方面，主要研究满足、满意等积极体验；在对待现在方面，主要研究幸福、快乐等积极体验；在对待将来方面，主要研究乐观和希望等积极体验。

⑴回顾过去——幸福而满足

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主要用主观幸福感作为幸福的指标。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自己对于本身的快乐和生活质量等感受的指标。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到1969年时仅有20多篇研究论文，但现在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最近10年间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已有几千篇，这些研究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集中在生活事件和人格因素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这一领域，也有一部分是金钱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SrivastavaA.,LockeE.A&BartolK.M,200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积极心理学影响的逐渐扩大，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对幸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解释，形成了心理发展意义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在他们看来，幸福不仅仅是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的完美体验。Dinner就是这一领域著名的研究者之一。他对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气质和人格以及主观幸福感强烈的群体的个人背景进行回顾，然后进行更为广泛的跨文化研究，提出了宏观社会环境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些调查研究发现，并不是发生的事情决定了人们的幸福，而是决定于人们如何看待所发生的事情。包括婚姻关系、家庭成员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在内的社会关系和人格特质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⑵面对今天——快乐而充盈

研究发现，在每个年龄阶段虽然都存在着不快乐的人，但还必须承认，同时也有着许多快乐的人（MarcelaKogan,2001）。Lyubomirsky比较了那些

快乐的和不快乐的人，发现他们在认知、判断、动机和策略上有所差异，并且这种不同经常是自动化的，而并未被意识到的，主要表现在快乐的人对社会性比较信息较那些不快乐的人稍微迟钝些（LyubomirskyS.，2001）。快乐与金钱的关系、快乐与信仰的关系以及快乐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等主题也有不少研究。比如，Diener、Horwitz和Emmions调查了福布斯排行榜中最有钱的100位美国人，结果发现，他们仅比一般美国人多一点点快乐而且还有一些人感到非常不快乐。甚至有人说自己已经不记得快乐的感受了。财富对快乐的影响如此小，有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生活事件、环境及人口组成等因素在幸福感中所起的作用被差异中和了。为此，一种解释快乐理论提出，要想知道为什么有人比其他人更感快乐，那么就必须了解保持和提高长期快乐以及个体感情产生的认知过程和动机水平。

⑶憧憬未来——现实而乐观

拥有乐观精神是促使希望和乐观增长的关键，因为乐观可以让人更多地看到好的方面。ChristopherPeterson认为，乐观涉及到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乐观的人更容易拥有好心情，更加不懈努力和成功，并且拥有更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大量对如患有***病等危及生命的病人的研究表明，那些始终保持乐观的人活得更长久一些。乐观的作用主要是在认知水平上起调节作用。一个乐观的人更可能习得促进健康的习惯并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当然，乐观有时会产生“乐观的偏差”(optimisticbias),即判断自己的风险要比判断他人的风险小，从而表现为盲目的乐观而不现实(SandraS.,2001)。这样就产生了矛盾：现实主义会提高成功适应环境的可能性，而乐观则会使个体具有较好的主观感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SandraL.Schneider探讨了“现实的乐观”，认为“现实的乐观”与现实并不相互抵触。从原则上说，人们能做到乐观而又不自欺（SandraJ.Optimism，2000）。这种对“现实的乐观”研究是积极心理学的诠释：让生活更加富有意义。

2.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

积极人格特质是积极心理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因为积极心理学是以人类的自我管理、自我导向和有适应性的整体为前提理论假设的。积极心理学家认为，积极人格特质主要是通过对个体各种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加以激发和强化，当激发和强化使某种现实能力或潜在能力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工作方式时，积极人格特质也就形成了[2]。积极人格有助于个体采取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这方面具体研究了24种积极人格特质，包括自我决定性(self-determination)、乐观、成熟的防御机制、智慧等，其中引起关注较多的是自我决定论和乐观。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培养这些特质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人格特质的研究范围也会越来越广。自我决定性是指个体自己对自己的发展能做出某种合适的选择并加以坚持。积极心理学从三个方面研究了自我决定性人格特质的形成：先天学习、创造和好奇的本性是其形成的基础；这些先天的本性还必须与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外在的生活经历相结合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动机和价值；心理需要得到充分满足是其形成的前提，这里包括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性、胜任和交往。

Hillson和Marie(1999)在问卷的基础上将积极人格特征与消极人格特征进行了区分。积极的人格特征中存在着两个***纬度：一是正性的利己主义，是指接受自我、具有个人生活目标或能感觉到生活的意义、感觉***、感觉到成功或者能够把握环境因素及其挑战；二是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指的是当自己需要的时候能够获得他人的支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帮助，看重与他人的关系并对于已达到的与他人的关系表示满意。积极的人格特征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创造力与天才的培养也是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关于创造力和天才培养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例如，Steinberg和Lubert提出的创造力投资理论，认为创造力是一种多维结构,由多种资源构成。他的理论对人类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综观西方心理学关于创造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创造性的个体特征，创造性思维加工过程与创造性环境。Steinberg等人根据创造力投资理论提出了发展性创造潜能的12种策略以及创造性生理激活从脑机制方面进行的实验研究，发现在发散思维时，高创造性被试（创造性测验得分高考）两侧额叶都被激活，而低创造性被试只有单测被激活（CarlssonI.,WendtP.E.&RisbergJ.,2000）

3.积极社会环境的研究

马斯洛、罗杰斯等人指出，当孩子的周围环境和教师、同学和朋友提供最优的支持、同情和选择时，孩子就最有可能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相反，当父母和权威者不考虑孩子的独特观点，或者只有在孩子符合一定的标准才给予被爱的信息的话，那么这些孩子就容易出现不健康的情感和行为模式。

积极心理学非常重视社会背景下的人及其体验的再认，意识到积极团体和社会机构对于个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FrancisBacon认为与能交流思想的朋友和搭档接触有两个好处：“它加倍快乐，并将痛苦减半。”确实，当同别人一起时会感受更快乐些。当被调查问及：“你拥有多少亲密朋友（不包括家庭成员）？”报告中有26%的人少于5个朋友，38%人有5个以上的朋友，并说他们感到“很快乐”（DavidG.,2000）。

不同文化对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判断的感觉有很大的差别。在个人主义文化为主的国家中，当判断自己有多快乐时，会理所当然的参照他们的情感，经常感受到快乐是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预测因子。相反，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们则倾向于参照一定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是否快乐，并且在评估生活时，会考虑到家庭和朋友的社会取向。因此，在不同文化中，人们认为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因素也是有差别的，这或许源于文化对人们的价值观和目标所带来的影响。

三、对积极心理学的评价

（一）积极意义

积极心理学继承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心理学的合理内核，修正和弥补了心理学的某些不足，它一反以往的悲观人性观，转向重视人性的积极方面。心理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除去人的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而是要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没有问题的人，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积极心理学作为当代心理学取向之一，从不同视角重新审视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试***从元理论高度克服心理学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境，整合心理学内部的***与对峙，重构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野。

1.强调对人性优点和价值的研究

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功能应该在于建设而不是修补，因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正常的、健康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数有“问题的人”。心理学应该注重人性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弱点。积极心理学在对心理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倡导研究和探索人类的美德，从而填补了心理学在正常人心理活动研究方面的空白，恢复了人性的积极面。

2.提出积极的预防思想

积极心理学重视对心理疾患的预防，并认为它们在预防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主要来自于个体内部系统的塑造能力，而不是修正其缺陷。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类自身存在着抵御精神疾患的力量，预防的大部分任务将是建造有关人类自身力量的一门科学，其使命是探究如何在个体身上培养出这些品质。积极心理学认为，通过挖掘困境中的个体的自身力量，就可以作到有效地预防。若仅关注个体身上的缺点或弱点，其实并不能达到有效地预防的效果。心理学的任务在于能够有效测量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弄清它们的形成途径，并通过恰当干预来塑造这些心理品质。

3.兼顾个体和社会层面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视野上摆脱了过分偏重个体层面的缺陷，在关注个体心理研究的同时，强调对群体和社会心理的探讨。另外，在对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原因的认知及其理论假设的建构上，积极心理学强调人的内在积极力量与群体、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与交互作用。尽管积极心理学者强调个体的心理、人格的良好品质，但仍十分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如人种、***治、经济、教育、家庭等因素对个体情绪、人格、心理健康、创造力以及对心理***的影响。积极心理学主张个体的意识和经验既可以在环境中得到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从广泛的角度——进化过程来讲，环境塑造着人类积极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经验，因而对群体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在积极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4.整合研究方法

积极心理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仍是实验、测量等，积极心理学需突破现有研究方法，寻找到适合自身的研究手段。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一样，积极心理学仍是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类心理学进行研究与探讨，其研究结果不能被实践证实，那么，再完美的理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在某些方面积极心理学仍不能对幸福感作出完美解释。例如，积极心理学强调快乐、满意等积极情感，认为应该重视、强调人性的积极情感因素，然而中国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似乎也表明，很多成功人士在其成功的追求过程中，经常要自己去做一些烦琐的、艰难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是痛苦的，而快乐的人似乎容易“丧志”，成为事业上的失败者。人们的这种常识有其科学依据吗？如何转换？完善、健全的人格如何塑造？所有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积极心理学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必将能促进积极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本身的发展。

（二）存在的不足

积极心理学产生的历史很短,不够成熟，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基础单薄，理论体系不完整早期积极心理学家不愿承认它的人本主义渊源，后来虽然承认人本主义心理学是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但是相关的理论研究较少，这使得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有些单薄，理论体系也不够完整。因此，积极心理学还有众多的研究领域需要积极心理学工作者不断去开拓。

2.表现出一定的“积极话语霸权”[3]，即否认消极的价值与功能积极心理学是由Seligeman等著名的心理学家倡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当积极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与这些知名学者的权威性结合在一起时，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积极话语霸权”，一味地宣扬积极，对传统心理学进行批判,对消极进行指责，忽略了消极本身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也具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功能。

3.研究对象不够全面，缺少令人信服的纵向研究[3]积极心理学在其研究对象的取样上还不够全面，表现出典型的成人化价值取向，忽略了儿童和老年人这两个重要的群体。另外，由于其发展的历史较短，缺少有重要影响的纵向研究以及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研究。

4.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尚存在困难[4]首先，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价值的差异，东方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取向下对快乐、幸福等的理解是不同的，这就使中国的积极心理学研究具有特殊性，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外，一些西方积极心理学中的英文单词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汉语意思，比如happiness既可以译为快乐，也可译为幸福，而well—being(主观幸福感)的汉语意思实际上是“良好的状态”，这就使我们在研读西方的有关著作时产生概念上的混乱。积极心理学由于产生时间短，存在一些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其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些不足也是可以克服的。

四、积极心理学发展趋势

积极心理学与其说是一个完善的心理科学体系，倒不如说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极心理学羽毛渐丰，终于与消极心理学分庭抗礼，成为现代心理学新的研究方向，但完善积极心理学思想，建构积极心理学体系，发展积极心理学技术，促进积极心理学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在拓展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有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第一，研究方向是以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积极心理体验。DanielKahneman指出，目前体验的快乐水平是积极心理学的基本建构基础。包括主观幸福感、适宜的体验、乐观主义和快乐等等，正如Diener（2000）所言：虽然人们已经对幸福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有了相当的了解，但幸福主题本身仍然存在众多值得研究的地方。特别在我国，幸福感研究刚刚起步，更有待开拓。

第二，研究方向是塑造积极的人格品质。这是积极心理学的基础，积极心理学要培养和造就健康人格，个体的人格优势会渗透在人的整个生活空间，产生长期的影响。这种研究途径的共同要素是积极人格、自我决定、自尊、自我组织（Self-organizing）、自我定向（self-directed）、适应（adaptiveentities）、智慧、成熟的防御、创造性和才能。

第三，研究方向必须把人的素质和行为纳入整个社会生态系统考察。即应该注意到人的体验、人的积极品质与社会背景的联系性，因此，积极心理学需要综合考察良好的社会、积极的社区以及积极的组织对人的积极品质的影响，发展着的社会背景建构着人的素质，社会关系、文化规范与家庭背景在人的心理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不能脱离人们的社会环境孤立地研究积极心理，必须在社会文化生态大系统中考察。

第四，积极心理学将成为心理学理论新的增长点。积极心理学与传统主流心理学并不是相对立的，它使传统心理学长期被忽视的两个使命又重新得到重视，是对传统心理学的一种补充，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它使原来具有片面性的心理学变得更完整、更平衡。积极心理学为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领域转向人的积极层面，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的运动，改变了人们在传统意义上把心理学仅仅认为是解决心理问题、***心理疾病的错误认识。积极心理学的本质与目标就是寻求人类的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这也是心理学的最终归宿。随着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基因生物学等学科的进展，积极心理学将成为心理学理论新的增长点。

五、结束语

积极心理学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一个社会只有以积极作为自己的价值导向，这个社会才能成为有效、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积极心理学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倡积极人性论，它消解了传统主流心理学过于偏重问题的片面性，真正恢复了心理学本来应有的功能和使命，这体现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博爱和人性。如果心理学能集中力量利用人积极的本性来使人更像个人，而人又能在个人和集体的***中表现出充分的积极，那么，心理学在使社会更具有人性方面就能作出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倩，郑涌．美国积极心理学介评[J]．心理学探新，2003,(3)．

[2]李金珍等．积极心理学：一种新的研究方向[J].心理科学进展，2003,(3)．

[3]任俊，叶浩生．当代积极心理学运动存在的几个问题[J].心理科学进展，2006,(5)．

[4]周嵌，石国兴．积极心理学介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

[5]梁宁建.当代心理学理论与重要实验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6]魏艳丽，吴荣先.积极心理学研究综述[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5）.

[7]顾娅娣.积极心理学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J].科教文汇，2007,（9）.

心理学论文篇（10）

一、引言

无论是在科学心理学产生之前或是之后，对人类认知、心智或思维本质及其活动的探讨，始终是哲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甚至是生理学家的一个中心话题［1］。然而，由于难以解决研究的可观察性问题，在科学心理学产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行为主义都难以跨越心身之间的“莱布尼兹鸿沟”，在科学层面上对人类的认知进行有效研究。以“人与计算机功能类比”为基本研究假设、采用实验法对人类认知进行研究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似乎解决了科学心理学研究的这种尴尬状况。“把心智看成是运行在大脑中的功能性的特殊的计算过程的观念从功能主义角度在‘莱布尼兹鸿沟’上架设了一座桥梁，为具有确定的特殊性质的心理机制（也即任何能运行的程序）及思维能存在于非生理性的计算机的可能提供了支持。由此，我们可以在计算机实验室和心理学实验室对其进行探讨”［2］。

借助于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和“人与计算机功能类比”的基本假设，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现代认知心理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迅速改变了人类认知领域的研究面貌，并对心理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拉赫曼等人在《认知心理学和信息加工》一书中声称：“我们的（认知）***现在已经完成，并呈现出一种常规科学的气氛。”［3］然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这种乐观情绪并不代表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心身之间的“莱布尼兹鸿沟”问题，其“人与计算机功能类比”的思想不仅备受学派外部其他人类认知问题研究者的指责，即使其学派内部的研究者也一再对其合理性进行质疑。早在1967年，奈瑟就于《认知心理学》一书中写道：“和人不同，‘人工智能’程序倾向于解决单心智的、不受干扰的、非情绪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程序）没有一个能对人类心智过程的复杂性做到完全公正。”［4］

二、认知与现实：对信息加工理论实验室研究的质疑与应用认知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奈瑟因写出第一本《认知心理学》而在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理论的代言人，［5］但与拉赫曼等人的乐观情绪不同，奈瑟在刚完成该书时就对信息加工理论尤其是融入其中的人工智能观点心存疑虑。这种疑虑最终在他1968年到康奈尔大学工作，并与倡导知觉的生态学研究取向的吉布森有着密切交流后达到顶峰，直接促使其于1976年出版《认知与现实》一书，对早期信息加工理论实验室研究取向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修正。

在该书中，奈瑟在考察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精神分析理论、吉布森知觉理论的利弊得失之后指出，基于“人与计算机功能类比”研究假设的信息加工理论的实验室研究取向，由于缺乏“生态效度”，对文化差异采取漠视态度，不考虑知觉和记忆研究的现实特性，必然走向狭隘的、难以引起公众兴趣的所谓的专业领地，现代认知心理学应该实现“现实的”转向，成为“有意义的认知心理学”。在奈瑟看来，这种转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1）必须花大力气理解存在于一般环境和自然的、目的性的行动背景下的认知；（2）必须高度注意知觉者和思维者居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细微之处，及现实世界所赋予他们信息的细致结构；（3）必须以某种方式了解人们真实使用的认知技能，以及这些认知技能所实际经历的系统发展状况；（4）必须理解对人类本性的假设区别于行为主义者和心理分析者的重要性，并着重对其进行考查。［6］7-8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奈瑟借鉴吉布森的直接知觉理论，首先从知觉与现实世界交互作用的角度对人类知觉的发生和性质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式、注意、想象和记忆等基本认知加工过程进行了全新讨论。在书的最后，奈瑟进一步强调了认知研究中生态学研究视角的选择，及研究中考虑自然场景、文化、情绪、个体差异、自我意识等对认知影响的重要性。并由此指出：“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单独遭遇的结果虽然不可预知，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单独遭遇的研究必然会使我们更迫近事实的真相。”［6］194

可以看出，奈瑟在倡导生态学取向的认知研究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在此之后，奈瑟继续循着这种研究途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83年当奈瑟以生态认知心理学家的身份到艾默瑞大学工作时，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关于闪光灯记忆的研究成果任职后他还在该大学启动了“艾默瑞认知研究计划”，进一步对认知心理学的诸多研究领域进行了生态学研究取向的探讨。［7］正是在奈瑟等人的大力提倡下，现代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应用认知研究的转向，一些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纷纷涌现，专门的国际会议相继召开，专门期刊《应用认知心理学》也于1986年创刊。

时至今日，应用认知研究取向的现代认知心理学已经在认识现实生活场景下人类认知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研究不仅对传统认知领域进行了基于现实生活场景下的全新诠释，发现了二者存在的认知机制的差异，如相对于传统记忆模型的闪光灯记忆、相对于传统物体识别模型的面孔识别等，而且还积极探讨了在传统认知领域不被重视而又与人类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认知现象，如药物和认知行为、生物钟和认知行为等。不仅如此，应用认知心理学还借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手段对人类认知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积极研究，并逐渐把对人类认知行为的研究从个体认知扩展到群体认知，以致力于在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群体中个体不同认知系统之间的协调及群体认知系统与认知任务之间的作用机制，从而把应用认知研究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现实生活空间。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哈钦斯1995年出版的《野外认知》一书。正是基于对哈钦斯表述的深刻理解，盖兰等人认为，“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对哈钦斯分析的细节问题表示异议，但我们仍然认为哈钦斯所表达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即在现实生活情境下对认知的观察能揭露许多其可能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情境下所忽略的重要特点。”［8］

三、实验室研究还是生态学研究：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与选择

然而，由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流依然是实验室研究，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转向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对现实生活场景中的认知现象进行生态学研究的有效性和价值也一再受到质疑。正如格若密在《应用认知心理学导论》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应用认知心理学只是在最近20至30年内才真正开始的，即使到现在，应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还是相对稀少的，其价值也时时会被怀疑。”［9］而从事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研究人员也始终没有被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流所接纳，他们提出的理论也被肆意歪曲。如作为生态学研究取向的重要倡导人吉布森的知觉理论就曾被人认为是一种“基于刺激”（Stimulus-based）或“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知觉理论。［10］

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是在奈瑟等人质疑实验室研究对认知研究的适宜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没有在构建强烈的、无可置疑的理论假设后再着手进行人类认知的研究，研究手段的使用和研究领域的选取也颇具有随意性。在有着强烈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并把信息加工理论，或随后一脉相承的联结主义理论视为研究范式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领域中，这种生态学的研究取向常为一些处于主流研究地位的研究人员所不容。1989年百纳吉等人的观点可以看作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主流研究领域对应用认知研究中所谓“生态学取向”的态度的一个集中反映。在考察了之前的日常记忆研究以后，百纳吉等人认为，对学习与测验的条件不进行实验控制就不会得出与记忆有关的任何有力的结论，企***将外部效度凌驾于内部效度之上的做法是错误的，并由此宣称生态或日常的记忆研究破产。［11］百纳吉等人的言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奈瑟等人的强烈反驳。实际上，这种反对声音并没有给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带来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必要的支持和理解。当1999年若底嘉第三应邀为索拉索主编的《21世纪的心理科学与脑科学》一书撰写《认知心理学的未来》一章时，其强调了对百纳吉等人的言论的支持，并认为日常记忆运动所宣称的最好的一些研究实际上还是使用了传统的实验室方法、实验控制和一般的实验逻辑，而真正观察方法的成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12］184而艾森克等人2000年所著的《认知心理学》一书虽然也对日常记忆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但同时也对其缺乏实验控制的研究方式表示担忧，并提醒我们日常记忆研究的许多成果其实都是在实验室中完成的，而日常记忆的一些所谓的新的研究主题（如闪光灯记忆等）并没有引起多少新的理论思考。［13］

辨别双方对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生态学取向的观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种结论：生态学取向虽然在推动应用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现代认知心理学强烈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的惯性使然，其在后来的应用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它可能为我们启动了一个新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领域，但自身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又使得它难以继续提供应用认知心理学发展所必须的具有理论解释价值的研究体系。若底嘉第三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结论的佐证。“日常记忆研究革新了学习与记忆心理学中惯常的研究领域的课题和内容。这种革新以及强调应用的问题（比如，当前心理学家关注在***中所恢复的记忆的准确与不准确性）会对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一些研究者们现在把目光投向实验室以外，就能确定新的现象，开始通过观察研究法描述它们。然而，也不应停留在这种确认与描述阶段（正如这个运动的最初的倡导者们认为的），而应是详细的实验室研究的开端。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验室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澄清实验室研究和日常记忆研究之间产生的问题。”［12］184-185

心理学论文篇（11）

二、运用质疑、是非心理命题。在学习生活中，学生必然会遇上许多疑难，许多是非难辨的事物，这会引起他们的思考、争辩。随着年龄的增长，***性、理性思维的增强，他们表现出乐于思考，不愿盲从，有正义感。倘能通过自身努力去解决疑难，辨明是非，从心理上他们会感到很大的满足。针对这一心理特点，我们在命题时，就可以出一些学生希望解决而又有探讨价值的疑难、是非问题，供他们讨论。如《考试成绩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吧？》、《走在最前面的人也是最痛苦的人》，前一问题经常困扰着学生，因为几乎每个学生都在成绩浪线上起伏，也同时引来家长、教师、同学的不同评价和不同对待，现实中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于是他们想质疑、想说出心里话。后一命题是题目本身使学生质疑。“走在前面的人怎么会最痛苦？”这似乎有悖常理，于是学生产生了征服疑难的愿望，结合《记念刘和珍君》一课，他们认识到先知先觉者、披荆开路者是最大的幸福者，又是最大的哀痛者。

再如《有“礼”走遍天下》、《班门弄斧辨》，这类文题很触动学生的是非心理。“用礼来走天下，打天下，这是哪来的道理？”“弄斧为什么不能到班门？”一种反对歪风邪气、反对旧传统观念的情绪油然而生，写作冲动产生了，学生自然会兴趣为文。

三、运用关注、责任心理命题。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从自身的发展出发，他们有自己关注的问题，有希望自己健康成长的责任态度，特别到了高中，学生自我意识增长，有关他们自身发展的关注心理、责任心理也愈强烈。结合学生实际，注意学生圈里的热点问题、关注问题，把文题出在他们关心的焦点上，从而达到既有利于写作，又有利于引导的目的，这应是我们命题的又一思路。例如《关于追星族的思考》、《谈中学生早恋》、《中学生当干部弊大于利吗？》、《读书与做人》、《机遇》等，这类文题所涉及的问题，几乎每个学生都关注过，思考过：什么是真正的星，对待星的正确态度是什么；身边有同学早恋了，该怎样认识和对待；同学们选我当干部，为什么父母却反对；同样是博览群书的人，为什么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遗臭万年……这类问题就不单单是作文问题了，而是关系到他们怎样成长、怎样成功的切身利益问题。在关注心理、责任心理的驱使下，这类问题，他们乐于思考，这样的文题，他们乐于做，并迫切希望得到正确引导。命题中，我们还要善于运用关注、责任心理，把学生对自身成长的关心同时引入到对国家、社会的关心上来。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见义勇为赞》，这类作文就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胸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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