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治家格言篇（1）
2、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3、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4、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5、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幸心！
7、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赀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8、家门和顺，虽饔餐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
9、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往。
10、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
11、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12、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13、见色而起心，报在妻女！匿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14、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15、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16、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愬？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
17、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18、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
19、三姑六婆，实***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20、居身务期俭朴；教子要有义方。()
21、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22、毋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
23、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24、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25、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钰；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26、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27、勿持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
治家格言篇（2）
翻译：每天早晨黎明就要起床，先用水来洒湿庭堂内外的地面然后扫地，使庭堂内外整洁；到了黄昏便要休息并亲自查看一下要关锁的门户。对于一顿粥或一顿饭，我们应当想着来之不易；对于衣服的半根丝或半条线，我们也要常念着这些物资的产生是很艰难的。凡事先要准备，像没到下雨的时候，要先把房子修补完善，不要「临时抱佛脚，像到了口渴的时候，才来掘井。自己生活上必须节约，聚会在一起吃饭切勿留连忘返。餐具质朴而干净，虽是用泥土做的瓦器，也比金玉制的好；食品节约而精美，虽是园里种的蔬菜，也胜于山珍海味。不要营造华丽的房屋，不要***买良好的田园。
原文：三姑六婆，实***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翻译：社会上不正派的女人，都是乱***和盗窃的媒介；美丽的婢女和娇艳的姬妾，不是家庭的幸福。家僮、奴仆，不可雇用英俊美貌的，妻、妾切不可有艳丽的妆饰。祖宗虽然离我们年代久远了，祭祀却要虔诚；子孙虽然愚笨，五经、四书，却要诵读。自己生活节俭，以做人的正道来教育子孙。与肩不要贪不属于你的财，不要喝过量的酒。
原文：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多分润寡。长幼内外，宜法属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毋计厚奁。
翻译：和做小生意的挑贩们交易，不要占他们的便宜，看到穷苦的亲戚或邻居，要关心他们，并且要对他们有金钱或其它的援助。对人刻薄而发家的，决没有长久享受的道理。行事违背伦常的人，很快就会消灭。兄弟叔侄之间要互相帮助，富有的要资助贫穷的；一个家庭要有严正的规矩，长辈对晚辈言辞应庄重。听信妇人挑拨，而伤了骨肉之情，那里配做一个大丈夫呢？看重钱财，而薄待父母，不是为人子女的道理。嫁女儿，要为她选择贤良的夫婿，不要索取贵重的聘礼；娶媳妇，须求贤淑的女子，不要贪***丰厚的嫁妆。
原文：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遭暗想。
治家格言篇（3）
一、养子须教子
1、须知孺子可教，勿谓童子何知。(《增广贤文》)
2、养不教，父之过。(《三字经》)
3、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增广贤文》)
4、富若不教子，钱谷必消亡;贵若不教子，衣冠受不长。(《增广贤文》)
5、居家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增广贤文》)
6、能师孟母三迁教，定卜燕山五桂芳。(《增广贤文》)
7、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学初。(《增广贤文》)
8、人品须从小作起，权宜苟且诡随之意多，则一生人品坏矣。(家诫要言)
9、立身作家读书，俱要有绳墨规矩，循之则终生无悔无尤。(家诫要言)
10、儿小任情骄惯，大来负了亲心。(《小儿语》)
11、凡好何须父业，儿若不肖空积。(续小儿语)
12、要求子顺，先孝爷娘。(续小儿语)
13、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增广贤文》)
14、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增广贤文》)
15、事亲须当养志，爱子勿令偷安。(《增广贤文》)
16、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牛马。(《增广贤文》)
17、凡人皆有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
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曾国藩家书》)
18、京师子弟之坏，无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
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曾国藩家书》)
19、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
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曾国藩家中》)
二、仁爱
1、百善孝为先。(《赠广贤文》)
2、孝当竭力，非徒养生。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之恩。(《增广贤文》)
3、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治文贤文)
4、毋令长者疑，毋使父母怒。(家诫要言)
5、当少壮时，须体念衰老的酸辛。(《增广贤文》)
6、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
乡***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增广贤文》)
7、早把甘旨当奉养，夕阳光景不多时。(《增广贤文》)
8、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增广贤文》)
9、尊师而重道，爱众而亲仁。(《增广贤文》)
10、孤寡极可念者，须勉力周恤。(家诫要言)
11、处富贵地，要矜怜贫贱的痛痒。(《增广贤文》)
12、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增广贤文》)
13、肝肠煦若春风，虽囊乏一文，还怜茕独。(《增广贤文》)
14、责己之心责人，爱己之心爱人。(《增广贤文》)
15、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冶家格言)
16、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增广贤文》)
17、割不断的亲，离不开的邻。(《增广贤文》)
18、远山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增广贤文》)
19、泯躯而济国。(颜氏家训)
20、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示儿女》诗)
三、正直清廉
1、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莫甚。(治家格言)
2、官长之前，止可将敬，不可逐膻。(家诫要言)
3、随时莫起趋时念，脱俗休存矫俗心。(《增广贤文》)
4、气骨清如秋水，纵家徒四壁，终傲王公。(《增广贤文》)
5、事业文章，随身消毁，而精神万古不灭;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如斯。(《增广贤文》)
6、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福而姿杀生禽。(治家格言)
7、千里不欺孤，独木不成林。(《增广贤文》)
8、毋为财货迷。(家诫耍言)
9、立身无愧，何愁鼠辈。(家诫要言)
10、匆贪意外之财，匆饮过量之酒。(家诫要言)
11、俭以养廉。(家诫要言)
12、钱财如粪土，仁义值于金。(《增广贤文》)
13、丈失一生，廉耻为重。(续小儿语)
14、富贵是无情之物，你看得他重，他害你越大。(《增广贤文》)
四、诚实可信
1、许人一物，千金不移。(《增广贤文》)
2、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增广贤文》)
3、心口如一，童臾无欺。(《增广贤文》)
4、人而无信，百事皆虚。(《增广贤文》)
五、俭扑
1、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为维艰。(治家格言)
2、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匆流连。(治家格言)
3、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治家格言)
4、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治家格言)
5、治家舍节俭，别无可经营。(家诫要言)
6、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增广贤文》)
7、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增广贤文》)
8、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增广贤文》)
六、立志
1、不要空言无事事，不要近视无远谋。(***《示儿女》诗)
2、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示儿女》诗)
七、勤学
1、多读书达观古今，可以免忧。(家诫要言)
2、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示儿女》诗)
3、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增广贤文》)
4、良田百亩，不如薄技随身。(《增广贤文》)
5、读少则身暇，身暇则邪间，邪间则过恶作焉，忧患及之。(家诫要言)
6、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治家格言)
7、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增广贤文》)
八、惜时
1、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增广贤文》)
2、莺花忧怕风光老，岂可教人在度春。(《增广贤文》)
3、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增广贤文》)
4、百年容易过，青春不再来。(《增广贤文》)
5、一头白发催将去，万两黄金买不回。(《增广贤文》)
6、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增广贤文》)
7、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增广贤文》)
九、勤劳进取
1、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治家格言)
2、真心实作，无不可***之功。(家诫要言)
3、颓惰自甘，家道难成。(治家格言)
4、江中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增广贤文》)
十、修养
1、乖僻自是，悔误必多。(治家格言)
2、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需平心暗思。(治家格言)
3、施恩无念，受恩莫忘。(治家格言)
4、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治家铬言)
5、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
人有祸患，不可生欣幸心。(治家格言)
6、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治家格言)
7、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治家铬言)
8、知有己不知有人，闻人过不闻己过，此锅本也。故自私之念，萌则铲之，谗谀之徒至则却之。(家诫要言)
9、才能知耻，即是上进。(家诫要言)
10、器量须大，心境须宽。(家诫要言)
11、待人要宽和，世事要练达。(家诫要言)
12、恶不在大，心术一坏，即入祸门。(家诫要言)
13、一念不慎，坏败身家有余。(家诫要言)
14、每事宽一分即积一分之福。(家诫要言)
15、人悔不要埋怨，人羞不要数说。
人极不要跟寻，人愁不可喜悦。( 续 小 儿 语)
16、毋私小惠而伤大体，毋借公论而快私情。(《增文贤文》)
17、毋以己长而形人之短，毋固己拙而忌人之能。(《增文贤文》)
18、仗势凌人，势败人凌我;穷巷追狗，巷穷狗咬人。(《增文贤文》)
19、不自恃而露才，不轻试而幸功。(《增文贤文》)
20、***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增文贤文》)
21、得意盎然，失意泰然。(《增文贤文》)
22、驭横切莫逞气，遇谤还要自修。(《增文贤文》)
23、以直报怨，以义解仇。(《增文贤文》)
24、贪爱沉溺是苦海，利欲炽燃是火坑。(《增文贤文》)
25、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增文贤文》)
治家格言篇（4）
一、从苏格拉底之死看雅典民主制度局限性
作为西方近现代民主制起源的雅典民主，被西方学者称为“历史的奇迹”，但是在苏格拉底的判处问题上，却显露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
(一)在表决机制上
苏格拉底被人以“渎神和腐化误导青年”的理由控告，审判分为定罪和判刑两个阶段。在定罪阶段，苏格拉底没有为自己提出有利的证据，也没有为言论自由而辩护。在审判官团队就苏格拉底有罪还是无罪进行表决时，表决的结果以281张赞成票对220张反对票，于是这位除了言论自由之外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哲人就此被非理性的雅典公民判定为有罪，并最终以360张赞成票被判处死刑。
就民主决策主体而言，苏格拉底的悲剧在于——雅典民主使平民大众掌握了至高的统治权力。雅典的公民大会与陪审法院的构成大致相同，两者都是平民意志的表达。而雅典国民大都无知且短视，喜欢一味的依赖于领袖人物，或者雄辩者的言论，他们的决策往往带有非理性和情绪化的色彩。
就民主决策程序而言，雅典城邦的一切问题都要在公民大会上当场表决，公民必须当场明确立场。这种当场表决使公民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和思考分析，因而很容易受到能言善辩者的蛊惑。同时雅典为了审判的效率而实行一审终审制。即使之后人们意识到错误，也无法扭转局势。
在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人就为他们的错误选择后悔了，他们处死了控告苏格拉底的美勒托，并放逐了其他几个控诉者。但是，苏格拉底却再也无法活过来了。
(二)在陪审制度上
不完善的陪审制度亦是造就苏格拉底悲剧的原因。雅典设立陪审团的初衷是要维护民主，保证正义的判决。然而雅典人却忽视了与其相关的配套措施，如雅典的陪审员绝大多数都没有受过法学教育，不具备法律素养。作为有决策权的公民，他们大部分属于最低下和最贫穷的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能读书写字。他们依据自己本身可能都并不确定的法律与正义的一般原则来决断，很容易便被阴谋家所操纵，做出错误的抉择。在对先哲苏格拉底的审判中，他们的意志便借法律的外衣充当了消极***的角色，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
(三)在根本制度上
苏格拉底之死是民主***制和王***之间的紧张对峙后的结果。在民主时期的雅典，每个公民都有同样的***治地位和***治权利。他们对现存民主***治制度理解并遵从，每个人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他们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他们主张自己的法律和***治制度是公正的，坚持并维护这种习俗。然而，苏格拉底所倡导的是以德性和知识作为参与***治的基本条件，他认为应该由“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否定了民主***体。他认为，只有知道的人来治理城市，才是公正的，有秩序的。但是这显然成为了雅典人所拒绝的权威主义，雅典人是无法容忍苏格拉底所作出的这种制度设计的。于是在民主制呼声较高的雅典，苏格拉底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王******体反而落于下风，最终苏格拉底被处死。
二、苏格拉底之死对我国民主制度的启示
苏格拉底之死暴露了雅典民主的局限性，为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一)完善我国民主***治体制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不健全的民主***治体制密切相关。雅典民主把立法权和司法权交给了同一团体，平民大众控制了使用法律的手段，在实际上挣脱了法律的束缚。这种没有监督的权力，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平民对苏格拉底的暴***。我们中国正处于民主法治建设完善时期，苏格拉底的悲剧无疑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提供了经验教训。它启示我们，要完善我国的民主***治体制，必须要把***治权力放到笼子里，加强对***治权力行使的监督，防止像苏格拉底无辜处死这类伪民主事件在中国的发生，监督人民正确使用国家的***治权力，最终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法治。
(二)保障公民言论自由
苏格拉底被以“渎神和腐化青年”罪判处死刑，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犯任何行为上的犯罪。雅典城邦仅仅因为苏格拉底大胆的言论而处死苏格拉底是荒谬的，也是可惜的。中国的民主一定要赋予人民敢说话的权利，一定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避免出现如雅典城邦对苏格拉底这样子的荒谬处决。中国的法律要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不能因为言论而轻易判处发言人死刑，否则中国现代民主的言论自由便成一纸空谈，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字狱无异。
(三)提升公民知识道德水平
治家格言篇（5）
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中说：“有***治便有谣言存在。”***治谣言是***治斗争中很重要的一种斗争手段，它们往往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因此分析***治谣言的心理成因，做好***治谣言的防控是现代社会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治谣言的界定
（一）***治谣言的含义
1．谣言
谣言是一种缺乏真实性根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谣言的内容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消息，以口为传媒介或散发传单方式等非正常渠道进行传播，具有非***性。
2．***治谣言
***治谣言是谣言的一种，它是个人或集团为了实现特定***治需要，在没有事实根据或虽事出有因但在传播过程中却严重失真的情况下，对***治人物或***治集团进行有意诬陷、攻击和诽谤的***治传言。***治谣言所涉及的事件或人物往往具有重大性，与社会***治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密切相关，其重大性与暧昧性的结合可以在较大社会范围和短时间内激发起公众的兴趣和关注。
（二）***治谣言的特征及危害
1．内容虚假，蛊惑人心
***治谣言的内容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信息，但为了争取人们对它们的可信度，***治谣言传播者往往以“据说”、“大家都这样说”、“有人亲眼看见”等模糊性的词语传播这些虚假信息，并竭力使人信服。其结果是人们在***治谣言的影响下，分不清事实，失去判断的标准和行动的方向。
2．证据模糊，混淆视听
***治谣言都提不出任何信得过的确切证据，但它为了争取人们对其传播内容的认同，总是尽量提出一些直接但却是虚假的“证据”来，并使这些虚假信息在一定状况下显示出逻辑合理性，因而能够得到一部分社会情绪的认同，迎合某些人的心理或情感需要，引发、左右人们的***治行为，甚至导致社会震荡和***局失稳，造成严重的社会***治问题。
3．方式灵活，真伪难辨
采用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治谣言流行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本质上来说，***治谣言是一种信息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治信息为了迅速传播会采取不同方式方法来加速传播过程，***治谣言不断地被加以解释和评论。在当今时代，大量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合成的虚假***像，因其逼真度高，真伪难辨，且视觉冲击效果强，更易对人的精神及心理造成震撼，最终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二、***治谣言的心理成因分析
（一）***治认知的缺乏和偏差是***治谣言滋生的思想根源
***治认知是***治主体对***治体系、***治过程、***治角色、公共***策等国家***治生活各个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治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再进而支配人的***治行为，这个过程就是***治认知的过程。人在某一情况下出现的问题行为或不恰当的行为反应，是由个体对该情境不正确或不精确的认知加工引起的。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对谣言的研究表明信息的模糊性是形成谣言条件之一。从认知的角度讲，人总是要不断地了解自己所处的***治环境，但很多情况下，人对有关***治事件的信息常常不能无法获知或准确获知，于是会自发地建立非正式渠道沟通信息。当真实的信息来源偏差甚至断绝时，***治谣言的信息亦会被当作对个体***治认知过程有用的信息来看待，帮助他们对事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促使他们降低不确定感。于是，***治谣言就有了传播的空间，并且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新的***治谣言也不断地产生。
（二）***治动机是***治谣言滋生的心理动力
***治动机是激励并维持***治主体的***治活动以达到一定***治目标的内在动力，是隐藏在人们***治行为背后，驱动***治主体的需求向***治目标实现转化的心理因素。***治动机必须有目标，***治目标引导个体行为的方向，为个体的***治行为提供原动力。***治谣言的出笼过程与广泛传播，往往有复杂的***治目的。***治谣言具有明显的***治意***，攻击对象明确，目的是要攻击、抹黑***治人物、***治对手。一些国家、某些***治势力与利益团体经常利用***治谣言攻击对手，扰乱民心。我国台湾省领导人选举期间，就曾出现无数攻击对手的***治谣言，这些谣言就是为了瓦解对方选举阵营的士气，使其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人格是***治谣言滋生的重要心理因素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人格形成的因素不尽相同，有的人形成了优良的人格，而有的人则形成了某种人格缺陷。这种人格缺陷，在认知方面表现为被动感知、易受暗示、不求甚解、善于幻想和盲目模仿等；在情绪方面表现为情绪易激动、起伏不定、厌世、抑郁等；在意志方面表现为缺乏主见和信念、自控能力薄弱、放纵自己、遇事优柔寡断、缺乏自信和毅力等；在对现实的态度方面表现为自私、贪婪、虚伪、狡诈、无正义感、自负、自卑、粗心大意等。研究表明，存在上述人格缺陷的人更倾向于制造和传播***治谣言。
（四）非对称性社会互动是***治谣言滋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治谣言的制造和传播实质是特定主体所实施的特定行为，特定行为的实施又受特定的心理支配，而这种特定的心理从形成过程上看是在与他人之间产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特别是在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形成的。非对称性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是暗示、模仿和感染。
1．暗示
治家格言篇（6）
世界上现存的语言约有6000种。就欧洲而言，目前那里大约有六十余种语言。有的欧洲语言学家慨叹，就语言资源的丰富性来说，欧洲徒为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民族语言与***治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始终以规范和革新自居，民族语言获益，而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的命运却不断地遭到排斥。“没有一个大陆像欧洲这样，历史上遭受过这么多词汇学家和语法学家的干涉。(语言的)多样性被削弱就是其后果。”
近代以前，拉丁语在欧洲具有绝对的优势。近代早期，即君主制时期，君主的语言成为国家语言。从19世纪开始进入典型的“语言***治化”时代，语言与民族、民族主义的关系尤为密切，“民族语言”被纳入“民族”的符号结构之中，民族***治的要求成为“筛选”和“净化”民族国家语言最为适用的标准。在近代以来的欧洲历史中，语言一直处于发音、书写的知识训练与作为文化控制的权力技术之间的交叉点上，公共领域中的语言使用被一套相应的观念、制度、体制组成的运行模式所支持。语言研究不仅属于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语言问题又是一个***治问题。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给“语言”下定义时意在排除一切同语言组织、语言系统无关的因素，包括民族、种族、文化、***治、学校和教会制度等语言的外部因素，但他也留下了教诲：“外部语言学所研究的确是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
中世纪初期，拉丁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各地，很多普通人可以用拉丁语进行交流；“汉萨同盟”地区的人们习惯用低地德语；属于日耳曼语族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言”这一统称比区分为丹麦语、瑞典语、冰岛语和挪威语显得更为恰当，足见当时欧洲语言之间界限的模糊。在近代早期，虽然地方文学的兴起、印刷技术的发展、宗教改革等因素对语言的标准化有所促动，但语言的界限如同欧洲国家之间的边界一样，尚处于变动之中。19－20世纪，民族国家的权力机构试***以***治疆域确定语言界限，民族语言的推广引起少数语言群体的抵制和反抗。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各种语言相互影响，拉丁语与地方方言之间、各种地方方言之间、地方方言与标准语言之问相互渗透，构成了欧洲语言的动态景观。将语言置于当时的文化、社会、***治环境中，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欧洲语言的发展与演变。在欧洲的语言史中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倾向――“离散”与“统一”：当新教教会自罗马天主教教会分离出去时，凭借世俗权力的支持，并且得益于印刷术的发展，地方语言兴起，较之统一的拉丁语而言，语言格局表现出了明显的离散趋向；印刷术同时又推动了地方语言的标准化，之后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对外扩张期间，语言格局又出现了统一的倾向。欧洲语言的地理边界一度处于变动之中。欧洲的语言史不是无分歧的单一线索，更不是一个进步的故事，若为它概括出一个主题，即是“向心力与离心力、趋同与散化、同化与抵制、纪律与自由、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不断的冲突”。本文中所用的语言“普世主义”、“王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权威模式，并无将欧洲语言史简化处理之意。采用这种看似线形的叙事逻辑，仅仅是为了突出不同时期语言***治的主题和首要特征，但并不否认反向因素的存在与作用。也恰恰是因为后者对前者的种种挑战，才构成了其发生和形成的过程。
一、语言的“普世主义”
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地，有着相近的经济结构、***治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各地的整体发展水平相当，国家、民族、语言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自公元前3世纪起，拉丁语随着罗马***队、官吏和商人的足迹，逐渐传播到了整个帝国。公元380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确立为国教，随后希腊文本《圣经》被译成拉丁文本，教会自此便掌握了文化教育权，使拉丁语传播得更为深广。自公元前l世纪至公元14世纪，被语言学家称为“古典拉丁语(黄金拉丁语风)”时期。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依据拉丁字母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发现新大陆、新航线以后，欧洲殖民者将拉丁文字传播到拉美、亚、非各殖民地，在那里拉丁文字凌驾于当地语之上，成为外来的***文字。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言：“拉丁字母的传播像是水中波圈的扩散，一圈大于一圈。”在16世纪以前的欧洲，拉丁语地位稳固，并且与地方语言之间相互渗透。
在欧洲中世纪的语言景观中，拉丁语因其享有国家权力、教会权力和文化权力而处于特殊的优势地位。这里的“拉丁语”应作广义的理解，从西塞罗典雅、庄重的古体拉丁语到中世纪末期公证员搀合进地方语言的“粗拉丁语”，从中世纪以后很少变动的教会拉丁语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使用的新体拉丁语，从简单的宗教仪式语言到最复杂的圣伯纳德的散文再到惯用讽刺、闲聊和俚语的伊拉斯谟的拉丁文著作，其中包含众多拉丁语的变体，并非整齐划一的统一体。
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语言。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神圣罗马帝国一直想借用“罗马”的称号还魂。尽管从13世纪开始神圣罗马帝国因实力下降不再干涉意大利事务，在1486年又比较有“自知之明”地在名称前加上了“德意志”三个字，但是拉丁语一度被确定为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后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语言与外交语言。直到1784年，拉丁语才被德语所取代。
同采用希腊语的东正教、采用阿拉伯语的***教一样，采用拉丁语的天主教会的“宗教教义是施加文化一***治影响和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最有影响的宗教，正如和它们有联系的文字体系一样，在封建时代就有了国际性质”。自4－9世纪，传教士高举《圣经》从罗马出发北上，天主教会开始在欧洲遍地开花。拉丁语成为礼拜语言，用于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等宗教仪式和修道院的日常祈祷。在教士团体的有意推崇和信徒的宗教热情的影响之下，拉丁语被奉为“神圣”语言，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自16世纪初起，拉丁语的地位遭到新教所倡导的地方语言的挑战，但是1562年9月5日特兰托宗教会议再度肯定了拉丁语在天主教会中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一直维系到1965年3月7日。
用拉丁语写作的人组成了西方世界的“文人共同体”和“知识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也存在人格等级，颇似罗马法中的“人格减等”：学者是人格完全的一等公民，二等公民是上拉丁文法学校的学生，目不识丁的人自然就是三等公民。无论是口头讨论，还是书信往来、著书立说，学者 们都使用拉丁语。“文人共同体”的晚期代表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者――一群想以知识的傲慢取代贵族出身的傲慢的人。斯・茨威格称：“他们认为只有能熟练地运用拉丁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权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这个“才智者骑士团”的标志是“书而不是十字架”。一直到近代早期拉丁语书籍的出版数量都占绝对优势。17世纪下半叶，在每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交易会上出售的书籍多数是用拉丁文写作的；1650年用拉丁语写作的书籍占出版书籍总量的67％，1700年则锐减到38％。
自1087年波伦亚大学设立时起，以拉丁语为学术语言的大学便开始形成一个网络，一批批新成立的大学使这个网络不断扩大：迪林根、都柏林、日内瓦、耶拿、科尼斯堡、莱顿、维尔纽斯等大学于16世纪设立，阿尔博、阿尔特多夫、卡利亚里、吉森、隆德、利沃夫、乌得勒支等大学于17世纪设立，波恩、布雷斯劳、第戎、哥廷根、莫斯科、波城、雷恩、圣彼得堡和斯***加特等大学于18世纪设立。从都柏林大学到科尼斯堡大学，再到圣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作为教学语言、书写与交谈语言的拉丁语逐渐东传。各地的大学组成了一个“泛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学生与教师可以自由流动，这种行为被称为“学术移民”。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即可获得任教资格，这又反馈性地增加了拉丁语作为学术通用语言的机会。18世纪设立的一批科学院也加入到推广拉丁语的队伍，普鲁士的柏林科学院设立时采用拉丁语作为学术语言，圣彼得堡科学院亦是使用拉丁语出版学报。
二、语言的“王朝主义”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欧洲的文化、***治和宗教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世纪的传统已经奄奄一息，虽然还没有死亡。”这一时期有多种因素促成地方语言的发展，包括宗教改革中诞生的新教诸教派，诗人、学者掀起的各项地方文学运动，地方世俗***权的兴起等，都对地方语言地位的确立有所促动。在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16－18世纪兴起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成为核心因素，新教教会与地方文学运动最后都归于新兴世俗***权的保护之下。不同于19－20世纪***有意识的、大规模的、渗透性的“语言***治化”时代，16－18世纪欧洲的一些地方语言借助于君主的***治力量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语言与***治的联系亦不可否认。
(一)地方文学运动、新教语言及语言研究的***治归宿
中世纪后期，传统文学的重要性题材，如“人与上帝”、“天堂与地狱”、“人的善与恶”，仍受读者喜欢。但是地方语言文学的兴起更为引人瞩目：爱尔兰与威尔士的吟行诗人仍受到当地民众的尊重，他们为自己的写作技巧和社会地位而骄傲；同其他地方一样，在布列塔尼与受它影响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民歌、民谣、英雄叙事诗等大众文学广为流行；自14世纪起，以往盛行于德意志的缠绵悱恻的抒情诗为格律严谨、意境高深的工匠诗所取代；马基亚维利、拉伯雷、塞万提斯的地方语言作品妙趣横生。较之中世纪用拉丁语写作的僧侣，此时的世俗文人与知识分子更容易把用地方语言写作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他们也唯有在王侯的宫廷或地方贵族的府邸才容易获得庇护和报酬。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语言文学便逐渐形成“国家文学”。“文学运动的兴起在时间上是与***治历史本身的发展一致的，而***治历史的发展则迫使作家和保护人同样注意作为一个***的、容易辨识的单位的‘国家’的性质和要求。这个国家具有自己的利益并且不再仅仅是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
新教改革期间，拉丁语同天主教会一起成为宗教改革家和社会改革家的抨击对象。北欧、西欧的新教国家纷纷用地方语言翻译《圣经》，以取代通行于整个中世纪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黑格尔称赞马丁・路德用本地德语取代了用拉丁语传教布道的习惯，赢得了“用自己的语言思维和说话的权利”。路德翻译的完整的德语版《圣经》于1534年问世，这本通俗、生动的德语版本《圣经》，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成为新教国家再译《圣经》的样板：英国的宗教改革家廷德尔(WilliamTyndale，1494－1536年)的《圣经・新约》于1535年出版；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建议效仿路德版，采用通俗语言，于1541年完成《圣经》的翻译，这一版本被称为《古斯塔夫瓦萨・圣经》；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要求本国的翻译委员会以路德为榜样，丹麦语文本《圣经》于1550年出版。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之影响还波及到法国、芬兰、捷克、匈牙利、荷兰等地。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为天主教派和新教教派，普世的教会拉丁语也为地方语言所取代。实施宗教改革的地区建立起了国家教会，新教教会成为隶属于新教国家的职能机构。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再服务于教会，而是更为经常地出入于王公贵族的府邸。“无论是新教国家或天主教国家，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都在渐渐减少。随着‘教随国定’(Cuius regio，illius et religio)原则的推行，各国王侯为加强自己的权力地位，都继续利用教会促进文化统一，或利用教会作为一个宣传渠道。由于民众还信仰宗教，王侯也藉此宣传：君权神授，统治者都是由神派来的，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君主不仅获得了***治利益和***治权威，也兼得了文化认同。
近代初期欧洲的语言格局发生的迅速变化，使得人们对语言有了更多的认识。拉丁语、希伯来语、希腊语被“划归”给墨水和纸，其价值在于学术研究而非日常交流，它们被称为“死，，语言。相对于拉丁语语言地位的衰落，对地方语言的礼赞则成为当时学者的一种写作潮流。早年游学于意大利多年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奥-内夫里哈(Anarmo Nebrija)回国后就对拉丁语展开了猛烈的攻击。1492年，已经身为王室官员、负责历史编撰的内夫里哈把自己编写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进献给伊莎贝尔女王。“语言将永远与帝国相伴随”这句名言，表达了内夫里哈对1479年统一的西班牙帝国的无限信心和期待。他认为，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都有过自己辉煌的时代，西班牙语的“辉煌时代”在当时已经到来。佛罗伦萨的“秕糠学会”(Accademia della Crusca)于1583年设立，“秕糠”出自《圣经》的借用语，以“秕子”和“糠皮”指代语言中的不良成分。相对于其他语言，以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作品为代表的托斯卡纳语被认为像麦子一样纯洁，因而被奉为规范和纯化意大利语的典范。现代意大利语即以托斯卡纳语为基础，加以规范而形成的。“辉煌”、“纯洁”这些神学用语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新的***治、文化环境里走向了世俗的领域。
对希腊语的研究引起对方言的关注，希腊人对雅典阿提卡方言的推崇和对其他方言的鄙视态度也影响到近代的语言研究者。英国的兰德尔・科特格雷夫(Randle Cotgrave)将“方言”一词收入他1611年所编撰的《法英词典》，将之注释为“莫明其妙的”、“粗俗的”或“乡下人的话”。雷蒙。威廉斯在其名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对“方言”在英语文化中的词义演变加以考据，认为“方言”于16世纪末成为英语单词，17世纪后尤其是在18世纪具有了现代的普遍含 义。它不仅仅是对一个地区所用语言的客观描述，而且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正确与错误、纯洁与杂芜、高贵与鄙俗)，表现出使用者的一种语言态度(贬低、歧视或排斥)。正如《牛津大词典》中对“方言”的定义：“一种语言的附属形式或变体(subordinate forms or varieties)――具有地方特征的词汇、发音或片语。”这一解释的关键词是“附属的”(subordinate)。《牛津大词典》对“方言”的进一步说明可以使我们对该词有更全面的理解：“不同于标准‘语言’或优雅‘语言’(standard orliterary‘language’)的各式各样的语言。”雷蒙・威廉斯认为，在语义演化史的研究中，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作为明显事实的说话方式，而在于语言的“附属”形式；“标准化”语言是因为被选定而成为主流的，“优雅”语言则指谈吐优雅、文辞优美的语言；从中性的角度看，语言由一系列变异组合而成，但在文化宰制的体制里，一种语言被筛选出来而成为权威的类型，其他则成为“变异”的、“低劣”的或不正确的；标准语言或优雅语言成为一种完全抽象的概念，不仅存在于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与方言(dialects)的区分中，同时作为这一区分的投射也存在于单数的英文(a singular English)与复数的英文方言(dialects of English)中。
(二)王朝语言的建构实践：在“高贵”与“低俗”之间
近代早期，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模仿帝国宫廷的语言风格渐渐形成了新的语言标准――宫廷语言和文人语言。这种语言的使用扩大到司法、行***领域，便于统一管理，同时这种扩张也带有重要的符号意义，标志着一个新的共同体和一个新的共同体观念的兴起。上层社会的文化与下层社会的文化相分离，贵族的语言有别于平民语言。例如，自17世纪起朗格多克的贵族与资产阶级逐步采用了位于奥依语区的巴黎的宫廷风格语言，与讲奥克语的工匠和农民分离；威尔士的乡绅开始使用英语，不再充当操威尔士语的吟行诗人的保护人，吟行诗人开始销声匿迹；在苏格兰高地，盖尔语成了“茅舍语言”，不能使用于乡绅的客厅或餐桌旁。1620年白山战役后，德国人在波希米亚获得了地产，成为当地的大贵族，他们和维也纳的宫廷共同形成了一种基本语言，说捷克语被视为是“败坏名声”的表现。语言的扩张又是近代帝国的产物，西班牙语、荷兰语、英语、法语都向新地域寻求扩展空间，语言“殖民”发生在王国内部、王国之间，甚至发生在各洲之间。帝国语言的扩张以牺牲拉丁语和其他地方语言为代价：法语的扩张以牺牲奥克语、普罗旺斯语、布列塔尼语、弗拉芒语、巴斯克语为代价，英语的扩张以牺牲爱尔兰语、威尔士语、苏格兰盖尔语为代价，德语的扩张以牺牲捷克语、波兰语为代价，丹麦语的扩张以牺牲挪威语为代价。
1066年来自诺曼底的征服者威廉一世成为英格兰国王，诺曼贵族取代了原盎格鲁一撒克逊贵族的地位，英格兰的古英语时期结束，中古英语期开始。在以后的三个世纪中，英格兰形成非常鲜明的两个阶层，一个是上层的诺曼贵族，一个是下层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13世纪时，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人会说三种语言，即作为本地语言的英格兰方言、教会拉丁语、上层社会通行的法语。“百年战争”以后，英格兰疏离了与法国的文化联系，维护本土语言的意识加强。英格兰大封建主掠夺欧洲大陆财富的希望幻灭后，开始将精力集中于本土，进而加剧了在岛上的争夺。英格兰语成为国王对付他的邻居――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另一种武器。英语凭借王权的***治力量得以推行在一系列事件中被印证：1537年颁布的《英国秩序、习俗和语言法》限制在公共场合使用爱尔兰语；1563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签订《合并条约》，要求法院在记录与宣誓时必须使用英语；169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根除爱尔兰语的法令。
与阿拉伯人7个多世纪的斗争培养了西班牙人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共性；与阿拉伯人的交往也使伊比利亚半岛原著居民的拉丁语变异为彼此有别的罗曼斯语。在光复运动中，卡斯蒂尔王朝居于领导地位，卡斯蒂利亚语逐渐取代了各地的罗曼斯语，至16--17世纪，卡斯蒂利亚语被提升为西班牙帝国的国语。1561年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规定，在加泰罗尼亚进行的审判必须使用卡斯蒂利亚语，因为卡斯蒂利亚语是西班牙帝国的共同语言。1567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禁止阿拉伯语的使用，他担心这些摩尔人表面上装成是基督徒，实际上仍然是操着阿拉伯语的***。
1539年法国国王颁布了《维莱一科特雷法令》，规定在司法领域使用法语，由于法令中提到“法兰西人的母语”，因而被视为国王为实现语言统一***策而采取的第一个***行为。17世纪的法国是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巴黎是当时的“世界之都”。语言代表国家形象和帝国的威仪，纯洁的法语是法兰西的荣耀。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学院以“致力于纯洁和规范语言，解决语言使用方面的疑难问题；保持语言自身的特征和原则不受玷污”为己任。经两代人的努力，1694年法兰西学院的院长庄严地将第1版的《法兰西学院词典》敬献给法国路易十四，自此法兰西学院便肩负起纯化法语的文化行***职责。当时的语言净化针对下列四类语言采取审定措施，以实现对法语的精确使用：排除“脏话”，摒弃陈旧过时、庸俗的语言，排除职业、科学、工匠的技术用语，排除外来语。词典编撰中所采用的语言标准是宫廷圣洁的言谈方式和作家高尚的写作方式，所以这一学术权威与******治力量合作的语言纯化和规范活动又被称为“语言专制主义”。自路易十四开始，在根据《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割让给法王的地区，法语被普遍推行。1697年阿尔萨斯被并入法国，1735年伏尔泰访问该地区后称它为“一半德国一半法国”。同年阿尔萨斯的总督秘书声称，应强令这个地区的居民说国王陛下的语言，因为他们仍将普鲁士之鹰“铭记在心”。之后，法语在上层社会的推行获得成功，但对普通民众则影响甚微。
18世纪之前，俄罗斯的语言文字处于无***行为介入的自然发展阶段。在俄国的历史上，彼得大帝是最激进的改革者之一，他主导了1707－1710年的文字改革。根据彼得大帝的指示，采用“民用”铅字时废除了9个字母。这次没有完成的改革具有***性意义，它引发了1735年、1738年与1758年三次较小规模的文字改革，这三次改革均由帝国科学院主持进行。@数次改革之后，俄语字母的写法得以统一，用法也更加规范。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在执***期间创办了莫斯科大学与艺术学院；叶卡捷琳娜二世组建的学校创办委员会成为国民***的雏形；至18世纪末俄国已有各类学校549所，在校学生达到6.2万人。正如权威史学家B・O・克柳切夫斯基所言：“俄国的皇帝不是看管机器的机械师，而是菜园中吓唬猛禽的稻草人。”沙皇是俄国的最高领袖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决策者和领路人，语言文字与教育体制的改革首先服务于国家的强大与统治的巩固。作为意外的产物，第一批有自由思想与***意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于18世纪末诞生了。
为维护君威和实现***治整合，征服者自然要求被征服者改用征服者的语言。一些扩张中的国家借此更为坚决地推行语言同化***策，典型的是普鲁士对波兰民族的日耳曼化***策，以及沙皇俄国对被征服民族的俄罗斯化***策。这是出于王权***治之下的实际需要，而非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需要，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并不吻合。在16－18世纪的语言***治里，王权位于臣民和国家之上，对实现君主制国家的***治整合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王权是“封主、神权和的混合物。……公共威望体现在君主身上，而王冠则是的体现。同时还要唤醒统治者领导的大众”。君主享有最高的权威，臣民是君主的臣民，国家是君主的国家，语言自然是君主所选定的语言。这一策略可追源到宗教改革，改革与反改革的宗教战争最终使君主之间达成妥协性的原则，君主的宗教就是国家的宗教。在语言之争中，这一原则被转换为君主的语言就是国家的语言。君主制国家的框架建立在效忠王位的体制之上，在“一个国王、一种信仰”的传统观念之上，为消除臣民语言庞杂的现象，又加入“一种语言”的观念。近年来欧洲一些学者用以下术语来指称这一现象：“‘原民族主义’(proto－ nationalism)、‘王朝主义’(regnalism)、‘国家主义’(statism)。”在这些术语之中“王朝主义”更为恰切地表达了当时的语言***治观念，即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君主与掌权的大臣们意欲建立的是强大的君主制国家，而非统一的民族。在18世纪中叶以前，语言与王国的联系较之语言与民族的联系更为密切。
三、语言的“民族主义”
爱德华・萨丕尔称：“语言有一个底座。……人类学家习惯于凭种族、语言和文化这三个纲目来研究人。”萨丕尔的这一判断是出于驳斥的目的而提出的。这种三分法符合狂想者的信条，而经不起科学的冷静考察。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分布并不吻合，而是相互交错的。中世纪的法兰西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与一片边际模糊的地域和界限不清的语言相关，很少带有民族区分的意义。中世纪晚期的拉丁语“lingua”、法语“langue”、德语“Ztmg”、捷克语“jazyk”，都可以译为“语言”，兼可指代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以语言来区别人群(并非民族)，比较典型的是现代德语“Deutseh”这个词的涵义转变，其在古高地德语时期的表述是“diutise”，意为“民众的”；由日耳曼语“peud6”(意为“人民”)加上形容词派生成分－iska－形成，表示“来源、身世”。“民族”(nation)一词源自于拉丁语“natio”，中世纪拉丁语的“natio”与“gens”或“popuhs”的意义相近，都有“民族”(the people)之意。但是这个“民族”(natio)并非有形的***治实体，而是飘忽不定的存在，“法兰西”、“德意志”、“英格兰”、“意大利”这些词语更为经常的用法是表示地理概念，而不是作为***治实体的国家。在1417年，纯粹出于维护基督教世界秩序的考虑，罗马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原名Otto di Cdonna，1368－1431年，1417－1431年在位)颁布诏书，建议在欧洲确定以下4个民族：法兰西民族(包括勃良第、纳瓦拉和马略卡)、德意志民族(包括英吉利、匈牙利、波兰、挪威、丹麦和瑞典)、西班牙民族和意大利民族(包括西西里、撒丁尼亚、科西嘉、希腊、斯拉沃尼亚和塞浦路斯)。这项建议当即遭到各地教会，特别是英国教会的强烈反对。在1414－1418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一位英国代表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和最真实的标志”。这一表述中对“语言”和“民族”的用法看似颇具现代意义，但不可有过多的联想和转义。若将其放置回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保守”地考察，这两个词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英国代表所说的“民族”和“语言”是集合概念，指一种比较松散的结合体，完全不具备西方构建民族国家时期形成的“现代民族”(nation)的内涵。英国人的“民族”是英格兰人，尚不包括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在内；而作为“民族”标志的“语言”也让人匪夷所思，因为即使在英格兰一地，“唯一”的标准英语并不存在。当时德意志人会说他们的“民族”还包括荷兰人、瑞典人、盎格鲁一萨克逊人在内，“德意志语言”也包括上述各类人所使用的语言，这也正是英国代表所反对的。斯拉夫人会说他们的“民族”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但是否包括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在内则会与德意志人发生异议和争执。法兰西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在族群系属和群体认同上的矛盾和冲突都可以依据此法类推。
(一)“民族国家”的语言“底座”
不同于前一个时期的君主制国家语言，自18世纪末起“民族语言”与“民族的发现”或“民族国家的构建”联系在一起，这个时期可以称为民族语言时期。“民族”需要“语言”这一文化符号和标志，以建立同质的、单一的民族***治单元――“民族国家”。民族语言经常出现于“民族主义”的***治表达之中：“民族国家”需要“民族语言”为其提供文化正当性，民族国家以“语言同化”***策来维护和纯化民族语言。在现代民族观念中，作为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和交流方式的语言，既是骄傲与认同的依据，又是冲突的根源。
有数量众多的研究材料试***对历史上现代民族得以构建之基础进行分类，这些分类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外在客观的自然事实和主观认同。民族观念的客观性，即认为民族是人们由于母语、种族等因素而形成的一种自然事实；民族观念的主观性，即认为民族是一种心理现象。客观因素构成了同属于“民族”这个重要群体的可闻、可见的事实，在此之上需要认知和情感因素的介入，民族才能成为人们之间相互承认的新基础。之后，“民族”这一概念才能表现出其强大的创造力。“民族创造了人；民族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如果某一类别的人(比如某个特定领土上的居民，操某种特定语言的人)，根据共同的成员资格而坚定地承认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他们便成为一个民族。使他们成为民族的，正是他们对这种伙伴关系的相互承认……”
民族观念被建构的过程中负载着具有主导意义的主张，共同的民族性维系着共同的文化与物质利益，它有进一步提出***治自治或作为***者行动的***治要求。为实现民族所代表的权力最大化的***治理想，建立***的国家就成为必要的手段。18世纪末期法国大***爆发后，“民主”、“自由”、“平等”成为***治合理性的基础，君主的为人民的所取代，臣民的义务也相应转化为人权与公民权，法国大***的遗产之一就是的民主化。“国家不再属于个人，它应当属于整个‘民族’。‘民族’与王权相对抗，最终专制王权。”君主制国家为民族国家(nation－sfate)所取代，以建立新的集体认同与抽象团结。人民就是生活在一个特定地域的，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的人的集合体，现代的民族观念在***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滋养。、***、统一成为民族***治最基本的要素，民族***治的要求被付诸实践。
“只有当传统受到质疑，或似乎受到质疑时，民族主义才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近代思想。”新的 民族国家用“民族”这一新的统一体来替代旧帝国、王国里有关君主、贵族、教会的历史神话。欧洲***治思想史的这一转折的标志之一，就是将“语言的统一”与“民族的创造”联系在一起。“一个‘民族’可以从他们共同的出身、语言和历史当中找到其自身的特征，这就是‘民族精神，；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体系建立了一种多少带有想象特点的同一性，并由此而让居住在一定国土范围内的民众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属性，尽管这种属性一直都是抽象的，只有通过法律才能传达出来。正是一个‘民族’的符号结构使得现代国家成为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主导性***治学说的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情感号召力，其强调***治单元与民族单元重合同生，在这样一个***治集中的单位里，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民族特征。“民族主义的兴起，包含了人民的参与，各民族的统一和***运动以及他们含蓄的***愿望，这些都把语言、文化共同体、领土和机构等话题摆在了第一位。从此时起，大多数国家强调了一种有凝聚力的自动生成的共同语言的重要性。”
共同的民族语言既为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提供了文化正当性，又为民族国家的***治治理降低了成本和提高了效率，“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如果社会中的公民享有共同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身份，要治理社会就较为容易。如果在公民之间有一种确定的文化共同性，那么，国家所有的重要功能――沟通、协商、计划、投资、管制、***――都会发挥得更好”。民族国家在建构统一性的过程中，受固定的地域边界和族群系属关系的限制，不得不面临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难题，其中自然包括丰富多样的语言。哈贝马斯认为，欧洲民族国家大多是建立在少数族群被边缘化和压迫同化的基础之上，“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就是残酷的流亡和驱逐过程，就是强迫迁徙和剥夺权利的过程，就是肉体消灭的过程，直至种族灭绝”。只不过是种族灭绝不以肉体消灭为唯一的途径，以文化同化的方式创建和巩固民族国家更为“人道”，也更为隐性。19－20世纪，欧洲国家在民族语言建构中的主导性的操作策略是借助国家的力量，以强制同化的方式实现民族语言的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策就是以单一语制实现语言同化。
(二)民族语言的建构实践：在“一元”与“多元”之间
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法语在欧洲享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尊严，被视为自由思想的最佳载体。法国大***时期，以统一的语言来建构民族语言的***治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反***的恐怖时期。公安委员会的巴雷尔(Bertrand Barere)主张，为了同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的“封建和迷信”作斗争，需要开展一场语言***。1793年9月30日，牧师兼国民议会代表亨利-格雷瓜尔(Henri Gregoire)对公共教育委员会宣称：“照此下去，地方土语、隐语将会不知不觉地消失，它们属于600万不说国语的法国人，我不得不重复这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根除延长智力的初生期和偏见衰退期的粗俗杂乱的方言在***治上比我们想的要重要。”之后他接受***府的指派，调查各地方言。于1794年递交的报告中，格雷瓜尔提倡在法国各地学习法语，以便“将公民融为一个民族大众”。1798年修改版的《法兰西学院词典》的序言充满了激烈的论战色彩，以高扬法语的共和精神，“但它划清了君主***体语言与共和***体语言的界限”。法国大***中***治乌托邦主义成为知识分子之中的主流倾向，“语言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变革可促成前所未有的新人类。德国唯心主义者、法国***家与浪漫派诗人共有的模糊观念就是，人类语言的变革使之不再对非人的力量负责，人类因而成为新人类”。尽管大***以后法国的***局动荡，但为了维护法语的统一和纯洁，历届***府在推行强硬的、排他性的语言***策上却具有一贯性。直至1951年法国***府颁布了《德伊克索法令》，地方语言才稍稍得到了一些承认，这一承认发生在几个世纪的歧视和否定之后。
面对拥有强大***治、文化势力的法国和在海外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对于“想象”中的具有同一语言的民族共同体的论证，德国思想家付出了太多的心智和努力。富有洞察力的赫尔德曾把民族描述成用语言尤其是用传达着生命力和崇高感的最初口头语言聚集起来的共同体。赫尔德虽强调语言与民族的相似性，语言是生活方式与民族性格的外在表现，但并无贬低或歧视其他民族语言以突出德语优越的意识。如他所言，语言“恰恰是经历许多世纪积累而形成的，是许多民族共同养育成的孩子。语言是一座宏伟的大厦，有史以来，世界上每一块大陆、每一个民族都参与了这座大厦的建筑”。深受赫尔德思想影响的洪堡特坚信语言与民族性的基础十分相似，相对于“深不可究”的民族性而言，语言的影响更明显、更强烈，语言具有使人们疏远或同化的力量，语言传导着民族性。“民族的定义应该直接通过语言给出：民族，也即一个以确定的方式构成语言的人类群体。”经历了法国大***和拿破仑的侵略战争之后，“民族统一”与“民族”成为德意志思想家思考的首要问题。费西特宣布：“凡在能找到特定语言的地方，那里也就存在着一个特定的民族，它有权***自主地操心自己的事情，自己治理自己……”在近代欧洲，德意志民族常常被称为“迟到的民族”，它一面追求着自由、***、平等的***治理想，一面又不得不仰仗旧有的君主***体。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失败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fiedrich Wilhelm Ⅲ，1770－1840年)决定参加1813年由欧洲一些君主组织的第六次反法同盟，为鼓励国民英勇战斗，他在《告国民书》中这样写道：“布兰登堡人、普鲁士人、西里西亚人、波美拉尼亚人、立陶宛人!你们知道七年来自己承受的苦难，如果现在不能光荣获胜，将来的苦难命运还将比过去更加悲惨。牢记我们光荣先辈腓特烈选帝侯，牢记先辈浴血奋战为我们带来的良心自由、荣誉、***、商业、工业和科学。……为普鲁士人、日耳曼人的荣誉而战，如果失去荣誉，我们宁愿死!”文告里呼吁对民族文化的支持、认同和奉献，不过为之而战的荣誉仅属于“普鲁士人”、“日耳曼人”。这位曾经致力于完善义务教育、支持创建柏林大学、立志以精神力量来弥补物质损失的国王所扮演的角色很独特：为稳定自己的地位，他诉诸先辈的传统，于是他承认自己是旧王族的后继者；而他又把先辈的传统与“良心自由、荣誉、***、商业、工业和科学”视为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观念，他转而成为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执***者；作为民族大众的***治领袖，他还承诺给予国民以美好的生活。整个19世纪，在***治领袖与文化精英的宣传鼓动之下，德意志的各个小邦国以布兰登堡―普鲁士为***治核心团结起来，而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却在民族主义离心力的作用之下走到了末日。
19世纪前，欧洲国家主要关注***务语言、宫廷语言、法院语言、正式诉讼与法令语言等，对多数人的生活语言并不关心。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以及国民情感的刺激和培养，***对生活语言的关注越发普遍。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实行初级义务教育，许多地区的大多数人口第一次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确定的标准语言 被推介给所有在校学习的人，学校推动着民族语言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同时新的交通工具与交流媒介，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和报纸，对语言统一的重要性也不断加强。相形之下，地方语言的地位却急剧地衰落了。19世纪中叶，***认可和社会机构支持的“标准英语”已成为最具有社会声誉的语言，尤其为教育机构所广泛支持，来纠正以英语为母语者“不正确”的语言使用。在教育体制中，“标准英语”成为衡量阅读、写作能力的指标，某段时期还是考量教师薪金的因素。随着教育设施的普及，识字率的提高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改革运动成果的一项标志。强迫性的公民基本教育使得德国的识字率位居欧洲之首，1870年到1900年间，在德国的工业区，从对新征士兵和结婚者在证书上的签字这两项统计结果来看，文盲率由2％下降为0。至1850年，英格兰的识字率为70％，苏格兰的识字率为80％，而当时尚未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意大利的识字率仅为25％，同期俄国的识字率为10％。对于同期俄国的识字率也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俄罗斯学者米罗诺夫认为，1857年俄国有15％－17％的人识字，其中贵族的识字率约为75％，市民的识字率约为20％，农民的识字率只有8％。自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俄国兼并了北高加索、外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和中亚的广阔地域，其境内俄罗斯族人的人口比例由1719年的70.7％下降至1857年的45.9％。在这样一个民族数量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的庞大帝国里，很难得到一个精确、可信的识字率统计。需要说明的是，在十月***以前俄国从未实行过普及性的初等教育，所以识字率比较低是肯定的。四、语言的“民族主义”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采取的是以语言同质为目的的单一语言制度。在极少数适应并维护多种语言并存的国家里，瑞士首当其冲，实行多语制***策，堪称语言宽容的典范。
一战结束后，中欧的奥匈帝国与东欧的沙皇帝国相继崩溃。在长期施行民族霸权与语言统治的帝国废墟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语言***策：在欧洲的中部与东部，即在原奥匈帝国的疆域内，为数众多的小国家采取单一语言制度与语言排外主义；苏联从建国至20世纪30年代末，实行民族自治、语言平等的***策，语言地域与语言界限依据国籍和拥有共同语言的民族来确立。二战后，这一***策为其他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
治家格言篇（7）
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规范工作时间之外***治言行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强化了***治机关意识，作为***员，必须时时刻刻在严守***的***治纪律和***治规矩上作表率，严格抵制各种破坏***和国家形象的言行，主动在工作时间之外积极宣传***的方针***策和纪律要求，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做***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让***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中央和国家机关***员工作时间之外***治言行若干规定（试行）》的出台是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坚守对***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六个方面“20个不准”为我们工作时间之外的***治言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划出了***治底线、纪律红线，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向纵深发展提出了更细、更高、更严、更实的要求。报社作为应急管理部新闻舆论宣传主阵地，承担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职责使命，具有鲜明的***治属性和突出的实战导向，要在全体职工中执行更加规范严格的***治、作风、纪律要求，切实增强斗争能力、辨别能力和内在定力，真正做到***治底线不能碰，纪律红线不能越。以下是我的具体心得体会：
一是加强学习，深刻领会。把学习和遵守《规定》要求与“践行训词精神，担当神圣使命，坚持五个不动摇”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准确把握工作时间之外规范***治言行的6个方面、20项“不准”相关要求。要持续坚决落实“八项规定”“从严管酒治酒”等各项纪律规定，认真查摆、严肃问责、及时整改，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二是机关带头，***员先行。***员领导干部带头讲***治、强站位，执行更加严格规范的***治、作风、纪律要求。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发表言论守底线、网络行为须谨慎、表里如一见忠诚、参加活动讲规矩、社会交往有原则、严管严教正家风”等6项内容20个不准，涵养风清气正的***治生态。
治家格言篇（8）
莫言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乡土作家，其创作横跨寻根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等，优秀作品更是层出不穷，《金发婴儿》、《红高粱》、《透明的胡萝卜》、《丰***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以及《生死疲劳》等。同时，莫言的创作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作品中的西方资源丰富多样。但总的看来，莫言受影响最深的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威廉·福克纳，他把他们称为自己创作的“两座灼热的高炉”。正如莫言自己所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一、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莫言的文学作品，从初期的如《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枯河》、《金发婴儿》、《爆炸》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丰***肥臀》、《枯河》等，不断吸取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福克纳的灵感和精华，并结合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和心境探索，莫言逐渐形成独具东方魅力的感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总的说来，魔幻现实主义对其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风格、故事情节、叙事技巧等方面。
读莫言小说，给我们感受最大的是他那种华丽丑陋、炫目多姿的语言氛围。出身于农村的莫言用“屎尿横飞”般残忍而缎子般华丽的语言来描绘农村生活，高雅纯情的爱情故事中穿插着农村婆娘的插科打诨。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用最华丽的语言描绘着最丑陋肮脏的事物。如《红高粱》中惨不忍睹的活剥人皮、禽兽般的蹂躏妇女、尸体被撕裂的声音；《金发婴儿》中“我”残忍地用双手扼死妻子与别人生的金发婴儿等等，即是对丑恶进行荒诞瑰丽描述的典型。正是在肮脏污浊的高密东北乡，发生着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承载着莫言沉甸甸、华丽丽的民族梦想。在这些文字中，莫言精心地将瑰丽绚烂和丑陋污秽尽情放大和夸张揉合，造成似真非真、似假非假、浓重的荒诞感。语言是一切思想的外衣，丑陋华丽、虚幻缥缈的语言风格表达着莫言对传统民族性的思考，传递着莫言对“种”的虚幻感。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莫言深刻感到绚烂多姿的民族精神世界和血性品格渐渐消失，他的生存体验是孤独痛苦、迷茫不安的。而回望农村，莫言突然发现正是在肮脏丑陋、愚昧、少受教化的农村保存着中华民族绚烂文化的精髓，正是粗野蛮横的农村人承载着中华民族品格最深的积淀，所以莫言描写农村生活的语言常常华丽丑陋、炫目多姿。但在对历史的怀念中，在对民族刚强血性品格的回忆中，身为现代人的莫言常常感到民族“种”的消退，产生对那久远的优秀民族品格的虚幻感。而这对民族品格的承载、对历史的述怀、对历史产生的虚幻感非现实主义手法所能表达，于是在同样怀古伤今的马尔克斯那里，莫言找到了文学精神的知音。
在故事情节上，莫言同样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变真实为虚幻而又不失其真，在夸张想象中感受着现实生活的荒诞无奈。如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整个故事是以期间黑孩儿和小石匠被派到滞洪闸工地干活挣工分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黑孩儿从小受到继母的***，经常挨饿，身体瘦小脑袋奇大，沉默寡言，经常对着事物发呆，并对大自然有着超强的触觉、听觉等奇异功能。这本是一个多灾多难年代里关于饥饿和***治扭曲人性的现实故事。在极权和极端贫困的期间，黑孩儿可怜可悲的身世和他渴望真情、追求美好生活理想的经历令人同情动容，但黑孩儿本身具有的奇异感觉和他看到的异乎寻常的世界还有那透明的胡萝卜，加之奇幻丰富的想象力和激情澎湃的感情倾泻，使整个作品显得亦真亦幻、奇特而又新鲜，使真实悲惨的现实故事披上华丽绚烂的外衣，形成莫言独具特色的感觉魔幻氛围。悲惨的年代借助强烈的感觉来弱化，从对抗日时期民族先辈英勇个性的顶礼膜拜，到时期精神个性的消失和***治集权化的加强，无论是抗日的民族集体荣誉感还是的***治变形，个人的人性品格始终得不到安放，中华民族真正的凉心本性始终迷离不定，有强烈感觉的莫言不断探索真实、感官，面对现代化的变形异化和“种”的消退，莫言始终找不到个人完整和民族健全灵魂的生存超越之路。
在叙事技巧上，莫言在作品中较多采用多重叙事法和儿童叙事视角。他的多重叙事法因为人物身份的不同、感情的不同而造成差异性、虚幻性、空间性，形成了他魔幻现实主义的氛围。如《红高粱》以儿童“我”的视角来叙述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故事，正如传说故事般给我奶奶和我爷爷披上传奇英勇的外衣。同时，作者又分别让我爸爸豆官、我奶奶和我爷爷、罗汉大叔等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发出各自不同的声音，填补“我”叙述的空白，但不同人的叙述也造成了同一事件的虚幻性和多重空间，让读者在真真假假间难以辨别是非，似乎暗示了那个古老英勇的抗日故事已渐行渐远，那个呼吁自尊自强、生命旺盛的民族精神之梦也变得虚无缥缈。在虚无缥缈、虚虚实实的叙述氛围中，我们遇到了莫言千疮百孔、动荡不安的悲悯灵魂，他像叙述者一样孱弱忧郁，在当代社会怅然所失，又怀着自豪骄傲之情渴望通过回顾爷爷奶奶的故事来使自己性格刚强坚硬，但由于时间久远、记忆模糊造成叙述空白和多重空间，反而使自己动荡孱弱的灵魂更加飘渺不定，无以安放。多种叙事法和视角空白，与其说造成了历史阻隔和虚无，不如说象征着莫言在遨游历史中渴望寻求安放动荡灵魂之地、寻觅精神超越之路的阻断和失败。
二、家族历史小说的比较
莫言的一系列小说，都发生在东北高密乡，那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瑰丽的土地上，莫言着魔般地编织着古老中国坚韧不拔、血性方刚、燃烧炙热生命力的民族之梦。而这片“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来源于莫言的精神导师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正如他自己所说：“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虽然莫言和福克纳都以传说、记忆、幻想等方式在有限的空间构建了自己无限的精神家园，绘写了三代乃至四代的庞大家族史，但他们对于故乡神话、过去历史、民族气质等都有着不同看法。
故乡，是每个人魂牵梦萦的地方。你可以热爱它，憎恨它，反抗它，感激它，却永远无法摆脱它。它让你对它爱恨交加，让你对它潸然泪下，让你对它无可奈何，却又无法遗忘。也许正是这种故乡情怀让福克纳和莫言尽情在纸上挥洒着自己的爱恨情仇，但福克纳和莫言对待故乡的看法却是不同的。作为渐趋衰落南方王国的末代王孙，福克纳对南方传统有着复杂情绪。一方面，他用诗情画意的语言去描写家乡那些让他引以为傲的山水、风俗。他以强烈的怀旧情绪追述家长制生活的温馨以及家族过去的辉煌与光荣，他赞扬南方人勇敢、忠诚、荣誉、自尊、骑士精神等传统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面对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他不无惋惜地批判南方的封闭、僵滞、种族歧视，在现代与传统的双重思索中，也批判着现代文明的冷酷，反思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异化现象。总之，在富饶温情的故乡神话里，他用“爱”的激情道出了对故乡的“恨”。而与福克纳对故乡传统的双重反思不同，莫言在对昔日传统和祖辈抗日故事的深情描绘中，流露的是对古老中国血性与激情的顶礼膜拜和对传统伦理制度的深刻认同。正如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一书的扉页中所说：“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与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福克纳在对故乡神话的描绘中表达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取代南方文明的阵痛，告别南方，而莫言在对故乡神话的描述中表现的是对故乡传统的推崇赞赏，是不孝子孙怀着极端崇拜、崇敬拜服渴望回到故乡过去的粉丝情怀。面对当代社会的世俗竞争和人性丧失，敏感脆弱的莫言无处可逃，而中华民族向来不善于直面人性和洞察灵魂，只晓得在两性关系、日常生活的讨价还价、武侠江湖等中寄托自己卑微的灵魂，而莫言回望历史，猛然发现在动荡混乱的战争年代，熠熠闪耀着我们坚强血性的民族品格，有感于当代人格的失落，困惑于人性灵魂的迷失，莫言毅然决然走向历史，回归家乡，崇拜那些在古老悠久的中华大地上游荡的英魂与冤魂！在最肮脏最纯洁的家乡土地上安放自己的精神超越之路！
三、***治性和人性发生的位移
文学是人学，但在人类进程中总免不了***治的参与，***治性和人性总在文学作品中交织存在。细观莫言和福克纳的作品，也会发现人性和***治性的冲突矛盾和交织发展，但二人处理人性和***治性的关系却是不同的，其手法也是值得中国作家借鉴的。
福克纳的小说在惋惜南方传统的衰微、悲叹家族子孙的懦弱之外，更有对黑人的赞赏和同情，可以说黑白种族冲突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另一条线索。如在《喧哗与骚动》（1920）中，黑人女仆迪尔西的形象被福克纳赋予了比白人贵族们更多的理性、善意与温情。随后，“种族”逐渐发展成作品中戏剧性冲突的关键因素，从而使“种族冲突成为代表过去的最有力的意象，它那被埋葬的历史只有现在才能说”。在《八月之光》（1932）中，以种族身份不明的人物乔克·里斯默斯作为中心人物。他的出身成为一个秘密，“他的行动既不像一个黑人也不像一个白人”，这一事实使他的乡亲们“变得疯狂”。他孤立于白人、黑人两大阵营之外，最终导致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毁灭。而在《押沙龙，押沙龙！》（1936）中，种族身份的发现极深刻地揭示了南方败落的根源。但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并不是单纯歌颂美国南方的辉煌和惋惜美利坚民族历史的多灾多难，成为吹响黑白种族冲突的***治号角。他的终极关怀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黑人白人等各民族能够自由***的生活在地球土地上，他赞赏的是人***生存的权利，人的善良、怜悯、同情、爱与牺牲等高贵人性。
而相反，从《透明的胡萝卜》、《红高粱》、《金发婴儿》到《丰***肥臀》等，莫言作品一以惯之的主题是“性与***治”，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总是在***治大背景下发生、发展，成为抗日、等***治事件的衬托，在那些集权专制、动荡不安的***治年代，人性纷纷打上***治的烙印，纷纷成了***治观念的牺牲品或代言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浓烈的***治情怀和悲惨的人际遭遇，却看不到莫言对人性关怀和探索超越的悲悯虔诚之心，也找不到莫言面对当代社会的人格异化、人性背离所找到的灵魂超越之路。或者说莫言的超越之路总在***治性和人性上游移，带着许多***治“造反”意味。他在《我痛恨所有的神灵》一文中写道：“当代文学是一颗双黄的鸡蛋，一个黄是渎神精神，一个黄是自我意识。渎神精神与自我意识好像互不相干，实际上紧密相连，它们共存于文学这个蛋里。现在，对神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官僚的批判，对官僚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治的批判，而对***治的批判实际上是唤起自我意识的响亮号角，于是，对神的批判也就变成了民主***治的催化剂。”确实，在《红高粱》系列和《金发婴儿》等作品中，莫言在边缘地带以狂欢化、神魔化叙述，充满激情地对那些年代的战争观念、正统历史、***治***等产生了猛烈冲击和反叛。但过于浓厚的“***治情结”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和人性关怀，莫言是在通过人性抒发***治性；而福克纳在痛切抨击种族歧视和***治黑暗时表现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思考和对全人类的关怀。也许，这是莫言不抵福克纳的地方，也是在中国强烈的***治话语氛围里中国当代作家值得深思的地方！
四、总结
莫言是来自东北高密乡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深受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虽然他们都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创造了恢弘庞大的家族历史，哀悼着过去的衰落，反思着现在的文明，但莫言基于传统中华民族文化和深层民族心理机制，对故乡情结、对过去与现在、对人性和***治性的看法都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位移和变形。而莫言从魔幻感觉、民族先祖、历史时间到***治人性的个人精神超越之路，始终给我们的谦卑灵魂以启发和慧感。
参考文献：
[1]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M].北京：世界文学，1986：298-299.
[2]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9.
[3]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文艺出版社，1997，2.
治家格言篇（9）
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教育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特别是***治新课程标准的出台，对***治教育目标提出了新要求，使***治教师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治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谓教师素质，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决定其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心理品质的总和。我把他简单地归结为教学魅力和人格魅力。作为一名***治教师，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我有一些感悟。
就教学魅力而言，要求***治教师改变以往“一本书，一张嘴，一支粉笔，一堂课”的教学模式，真正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从教书匠型向教育家型地转变，去培养社会需要的创造性人才，具体要有以下能力：
一、扎实理论能力
我国近代思想家黄宗羲曾经说过：“闻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所以，***治教师不仅仅是学生***治思想上的指路人，而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者。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新观念迅速传播。***治教师必须与时俱进地接受和消化新观念、新知识，认真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
二、终身学习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进行劳动和创造的时间好比一条大河，要靠许多小的溪流来滋养它。教师时常要读书，平时积累的知识越多，上课就越轻松”。***治教师必须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才能“一桶水常满常新”、才能时时充电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知识结构，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提高教学效率，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陶行知说：“.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读书，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涓涓细流，每日不断，注入思想的大河，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天的课，而是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例如：我经常看《中学***治教参》、《中学时事***治报》、《人民日报》、《求是》、《半月谈》等等，把心得体会都记录下来，使自己的“一桶水”常满常新，努力做到学识渊博，业务精良，既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又具有广博的相关知识，还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业务能力。就如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品三国》中的精彩表现，只有这样，讲起课来才能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得心应手，胸有成竹，才能使学生产生敬重感，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和指导。
就教师的人格魅力而言，是指***治教师个人的思想品格、道德情感、意志作风等，即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思想品格能力
治家格言篇（10）
一、中国对外***治话语构建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对外***治话语的构建进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可能停滞不前，在已经结束的过去也没有因为人为的闭关锁国***策而发生改变，只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
如今我国的对外***治话语构建工程，就环境而言，已经从昔日被人打压的局面中完全走出，并且走向了主动出击和积极展现时期。这样的***治性格，在一定的***治场合必须展示。成就的取得，和中国的实际强大密切关联在一起。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格局和中国国内的各种情形，包括周边环境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朝着多元化的格局在快速发展。基于文化背景或曰文明背景的***治话语权也在构建中相互冲突与体谅。完全用自家文明的***治特征来改造其它文明环境下的***治特征的事情，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发生。但是，有些国家和组织还是想逆流而上，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和干扰其他国家的***治话语权。这就使得冲突正以在新的形式和新的变数在加剧和组合。
在这样的格局下，我国的对外***治话语的构建环境实际上已经表现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出于对于资源和市场，乃至新生代未来价值观的争夺的考虑和需要，相关国家实际上在近年来一致不知倦怠地人为压缩我国的对外***治话语构建空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制造***治麻烦。他们故意，甚至恣意攻击我国正常的对外***治话语的构建，配合中国宣传，按照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曲解发展中的中国。他们还在国际上故意散步和制造不符合实际的话语，别有用心地诠释中国对外话语内容，刻意加大中国发展成本，为的是达到削弱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险恶目的。
当前我国***治话语构建所面临的新问题是：相关国家以对于我国话语构建的歪曲为前提，人为营造变形的话语环境且在此中不断主动出手，乐此不疲地制造中国，甚至从历史的垃圾箱中捡拾一些秽物来攻击玷污发展中的中国，以事实化的行径直接做出威胁我国核心利益的事件。
对于我国对外***治话语构建环境的恶化的现实，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并注意有所作为，有所干预。我们应当建立起和中国实际力量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上取得公平的话语资格和空间，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防止他国通过软实力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或者干扰中国的发展进程。
二、中国对外***治话语构建中语言的合理巧妙选择的必要性
语言具有以言行事的功能，中国的对外话语构建也一样，它是中国的***治家、学者等人群面对新的国际格局，希望把新的话语实践与现存的话语秩序相结合起来，构建真实反映中国国家利益，进而来反映中国和其他国家未来的话语表现的手段。中国的对外话语构建客观上会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于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利益纠结的国家产生以言行事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做到语言运用方面的韬光养晦，没必要说过头话语来刺激相关国家，这必然涉及我们对于对外话语构建中的语言格式，关键词选用，甚至相关语态和语句时态的选用和调整，做到不给相关国家曲解我方话语的机会和漏洞。这也提示我们对外话语的构建是个系统工程，要求我们调动国内外各方面的力量来协作完成这个系统的构建，不能使之仅仅局限于语言学家和外交人士的小圈子内来进行。正如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伊始宣称美国要展示外交的巧实力（smart power）***策一样，在对外话语的构建中，我们也要巧妙运用语言策略，做好多关键词的斟酌和选用，甚至还要建立对外话语构建的应急机制，以应对我国周边和其他地区涉及我国利益的突发事件的出现，以便始终如一的贯彻和构建我们的对外话语，不出纰漏，不授人以口实。
中国对外***治话语构建的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客观性
变化是永恒的主题。中国的对外话语的构建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事实上，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人们的认知理论也在被大浪淘沙；大国或者解体，或者其实力在不断被削弱，新兴国家诸如金砖四国等的表现日趋活跃；随着国家间实力的次长彼消，国际话语的构建秩序和实际表现也在被再语境化改造，中国的话语构建也积极参与了这个大循环。这一切表明，对外话语构建是个灵动的变量，它本身要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复杂语境做出与时俱进的自我修订与调整，来配合国家利益的实现。因而，中国的对外话语的构建就要不断即时发现和研究周边和国际上时刻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做出积极反应和修订，以饱满的姿态参与到对外话语的构建过程中去，从而最大化地维护国家的利益。
三、中国对外***治话语构建过程中积极和公正态度的建立的必要性
对于中国近年来取得的斐然成就，连美国***府的决策咨询机构和***策法律制定机构也不能视而不见。在美国，与***有着密切关系的各个科研院所几乎都把现代中国归为美国最关注的客观实在。
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有国家也开始仿效中国的加大内需、注重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模式。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国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与之相适应的正常的国家话语地位，我们国内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在表述中国话语地位的时候还显得不够理直气壮，不能到位地在国际语境环境中表达我国的正常话语诉求。
这是与发展中的大国的话语地位很不协调的话语态度。我们没有必要在国际话语舞台上盛气凌人，也没必要缩头缩脑，古人所谓“面临天下事，不怒不惊；常见四海人，不卑不亢”是有道理的。我们应当从这样的古训中汲取营养，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构建对外***治话语权，全力在国际话语界树立合理的话语形象，客观而公正的向外部积极构建我们的话语，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和建设。
参考文献
治家格言篇（11）
所谓“经济社会”,意味着社会的本意在于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并享受财富,财富意志就是权力意志,也就是全民的心智,蔚为人世生活的基本杠杆。就此而言,它与古典国家形态下的伦理社会划清了界限,也与教义立国的宗教文明秩序迥然异趣。在此命意和历史维度上,吾国古语所谓“天下熙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道出的实为有关于此的一般世态,也是此种世态之下的一般情态。而自1978年以还,晚近30年倡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谓循沿经济社会的路子自觉迈步,接续的则是清末“变法***强”运动中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脉络,也就是“第一共和”***体下的经济***策。的确,砌筑国民生产和消费的一般经济***治学条件,从而使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进而塑造其***治共同体品格,蔚为经济社会的基本禀赋。市场经济之逐渐生成并蔚为国民生产和消费的主导性机制,也是一种较具优胜性的经济秩序,缘由在此,不得不然。它不仅意味着结束自然经济、小自耕农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且,在肯认***治与市场、国家和社会基本分梳这一原则之下,却又形成了凡此因素的积极联动机制,真正是“既分工,又合作”,造成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之同心同德,国家遂成一巨型公司也。所谓市场就是战场,可谓不言而喻。其利其弊,均在于此。此种情形,经由现代国际***治经济学的洗礼,以强力***治为背景,西人在国家间***治方面简直是游刃有余,让后发国家捉襟见肘,甚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终究有苦说不出。当年西洋列强武装殖民之际情形如此,今日情形虽多改善,然而就主导权审视,大西洋两岸联手互动,整个世界依然未曾出此格局。
由此,转进一层,紧随着***治与市场分疏、国家和社会两清之后脚的,便是区别组成“我们人民”的“市民”、“国民”与“公民”之不同位格及其诉求,经济共同体由此可能登堂入室进位于***治共同体。不是别的,正是“市民”这一“我们人民”的原型之一,构成了经济社会的基本主体,也是经济社会所要处理的核心主题。“市民”的需求、心性和趣味,“市民”的抱负、憧憬和心智,成为经济社会的源起动因,映现着现代以来的最为一般的人性。而民族国家的“***治成熟”,依然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言,也就是它们对于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治权力利益的明晓和领悟,以及在所有情形下都把这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的能力,[2]为的还是这一群叫做“国民”的市民大众的利益和福社。所谓“经济和***治权力利益”,不外乎就是“富强”二字。倘若取之有道,统驭有方,则伴随着“权势国家一权力***治”于内***上向“国家一宪法***治”的递进,有可能迈进于“文明国家一文化***治”之境。[3]缘此,市民明晰自己的国民身份,进而有可能秉付公民的认同。
放宽眼界来看,私权及其法权体系的编织,创造和运用财富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的新型伦理和法律观念之成为国民意识,进而成为公共理性,都是顺延着这一脉线索,丁一卯二,逐渐生成演变而来的。更深一层的命意则在于,人性本身天然逐利,不如因势利导,以国家为单元,索性按照经济共同体的法子过日子,以国民之均富实现国家之富强。清代包世臣(1775~1855)“说储”之虑,“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由此庶几乎得免于万一。内***的一体化、世界市场的形成首先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以及社会和***治的世俗化进程,凡此种种,无不缘此而来,并顺此前行。
回看历史,无论是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英吉利和法兰西等通常所谓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抑或美利坚、德意志乃至于俄国、日本等后发列强,“建国”的第一步都是首先形成内***意义上的经济共同体,锻炼其“经济民族”的品性,进而再可能发育成长出“***治民族”的诉求,最终形成***治共同体格局。无此利益纽带,难以调动市民热情,不可能促动国民激情,进而生发出***治向心力,助力于***治进程。相反,正是经此转折,“民族”逐步进境于“国族”,伦理共同体获得了自己的经济属性与***治品格。因而,结束诸侯经济形态(如法、德),或者将殖民地联结起来实现“区域一体化”(如北美新大陆),构建统一市场,进而扩展、通联至国家间的***治经济学安排,均为其建国努力的要义所在。因此,内***的一体化所带来的市场的统一、劳动力不受畛域限制的流通及与海外市场的沟通,包括原料提供地的稳定,同样成为“经济社会”的要求,也是建设“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保障,而统贯它们的恰恰是一种***治思维,并导向国族的***治能力。在此情形下,现代国家如何使得***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两相整合?怎样有效地分梳***治和市场的互动,从而形成各挡一面、张弛有度的国家能力?遂成一大难题,蔚为梦寐以求的“成功的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序。实际上,欧西现代国家的产生历程,特别是“现代英国”呈现于世的历史说明,实现***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分梳***治与市场,恰恰是现代国家建构中首需解决的问题,可能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而形成市场与***治的并立之势、社会与国家的“双强”格局,从而建设国家能力,最终造就于国民的福祉,是现代国家区别于古典国家形态的卓越之处。
因此,总体而言,以经济理性为纲领,而基于生产与交换关系逐步形成的商品社会,一个国民财富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完整体系,构成了近代中国孜孜追求的坚定目标,特别是“北伐”统一后的“黄金十年”和晚近30年里的主流***治意志,也是中国的法制一意加以建构、维护并着力提供支撑条件的世纪伟业。实际上,如所周知,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也就是中国时空范围内现代市场的诞生历史,建构现代***治与形成现代市场,是承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机车奔腾向前的双轨。
在全球视野下的近代转型和晚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语境下来看,凡此市场经济与经济社会两项,既是“初具形态”,则说明尚未最终成型,而问题多多。其中,最大的问题计有以下三项。
首先,“坏的”而非“好的”市场经济肆虐。此种“坏的”市场经济不仅无视市场伦理,放纵资本的贪婪,侵蚀德性,藐视法律,而且以***府直接下场经营为杠杆,以权力的部门化和私性化为渠道,导致权力和市场狼狈为奸,进而形成了刻下最为世人诟病的“权贵资本”统治,一种恶劣的“裙带资本”形态。“掮客经济”之应运而生,正为此结构性问题使然。的确,不期然间,尽管权力、市场和社会大致分离开来,然而“市场的专制”和“权力的专制 ”却联袂而来,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呼唤市场之后最感痛心之事,实在是事理之中,而意料之外。就此而言,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异常***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主旨转型不仅说明***制“拨乱反正”、自觉回归常态***治,同时并隐含了权力直接下场博弈的内在冲动和现实可能,表达了权力直接“经营国家”的强烈自负,则中国***制固化却难言最终定型,使得***治依然处于一种非常态情境,同样是明摆着的事实。本来,***制和权力的恰切定位不在别处,而在制订公共***策、提供与扞卫公共产品,以此分梳,逐渐形成现代治理结构下的权力、市场和社会大致分治的格局,而这就是***治,最大的现代***治。如前所述,现代早期西贤所憧憬的现代治理,即此格局也;百年来华夏有识之士踵续前贤,所要具象呈现于中国的现代场景,同样为此格局也。在此,尽管现代治理不仅恪守国家与社会、权力与市场、信仰与***治的分立局面,而且超大国家的出现和全球化导致了对于古典***治自由主义的修正,凸显了***府职能扩展的必要性。事实上,经济问题的***治介入,并以此呼应市场和社会,而构成经济社会的联动机制,进而进境于“***治社会”的高度成熟性,蔚为现代人间秩序的极致。但是,即便如此,恪守权力、市场和社会各守本分的基本框架,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现代治道。就此而言,对于刻下中国而言,不仅是简单的权力退出市场和社会,现代治理早已不复当年原教旨自由主义的设想,而是各守畛域,却又形成联动机制,才是当下中国***治的核心问题。[4]正是在此,矫正“坏的”市场经济恰恰要求权力收敛,归位至公共***策的提供者、公共产品的维护者的固有行当之中。而这意味着民主和法制必须登场,引导出公民社会与***治社会诸题。
其次,与上述“整体性权力结构”相应,私人所有权未能获得肯定无疑的法权地位,特别是地权悬置,釜底抽薪般地伤害着经济社会的成长,制约了市场经济与经济社会的发育,导致经济社会已然登场却尚未最终成型。它们不仅未能获得真正的法权界定,而且事实上处于随时遭受侵犯,特别是公权力侵犯的境地。“普天之下”的“国有”属性使得***府成为事实上唯一的地主,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型“地主国家”,等于窒息了经济社会赖以生息的多元产权属性,使得上述“地方***府的经济冲动”常常指向地租贪婪。由于私有产权特别是地权悬置,导致大家对于财富安全普遍地无预期感,致使转移财富,包括经由移民将财富转移到“安全地带”,成为新富新贵们的大众选择。所谓“安全地带”,不外乎就是严格保护私有产权,具有明确的产权可预期性的发达西方国家。产权及其法权肯认对于经济社会的基础意义,由此再度获得了证明。在此情形下,与中国不断增持世界首富美国的国债相映成趣,居然出现了一种发展中穷国向发达国家巨额输财的悖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物权法》之不完全物权规定、《民法典》之迟迟不见颁行,正是此种格局的反映,也只有置此背景下才能理解。由此也可看出,产权制度不仅职在保护财富,同时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正如笔者在“地权的国家德性”一文中所言,地权是宪制的基石,包括地权在内的市民的财产权是国民人格的构成要素,而构成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基础。所谓市民社会生产与消费的一般关系及其条件的制度化,首先和主要的就是私有产权的确立,由此实现***治与社会的清晰分际,在培育财富主体的同时,形成的主体和主题。由此而有经济社会和市民社会,进而有***治国家。因此,就当今中国而言,启动地权确认的进程,将财富的古典***治经济学原理落实为***治国家的法权安排,就是在为宪制打夯,而为自由立基,将“我们人民”的坐实,实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法律共同体的***治统一格,而首先是落实其为一种经济共同体的各项安排。
再次,城乡分治,导致一国两制,根本性地伤害了经济社会的成长。有关于此,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多所指陈,近年来沿海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和部分都市化快速推进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实践,也就此出台了一些因应性的***策性举措。仅从经济社会视角落笔,笔者意欲阐述的是,“城乡分治,一国两制”根本性地阻碍了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导致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经济共同体之命运共同体的预期落空,不仅伤及经济,更主要的在于伤及社会。甚而言之,它在造成一半以上的国民位列二等公民的大众印象的同时,导致他们的国家认同困惑,以及因为绝望而产生的怨愤心理、反抗冲动和一定程度上的离心倾向。因而,此种分治格局不仅败坏了国民情操,而且根本性地证伪了全体公民***治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本来,经济社会形态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晚近之事,也是所谓“现代化”的表象和结果,因而,城乡一体化格局仅见于少数发达国家。中国既以现代富强之国自期,则无法回避此一进程。“现代化”意味着以城乡一体化来实现经济一体化,进而将民族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祸福同担、利害均沾的经济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如同社会的发达是国家富强的标志,也是其条件,以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现代人世秩序同样是构成现代国家形貌必不可少的构件,而为惬意人生和宜居生活的条件。特别是将“农民”和“市民”统一于“市民”位格,平等对待,始望发育出国民人格和公民精神,最终才能形成“人民”共同体,并以此奠定现代***治正当性的切近基础,为其提供一个预设终极解说力的神性渊源。
置此情形下,作为国家理性指向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法制旨在促成统一市场,并在统一市场的发育过程中,形成生产与交换的一般***治与法权条件,尤其包括主体平等的***治和法权安排。如果承认历史生成的物质生活条件本身创造了自己的法制安排的话,那么,经济社会的法制形态必定是、也只能是与之匹配的法权体制。换言之,举凡经济社会所标举的经济理性、主体平等、意志自由、契约神圣、对于产权的严格法律保护以及经营自由、消费自由等,均需接应上自己的法制安排,落实为规范主义的实体规定和程序操作。循此思路,大约而言,经济社会所要求的现代法制形态至少包含五大要素。
第一,经济理性人预设与个体主义的法律人类形象。法律以个体主义的人类形象为预设。据此预设,此处的“人类形象”指的是彼此陌生之人,一种个体主义的原子式存在,而且是一种明白并懂得趋利避害、将自我利益做无限扩大化的理性人。从***治自由主义立场观之,他们不仅是法律的受众,同时并应为立法者本身。应然而言,正是这一主题引导着市场通向***治,将市场中斤斤计较的理性人变成秉具公共关怀的共和国公民,力避市场和权力的双重专制,公民社会和***治社会遂兴焉!
第二,产权意识、产权关系及其法律保护。今天我们常常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人和现代意识等挂在口上,说明凡此有别于古典时代与古典国家。的确,从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法制维度来看,仅就“现代意识”而言,“产权意识”蔚为大纲,构成了其间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阶级意识、产权意识和权利意识都是现代意识,而产权意识的萌发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育为基础,以经济社会为存身的条件。产权关系和产权意识要求现代法律提供对于产权关系的有效保护,特别是对于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明确其除非基于公益目的,否则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此,产权不可侵犯、契约神圣和意志自由连带而出,三位一体,构成了经济社会的私法理念体系。实际上,凡此经济社会安排及其催生的经济民主,埋伏了***治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实际历史而言,先发国家正是以此经济民主,生发出并有效保障了***治民主的可能性,兑现了***治民主的现实性。经此安排,国民既是财富的辛勤创造者和正当追求者,又是财富的合法消费者与生活的当然享受者;国家权力与国民财富达成良性互动,经济秩序和***治秩序互为基础和条件,从而有可能一体诉诸各自抽象一体性的法权安排及其总体性法权安排-***治正义与宪法***治。
在此,不动产特别是地权的私法确认,所彰显的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意义,实际上,它更多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国民生息的基本可能性的信息。就是说,对于它们的确切无疑的肯认,昭示的是民族国家决意担当基本生计安全提供者的***治意志,表达的是它确有可能履行此种担当的***治能力。无此担当及其表达,等于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体设计通盘破产,国民有可能并有权利另觅一种保护形式。就此而言,对于不动产特别是地权的私法确认和公法保护,是这个叫做民族国家的现代人类栖息的***治屋顶与生俱来的天然使命。
第三,契约神圣、自由与正义。市场条件下的交换自由、经营自由和消费自由,要求主体平等和交换正义,要求法律遵循相应的市场经济理念和消费社会价值。法律的基本功用在于一般性地提供分配正义,特殊性地落实校正正义,普遍性地保护交换正义,具体性地祈求结果正义。[5]而正义,正是正义,在经济社会的意义上,首先并大量地体现为各种可得衡量的实际利益。因此,藉由法权安排,特别是程序性的可预期性,将正义兑现为可得衡估的实际利益;是经济社会背景下现代法制自我实现的基本理路。同时,主体平等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条件。
第四,经济差等与阶级意识。基于经济差等而来的阶级意识,要求法律提供社会正义,并且以法律正义,特别是程序主义的法权安排来彰显和实现社会正义。同时,并启***治协商大门,允许社会经由自我组织来彰显***治正义,进而以此来看护和弥补法律正义的缺憾。正是在此,不妨说现代法制是***治的晚礼服,其所统筹服务的是整体的***治社会架构,一种“现代的”人间秩序。“阶级意识”复萌而非“社会分层”认知,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于贫富分化的敏感及其烙于大众心理的伤痕,值此努力趋向“常态社会”和“常态***治”的今天,未为利好消息,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社会事实。
第五,公共税收和公共财***。税收和财***不是单纯的经济或者财***问题,毋宁,它们属于典型的现代课题,早已成为一种常识。特别是公共财***相伴于市场经济而来,属于体制下的服务公众和市场的***府经济行为,而且,恰恰是一种“限***”财***,也是一种在社会公共领域秉持公开透明原则行事、非营利的***府经济行为。其收支进退,听命于以代议体制为依凭的权力机构,而非***府独家了断。正是在此,体制和公共财***一体两面。就刻下中国而言,推动体制自公共税收和公共财***起步,不失为一条可欲的途径,再次佐证了自经济社会导向民主法治的可能性。
注释:
[1]参见许章润:《国家建构语境下“社会”的中国意义》,《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5~6期合刊。
[2]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策》,载[英]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编:《韦伯***治着作选》,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