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大一化学论文篇（1）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随之而来的“文化热”则强化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提倡文学寻根的一批作家,例如阿城非常强调文化的身份塑型功能,①他们重新估量传统文化的价值,催生了学术界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探讨。虽然寻根作家关于民族文化传统断裂的观点存在着学理缺陷,但此种反思行为无疑是想从文化上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种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性反思,推动了80年代文化理论的研究。诸如文学界的“原型批评”、思想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固态结构”、“忧患意识”、“乐感文化”、“伦理学本体论”、“启蒙与救亡二重奏”等论题,都从不同角度介入了文化理论研究;此外还出现了系统地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反思传统文化的著作,比如冯天瑜主编的《中华文化史》等。
80年代的文化自觉推动了文化理论研究,承担了探询文化身份的历史根源的责任。到了90年代,面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远影响和国内大众文化的汹汹来势,中国学术界适时调整研究视域、更新方法,深化了理论探讨。
当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的学科化知识时,西方人文学术正发生着“文化论转向”。这场转向带来新的学术思维,致使关于当代文化表象的理论反思逐渐成为主流型的学术话语内涵,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进入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突破了学科化知识的译介模式,开始引进文化学之类的跨学科知识,尤其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西马”的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大众文化理论等,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破解了追求学科知识自律性的“主体性”***神话,而建构了以文化阐释为内涵的学科知识互涉的学术格局。90年代的文化理论研究从西方当论中获取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更多,因而它更加注重对当代社会处境下的文化生态予以观察和探讨,而不仅仅局限于考察文化身份的历史根源。90年代末,随着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伯明翰学派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广泛,一些中青年学者,诸如陶东风、王岳川等人开始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中国的大众文化,铸就了文化理论的新视野。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悄然兴起,这也是推动文化理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90年代是一个精英主义消褪、世俗理性普及、商业伦理建构、文化产业登场的时代,大众文化在这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成长壮大。尽管曾有精英主义者提倡“人文精神”以对抗大众文化,但是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和文化功能令人无法回避。大众文化将文化观念从经典典籍中释放出来,凸显了现实生活的文化意义,这是文化自觉的进一步表现。①人文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加以考察,必然促使文化理论走向关注当代文化生态。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文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分子转型、技术化社会、媒体文化、大众文化、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新传统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份危机、生态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诸种文化现象犹如一张症候谱系表,期待学者们去剖析、判断。新颖的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带来学术方法和文化观念的***性变化,新型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构建出我们生活世界的新元素、新结构,这二者造就了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理论创新的局面。
纵观近30年来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这就是一部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历史。在我们日益觉醒的文化意识的推动下,中国学人最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追随启蒙主义、现代性、全球化而走向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力强盛时,我们遭遇了本土文化资源的合法化危机、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以及技术霸权对人的异化,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做到经济强大与文化自立的并举?就此而言,晚清以来的“体”、“用”之论,至今仍有思考的必要。
二文化研究:新观念与新方法的传入
促使国内文化理论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文化研究的译介及影响。由R.威廉斯、R.霍加特等学者开启的文化研究思潮,改变了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以一种民粹主义的态度研究当代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崛起后,文化研究又与后结构主义的诸种理论结合,形成了以当代大众文化为对象、以现代社会学为元理论的一种“后学”思潮。
文化研究将文化理解为“整体的人类生活方式”,因此该派学者强调对文化进行历史主义的或“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察,将一种普遍联系的概念赋予文化和社会。这种学理倾向契合了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试***重新介入社会、链接历史和拆除学科边界的要求。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被译介进入中国学界时,很快得到学者们的响应,出现了十余年的译介、接受并运用文化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热潮。
文化研究给予中国文化理论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带来了文化理论在思想资源、知识依据、学术视域、阐释技术等方面的***性变化。
首先,文化研究以其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跟踪引导中国文化理论与评论界走出“文献学”视域,形成当代关照。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反思,其视野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因而后来的文化学研究也主要以文化人类学或文献学为理论支撑,它的研究视域是指向历史而聚焦于文字典籍所传承的传统文化。文化研究的学术视域指向当代大众文化,因而该学术潮流必然引导中国文化理论的学术视域转向当下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诸如影视、广告、服饰、传媒、城市建筑、流行音乐、体育等大众文化现象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甚至将其列为文化理论与评论的主要对象。
其次,文化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即“批判性话语分析”,①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现代思潮的方***综合的产物。它强调对文化现象进行“症候式”分析,通过细读揭示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的内涵。经历了有关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之后,我们逐步放弃了那种基于历史理性的宏大叙事,转而从对日常生活的种种症候的凝视中辨析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表现。这种方法的运用使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关照获得了一种微观***治学的解码技术。
第三,文化研究提倡学科互涉的研究方法,它破坏了现代性的学科知识分工体制。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的主流是自主性或主体性诉求,知识分子借此可以逃离***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形成于质疑现代性的“后学”语境中的文化研究转向一种跨学科的知识视界,它的出场必然导致学科边界的破裂。当中国知识分子们因知识学科化的学术体制而渐失反思和批判功能的时候,文化研究对他们有着重振“介入”精神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大众文化文本所作的解读,常表现为社会学的视野、语言分析的解码技术和意识形态化的意义论的综合,显现了超学科的知识学倾向。
文化研究从西方来到中国,全面改造了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与观念。尽管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仍未跳出“译介模式”,但异域思想文化的冲击还是为我们的文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机制。
三文化理论视域的扩展
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之前,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主要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观念和文献学方法。当我们将文化学视域转向纷纭复杂的当代文化现象时,人文知识界便展现出一种学术创新的激情和路径。日常生活中的新型文化实践和西学新观念新方法的运用促使文化理论和文化评论界将理论视域从历史典籍或器物转向当代文本,以多重视角、多元理论进行当代文化符号的解码,不断地考察新现象、阐释新文本。由此便形成了一道新的视域扩展的学术景观———新型文化论题的涌现。
其一,对新型文化生活的研究形成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城市文化、身体等论题。其中,大众文化是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是关注大众文化文本的隐喻意义以及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例如,陶东风关于广告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解读、②戴锦华从微观***治学角度对大众文化的隐喻性意义的诠释、③金元浦等人关于大众文化产业的意义***的阐述。①对于与通俗文化、时尚等亚文化形态相关联的流行文化,国内学者主要是对各文化领域里的时尚现象进行评述。消费文化和城市文化是随着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出现的,国内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论,否定消费文化的观点不在少数,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尚欠深入。在身体问题上,有学者探索欲望化的身体隐含着的某种微观***治学意义上的抵抗功能,如李银河对“酷儿”(queer)理论的诠释、②汪民安从国家权力的宰制入手对SARS危机中的身体***治的评论。③
其二,对物质实体的文化内涵的分析,产生了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论题。近年来文化学界对服饰、器物、消费等日常生活实践的历史意义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显示出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观念差异。物质文化论题主要是从礼仪、巫术、炫财、消费、象征等角度探讨器物的文化意义,但国内对此研究主要是介绍西方理论,较少自己的论述。
其三,对文化传播的探讨,形成了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像等论题。国内对媒介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一是新技术引发的媒介***与公共空间、言论自由的关系;二是网络时代的文化转型及特征;三是传媒的技术性编码与隐含的意识形态的联系;四是媒介的文化霸权问题。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影视艺术范围,尤其是关于电视节目的视觉化编码方式和关于“凝视”(gaze)的文化内涵。***像理论也多指向影视文化,但对于***像文化的属性和价值的探讨少有创新之作。
其四,对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形成了文化产业、文化资本论题。自2001年起,文化部等机构每年推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对国内文化产业的运作状况进行总结。孙民安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2005)较为完整地阐述和评价了国内外各种文化产业理论。对于文化资本的创新性理论,还极为少见。
其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危机的讨论,形成了全球化、文化霸权、文化身份、性别、知识分子等论题。全球化激发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霸权化、地方文化的生存、文化认同的危机等问题的思考,引起中国学者对文化同质化的警惕。程光泉主编的《全球化理论谱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的基本倾向是肯定全球化,而陈定家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身份》(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的主导倾向是质疑全球化。全球化还引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论和新传统主义的民族精神论之间的对抗。对于文化霸权问题,中国学界通过展开关于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被“他者化”的历史反思,意识到全球化是一部西方文化“化全球”的历史、西方理性主义文明借这部历史完成了文化霸权。对于身份研究,国内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自我认同的思考,也有许多学者从民族文化传统在转型期社会中消失导致中国人身份迷失问题入手思考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对于性别理论,中国学者认识到各种文化文本中都隐含着男权中心、女性的他者化、性别对抗等意识形态编码,也着手运用“性***治”概念对文化实践进行考察。比如2007年关于电影《色·戒》的评论,就充满了性***治的术语。
其六,关于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1986年F.杰姆逊将后现代论题带进中国。90年代出现了关于中国有否后现代文化的争论,继而转向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大众文化。大多数学者怀疑中国文化存在着所谓后现代取代现代性的问题。近年来有关后现代的讨论逐渐谈出了学界,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却有增无减。90年代之后,中国学人开始深刻反思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如:中国当代文化的后发现代性语境、①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即国家意志的总体化与地域文化差异性的对立②等。相关论题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可以期待出现重大成果。
文化论题的扩展突破了过去那种集中关注历史典籍、梳理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研究模式,转向一种以开阔的视域关注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实践的新型理论范式,文化学界呈现出学术新气象,各种新的术语概念、评价准则和理论视域扑面而来。但是,这并非我们在文化的本体属性和价值功能等问题上的一种元理论创新,而是文化论题扩展的结果,即过去的了无情趣的生活现象进入了文化阐释和评价的范围。事实上我们关于这些论题的阐释、评价的理论依据大都来自于西方现代人文学术,极少有我们自己的创新。
文化论题的扩展也说明当代文化理论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趋向于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突破了学科知识专业化的限制,也导致我们难以找到统一的元理论和通用的方法。
四探索新的文化观念
文化理论的核心是文化观念,即关于文化的属性、功能、形态、存在方式等的基本认识,它最终决定着文化研究者的理论视域、阐释方法和价值准则。文化观念建立在特定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之上,它构成了关于文化现象的元叙事,也造就了文化学的理论话语。比如文化研究,其文化观念建立在文化是“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定义之上,所以现代社会学成为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而其知识依据则是大众文化理论,由此文化研究形成了它特有的那种理论话语。
从康德的自然、人文二分到马修·阿诺德的“对美好与光明的追求”,从文化人类学家的功能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与超越理论,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各种文化观念都提出了他们各自对文化属性的定义和独特的阐释技术。但中国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建立在独特的文化观念之上的创新型文化理论。20世纪晚期以来,人文学术界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运动给我们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一种“译介模式”。这一模式使我们不断地从翻译西方当代学术中寻找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建立新的理论话语体系,然后以之作为元叙事去阐释和评价中国文化现象。出于现代性诉求,中国学界自然把西方当论当做学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但是,西方理论话语的普遍影响力有可能使我们在学术活动中失去文化身份自我确证的依据。1996年,曹顺庆先生不无忧虑地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③“失语症”点明了整个理论话语系统,包括阐释方式和价值准则的认同危机。
近几年来,人文学术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在各自的专业里提出超越西方思想的原创性理论,在文化观念上提出了一些颇富创意的观点。这是中国人文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其一,出于对“译介模式”的不满,部分中国学者发出了有关文化理论创新的呼吁。例如,谭好哲主张把先进文化当做文化理论创新的原动力,①张光芒提出从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入手建构原创性的文化理论。②
其二,文化史上的各种文化观念得到了梳理与评价。2006年,刘象愚先生发表《文化观念的演化》,③对中西思想史上代表性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梳理和评价。该文关于现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介绍非常完整,不仅涉及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历史学、功能学派、心理文化分析理论,而且将这些理论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阐述。刘象愚先生并未在既有的理论之外提出新的文化观念,但其清晰系统的思想史梳理却为新型文化观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2007年,林坚也做了与此相类似的梳理工作。④
其三,对文化的本质属性的探讨日益增多。
例如,姚文放认为,文化“是指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发生合乎规律、合乎需要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及其历史成果即为文化”;文化由三个层次构成,即“人化”、“教化”和“美化”。⑤姚文放的解释与泰勒、克鲁伯和克拉克、R.威廉斯等人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姚的定义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和精英文化的色彩,而且强调文化作为精神活动的超越性。
再如,霍桂桓指出,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一种唯智主义的理论局限,即以抽象的、形式化的共时性原理去界定一个变化性的对象。他提出用“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观点来界定文化,所谓“文化”就是社会个体为追求和享受自由而以“‘文’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⑥这个定义也强调了文化的超越功能,跟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有很大差异。
再如,刘建***用“动态性”、“创造性”、“阶段性”和“差异性”来描述具体的文化现象,应该说把握了当代文化的特点,但他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精神上、意识上和情感上的建构与联系———思维本身的建构与联系”,⑦这又消解了文化的“动态性”或者“创造性”,没有形成有效的理论话语。
上述对文化本质属性的思考,暗含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并未突破既有的文化定义。后结构主义诞生以来,西方人文学术出现了种种“后学”话语,现代性话语受到质疑,实证主义、总体化、主体性等思想已经饱受非议。然而,在中国知识界,实证方法、人道主义、本质论仍维系着基本的学术信念。例如,郭提出:“文化是人为的程序”、“文化取向是为人的”,①这一文化界定就体现出强烈的人类主体论特色,它很难被生态主义者接受。再如,崔平强调纯粹文化的存在须由逻辑确证来给予规定性,②这也异于“文化主义”的观念;在文化主义看来,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内容,它是无需确证的,而是需要对其进行描述和阐释。
大一化学论文篇（2）
1．1网络舆论与大学校园文化的主体关联网络舆论作为一个社会舆论现象，有其自身独特的主体，也就是舆论的参与者。在社会舆论的一般研究中，舆论的主体被认为是对舆论话题进行讨论，发表自己言论、观点、态度的人。对于网络舆论而言，舆论的主体则是参与舆论形成过程，并通过互联网平台、表达自己意见和态度的网民，以及受到网络舆论中优势声音影响的互联网使用者。对于校园文化而言，校园文化的实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特定范围内的文化环境。这个特定的范围就是校园文化产生和存在的环境，同时也是校园文化的载体。高校校园文化是指依附于高校这个载体，通过高校这一载体反映和传播的文化。从广义理解，校园文化是指校园中所有成员共同创造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及其创造过程，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从狭义上理解，校园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是指除了教育、教学、管理以外的一种群体文化，其主要内容是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校风学风建设、文化艺术活动。从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可以看出，校园文化的主体，是在校园这一特定环境中，参与校园的教育、教学、管理以及其他校园活动的人。而校园文化的主体，则由校园中的教师、职工、学生等共同构成。校园文化的主体与网络舆论的主体，虽然是分属两个范畴的概念，但网络与校园的紧密联系，网络信息在校园中的广泛传播，则在这两个不同范畴的主体之间建立了关联。从网络信息传播的参与者来看，在校的大学生是我国网民数量最为集中的群体，同时也是活跃在网络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群体。大学生在网络使用习惯、网络技术应用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网络信息或者说网络舆论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大学教师作为在知识掌握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其发出的声音往往成为社会中的优势声音，这也就决定了大学教师群体在互联网上声音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舆论的主体更多地集中在大学这一特定环境中，而大学校园文化的主体则受到网络舆论的较大影响。
1．2网络舆论与大学校园文化的信息关联网络舆论的重要存在方式是基于网络产生或扩散的信息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传播，而这一信息被关注和传播的过程，在大学校园中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在大学校园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校园网络平台正逐渐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也逐渐成为网络舆论生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广泛关注也使得网络信息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网民和非网民共同关注的社会信息，从而促成网络舆论向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舆论的发展。网络舆论与大学校园文化的信息关联，就是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大学校园对网络信息的接纳和再传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今天，在我国大学校园中，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大众媒介就是互联网。在广播影响日益下降、电视在大学校园中无法被大多数学生经常接触使用，而计算机在成为学生学习、教师教学以及学校管理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的情况下，网络也就成为了大学校园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大众媒介和信息传播工具。互联网搭建起的既是一个社会信息向大学校园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一个校园中信息、共享的平台。网络舆论的信息传播过程，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渠道和平台，才得以在校园文化中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信息，同时，校园文化中的原发信息也得以通过这样的渠道，成为网络舆论和社会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1．3网络舆论对大学校园文化的缔造作用网络舆论对校园文化的缔造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对校园文化内容的丰富以及对校园文化发展的导向作用两个方面。（1）网络舆论有很强的流行性特征，这一特征将网络舆论的观点和议题与流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网络舆论逐渐成为流行文化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逐渐成为了引导流行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网络舆论与流行文化的这种紧密联系，也使得网络舆论能够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丰富校园文化。一方面，网络舆论直接吸引校园文化的主体积极参与，并直接为校园文化提供信息素材；另一方面，网络舆论通过对流行文化的重大影响，促使流行文化对校园文化的不断渗透，从而间接影响和丰富校园文化。如今我国大学校园中随处可见的网络流行语、大学生日益依赖互联网的生活方式、教学和学校管理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信息平台，都说明了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校园文化的构成这一事实和发展趋势。（2）校园文化究其本质是一种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气氛建立在校园文化主体共同倾向和倡导的行为范式以及价值倾向之上。网络信息的广泛传播和人们对网络工具的过度依赖，改变了作为大学校园文化主体的大学师生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倾向。网络舆论日渐深入的影响，也使得舆论的观点、倾向和态度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校园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主导地位的态度和倾向。校园文化的走向，也在这种网络舆论观点的渗透过程中，逐渐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并越来越多地趋同于网络舆论的观点和走向。
2网络舆论对校园文化的影响方式
2．1从议题角度形成关联网络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在其日渐扩大的影响力推动下，逐渐占据了中国社会舆论形态最重要的位置。从网络舆论的生发过程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舆论的主要形态也从简单的网络流行语，逐渐转化为网络热点事件，进而发展为网络意见和态度。从互联网技术平台来看，网络舆论的生发空间，也从过去的论坛、QQ群、贴吧，逐渐丰富为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对于大学校园文化而言，构成校园文化主体的核心成员是大学生，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接触大众媒介信息的过程中，网络信息占据了主导性的优势地位。大学生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互联网，这就决定了网络信息在大学生的信息环境中承担了主要构成要素的角色。2009年以后，自媒体时代逐渐到来，大学生也就成为了自媒体时代的“原住民”，在自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巨大变革中，来自互联网的信息一方面为大学生提供了社会信息的主要议题，另一方面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自己声音和观点的渠道。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终端在大学生中的普及，大学校园的议题与网络舆论的热点呈现出了高度关联的态势，同时，由于学生缺乏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大众媒介的接触渠道，网络舆论对校园议题的设置作用凸显。这种对校园议题的设置直接影响，是网络舆论对校园文化影响的最突出表现。
2．2从价值观角度形成关联网络舆论通过直接影响校园议题的方式，将网络舆论的对象直接延伸到校园文化议程当中，这一过程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将舆论热点过渡到校园话题的过程，另一方面还是网络舆论引导和影响校园文化的价值观念的过程。由于在生发过程中，网络舆论处于互联网的相对封闭的范围内，而网络舆论产生的环境又是基于互联网某一平台的小众传播，因此，群体意见和群体价值观念就会在舆论事件和观点的传播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是传统大众媒体信息经过媒介机构把关后的传播过程中所不会出现的问题。而自媒体时代大学生在参与网络舆论产生中起到的作用，使得大学生群体被直接拉入了网络舆论相对群体化的价值规范中。
大一化学论文篇（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文化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崛起使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复杂，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以商业性、媒介性、娱乐性、世俗性、流行性对高校思想***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产生了消解作用，从而威胁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文化可以以资本的形式赎取和转化为经济价值，语言符号也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商品。文化的资本化对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基于价值理性的道德话语体系带来挑战，淡化了思想***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色彩，资本本位取代价值本位冲击着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主导逻辑。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诉求的是感官经验的视觉形象，而非书面性概念意义的文本修辞效果。由于大众文化的影像、模拟和仿真在高校思想***治思想理论课中过度再生产，消解了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思精神。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将感性层面的本能欲望满足所获得的消遣愉悦作为卖点，而不是深层精神的充实和心灵的震撼，就此造成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庸俗化和低俗化。大众文化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持渗透到高校思想***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以游戏的形式消解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宜教色彩。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反映的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平凡叙事，而不是基于抽象的价值理性的宏大叙事，也就造就了大众文化的日常化、琐碎化甚至是庸俗化。大众文化以现实的关怀和当下的感受为切入点，弥散到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使教学话语体系的深度结构转为丧失深度的平面结构。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立足于感性层面形象的审美化，而不是精神层面信仰的审美化。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所导致的话语体系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动化渗透到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使教学话语体系丧失对思想内容的形式分类、抽象概括和逻辑论证能力，最终导致语言世界的空洞化、思想世界的虚无化、情感世界的零度化。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是以纯粹欲望的满足构建自我价值体系的快餐文化，而不是以心灵的震撼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学话语体系的语言符号不再反映现实，而是遮蔽现实。因此，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技术化的批量生产，显然是对教学话语体系表意方式的必然性消解。
二、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具有创造性作用
诚然，大众文化本身蕴涵着能动的解码力量。大众不是单质的一元化群体，而是复杂的多元化组合；大众文化的受众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着生命活力的自由创造者。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文化的内涵，并对既有的文化格局带来严峻的挑战，但是文化走向大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众文化的发展将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路径。同时，给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天然的平等品格和民主精神，在文化形式上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等级化向民主化的转变、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促使教学话语体系从控制支配转化为对话交流。正是在这种主体间性的语言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进而生成思想***治教育的意义系统。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广泛性、普及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消解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中的差异性、等级性和垄断性，这对于文化资源的共享、共同意识的建构、价值信念的传承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文化的媒介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扩展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空间，进而促进教学话语体系形成有效的理论自觉。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以其温馨、轻松、休闲、欢乐、回忆等手法，使在紧张疲惫、超荷压力生活下的大众放松心理状态，弥补生活的单调性、片面性和孤独性。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以风趣幽默的话语风格表达严肃庄重的思想内涵，使大学生对抽象思辨的文本更易理解；以民主平等的语言对话传递高尚深刻的核心价值理念，使大学生与教师达到价值的视域融合。也就是说，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通过交互式体系的转变，达成对核心价值理念的普遍认同。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文化走向民主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大众文化的世俗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内建立公共文化交流空间，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治上的公民权，也会塑造大学生文化上的公民权。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新颖性、动态性和独特性。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并不是基于控制性思维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重建，而是要将触角伸向身体领域、消费领域和符号领域，在无意识世界中探寻大学生自我平衡和信仰皈依的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效率性、活跃性和创新性，大众文化从其审美趣味的普泛化出发，紧紧把握时代流行的脉动，吸纳广泛的接受者，力求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治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师不再是纯粹的灌输者，学生不再是纯粹的接受者，教师必须考虑到学生现实需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原则渗透到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消费，维持与现实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三、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实现路径
大众文化由于对感性层面物质欲望的执着，导致了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功利化、标准化、庸俗化和空洞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大众文化对教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作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要实现从教学理念、教学机制、教学内容到教学模式的全方位创新，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实践的语言交往成为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转变的实现路径。
高校思想***治理论课的语言交往不仅涉及互为主体的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而且语言交往作为内在的环节实现了价值和意义的生成。这种语言交往实践规避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所可能导致的灌输化、控制化和同质化等消极影响，倡扬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所产生的平等化、现实化和效率化等积极意义。
（一）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是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发展趋势。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返回生活世界，建构起基于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开辟充满意义的语言交往的公共空间，意味着扬弃教师抽象的独语，在师生之间的语言交往中达到普遍性共识。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生活话语转化消解了大众文化对思***教学所可能造成的功利化、平庸化和浪漫化等消极影响，强化了大众文化对思***教学所生发的亲民化、平实化和风趣化等积极意义。
（二）语言形式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是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另一方向。在大众文化视域下，语言形式还有朝着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使之更加深刻地把握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高校思想***治理论课的教学性质、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决定了其语言交往形式不应停留在生活世界的具体化层面，而应该上升到精神世界的抽象化层面，通过精神层面的语言交往观念地建构起意义世界。高校思想***治理论课的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对于大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避免痴迷低俗的物质欲望，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在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应尽可能地创造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构建起抽象化的普遍性价值共识，进而将价值共识引向实践过程本身。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学术话语性质定位避免了大众文化对思***教学所可能引起的肤浅化、平面化和粗疏化等消极影响，提升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所引动的开放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等积极意义。
（三）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方向要求语言交往具备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等特点。在大众文化视域下，科学技术构成高校思想***治理论课语言交往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的助推器。现代科学科技使语言交往超越了自然语言的局限性，构建出纯粹形式的科学语言，通过语言的逻辑化实现对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精确把握。在大众视域下，科学技术对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交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创造了语言符号的新形式，创新了交往主体的新观念，创制了交往方式的新样式，最终将使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活动的交际能力获得空前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已成为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必要前提和理论方法的创新动力。
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回到交往实践中去。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语言交往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的发展，使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亲近生活世界；通过语言交往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富有意义；通过交往语言的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科学化。
参考文献：
[1] 潘晴雯.高校思想***治教育话语系统的生成—以科学发展观为视域[J].东南大学学报，2010（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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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文学发展与特点自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文学逐渐脱离英国文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在初始发展阶段，散发着英国文学的味道，但是在后期发展中逐渐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改变，第一次为民族文学，后两次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对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而言，乡土主义是其首要代表，它在早期的美国均有所体现，后来美国文学结构便朝着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
二、英美文学评论
文学是展现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智慧的结晶。英美文学为世界范围内的人们认识英美文化提供了平台，英国文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绽放异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外来文化对其影响较大。美国文学在初始发展阶段只是单纯地模仿外来民族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才摆脱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朝着***的方向发展。在上世纪初期，美国文学步入繁荣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导致美国文学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借助文学理论思索文学作品的活动，旨在通过对文学作品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为进一步创作发展奠定基础。英美文学评论按照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将其划分成小说、散文、戏剧等不同体裁的评论。通过对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内容的分析和评论，来提升阅读者的鉴赏水平，进而较好地把握作品传达的信息是文学评论的根本目标。英美文学评论建立在作品分析之上，并更加透彻的分析和从更深层面评论文学作品，由于英美文学评论和普通的作品分析相比，较为深入透彻，因此，它区别于作品分析。文学分析注重作品自身的特性，而英美文学评论强调对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外部表现的评论。
三、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文化发展载体差异的影响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也是名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因此，民族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语言载体上也有所体现。文学作品中的所使用的语言均是作者进过深思熟虑得到的，文化差异在文学评论中的影响，主要表现英式语言与美式语言差异的影响。因此，以语言差异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独具代表性。英国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具有较长的发展史，且英语是语言正宗，具有优越的发展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它较好地传承了文化遗产，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是因为此原因，大多数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格外小心的运用语言，也许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他们害怕侮谩英国传统文化。因此，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时，运用语言时循规蹈矩，缺少一种个性和创新。美式英语建立在英式英语之上，与英式英语相比，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是美国是一个更加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在***战争中，美国的***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均进行了更新，且美国民主***相对成功，历史遗留不大，这点表现在文学评论中，便是美国文学家评论时相对张扬，看不到小心谨慎的痕迹，有时还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美国文学评论的创新与自身***、自由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比分析英美文学评论语言差异，我们能从更深层次挖掘文化差异对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影响。
（二）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主要挣扎在传承和摆脱传统文化中，《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典型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挣扎在复仇中，此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均具有此类特点。在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逐渐从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逐渐向荒诞过渡，这是在传承和摆脱中挣扎的具体体现。进入二十世纪后，其文学评论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新思索和定位原有理论，此时期涌现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综合来说，伊格尔顿是英国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截止到目前为止，仍发挥着较大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正在向着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文学评论中应进行系统性的审视和思索，进而构建满足时展的文学理论。对于美国文学评论，我们应注重对美国文学的探究，这是因为评论源自文学。美国属于殖民地，大陆文学、英国和印第安学均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虽然其它文学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最主要还是自身。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的基础上，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更新，然而美国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个体，相应的文学评论也是如此。
（三）文化历史差异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国文化历史的主要特征，在具体的英国文学评论过程中，关于人本主义的观点相对保守，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自身性质决定的。例如，莎士比亚在评论自身作品时，宣传人本主义的较多，这种主义处在发展金字塔顶端，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制约，真正实现自由、和平。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评论在英国文学作品评论中发挥着代表性的作用，它在后续评论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人本主义评论观。然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这种评论观开始受到质疑，有些甚至否定此种观点，这主要是因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助推剂，而相对保守的人本主义观只有在特定的时期才能发挥自身价值，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条件。而美国文学评论针对人本主义观点，具有激进性和独创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与英国相比，文化历史负担相对较重，且历史遗留问题不多，外加美国的***战争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氛围，为美国文学评论发展减轻了负担。因此，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大部分作家对人本主义抱有激进的态度，有些还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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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类号：I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92-02
近来，西方文化与文学理论界流行一种说法：理论死了，理论已日益走向终结。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对这种反理论化的文化浪潮作出了较为清晰的论述和说明。在书的第一章，伊格尔顿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这个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盛行，欲望化生产主导整个经济与人文语境的时代，“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1]1，“和大众文化作为合适的研究题材，已经了结了一个强大的神话。”[1]结合伊格尔顿的论述，我们认为，所谓的“理论之后”，并不是说理论实际意义上的终结或死亡，如段吉方教授所言：“理论的研究乃至理论的生命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消亡的，理论作为一种记录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理性思考方式，不会轻易地随着一两种不同主张和观念的分歧而寿终正寝。”[2]“理论之后”的真正意义，其实是说理论在当下的危机与困境。随着全球性消费主义经济的拓展、多元化意识形态格局的生成以及大众文化产品的滥觞，个体作为单个的原子，其主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遭到了世俗化、欲望化与消费化意识形态的全面改写，深度模式和总体性精神遭遇质疑，理性启蒙与审美主义日益被视为遥不可及的神话。面对这种历史文化语境的嬗变，伊格尔顿深感福柯、拉康与德里达的时代已风光不再，理论的原创精神走向式微，即便理论依然故我，但知识与话语的再生性能力已经弱化，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师在逐步减少，而经典的理论文本已是凤毛麟角。由此而言，说“理论之后”是理论的终结与死亡，的确有些危言耸听，但如果说是理论意识的衰竭与退化，相信会得到许多文化知识分子的认同。
就文学理论而言，“理论之后”的话语风景确实不容乐观。文学边缘化、文学终结论话语此起彼伏。虽然还有新的文论话语不断出场，如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但同20世纪这个“批评的世纪”相比，文学理论还真的有了些穷途末路的迟暮之感。文学理论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成为一种自说自话的话语游戏。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话语陈述，不再指向文学的理解与评价，而是被视为理论自身的炫技。文学理论的现实品格也日益削弱，人文关怀与审美超越功能日益委顿。文学实践拒绝文学理论的指手画脚，从而切断了文学理论介入具体文学现实的通道与桥梁。任何文学理论，总是要面对具体的活生生的文学实践，但当代文学实践却总是以闪烁其词的方式，逃避着文学理论的话语染指。作家和读者对文学理论表现出本能性的拒斥，间接加重了文学理论的自闭症。大众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成为文学理论不得不面对的陌生化土壤。就整个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而言，文学理论注定只能以崇高的话语形态悬浮于意识形态的空中，进而在“高处不胜寒”的冷傲清高中孤芳自赏、顾影自怜。在传媒介质、***像文化营构的“视像***体”中，大众轻盈的感官难以承受理论的厚重，欲望化的生命状态拒不服从理论的规训与唤询。即便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与欣赏活动中，文学理论终归只能以缺席审判的方式，佯装出一份狐假虎威式的尊贵与庄严。
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困境，在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有着更为集中的表现。高校本是学术研究与理论原创的重要平台，文学理论作为研究文学原理和范畴的人文学科，曾被视为高校文学院学术科研与学科教学的重中之重。但是，随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文学理论教学日益变得不景气。一些高校和文学院系，因受到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专业建设与课程设置方面日益偏向实用性，相对轻慢“无用之用”的文学理论。这就使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严重滞后，甚至有滑向学科编制底部的危险。在具体的文学教学实践过程中，也可谓是弊端丛生。文学理论教材老化，理论知识陈旧，与时代文化和具体文学实践脱节，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一些文学理论教程，将自己装扮成理论的万金油，甚至想要为文学世界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理论话语的斑驳陆离，掩饰不住内在形态的支离破碎。有的文学理论教材，完全从“纯文学”立场出发来理解文学，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有的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最终蜕变为僵化保守的理论说教。有的文学理论教材，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陶东风指出：“我国文学理论教科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弊端，是在寻找、建构普遍性文学理论知识的名义下，导致文学理论知识的拼凑性。古今中外的‘大综合’几乎是所有文学理论教材的共同‘特色’。”[3]17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使大多数文学理论教材致力于追求文学的普遍规律和本质属性，而相对忽视文学理论知识的本土化与历史化的具体性意义建构。受高校教育教学考评机制和人事制度的影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师，整日忙于应付科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竞聘职称等事情，对文学理论的教学工作相对漠视。教师教学态度的功利化，教学方式的枯燥呆板，导致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日益走向形式化。就高校学生群体而言，由于他们的文化结构与心理认知***式主要在“后理论”时代形成，感性的、平面化的大众文化与视像文化形态浸润、同化着他们的审美经验，致使其在主体性建构过程中，不自觉地选择世俗轻盈的文化认同与接受范式，进而在无意识结构中产生了对抗、消解理论干预的心理因子。加上高校应试教育的体制性庇护，与教师对理论教学的敷衍了事，最终使高校文学理论教学蜕变成高校讲坛上拙劣的文化表演。综而论之，在这个“后理论”时代，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正日益陷入僵化、保守的危机与困境之中。陶东风严峻地指出：“在大学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学理论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学理论教学存在严重的知识僵化、脱离实际的弊端，它很难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学生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从而产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3]3如果我们不理性正视、深入反思、及时补正，那么，即便有高校教育和学科体制的权力庇佑，文学理论教学也可能会在这个大众消费主义的“后理论”时代走向穷途末路。
作为一名高校文学系的文学理论教师，笔者不愿看到文学理论在高校讲坛上被视为“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本着对理论、学科和学生负责的态度，在此对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工作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其一，各教育行***部门、高等院校等教育教学主体，不要对哲学、历史学和文艺学等人文学科怀有偏见与歧视，应充分认识到人文学科对社会主义文化与人文精神建设的巨大作用。应从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一战略高度来理性建设人文专业学科。应加大对人文学科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投入。只有***门和高等院校重视人文学科，重视文学系与文学学科的发展，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存在，才可能获得稳固的合法性前提。其二，文学理论研究不能仅停留于纯理论领域的阐发幽微，同时也要关注大众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创造活动与文学接受活动。文学理论不要总是以高头讲章的形式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应该学会屈尊纡贵，主动以通俗化的方式介入到文化现实世界之中。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应同具体的文化与文学现实结合、统一起来，从而使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品格获得更好的体现。文学理论应该实现自身理论范式的变革与创新。其三，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应充分重视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应注重教材理论性、通俗性、人文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结合。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要跳出本质主义思维范式的局限，在多元与差异性的话语存在中实现理论话语的民主化诉求；要注重文学理论知识的本土化与历史化，结合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消费活动的多元化格局，努力实现文学理论与时俱进的辩证发展。其四，要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文学理论教师队伍。所谓高素质，并不仅仅是指科研水平高，同时还要能真正上好文学理论课。这就要求文学理论教师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能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更新知识结构，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文学理论教师要立足于现实，转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从而真正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领悟到文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笔者从总体上对高校文学理论教学的反思。
具体就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实践而言，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首先，文学理论教师应彻底转变教学理念，应打破纯粹的知识传授式的教学模式，由教学主体转变成教学主导，应将文学理论教学活动看成是对学生实行诗性智慧与审美心性培育的重要途径。文学理论应“放弃不切实际的大而全的理论框架的建构，代之以有助于学生诗性智慧启迪的知识的重组。”[4]其次，文学理论教学理念的转变，意味着教师必须在教学的方式方法上不断探索创新。要变灌输式为疏导式，变填鸭式为启悟式，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主体性，通过建构一种对话主义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同老师的对话、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学习文学理论。再次，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应充分尊重学生，要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及时捕捉学生对当下文学现象的认知以及他们对文学审美活动的感想与思考，并能针对学生的实际想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思路、教学计划和教学风格，从而使文学理论教学活动时刻保持活力。最后，文学理论教学应同文学教学、文学写作、美学与美育教育等联系起来，应该在具体感性的审美实践活动中理解文学理论的现实性品格，从而真正引导学生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如果没有具体的文学实践作基础，文学理论教学无疑会成为空洞的理论说教，其教学的价值和意义也会大打折扣。
总之，在这个大众消费文化流行的感性化的“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所遭遇的危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文学理论同现实严重脱节，甚至患上了严重的理论自闭症。文学理论教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学科体制问题、教师素质问题、学生兴趣问题等综合因素，导致了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实践陷入了危机与困境。当然，如果文学理论界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研究对策，进而寻找解决的方案，那么文学理论教学非但不会在这个理论贫乏的时代走向衰落与终结，反而会生成新的理论契机，甚至有可能在短暂的沉寂之后，再次走向兴盛与发展。这也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同仁们最大的希望所在。
参考文献：
[1]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大一化学论文篇（6）
从宏观视角看，是由于文论的发展对于社会――文化大背景的相对滞后性造成的。所谓相对滞后，是指文论不能发挥其对创作实践、欣赏实践的指导功能，对于疏导听众的思绪有所隔膜。
在中国当代基本来说还没有成熟的文论。它的组成大致是几个外源：首先是那些舶来品。西方文论在二十世纪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西方文论是在西方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们便于操作，便于展演，兼之这是位远道的和尚，故而一度十分得宠。只是，大家还须知道，远道的和尚，之所以人们说他会念经，无非是因为他的新法因其陌生而使听众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这些新鲜的经义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在它获得移植、嫁接以获得生命之前，它只能是多余的东西，顶多只能做为我们的参照。时至今日关于套用西方文论指导中国人审美实践的局限，时人已颇有感觉。
当代文论的另一个债主是中国古代文论。自五四学衡派到当今国学派，不少先生奉古代文论为圭臬，推崇备至。又由于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使国人听起来熟悉亲切，故而因乡音颇重而时时有掌声可闻。只是古代文论是从古代文艺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而人们的审美感受由于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亦同样发生了嬗变。这样，古代文论与当代人的审美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具有直接对应性。以故标新，往往会落入刻舟求剑的尴尬。所以，古代文论所标举的一些美的境界、标准为越来越多的新人拒绝便是明证。
指导实践的理论要从实践中来，这是公认的知识学原则。应该承认，古代文论、现代文论、西方文论都包含着艺术哲学的一般性真理，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思想材料和方法上的借鉴。只是，引进借鉴和继承批判都不能取代到具体实践中去获得认识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论家要产生卓越的文论，首先，要求他有卓越的、时代性的文学观念。这就要求他的前提身份应该是艺术家，而不是知识家和翻译家。不端正这个认识，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有我们自己的文论。因为这样产生的文论只能是些假大空的无稽之谈，“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从微观视角看，文论系统自身也存在问题。这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文论哲学化的走向上。文论哲学化，一方面，说明该学科正朝着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又有思辨化，脱离实际的倾向。只是，当代文论所表现出来的哲学化倾向，在包含了上述两重意思的同时，对于后者表现出更突出的倾斜。在这个倾斜的影响下，文论日益成为自系统，在思维中兜圈子。久而久之，必然走向贵族化，走向枯竭。
如果说由于文论哲学化造成的文论边缘化还部分地是由于文论自身思维特征的局限，那么，因文论操作方式导致的文论边缘化又提醒我们要检讨一下文论家们的文论操作实践。
我们没有自己的文论，因为条件不成熟。这样，搞一些借鉴也无可厚非。然而，借鉴并非是拉大旗、作虎皮，文论家在取经时应该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布道时更应嘉善而矜不能。而我们的一些文论家的心态并非完全如此。他们不愿做小事，只好说大话。他们指责你不会“陌生化”，批评我不懂“新批评”，但他却不说其分晓。你和我因为不懂，开始以为他的文论高深神圣，时间长了，发觉崇敬不是医生，不能救死扶伤，而且也渐生疑窦――“他们也许自己也不懂”，于是，只得自病自医。相应地，文论家们便自叹“边缘化”，指责人们非理性。鉴于此，笔者斗胆向经营文论的先生们进一言：做点小事，勿以善小而不为。大事当然也应该做，但需要等待时机，准备条件，别着急。另外，文论不是大棒，别总拿它当大棒使，应把它当手杖，让大家的手都去拄它，它便自然不会“边缘化”了。
导致文论边缘化的原因还有不少。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应对之保持清醒严肃的态度。这不仅因为文论边缘化趋势会影响我们的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意味着人们对艺术的冷漠，意即对美的生存、发展方式的摒弃，这无疑是大家不愿见到的。
参考文献：
[1]《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大一化学论文篇（7）
高校校园文化在引领、塑造高校物质形态、观念形态方面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它既有着文化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的个性。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高校校园文化如何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
1.1 文化的本质
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用文化的观点来研究高等教育，并指出文化是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文化塑造个人的心智”。也有人认为文化就是教育，教育就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是人本身的发展。①
1.2 高校校园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1.2.1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普遍表现形式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和管理者经过长期的培育而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和校园群体的智慧与意志。”②从文化在高校的表现形式来说，高校教育的基本组成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资料三个部分，教育者是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受传者，作为文化化了的人对文化进行传播；受教者接受一定的文化，又将这种文化进行新的创造，最终也是被文化化了的人；教学资料实质上是文化通过教材、辅导书、工具书等形式表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着文化的共性。通过校园环境进行的文化选择，具体体现在学校的校风（包括教风、学风等）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等）的确立、校园活动的组织、学校规章制度的订立和各种设施的建立等方面。③高校校园文化是各个高校中都有的一种文化，只是依据高校层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2.2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特殊表现形式
高校是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校校园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体现了高校不同的办学理念或办学理想。从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来说，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是有着高知识、高学问的教师和处于青年时期、激情洋溢、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群体。作为高校主体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思想更具先进性、开放性与深度性。高校校园文化主体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文化体现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复杂性、针对性与多元性。从不同层次、类别的高等院校来说，各个高校的校训的不同正是高校校园文化不同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如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大学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武汉理工大学的校训是“ 厚德博学，追求卓越”。
1.3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作为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在于作为高校主体的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的认识不足。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丰富高校师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树高楼、搞绿化、开办讲座等；以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只是学校特定部门如团委、学工处等部门的工作。没有认识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各项工作的基石，没有认识到到校园文化的深层本质是学校的元气，各项工作都应是这种元气的流布，广大师生都应能够受到它的滋养。④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动态性。但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不变的，它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引导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高校校园文化一般选择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非主流社会文化的冲击。在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过程中，高校校园文化表现为高校主体的自主与自觉选择的特性。有人说，校园文化的变迁本质上是大学生正确的社会感知、成熟的文化自觉和整合的群体互动。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大学生群体在文化的变化过程中不断适应、调整的自我发展。
2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基于认识论和***治论的视角
布鲁贝克指出，研究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哲学基础：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二是以***治论为基础。高等教育的哲学指导思想支配着高校各个方面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哲学指导思想的影响。
2.1 认识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认识论哲学的指导思想在西方有着传统而悠久的历史，它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强调高校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为了学术而存在的。这种哲学思想提倡的是能够训练人的思维、发展人的理智，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理性知识”。但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这种以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求取知识和真理的活动并不单纯为获取系统化的理性知识。在这个直接目的的背后还有更为高远的目标，这就是人的存在、价值和幸福。⑤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以人为本，客观上要求大学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大学里，更加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构建形成科学人文的理念以适应大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校校园文化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呈现出开放、公平、民主的文化气息，表现在不同的学术观念的共存、对个性的包容、对个体的尊重等。高校教师和学生作为高校教学活动的主体，他们的存在是为探索知识、传播真理而存在的。教师不仅传授知识、培养具有开放视野、创新能力的学生，而且通过科研对知识进行探究。教师和学生都带有自身独特的个人文化，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个性特征、思想观念。高校校园文化正是学习、工作、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所共同营造的共性文化。它通过营造良好的教风、学风来约束人们对知识探索的态度和行为。
2.2 ***治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治论哲学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社会、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高校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高校只有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高校必须依靠培养的人才以及知识、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高校的存在是为社会服务的。它提倡的不仅仅是“学理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应用性知识”。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创新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样，应用性知识更能为社会的发展服务。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在高校校园文化中体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直接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3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
3.1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
***治论和认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高校校园文化存在着认识论和***治论的两难选择。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⑥选择了认识论的人认为，高深学问的坚实基础是严格的客观性，如果不能避免高校的***治化，将迟早会歪曲和干扰学者研究的客观性，从而导致学术贬值。选择了***治论的人，更多的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存在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高校校园文化认识论和***治论价值取向的冲突具体体现在对高深学问、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大学功能的不同态度上。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认识论认为高校应该完全自治。应该让高校里的学者、教师***自主的解决知识领域的问题。因为高深学问是高于普通知识的专门学问，那么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而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该如何讲授，应该决定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如招生、考试、学生的毕业要求、评聘教师等。***治论认为高校的自治不完全由教师们决定，学术上的自由也是有限定的。应该依据社会事务的要求决定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标准、质量要求等。由于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持认识论的人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科研。***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持***治论的人认为大学的职能是为社会服务。
3.2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融合
高校的职能发展由单一的教学功能到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再到弗莱克斯纳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高校功能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既要通过教学来传递知识、保存文化、培养人才，又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创新发展知识，还需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间接地提供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高等学校都摆脱不了***治论的根据，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或是在专制的国家里，总是要特别强调***治论的根据。⑦长期以来***治论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认识论哲学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大学是探索知识、传播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机构。对知识的保存、选择、传承，对真理的探寻都需要大学具有自治和自由的权利，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应该是认识论和***治论的融合统一。高校校园文化需要营造出追求学术、追求真理、以人为本的氛围，从而推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大学发展的过程表明，大学内部需要有专门的行***人员来参与大学管理。但是，目前在高校中存在行***管理权过度的倾向，行***级别化、干扰学术、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需要在教学、学术管理和行***管理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得大学能和谐有序地运行。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他们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现代大学功能强大，它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正越来越成为***府借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⑧市场力量也成为干预大学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更加需要坚持自治，倡导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新时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我们坚持这种价值取向，绝不是要求大学脱离社会，而是在自治、自由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责、为社会服务。认识论者洪堡就曾这样指出：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社会和国家的目标。⑨
注释：
①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②③⑧潘懋元.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文化选择与创造[J].高等教育研究，1995(1) .
④程祥国等.大学精神的奠立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营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
大一化学论文篇（8）
在进入本文论题之前，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的发生、发展，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与梳理，是殊为必要的。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文艺理论教育，在晚清民国之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背景下，和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一样，发生现代转型的结果。中国的文艺理论原本没有教程，依托于经史子集诸多著作，靠士人举子、官宦等，以之指导、评价当时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20世纪初废八股、废科举后，经史著作不为所重，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益遭冷落。至此，在古代的辟雍、泮宫、庠、序、学校和后来的书院、私塾中，承传数千年的自《尚书》《周易》《周礼》《诗经》《春秋》以降的古老文论教育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与嬗变。要言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承，是通过特殊的、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的传递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教育，但不是***的专门的文艺理论课程的教育，而是附丽于其他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中国古代有文艺理论著作，但不是作为讲授的教程，不是作为教程编撰的。
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开端、形成，应与西方现代文艺学、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发生做一定的辨析区分，以进一步明晰认识。现代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生，则与现代学科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扎根与建立直接相关。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逼使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朝廷共同发动了，最终归于失败，但变法期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等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施行现代学科教育，当时还兼有国家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此为开端，1905年废除科举后，现代所谓“新学堂”的大量中学、大学，便首先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以及江浙等先进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学校，不同于传统的书院私塾，教授现代教育要求的各门学科课程，这直接催生了编撰现代学科教程（包括文学理论教程）的需要。民国前后现代教育制度、新学堂的建立情况，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叶文心在其研究专书中有周详的介绍与探讨。自1914年姚永朴在北京大学编撰《文学研究法》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大批的西方文论教程开始被翻译介绍进来，本土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也逐渐兴盛起来。在民国时期，主要有三类。最早受“中体西用”等保守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内容，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体系的体例框架的教程，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此后，一些学者奉西方文学观念如情感论等为圭臬，移植理论体系、范畴原理等；三十年代后，受“***文学”兴盛影响，出现无产阶级模式的教程，倡扬无产阶级***治功利的文学观，开始以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典型等为核心范畴。民国时期的文论教程，***府没有统一的规划要求，故总体体现了个人著述、民间话语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代到1958年以前，应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要求，***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精神，模仿苏式文论，一些学者尝试编撰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程。1958年中苏交恶“，”运动开始，新民歌运动兴起，文学理论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当时极“左”思潮日益扩大，随着学生编教材的热潮，的《讲话》被直接作为教程内容。到了1962年左右，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两本文学理论教程，即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文学概论》“。”时期，百业荒废、文苑凋零，文学理论教程也少有进展。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运动，使文化领域展现了丰富活跃的发展形势，文学理论教程的编撰日益多元活跃。
以“审美论”为发展契机，出现了一批反思、探索性的教程。到上世纪90年代，童庆炳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文学理论教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前面对“现代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作了一番简要的勾勒。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日益深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兴起。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占领潮头，强烈影响着文学研究者。如前所述，2002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思想基础、理论面貌与前迥异的文学理论教程。指导思想，是一定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础。历史地看，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体系构成、问题域、体例框架等。这方面，近年来有研究者作了专门的“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研究”博士论文，很富于启发性。新世纪出版的几本新著，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突出重围之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童著《文学理论教程》，虽然有很多突破与创新之处，但其基本文学观念终究未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虽然童先生曾强调他的观念核心是审美，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功能性借用。另外，《文学理论教程》本质论的体系与各分论来源驳杂背景相异的理论内容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矛盾，难以形成理想的通约性与整体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童著《文学理论教程》的过渡性。#p#分页标题#e#
大一化学论文篇（9）
文化思潮是指某一个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下社会文化的思想潮流现状，是一种较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文化运动，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在思想领域的反映，通常由知识分子群体或精英发端并推向社会一定层面。由改革开放为动力而推动的我国社会转型是伴随着全球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这种转型引起社会观念的变化、出现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异彩纷呈，相互激荡的局面。大学校园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或精英的集中地，是思想最为活跃的地带，也是各种文化思潮传播及影响最大的地方。文化思潮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在大学校园则以其特有的形式体现出来，既活跃了学校的文化学术氛围，同时也对学生和教师思想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新时期各种文化思潮的出现，对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思想***治理论教育所承载的教育功能和教育目的会发生冲突、产生对撞。本文从思想***治理论课教育功能的视角来认识和分析当代文化思潮与思想***治理论课教育之间的关系，分析思想***治理论课教育在应对当代文化思潮中的基本态度的变化，说明在全球化时代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所必须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提升思想***治理论课教育的功能。 一、思想***治理论课教育内容与文化思潮的冲突与对立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文化思潮在中华大地激流涌动，以各种形式在大学校园中传播。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90年代后则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以及“后现代主义”;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多元文化思潮并存的局面。从思想***治理论课教育的视角看，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之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理念不得不在与各种文化思潮的对撞中接受新的审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受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及全球化的强大冲击，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否定论”的论调101也不绝于耳。各种文化思潮与思想***治理论课教育在关于世界、社会、历史及人生观方面的观点差异决定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和对撞。 (一)非理性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 非理性主义思潮源起于欧洲19世纪中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和工业化矛盾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改革开放以后，以“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形式在高校引起一股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非理性主义极端夸大非理性的决定作用，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基本不同甚至对立的。如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认为“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是没有解决的矛盾的错综纠结，它所走过的历史，也是杂乱无章的一片混乱。一切都是盲目的，只受偶然性的支配。人的理智无法揭示世界的本质和历史的规律，无力给他周围的这种混乱带来理性的秩序，只能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去接受它”。［1］ 在人生价值观方面，认为人的本能、情绪、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本能即生命冲动和望，是一种最真实的存在，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创造源或原动力;情绪和直觉可以作为把握世界和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个人价值与社会、集体关系的认识上，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不应该为什么权威、整体和更高的东西牺牲自己的利益。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价值。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认为社会是个人的结合，离开了个人就无所谓社会，反对为社会而限制个人，反对为整体牺牲个人。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发生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 (二)后现代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起源于战后的西方社会，其实质在于否定传统，否定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在文化内容上，主要以仇恨、暴力和无***府主义为主要内容;在表现形式上是大众化、商品化的表达，呈现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精神特征，以感官快乐为人生目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种文化现象在我国文艺及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在大学生中风靡开来，在精神结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90年代初的“王朔热”，其作品所体现的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小说名称“玩的就是心跳”成为时代流行语;后现代诗歌、后现代系列影视剧“都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和历史观念作了调侃式的嘲讽。正是这种调侃既满足了大学生的***治无意识，又带来了一种挣脱了语言规范而获得***的，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狂欢”，是大学生宣泄情绪的“窗口”。［2］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之下，大学生的***治意识逐渐淡薄，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念受到冲击。 (三)文化保守主义与历史唯物论的冲突 保守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对立而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20世纪以来，保守主义经过修饰，从以前的维护封建主义转到了维护资本主义，“二战”后成为同自由主义并列的资本主义两大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于20世纪90年代悄然来到中国，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保守的自由主义等不同派别。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为旗帜，掀起了“儒学热”、“新儒学热”和“国学热”，90年代以来，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口号下，海内外“国学热”骤然兴起，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课题面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表现出过分的钟爱，不少学者打出了“复兴儒学”和“大陆新儒家”的旗帜，宣称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认为儒学可以拯救世界。一股阅读、研究儒家经典的热潮首先出现，对佛经、易经、禅宗的研究在大学校园受到青睐。以文化观念解读历史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诉求，因此所谓文化史观、道德史观逐渐成为思想的主流，对唯物史观造成巨大的冲击。#p#分页标题#e# (四)对***历史观的否定 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的体现以“告别***”为招牌，否定和反对一切中国***，导致思潮，其现实的理论形态并不是否定以往所有历史，而是从反对社会主义的***治需要出发，否定某一阶段或某几个阶段的历史。这种社会思潮具有鲜明的***治倾向，是一种违反历史事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义思潮。以这种历史观为基础出现的书籍、影视作品等大量涌入文化市场，成为畅销产品，对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心理文化结构和世界观产生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它容易使青年学生缺失基本的是非观，滑向历史的虚无主义。又如，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只不过是“那些稍纵即逝”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的堆积，通过“解构”宏大叙事，“碎化”历史，否定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否定社会历史的主体，近一两年流行的小说《明朝那些事》、《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等历史的另类解读，使传统的***史观点受到极大冲击。 (五)多元文化思潮对一元文化的冲击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文化思潮的多样化局面逐渐在90年代后期呈现出来。各种观点粉墨登场，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中国加入WTO后的开放的进一步纵深扩展，文化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以及80后、90后新生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使他们以各种简单、“快餐”的方式被各种文化包围着，既有在学校开设有西方哲学、文学、***治、经济等社会思潮的课程的系统学习，又有欧美影视大片的视觉冲击，再加上国内文化娱乐的市场化取向和通俗化、大众化诉求，使文化思潮呈现多样化的格局。、意识形态淡化、文化决定论等以各种形式影响和冲击着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和态度，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观点成为困扰大学生的主要问题，共产主义的信仰已逐渐淡出大学生的视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半信半疑”。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已由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向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变迁和转移，艰苦朴素的精神走向拜金主义。不可否认，思想***治理论课教育内容与各种文化思潮的对立和冲突对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在改革开放30年间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主要表现是，青年学生对西方文化思潮抱有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则缺少热情。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相当多的学生对它不感兴趣，甚至持怀疑态度”。［3］ 上世纪80年代始，理论界就一直不断地出现各种研究如何提高思想***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文章，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也作了很多努力去探索和提高思想***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新世纪后，新生代80后、90后开始进入大学，他们一出生就面对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互联网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一个主要窗口，他们是在一个观念***远远超过60后、70后大学生成长的环境中成长的，因此，高校思想***治理论课教育遇到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依然面对的是如何增加吸引力和有效性的问题，其难度比改革开放之初要大得多。为什么大学生对各种文化思潮充满了好奇和积极学习、主动吸纳的心态，而对思想***治理论课却抱有完全相反的心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思想***治理论课教育者的思考或反思。 二、思想***治理论课教育与文化思潮的互动关系 思想***治理论课教育与当代文化思潮的关系演变经历了由批判到吸收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我们对西方文化思想采取了完全批判的态度，冠之以资产阶级***思想;改革开放后，思想***治理论课教育对待西方文化思潮的基本原则与我们***一贯倡导的文化立场是一致的，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同时，认真研究西方文化，既不全盘照搬也不一概排斥，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思想文化成果的一贯态度。面对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完全排斥文化思潮的观点，对其不理不睬，依然我行我素，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对待各种文化现象，我们应采取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态度，既要看到各种文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立的一面，又要看到各种文化思潮出现和发展的合理的一面。对此，思想***治理论课教育与各种文化思潮要形成一种互动关系。积极引入和介绍当代文化思潮的观点，增强思想***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科学分析和批判当代文化思潮的观点，增强思想***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各种文化思潮之所以引起大学生的阅读热情、了解热情及关注热情，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大学生正处于求知阶段，对新的思想观点充满好奇;在中学学习期间，由于应试教育的禁锢，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阅读课外书籍，思维的成熟度不够，比较深奥的观点也难于理解，进入大学后便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阅读中西名著，了解中西文化成为大学校园的文化热点;大学里也开设了各种人文知识课程，满足学生的人文知识学习热情，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文化现象。第二，从传播形式看，各种文化思潮以各种现代传播的形式出现，甚至有些欧美影视大片就直接体现与文化思潮一致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观，以非常直观的、现实的印象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同情，进而又引起对各种书籍的热情。与此现象相对，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教学形式上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比如:在教学内容上，思想***治理论课的教科书内容有些和中学课本内容重复，基本知识点都在中学阶段学习过;教科书设计也缺乏新意，没有任何***片，没有任何案例，全是理论条目，无法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教学形式上，课堂教学为主要讲授形式，有些老师照本宣科，理论脱离实际，无法解决学生生活、学习中的实际问题，***治化的、理想化的、抽象化的理论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在教学目的上，思想***治理论课教育主要是在思想上培养学生的崇高的***治理想，道德上培养学生崇高的理想人格，而现实生活的实际景象和各种现实问题，使学生的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失去了现实依据，使各种理论观点流于形式;在媒体及舆论宣传上，远远无法和各种文化思潮的传播形式相比。也正是由于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所受到的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受到各种社会现象的影响，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受到很大的影响。如何提升思想***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也就成为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不断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笔者认为，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之下，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要利用多元的文化思潮互动提升教学效果。#p#分页标题#e# 首先，要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和介绍当代文化思潮的观点，增强思想***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面对各种文化现象，我们要积极主动在课堂中进行介绍和说明。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文化思潮，都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一概否定。从知识传授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文化思潮，都有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即使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虽然其本质是宣扬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其理论体系却是依据严格的逻辑推理而形成的，因此不能视而不见。就理论知识体系来说，不同文化思潮是有其自身的内容体系的。就文化演变规律来说，文化思潮也必然经历引入、传播到形成某种文化热的局面，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冷却下来，但是，由于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和发展性，依然会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比如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尼采热”，如今虽然这一思潮已退却，但由此引发的国内学者周国平的哲学散文集依然受到大学生的追捧;存在主义哲学的精髓也许没有几个学生能读懂和理解，但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理念已成为80后、90后大学生的多数选择;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也使得大学生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反思，而不是盲从和接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并不是不喜欢哲学或是思想的深奥，不是不喜欢***治或想逃避现实，不是不喜欢理想或是远离崇高。因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时期思想理论课教育教学过程中，文化思潮与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是互动互补的，文化思潮中的一些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例，我们在讲授意识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时，可以讲授佛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以扩大知识面;在认识论中，以前我们更多强调理性因素对认识的作用，而今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创新思维中的作用已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后现代主义从其本质上说是反传统的，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促使我们反思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反思现代化给自然界带来的生态问题，其合理性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是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另外，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虽然过分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由其带来的“国学热”、“儒学热”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于纠正过去我们忽视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现实土壤。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结合当下文化思潮的热点，有选择性地介绍一些观点，对于开拓学生的思维、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内容为主的同时，应主动向学生介绍一些中西方文化典籍，使学生在比较中丰富学习内容，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回避或批判各种文化思潮。 其次，科学分析和批判当代文化思潮的观点，增强思想***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在引进和介绍各种文化思潮时，要进行分析和批判，这是思想***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深化的一种教学探索。我们不能盲目引进和介绍，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区别分析。比如，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分析和批判，一方面要认识到弘扬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同时又要注意当今的某些打着“国学”热的旗号而推行文化复古主义的庸俗表现，是一种文化的倒退;对于后现代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历史假设论”、“否定***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其实质是通过否定***论来否定中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通过历史假设性来为中国走资本主义呐喊，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对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如影视剧中的“皇帝热”，历史小说中的“那些事”、“那玩意”，通过分析讨论，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既可使学生直接感受到思想***治理论课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思想实际的功效，又在这种分析和批判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实现了思想***治理论课教育“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多元文化思潮背景下思想 ***治理论课教育的责任和使命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巨大的，既有社会经济、***治的进步，更有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回顾30年的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之下，思想***治理论课教育为中国培养新时期有理想、有道德的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国高校在建国后就一直开设思想***治理论课，改革开放后，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在主要课程设置、基本内容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和改革，但其基本教育目的和基本理论原则是没有改变的，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与各种文化思潮的不断交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得以扩充和发展，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得到提高和升华，大学生的思维观念得以改变和创新，大学生的社会***治理想得以丰富和充实。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的:“高等学校思想***治理论课在引导大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和***府的信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 新世纪，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在校园文化领域，出现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汇与激荡，由一元论思想转向多元论形态的局面，从文化层面看，这是一种转型社会、开放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视角来看，则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多元文化思潮的关系，为此，需要我们肯定思想***治理论课教育目的和功能的同时，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高度。 现时代，我国面临着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各种挑战，文化软实力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道路依然艰巨，青年一代的文化选择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要充分认识大学生思想***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保持清醒头脑，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大学生思想***治教育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5］从培养接班人的高度来看，思想***治理论教育承担着把大学生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的历史使命。#p#分页标题#e# 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基本特征。思想教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教育，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治教育主要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教育。应当说，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治状况是积极向上的，主流是好的。但也不排除有的学生***治信仰迷茫、价值观念扭曲，社会责任意识缺乏、道德信念缺失等，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治理论课教育的优势，要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指导下去把握、评析、调控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走向，使其变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念体系相一致。所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文化思潮，是思想***治理论课教育担负的时代重任和历史使命。
大一化学论文篇（10）
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有其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国家乌托邦的想象。在苏联文学理论引入之前,存在着学习西方文明的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被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运动取代。五四传统的中止,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性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只能从西方引进,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的悖论:要建设现代性,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由启蒙转入***。五卅之后,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重大转折,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处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正当此时,苏俄这个新兴无产阶级国家正从东方冉冉升起,使他们从中获得***的灵感。文学也开始了历史的迂回。从“***文学”时期开始,苏联文学理论就涌入中国,拉普派的理论成为激进左翼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的纲领。在苏联***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人物鲁迅、茅盾、胡适以及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等人进行了批判,五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文学论争以双方和解,共同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收场。这标志着五四开辟的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中止,由***文学运动取而代之。左联成立之后,苏联文学理论全面引入,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得到大力译介和推广,很快取得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理论的凸起和独霸,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密不可分。当时***虽然取得了国家***权,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无法提供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注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五四文学思想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回声,与新的历史要求发生冲突,它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落潮而遗落在空漠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已经难以承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唯独苏联***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凭借着本国的成功经验长驱直入,一路播洒国家理想主义的理想,适时填补了中国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阵地的制高点。
苏联文学理论是特殊地缘文化的产物,具有两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国文化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认识论传统。欧洲文学传统包含人道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后来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的经典论断。反映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摒除主观性,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俄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带有“东方****主义”的特征。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教化作用,具有群体本位主义的性质。它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受历史条件、阶级条件决定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作家只有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进步的阶级意识,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达到真实性与***性的统一。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它与反映论构成了内在的悖理。可见,苏联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苏联文学理论虽然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中断了人道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它潜伏在文学思想的深层,顽强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得到肯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五四文学思想,使中国文学思想史发生重大转折。
首先,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改变,由文学***转向文学依附意识形态。五四文学虽然主张发挥文学的启蒙功用,但仍然反对“文以载道”,主张文学***,“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苏联文学理论则强调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是***的武器。
其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取代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并成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欧洲新古典主义发生于17世纪,其历史任务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想象,因此理性和规范成为其基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于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确立,它除了强调文学要真实地、历史地反映现实外,还突出了两个要点:其一,***理想性,即用本质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描写现实,表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体现更高的能动性和***性。其二,意识形态教化性,即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人民,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文学的倾向性、***性、典型性置于真实性、批判性、创作个性之上,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理念,属于特殊的新古典主义——***古典主义
最后,形成了文学大众化倾向。苏联文学理论为了***的需要,提出文艺大众化策略。30年代左翼文学也开始深入探讨大众化问题。从形式上看,大众化问题讨论似乎延续了五四平
民文学的思想,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文学,其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平民文学以城市平民为接受群体,开创了新的审美范式和新的雅文学传统。胡适提倡“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意在建立雅文学规范和雅语言规范。而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实质上是一种“化大众”,借助俗文学的形式传达***治理念,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
苏联文学理论在左联时期的崛起,与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但那时并没有形成普遍的***形势,因此苏联文学理论也没有成为全民族的文学思想。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内忧外患加剧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归属需求,民族主义情绪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愿意服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使命,投身于“民族***战争”的斗争中去。于是,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主导了文学思想的时代风潮,文学被加上了国家主义的重轭。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文学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强化和普遍化。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文学理论实际上获得了合法性,取得了统治地位。苏联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意识形态的文学观(演变为文学为抗战服务)、***现实主义(演变为抗日
的现实主义)、***的大众文学(演变为工农兵文学)等,都成为文艺界和全民族的共识。
二 苏联文学思想的中国化:***文艺思想
前面已经说明,苏联文学理论具有认识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化性质。而几千年来中国盛行的“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具有意识形态论的一元化性质。同时,中国***更需要文学的鼓动、宣传,要求文学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可见,苏联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存在差别,苏联文学理论的二元论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于是,历史选择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即在***形势下,对苏联文学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思想体系。***文艺思想由此诞生。
***文艺思想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产物。1942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修正了30年代前期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重组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并借助整风之机在***区加以普及,确立了***文艺思想的权威性。与苏联文学理论相比,***文艺思想加强了意识形态性、理想主义和民间化倾向。
大一化学论文篇（11）
据我理解，许多学者所说中国文论的“失语”，并不是指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沉寂，而是指中国文论家们所实际操作的理论和批评话语都是西方引进的，没有中国自己的“话语”。用曹顺庆等先生话说就是：“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 。或如季先生所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 这些当然是不争的事实，无可争辩。那么，中国当代文论为何“失语”呢？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外因是西方文论话语的冲击，内因是中国当代文论界对“运用”古文论的“忽视”：“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失语’，这正是当代批评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的后果。” 这样，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便被置换成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问题；而古文论“复语”的关键，又在于当代文论界的“重视”“运用”。既然如此，事情便变得简单多了，甚至无需再这般讨论了。
今天完全排拒西方“话语”并制止西方“话语”继续大量涌入显然是不可能了（那样的话，我们真的“失语”了，所有文论批评和交流包括这次讨论都将无法进行），但让文论界“重视”古文论却并不难作到。问题是“重视”并“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就能使古文论在当代“复语”吗？我持怀疑态度。文论，不是玄学，也不是形上哲学，而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古文论“话语”的“运用”或“创造性地运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想用就可以用的，而必须有话语对象，即能在与当代文学对话中获得生命。而这，与古文论“话语”本身是否丰富、系统，能否实现现代转化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我们一些论者在讨论中，却不约而同地把话题一转，将重心放到对古文论内涵丰富性的描述上，反复重申古文论的话语优势或反复肯定古文论的系统性，以强调古文论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行性。譬如，有的学者为了否定那种认为古文论“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的观点，便努力寻找古文论的“元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以建构古文论范畴体系 。但是，如果论者不能同时证明古文论“话语”在当代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即使它有着再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特征和优势、有着再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有人已经寻找并建立起古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架构，又能怎么样呢？它依然是古董，是没有当代生命力的古典学问体系，甚至还会对古文论的当代“复语”构成障碍──后文将论及，因为它将古文论有当代生命的部分也纳入到已丧失生命的“体系”中去了。据说，印度也有古文论，印度古文论也有自己的特色和丰富内涵，但这并没有使之避免“失语”的命运 ；而当代西方种种所谓“后”思潮，解构的就是“体系”，黑格尔已成为他们的宿敌，但这并不妨碍种种“后”批评在中国的盛行。因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古典哲学、美学范式，来论证古文论的当代价值呢？这种努力本身不正说明古文论在当代失去生命力了吗？
不妨以有论者提及的中医为例来作类比。虽然在当代医学科学领域中，西医的“话语”优势已无法逆转，中医处于严重“失语”状态，这是西医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医的原因。但今天，中医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生命力并不在于它从西医那里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而在于它本身的“传统话语”依然有效──能治病，既能治中国人的病，也能治西方人的病；在医学实践领域中，中医并没有“失语”，这是中医全面复语的重要条件。设想一下，如果中医界多年来只是反复强调中医“话语”的丰富内涵和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却提供不出中医治病的成功案例，那么，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中医能在当代“复语”呢？因此，作为外行读者，每每读到学者们有关古文论的种种高见时，我都禁不住想冒昧地打断问一句：既然大家都充分认识到古文论话语的优势特征，为何不去应用和实践呢？有先生曾启发式地发问：“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作又有什么不可呢？” 恕我直言，这一问有些多余：西方各种文论武器都已畅通无阻地引进并付诸实践，当然不会有人对古文论话语操作说“不”！但令人好生困惑的是，大家都在说“好箭”、“好箭”，为什么却都“引而不发”呢？是不是因为这“好箭”已经过时、好看不中用了呢？
细一琢磨，原来事出有因：这称赞“好箭”的学者多是古文论家；他们批评并试***用古文论丰富内涵去说服或征服的是当代文论家。或许可以这样说，是古文论家们提供“好箭”，让当代文论家去“操弓”；是前者开出克服“失语”的“药方”，要后者“吃药”治“失语”症。如蒋述卓先生，虽然认为古今文论家都有责任，但“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 如张少康先生，更是寄希望于研究当代文论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 。恕我再直言，这些良好愿望恐怕要落空。这不仅因为当代文论家们“忽视”传统文论的“传统”久矣，更因为西方时髦“话语”仍在不断涌进，大家正忙着学习各种“后”“主义”“话语”以防自己“失语”呢（连我们古文论学者不是也在学习操练“话语”“失语”这些新概念么！），怎么会去热心学习并操作“前”的不能再“前”的古文论“话语”呢？既然如此，古文论学者何不放弃这种劝服努力，亲自作实践主体，担当起这一让中国古文论“复语”的历史重任呢？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当代，都同样面对当代文学，而且，中国古文论从来就不屑于形上思辨，具有紧密联系创作的传统。张少康先生说的好，那些认为研究古文论和当代文艺学没有关系的人，“是根本不懂文艺学，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 。因此，只要古文论研究者能如其所倡导的让当代文论家“重视”古文论那样，“重视”一下当代文学，有那么三、五人率先垂范，每年用古文论固有或转化后的“话语”系统写出那么三、五篇漂亮的批评当代文学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的当代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古文论“失语”问题就可以圆满地解决。但如果数年下来，古文论学者，把手中的“好箭”统统用上，却难中鹄的，或效力难抵西式武器，真的是好看不中用，那么，我们无论怎样讨论或倡导，古文论“失语”的悲剧命运都是不可逆转了。
二、古文论“失语”：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客观必然
尽管我期待着古文论学者能有这样热心“复语”的实践者，但坦诚地说，我对这种实践的成功并不抱有希望，因为上述关键在“重视和运用”的结论，是建立在论者对中国古文论“失语”根源的浅表性认识基础上的。实际上，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古文论“失语”并非自今日起，而是可以远溯到“五四”时期；重视并解决古文论“失语”的药方也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开出了，那就是提倡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从那时到今天，即使抛除“***”十年，也有二、三十年时间。但这种“今用”至今仍“没有真正做到” 。为什么没做到呢？究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古文论的当代意义认识和重视不足，而在于古文论“失语”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古文论“失语”，实际上是“更广泛‘失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即是“五四”以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失语”或文化“传统中断”的一部分。而传统文化“失语”或“传统中断”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西方话语”的涌入，而其深层原因则是中国从传统封建农耕社会向现代民主工业社会的***性过渡；“西方话语”的大量涌入也是中国社会全面变革的一种征兆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文论的“失语”有其自身不可违逆的必然性，而决不是“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中连根拔起” 的结果。一种理论话语，只要它真正植根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那么，只要这种文化土壤存在一天，任何外力也是难以把它“连根拔起”的。因为这种话语本身便构成了这种文化土壤。试问，离开传统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论等“话语”，我们的本土文化土壤里还有些什么呢？而今天的现实是，并不是古文论脱离了本土文化土壤，而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传统成分已大量丧失或流失，现代的或西方的科学及人文文化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有些学者喜欢以汉唐时期，汉族文化对外来文化吸收融合为例，来论证今天中国古文论包容西方文论的可能性。这种类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以本土文化为主体，且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文化知识谱系（东方文化）中进行的（这是佛教迅速中国化的重要原因）。而今天，中西方文化的冲撞，则是在本土文化传统已经被社会变革所中断、异“时”、异“质”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自“五四”以来所发生的这种文化变化是否完全合理，那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承认这种变化已经发生，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处于这样的“现代”的、“西化”的客观社会文化环境中，古文论如果不“失语”，反倒是会令人奇怪的。让我们作些具体分析。
文论，或文学理论，顾名思义就是以文学为言说阐释批评对象的理论，它的生存，一方面要依赖一定哲学美学理论，为之提供思想营养或武器，另一方面要依赖一定的文学创作，作为其提炼并操练理论的对象。任何文论一旦失去特定的哲学美学灵魂，脱离所寄生或依存的文学现象，则只能是一种僵死的学问体系，而不是鲜活的理论话语。中国古文论在当代，并不是因它失去与西方文论对话的能力而“失语”，而首先是因它脱离中国当代哲学、美学失去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话的能力而“失语”，是因其自身的“失聪”而“失语”。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是依存于“儒、道、释”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的。***圣元先生指出，“先秦诸子之哲学方***为中国传统的理论思辨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历代文论家“始终以明性与天道、究天人之际为认知之最高境界，同样将自己的学思目标定位于思辨、冥悟天──地──人关系这一作为传统学术思想价值之宗的范围之内。” 他还探寻出传统文论的逻辑起点为“道”。但恰恰是这体现传统文化和文论灵魂的“道”，在中国当代哲学和美学中早已没有立锥之地。当代哲学和美学中，要么是科学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规律”、“真理”和“本质力量”“对象化”，要么是形形色色所谓唯心主义的“理念”、“理式”及其“显现”，惟独没有这种“天人合一”之“道”。“道”之不存，“论”将焉附？自然要“失语”了。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以诗论为主体，以古典诗词为主要认知和感应对象（其余“文论”所论之“文”，有一大部分是“文章”而并非是“文学”），而诗词的昌盛又是与中国古代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甚至***治规范（譬如把“诗”上升到“经”的高度，或以诗歌取士等等）直接相关的。古典诗词的艺术，借“兴”、“象”、“意”、“味”、“神”、“韵”、“趣”等“传统文论的理论范畴”去欣赏、解读，的确“有助于传达会心之妙” 。但今天，不仅古文论所依附的古典文学样式被彻底扬弃了，而且中国传统文学营造意象追求意境的创作方法和观念也被“革新”了。诗歌，衰败了；依然顽强生存的新诗，又以下决心让人读不懂而著称。作为当代文学主体的小说，又在年年推出新的“主义”；这些“主义”相互竞争，但有二点却是共同的：其一，它们自身都要派生出一批新的理论话语；其二，反传统，如果你用“文以载道”、“虚实相生”等等“话语”去解读，就根本无法理喻。“中国古代最反对文艺创作‘意尽言内’”、“最看不起赤裸裸地写尽说尽的作品” 。这很对。但遗憾的是，当代作?易庞氪硕宰鸥桑非笏健傲愣冉槿搿保健按直苫保ㄐ葱耙坏丶γ钡淖髌罚桃庹估浪鏊檎故酒接梗一勾笫芏琳呋队J晕剩娑哉庋拇醋鳎绾谓残槭迪嗌颉靶恕薄跋蟆薄吧瘛薄霸稀保看澄穆勰懿患昕谑в锫穑?nbsp;
这一问题的反面便揭示出了西方文论大畅其行的原因。尽管在对待西方哲学及西方文论的态度上，有盲目崇拜、数典忘祖的现象，但具体到文学领域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文论畅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适用、自由。有论者提出，不妨让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杂语共生”：“人们会既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讲形、神、情、理；既讲存在之蔽亮，也讲虚实相生；既讲内容与形式统一或者结构、原型、张力，也讲言象意道，以少总多，讲神韵、风骨、情采。” 但遗憾的是，这种良好愿望在目前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原因很简单，面对当代令人眼花僚乱的文学对象，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恰如同十八般武器一样，使当代批评家可以有多种切入作品的路径、多样批评创作的方法。这使中国文论家在八十年代所领先获得的理论自由度，为其它学科学者所望尘莫及。相比之下，古文论好比是已被历史风干的硬牛肉干，虽然慢慢咀爵其味无穷，也很有营养，但当代学者已经少有这样的耐心了。而那些所谓后现代西方文论，由于其理论形态本身不再要求概念逻辑的严密性，恰恰像快餐食品一样使文论家能获得极大的言说自由，享受随意阐释的快感。因此，即使从技术角度，古文论“失语”的命运也在所难免；在“杂语喧哗”声中，有着西方各种古典、现代、后现代文论的声音，而惟独少有中国古文论的声音。
三、当代文化建设基点；科学区分与对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古文论的“失语”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几乎全面“失语”这一事实的一部分。但既定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并不等于现实合理性，笔者决不是笼统否定传统文化及古文论在当代“复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文论界是完全可以能动地作出自己的努力的。只是对这种“复语”努力的方向及具体任务在理论上应当搞清楚。某些出自民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复语”努力，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论建设只能是无益而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将问题还原，从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上，寻求大家可以共同认同的讨论基础和努力方向。
其实，很多先生已经指出，今天所提出的古文论“复语”问题，本质上是当代文论建设要以谁为“基础”、“本体”、“中心”或“母体”的问题。如张海明先生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以何为体”，是以西方文论的“洋为中用”为主呢？还是以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为主呢 ？而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文化建设“根”、“本”的老问题、大问题。大家知道，十九世纪末以来，国人围绕“中”、“西”文化之间的“体”、“用”之争几乎从未停止过，这使得同一种外来文化现象，换一种说法便会获得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思想开放”、“拿来主义”；或者是“崇洋媚外”、“虚无主义”。因此，如有的先生所指出的：“现在来讨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也很难统一认识。” 但我想，如果继续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将难以深入，这已为一年多的讨论所证实。因此，有必要对此多说几句。
笔者认为，提出“中、西”文化之“体、用”这种概念本身，便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缺少科学分析。如果说放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论争难以避免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则应当彻底扬弃这种抽象的“中、西”“体、用”之争了。我们应立足于当代中国，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为标准，对西方文化进行分析，区别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性质，具体处理“体、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