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近代建筑论文篇（1）
Abstract:China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t inherited the one h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 other has been the impact of western architectural forms, but at that time under the China's semi-colonial, semi-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two architectural styles were not integrated and developed in theparticular kind of environment. This paper form only gives some brief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from the side of architectural Modeling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 in which to reflect some of the features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the inspiration to the developments of constructio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modern; architectural form; architectural culture
1中西方古典建筑形式简述
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反映在近代建筑体型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古典建筑隶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些差异可以归结到当地自然条件、人文风俗、思维模式以及技术条件等等多个原因。西方建筑的构成逻辑是一个从原型到细节的过程，西方的哲学传统认为简单几何体是最为完美的形体，也是宇宙构成的根本，这样形而上学的精神贯彻到建筑当中，就使得西方几乎所有古典建筑都可以视为简单几何体的构成。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建筑都是用一些非常概括的体型拼接来做模型，这一发现就从最根本的角度展现出西方建筑的大致风貌与普遍规律。如果说西方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曾被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视为宇宙本源的几何学。
1.1如果说中国建筑有“神”的话，那么这种“神”就是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多信仰、多神论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局部看都与西方建筑迥异。
从宏观上看，用西方的基础几何形体无法很好地描述其形态。比如从北京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核心——儒家伦理、阴阳八卦、五行生克和龙凤***腾无不蕴含其中，那是西方任何高明的几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
从局部看有两点不同门窗等局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所蕴含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如中国的门窗墙面有着无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墙上的雕花，无不是岁寒三友、二十四孝之类的内容；而大门上有尉迟恭、秦叔宝的门神形象，这与中国道教属于多神教，与汉民族信仰多神的宗教特点密不可分。西方建筑为了打破平面直墙的单调，主要采用以几何线条作为装饰和点缀。
1.2组合形式与建筑体量不同。中国传统建筑都由台基、屋身和屋顶3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屋身由柱子和梁枋、门窗组成，如是楼阁，则设置上层的横向平座（外廊）和平座栏杆。形象突出的曲线屋顶在单座建筑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达到立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结构的梁架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使坡顶形成曲线，不仅坡面是曲线，正脊和檐端也可以是曲线，在屋檐转折的角上，还可以做出翘起的飞檐。巨大的体量和柔和的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屋顶的基本形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可以有许多变化。由于屋顶巨大加之构筑屋顶结构构件组合形式的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除了以上基本区别外，建筑体量也相差甚远。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十分高大雄伟的纪念性建筑。建筑物以木梁柱结构，坡屋顶，其体量与高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像古代埃及那样高达数百米的金字塔，或中世纪欧洲人花上百年时间建造的高敞雄伟的大教堂，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建筑追求体量适中，结构上也不求宏大与久远。
2近代西方建筑文化对我国建筑形式的撞击
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敲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的“野蛮移植”。在腐朽的晚清***府统制之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还在竭力地抵触外来文化的渗透，但是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惧怕的心理，只能放任其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从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我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极力想通过所谓之洋务运动向帝国主义学习来改变本国落后的状况。因此，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阶层流传起来了。在这时期内，我国的建筑文化受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模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现代建筑在我国积极发展起来了。
3近代中国建筑实例分析
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对西方建筑体系包括技术、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摹仿与移植，在本国特有的***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反对、制约和钳制下带有鲜明的特征，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近代史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很多建筑都是很忠实，也可以说是很生硬地模仿了原西方的形式和比例，也有极少一部分可以看到两者风格的有机共存。
3.1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
近代建筑论文篇（2）
所谓我国的近代建筑，就是指在我国近代社会发展以及历史时期中所建设的国内建筑。一般而言，从建筑的样式以及表现形式来看，我国近代建筑主要分为西式建筑、传统建筑以及新式近代建筑等三个类型。在我国，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在***治方面经历了二十余代皇帝的改朝换代与更替，在文化方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对外的交流与合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传统文化依然是单一的一元文化体系。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与背景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近代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国近代建筑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其基本方法以及建筑原则都是融会贯通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开始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近代社会，由此拉开了我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进程。期间，我国近代建筑也被动地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影响与推动，具体表现在：一是对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二是对西方建筑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可见，这两个方面建筑文化体系的相互作用下，不仅构成了我国近代建筑体系的主要框架，而且也使得了我国近代建筑呈现出中西结合的错综复杂的发展现状。本文认真探讨了在多元文化下我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见证，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思考与探索，以期全面推进我国近代建筑的保护与研究。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式建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的近代建筑主要是以模仿或者照搬照抄西方建筑为特征的。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但是各地以及各个时期的发展极不平衡。一般而言，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区，因为受到新兴轮船运输业的影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很多城市较早地作为商埠对外开放。因此，这个时期，我国近代建筑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思想及观念的影响，在这些沿海、沿江城市先后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我国的西式建筑，主要以北京的东交民巷使馆、资***院、大理院等建筑为代表，其设计一般都是由国外的建筑设计机构或建筑设计人员完成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大部分内陆地区交通不便，几乎处在同外界隔绝的状态，因而表现为强烈的传统建筑思想与文化。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传统建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的传统建筑主要以模仿古代建筑或者对其进行改造、创新为基本特征的。这一时期，我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一个方面显示了来自世界近代建筑思想与体系的影响。另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了我国现代建筑设计人员面对西方列强入侵而激发的强烈民族思想及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碰撞、融合与交叉作用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建筑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我国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主要是在二十年代建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群、国立北平***书馆以及燕京大学校园建筑等。值得深思的是，我国所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群，其设计都是国外的建筑设计机构或者建筑设计人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我国近代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建筑人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吸收与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式近代建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近代建筑受到了欧美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一些新式近代建筑逐步兴起。在这个时期，我国近代建筑开始进入了极为重要与关键的发展阶段，并以我国近代建筑教育的兴办为标志的。同时，我国近代建筑在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下，日益完善与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建筑体系。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之初，我国建筑设计人员就在北京、南京等地做了一些尝试。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建筑设计人员也有着很多建筑设计作品出现，丰富多样，纷繁复杂。但是，如何把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则依然是困扰着人们的难题之一，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在今天，虽然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那么强烈，也不是伴随着战争而来。但是，我国建筑设计人员也必须跳出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几千年历史文明，尽量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在国近代建筑史上，建筑设计人员创作出许多重要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建筑，都已经成为了我国的宝贵财富之一，我们必须加倍珍惜与保护。而且我国近代建筑作为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与价值，这也应当成为保护我国近代建筑的一个重要内容。
4．结束语
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加快，保护我国近代建筑已经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正在积极付诸实践。在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下，保护我国近代建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高度重视。而我国近代建筑多元的历史、文化与价值，正逐步在世人的面前展开。
近代建筑论文篇（3）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代建筑论文篇（4）
中国近代建筑基本上是指在中国国土上于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1840——1949年）所建造的建筑。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建筑主要有三大类型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虽然***治上有二十余朝皇帝的更替，文化上有多次的对外交流，但是，中国文化基本上是连续的一元文化。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以此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由此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外国文化的大规模侵入，在中国国土上除了传统的古代建筑仍在延续、演变之外，外来的欧洲建筑样式逐渐多起来，在中国近代的建筑历史上形成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一股潮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另一股潮流。这两股潮流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时隐时现，此起彼伏。加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多种体系并存、碰撞与交融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国近代建筑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式建筑：
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洋式建筑。而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城市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临近边界、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等原因，也有洋式建筑兴建。
沿海城市的洋式建筑以上海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和南京路、天津九国租界、广州“十三行”和沙面、厦门鼓浪屿、青岛胶澳租界“青岛区”的建筑为代表。
长江沿岸城市的洋式建筑以南京下关、武汉汉口租界的建筑为代表。
内陆地区沿边城市哈尔滨早期的建筑主要通过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开通，受俄罗斯传统建筑和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样式影响，在中东铁路系统的建筑和东正教堂中表现为多。滇越铁路（1903——1910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加速了云南的近代化。越南人在参与了滇越铁路的修建和昆明商埠的开发过程中，间接地把其所受法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带到滇越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昆明。
北京的洋式建筑则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以资***院、大理院为代表。
洋式建筑的设计者基本为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统式建筑：
以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或对之改造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建筑本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中国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有剧烈的碰撞、交叉和融和。
传统式建筑的典型代表可以说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代建筑师吕彦直（1893？929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929年）。中山陵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吕彦直生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1926年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
1927年国民***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府办公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意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在北京，传统式建筑以二十年代所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新校舍建筑群体、燕京大学校园建筑、辅仁大学、国立北平***书馆为典型。
令人深思的是，较早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的设计者主要是外国来华的建筑事务所或建筑师。反映出外国建筑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建筑：
欧美“国际式”新建筑潮流冲击下的中国近代建筑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成长起来；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杨廷宝（1901-1983）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设计作品运用中西建筑处理手法，不墨守陈规，刻意创新，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弛誉南北。他所在的基泰工程司（Kwan，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
此外，“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ai）、“庄俊建筑事务所”、“范文照建筑事务所”、“董大酉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事务所”等都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
梁思成（1901—1972年）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工作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创作不是他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建筑设计创作问题多有著述，为数不多的作品表现了世界现代建筑潮流的影响，这以他1932年所作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设计为代表。
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是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成为当地城市的重要景观，给中华大地增添风采。
中国近代建筑是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 但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部***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洋样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洋样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此后近九十年间，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师有无数设计作品问世，样式繁杂。但是，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艰难摸索，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每一个中国建筑师的难题。
虽然今天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是伴随着侵略而来，但中国建筑师仍始终跳不出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几千年历史文明所造成的耀眼光环。虽然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也不能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创作的样板。我想，这当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一个方面。
对作为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的中国近代建筑应予以积极的保护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认识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巍然屹立的历史建筑，作为先辈辛苦耕耘的历史见证，是我辈的光荣，也是对后代所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努力，前景也不一定完全灰暗；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课题，仔细想想我们是否能付出失去所有宝贵历史文物的代价。”《活的历史棗保护香港的历史建筑》（1982年）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写得是何等地好啊！
关于近代建筑的保护，有两方面的工作：
1、对具体建筑物调查、实测，进行建筑历史研究。
这项工作主要由民间学术团体开展。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第一时期，有部分初步成果问世。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和干扰，除偶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外，大陆上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随着对涌进国门的五彩纷呈的众多国外建筑流派的介绍、评论，进而变为对其发生、发展之渊源的关心，并引发了如何认识建筑传统与现代风格关系的讨论。这样一来，中国建筑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的汇合状态的近代一段再次引起了注意。1985年8月，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汪坦发起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入第二时期的序幕。
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设部城乡建设科学技术基金会的联合资助，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会议，提出论文 179篇，出版四本论文集（收入论文92篇）。同时，通过中日合作，至1995年底共进行了哈尔滨、青岛、烟台、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厦门、重庆、昆明以及庐山16个城市（地区）的近代建筑调查，填制调查表2612份，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十六个分册。上述工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第二时期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正处在深入发展的阶段。定于1996年9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将是一次承上启下的盛会。
2、对有价值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这项工作主要由***府机构推进。
1988年11月10日，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管部门对近代建筑价值的认识和评价，并开始重视其保存与再利用问题。《通知》发出后，在各地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同中日合作进行的中国近代建筑调查互相配合，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批推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近代优秀建筑名单和资料。
近代建筑论文篇（5）
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一时间使北京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聚集地，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建筑业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址的建成，使北京成为世界顶尖建筑师们的竞技场，促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的又一次碰撞与融合。那么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中，作为首都，北京的建筑是否也受着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外来文化对北京建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在这些影响下北京近现代建筑表现出哪些主要特征？这将是本文主要论述的内容。
本文的“外来文化”，指的是外来的建筑文化和思潮，主要是指19世纪中叶至改革开放以来曾对中国近现代建筑体系的形成产生过影响的西方和苏联的主流建筑思想。
本文的“近现代”，指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78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
一、北京近现代建筑文化的发展历程
1.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西方化”阶段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被动的“西方化”过程，建筑风格也开始了“西方化”演变过程，这些变化最初主要发生在外国租界区内，以西方人来建筑设计。西式建筑成为当时整个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后逐渐扩展到整个华人社区。北京近现代建筑文化的“西方化”是在庚子之变以后，清***府自上而下进行***治变革，整个社会风尚从鄙视“洋化”转为崇尚，“西化”的建筑形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2.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近代化阶段
这一时期建筑文化与前期的“西方化”不同，近代教会建筑的尝试，使国人激发了民族自尊心，给予摆脱西方束缚，争取***发展，在新建筑中掀起“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浪潮。这一时期中国的近现代建筑十分繁荣，主要大城市的基本格局风貌形成。
北京近代化建筑的变化主要出现在“建筑师”这一职业群体出现以后，先是外来建筑师对中国“固有形式”的探索，之后是留学建筑师归国成为近代北京建筑的主体设计师。此时的北京建筑，现代结构空间与传统形式得到了完美结合，并出现了折衷主义的倾向。
3.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苏联化”阶段
这一时期伴随着国内的***治变化，建筑领域出现了一股“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倾向，欧美等西化思潮的影响一度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的巴洛克古典主义风格。此时的建筑思想完全受苏联的建筑思想影响，具有一种与***治和计划经济紧密联系，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相结合的倾向。
二、外来文化对北京近现代建筑的影响
1.外来式建筑的移植
北京近现代建筑存在着“西方化”和“苏联化”两次对外来建筑形式的模仿和照搬，第一次是西方在北京建立的教会建筑，成立的教会学校，第二次是建国后“一边倒”学习苏联，北京建筑脱胎于“苏氏”的建筑，推动了后期的教会大学乃至整个北京。如当时建立的北京展览馆是由中苏合作设计，是苏俄建筑思想在中国全面展开的标志性建筑。
2.折衷主义建筑的盛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建筑师及传教士将当时欧美流行的折衷主义传入中国，而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的一边倒，又将另一支具有浓郁色彩的折衷主义引入，使得一“资”、一“社”两大派别在中国相遇。北京建筑的折衷主义是把中国和外来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形式进行组合折衷的建筑形式，做到相互交融。
3.设计主体的转变
19世纪20世纪初，外来建筑师成为北京建筑的设计主体，其设计风格大量采用外来建筑的形式。而随着我国建筑留学生的回归，归国的建筑师开始登上本土建筑设计的舞台，成为北京建筑的设计主体，这一时期的北京建筑也开始更多的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本位。
三、北京近现代建筑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表现特征
1.建筑发展相对滞后
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同时期世界的发展步伐，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也相对滞后于世界的发展，当世界建筑史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革时，中国的建筑还在自我体系中延续。鸦片战争冲破了这一原有的自我体系，但是我们的建筑体系却一直处于被动和盲动中徘徊不前，其建筑在整体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发展过程也相对滞后。因此北京近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2.独特的***治文化印记
在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北京先后经历了清王朝、北洋***府及新中国的首都，长期作为***治中心地位，因此受***治因素影响巨大，***治文化印记成为北京近现代建筑的独特特征。
例如20世纪初期清***府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治变革，使西式建筑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一时间，清***府就先后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大清银行、陆***部等众多仿照欧洲古典风格的官办事业建筑。受其影响，很多民间的建筑也开始模仿西方样式，出现了很多具有外来建筑文化影响的折衷主义建筑。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边倒”学苏联，建筑的设计逐渐开始以***治和计划经济作为衡量标准。这些都足以证明北京近现代建筑中带有的独特的***治文化印记。
3.传统文化本位贯穿始终
虽然经历了“西方化”阶段、近代化阶段和“苏联化”阶段，但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始终贯穿始末。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中外文化的碰撞使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顽强的生命力，传统文化本位的创作具有一贯性，从固有形式到民族形式，以至于到20世纪80年代的“形似、神似”，即便采用了外来的风格特征，也都在传统情节和传统文化心态上有所表露。纵观北京近现代建筑，建筑设计长期呈现了传统文化本位与西方建筑并存的折衷主义，如北京***书馆、西客站，都存在着很深的传统本位渊源。
结束语：
中国近现代的特殊历史环境，作为各种文化汇聚中心的北京，经历了“西方化”阶段、近代化阶段、“苏联化阶段”，造就了北京建筑中的许多特征表现：建筑发展相对滞后、独特的***治文化印记、传统文化本位贯穿始终等。面对当今经济的全球化，建筑文化的国际性也会越来越多，民族特色会逐渐减少，汇聚了国际强大的设计团队的北京的建筑在未来的建筑创作路上将何去何从，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将给予我们深刻的思考。
参考文献：
近代建筑论文篇（6）
关键词： 现代主义建筑；中国近现代
Key words: modernist construction；Chinese modern time
中***分类号：TU-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5-0075-02
0引言
现代的概念是极其广泛而复杂的，有关现代性的问题自六十年代起就有西方许多学者争论不休，詹姆斯宣称现代建筑已经死亡了，而后现代主义大师哈马贝斯则提出“现代性——一项未完的事业”。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我有必要在研究中国现代主义发展路程之前，对于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这几个极易混杂的概念进行区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现代主义进行了一个比较狭隘的定义：现代的概念是以现代主义作为分期术语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现代主义作为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性思潮，常用在建筑上，现代主义建筑所指代的是西方是以新技术新材料为始发起，理性主义为基本，注重功能、建筑空间，着重真实的表现材料。因此，我将在下文中着重于现代主义建筑在我国近现代80年代以前的发展路程。
1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路程
与西方现代建筑发源地相比，中国接受现代建筑并不算晚。改革实用艺术的新艺术运动，在中国二十世纪初就有了先兆建筑——1906年建于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
在中国的近现代前期，中国的西方建筑文化首先是由西方人带入的。随着洋务运动，西方建筑文化首先从工业建筑传入。后至殖民文化的侵入，西方建筑师在中国开业，他们在商业建筑方面设计了大量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在二三十年代，陆续有了一批中国留学生留洋学习西方建筑。但这批留学生大多留学美国，当时美国大体还在走折衷主义，而现代主义发于欧洲兴于欧洲。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半数在学院派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学，如梁思成、杨廷宝等，学的多是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学院派最注重建筑的形式、风格和历史式样，这也许对于后来中国建筑的发展在风格样式上纠缠不清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留洋回来的中国建筑师，因为学习了科学的西方建筑，对其先进之处极为推崇，在开业初期也多设计成西洋古典风格，如吕彦直在1924年设计的上海银行工会大楼。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起。其后，民族主义精神的兴起，出现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潮（这里也包含了外国传教士、建筑师的推动，如墨菲）。这种民族情绪极大地推迟了中国现代化的到来，甚至在以后的历史阶段中延缓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进程。
中国木结构与石结构极其不同，但却与钢、钢筋混凝土结构有相似之处。新技术所塑造的建筑空间（除大跨度建筑外），与中国古代灵活“间”的组合空间方式也有品质上的相似。同时混凝土的可塑性可以满足木材的形态表达，旧形式与新材料之间可以圆滑地结为一体。这与西方新技术引发新的建筑空间***不同，而且这种技术给建筑形态上的冲击也不如西方来得大，因此由新技术、新材料为始引发的现代主义建筑最初未能在中国迅速发展，除了长期以来为民族主义所阻碍之外，旧形式与新材料之间的冲突不足以引发建筑***恐怕也是因素之一。中国资本主义的疲软以及工业的落后也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滞后。
现代主义建筑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以一种风格式样传入。现代主义理论传入中国重要的一年是1933年，它的传播还是由外国建筑师林朋始作俑者。理论中的功能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对真实形式的追求给流于形式主义的中国建筑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中国各大报刊杂志开始刊登现代主义理论的译著及介绍，至1934年逐渐达到高潮。在这段历史时期，出现了一批中国现代建筑，如奚福泉的上海虹桥医院，李锦沛的上海广东银行，庄俊的上海大西路产妇医院，华盖建筑事务所的首都饭店、大上海大戏院。1936年广东省立襄勤大学建筑系的一些学生创办了《新建筑》，这是一份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代表现代主义的重要刊物。它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抗现存因袭的建筑样式，创造结合于机能性、目的性的新建筑。”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者推崇现代主义精神的舞台，对复古思潮进行猛烈抨击的第一前线。
但是我们仍然未能说中国建筑从此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首先是在工业化的生产力基础上不能符合现代主义发展的要求，而且现代主义的“国际化”与民族情绪相抵。与此同时，德、意、日、英等国带有强烈民族复古倾向的建筑思潮大量传入国内，助长了传统复兴思潮。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先锋杂志《新建筑》也因中国当时正处抗日时期，新建筑的倡导者不得不大力研究防空，之后合刊，内容重点不再是建筑。现代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中未能成为一种***性的建筑运动。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建筑同世界现代建筑运动的主流依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时活跃的中国建筑师主体仍是留洋归国的，建筑环境也是一个开发的系统。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建造起不少具有鲜明现代特征的建筑，它们功能合理，平面流畅；造型简洁、不尚虚饰；施工方便，建造经济，如北京的和平宾馆，上海同济文远楼，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也有以“花园城市”为理论设计的上海曹杨新村。但是苏联主张社会主义内容，提倡民族形式。梁思成在1953年的中国建筑学会上作了《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的专题报告，并提出了中国建筑的“文化”“词汇”理论。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兴起。随后，由于***治环境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得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更无立足之地。虽然如此，现代思想仍然萦绕着中国建筑师。如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引起建筑界的设计思想争鸣活动。1956年第六期《建筑学报》发表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蒋维泓、金志强的《我们要现代建筑》。但这次学术思想争鸣是短暂的，令人痛惜不已。
1958年中国开始了“”运动，虽然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下，中国建筑师和工程师努力探索新技术、新结构条件下的新建筑，形成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一个闪光点。对新技术的攻坚，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标准化与装配化，二是薄壳结构；三是悬索结构；四是构筑物的新结构。在50年代中至60年代中中国发起了“反浪费运动”，提出了“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口号。这是一个充满着工业美、机器美或技术美意识的年代，建筑师和工程师极其关注建筑技术、建筑工业化以及材料的节约，关注建筑本体自身，反对浪费的装饰。这与现代主义建筑的精神相契合。历史又给了中国一次走向建筑现代化的机会。但是建筑界长期将建筑方针与建筑理论混为一谈，教条地机械地用方针代替理论，导致了低层次的实用主义倾向。反浪费运动可以有两种导向，一是积极地迈向现代，一是消极地向简陋建筑过渡，不幸的是，在我国出现了后一种情况。
在中建筑学术思想领域的一切学术成果基本被否定，但建筑师在各地的工作领域中仍然完成了一些好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岭南派”建筑，广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港澳间接吸收了现代建筑的信息，成为了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点。除了其地理位置，岭南建筑学教育界也功不可抹。在抗战结束后，岭南建筑学界就由新兴的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所领导，夏昌世、陈伯齐留洋于德国，是包豪斯教学体系的坚定推行者。岭南建筑学界始终以现代主义为主流，而且一开始就摆脱了现代主义摩登样式的“现代形式主义”，并以现代主义为武器，反抗旧有因袭的传统。由于外贸工作需要，在广州70年代前后连续建起了一组交通、旅游贺展览建筑。如广州交易会大楼、东方宾馆、友谊剧院、矿家别墅、广州新火车站等。这些新建的广州建筑，破除了中国传统形式的束缚，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色彩和质感，注重人的比例和空间尺度的比例，同时具有革新性质的是巧妙的结合了传统风格的优秀方法，如序列组合、流动空间、借景渗透等庭园手法。
至此，我们能否说，现代主义从此扎根中国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探索（现代主义中国化）是初步的，小范围的，而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建筑又走到了“后现代”符号语言学迷途中去。中国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土壤里从未很好地成长过，我们可以形象的称之为幼苗。既是幼苗，何谓扎根。
2反思
纵观现代主义建筑在我国近现代的发展路程，其实就是一部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激烈斗争史。这种矛盾是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肯尼斯·弗兰普顿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引用了Paul Ricoeur的二元论：“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是否必须抛弃作为民族存在的根基？这是个进退两难的矛盾，一方面文化必须立足于过去，扎根于自身的土壤里铸造民族精神，在殖民文化特征面前显示出精神上和文化上***自主的要求。但是要加入现代文明的行列，还必须同时注重科学、技术和***治上的合理性，这些往往要求简单彻底地放弃整个文化渊源。”。需要强调的是，现代性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现代运动不象传统风格，它没有现成的结果和法式，它仍然具有强烈的富有创造精神的生命力。作为分期术语的现代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扎根，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仍在进行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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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建筑论文篇（7）
中***分类号：F407.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对中国人来说，“建筑师”的称谓是泊来品，从引入起就带着浓重的西洋味，早起中国建筑师的成长有三种途径：第一自学成材，如南通的近代建筑师孙之厦，靠爬到屋顶上丈量洋人设计的西洋建筑学习设计；第二，在西方开设的“打样间”当学徒学建筑，如武汉近代建筑师卢镛标；第三，从西洋或东洋留学归国从事设计。无论哪一种起源，都与西方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后辈建筑师同样把西方建筑文化及设计方法作为模仿的对象，包括西洋历史建筑，现代主义建筑等。现代主义之后的各种流派都成为建筑师设计的基础，因而中国建筑师明显表现出“崇洋”的姿态，这是中国建筑师的过往一种建筑文化态度。但同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不甘于模仿西方，从民族自尊的角度出发，试***探索建筑的民族化道路，可惜却将立足点放在传统上，试***复兴中国建筑传统文化来建立中国建筑师的自信，这表现在民族形式，现代乡土设计及片面的环境论等设计思想上。在这方面，中国建筑师又明显地表现出历史传统情节，这是中国过往建筑师的另一种建筑文化态度。简单地将西方与中国传统想结合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单并未超出上述两种基本的建筑文化观，也并未创造真正的中国建筑。
一，新生的设计手段
今天，代表21实际的新学科如信息，生物，环境已经深入影响到建筑领域，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对建筑设计的影响，使参数化设计应运而生，它可以使复杂的建筑问题得到比较精确的解答。因而，建筑师有了表现建造的最终形式的真实性的有力武器，同事也为中国建筑师未来的流向提供了指引。
形式，一直都是建筑学讨论和研究的对象，近几年风起云涌的数字建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基于欧几里德几何的形式原则的颠覆，极端丰富的数字运动暗示着对原有形式命题的重新定义，而且参数化设计正是给这种形式追求赋予了新生的设计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建筑运动对于形式逻辑的强调仍然延续了西方理性的建筑传统。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不断变化，从在***板上用笔和尺再现头脑中业已存在的形式（传统CAD工具从某种意义上只是比较高级的笔和尺）到依靠计算机工具创造形式的这一转变，扩充了建筑学形式语言体系，计算机可循环，可换代，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用英国理论家Neil Leach最近强调的词来形容，就是具有“智慧”。
这个“智慧”的产生离不开建筑师，由于要将形式交付计算机进行“创造”，建筑师需要清晰解读形式的生成规则。事实上，对省城数学规则的研究在建筑师中是有传统的，Sigfried Giedion曾提到巴洛克时代的工匠就已利用微积分的方式去描述巴洛克的装饰。在计算机时代，建筑师确定规则之后，便以计算机编码语言对形式本身进行描述，或者说，对形式的发生机制进行“再创造”与“深加工”。这一过程就如同计算机本身有了“智慧”。很显然，当建筑具有“智慧”时，其所创造的新形式必然要颠覆原有的形式判断标准。
二，关于数字建筑浪潮下的新形式主义
什么是数字建筑浪潮下的新形式主义判断标准？显然不能用“数字形式”简单去描述和归纳。当数字运动在建筑领域更深入，广泛的层面发生的时候，当数字技术不仅作为工具而使建筑学具有了“智慧”之后，我们应该以新的形式判断标准去描述和解析我们当下的纷繁状况。
英国理论家Patrick Schumacher提出“参数主义”一次，试***归纳和总结数字条件下出现新的建筑风格，并且将参数主义至于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极少主义筒灯的地位，认为参数主义中介了现代主义之后建筑学中不确定的转型期。他提到，“最近在全球先锋建筑中，出现了一股称谓参数主义的河流。他是植根于数字动画技术的一种风格，最近借助于现金的参数化设计系统和脚本方法而日趋完善”，很显然他一方面强调参数主义是一种新的范式，单同事却把这个范式的名称锁定于“参数”这种特定的技术。因此Neil Leach曾指出“（Patrick Schumacher）阐述的作品大部分不是由参数化工具生成，因此是非参数化的，更别说这些作品源于前计算时代”，他还进一步指出Schumacher在用“一个相对边缘的计算技术来指代一种全新的建筑风格”。
在中国建筑实践中，很多人往往用“参数化建筑”来简单概括当下的数字建筑浪潮，但是很显然，“参数化”如果按一工具来理解，只是这个河流的一朵浪花。清华大学徐卫国教授提出的“非线性建筑”则具有更加深刻的科学内涵。对这个浪潮的定名留待建筑学者去继续探索，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新技术手段催生的新建筑风格尚无评价标准，甚至连系统的描述方式都没有。
三，数码构筑
建筑的利是发展可视为一种构筑的发展，根据Botticher、Laugier、Semper和Frampton等学者的观察，构筑的概念是从救援的古典时期到晚近的后现代主义逐渐成型的。如同先前的权威论述所言，主要的构筑返利皆建立在史前时期、古希腊时期、中国古代、歌德及文艺复兴时期、现代与后现代时期。
从微观的历史观点来看，构筑的发展表现出另一种生动活力，按照Mitchell、Cache和Leach的论点，数码应用李静了前数码，数码与后数码三个阶段。当绘***和建模工具与设计媒体的使用还停留在前数码时代时，Antonni Gaudi、Rudolf Steiner、Le Corbusier和Jorn Utizon挑战操作形体和思考空间的传统方法，颠覆了传统的构筑方式，虽然当时的设计媒体尚未数码化，但设计方法与思考迫切需要数码的设计方式来解决，换句话来说，他们正是前数码作品。
自从Frank Gehry、Peter Eisenman、Greg lynn、UN Studio、FOA、dECOi等建筑师的作品涌现后，构筑才真正进入新阶段。数码媒体成熟地应用到建筑构筑技术，为设计思考带来了完全***，这也得力于建筑师、工程师等在数码时代的实验和研究，他们使得大部分的数码技术与数码过程，在建筑实践中变得愈来愈标准化。而在后数码时代中，许多致命建筑师，如扎哈哈迪德，库哈斯，SOM等，开始运用数码工具，建筑的数码构筑逐渐走向普及化，从而为新形式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新形式主义”是使用数字技术手段在形式命题上的全新解析。“新形式主义”意味着一个新建筑时代的到来。这种新形式主义绝非计算机中的虚拟，物化的技术手段意味着它仍然以一种唯物主义的物质形式存在，使我们生活在“新形式主义”物质中。虽然似乎无法回避数字形式是一种新的建筑范式的讨论，我们也意识到从实践层面来看，当下对技术手段的拥抱比对形式的研究和讨论来的更加紧迫和金企鹅，但是我们仍然为这种技术在突破原有形式理解上的能力而欢欣鼓舞。
【参考文献】
Sigfried Giedion.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1
陆绍明，当代建筑叙事学的本体建构——叙事诗也下的空间特征、方法及其对创新教育的启示。建筑学报，2010（4）：1~7
近代建筑论文篇（8）
一、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一般是指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能够反映城市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应当包括反映一定时期城市建设历史与建筑风格、具有较高建筑艺术水平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重要的名人故居和曾经作为城市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建筑物。
二、加强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的法制建设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立法权城市的城乡规划行***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推动专项的地方立法工作。通过地方立法，确立有针对性的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工作的管理体制，形成以城乡规划行***管理部门为主，房屋土地、文物、环境保护等有关管理部门参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各司其职的工作机制，切实保护和管理好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
三、对于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要坚持向社会公开的原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主管部门要会同文化行***主管部门，制订本地区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划定的分级、分类标准。当前，各地城乡规划行***主管部门要抓紧会同文物、房管等部门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全面普查调查，摸清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依据有关分级、分类标准，提出保护名单，报城市人民***府审定。列入保护名单的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应当根据其重要程度，分别由省、自治区建设行***主管部门会同文化行***主管部门或城市人民***府向社会公布。对列入保护名单的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城乡规划行***主管部门应当在建筑的明显部位设置固定的标牌，以利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
四、对于已经确定的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必须依据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范围。城市规划行***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文化、房屋等行***主管部门，在经有关专家论证后，对列入保护名单的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划定的保护范围界线和建设控制范围界线，在报经城市人民***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五、对于已经确定的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必须组织编制专门的保护规划。城市规划行***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规划。保护规划应当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提出具体的保护原则，分别对保护范围界线和建设控制范围界线内的建设行为提出明确的管治措施。保护规划的编制，必须经过有关专家的充分论证，并征求公众意见。保护规划应当报城市人民***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已经批准的保护规划。
六、在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范围内，原则上不得进行可能对建筑原有立面和风貌构成影响的建设活动。在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的建设控制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必须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建筑相协调，不得影响历史建筑的使用或者破坏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改变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使用功能，应当注意保持建筑本身的风貌，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在保护范围内和建设控制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都必须依据法定程序经规划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进行。
七、对于已经确定的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决定调整或撤消。确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情况发生变化需要进行调整或撤消的，应当由市级城乡规划行***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充分论证，进行公示，报城市人民***府审定后，由历史建筑的公布机关向社会公布。对于因保护需要对历史建筑的使用性质进行改变，需要所有者搬迁的，应当进行公示，并依法给予合理的补偿。城乡规划行***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对于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定期复核与检查制度。
近代建筑论文篇（9）
书中提及的建筑界前辈们大多在19世纪初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把一整套严格正规的教学方法带回国内，创建了完整的建筑学教学体系，成为我国建筑学的奠基者。1949年前后我国正处于一个极为特殊复杂的年代，编著者正是选取了这样特殊的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一方面从我国建筑发展的逻辑揭示了我国近现代建筑实践和理论的新局面和新变化；另一方面揭示出我国近现代建筑发展中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想是如何阻碍建筑事业的前进和发展。读后给人感受最深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阅读这本书对建筑师或设计者的成长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的浮躁作风也反映在建筑设计上，所以一个建筑师、设计师自身的造诣和修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建筑大师们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路程学习建筑学专业，他们无不有着严谨的治学精神，好学不倦和惊人的毅力。比如梁思成先生，他是一位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人物，他创立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林徽因先生致力于古建筑研究，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顶梁柱，开拓了我国古代建筑实测的道路。在研究古建筑的漫长过程中，发扬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另一位历史人物杨廷宝老先生，他的名言“处处留心皆学问”平凡而又脍炙人口，已经深入人心。先生随身携带三件宝：钢笔、卷尺和速写本的典故教导我们处处留心身边的学问，多观察，多调查，要不断学习，学无止境。还有童老先生在留学期间就以读书用功闻名。他从不把时间花在无谓的交际和娱乐上。连周末晚上别人都去放松一下的时候他还是埋头研究学问。他总是手不释卷，笔不离手，精通英文，通晓德、法文，习惯于边阅读边摘录，积累资料，从各个角度分析问题，在理论上深入探讨。
其二，阅读此书对我们怎样做人也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建筑百家回忆录》的编著者通过完全写实的回忆录，融合了资料性和理论性，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全面而且准确地了解近现代建筑大师的学习精神和优秀品德。陈占祥先生于1988年赴美讲学两年，受到很高的评价，但他不愿意留在美国做“精英”，宁愿“窝”在中国。他说，自己是中国人，事业也在中国。讲完学后，毅然回到祖国。又如戴念慈建筑师始终以一个建筑师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关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居住问题。尽管受到很多责难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念，精心设计小面积住宅以适应社会需要，并写过许多文章宣传自己的观念。
杨廷宝老先生给学生改***总是启发式的。他一次次地提问，引导学生思考琢磨。“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辩证的思维观引导学生多方探索。建筑设计方案可以千变万化，不必固定某种模式；反之，就是教条和僵化。他给低年级上课更具体入微，连如何削铅笔，铅笔的选择，如何画线条都手把手的教。童老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近乎刻薄的要求使很多学生都觉得难以承受。他在给学生改***的时候，即使是上了正稿的***，他也会用手指在上面涂画，责令改正。但他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训练。作为我国学术界泰斗级的知名人物，他们却对后生小辈都和蔼可亲，细致关怀，丝毫没有大人物老前辈的架子，都是严师和宽厚的长者。
近代建筑论文篇（10）
经济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
经济开发和遗产保护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并行出现的一对难题。“开发”和“保护”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二元”要素，这种对立意识导致很多城市失去了本来具有的“文化磁力”。以西部开发为例，1999～2002年笔者曾经组织了西部大开发中的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中日共同调查，调查了成都传统建筑。调查结果表明10年中传统建筑的消失率约为50％。这种现象不仅在西部，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之后，环渤海经济圈正加速崛起，尤其是京津冀地区，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板块中乃至东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地带。2006年7月27日，***批复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确定了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
经济和文化是人类社会广为关注的两个方面，但是长期以来被分割开来，过去时代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很少考虑文化的重要作用。主要的经济学分析所建构的生长模式，只考虑经济上的要素，只有经济上的参数，而文化研究者又不能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文化的价值。近年来，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经济学今后应当研究战后时期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缺陷，特别是过于依赖那种把社会、心理因素排除在外的理性数学模型的现象，而必须关注文化对经济的充分影响。2001年澳大利亚大著名的经济学者大卫・索罗斯比(David Throsby，现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农业经济协会与澳大利亚经济协会NSW分部***、国际文化经济学协会***、国家视觉艺术协会基金会***。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许多***府机构和私人公司的顾问。)出版了《文化经济学》(David Throsby.Economics and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引起世界上很大反响，该书很快被翻译为日文和中文。该书以价值理论为基础，从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两种概念出发，将两者整合起来。书中探讨了文化资本与文化的永续性，并在文化遗产的应用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该书第五章为“文化遗产的经济侧面”，其中探讨了遗产即文化资本，并用投资评价的手法对遗产进行再评价。
大卫・索罗斯比把文化遗产的价值分类为使用价值(use value)和非使用价值(non-use value)，使用价值包含了直接使用价值(direct use value)和间接使用价值(indirect use value)，直接使用价值是指建筑物本来的实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是指宗教建筑以及历史上的古典作品除了使用价值之外还有在此之上的价值。非使用价值包含了选择价值(option value)、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和遗产价值(bequest value)。选择价值是指未来某个时候有可能产生使用价值的价值；存在价值是指因为其存在而具有的超越使用价值的价值，或称为固有价值(intrinsicvalue)；遗产价值是指作为后世可以继承的财产的价值。文化遗产的价值关系。
东京大学教授城市保护专家西村幸夫用大卫・索罗斯比的文化遗产价值论更为具体地解释了城市和建筑保护。他认为每个建筑物的价值都是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总和。通常使用价值比非使用价值容易理解，使用价值中直接使用价值比间接使用价值容易理解。非使用价值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变成为间接使用价值，但是并不是所有非使用价值都可以完成转变，而且也不一定必须实现转变。他特别指出目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往往过分考虑非使用价值如何转变为使用价值的问题，但是非使用价值本身就具有足够的价值，如果不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框架，那么无论什么时候都逃脱不了局限于使用价值的经济学探讨。这个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
具体来说非使用价值是什么?具有非使用价值中的存在价值的建造物和环境几乎都是依赖美的、艺术的、技术的、传统的创造力而使其产生价值，历史的建造物和环境内涵了创造性和想像力，这种创造性和想像力正是可以让后人继承的非使用价值，这种非使用价值称为创造性价值。另外又可以宏观考察建造物所处时代和地域，建造物的地域性特色和历史上的重要性、珍稀性等都使建造物和环境保有了存在价值。也可以说存在价值的主要内括了创造性价值和地域特色、重要性和珍稀性等。
使用价值和创造价值是建造物自身固有的价值，另一方面，综合评价建筑物所在的地域特征、时代背景、历史事件等，又可以发现新的非使用价值。一般建筑在竣工之后实现了其使用价值和创造性价值的总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的使用价值逐渐减少，从微观意义上说，价值的总和会减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者来说为补充因为时间流逝而损失的价值有如下方法：
(1)通过历史建造物的再利用等补足劣化的使用价值并增加新的使用价值。
(2)对间接使用价值重新评价，发现其中的价值。
(3)将非使用价值的一部分转变为使用价值。
(4)对建造物的艺术上的创造性价值进行再发掘。
文化遗产的经济学价值评定的目的是通过全面理解文化遗产价值的总和的意义，超越微观的价值评价从宏观的角度再发掘非使用价值，将使用价值的损失的部分从提高非使用价值方面弥补，保持文化遗产价值总和的平衡。
国外的经济学和城市学研究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遗产认识的理论建构，促使我们更为全面的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且为我们处理好“开发”和“保护”二元统一提供参考。
重新认识天津的文化价值定位：自主型近代化城市的先驱
天津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展现自身的文化，展现什么样的文化资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说起天津的文化特色很多外国人并不十分了解。在外国人的视野里的天津的魅力远远比不上北京和上海。据国家旅游局***策法规司统计，2007年1～3月主要城市接待外国人情况为北京为675022人，上海为924073人，天津是207492人。香港同胞接待情况为：北京68515人，上海71944人，天津9351人。澳门同胞接待情况为：北京1882人，上海3112人，天津701人。
台湾同胞接待情况为：北京48185人，上海87446人，天津8656人。虽然天津旅游情况不如直辖市上海和北京并不能完全归结于文化的问题，但是旅游和文化磁力有最直接的关系。
“近代中国看天津”，天津和北京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近代特征；和近代城市上海比它是中国自主型近代化城市的先驱。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天津和现在的天津的在行***区划上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这里所指的“天津”包括了清末“直隶”所辖的范围，除了天津之外，还应该将“周边”的重要遗产收入研究范围之内，才能理清天津近代化发展自身的脉络。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建立了中国的轮船公司，铁路和电报事业，开创了中国水陆交通、电讯事业的近代化。1879年，李鸿章试设天津到大沽的电报成功。这是中国最早创办的电报。1881年开创了中国最早的自主型铁路事业，天津周边有全国最早的铁道桥梁，铁桥和沉箱基础工法的采用都是全国最早的。1895年天津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1904年天津开办了全国最早的考工厂，此后发展为劝业展览会。1906年天津的教育陈列馆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书馆的雏形。
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科恩(P.A.Cohen)1984年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发现中国历史》，在该书中作者批判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都是以西方为准绳来衡量中国的历史的史观，提出应该从中国人自身探寻中国近代史。中国的近代建筑研究实际上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首先从沿海城市进行调查的最初动机就是揭示“外来冲击――中国反应”这一过程的。由于这样的研究背景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多把视点放在租界，而忽视中国人自身的近代化遗产的研究。天津位于沿海地区，的确受到过很多外来影响，但是中国人自身的近代化过程更是天津的特点。如果摒弃“外来冲击――中国反应”的史观，从中国人自身的中国近展的历程来撰写中国近代历史，我们也许应该从天津写起。天津是中国自主型近代城市的先驱．从这样的定位我们可以足够地感受天津文化积淀的魅力。
天津近代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课题：工业遗产研究的缺失
当我们把天津定位为中国自主型近代城市的先驱的时候，以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来向社会展示这样的先驱特性呢?
天津的近代建筑调查开创了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先河。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研究和指定近代建筑，1988年建设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转变了原来的选定基准。1989年开始进行第一个城市的近代建筑普查，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总揽――天津篇》。2004年，五大道近代风貌建筑综合整修项目荣获了国家建设部“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05年7月20日天津市人大***会第21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9月1日起施行。目前天津市已经挂牌527件“历史风貌建筑”。
但是上述调查尚不能反映天津作为自主型近代城市的全部特征。无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近代建筑普查还是527件“历史风貌建筑”，其重点主要放在了租界建筑上，天津近代建筑的研究也主要是放在租界建筑上。尽管我们说租界建筑也是近代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从自主型近代化的角度思考就会发现还疏漏了自主型的近代化遗产。这里所说的近代化遗产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调查的“近代建筑”，近年指定的“历史风貌建筑”和有待研究的“工业遗产”。而自主型近代化遗产最典型的就是工业遗产。当然工业遗产中也包括了在某个时期的一部分外商企业。但是主流还是清末的官办企业和民国时期的民族工商业。
“工业遗产”本身也是保护体系中一个新的课题。“工业遗产”(IndustrialHeritage)也有被翻译为“产业遗产”的，是指那些工业文明的遗存。20世纪50年代，在工业***的发祥地英国，一些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开始了对产业建筑、土木工程遗产的调查和保护。1973年成立了英国产业考古学会，同年在产业***的发祥地之一、世界最早的铁桥所在地――铁桥峡谷博物馆召开了第一届产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FICCIM)。1978年，在瑞典召开了第三届产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会上成立了有关产业遗产保护的国际性组织：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该委员会2003年在俄国下塔吉尔发表了《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2006年4月18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了《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正式启动了中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事业。 狭义的工业遗产主要指生产加工区、仓储区和矿山等出处的工业物质遗存，包括钢铁工业、煤炭工业、纺织工业、电子工业等众多工业门类所涉及的各类工业建筑物和附属设施。广义的工业遗产包括了与工业发展相关的交通业，商贸业以及有关社会事业的相关遗存，包括了新技术、新材料所带来的社会和工程领域相关成就，如运河、铁路、桥梁以及其他交通运输设施和能源生产、传输、使用场所。 天津不仅是个近代城市，更是个近代工业城市。天津工业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成长发展起来的，至今已有140年的历史。天津有中国最早的自己建设的铁路、电报、工科大学。清***府就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还修建了大沽船坞，另外1876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水泥的公司。清末“新***”时期，清***府在天津兴建了北洋银元局和造币总厂；民国年间，天津又陆续出现了六大纱厂、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工厂以及一批近代化的面粉厂等工业基地。到1949年，天津共有4708家企业。尽管在天津的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工业，但是天津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没有工业遗产。天津市区、县文物保护单位中有福聚兴机器厂旧址、大沽船坞遗址等极少数工业遗产，而且尽管这样也面临被拆掉的危险。天津市已经挂牌527件“历史风貌建筑”中没有工业遗产。
目前天津以惊人的速度丧失着近代工业文明留下的遗存，日本神奈川大学2007年3月在对上海、青岛、天津的工业遗产的比较调查中发现天津是几个城市中遗存最少的。我们认为天津大量工业遗产的丧失是和对工业，遗产的价值认识直接有关，也就是说对其使用价值的认识远远高于对非使用价值的认识。作为遗产的使用价值，旧厂房已经部分的或全部失去其使用价值，但是建筑物的总体价值并不仅仅是使用价值，历史的积淀和在天津这样特定的地域使得建筑物中包含了非使用价值，其中有存在价值，蕴涵的创造性价值，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认识到 这种非使用价值的意义，是否从宏观的角度认识工业遗产价值的总和。2006年***的批复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第10条提出了“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具体到天津来说目前最紧急的课题已经不是租界地建筑研究了，尽早抢救工业遗产是当务之急。
近代建筑论文篇（11）
〔中***分类号〕 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3）01-0079-05
0 引言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四册，以建筑功能分类为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各两册，涵盖了天津本土存在50年以上并能够反映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的各类建筑。“2005年的《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实施后，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 [1]。《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系列丛书是对其中的158处历史风貌建筑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了详细解读[2]，从书中可以读出天津市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点点滴滴，现存的保护建筑就是对保护工作成果的最好证明。从书中列举的建筑来看，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大多还是近代西洋建筑风格为主，论文选取书中租界建筑为研究对象，透过其保存现状及历史资料的记载，探寻天津独具特色的近代租界建筑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及地域色彩。
一、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天津租界
建筑的风格形成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两种文化之间接触时会产生相互交流渗透的现象，无法在维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态，彼此之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乎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条件下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一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就是由文化冲突过渡到文化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西双方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两种模式，发生在近代天津以“被迫接受”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明显属于后者。就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本土文化在接触到异域文化的最初形式是暴力而非和平的，近代的文化交流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反侵略的动荡***治背景下进行的交流过程，清王朝被西方列强以武力逼迫开始的通商开埠，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以经济侵略为后盾，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平台：开埠通商、设立租界、公派留学、接纳传教和建立近代报业等形式，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李允先生在《华夏意匠》中提到：“某一时代整个社会倾全力去建造的有代表性的一些重大建筑物，必然反映出当时最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水平” [3]（17）。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建筑风格，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近代租界建筑，外来文化赋予了建筑丰富的形式特点和设计理念，成就了中国土地上衍生出的中西文化交融思想下创造出的近代租界建筑，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
中国传统建筑随着封闭的长时间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传统建筑体系，建筑形式、建筑技术和建筑类型与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成为两种相对***的建筑体系。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开始，这种单纯的文化环境最终被打破。随着通商开埠和各国租界地的设立，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天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大量涌现的西方建筑。租界地的建设，使得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天津接触西方文化的直接途径，也比内地其他城市更早更多的认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各个租界里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和形式与天津旧城区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也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风格的格局。近代天津城市中出现的西洋建筑，是当时西方建筑设计中流行的各种建筑形式，各国租界在营建过程中实施建造的建筑，能够体现出租界所属国家的建筑文化特点、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在与天津地方文化、气候特点、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独有的建筑风貌。
（一）租界中的西式建筑特色群落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建立了九国租界，各租界都是自行管理的“国中之国”，彼此之间不考虑协调配合，各自营建，以本国的利益为基点进行建设，有***的管理机构，这样的建设虽然对天津城市的发展有所推进，但各租界各成系统，没有统一的管理和规划，城市建筑物杂乱无章。例如英租界在一些地区内“严格规定必须是外国式建筑，营造计划必须先送工部局批准，对房屋的取暖、采光、卫生、安全及与街道环境的协调绿化也有详细的明文规
定” [4]（361-362）。意租界地区规定凡临街建筑物形式不准雷同等等建设要求，各租界基本以本国风格建筑为基准，为适应天津的气候和风土，多少做出一些改变，再加上建筑工人均为中国人，可以理解为租界地建筑是使用中国本土的建材和工匠，来建造西式房屋。
租界地建设期间，各租界内都陆续营建了先进体面的大型建筑，银行、洋行和商场等建筑林立，风格各异；英、意、法租界都规划有高级别墅住宅和新式里弄住宅，借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多种布局方式，且中高级民宅中卫生取暖设施一应俱全，建筑周围还有花园绿地；租界内街道密度大，四通八达，道路铺设柏油或混凝土路面，主要街道设有路灯、通夜长明，一派西方近代城市景象。
（二）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天津城市建筑形象
租界区在不断建设扩张，而天津老城区却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元气大伤逐渐衰落，加上1902年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开辟的河北新区，与老城区和租界区三者共同构成一段时间的城市平衡发展格局。开埠后的天津城市形象，已不再是原先的“令人惊叹的南北物资交流枢纽” [5]（18）、“京师的储运中心，也是整个河北地区的仓储中心” [6]（124）。因历史原因由诸多移民组成的传统天津城市，其本身的城市文化就呈现多元性，导致天津人民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强且本土文化底蕴不深的特点，在因租界开发建设接触到西方文化影响后，本土文化自然趋向对西方文化的好奇、触碰、交融和互相渗透，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建筑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形象特征。例如少数几座近代新增老城厢建筑――天津家之一“益德王”王奎章家宅在主体中国传统式建筑中，局部装饰采用了中西合璧式的廊柱（***1），以及大门上方的椭圆拱券石材雕花（***2）。作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英租界的庆王府，其建筑外观采用西洋风格，与中国传统琉璃栏杆交相辉映，建筑内部的房间安排按周边式设计，采用明三暗五对称式排列，这其实是一种四合院模式的变体；为适应当时的西化生活，室内设有宽敞的共享大厅；门窗玻璃采用的是以比利时工艺雕琢的中式传统花鸟纹样（***3）；庭院花园的布局、太湖石和凉亭（***4）这些也都是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手法。
二、租界区建筑外立面材质中体现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天津城市从明朝天津建卫至开埠之前，一直以传统建筑的模式平稳发展，材料的选择也是遵循了中国北方的传统建材，以砖、石材、木为主要的材料进行建筑活动。“天津卫城初建为由土筑，因而不能持久。大约到了弘治初年以颓圮不堪，弘治六至七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砖包砌，并在四门之上构筑城楼” [7]（53），如今的鼓楼建筑依循了旧建筑的形式为青砖砌墙，灰瓦顶，门窗等建筑构件则为木材质刷红褐色漆；一般的民居为四合院形式的平房建筑，以朴素简洁的清水砖为墙面或灰砖砌墙，屋顶为灰陶瓦，门、窗、柱等构件则为木材质涂褐色或黑色漆（***5），是典型的北方民间色彩，集合这些材质，共同塑造了天津旧城整体呈一片朴素的灰色调。清末民初建成的通庆里（现天津文化街内），建筑装饰融入了西洋建筑符号，因为靠近老城区，建筑依然保持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青砖外墙，灰瓦坡屋顶，这点也可看作是环境色彩辐射作用的体现。
相比天津旧城区的单一灰色调，租界区内的历史保护建筑的色彩要丰富许多，这与西方建筑思想带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及其运用方式密切相关。租界建筑是由各租界自行营建，风格各异，规模较大的租界区内还形成了商业区、金融区和居住区等西方城市规划的雏形，例如英租界内的五大道地区成为高档住宅区，区内建筑红砖使用普及，形成了和谐统一建筑色彩（***6）；英法租界区内的中街（现***北路）开设了各类银行、洋行等，形成了金融一条街[8]，街道两旁高大的银行建筑选材考究，多以花岗岩、大理石等天然石材装饰墙面或柱子，精美奢华，天然石材的自然色彩与混凝土的灰色也成了该区的主要色彩。另外，清水红砖墙搭配灰色石材或浅色水泥墙面的搭配也是租界建筑的用色主流，如原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学校范孙楼、原天津公学等不胜枚举。在对近代历史保护建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从立面材质的色彩可以看出与周边当代建筑明艳的涂料墙面或光滑的饰面砖相比色调淡雅清新，即便是清水红砖的色彩也是柔和的暗砖红色；混水墙或水刷石等立面材质粗糙，建筑色彩为浅灰色系的材质原色，整体感觉朴素大方，散发着历史的沉淀感和时光印记，同时也体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三、西洋风格建筑中的天津传统文化元素
天津传统建筑中，很多大户豪门喜爱将砖雕、木雕和石雕作为装饰运用到住宅中，以显示身家富有。富商豪门在打造住宅时也是不吝钱财的，怎样舒适华丽怎样营建，从庭院到大门，从厅堂到内房，雕刻艺术可以运用在各式建筑构件上，如照壁、屋脊、柱础、挑檐梁柱等等，在***案方面还广源吸收南北方各地的艺术特色，建筑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的砖雕石刻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天津近代租界建筑以极其丰富的样式风格和建筑空间展现西方建筑文化，在查阅文献和现状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很多租界建筑，会将天津传统文化表现之一的砖雕石刻技艺作为建筑的装饰细节部分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建筑的立面造型，也表现出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建筑情趣。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也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在建造近代租界建筑过程中，所雇用的建筑工人是当地的工匠，这些工匠并没有接受过西方建筑教育，建材运用的也是本土材料，因此在建筑的装饰细节上，工匠们透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许多带有天津地方文化元素的西洋建筑装饰，习惯性的将天津传统建筑特色中精美的砖雕和石刻艺术运用其中，“无论是紫竹林教堂上的石刻还是哥德式的望海楼的砖雕花纹，都表现了中国佛教的莲花、珠宝和传统的万字***案主题。精美的雕工手艺是天津旧城遗韵中天津手工艺术在洋教堂上的发挥” [9]（153）。这些砖雕石刻装饰使得西洋建筑上或多或少的刻上了天津的地方文化印记，这种天津地方建筑文化特征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交相辉映正是近代天津建筑的独特风格所在。
四、结 语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展现了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作的卓越成果，并以***文并茂的形式对天津租界建筑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解读，选取的案例也是能够反映出天津城市文化特色的代表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近代时期的建筑距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近代租界建筑的风格也打破了天津传统城市风貌，其文化影响作用甚至延续至今并成为了天津的城市特色，如今当代新建筑中可见遍街的欧风线脚、坡顶窗套，无不是对西式风格建筑元素的现代演绎。现存的一些被列为“历史风貌建筑”被保存下来进行修复，也依然不能避免现代化的沾染，有的历史保护建筑采取原有材质的基础上覆盖现代材料使之看起来“焕然一新”，磨灭了近代建筑表皮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沧桑感。论文希望透过对中西方文化碰撞下产生的天津近代租界建筑研究，探寻其中所蕴涵的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及透过建筑材料的选择运用所体现出的地域色彩，找出其中值得现今建筑从业人员追溯和继承的建筑文化内涵，了解近代天津的“历史情感”，希望为未来天津建筑活动中地域性特征的形式体现做出文化探究和理论研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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