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研究大全

经济思想研究篇（1）

中***分类号：F092.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43-05

在中国，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的民族，长久以来在统一的汉文化的大环境下，各个民族以其不同的习俗传承和意识形态而成为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们的经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形成和演变规律，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结合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重要特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著名经济学者叶坦教授曾经说：“研究民族经济必须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民族研究》，2005,4）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恰好符合上述要求，是经济与文化有机结合的载体，所以我们有必要加强少数民族经济思想的研究，阐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回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总数仅次于汉族、壮族和满族，居第四位，他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来自不同国度、不同语种的信仰***教的外来民族成员和中国本土各族居民，经过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独特形成发展历史和文化表征的人们共同体。独特的形成背景造就了回族具备两大文化体系的优势――既有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又有与生俱备的阿拉伯―***文化基因。二元文化的影响在回族民族性格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从而深刻影响着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回回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借取和吸收汉文化的过程，如果从唐宋时期回族的先民时代算起，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1300余年。那么回族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些思想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世界两大文明的交汇？他们的内在逻辑是如何演绎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

一、回族经济思想研究的回顾

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目前还没有对回族经济思想进行过专门研究，但是从回族的历史、语言、经济、宗教，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内容。

（一）从回族经济史角度展开的研究

经济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研究一个民族经济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该民族上层领域的许多现象进行唯物主义说明。由于回族向来以善于经商著称，所以商业经济的研究就成为回族经济史研究中最早开拓的领域。比如赖存理的《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和《中国回族社会经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杨志玖的 《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一批介绍各地回族史的研究成果，这些论著都或多或少述及回族经济问题，而有关经济思想的内容也散见其中。如杨兆钧主编的《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马亮生主编的《湖南回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答振益主编的《湖北回族》（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马鸿超、田志和主编的《吉林回族》（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马通的《甘肃回族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冯福宽的《陕西回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马明龙的《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等。回族经济问题的通史性著作中，一般都辟专章对历史上的回族经济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如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等。

（二）有关中国回族***教派、门宦制度和寺院经济的研究

宗教经济生活是回族***教研究方面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众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马通先生的《中国***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此外马通先生还出版了相关著作《中国***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和《中国西北***教基本特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勉维霖主编的《宁夏***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中国回族***宗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为我们研究阿拉伯***国家教派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宁夏地区教派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探讨教派、门宦制度方面的论文较有代表性和学术影响的有王怀德的《苏非派的演变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世界宗教研究》，1984，1）、勉维霖《回族***教苏非派学术思想渊源》（《甘肃民族研究》，1985，2）、穆宝修的《论回族***教门宦制度的产生》（《民族学与现代化》，1985，2）、马平的《试析中国***教宗教经济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91，4）以及《中国***教寺院经济结构分析》（《回族研究》，1992，1）、罗莉的《中国***教清真寺经济的现实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05，3）侧重于对历史上清真寺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收入来源和经营形式进行考察，并分析这种经济的局限性和影响。

（三）从***教与回族经济的角度展开的研究

千百年来，***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回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在回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许多回族学的研究学者从的角度探讨回族经济问题。张永庆等人的《***教与经济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教与经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刘天明的《***经济思想》（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探讨***经济思想的学术著作，束锡红的《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实践的新探索》（商务印书馆，2004）一书关注的是宁夏区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并独具特色的回族文化，以回族社区为视角展开的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回族社区的个案研究和结构分析，为回族社区及回族社会在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中，适应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思考与实践范式。

研究***教与回族经济问题方面的论文相对较多，如张永庆的《***教与经济发展》（《世界宗教研究》，1988，2）李松茂的《关于回族经济史的研究》（《民族研究》，1990，2）马平的《***教对“均贫富”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教与经济研究文集》，1991）肖芒的《***文化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2）和王伏平的《***教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1）等。

纵观以往的文献，从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经济史的分析，缺乏对经济行为背后思想动因的揭示，特别是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结合文化交融的背景，对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演变进行得到系统研究和分析，尚属空白。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还是片断的、粗浅的，亟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之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回族经济思想研究的意义

（一）回族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回族的经济思想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

公元8世纪当***文化伴随着蕃客经商的脚步来到中国时，在他面前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强大而成熟的意识形态，***文化体现出独特的包容性和坚韧性，他逐渐进行吸收和改造，但是这一历程绝不是***的“儒家化”，它始终以***文化为前提，是两种文化适应下的再造，所以这些被吸收的优秀成分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成为中国回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轨迹不同，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独具特色，是在已有的较高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并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文化与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显著特征。他既是对本民族传统经济实践经验的总结、承继和发展，具有本民族思想文化的固有特质，又吸取了其他民族和外来思想的有益成份，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由此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既是回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学术界对回族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从经济思想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薄弱

回族学是以研究回族为对象，研究回族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回族现实社会诸方面的发展为主，研究范围包含回族的族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地理分布、社会生活、民族关系、文化特征、生活方式，心理素质等民族特点及特殊的发展规律。自20世纪初回族学创立以来，众多专家和学者从人类学、哲学、经济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但是，从经济思想的角度展开研究还比较鲜见，结合文化背景来探讨回族经济思想的更是凤毛麟角，虽然有的文章冠以“回族经济思想”之名，但是究其内容都是***教经济思想的范畴，那么是否这代表回族没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每一种经济行为实际上都贯穿着支配行为的思想要素，只是，有的明确表达，有的约定俗称，回族经济思想正是属于后一种类型，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回族经济思想进行挖掘、整理，将零散的思想资料有机地串联起来，进行抽象和概括，并在综合回族学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分析他的文化内涵，从而理清世界两大文明碰撞下思想文化的独特性。

（三）研究回族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越来越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别，但是民族经济的差距也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集中的中西部区域（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14个不同级别的回族自治地方，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部分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纲要》显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民族地区就有267个，占总数的45.1%。目前剩下未解决温饱的2365万人（2005年底数），少数民族地区有1016万人，占43％，而少数民族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尽管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支持以及***策上的倾斜，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区划为基础，在制定经济发展***策时往往忽视民族特征，特别是忽略了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经济发展***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研究任何民族的发展问题都必须从其传统文化中找到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优势，将现展与其传统知识和文化价值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找到这个民族的发展根基。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扶持、扶贫要考虑文化传统等非物质因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的经济滞后现状。开展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无疑对人们全面了解和把握回民的经济、宗教和文化等历史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一研究对于***府部门制定更加切合民族文化传承和现实客观条件的区域经济发展***策及规划，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三、研究回族经济思想的构想

如何加强和深化对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在此，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构想。

（一）研究方法

1. 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即通过对特定历史条件的分析以及对史实情况的了解，研究回族经济思想产生的原因、过程和社会效果，以及该思想的本质和特征；比较分析也是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之一，通过比较研究突出回族思想的特色性。回族经济思想具有独特的形成发展历程，受***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双重影响，它的思想在形成中具有纷繁复杂的史料，所以我们必须借助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回族经济思想与***经典经济思想和儒家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异同，从而分析回族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条件、脉络以及思想渊源。

2.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这两种方法是思想史研究中常用的分析方法，运用此方法研究本课题，从事实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中揭示回族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侧重于回族特色经济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的研究，而这些思想的形成受***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研究回族经济思想应该结合背景环境进行描述和解释，注重对事物现象的概括和归纳。然后从已有的经济学原理出发，对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阐述和解释。

3. 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回族经济问题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不仅仅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从已有文化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也纳入了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研究视野，这些学科对回族经济问题均有大量的关注，因此，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研究十分必要，这种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有助于开阔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二）研究难点

1. 资料分散性强，搜集难度大

开始于20世纪初的回族研究迄今为止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早期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专业学术、杂志、期刊和报纸当中，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回族自身主体意识的增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组织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研究团体，各种研究刊物大量涌现，但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多着重于经济史的考证，其中可见经济思想的火花零散于各种学术刊物当中，所以研究成果的搜集有相当大的困难，如有些早期刊物已经无从查找，仅存条目看不到原文，还有的受时代限制，存在扭曲事实的现象。

2. 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还不成熟

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尚不成熟，其基本原理还未摆脱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涉及众多学科领域，比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多学科和领域，这对研究者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研究者需要在整理归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自身的理论功底进行评述。

（三）研究内容

我们认为，回族经济思想不能按照传统的以时间为序进行的研究，而应该突出回族的民族特色，分专题的形式对最具有二元文化特色的思想内容进行专题研究，分析这些思想哪些是***教文化的传承，哪些部分体现了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这样或许可以比较全面的把握回族经济思想中两种文明的融合。根据这一思路，可以将回族经济思想分为农商并重思想、课施济贫思想、消费思想和宗教经济思想等内容，依次考察他们的思想渊源，从理论到实践，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相结合，以回族经济思想形成及其特点为分析起点，同时与***经典思想及儒家传统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剖析回族经济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受***文化与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力***合理展现其思想传承的线索。阐明阿拉伯―***文化和儒家文化在形成回族经济思想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对于一些时代性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的实质、特点、发展脉络方面，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论述，力求反映时代面貌和各种思想的逻辑关系，争取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以推进回族经济思想的研究。

经济思想研究篇（2）

（一）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而发展到他那时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传统所提供的借鉴使他正确地认识到——理想中的和谐安定大一统社会，必须是在***治、经济等社会关系各方面布局和运转都是有序的；而维持这样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唯有以君主为首的等级制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事实上就是一个等级制社会。

董仲舒所讲的等级，开始是作为一种纯粹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三纲”。中国古代对于处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的思想，在先秦儒家和法家那里就已经存在。而董仲舒则是更明确地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的思想，并附会上阴阳之意和天意来进一步论述其尊卑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尊阴卑》）。他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因此是不能改变的。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是他最为欣赏的人伦等级基本公式。三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可以说国家***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

董仲舒认为，“凡物必有合”（《基义》）。“合”就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他说，“阴者阳之合”，因此“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子合”（《基义》）。怎么合呢？这就要靠上对下的慈爱和下对上的忠孝，正如他所说：“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深察名号》）董仲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合”，而不是“争”，可见三纲的根本用意在于维护不同等级人们之间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社会的合谐稳定。三纲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对巩固当时处在上升阶段的封建生产关系，保证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和平安定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

董仲舒主张用等级秩序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这样的等级规范就不是上述那种纯粹的道德准则了，而已变成一种经济伦理规范，虽然它的调节对象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重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的经济行为。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纲的内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它以三纲为基础，明确上下、尊卑、贵贱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与三纲的三种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前文已分析过，董仲舒是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客观情况而提出教化主张的；同样，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等级与教化在作用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认识到若有一个“度量分界”，就能抑制争夺。他认为“礼”就是调节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

在以等级之礼来约束求利行为这一点上，可以说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观点。他说：“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 乱；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天道》），“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所以“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天道》）。

董仲舒把“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看作是“众人之情”（《度制》）。认为富人虽然不盗，但却能凭“富贵之资”骄矜自势，横行霸道。因此在他看来，造成争乱的不仅是生活不下去的大贫之人，还有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富之人。这是一个比荀子更有见地的思想。他说，圣明的君主正是洞察到这种“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度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楚庄王》）。

事实上，董仲舒是把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移植到社会经济关系中来，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规范。就拿“三纲”的基本内容——父子、夫妻的家庭伦常关系——来说，一个家庭之所以会和睦无争，不就是因为有固定的父子、夫妇之伦的慈敬关系吗。因此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也必须确立一种象家庭伦常那样的人伦等差关系，使每一类人以至每个人的所得都有道德上的明确规定，这样人们就不会为物质利益去争夺撕杀了。如果“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因此如要以乱为治，以贫为富，就“非反之制度不可”。如“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就会“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度制》），这样***和纷争就难于避免了。董仲舒毕生研究《春秋》大义，无论是在社会的***治、人伦、经济等各种关系中，《春秋》最敬重的是“名分”，最反对的是“僭越”。按照《春秋》的规定，“亲有尊卑，位有上下”，上不能侵下，下也不能侵上，必须各守其位，“各死其事”而“事不逾矩（《五行相生》）。

董仲舒极力提倡以等级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这跟他主张以教化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一样，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制止和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虽然他认为“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求利若流水，但也必须要逐渐地“使之变化，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这种等级制规定并“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地施》）。当然他也讲节制欲望，并且他讲等级经济伦理多以节欲论的形式出现，如他说“节欲顺行而伦得”（《天地施》）。但要节的是按等级制规定所不应有的非分欲望，而对符合等级规范的欲望并不是要“节”、“夺”，而是要“安”。他说圣人治理国家，是“因天地之情性，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但“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其足”（《保位权》）。因此等级制规定不仅不是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而是主张在自己所立足的等级层次上充分地享有应得的经济利益。

由于大富或大贫都会导致横行纷争，因此董仲舒立了两条原则：“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并主张“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度制》）。“调均”就必然要“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标准仍然是“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基义》），从而避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董仲舒传》）。他讲的“调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绝对平均，而是一种等级制“平均”，即人们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这种等级制占有关系所应得的利益，而对这些应得利益则应给予充分满足。

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不是按贫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而是按上下尊卑关系来划分，因此“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必须“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服制》）。按照这种上下尊卑关系，“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度制》）。社会国家就是通过这种等级制的利益“调均”、“均布”，从而达到有序、和谐与安定的。

四、“不与民争利”是董仲舒经济***策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11］

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随着封建国家中央集权专制***权的巩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国家轻重***策的实施，封建国家与社会各方面在经济领域中“与民争利”的现象越来越多。思想敏锐的董仲舒如实地看到了这一在当时日见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针锋相对地提出“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主张，并把这一主张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策和经济活动是非的重要标准。

经济思想研究篇（3）

    （一）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而发展到他那时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传统所提供的借鉴使他正确地认识到——理想中的和谐安定大一统社会，必须是在***治、经济等社会关系各方面布局和运转都是有序的；而维持这样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唯有以君主为首的等级制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事实上就是一个等级制社会。 

    董仲舒所讲的等级，开始是作为一种纯粹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三纲”。中国古代对于处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的思想，在先秦儒家和法家那里就已经存在。而董仲舒则是更明确地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的思想，并附会上阴阳之意和天意来进一步论述其尊卑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尊阴卑》）。他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因此是不能改变的。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是他最为欣赏的人伦等级基本公式。三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可以说国家***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 

    董仲舒认为，“凡物必有合”（《基义》）。“合”就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他说，“阴者阳之合”，因此“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子合”（《基义》）。怎么合呢？这就要靠上对下的慈爱和下对上的忠孝，正如他所说：“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深察名号》）董仲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合”，而不是“争”，可见三纲的根本用意在于维护不同等级人们之间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社会的合谐稳定。三纲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对巩固当时处在上升阶段的封建生产关系，保证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和平安定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 

    董仲舒主张用等级秩序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这样的等级规范就不是上述那种纯粹的道德准则了，而已变成一种经济伦理规范，虽然它的调节对象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重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的经济行为。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纲的内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它以三纲为基础，明确上下、尊卑、贵贱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与三纲的三种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前文已分析过，董仲舒是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客观情况而提出教化主张的；同样，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等级与教化在作用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认识到若有一个“度量分界”，就能抑制争夺。他认为“礼”就是调节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 

    在以等级之礼来约束求利行为这一点上，可以说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观点。他说：“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 乱；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天道》），“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所以“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天道》）。 

    董仲舒把“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看作是“众人之情”（《度制》）。认为富人虽然不盗，但却能凭“富贵之资”骄矜自势，横行霸道。因此在他看来，造成争乱的不仅是生活不下去的大贫之人，还有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富之人。这是一个比荀子更有见地的思想。他说，圣明的君主正是洞察到这种“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度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楚庄王》）。 

    事实上，董仲舒是把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移植到社会经济关系中来，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规范。就拿“三纲”的基本内容——父子、夫妻的家庭伦常关系——来说，一个家庭之所以会和睦无争，不就是因为有固定的父子、夫妇之伦的慈敬关系吗。因此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也必须确立一种象家庭伦常那样的人伦等差关系，使每一类人以至每个人的所得都有道德上的明确规定，这样人们就不会为物质利益去争夺撕杀了。如果“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因此如要以乱为治，以贫为富，就“非反之制度不可”。如“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就会“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度制》），这样***和纷争就难于避免了。董仲舒毕生研究《春秋》大义，无论是在社会的***治、人伦、经济等各种关系中，《春秋》最敬重的是“名分”，最反对的是“僭越”。按照《春秋》的规定，“亲有尊卑，位有上下”，上不能侵下，下也不能侵上，必须各守其位，“各死其事”而“事不逾矩（《五行相生》）。 

    董仲舒极力提倡以等级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这跟他主张以教化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一样，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制止和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虽然他认为“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求利若流水，但也必须要逐渐地“使之变化，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这种等级制规定并“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地施》）。当然他也讲节制欲望，并且他讲等级经济伦理多以节欲论的形式出现，如他说“节欲顺行而伦得”（《天地施》）。但要节的是按等级制规定所不应有的非分欲望，而对符合等级规范的欲望并不是要“节”、“夺”，而是要“安”。他说圣人治理国家，是“因天地之情性，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但“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其足”（《保位权》）。因此等级制规定不仅不是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而是主张在自己所立足的等级层次上充分地享有应得的经济利益。 

    由于大富或大贫都会导致横行纷争，因此董仲舒立了两条原则：“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并主张“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度制》）。“调均”就必然要“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标准仍然是“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基义》），从而避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董仲舒传》）。他讲的“调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绝对平均，而是一种等级制“平均”，即人们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这种等级制占有关系所应得的利益，而对这些应得利益则应给予充分满足。 

    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不是按贫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而是按上下尊卑关系来划分，因此“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必须“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服制》）。按照这种上下尊卑关系，“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度制》）。社会国家就是通过这种等级制的利益“调均”、“均布”，从而达到有序、和谐与安定的。 

    四、“不与民争利”是董仲舒经济***策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11］ 

    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随着封建国家中央集权专制***权的巩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国家轻重***策的实施，封建国家与社会各方面在经济领域中“与民争利”的现象越来越多。思想敏锐的董仲舒如实地看到了这一在当时日见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针锋相对地提出“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主张，并把这一主张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策和经济活动是非的重要标准。 

    （一）“与民争利”的表现 

    董仲舒所讲的“与民争利”现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与民争利，二是“食禄者”与民争利，三是地主与民争利。除了未提到商人，董仲舒所述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所谓“与民争利”主要是指国家行为和代表国家办事的官吏行为方面的。正是这样，他的“不与民争利”主张才具有了明确的***策针对性。 

    国家与民争利，首先是指封建国家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与民争利。这里的“民”主要指工商业者。很明显，这是轻重***策带来的结果。董仲舒没有讲到工商业者兼并土地与民争利的情况，而是把他们当作被国家争夺去利的“民”来看待，由此更可见出他的重点是放在国家行为上。国家与民争利的另一个表现，是封建国家财***上的榨取太重，即他所说的“赋敛无度以夺民财”（《五形相胜》），“田赋、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再一个表现是徭役过度，“多发徭役以夺民时，作事无极以夺民力”（《五形相胜》），徭役之征更胜于租税，是“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 

  “食禄者”与民争利，即是指封建官吏和诸侯王等经营工商业和兼并土地，与工商业者和小农争利。董仲舒明确指出当时那些依靠国家俸禄过活的人，“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还要“乘富贵之资力”，来“多其牛羊，广其田宅”（《董仲舒传》）。 

    地主与民争利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民”是小生产者即自耕农。事实上当时参与兼并土地的还有商人，董仲舒只提到官僚和地主，《管子·轻重》和《史记·货殖列传》则又只提到商人。把这两方面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就可看到了当时土地兼并势力的全貌。土地兼并是当时最普遍的“与民争利”现象，也是封建***权巩固时期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董仲舒说：秦“用商秧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上》）。他清楚地认识到，土地兼并的原因是公有的土地“井田”变成了私有，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这个逻辑从土地私有制正确说明了土地商品关系，又从土地商品关系正确地说明了土地兼并的客观趋势，并且指明土地兼并的主要手段是土地买卖。 

    （二）反对“与民争利”的经济原因 

    董仲舒主张“不与民争利”，反对“与民争利”，不可避免地，他也讲了一些经济方面的理由，这主要就是：与民争利阻碍了人民的谋生之路。 

    国家、食禄者和地主与民争利，受害者自然是“民”，这里董仲舒主要是指遭受土地兼并之害的农村贫民。有权、有势、有钱者凭借富有的资财和权力地位，“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老百姓没有力量与他们竞争，而争利者们又“务此而亡已”，其结果必然是“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董仲舒传》）。他尖锐地指出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此民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董仲舒传》）。董仲舒描写当时无以聊生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老百姓的谋生之路已经由于被争而受到了严重侵害。 

    （三）反对“与民争利”的道德依据 

    董仲舒虽然大胆而真实地揭示了农民的贫困状况，并指出其直接的原因是封建国家、食禄者和地主所共同进行的“与民争利”。但他反对“与民争利”的根本着眼点却不在这里。他主要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论证与民争利对封建（儒家）伦理规范的巨大危害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道德认识，他才把这一主张作为其经济***策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这个准则体现的是仁和义的要求，而不是富民的思想。 

    第一，“与民争利”损害了“义”。 

    董仲舒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总的倾向是重义轻利的，而且“义”首先是对人君和统治集团人们的要求，“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传》）。而现在国家和食禄之君子们赤裸裸地与民争利，不就明目张胆地损害了“义”吗？在董仲舒去世后二十余年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等儒生们继承他的观点也说：“食禄之君违于义而竞于利。”（《盐铁论·错币》）把二者对举，可见“竞于利”就必然“违于义”。 

    反对食禄之君背义争利本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不过在先秦时期的“与民争利”还没有演变成为象西汉中期那样，以土地兼并为特点而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孔子曾经听说臧文仲之妾织蒲，就指责这是一种不“仁”的行为，之所以不“仁”，就是因为其夺民之业、与民争利。而董仲舒也举了一个与这故事完全表达同一思想的例子：鲁国宰相公仪休回到家里看见妻子织帛，就气愤地把妻子赶出门去；吃饭时有葵菜，又气愤地把家里种的葵菜全拔掉了。公仪休认为自己已经吃了国家的俸禄，还同织女、菜农争利能行吗？董仲舒高度赞扬公仪休的行为合乎“义”，认为君子行仁讲义之大事，“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董仲舒传》）。 

    董仲舒还进一步指出，统治阶层的人们求财利、与民争利，不仅直接践踏和损害了“义”，而且还是老百姓犯法作乱，也跟着争利害“义”的原因。他说，由于“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于是“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度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与民争利妨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使其生活无着，就会偷盗无所不为。另一方面，食禄之君“忘义而殉利”破坏了“化民”的大事，“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玉英》）。因此“与民争利”本身就带了违背仁义的坏头，从而使老百姓思想上受到坏影响，加之经济上断绝生路，就必然要“弃理而走邪”了。 

    第二，“与民争利”破坏了等级伦理规范。 

    按照董仲舒的等级制经济伦理，每类人以至每个人的立足点都是被等级之网固定着的，人们只能在自己所应有、所立足的位置上付出和获取。下不能超越等级侵占上的利益，这是毫无疑义的；而董仲舒尤其强调的是，上也不能侵占下的利益。 

    在董仲舒看来，食禄者与民争利，这是上级争夺下级的利益，因此破坏了等级名分。他认为，和谐等级制的主要危险来自上层等级。这些富贵之人有***治特权和经济力量兼并贫弱者，他们的“下侵”行为不仅本身直接破坏了等级秩序，而且百姓的违礼犯法行为也是受他们“下侵”行为的影响和逼迫出来的。可见在上者与民争利的“下侵”行为跟害“义”行为一样，在伦理上犯了双重的错误。 

    董仲舒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则当为“君子之行”即“义”；若“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即求利，“其祸患必至也”（《董仲舒传》）。他讲的“祸患”，一方面是指由于“与民争利”行为对等级秩序的破环，必然将会破坏理想的和谐有序社会。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对等级制度的破坏，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导致社会***，最终也必然危及统治阶级的***权地位。因此董仲舒极力劝解各种食禄者包括帝王人君，必须安守其位，重义轻财，不能只为了眼前利益而破坏等级秩序，从而牺牲长远利益。 

    第三，“与民争利”违背了“天意”。 

    “天论”是董仲舒学说思想的一大特色。“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也被他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和论证。 

    董仲舒的“天”论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董仲舒所讲的“天”有两种，一是物质之天，一是精神之天；物质之天指自然现象，精神之天指物质意识。他的用意是要把人事附会天意，为一定的人事寻找“客观”依据。他的具体做法是，把物质之天本身及其运动形式与人及其人事进行类比，这就是“天人相类”；然后得出人事变化都是天意安排的结论，即“天人相通”、“天人感应”。这正是他所说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一”就正是他要为人事寻求的根据，某一人间之事合理与否，该不该存在，就要看天人之间在此能否“一”。他在找天人相类之处的时候，“天”还是物质之天；而当他把人事比附天意，物质之天便上升为精神之天，于是陷入唯心主义。 

    从形式上看，“天人”相类、相通（如天不重与，人亦不可占双份）是从伦理上判断“与民争利”违背天意的依据。而事实上，董仲舒把“与民争利”从伦理上判断为非，完全是根据仁义礼的规定以及这种行为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他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天意来认识，就正是把这一判断标准作为过度中介的。他的逻辑是，遵循仁义礼就是合乎天意的，否则就违背了天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依据作为中介性标准，那么是否违背天意就无从可知了。这样看来，天意就是一种假托。“假托”天意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更有说服力的“客观”依据。在他看来，人间社会的事情应该不应该如此，最大的依据莫过于天意是否如此。 

    于是为了寻找这种出自“天意”的依据，董仲舒就把动物界的自燃现象作出神学目的论的解释，以使天人相通、相应。他说上天的赐予是有区别的，“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董仲舒传》）。又说：“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度制》）他指出，“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董仲舒传》）可见，“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业，乃天理也”（《度制》）。 

   在他自己看来，似乎已经找到了最强有力的依据，可见天意的安排是不允许占双份的，“与民争利”怎能行得通呢？董仲舒虽然从利民、从义、从等级等方面谈了那么多理由，但“与民争利”这种占双份行为的不可行最终还是被他归结到是因为“天不重与”。而他不可能意识到，他把客观存在的“天”说成是有意志的，物质之天便转化为精神之天。他从寻找客观依据出发，本意是寄希望于“唯物”地说明问题，而最后却陷入了唯心主义谬说的泥潭。 

    （四）主张“不与民争利”的仁*** 

    董仲舒充分论证“与民争利”在经济上和伦理上的种种弊端，从而确立了“不与民争利”这样一条道德准则。于是他就用这条准则来检验一切有关的经济活动，并提出自己的一套经济***策主张。 

    第一,“盐铁皆归于民”。 

    针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董仲舒根据“不与民争利”的道德准则，首先提出国家必须脱离直接经营的工商业活动，不应“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汉书·食货志上》）。他认为国家直接从事这样一些最易赢利的工商业活动，既违背了“义”、违背了“礼”，又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因此提出“盐铁皆归于民”（《 汉书·食货志上》）的***策主张。 

经济思想研究篇（4）

在经济学各类学科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史是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学科，但是也是最为特殊的学科。经济学是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思想展开分析，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则是对于经济活动展开深度分析之后再次分析的过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便于使用文本展开记录，这样就与其他的研究记录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也就造成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的经济学研究中逐渐被学者忽视，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就逐渐的减少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是现代经济学只有对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度的研究才能够有效的发展与建设。现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西方各个国家的研究的速度与效率逐渐减慢，各国经济学研究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减少，虽然，目前依然有部分专业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与分析，但是在整体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上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是呈减弱势态发展的。

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所不同，相对来说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要更加复杂。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各个方面的学术氛围逐渐固化，我国经济学者展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像是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策不斷放宽，大量外出留学归来的优秀学者开始回到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现象也就促成了我国的经济学主要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随着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部分的学者乘胜了经济思想史已经完成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任务，于是对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程度逐渐减弱，这样就造成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减少。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是自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十八世纪初期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阶段，并且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系统的，在开展系统的研究过程中，开始着重针对经济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展开重点的分析与论述，并创作出大量的学术文章与理论。《一个新科学的起源与进步》是西方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早的学术著作，其著作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最为整体的研究模式，将传统研究过程中零散的思维聚合征集成为一个整体，并且整理成为系统的理论形式进行编写。其著作是由重农学派代表人物“物杜邦”编写的，不仅仅是当时最早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术著作，并且也是当时第一本系统的理论知识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在启蒙阶段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其阶段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但是在其阶段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经济思想史做出较大的贡献，并未更高效率的促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经济学的研究是同步的，经济学者注重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并对于其中的所蕴含的理论进行分析与整合，制定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亚当·斯密也针对之前的研究学者的思想进行国整合与研究，但是他在整理的过程中过度的倾向于自身的关断，所以其梳理的理论大多是与他的思想与观点相契合的，这样的梳理方式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突出学者并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促进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进步，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并未留下较多能够供后世学者研究的学术贡献。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所在启蒙时期所建立的基础上形成转变的。古典时期的发展是由十九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后期，部分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自己已经能够掌握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对于前人对于经济思想的系统理论逐渐失去重视。由于这样现象的出现，在其阶段中任何人都对经济思想展开讨论与分析，并且都对前人的思想观点有所异议，甚至出现较多的小思想帮派。但是在其阶段中，真正能够引领理论思潮的专业性学术著作却少之又少，大多只为不痛不痒的评论与分析，缺少真正具有专业性的认定与分析。古典经济学者面对这样的现象，开始针对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并且通过各方面的研究结合历史将其整理成为真正系统的学说，其学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治经济的有效进步。其中韦斯特的观点更具影响力，他的著作《关于16世纪以来欧洲***治经济学之进步的观点》（1847年）中认为***治经济学是起源于亚当·斯密。这样，由古典经济学家的整合过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走向科学研究的正轨，开始通过历史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以此获得正确的理论来为社会提出有效的建议。在韦斯特的思想中，认为采用带由技巧性的条件来分析结论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为检验经济学研究错误的工具，以此促进经学更好的发展与进步。麦克库洛赫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在树立共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只有所有的观点都达到一致，这样才能将学科发展成为科学，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并且麦克库洛赫在其著作《***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中将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详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并且再次提出上述的观点。另外在其时期的经济思想史中还存在一定的民族倾向，较多的学者在对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的创作过程中会增加较多的个人民族倾向，导致其思想观念出现民族倾向。不过经济学家布朗基在其著作《***治经济学史》（1837年）中将代表欧洲的经济思想在不同的国家展开传播，并且将其国家的经济思想与欧洲经济思想结合。在古典时期的最后阶段，通过经济思想史来研究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方式在德国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较多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研究，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前人经济思想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形成了更加系统的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三）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指西方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科技***的不断开展，物理、数学以及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在科学界形成研究热潮，经济思想史在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悄然生息的发生了变化。经济思想史开始成为经济学家在创作学术文献过程中回顾与例子，而不在是曾经重点论述的中心论点，经济思想史开始主要出现在经济学者的文章前言、结语、附录以及注释中。在当时阶段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如此的文献回顾部分，这样就造成在此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带由个人思想色彩以及缺少系统理论化的特点。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也同时在发生者变化，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开始转变为静观点诚信与释放方面，而并非傳统的将非理论化的观点删除的方式。这样的转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前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对前人的研究展开更具真理性的检验与测试，分析前人观点的准确性。英国***治经济研究学家坎南的著作《英国***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与分配理论史：1776-1848》（1898年）中所提出的观点对西方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且西方经济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久依然受到其观点的影响。坎南的观点并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与特维斯以及麦克库洛赫等学者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早期的经济思想存在较多的缺点，并未表现出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所以早期的经济思想并非所谓的科学。这样的观点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意义探究带来了阻碍与挑战，相关的学者开始怀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何在，对于其研究的价值与科学理论数去了方向。

与此同时，在奥地利兴起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既奥地利学派，其学派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由此开展。其学派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主要就在将传统的错误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论由现今正确的观点相代替，而并非将传统经济理论一味的整合。

在经济思想史的新古典时期这一阶段，新的学者开始对前人的观点与理念提出怀疑与挑战，在这一学术环境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热度开始逐渐降低。其相关的学术书籍的出版较少，并且在经济学术书籍中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述也相对减少，大多数都在文献注释中出现。在其阶段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相对于前者来说其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当时的学者与学派的研究中对其提出了较多的怀疑与批判，对与前人所提出的理论知识不在一味的整合，而是与新的思想相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有效提高与进步。

（四）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的阶段是在二十世纪早期直到中后期，其阶段所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其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方面上所获取的成就相对于其他阶段要高。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的黄金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之前，在学术研究界并未受到关注与重视。经济思想史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且走向更高的水平与时期阶段，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各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摈弃给在战后经济迟迟得不到回升，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这就将新古典时期对经济学的怀疑彻底的打开。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经济问题并非是简单的论述问题，而是极其复杂与重要的，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的热潮。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在之前的新古典时期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批判是存在错误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发觉对于任何社会构建性的研究都不是简单对问题审核与批判，而是在应该更加全面的思考与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大萧条所带给人民的危机感，学者未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研究出能够复兴经济的方式与方法，于是及那个目光集中到经济思想史上来，在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认为经济思想史能够解决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帮助各个国家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

同时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始不断的扩展，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在局限于经济类问题上而是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术来开展研究，这样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中显得较为杂乱无章，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较多学派的理论知识无法高效的应用与实施。所以部分学者为能够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各个种类的学说，将各类学说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始通过经济思想史来展开研究，以此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其学术观点与理论知识做到有效的解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中对于研究成果不在采用传统的在附录与文献采用中出现，而是创作出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经济思想史学术文章。并且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思想史也一改往日仅作为参考文献出场的尴尬地位，开始在其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的重点进行探究与讨论，并且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与知识更加的严谨。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思想史开始更加的重视与关注，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重新的定义与划分，学者认为经济思想史并非***于经济学之下的一门学科，而是经济学研究中新的研究方式，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经济中的研究模式，是与经济学研究中的研究方式一样值得学者花费时间花费心血潜心研究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段时期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且参加研究的学者大多为在当时阶段中最为顶尖的，引领一段学术潮流的优秀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哈伯勒，英美边际学派的希克斯、罗宾斯，美国制度学派的韦斯利·米切尔、康芒斯，以及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斯拉法、贡纳尔·默达尔等人。大量的学者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优秀理论知识，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在这一段时期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专题性的经济思想研究史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瓦伊纳（JacobViner）的《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1955年）、斯彭格勒（JosephSpengler）的《马尔萨斯的法国前辈》（1942年）、马盖特（ArthurMarget）的《价格理论》（1938年、1942年）、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的《繁荣与萧条》（1937年）、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的《生产与分配理论》（1941年）、科尔（ArthurCole）的《经济学与商业文献的历史发展》（1957年）等等。在这一阶段中，经济思想史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也过去了更多的课程编排与课程教授地位，甚至在大学的教学中能够于经济学类其他学科共同的在大学生课表中编排。同时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也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大量的出席经济学学术研究会议，在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史已经与主流经济学有了相同的地位。

（五）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历了短暂且辉煌的黄金时期后再次走向没落，其学术地位逐渐衰落。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衰落是比较迅速的，在得到一个快速的提升之后由迅速的衰落，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黄金时期的最后阶段西方的经济开始大幅的好转，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的战争并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对西方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站后经济学的影响力相对要更加稳固，甚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要更加的坚固。这样的现象就造成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提高重视，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对经济的未来提起了更高的关注程度，这样也就开始忽视了对于经济历史的研究。并且随着数学学科新的计算方法与统计模式的出现与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现象影响下，经济思想史学术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衰落，并且相关的经济学者开始抛弃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脱离出西方主流经济学。随着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逐渐降低，经济思想史再次成为经济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并且其中相关的研究学者也逐渐减少。在此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仅有在黄金时期开展研究并接受相关训练的专业研究者依然坚守在岗位进行研究。并且在这一时期在国际学术格局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已经确定，暂时来说这一段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地位是在经济学的一大分支学科。其研究学者的分布主要欧洲的英国以及北美的各个地区与国家，还有少数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另外在一些非英语的国家也有少部分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者，对经济思想史依然着重的开展研究。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学术研究的期刊与书籍发表方面依然是比较多的，在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对于经济思想史教材的编写相对较多。

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科已经有了适合自身学科发展的制度与规划，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顺应科学哲学的潮流，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开展适合自身学科的学术研究。为了能够防止经济思想史改变现状，能够重新回到经济研究中的更高地位，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们在研究中积极的对本学科的意义与理论知识及逆行探索。例如利兰·耶格尔在对人思想的研究中也提出只有做好提前的准备，才能够防止学说被后人们忘记，他在其发表的书籍中特别提出：“纯经济学比自然科学的早期发明更有被遗忘的危险，这使得知识的积累式增长更为困难。……所以，我们需要能专门帮助我们保持警惕，以及当其面临可能的新观点时能够识别早期的贡献，以及早期的谬误的学者”。但是现今的經济学发展趋势是依然在不断下降的，在西方各大学经济学科的课程安排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安排逐渐减少，甚至有部分大学已经将经济思想史排除了重点课程安排规划中。这样的现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是逐渐降低的，这也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与挑战，只有通过更高水平的研究方式以及理论知识分析才能够重新树立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由上文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需要与现代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在上文的论述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阶段的学术特征都有明确的表现：首先，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正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不断研究与分析而出现的。在现代经济学出现前，在经济学研究学界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多带有先进科学性质的经济思想研究出现，后来随着现代的经济学不断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西方经济思想史才正式出现，并且发展成为系统的知识与理论系统。并且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考察对象也都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大多都与现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有所关联。另外，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需求有所关联，经济思想史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需求而出现地位的升高与境地现象的，可以这样解释，西方经济史的研究是为满足现代经济思想的需求而开展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五个发展阶段中，主要分为：启蒙时期；古典时期；新古典时期；黄金时期；重构时期；这些时期的变化也刚好是现代经济学的五个发展时期。并且，由上文中的论述可以清楚的了解到，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地位的降低与提高刚好的三段式的，同时也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需要而提高与降低的。当现代经济学受到困难与挑战时，学者开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寻找帮助现代经济史创新与发展的方式，当现代经济学发展较为顺利时，就将经济思想史作为边缘化的学说，在其学说下***发展。最后，在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方向与发展方向，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的专业学科训练多为经济类学科训练对于历史类的训练少之又少，并且对于经济类问题的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也极高，但是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面对经济学家在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却没有更好的办法给予评析，存在局限性。二、中國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部分对于国外学术关注程度较高的人群会对相关的学术论文进行简要的阅读。在国内大部分的人只针对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展开研究于讨论，并且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相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论文要少。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例如在1979年学者孙治方所发表的一期文章：《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疑问中注重讨论了马寅初同志在这一阶段中所提出的新的思想与理论，并且简单的介绍了在当时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由正常学术争论演变成过度的***治风波的，对这一历史事件展开了详细的讲解。由上文中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我国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在学术界出现较多的动荡现象，这样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初步研究就不易开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是最早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可以被称作学科建立初期的探讨与研究。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建设是比较迅速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还出版了大量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并且在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著作与学术论文相对于其他时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论文比例上占到二分之一，所以能够明显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广泛的开展，并且掌握了一定理论探索与研究的方法。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特点相对比较明显，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以传统的具有一定影响力与地位的代表人物作为研究方向，但是却比之前研究作所采用的方式更加的先进，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效的提高研究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这一阶段中，并非针对人物思想研究作为基础研究方向的论文由奠基阶段的100篇文章发展到现今这一时期大概800篇左右，在本阶段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能够达到文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相关模式的学术著作也开始不断的提高出版速度，在前一阶段此类著作是处于空窗期的，而现今也由零向着一百而变化了，已经达到了大概32部学术著作。大概占本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著作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这一阶段中有部分的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对于学术的变化与争论来对经济思想的变化展开分析，并不是传统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思想死板的开展研究。还有部分的研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关注特定的学科或者一项较为重要的问题所出现的学术争辩以及思想变化展开研究，例如对于***治思想史、农业思想史等。还有部分的学者在研究中针对国际间一些国家经济的对比于分析来开展研究，将国家间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程度进行对比，以此发现一定的理论知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中，有关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不仅取得了更多的重视与研究环境的变化，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所采用的方式与方向也发生了极高的提升与改变，学者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模式更加的丰富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好开展，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丰富。这样丰富的研究方式在有效的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中过度关注时期中代表人物的考察所出现的研究漏洞与研究错误，这样的研究模式更大程度的面向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或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作为背景，来针对历史、针对学术变化，针对各经济模式的对比展开更具科学依据更具真实性的经济思想史分析。所以，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多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在优秀成果方面的获得也极其丰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含金量高并且质量优秀，可以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段时期。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

2000年到2014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在这一段时期取得了更好的进步与发展，其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对于研究方向的扩展与研究内容的丰富才达到的。首先随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深度研究以及经济理论的更好发展，并且学者在针对早期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提高，大量具代表性人物的经济思想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较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对于经济决策者如***等或者此阶段较为优秀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思想成果。其次在各个学说的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挥在哪，在各个方面与领域中经济思想的研究都获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大范围开展，经济热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经济四线那个是研究的方向与范围作为更有效的规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生态经济、旅游经济等反面的经济思想都展开了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成果。

在这一段时期论文统计与著作统计的结果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并且史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一阶段发表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约有5400篇，出版的著作约有89部，分别约占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与上一阶段相比，论文总量增加了86.2%，但是著作总量却减少了9.2%。另外是在内容结构上所产生的差异，在这一阶段中对人物的研究有3600篇论文与43部著作，约占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总量的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二，所以对于期刊论文著作部分的人物研究比例有所降低，本文论述中认为差异和变化与本阶段学科任务的变化有关。例如在对新代表人物的深入考察中，此类的学术期刊论文在这一阶段中大量的出现，但是学者们在开展研究的时候并未给研究对象更多的时间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验与分析，所以这就导致所汲取的理论思想的准确性缺少实际的检验，所以在这一段时期信息量虽然大，但是所出现著作并不系统与成熟。并且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三、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现状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

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学术环境相对应的，也就是代表学科地位是否提高学科是否取得好的成就的重要指标是在于本学术在学术期刊的发表状况。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术方面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的学术团体，是不同思想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共同研究与讨论的专业学术组织。例如：美国经济学史学会（简称HES，成立于1974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SocietyofAustralia，简称HETSA，成立于1981年）。另外在日本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较为重视，其中在日本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也相对较早。这些专业的学术组织会定期的组织开展会议，并以学会为单位创办期刊造纸，将其思想在期刊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更加规范的道路。但是经济思想史与其他的经济学科来对比的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性，与其他的学科融合性有所不同，并且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式与研究对象方面与其他的经济学科并不相同，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也能够清楚，经济思想史很难融合与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中。尤其在对于专业的学术团体的成立时间来看也能够清楚为和经济思想史学科与主流经济学无法融合，主流经济学会的成立时间要明显的早于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综上所述，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虽然与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同一时期发展的，但是在学术发展方面经济思想史学科要远远落后于主流经济学，并且与主流经济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现今来看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是在不断缓和的，随着学术期刊的不断增多，有关于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刊物开始增多，所以相关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派的研究理论于思想也能够大量的在期刊中有所发表，帮助西方经济思想史在次走向更好的方向。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现状

学术期刊是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中检测学科发展能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学科证明自己理论与知识的重要平台之一。现今在世界范围内专门刊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期刊主要有《***治经济学史》（简称：HOPE）、《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JHET）、《经济学史评论》（简称：HER）、《经济思想史》（简称：HEI）、《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EJHET）等。在这其中发展时间最长，并且最具学术界代表性的期刊是的攻治经济学史》，此期刊创建于1969年春季，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以季刊形式每年分4次发行。HOPE刊登的论文则着重针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方面研究与论述，并且在期刊中着重对于有关经济思想发挥与经济学历史中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背景以及思想的解释与经济理论史学家的方***研究等。笔者在针对当时《***治经济学史》（HOPE）中所发表的论文中展开研究，能够明显的发现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存在较多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于进步，国家经济也走向好的方向，并且在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向着多方面给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依然是针对人物的经济思想作为研究重心展开研究。在针对人物经济思想展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更高水平研究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部分研究学者开始着重关注一些具有代表性人物身上并未被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经济思想观念，例如：“詹姆斯·穆勒与效用价值论”等。另外就时在对于经济学著名学者的研究中或者对于其他带由经济思想的学者研究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社会史思想色彩的经济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所以更加着重对于主流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展开研究。

另外在研究模式的变化上，在现今大范围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研究出的成果都对历史的研究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并且在针对素材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着重对于研究对象所表述的思想展开解释与论述，并且对与研究对象的思想产生背景也有一定的分析，将经济思想所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都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应该严格结合人物的生平，与思想产生的年代，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思想所产生的原因，并展开注重的分析，将思想研究成为能够供后世学习与应用的理论知识。现今大量的美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将研究目光转移到对于时代档案与文献的研究中，开始从档案中寻找研究的价值。例如，杜克大学的布鲁斯·卡德维尔教授近些年就针对哈耶克的文献进行新的整理与论述，并且研究出较多新的观点与理论，他在杜克大学还专门建立了哈耶克档案室，并主持编写“哈耶克文集”系列丛书。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对于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更好提高，同时也是对于历史环境评价相对不足的一种调整与平衡式的发展选择。

并且，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对于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的预订中，大多数的学者所保持的态度并不是积极向上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相比是相对立而发展的，现今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相对比较矛盾，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依然呈现出逐渐下滑的现象，但根据研究发现，现今在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学者而数量以及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活动与创建却呈现出一种上升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根据相关的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由于高校经济院系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教学逐渐降低，甚至在核心学科课程中已经排除了经济思想史，所以在学术界中经济思想史的地位逐渐降低，但是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挥在哪，在其论述方式与分析模式方面的转变，造成在主流经济学中部分的学派与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分歧，所以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发展出现困难，于是部分的学派开始转移到相对稳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中来。其中就包括较多的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学派例如；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斯法拉学派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人数与学会数量的增多。但是也有相关的研究所表示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未来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是不可估计的，其主要由于现今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中，学术期刊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学者持续着一种亢奋的研究状态，并且在强烈的学术冲击下，经济思想史学科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研究模式与学术研究方法。当然在西方学术界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对于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不理解的声音，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没有必要的，无谓的。但是部分的经济学者依然将经济思想史作为其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方面组成部分，主要在文献中有所体现，认为经济思想史依然不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学科组成部分。所以在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业能力培养与训练中依然需要有效的稳固与增强，保证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过硬的研究技能与专业水平。在学科建设中本文已经论述到，在西方的各国大学中，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地位正受到较大的冲击，甚至即将被排除出重点课程安排中，其在大学中正受到较多学科的排挤与轻视。所以在这样的现象下，20世纪60年代布劳格教授曾在耶鲁大学为研究生开设过经济思想史的课程，但是在教学中从学生到其他教师对于其学科的重视程度依然较低，对课程并未做到应有的学习与尊重，甚至导致在讨论其终身教职时，布劳格教授被委员会成员以学科缺乏价值而否定。直到现在，相同的情况以让屡见不鲜，甚至此类现象更加的嚴峻。在欧美顶尖大学的经济院系中，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地位极低，甚至完全被放弃开设课程，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中更是将经济思想史课在历史系中开展教学。在较多大学的经济院系中对于经济思想史并未单独开设课程，部分大学在未开设其课程的情况下，在其选修的课程中也有所开设。在美国排名前30的经济系中，仅杜克大学保留了经济思想史研究方向，该校经济系大约每周有3次课时的经济思想史基础课程，课程设计上不仅有教师理论知识的讲解，还有学生的课堂讨论与点评。另外，杜克大学经济系还开设了“***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每周举行一次学者间的工作论文研讨会，参与者包括该中心的成员以及经济系的专职教师、受邀的外校访问学者，以及在读互访的经济学博士生等。该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前文提到的卡德维尔教授（中心主任）、古德温教授、温特劳布教授，并且有胡佛教授和马奇教授等，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深入探讨付出了较多的努力，从而成为了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与核心力量。但是即使在在杜克大学这样的经济思想史重要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依然呈现着衰落的趋势；现今古德温教授业已退休，其余的四位教授也都年过半百。现今，在杜克大学经济系，选择进入***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数量极少，所以其专业中的人才相对较少。杜克大学***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情况也表现出了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落后状态。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体系与成果

（一）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在阶段中，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

（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时间相对于西方较晚，但在延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并不落后与西方国家，尤其在对于任务思想的研究与讨论方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并且在课题中分别列成各类体系的研究模式。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与传统经济学相互融合，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已经逐渐由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现代经济思想研究，并且其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提高与进步。当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在研究体系与研究模式建设采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还应该吸取更多的经验完善学科体系建设，以此提高经济思想史研究水平现今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等，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各类的经济学说的对比也相对较多。

五、结语

经济思想研究篇（5）

统计学是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从统计出来的数据内发现事物的规律。统计方法中蕴含着丰富的统计思想，只有对思想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的运用统计方法。统计学的命脉是它与学科之间有着必要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不复存在，那么统计学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统计学的应用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万能工具”，它对人类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人类发展探究中，都离不开统计学的参与。同样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少不了统计学这个“万能工具”。统计学的具体实施，第一步应用解决的就是研究的目标和对象。经济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地位愈来愈高。想要在经济学中有效的利用统计方法，那就要充分的理解认识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的性质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人和社会如何将稀缺资源运用到各类商品中，并使这些商品供人们消费之用，正是这些资源的稀少和人的欲望，经济学应运而生。经济学的出现，使人们用最少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经济现象包含了许多的变量因子，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对经济学的探索难上加难，所以要利用更多的方式方法来完成对经济学的探索。

二、统计思想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与统计学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数学的利用可以发现定性和定量之间的经济模型；对于统计学的利用可以在大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减少经验性分析的不准确性。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没有一个精准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所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居高不下。在经济学中，利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能建造出一个数学模型，从而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一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都是通过利用统计思想来完成他们对经济学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可见统计思想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如果用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那么就必须涉及统计学的应用，因为统计学主要的功能就是收集数据和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所以在经济学实际理论中，用到统计方法是毋庸置疑的，统计思想可以将经济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准备数据阶段，这其中包括收集与整理；第二阶段是分析数据阶段，利用统计方法的多样性，来进行数据分析。

三、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数据收集的统计思想

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共同组成了经济数据。其中宏观数据大多数是又***府部门进行收集和，而宏观数据只有利用现有的数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宏观数据主要是二手数据。微观数据中大多数数据都没有进行过专业的统计，所以只要涉及到微观数据的经济研究就要对数据重新进行整理，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经济学原始数据的收集往往是采用抽样调查法，抽样调查法就是从众多的数据中，随机挑取几个数据，通过少量的数据反映总体数据的特征。可见抽样调查法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统计思想。

(二)数据预处理的统计思想

无论是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都可能数据不能满足分析要求的情况，所以就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工作，避免在工作中出现数据缺少的情况，而影响正常的分析工作。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统计思想，其中信息分析是监测数据的可信度，效度检验是通过数据来反映研究主题是否有实际意义。插补方法是对数据进行补充，从而完成全局性思想。数据转换是在不对数据进行改动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数据变换，展现出灵活性的思维模式。宏观数据平衡是使指标之间达到平衡，来从中找到数据的准确性，将平衡协调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四、经济学实证分析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现象描述出的统计思想

描述性方法是将统计指标、统计表、统计***中的数据进行加工融合，来分析出这些数据特征。统计指标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可以将大数据转换成容易理解的模式，用简单的数字来展现数据的重要特征，帮助总体想法的形成。统计表能替代较长的文字描述，通过更直观的方式进行分析和对比。统计***更能生动的表达数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描述统计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经验思维，通过分析个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来对事实进行整理、归纳，并归纳出一定的发展趋势。显而易见，描述统计方法属于推理性逻辑，不具备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计量经济分析出的统计思想

经济学研究如果只是对数据研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数据的总体进行推断是有必要性的，从中体现推断性统计思想的重要性。推断统计是以样本观测数据作为基础来对总体特征做出的估计，其中包含了区间参数和总体参数两部分内容，从中可以展现出估计与检验的统计思想。参数估计是通过样本中的数据来对总体特征进行推断，其中的准确率较低，其结果大概就是区间内的概率。样本推断总体是在认识方法中将同类事物进行推断。只有样本和总体的性质相同，得出的数据才能代表总体。但是其中的样本可能带有偶然性，在估计理论中在样本的数据是非常严谨的。经济学的统计思想还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体现在对社会经济学的认识，理论模型是必然经济规律的呈现，在理论模型转化为计量模型时，必须将随机性的因素考虑进去。经济预测中对必然性的要求很高，但是预测中都含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并不是每个预测数据都是准确的。只有对偶然性充分正确的认识，才能为必然性打下夯实的基础。在计量模型估计参数的方法思想中，都是平均的在统计资料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从而消除偶然性，获取必然性。在统计预测中会发现，大部分的规律都存在概率特征，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只能给予适当的区间限定，从而体现出或然性统计思想。

五、分析经济学中的统计思想

(一)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不同

经济学和统计学中最大的不同就是逻辑形式的不同，经济学偏重于演绎逻辑，是在理论的指导下收集数据，从分析结果中找出事前提出的假设，最终得出结论。经济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首先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在构建假设的数理模型，从假设的模型中得出数据，最后形成一个二手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而统计学大多数是利用归纳逻辑，以数据作为研究中心，通过描述来做出最初结论，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推断出总体特征。统计学研究的思路往往是：针对于经济学中的问题，先进行数据收集，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得出相应结论，最后根据统计方法制定最后的结果。

(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统计规律是人们在一些杂乱无章的状态下，去寻找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统计方法是在具有一定数据的基础上去研究问题，找出一些可能存在的规律。统计方法是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单纯的从数量关系上去寻找规律难免会产生误导的问题。而统计学是教会人们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结论的解释。在一个好的经济学实证分析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实证搞的过于复杂，把时间精力浪费在研究实证的正确性上，要从一开始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六、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统计思想的参与，所以要正确的认知统计思想，在经济学的实际运用中，使用正确的统计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明白经济学和统计学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着怎样的不同，不要一概而论。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的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要注意正确的运用统计方法，避免一些统计方法的误用造成的恶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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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原，何锦义.经济统计学的现状和出路[J].统计研究，2016，05(11)：19-22.

[3]王璐.经济学理论的另一种声音——著名经济学家柳欣教授学术思想回顾[J].***治经济学评论，2014，12(03)：196-223.

经济思想研究篇（6）

[作者简介]毕丽娜（1980- ），女，山东威海人，防灾科技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治教育；安扬（1984-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防灾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治教育；裴孝金（1987- ），男，山东泰安人，防灾科技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治教育。（河北 三河 065201）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2―2013年度防灾科技学院学生工作专项课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治教育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Z2012A08）

[中***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7-0079-02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个群体在高校中越来越突出。据统计，一般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约占10%～20%，特困生约占5%～10%，可以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已成为高校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那么，高校应如何以正确的思路、正确的态度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成才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对贫困大学生要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这就为教育工作者做好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现状

1.生活状况。本文对防灾科技学院防灾工程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过关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思想状况”的调查，发放问卷200份，收回200份，有效问卷197份。从问卷调查情况来看，80%以上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自农村，原因为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子女多。另外不足20%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城市下岗职工家庭。经济上的困难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校期间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生活费往往不到普通学生的一半。在调查的学生中，28%的学生靠亲戚、朋友的借款，25%的学生靠贷款，42%的学生靠学校的奖、助学金，另外还有部分同学靠勤工助学或兼职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经济上的拮据，他们生活上时常陷入困境，在人际交往、参加集体活动方面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思想压力。根据他们对待学习和生活的不同态度，一般可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积极型。这部分学生的心理素质比较好，把上大学作为接受良好教育、提高综合素质的平台，所以一方面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另一方面又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受到老师、同学的关心、关注和帮忙，既缓解了经济问题，又得到了锻炼，从而自信心不断增强。

二是消极型。这部分学生学习成绩比较差，一方面不可能得到奖助学金，另一方面很少受到老师、同学的赞许和表扬，所以对任何活动都提不起兴趣，面对经济、学业、就业的压力，常常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部分同学就会产生一种逃避心理，有的甚至沉迷游戏和小说。

2.思想状况。人的社会分层有三个指标，即经济收入、声望、权力，任何一项被剥夺或缺失都会导致贫困心理的产生。当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然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经济收入的匮乏，也必然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主体意识强，但集体观念相对薄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什么都要靠自己解决，因此他们往往表现坚强，相比同龄人显得早熟。步入大学后，他们更是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要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改变自己及家庭贫困的处境和地位，通常表现出自尊、自强、坚忍不拔和勇于进取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又相对***，内心的想法很少与老师、家长和同学沟通、交流。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再加上一定的自卑心理，使得不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非常在意其他同学的评价和看法，既不愿意与其他同学有密切交往，也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从而显得集体观念相对薄弱一些。

二是进取心强，但交际能力弱。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自于农村落后地区，因此，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他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所以在学习上积极进取，以取得优异的成绩来慰藉自己和家庭。但另一方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进入大学之前受教育的环境比较差，信息量少，与周围其他同学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他们多数不善于与人交往，也不善于表现自己。这样就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再进一步发展会导致他们心理的障碍和扭曲，进而造成心理危机。

经济思想研究篇（7）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坡全集·奏议集》卷2）北人勇悍则武将多由是出。朝廷用人方略对区域性文化的影响颇为明显，这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使然。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仁宗以后"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此后南人取士更多，有"重南轻北"之说（《渭南文集》卷3）。宋初重臣几尽北人，而至神宗朝南人为相居于主导，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皆楚人，必将援引乡***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到南宋，吴潜说："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许国公奏议》卷1）就学风而言，陈造说："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江湖长翁集》卷23）朱熹批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朱子语类》卷124）晁说之作《南北之学》提出南北学风不同古人，屡屡讲到大抵自魏晋以来如此"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景迂生集》卷13）宋代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士人实现***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

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9)

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坡全集·奏议集》卷9）。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中十分重要，以宣和元年（1119年）为例，达4,435,788余贯匹两，居全国第一位。（见《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宋史·地理志四》）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宫室，顷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眈眈拟侯王……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陶谷的《清异录》卷一记载当时天下"九福"其中有"吴越口福"之说。这里的人对商业不鄙视，"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苏舜钦说："越俗浮薄，节行不坚"（《苏舜钦集》卷13《杜谊孝子传》）。《梦粱录》记杭都盛景，多处讲到这里风俗奢侈，骄奢***逸，"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卷1《八日祠山圣诞》）

区分两浙的东、西是区域史研究中似应注意的。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镇江府八地。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浙东山地贫瘠，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庄绰：《鸡肋编》卷上）；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嘉定赤城志》卷13）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许景衡：《横塘集》卷18）。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程俱：《北山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制》）。"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易旁郡为苦。"（陈傅良：《止斋文集》卷51）到明万历时修《温州府志》还讲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乾隆《温州府志》说这里的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这里风俗却好奢，杨简作《劝农文》说这里"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慈湖遗书》卷5）《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等不同。

就当地经济结构来看，这里酿酒、产盐、造纸、采矿、漆器、制瓷、造船等是重要行业。韩彦直《桔录》记载"桔出温郡最多种"，"岁当重阳，（桔）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当时有"永嘉之桔，为天下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的说法。另外，"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方勺：《泊宅编》卷3）据研究，南宋盐利占国家财***的百分之48.4至54.2。(10)时人说："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3）造纸业也很发达，两浙嵊县的剡纸，余杭的由拳纸都很有名，而"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说郛》卷20），两浙纸大量外销，"两浙笺纸三暖船"入汴河上京（彭乘：《墨客挥犀》卷5）。温州的漆器长期占据东京市场，《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宣德楼前专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雨伞也是古今有名之物。温州还是造船基地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宋哲宗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这里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年）及元代先后置市舶司于温州，当时，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11)。叶适《汉阳***新修学记》讲"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水心文集》卷9）。"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永嘉学派所在的温州地区"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宋本方舆胜览》卷9）时有"温州多士东南最"（真德秀语）之说。据统计《宋元学案》所载两浙学者中浙东七州共534人，浙西八地共146人；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状元总数49人）福建13人居次，两宋状元合计也是两浙30人居首位。《宋史》正传与《循吏传》统计两宋南方为官者以两浙最多（250人），超出第二位的福建（124人）一倍多。最高层次的人才是宰相，两浙先后有29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18人远多。(12)

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浙东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也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有关此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3)但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将经济思想的系统考察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并与实学研究及后世近代化的结合研究大抵阙如。"古典的功利主义把行为的或规则的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平均的功利主义把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功利。"(14)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为基础。作为事功学派，其经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核心甚至标识；而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处但不突出，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了亘日持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其经济思想却不够系统，不足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叶适的经济思想则较为丰富而系统，且具有其特色和思辩性，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学术氛围与思想特色

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

宋代文官***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的***策，促使有宋一代人才辈出，鼓励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激励着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的时代潮流。"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11）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卷37）。熙（宁）（元）丰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大变革。(15)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16)今人有统计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记录，(17)这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令，二曰创通经义。"

反传统精神在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更是鲜明。如"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受到严厉批判，范仲淹为商人鸣不平，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集》卷16），吕陶建议"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净德集》卷3），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坡全集·续集》卷11、《奏议集》卷12），王安石曾提出"罢榷茶之法"（《王临川集》卷70）等等；都是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传统的义利观也有较大的突破，如李觏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29）司马光提出"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9），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佑集》卷8）义利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这些思想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义，许多观点属于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价值，对于促进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浙东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123）。"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朱子语类》卷12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及渊源前人作了许多研究，黄宗羲《宋元学案》分立相关各门学案析其源流、阐其特征，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今人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设有"浙学"篇，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是研究专著。何先生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19)

金华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号为东莱先生。隆兴时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历太学博士，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等，著述丰瞻，家富中原文献之学源远流长，吕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与永康、永嘉等学者至交，又同朱熹等理学家友善，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金华学者趋于事功，吕祖谦在所上札子中讲："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与内兄曾提刑》中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在《太学策问》中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5），其经济思想主要有货币的起源及功能的认识、币制利弊分析等方面，《文献通考·钱币二》有载。

永康之学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后不久逝世。他力主抗金，《宋史·陈亮传》称他"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他气节高迈，终生极论时事，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有黄百家案语："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虽然陈亮的观点颇多新见，但其学说不够系统。

经济思想方面，陈亮在《四弊》中提出了他的行业分工认识："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这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他主张富民，为富人说话，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反对"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批评王安石变法"惟恐富民之不困也"，"惟恐商贾之不折也"，要求朝廷保护富民。在义利观方面倡言功利，提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他说"人生不能无欲"，（《龙川文集》卷23）与要求"去欲"的观点不同；《四弊》中有"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他与朱熹进行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长达数年，相关材料主要在《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和《龙川文集》卷二（《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中，是其义利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不满朱熹规劝其为"醇儒"、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等，复信反驳，《又甲辰秋书》重申"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故亮以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二人互辩不已。此后，陈亮又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陈傅良在《答陈同甫》中，概括其主张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卷36）邓广铭先生认为他的归纳有悖陈亮原意，邓先生指出这场争论"是因为陈亮不承认朱熹说他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而引起的，这场笔墨官司虽是不了了之的，但朱熹也不再把这一主张硬栽到陈亮身上了。……我们只应当把陈亮称做''''王道霸道一元论者''''和''''仁义功利一元论者''''，而决不应再跟在朱熹后边，称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者，或称他为''''功利主义者''''，像《宋元学案》的编纂者们那样。"(20)

"王霸义利之辨"一般被认为是理学与事功之学"义利观"的争辩，不过理学家并非全然否定人欲功利，程颐讲"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河南程氏遗书》卷18）又说"仁义未尝不利"，"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同上，卷19）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24）他对义利的看法是："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集注·孟子》）"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朱文公文集》卷76）但他又说过"圣人岂不言利？""''''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朱子语类》卷36）"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朱子语类》卷51）他把义与利视为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如同一根棍子，半截是义半截是利，二者的关系则是"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只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朱子语类》卷68）在朱熹思想中，顺循天理就是"义"兼得"利"，"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朱子语类》卷37）朱熹不否定从"义"出发的"利"，而反对从"欲"出发的"利"。经济思想中义利观问题值得深入研究。(21)

四、叶适经济思想的要点与价值

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屡奏言复兴，要求抗金。《宋史·叶适传》称"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开禧北伐时，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战功；又在江淮屯田练兵修垒筑堡，防御金兵进犯；到韩佗胄败后，他因"附会用兵"被革职。叶适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他批评"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张"黜虚从实"，修实***、行实德、实事实功(22)。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案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实际功效是衡量道义正确性的指标。

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发展"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留茂潜语："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想家的研究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

叶适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122）早年他还在朝中为朱熹理学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水心别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年）的《廷对》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水心别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反对空谈倡言功利。此书"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对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并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23)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①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②本末观

"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主要倾向。叶适则讲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策，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19）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指出"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自利"，当时"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水心别集》卷2《国本下》）他要求***府改变***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1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治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中国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承其学，并有光大。叶适生前对他褒奖有加，在《题陈寿老文集后》中夸陈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别集》卷29）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约五百余年，(24)浙东实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

③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问题中财***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25)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要通过理财来进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赞成官营禁榷行管桑之术，认为："王***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为"欲收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

他对当时财利匮乏的认识也别具一格："盖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论点。不过，叶适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即关键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而不应"奉头竭足以较锱铢"。他提出入宋以来财入数倍发展"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贫乏越重。指出"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尤其针对越来越多的财入，说是"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减财入，减轻民众负担，这与他的富民思想分不开。(26)

④富民观

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他反对"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说："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他认为"不可以为井"、"亦不必为井"，因为"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再就是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应实行，因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对于豪强恶霸则应当"教戒"使之"自改"。在叶适的认识中，富人的社会功能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作为国家的根基，富人当然应当受到保护，不容抑制损伤。"富人代天子养小民"之说有特殊意义，说明宋代国家与自耕农及佃农的关系变化。"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反对夺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数世之富人，食指众矣，用财侈矣，而田畴不愈于旧，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贬损而还其初乎，是独何忧！虽然，盖未有能之者也。于是卖田畴鬻宝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水心别集》卷2《财计下》）"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护求富，与儒家传统的"不富不贫"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了。叶适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包括了地主、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整个民众在内，他把富民作为富国的基础，但并非从"国"与"民"的分配关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强调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国家是以民众为基础的，这也是古代中国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富民思想，如叶适这样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时先生十分重视"富民论"，认为主张国家应保护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观点，"这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当时除了其（指苏辙）兄苏轼以外，司马光也持论相近，南宋叶适则发挥得更多。但这一新观点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中叶以下。"(27)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主要讲明清时代，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实际上，宋代为富人辩护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对***治的反抗过程相一致，成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卷13《蕃民之生》）并发展为"安富"思想；他也反对抑制富人"乃欲夺富以与贫以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籴之令》）王夫之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名也"（《黄书·大正第六》），"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卷2），抑兼并是"犹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宋论》卷12）明清以后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普遍，成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反映。

⑤人地观

人口问题也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问题，而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显出来，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28)叶适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也很独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谓"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优化配置。当时宋金战争疮痍遍地，人口大规模南移，两浙人口"百倍于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叶适说："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于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勉为其难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强，反有贫弱之实见于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还徒耗财富，应当"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税增，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产密集生态破坏，叶适十分忧心："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办法，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务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人地优化配置方案，来解决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问题。

吴越之地数十年无战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冲突；而荆、楚之地到汉末还很兴盛，唐、五代后才"不复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实在是傻事；后者有广阔的开发复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从生态平衡角度分析闽、浙集约式经营有伤地力，不解决会"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张，发展了苏轼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对"适度人口"理论的较早理解。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习惯，减轻发达地区压力，开发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叶适注意发挥人口的生产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还提出了招徕农民开垦各州荒地等主张，想既可解决土地问题也可缓和贫富对立，还可增加国家税收。统筹全局合理分布，缓解人地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效益；并使发达地区免于盛极而衰，使落后地区重振优势，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货币观

宋代的货币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都有其独特地位。"钱荒"是宋代货币问题的焦点，(29)北宋人论钱荒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尽管交子在四川发行，但与"钱荒"关系不大。到南宋则不同，纸币已较为广泛地流通，"钱荒"的内容复杂得多，不单纯指流通中必要货币量不足，还包括几种货币的相互关系。因此，南宋人的货币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中有独到价值。

叶适的货币思想主要集中在《财计中》、《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以及《文献通考·钱币二》所载文献中。他的反传统倾向在货币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现，他提出"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中》）对几乎众口一辞的"钱荒"提出质疑。他认为并非真的"钱荒"，从物价变化来考察铜币购买力来看，不是"钱重物轻"，反倒是"钱轻物重"，说是"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他考察历代米价变化来证明"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认为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价上涨的普遍要求，使不断扩大的铸币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铜币购买力下降钱多物少，必然形成钱贱物贵，钱多反而物贵，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比单纯从货币绝对量看问题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证地观察货币量与物价变动关系，且较为符合当时无价变动的实际。叶适这里讲的是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不能满足物价上涨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认为是"钱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尽管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而实际流通中的量却不足，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发行排斥了铜币，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说：由于钱币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形成"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结果是"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今日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认为纸币的流通，加速本来就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铜币退出流通领域，而纸币贬值使持有者受损失，还使人们不愿将商品多上市──一系列恶果。他不仅认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必然规律："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赉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这就是"劣币驱除良币规律"！货币理论史上称为"格雷欣法则"，认为是十六世纪英国人格雷欣（ThomasGresham,1519─1579）首先发现的。不过，李约瑟（J.Needham）考证哥白尼（N.Copernicus1473─1543）不仅创立了"日心说"，写出过震撼世界的《天体运行论》，还写过《论铸币》的重要论文，陈述了"劣币驱除良币规律"。(30)而叶适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这一规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认识到此规律，他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73《便民疏》）只要并行几种质量不同的货币，就会出现上述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对上述规律的认识，如汉代贾谊（前200-前168）"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新书》卷4《铸币》）南北朝时颜竣"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钱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宋书·颜竣传》），但都不及叶适"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楮行而钱益少"（均出《财计中》）明确，叶适的货币观是较为先进的。

总的来说，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自然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统研究。

本文通过以四个部分，阐释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反传统倾向与务实重用特征；考辨其赖以产生的地域经济文化与学术思想变迁，涉及与其并存的理学及诸相关问题。试***从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宋代实学尤其是浙东实学经济思想进行初探的尝试。

注释：（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夹注）

(1)葛荣晋：《中国实学导论》，载其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同上，第205页。

(3)参见田浩（H.C.Tillman）著、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页。

(5)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98-4。

(6)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一书中，记述历代南北文化观主要论点和史料，参见台湾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丛书》14。

(7)参见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丁文江：《汉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载《科学杂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参见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0)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页。

(1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12)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页。

(13)参见陈国灿：《80年代以来南宋事功学派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6─3。

(14)艾伦·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译：《伦理学、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5)参见拙著：《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页。

(17)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页。

(18)参见拙撰：《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吕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何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204页。

(20)参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1-543页。

(21)参见拙作：《论"利"》，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8-2。

(22)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记叶适治边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坞、守江北等修实***、行实德的行谊。

(23)有关叶适经济思想，可参见拙作《叶适经济思想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第183-185页。

(25)参见拙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

(26)胡寄窗先生认为这"标志着传统经济观点的一种重要转变和时代的新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27)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他注释说明"关于这一问题，可看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节《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页85-92。"还说1994年4月他在东京大学讲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相关问题可参考拙作：《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载《浙江学刊》92-1。

(28)参见拙作：《论宋代的生产力思想》，载《生产力研究》89-6。

经济思想研究篇（8）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 《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 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 《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 《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 ）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 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 ）"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 "（《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 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 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 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 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 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 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 《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 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2）北人勇悍则武将多由是出。 朝廷用人方略对区域性文化的影 响颇为明显，这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使然。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仁宗以后"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此后南人取士更多，有"重南轻北"之说（《渭南文集》卷3）。宋初重臣几尽北人，而至神宗朝南人为相居于主导， 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皆楚人，必将援引乡***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到南宋，吴潜说："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 "（《许国 公奏议》卷1）就学风而言，陈造说："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南北巧拙甚霄壤也。 " （《江湖长翁集》卷23）朱熹批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朱子语类》卷124）晁说之作《南北之学》提出南北学风不同古人，屡屡讲到大抵自魏晋以来如此"师先儒者， 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景迂生集》卷13）宋代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士人实现***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

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 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9)

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9）。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中十分重要，以宣和元年（1119年）为例，达4,435,788余贯匹两，居全国第一位。（见《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宋史·地理志四》）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宫室，顷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眈眈拟侯王……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 ）陶谷的《清异录》卷一记载当时天下"九福"其中有"吴越口福"之说。这里的人对商业不鄙视，"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苏舜钦说："越俗浮薄，节行不坚"（《苏舜钦集》卷13《杜谊孝子传》）。《梦粱录》记杭都盛景，多处讲到这里风俗奢侈，骄奢***逸，"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卷1《八日祠山圣诞》）

区分两浙的东、西是区域史研究中似应注意的。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镇江府八地。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浙东山地贫瘠， 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庄绰：《鸡肋编》卷上）；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嘉定赤城志》卷13）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许景衡：《横塘集》卷18）。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 ）温州"其 货纤靡，其人多贾"（程俱：《北山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制》）。"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易旁郡为苦。"（陈傅良：《止斋文集》卷51）到明万历时修《温州府志》还讲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乾隆《温州府志》说这里的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这里风俗却好奢，杨简作《劝农文》说这里"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慈湖遗书》卷5 ）《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等不同。

就当地经济结构来看，这里酿酒、产盐、造纸、采矿、漆器、制瓷、造船等是重要行业。韩彦直《桔录》记载"桔出温郡最多种"，"岁当重阳，（桔）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当时有"永嘉之桔，为天下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的说法。另外，"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方勺：《泊宅编》卷3）据研究， 南宋盐利占国家财***的百分之48.4至54.2。(10)时人说："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3）造纸业也很发达，两浙嵊县的剡纸，余杭的由拳纸都很有名，而"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说郛》卷20），两浙纸大量外销，"两浙笺纸三暖船"入汴河上京（彭乘：《墨客挥犀》卷5）。 温州的漆器长期占据东京市场，《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宣德楼前专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雨伞也是古今有名之物。温州还是造船基地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宋哲宗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这里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年）及元代先后置市舶司于温州，当时，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11)。叶适《汉阳***新修学记》讲"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水心文集》卷9）。"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 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水心别集》卷2 《民事中》）永嘉学派所在的温州地区"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宋本方舆胜览》卷9 ）时有"温州多士东南最"（真德秀语）之说。据统计《宋元学案》所载两浙学者中浙东七州共534人， 浙西八地共146人 ；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状元总数49人）福建13人居次，两宋状元合计也是两浙30人居首位。《宋史》正传与《循吏传》统计两宋南方为官者以两浙最多（250人），超出第二位的福建（124人）一倍多。最高层次的人才是宰相，两浙先后有29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18人远多。(12)

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浙东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也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有关此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3)但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将经济思想的系统考察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并与实学研究及后世近代化的结合研究大抵阙如。"古典的功利主义把行为的或规则的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平均的功利主义把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功利。"(14)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为基础。作为事功学派，其经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核心甚至标识；而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处但不突出，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了亘日持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其经济思想却不够系统，不足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叶适的经济思想则较为丰富而系统，且具有其特色和思辩性，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学术氛围与思想特色

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

宋代文官***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的***策，促使有宋一代人才辈出，鼓励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激励着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的时代潮流。"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11）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卷37）。熙（宁）（元）丰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大变革。(15)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16)今人有统计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记录，(17)这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令，二曰创通经义。"

反传统精神在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更是鲜明。如"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受到严厉批判，范仲淹为商人鸣不平，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集》卷16），吕陶建议"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净德集》卷3），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1、《奏议集》卷12），王安石曾提出"罢榷茶之法"（《王临川集》卷70）等等；都是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传统的义利观也有较大的突破，如李觏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29）司马光提出"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9），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佑集》卷8）义利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这些思想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义， 许多观点属于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价值，对于促进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浙东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123）。"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 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朱子语类》卷12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及渊源前人作了许多研究，黄宗羲《宋元学案》分立相关各门学案析其源流、阐其特征，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今人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设有"浙学"篇，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是研究专著。何先生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19)

金华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号为东莱先生。隆兴时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历太学博士，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等，著述丰瞻，家富中原文献之学源远流长，吕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 《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与永康、永嘉等学者至交，又同朱熹等理学家友善，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金华学者趋于事功，吕祖谦在所上札子中讲："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与内兄曾提刑》中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在《太学策问》中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5），其经济思想主要有货币的起源及功能的认识、币制利弊分析等方面， 《文献通考·钱币二》有载。

永康之学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后不久逝世。他力主抗金，《宋史·陈亮传》称他"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他气节高迈，终生极论时事，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有黄百家案语："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虽然陈亮的观点颇多新见，但其学说不够系统。

经济思想方面，陈亮在《四弊》中提出了他的行业分工认识："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这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他主张富民，为富人说话，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反对"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批评王安石变法"惟恐富民之不困也"，"惟恐商贾之不折也"，要求朝廷保护富民。在义利观方面倡言功利，提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他说"人生不能无欲"，（《龙川文集》卷23）与要求"去欲" 的观点不同；《四弊》中有"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 "他与朱熹进行著名的 "王霸义利之辩"，长达数年，相关材料主要在《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和《龙川文集》卷二（《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中，是其义利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不满朱熹规劝其为"醇儒"、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等，复信反驳，《又甲辰秋书》重申"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故亮以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二人互辩不已。此后，陈亮又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陈傅良在《答陈同甫》中，概括其主张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卷36）邓广铭先生认为他的归纳有悖陈亮原意，邓先生指出这场争论"是因为陈亮不承认朱熹说他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而引起的，这场笔墨官司虽是不了了之的，但朱熹也不再把 这一主张硬栽到陈亮身上了。……我们只应当把陈亮称做'王道霸道一元论者'和'仁义功利一元论者'，而决不应再跟在朱熹后边，称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者，或称他为'功利主义者'，像《宋元学案》的编纂者们那样。"(20)

"王霸义利之辨"一般被认为是理学与事功之学"义利观"的争辩，不过理学家并非全然否定人欲功利，程颐讲"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河南程氏遗书》卷18）又说"仁义未尝不利"，"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同上，卷19）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24）他对义利的看法是："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集注·孟子》）"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朱文公文集》卷76）但他又说过"圣人岂不言利？""'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朱子语类》卷36）"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朱子语类》卷51）他把义与利视为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如同一根棍子，半截是义半截是利，二者的关系则是 "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 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只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朱子语类》卷68）在朱熹思想中，顺循天理就是"义"兼得"利"，"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朱子语类》卷37）朱熹不否定从"义"出发的"利"，而反对从"欲"出发的"利"。经济思想中义利观问题值得深入研究。(21)

四、叶适经济思想的要点与价值

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屡奏言复兴，要求抗金。《宋史·叶适传》称"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开禧北伐时，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战功；又在江淮屯田练兵修垒筑堡，防御金兵进犯；到韩佗胄败后，他因"附会用兵"被革职。叶适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他批评"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张"黜虚从实"，修实***、行实德、实事实功(22)。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案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实际功效是衡量道义正确性的指标。

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发展"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留茂潜语："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想家的研究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 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

叶适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122）早年他还在朝中为朱熹理学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 "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水心别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 年）的《廷对》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水心别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 反对空谈倡言功利。此书"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对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并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23)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① 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 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 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②本末观

"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主要倾向。叶适则讲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策，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19）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指出"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自利"，当时"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水心别集》卷2 《国本下》）他要求***府改变***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1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 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治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中国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承其学，并有光大。叶适生前对他褒奖有加，在《题陈寿老文集后》中夸陈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别集》卷29）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约五百余年，(24)浙东实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

③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问题中财***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25)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 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要通过理财来进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赞成官营禁榷行管桑之术，认为："王***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为"欲收 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

他对当时财利匮乏的认识也别具一格："盖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论点。不过，叶适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即关键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而不应"奉头竭足以较锱铢"。他提出入宋以来财入数倍发展"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贫乏越重。指出"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尤其针对越来越多的财入，说是"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 ……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减财入，减轻民众负担，这与他的富民思想分不开。(26)

④富民观

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他反对"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说："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他认为"不可以为井"、"亦不必为井"，因为"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再就是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应实行，因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对于豪强恶霸则应当"教戒"使之"自改"。在叶适的认识中，富人的社会功能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作为国家的根基，富人当然应当 受到保护，不容抑制损伤。"富人代天子养小民"之说有特殊意义，说明宋代国家与自耕农及佃农的关系变化。"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反对夺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 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上》）"数世之富人，食指众矣，用财侈矣，而田畴不愈于旧，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贬损而还其初乎，是独何忧！虽然，盖未有能之者也。于是卖田畴鬻宝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下》）"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水心文集》 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护求富，与儒家传统的"不富不贫"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了。 叶适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包括了地主、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整个民众在内，他把富民作为富国的基础，但并非从"国"与"民"的分配关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强调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国家是以民众为基础的，这也是古代中国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富民思想，如叶适这样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时先生十分重视"富民论"，认为主张国家应保护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观点，"这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当时除了其（指苏辙）兄苏轼以外，司马光也持论相近，南宋叶适则发挥得更多。但这一新观点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中叶以下。"(27)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主要讲明清时代，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实际上，宋代为富人辩护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对***治的反抗过程相一致，成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卷13《蕃民之生》）并发展为"安富"思想；他也反对抑制富人"乃欲夺富以与贫以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籴之令》）王夫之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名也"（《黄书·大正第六》），"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卷2），抑兼并是"犹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 而肥者毙矣。"（《宋论》卷12）明清以后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普遍，成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反映。

⑤人地观

人口问题也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问题，而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显出来，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28)叶适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也很独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谓"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优化配置。当时宋金战争疮痍遍地，人口大规模南移，两浙人口"百倍于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叶适说："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于天下。 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勉为其难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强，反有贫弱之实见于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还徒耗财富，应当"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税增，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水心别集》卷2 《民事中》）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产密集生态破坏，叶适十分忧心："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办法，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务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人地优化配置方案，来解决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问题。

吴越之地数十年无战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冲突；而荆、楚之地到汉末还很兴盛，唐、五代后才"不复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实在是傻事；后者有广阔的开发复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从生态平衡角度分析闽、浙集约式经营有伤地力，不解决会"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张，发展了苏轼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对"适度人口"理论的较早理解。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习惯，减轻发达地区压力，开发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叶适注意发挥人口的生产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还提出了招徕农民开垦各州荒地等主张，想既可解决土地问题也可缓和贫富对立，还可增加国家税收。统筹全局合理分布，缓解人地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效益；并使发达地区免于盛极而衰，使落后地区重振优势，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货币观

宋代的货币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都有其独特地位。"钱荒"是宋代货币问题的焦点，(29)北宋人论钱荒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尽管交子在四川发行，但与"钱荒"关系不大。到南宋则不同，纸币已较为广泛地流通，"钱荒"的内容复杂得多，不单纯指流通中必要货币量不足，还包括几种货币的相互关系。因此，南宋人的货币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中有独到价值。

叶适的货币思想主要集中在《财计中》、《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以及《文献通考·钱币二》所载文献中。他的反传统倾向在货币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现，他提出"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中》）对几乎众口一辞的"钱荒"提出质疑。他认为并非真的"钱荒"，从物价变化来考察铜币购买力来看，不是"钱重物轻"，反倒是"钱轻物重"，说是"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他考察历代米价变化来证明"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认为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价上涨的普遍要求，使不断扩大的铸币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铜币购买力下降钱多物少，必然形成钱贱物贵，钱多反而物贵，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比单纯从货币绝对量看问题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证地观察货币量与物价变动关系，且较为符合当时无价变动的实际。叶适这里讲的是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不能满足物价上涨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认为是"钱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尽管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而实际流通中的量却不足，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发行排斥了铜币，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说：由于钱币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形成"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结果是"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今日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认为纸币的流通，加速本来就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铜币退出流通领域，而纸币贬值使持有者受损失，还使人们不愿将商品多上市── 一系列恶果。 他不仅认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必然规律："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赉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这就是"劣币驱除良币规律"！货币理论史上称为"格雷欣法则"， 认为是十六世纪英国人格雷欣（ Thomas Gresham,1519─1579）首先发现的。不过，李约瑟（J.Needham）考证哥白尼（N.Copernicus 1473─1543）不仅创立了"日心说"，写出过震撼世界的《天体运行论》，还写过《论铸币》的重要论文，陈述了"劣币驱除良币规律"。(30)而叶适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这一规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认识到此规律，他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73 《便民疏》）只要并行几种质量不同的货币，就会出现上述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对上述规律的认识，如汉代贾谊（前200-前168）"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新书》卷4 《铸币》）南北朝时颜竣"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钱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宋书·颜竣传》），但都不及叶适"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楮行而钱益少"（均出《财计中》）明确，叶适的货币观是较为先进的。

总的来说，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自然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统研究。

本文通过以四个部分，阐释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反传统倾向与务实重用特征；考辨其赖以产生的地域经济文化与学术思想变迁，涉及与其并存的理学及诸相关问题。试***从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宋代实学尤其是浙东实学经济思想进行初探的尝试。

注释：（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夹注）

(1)葛荣晋：《中国实学导论》，载其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同上，第205页。

(3)参见田浩（H.C.Tillman）著、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 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页。

(5)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98-4。

(6)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一书中，记述历代南北文化观主要论点和史料，参见台湾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丛书》14。

(7)参见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丁文江：《汉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载《科学杂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参见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0)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页。

(1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12)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页。

(13)参见陈国灿：《80年代以来南宋事功学派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6─3。

(14)艾伦·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译：《伦理学、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5)参见拙著：《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页。

(17)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页。

(18)参见拙撰：《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吕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何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204页。

(20)参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1-543页。

(21)参见拙作：《论"利"》，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8-2。

(22)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记叶适治边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坞、守江北等修实***、行实德的行谊。

(23)有关叶适经济思想，可参见拙作《叶适经济思想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第183-185页。

(25)参见拙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

(26)胡寄窗先生认为这"标志着传统经济观点的一种重要转变和时代的新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27)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 他注释说明"关于这一问题，可看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节《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页85-92。"还说1994年4 月他在东京大学讲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相关问题可参考拙作：《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载《浙江学刊》92-1。

经济思想研究篇（9）

一、老子道家学说的经济思想

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人口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大世纪难题。是持续发展还是停滞不前?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竣的挑战。鉴于这种危机感，可持续发展理念随即横空出世。该理念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自己走过的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摒弃，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今后选择的发展目标的憧憬和向往。可持续发展理念刚一问世，马上得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文明背景国家的普遍认同，并日渐风靡于国际社会。

可持续发展被权威的unced(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该理念从理论上阐明了发展经济同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该理念也无可掩饰地反映出以人类为中心和“人类中心主义”以利益为本位的价值取向。究其实，可持续发展观还是一种不全面的发展观，仍然没有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势必将人类发展再次带入困境而难以自拔。

流行于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先哲老子“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相比，在思想境界上稍逊一筹。老子认为，大自然是***于人的意识之外而不停地运动着的，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谓自然是万物之自然，是万物按其本性成就自己的客观规律。在老子的哲学语境里，人和自然是一个既相对***又和谐统一的整体，即所谓天人合一宇宙秩序的奥秘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就在于道不干预万物，万物自然造化而和谐相处。人类只有遵循万物之自然，为无为，事无事，才能无为而治。这就是道法自然的智慧和奥妙。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求，无疑是博大精深和独具慧眼的。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改造自然。如果人为的因素超过自然生态所能忍耐的极限，自然规律就必然会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

二、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缺陷

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困惑根源于它的逻辑路径。西方经济学以“稀缺性”作为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无不是也理应是为了弥合有限资源同无限欲望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所谓“稀缺性”概念的实质。其次，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名的“经济人”假定，包括“理性人遵循成本最小化原理行事”的“效率原则”和“理性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原则”两层含义，而“拥有完全信息和具备完全理性”是该项假定的核心。由此，传统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根本途径在于鼓励经济人按照“利已以利他”的原则活动一既然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就应当加紧索取和利用。如此一来，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今天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同保护生态之间的尖锐矛盾，本应平衡和谐的天人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被显著打破而嬗变为一种天人对抗或人地冲突。而且，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掠夺性的资源大开发所带来的“吃不完”的问题似乎比从前的“吃不饱”更为棘手，这种由“稀缺性”假设出发到“过剩性”矛盾结束的状况同样使众多的学者感到迷惑。因此，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可以说是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这一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传统西方经济学在完全偏好假定下所作出的回答一个体效用最大化一也越来越与客观现实相矛盾。“效用”一词被定义为“物对于人的有用性”，它内在地包含了物质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一价值取向，作为测量人们心理满足程度的数量指标，其曝露无疑的“精确化”数理倾向本身就是对经济学固有的人文精神的一种背离。

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论，到凯恩斯主张的随机而动的***府干预***策，再到新自由主义者把市场经济理论和***府干预相结合的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经济背景下各派学说总会轮流拥有一批自己的信徒和随从，但“现实的市场经济”同“理想的市场经济”之间似乎始终横亘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以至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无效率、社会不公平成为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的市场失灵的三大表征。

20世纪70年代末，萨缪尔森就指出“(市场经济)现在反复地闹滞胀病，有利于滞胀中的‘滞’的部分的***策导致‘胀’的部分恶化，而有利于‘胀’的部分的***策导致‘滞’的部分恶化，只是经济始终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市场失灵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与大哲老子对人性贪婪的洞察惊人地吻合。市场经济是非常神奇的，它在短短二百多年内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社会财富的总和。然而，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嗜利的本性，使它在公平领域失去了往日的灵光。市场失灵的表征之一，就是社会分配不公。

经济思想研究篇（10）

经济数学是将数学引入经济学的学科，它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使得经济学研究有了通用的范式，将实证分析的方法引入到经济现象的研究当中，经济学理论从此可以通过数据来进行检验。数学分析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和发展方向。

与此相反，思想***治教育学长期被当作纯粹的人文学科，具有不可实证检验的特点，缺乏操作性和说服力。2004年，中央指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1〕可以预计，将计量分析引入思想***治研究与教育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将以英国工***阶级属性、***治媒体影响力两个案例，探讨在思想***治工作中进行计量分析的可行性。

案例一：利用计量经济学分析英国工***的阶级属性

目前，西方******的阶级性研究是国内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不可用数量衡量，因而无法实证分析。因此，要对******的阶级属性进行数量分析，就要先找到数量指标来代表其阶级性。******的***策、立场、指导思想等均难以用数字表达，但我们可以使用某些数据从侧面反映其阶级立场。例如：***费的来源、***员的人数构成、获得的选票来源、在议会中的席位等等，不一而足。在此，笔者以***员构成为指标，引以为例。

英国工***在19世纪末成立之初时是以工会会员为主要成员的，而工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员总数中工会会员人数的变动情况，考察其阶级属性的变化。如果工会会员的比例很高，则该***的工人阶级属性强；反之，则其可能是代表其他社会阶层如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如果我们引入时间变量，则还能够体现出该***在长期演变过程中阶级属性变化的过程。如果进一步联系现实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则还能为预测其今后发展方向提供依据。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步：查找资料，采集数据

通过查阅文献，收集了1900到1994年近一个世纪间每一年的英国工******员总数、兼具工会会员身份的***员数（均缺1913年数据），计算出二者之间的比例。

限于篇幅原因，仅将部分年份数据量列出，1911年至1990年数据无法一一列举。具体数字可在文后所列参考文献中查得。

第二步：分析数据确良 观察变化

从表中简单可见，工******员总数与工会会员***员数大致上呈现同增同减状况，如果这样，就无法证明其阶级属性的变化。但通过计算二者比例，便发现工会***员占该***的比例在整个世纪中存在明显变化。为了增强数据的直观性，我们利用***表表示。

表二：工会***员的比例变动

如***可见以下几点：1、工会***员比例在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2、其在1921年达到最高点；3、其在1928年至1938年之间出现急剧下降、跌至低谷、逐渐回升的现象；4、其在1994年出现跌落。

第三步：查找史料 解释原因

1、工***最初就是在工会中建立的，起先绝大部分***员都是工会会员。二战后，中产阶级如医生、教师、科技人员、企业白领等在社会中占有更多的一席之地，成为工***吸纳的对象。〔3〕因此，工会会员比例总体上降低。2、1917年俄国十月***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高潮。英国工***虽然不是***，却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工人***。因此，工人积极加入工***，在1921年达到工会***员比例的最大值。同期***员人数和工会***员人数同步增加，也可以验证这种解释。3、1928年―1938年间，工***规定，凡是工会会员的***员需交纳额外***费。这一规定导致这期间工会会员***员大量退***，比例暴跌。4、1994年，布莱尔成为工***领袖后，取消第四条关于主张建设企业国有化的条款，导致工会会员大量退***，比例又一次降低。如***显示的变化情况都得到了解释。

如果我们进一步仔细观察表二的***形，还可以发现，当某个影响工会会员比例的因素发生作用，而新的因素又尚未形成的时候，***形的变化往往趋近于一条直线。这样，就可以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法分析变动规律。

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假设比例Prop随年份Year直线变动，且直线截距为C（1），斜率为C（2），则方程为Prop=C（1）+C（2）*Year。将方程输入软件。输入1910―1920年的有关数据。选择普通最小二乘法（简称OLS法，Ordinery Least Squared）经计算机计算得到：

Dependent Variable: PROP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5/19/07 Time: 14:00

Sample: 1910 1920

Included observations: 10

PROP=C(1)+C(2)*YEAR

可见：估计出的方程为Prop=0.972732+0.001239*Year。***中，R-squared 0.688647表示：在实际数据中，工会***员比例变化的68.8647%可由年份变动来解释，占大部分，因此可通过拟合优度检验。但发现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太小，仅0.001239，即使用百分数表示也只随一单位时间变化而增加0.1239个百分点，说明被解释变量的自相关性很强，比例不随年份变动出现大幅变动。

计量经济学还可用来进行推测。这种推测可以是对未来的预测，也可是对过去未知情况的了解。因此，进一步运用以上回归分析结论，还能够弥补1913年缺失的数据。将1913年代入方程Prop=0.972732+0.001239*Year计算，得Prop=0.977688，则估计该年工会***员比例占97.7688%。

结论：从1911年到1994年，英国工***中工会会员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是判断其工人阶级属性削弱的标志。但由于工会会员比例存在较强的自相关性，总保持一定数字，因此，预计它今后也不会因***策变动而短时间内大幅度地下降。

案例二：用产业经济学的里昂惕夫逆矩阵分析***治媒体影响力

任何一个舆论工具，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影响力有效到达受众，即让读者以媒体期望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在西方，媒体在社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媒体对***治与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上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社会舆论的方向，这些都对西方*********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报作为一种***治媒体，影响力较大，古巴、朝鲜、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仍在发展社会主义报业。在我国，就***报而言，其科学发展，就是要以有限的资源，实现***报影响力最有效、最长远的到达受众。

我们知道，报纸杂志有很大一部分是互相援引转载而来。全国性大报的重要社论往往是各地***报***刊的转载内容。影响力高的报纸被转载的文章较多而转载他人的文章较少，影响力低的报纸则相反。

产业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用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来衡量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个产业为其它产业提供的中间产品越多，影响力系数就越大；一个产业使用其它产业的中间产品越多，感应度系数就越大。这就类似于报纸相互援引的情况。具体算法如下。

第一步：制作媒体转载表

为便于理解和计算，我们假设只有A日报、B晚报、C杂志三种媒体。模拟国民经济统计中的投入产出表制作本表。表格从横向看，表示一个刊物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刊物提供的文章数。例如第一行表示，在某一时期内A日报有10篇文章提供给自己，5篇被B晚报报转载，5篇被C杂志转载。鉴于C杂志是专门转载其他报刊的报纸，所以，从第三行可以看出，它被其他报纸的转载数都是0，自己使用自己文章的数字也是0，说明所有文章来自其他媒体。表格从纵向看，表示一个刊物从包括自己在内的各个刊物的获得的文章数。例如，第一列表示，A日报有10篇文章来自自己，从B晚报报和C杂志转载的文章数都是0。

第二步：计算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采用产业经济学计算某产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方法。

1、 将表格用矩阵X表示：

2、计算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在经济学中，直接消耗系数指的是，生产一单位J产品需要多少I产业提供的中间产品。在这里，我们把它定义为：J报刊平均一单位文章中有多少是来自I报刊。计算方法是将矩阵X中对应元素除以所在列的元素和。如下：

a11=10÷10=1 a12=5÷10=0.5 a13=5÷10=0.5 a21=0÷10=0 a22=5÷10=0.5 a23=5÷10=0.5 a31=0÷10=0 a32=0÷10=0 a33=0÷10=0

将其转化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

3、求出里昂惕夫逆阵（I-A）-1

4、根据公式计算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该产业纵列逆阵系数平均值／各产业纵列逆阵系数总平均值〔4〕

感应度系数＝该媒体横行逆阵系数平均值／各媒体横行逆阵系数总平均值〔4〕

A日报影响力系数＝0 B晚报影响力系数＝3/2 C杂志影响力系数＝3/2

A日报感应度系数＝1 B晚报感应度系数＝3/2 C杂志感应度系数＝1/2

结论：通过计算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比较西方各******的刊物的影响力，可以帮助我分析其对社会公众的号召力。但需注意的是，经济数学的一种方法只能对某一方面的量进行精确计算，不能代表其全貌。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应当注意检查数学模型的建立是否符合现实，具有实际意义。即使符合，也还应参考其他各个方面的资料作出综合判断，才不会误入数学公式的歧途。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4.3

经济思想研究篇（11）

梅岩所述“商人之道”的关键就是一个“道”字，即以遵循“圣人之道”来赚钱，说白了就是“以义取利”，要赢利也要守道，这就将商人获取商业利润的合理性与遵循“圣人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道”的要求是儒学中很重要、屡屡被强调的，如《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行之，不处也。”《孟子·滕文公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道”的理念贯穿整个古代，清初也不例外。那么，“道”与“利”到底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来看石田梅岩一段问答：

曰：“商人多贪欲，每每为贪欲之事。夫对之施以无欲之教，犹如令猫守鱼。劝彼进学，亦属无用。欲施之以无用之教，汝非持歪理而可疑者乎?”

答：“不知商人之道者，专意于贪欲而至业败家亡；若知商人之道，则离欲心怀仁心合道为荣，以之成学问之德也。”

曰：“若如此，教其卖物不取利，仅以本钱出售乎?习者外则以不取利为学，内则实教其取利，此乃反教其为诈者也。……商人无利欲，终所未闻也。”

答：“非诈也。请详听非诈之由。有仕君者，不受俸禄而为仕者乎?”

曰：“断无此事!孔孟尚言不受禄为非礼，是乃因受道而受，此者，不可谓之欲心。”

答：“卖货得利，商人之道也。未闻以本金出售而称之为道者。……商人之取卖货之利，与士之食禄相同。商无利得，如士之无禄。……商人当思正直，与人为善，和睦相处，此味无学问之力而不可知也。然商人却常嫌学问无用，当如之何?……凡鬻货曰商，如此则当知卖货之中有禄。故而，商人将左之物过手于右，亦为直取其利，非曲取也。……商人由直取利而立，直取利者，商人之正直也。不取利，非商人之道也。”(《都鄙问答》卷之二)

梅岩肯定“不取利非商人之道”，又要求按照“正直”的伦理标准取利，即“以义取利”。只要是这样获取的商业利润，在梅岩看来就是合理合法的，这种商利与武士获得的俸禄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类似的论点也有人提出，例如中井竹山在《蒙养篇》中就说：“商人之利即武士俸禄与农人耕种所得，均为义而非利。贪***非份高利方为利欲，此便陷于奸曲背义。”然而，欲心往往支配商人，中国有“无奸不商”之说，日本也一样，有人质疑“商人每每做欺诈得利之事，从而绝难成就学问”。梅岩对此强调通过引导商人，使之以正直取利，不取不义之财，也不采用“曲取”的方式，此即“道”。正如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梅岩要求通过教化和学习来改变不正当的商人，强调町人社会中学问之必要性。他在肯定商人合理取利的同时，又将此同武士获得俸禄置于同样天经地义的地位，还列举孔门弟子子贡经商并非无道之例证实自己的观点。

梅岩并非仅仅说教，而是提出具体的做法和要求。要实现取利的“正直”，不仅在取利方式上而且在利润率上都要“合理”。这个“理”不仅具有伦理性质，而且还包括了市场的内涵。以下是梅岩的相关问答——

曰：“本金若干其利几多，当天下定一，为何伪称亏本而以高价出售?”

答：“卖货必依时价行情，以百钱所进之货物，若只得九十钱必不出卖，是乃亏本也。因之百钱之货物，有时亦以百二三十之价出售。行情上涨生意兴隆，行情下跌则买卖萧条，此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也。天下定物之外时有失常，失常，常也。……本金如是取利多少乃难知之事，此非伪也。……商人卖货得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买卖得利是为定规，若得定利而尽其职分，则自成天下之用。商人不受利，则其家业难以精勉。吾之禄乃买卖之利，故有买者入乃得受之。……吾所教，乃教商人有商人之道，非全教士农工之事也。”

曰：“如是，则商人如何得心致善?”

答：“……为武士者，侍其君而不肯用命，难称其为士；商人若亦知此，吾道明矣。若对养吾身之买主以诚相待不怠慢，十之八九得合买主之心。合买主之心，再精勤于其业，何必担心渡世艰难?……想得不义之钱，不知子孙将绝。当今之世何車亦当照光洁之镜，以士为法。……为世人之镜者，士也。……商人取二重之利与暗钱，知对先祖不孝不忠，心想士亦为劣，商人之道何如?有以士农工之道为替。”(《都鄙问答》卷之二)

商利不是“规定”的，而要依时价行情而定，此“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即市场规律。《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与彼“失常，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对市场调节物价的功能有所认识。梅岩强调不应“取二重之利”，他列举卖织物、售粮食等等的人，违背商人之道而取二重之利的行为，认为这是“非”，是“不义”，必须杜绝，否则要断子绝孙。他认为“不义之禄”和“非道之欲”都是应当“去”的，“商人多不闻道，故有此类事”，是“不知天罚者”，要教之以“五常五伦之道”，可见其经济思想的伦理倾向根源在于儒学。

梅岩阐释了市场的功用和“商人之道”，但“士”在他看来依然是尊贵的，是“世人之镜”，应为其他行业者所效法。各业均应“精勉其业”，恪守其“道”，抑制“欲心”。梅岩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作用，要求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改变了“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观念，与中国宋代以来尤其是清初实学诸思想家主张“四业皆本”、反对“抑末”的思想变迁颇为相似。经济思想发生着与商品经济兴盛相应的变化，成为中日两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共有现象，值得深入和比较研究。

“俭约”同样是梅岩“商人之道”的重要。《齐家论》就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他论“俭约”源自儒学，“子曰：礼，与其奢，宁俭。……首先不忘俭约，则颇为可嘉。”“俭约，乃学者之常事。……若知身份之相应，俭约为常也。”也就是说，“俭约”也是与身份相应的。农人当依农人之“等”，町人须循町人之“等”，要求“不逾等”，否则“过分，皆奢也”。上述均出自《齐家论》上篇，与儒家学说可谓一脉相承。孔子讲：“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梅岩强调俭约时注重与职业身份相应，要求人们知足安分“不逾等”，商人更是如此。《齐家论》下篇记载：“若谓商人之俭约乃琐碎小事，不足以为大道之用，吾以为不然。自上至下，职分虽异，其理则一。得心而行节俭之事时，则家齐、国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所谓俭约者，究其实为修身齐家耳。”“俭约”也是士农工商的“共通之理”。他专作《俭约序》，说：“治世之道，俭约为本。盖云节俭事，世人多误为吝啬，非如此也。俭约乃节用财宝，应我之分，无过与不及，舍物费之谓也。因时合法，用之事成，天下治理，安稳太平。……士农工商，各应尽心于己业，行无不自由之仁***，为君谨敬，各衙司位，勤于职守，日夜不怠，是为治世也。”《齐家沦》下篇中还说：“私欲虽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俭约，皆至吝，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俭约，则至助人。”这就将“俭约”与“正直”联系起来，“正直乃俭约之本”，又通过“俭约”的修行到达“正直”。而且还区分了俭约与吝啬。俭约的基础是仁心，吝啬的基础是欲心，当除私心而怀仁心。他在《语录》卷十中说，“一切忘怀而能守法则为俭约”。通过简单易行的伦理道德修炼，将“正直”、“俭约”作为商人的生存规范和行为准则，即“商人之道”，并推广到社会各行业中要求士农工商遵循与各自的身份相适应的道德伦理。

就当时的社会实际来看，幕府曾再三俭约令，因此提倡“俭约”特别是要求商人以“正直”、“俭约”自律的主张，也是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的。但一般提倡俭约都是经济的需求，而石门心学将其提高到道德原理的高度。对此，永田广志已经看到，他说：“心学在伦上的特点是把俭约提高到道德原理的高度。当然，俭约这个观念是儒教所固有的，而且作为武士和农民的贫困化的对策，也经常强调俭约，所以俭约的说教丝毫也不新奇。然而其他儒者提倡俭约，毋宁说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或者出于受到经济制约的上的需要。从这一点来说，当然也是一种道德，但在心学则如同中江藤树的‘孝’一样，被提高到根本道德的高度，它的特点就在于此。”[4](p168)。提倡节俭的确是儒学固有的，但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中储蓄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在经济观念上恐怕也是有其根源的，石门心学直至今天都对日本的商业社会有，以下还要论述。

再来看中国的情形。毋庸讳言，中国很难说有商人思想家，基于商人本身提倡主体性意识和自觉自律的“商人之道”者，也基本谈不上，但中国近世尤其是清初的学说思想中促进商品经济的论点并不少，只是这些主张多不是商人对自身的要求，而是思想家在肯定工商业的社会职能、要求各行业社会地位平等的基础上，以更广泛的视野提出满足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人们求利致富的需求，体现为许民“自利”和使之“安富”等论点。

与石门心学的“正直”、“俭约”相比，中国的儒学传承反映在经济思想上，形成“以义取利”和“黜奢从俭”等传统，相关文献比比皆是无须赘述，倒是如明代陆楫那样持“禁奢辨”之议者，确是凤毛麟角。清初思想家在商品经济方面较为普遍的一个共性倾向，是主张“废银用钱”和实物征纳，因为用银可能利于富豪聚财、官吏贪墨和盗贼窃取，同时加剧百姓的贫困化。唐甄《潜书·更币》说：“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更是激烈，说用银“为天下之大害”，要求“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安富”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思想论点。顾炎武在《钱粮论》上中，反对田赋征银，因为农民为此卖妻鬻子换银交纳苦不堪言。对于这些论点，以往多认为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不容忽视其基本上都是从保护百姓利益出发的。石田梅岩关于商利、物价、货币等等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商人自身的，要求行“商人之道”以自利利人；中国思想家在货币等方面的意见，主要针对***府的货币***策，反对官府通过货币手段与民争利。

反对“与民争利”的立足点是肯定“民利”，《明夷待访录·原君》提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这不是新论点，但在如何对待“民利”上黄宗羲却有见地，他主张君主不该专利，而应使“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尽管他并非第一个提出类似观点，但其清晰度与坚定性则是鲜明的。“许民自利”的认识，与梅岩主张商人赢利的“商人之道”有相似点，黄宗羲还将其提高到“天下安富”与否的高度来看。因为当时“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搞得民不聊生，遭到激烈反对。上述论点与汉代和南北朝的“废钱”之议以及唐宋时反对赋税征钱等论点很相类，差别仅在于前人在说钱，而这时说的是银，原因就是白银发展成为主要货币。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也肯定“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常情也”。主张***府若要干预“必不如其自为”，“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这种“用私成公”的“自为论”越出了传统思想的樊篱，在对抗专制的同时肯定私利、承认私产，顺应人们求利致富的常情而达到天下治。这类似于伯纳德·曼德维尔(B． Mandeville)《蜜蜂的寓言》之“私利而达公益”，此为亚当·斯密的分工的重要来源，并在伦理学于经济学上对剑桥传统起到推动作用。中国的“自私自为”论，成为近代启蒙学者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顾炎武同样肯定求富重要，他在《亭林文集》卷一中指出：“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日知录》卷六提到富人不愿周济穷人“多为吝啬之计”，“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石田梅岩明确地区分了“俭约”与“吝啬”，并反对后者；顾炎武也一样，认为富者不应吝啬而当周济贫者。前面提到顾炎武也持废银用钱之论，其《钱***》论述了他对如何“行钱”的详细看法，有兴趣的是“市价有恒，钱文不乱”的记载。这个市价之“恒”，当是指市价规律，与梅岩谈商利不是规定的、而要依时价行情而定的论点，都是对市场规律的认识。

在三大启蒙思想家中，王夫之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有其独到。

王夫之二十四岁中举，后投身抗清，失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权，但受到排挤下狱濒死。此后，他隐居湘地，在边远地区发愤著述。其治经、史、文诸学，学术体系缜密博大，为湘湖之学的代表性人物。其著述宏富，主要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四书训义》、《楚辞通释》等，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商品经济思想具有突出的二重性。他一方面在《黄书·大正第六》中肯定商业活动，“以流金粟，通贫弱之有无。”而穷人“怀百钱，挟空券，要豪右之门，则晨户叩而夕炊举矣。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今吏极亡赖，然胺刻单贫，卒无厚实，抑弃而不屑，乃借锄豪右，又致贪婪，则显名厚实之都矣”。将“大贾富民”视为“国之司命”，当是对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客观领会。他主张“止暴而安商”，让一般商贾“任其所往”；《四书训义》卷三十八记载他反对钞关，说：“商旅行焉，以通天下之货贿，可无用关也。”他也赞成农工商贾各安其业，《四书训义》卷三有“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读通鉴论》卷二十二说：“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贾者贾，何损于大同之世?”在《噩梦》中，他主张取消盐的地域界限，使“盐价恒平，商之利亦有恒”。在《宋论》中，他也谈到“商贾贸贩之不可缺也”。但是，王夫之的“抑商”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例如，他建议对“富民大贾操利柄”者多征税；他甚至在《读通鉴论》卷二中提出，“贾人富于国，而国愈贫。”他还从人性角度鄙视商人盈利，说：“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亟者也。……夷狄资商贾而利，商贾恃夷狄而骄，而人道几于永灭。”在《读通鉴论》卷十四中，他还要求：“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在货币思想方面，王夫之同样主张废银用钱，《读通鉴论》卷二十说：“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讫矣。”他甚至连开银矿也反对。在价格方面他也主张遵行市场规律反对强行定价，《读通鉴论》卷十六提出，“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籴，则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上禁之勿贱，而怀金者不雠，则愈益其贱；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

那么，王夫之的思想为什么会这样不一致?这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时期思想主张的反映，另一方面则是他主张各行业而不只是富商可求富。他肯定“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卷四)，这是对传统的“天理人欲”之说重大的改写，因而他同样倡言“许民自利”，《四书训义》卷二十四有“天有时勿夺之，地有产勿旷之，人有力勿困之，民自利也”。他与顾炎武一样反对专制，主张百姓“自为”，不过他用的是“自谋”一词。《读通鉴论》卷十九记载：“上为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藉其终不可给，抑必将改***而求所以生，其依恋先畴而不舍，则固无自毙之理矣。上唯无以夺其治生之力，宽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余力以营之，而无不可以养人。”他很看重富人，认为：“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卷二)，“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是“富人为国养小民”之说的发展，富人有救济穷人的义务；而为了使他们能够“安富”，王夫之要求“惩墨吏，纾富民”。民间经济实力的发展，是步人近代化的经济基础之一，“为富人辩护”的经济思想恰是其反映，笔者曾做过些研究[5](P277—284)。

前述颜李学派的商品经济思想中王源是很突出的，不过，颜元也有精到之处，他在《四书正误》卷一中，批评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是“过矣”。他提出：“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他将义利统一起来，并公开径改大儒的话，肯定“谋利”与遵守“义”的道德规范不矛盾，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有价值的。颜元同样赞同百姓求富，据其《年谱》[6]记载，他十六岁就有“士农工贾，国之民也”之论，并主张以“垦荒、均田、兴水利”七字富天下；《四书正误》卷三说：“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大而谋王定国，小而庄农商贾，都缺他不得。……农成佳禾，商聚财货，都须一段识见、一段包涵、一段勇气，方做得去。”有些哲理味道。在《存治编》卷一中，他还提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可以视为“耕者有其田”之先驱。颜李学派的货币思想没有明显的新东西，李塨在《平书订》卷十中说：“所有者尽可以粟布货物相贸易，至于钱与银，特储之以备流通之具耳，不专恃以以为用。”在他看来，在货币流通中得利的是商贾，可以“坐谋厚利”(《瘳忘编》)。

颜李学派“习行经济”的主要实践，是在河北广平办起漳南书院，使之成为讲求“六艺实学”的场所，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强调“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四书正误》卷二)漳南书院这种教育和办学思想，为晚清的教育革新和创建新式学堂所汲取。

六、余 论

1744年9月24日，石田梅岩逝世。其高足手岛堵庵(1718—1786)继承了梅岩的学说并有新贡献，他将梅岩之学从“性学”正式改为“心学”，将哲理性较强的心性之说，衍化成为一般庶民易于体会的本心修炼，是心学得以普及的重要环节。心学最初以关西为中心传播，后经中泽道二扩大到江户，传播对象也从町人发展到武士和农民，一些藩的统治者也受其。据统计，18世纪末期心学讲舍在各地逐年增加，到19世纪30年代全国达近两百所[7]。心学不仅通过公开讲释，也通过大量印制流传的小册子扩展影响。许多商家店铺的“家训”、“店则”等与心学有关，可证实心学的普及及其对商品与商业伦理的影响。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对石门后学手岛、镰田、中泽等人的，不过在竹中靖一的书中有相关内容可资[8](P453—589)。然而，有一个需要注意，那就是普及性对于日本步入近代化的重要作用。如手岛堵庵在京都开设的明伦舍主要培养工商业者，吉田松阴在长州开设的松下村塾多出维新志士，私塾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是在私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重视教育形成传统，笔者曾在长野等地的乡村看到，村中最好的建筑往往是江户留下的学校。的书院肇端于唐末，到宋以后有较大发展，上述清初思想家的“证人书院”、“漳南书院”等在当时也有不小的声名，也注重培育经世致用的人才，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对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的变法维新士人走的还是自上而下的道路。

总的来说，心学基本上属于都市运动，而都市容易受到西欧化和产业***的影响。竹中认为，近代市民的思想性契机在心学思想的底流中可以见到；贝拉则提出，心学“对明治维新而言，在民众的心理准备这一点上是重要的”[9]。在日本上，石门心学的经济伦理、怀德堂的道德论以及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成为促进经济成长和近代化发展的思想动力。一般认为明治维新以后作为运动的心学逐渐衰弱，但据明伦舍编辑的《石田先生门人谱》，迄明治十三年(1880年)心学门人有三万六千余人，心学的商品经济思想直至今天对日本的商业理念和市场经营都还有影响。

前述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曾以大量篇幅讲述石门心学及其影响，并且联系昭和时代的现实提出“昭和享保与江户享保”之论；稻盛和夫和梅原猛著《回归——探求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充分肯定梅岩的“商人之道”，并呼唤回归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10]。梅原是名教授，而稻盛是著名家，他领导的京瓷集团在经营哲学和企业文化中，都非常重视传承这种精神，他还荣获“中日友好使者”称号。日本中小企业对石门心学更为尊崇，从江户商家到今天京都的零售商，都把“商人之道”视为律己的准则。2000年10月15日，在国立京都国际会馆举办了“石田梅岩心学开讲二百七十年纪念研讨会”，由京都府龟冈市、京都新闻社以及心学关系团体明伦舍、修正舍、时中舍、恭俭舍、心学参前舍等主办，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规模惊人。R．N．贝拉教授作了题为《心学与21世纪的日本》的讲演，可见心学影响之深远。由于“平成不况”或“泡沫经济”，日本社会中以不正当方式牟利的企业行为时有发生，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企业经营者重新“商人之道”。

我们知道，日本思想史上从“朱子学”向“阳明学”的转化，恰与近世社会的发展相伴随，这和中国从宋到明清的思想史发展相似。石门心学深受儒学影响，尽管从石田梅岩著作的引用中，看不出其与陆王心学有直接的联系，还是有学者试***探索两者的联系，如进行石田梅岩与陆象山的思想比较[11]。前面谈到黄宗羲与王阳明有学术渊源，而他曾有赴日本的经历值得注意。尽管梨洲东渡的时间、目的等仍为学术界的悬案①，本文也无法展现深入的考证，但黄宗羲到过日本是能够肯定的。他本人的见闻记录在《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和《南雷文定》卷十一《避地赋》等中。《日本乞师记》记叙了其所见日人反西教的情形，“日本勒兵尽诛教人，焚其船于岛口，绝西洋人往来。于中衢置铜板，刻天主教像于其上以践踏之。囊橐有西洋一物，搜得必杀无赦。”他还看到“长琦岛多官妓，皆居大宅，无壁落，以绫缦分为私室。当月夜，每室悬各色琉璃灯，诸妓各赛琵琶，中国之所未有”。《避地赋》记述航程中“群鱼飞雾、海市当空，帆俄顷而千里兮，浪百仞而万重。纵一泻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长崎与萨斯玛兮……”

梁启超还提到的朱舜水，在日本影响很大，且与黄宗羲都是浙人。朱舜水也提倡“学贵有用”，认为“为学者有实功有实用”(《舜水遗书》卷十五》)。浙学具有经世传统，而且从宋代叶适、经明代王阳明直到清初黄宗羲，对商品经济都有独特的见解；浙人无安土重迁观念，有出外经商打工或漂洋出海谋生的传统，至今与日本的往来也不少，笔者认为研究浙学与日本思想文化很有意义。

浙东的经世致用学说与商品经济思想，对此后产生积极影响。如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但他们不同于徽商、晋商等与官府有着紧密联系，而是重在拼经济实力和经营智慧。他们不仅经商，主要还兴办产业，而且积极投资于教育或公益事业，同时也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直至今天这样的传统对于促进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还起着作用，前些年声名很大的“温州模式”就是体现；近年温州的打火机在世界上占有可观的份额，并敢于利用武器在国际贸易中捍卫自己的权益。

然而，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不等于能够完成社会形态的演进。清初实学的商品经济思想，无论是主张“工商皆本”还是要求“许民自利”，以及对安富、理欲、货币等思想的再诠释，都是对宋代以来相关思想的继承、拓展，却谈不上有实质性突破，原因就是社会经济形态尚未发生根本性变迁。本人反复重申，中国反映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主要是官员或学者，多是建议朝廷或教化百姓局限较大，无法成为商人主体意识的自觉，不同于石门心学那样的町人自律的内在需求。其差别源于两国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商品经济思想尽管有许多类似论点，但其内涵实质是有差别的，对两国近代化转型的影响也就不同。

从历史条件来看，专制***体的力量依然强大，商人没有发展成为类似西方市民阶级那样的***阶级，不足以同封建***权抗衡，这是中国的体制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仅以著名的徽商所在地歙县为例，清代就有进士二百九十六人，状元五人，榜眼两人，探花八人，一些商人在致富之后弃贾业儒仕进，买官置地或奢侈消费而不是扩大再生产，这些往往成为商业资本的主要投向，地主、官员、商贾角色互换，三位一体，与日本强调俭约、积蓄、原始积累不同。而且中国的大商帮多是官商，并不是像石田梅岩那样把经商视为一种天职，而主要是作为赚钱的手段。出现商书如《商贾便览》、《士商类要》等也多是技术性而非思想性读物，很难产生商人的***精神。经济思想中强调“工商皆本”或“许民求富”等论点，主要是为统治进言献策，以缓解贫富矛盾和社会危机，难以像心学的“商人之道”那样成为步人近代社会的思想基础。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中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启蒙思想只能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12]

在中国，商品经济再发达，也有与经济相适应、相互补的一面；工商业受到***府的严格控制，民营经济发展有限，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掠夺，经济危机，民不聊生，近代化步履维艰。另外，清廷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策，经世实学让位于乾嘉朴学，使得自宋以来的经世致用之学渐趋变质，考据训诂之学与今古文之争占据学术文化的很大板块；而日本则不同，商品经济和文化主导权逐步掌握在町人手中，心学普及为走向近代化的社会思潮，通过下级武士的倒幕运动，日本走上了近代强国之路；中国的儒生至多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在抵御外侮和拯救民族危亡中依靠光绪皇帝变法维新，终于失败。日本经明治维新进入了近代社会，而明末清初以后的中国却陷于落后境地，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从经济思想尤其是商品经济思想的视野进行考察则是一种新的尝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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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最早提出梨洲东渡目的是“乞师”，南明***权曾数次遣使东渡乞师求援，此次时为清顺治六年(1649年)，结果“抵长崎，不得请”(《鲒琦亭集》卷十一)。梁启超撰《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则持“避仇说”，且认为事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今人陈祖武认为，“梁氏所辨多误，实不可信”(《从看黄宗羲东渡日本》，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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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叶坦．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M]．南宁：广西人民出

版社，2005．

[6]李塨，等．颜元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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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N．Bellah．日本近代化七宗教倫理[M]．東京：未来社，1962．

[10]稻盛和夫，梅原猛．回归哲学——探求资本主义的新精神[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1]韩立红．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12]叶世昌．中国古代没有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2)．

[13]叶坦．石門心学と浙東学派の經濟思想の比較研究[A]．川口浩．日本の經濟思想世界[M]．日本經濟評論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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