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1
就笔者所知，“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称谓最早由青年学者赵奎英提出。她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笔者认为赵先生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界定比较精确的概括了这种新型批评形态的内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批评形态立足于文本，把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统一了起来，把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了起来，对我们深入窥视文本极有启迪。
首先，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不仅“美”，而且它自身还闪耀着思想之光，透析着思维之理。所以我认为，以语言为本体，从更为基元的语言视角出发对文本展开批评，定能取得可喜的效果。
其次，以文化为视野。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能。而它的认识教育价值大都是通过文本中所透射出的生存境遇、人物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文本在整个大文学活动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所谓有作者或读者。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整体。作家的创作意***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语言文化批评就是一种以文本为终极依据的批评形态。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以语言为本体的，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形态。
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但“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还未得以正式使用，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及其理解笔者最初从导师赵奎英先生处习得，这一批评形态究竟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的批评形态而存在，这在学界还没有现成的定论。这也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那就是立足于文本，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在审美形式与文化研究强势风行的语境下，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形式主义过于重视文学分析的操作性而造成的乏生命以及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了起来，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与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较，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伦理批评由于把强调的重心固于文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必然对文学的活力和灵性有所忽视。社会历史批评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很多积极启示，但这种批评的目光在透入文学之“理”的时候也天命样的划伤了文学之“羽裳”，这种批评形态更多的把文本当作了记载与考据。而审美批评与心理批评都把文学囿于一种视角之中，很难让我们对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语言文化批评正是汲取了群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蕴藉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当下批评界鲜明的存在着内外之争，即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阎晶明、吴玄等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异于文学本质的外部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而文化批评阻碍了文学的这种自主，并有消解文学之害，所以他们认为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所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即审美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切合文学本质的内在批评来加以宣扬。其实，文学不只限于审美，文学研究也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是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所以我觉得语言文化批评能够为当下存有的批评误解提供积极启示。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颇具开放性与启发性的批评形态，应该得到认可与重视。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2
近来有关文学理论发展取向的争论，在一定范围内不无道理地聚焦在是要“文学研究”还是要“文化研究”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上，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另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这就是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本身的转变，即文学理论内部理论方式与批评方式之间的新型关系的生成，这使得我们有必要正视当前理论与批评的互渗关系及批评理论的兴盛。
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分离式发展。文学理论被看做一种普遍性表述方式，更关心从具体上升到普遍，焦点是普遍性。人们常常“把理论理解成在某种概念普遍性系统中，来确立文学阐释和评估”(?眼美?演德曼：《解构之***》，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与文学理论在概念普遍性系统中展开文学阐释和评价不同，文学批评则被视为一种个别性表述方式，它更关心从普遍理论推演到个别作品，焦点是个别性。前者如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有关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艺术及其变化的艺术史理论，后者如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有关雨果等作家的传记批评。在人们眼里，文学理论更关注普遍性，它指导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则更关注个别性，它正是文学理论在文学现象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种区分有一定合理处，大体符合欧美20世纪60年代前、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文论总体情形。
不过，此后西方和中国文论界都先后出现了各自的新变化，其焦点之一就在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传统关系遭遇断裂而走向重组。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影响加深、雅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崛起并搅动欧美文坛等为鲜明标志，欧洲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美国新批评的主流地位被解构批评所取代，加上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潮相继兴盛，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指导地位及两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受到了致命的质疑。这时，与以往把文学理论与批评分别看待不同，越来越多的文论家致力于认同两者的重新结合或渗透。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文学理论的批评化。从文学理论来看，当其传统的普遍性指导权威衰落而具体性受到重视时，重心必然向以具体见长的文学批评偏移，直到演变为以文学批评的形态而寻求新的存在。第二，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从文学批评来看，当其摆脱传统的理论附庸地位、通过具体文本分析而在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显身手时，本身已经承担起新的理论先锋角色了，只不过这种理论先锋角色是始终以具体批评面貌出场的。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莫瑞·克里格描述说：“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与文学的情感遭遇的详细描述，文学批评必须理论化。”正是这种理论化的批评使得“理论的作用业已深化和广泛”。批评的理论化的显著后果之一便是，文学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奥的理论特征：“今天，在文学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的任何地方，都不能避而不谈理论问题了。……如果文学家今天的话语似乎深奥难解，那么，我们愿意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所讲的愈来愈敏锐深刻，超越了直接的诗学反应，而接近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产品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美]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第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跨学科化。这一点可能尤其重要。莫瑞·克里格清晰地指出：“此前兴旺发达的文学理论学科……将扩展为更广泛的、现在称为批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并试***涵盖我们过去认为是人文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中的许多不同理论文本，也就是我们仿照法国人称之为‘人学’的东西”。同上，第238-239页，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学科语境来看，随着文学、语言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治学、历史学等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互渗变得越来越经常，文学理论与批评之间不仅更为经常地实现跨学科互渗，而且这种跨学科互渗已经成为它们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通常方式;与此同时，它们还与上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形成更广泛的跨学科互渗，并且还反过来成为这些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互渗的富于示范意义的实验场。正是在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和跨学科互渗语境中，批评理论似乎寻找到自身的合适的存在理由和发挥作用的开阔地带。当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互跨越、甚至当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相互跨越已经成为几乎司空见惯的事情时，批评理论在欧美的生成和登上主流宝座，显然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情形与欧美诚然有不同，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已经和持续不断地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传统关系也解体了，出现了新的理论与批评互渗的批评理论形态。正是伴随着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互渗，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诞生——这就是批评理论(criticaltheory)。
批评理论是从大约20世纪60年代起在欧美逐渐流行开来的。从事批评理论的学者既不再被称为理论家(theorist)也不再被称为批评家(critic)，而是被合称为批评理论家(criticaltheorist)。这个变化突出地表明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互渗为批评理论的新变化。可见，批评理论并不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间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当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生历史性变迁时才逐渐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一种新形式。用最简明的话来说，批评理论是一种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探索文学的普遍问题的文学研究方式。这意味着，批评理论既是一种对于具体文学文本的批评，同时又是一种对于普遍性文学问题的理论建构。
批评理论有哪些特征?由于特征一般是指能显示事物实质或内涵的那些特定的个别标志，批评理论的特征应是指能显示特定批评理论的实质的个别标志。批评理论在当代有着怎样的特征呢?下面不妨先看看三家说法。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归纳出当今理论的四种特征：1.理论是跨学科的——一种其效果在原初学科之外的话语。2.理论是分析性的和沉思性的——一种从我们称为性、语言、写作、意义或主体的事物中找出其含义的尝试。3.理论是一种对于常识的批评，是对被指认为自然的那些概念的批评。4.理论是反思性的，是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它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发出质询。(JonathanCuller?Lit-eraryTheory?AVeryShortIntroduc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p.14-15)这里的第一条涉及批评理论的开放性和跨学科性，第二条解释其传统的演绎研究被归纳研究所取代，第三条显示了其反常识性和解构性，第四条体现了其自我反思性或质疑性。
与乔纳森·卡勒主要针对批评理论发言不同，美国电视批评理论家罗伯特·艾伦(RobertAllen)则从当代电视批评的新特点及其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出发，揭示了当代批评区别于传统批评的新特征：“相形之下，传统批评强调艺术作品的自律性，而当代批评注重文本与特殊文本之基础的惯用技法之间的关系。传统批评以艺术家为中心，当代批评注重文化产品制作的环境，即对产品生产及产品传播渠道起作用的外力。传统批评把意义看作一件艺术作品的特性，当代批评将意义看作读者或读者群体参与文本的结果。传统批评的任务在于确立作品意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划分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当代批评审视已有的文学准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将非文学与关于文本的批评话语包括在内。”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修订版，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这里显示了当代批评理论的四方面特征：注重文本与惯用技法的关系、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环境、观众在文本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对现成文学准则的审视和文学研究范围的拓展。
美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杰姆逊(一译詹姆逊)所谓“元评论”(metacommentary)，正是对于批评理论的特征的一种独特概括。他在《元评论》(1971)一文中宣告，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或批评已经衰落，取而代之，文学“评论”本身现在应该成为“元评论”——“不是一种正面的、直接的解决或决定，而是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作为“元评论”，批评理论不是要承担直接的解释任务，而是致力于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这样，批评理论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也就是“元评论”：“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对于注重历史视角的杰姆逊来说，“元评论”意味着返回到批评的“历史环境”上去：“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詹姆逊：《元评论》，《快感：文化与***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上面三种观察各有其合理性和特定取向，从不同方面揭示出当代批评理论的新特征。我这里不妨从如下六方面去做一点综合性概括，由此理解批评理论的当代特征：第一，跨学科性。从学科特征看，指批评理论可以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而相互渗透。如今的批评理论不仅跨越理论与批评之间的界限，而且经常地与语言、历史、心理、哲学、***治、伦理等其他学科话语紧密缠绕，形成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交响。第二，文本修辞性。从操作方式看，批评理论始终依赖于文学文本的修辞性细读，并由此展开更广泛的理论分析。正是在这种修辞性细读中，批评往往同时把对象和自身都当作批评对象。第三，意义开放性。从问题重心看，批评理论追求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参与性，由此文本可能开放出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意义来。第四，自反性。从内在属性看，批评理论具有质疑任何常识、陈规乃至批评理论自身的自我反思品格。第五，元评论性。从前提条件看，批评理论总是对于理论自身的历史条件的重新确认，是关于理论的理论。第六，修辞实践性。从社会功能看，批评理论总是通过文本的修辞性细读而关怀社会问题、寻求社会矛盾的解决。这表明，批评理论常常就是一种修辞实践，即是以文本修辞细读方式呈现的社会干预。
由于如此，批评理论同通常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着一定的区别。如果说，一般地看，通常的文学理论总是指关于文学的普遍问题的言说、文学批评总是指运用理论对于具体文学现象的评论，那么，如今的批评理论则是指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传统鸿沟被填平时的重新反思与自反状态，即是那种始终不离批评并处处从批评出发的理论，更具体地说，是指在对文本修辞的开放性分析中质疑常识、透视社会、反思理论自身的跨学科言说。在这个意义上，时下有关“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非此即彼争论的发端缘由，在于忽略批评理论的当前存在这个客观事实。作为批评理论，文学理论当然要以文学文本的跨学科分析为基本特色，也就是既以文学文本修辞为中心、同时又体现跨学科视野。既是文本的又是跨学科的，这里就不存在简单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非此即彼争论，而是尊重如下现状：文学文本研究可以体现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视野，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视野需要坚持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
如果说批评理论的存在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那么，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应当如何前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了解当前西方批评理论的大体模式状况及其对我们的可能的启示。尽管批评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和90年代以来(中国)才逐渐生成的，而相对成熟的批评理论更是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才逐渐显出其大致轮廓的，但这不应妨碍我们以批评理论为视角去对批评理论模式作一番回头审视。批评理论模式，是指特定的批评理论所呈现的独特的概念与普遍性系统及其组合方式。简要地回顾，它在西方的发展中呈现出几类主要模式。(1)词语批评，指20世纪20-50年代英美“新批评”所代表的注重词语分析的批评模式，其主要代表是英美大学的一批学者或学院批评家。它认为文学不是对社会的再现或情感的表现的产物而是词语的构造;不是作家或社会状况而是作品本体是批评的对象;致力于分析作品词语中的富有意义的特殊状况，如“朦胧”、“张力”、“反讽”、“悖论”等;采用文本“细读”法，即异常精细地阅读和分析具体文本词语。(2)结构批评，指20世纪50-70年代盛行于欧洲的结构语言学批评模式，其主要代表为一批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批评家。这种批评模式认为文学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系统的产物;成为其关注目标的不是具体文学作品而是支配它的深层逻辑程序;致力于建立制约作品意义系统的语言学模型，如二元对立、符号矩阵等;有意忽略文本的社会再现、情感表现或词语因素而专注于更大的深层结构的发掘。(3)心理分析批评，指20世纪前期盛行于欧洲的由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分析学派批评。这种批评模式认为文学是作家的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升华的产物;文本语言的隐意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批评的焦点是建立显意与隐意之间的总的语法结构——“化装”，其具体语法规则包括凝缩、置换、视觉形象、二度润饰;批评的方式为像“释梦”那样阐释文本，主要是作家或人物的无意识结构。(4)解构批评，指20世纪60-80年代先后兴盛于法国和美国的以“解构”为特色的批评方式，主要代表有德里达、后期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美国“耶鲁学派”。这种解构批评模式的特点有：文学不再是意义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是充满差异的零散结构，文本也不再由作家主宰而是已经变成“孤儿”;文本的缝隙或边缘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透过文本缝隙或边缘而发现制约意义的形而上思维的虚幻性;批评的方式为解构性细读，这种阅读具有“新批评”那种细读精神、但却让其服务于揭露文本的零散性和虚幻性，从而带有修辞性特征。(5)意识形态批评，指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欧美流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模式，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阿尔杜塞、英国的伊格尔顿和美国的杰姆逊等。这种批评模式的主要特色有：文学不再是对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特定语言结构而作出的想象性再现或“挖空”;文本语言及其意识形态蕴涵成为批评的主要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借助语言学模型而重构意识形态及更深邃而微妙的历史;批评的方式为文本细读与意识形态阐释的结合。(6)“文化研究”批评，指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文学批评模式，它是英国60年代后期兴起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北美、澳洲及世界上其他地区进一步扩展的结果。这种批评模式的特点有：文学被视为更大的文化实践的一部分;文学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亚文化等边缘文化类型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文本中的异质文化冲突;对文本的具有跨学科特色的文化分析成为主要的批评方式。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但上述模式已能大致显示现有批评理论模式的总体轮廓了。它们诚然可以代表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理论就只能一味跟着这种主流节拍走。我认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感兴”(体验)传统与“修辞”传统的现代融汇大可以翻转出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我把它成为兴辞诗学。
兴辞诗学是对古典感兴批评与修辞论传统加以现代融汇的产物。古典兴辞批评属于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批评理论模式，是以富于感兴的阅读与评论去尽可能还原文本感兴的批评方式。从孔子的“兴于诗”到叶燮的“兴起”，兴辞批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形成了自身的模式。第一，从批评的宇宙观基础看，感兴批评表现了一种万事万物相异而又相类的宇宙观，力求揭示文学世界以及现实世界共同存在的兴发感动关系。第二，从批评的重心或焦点看，感兴批评主要谈论文学所展现的个体生活体验即“感兴”。第三，从批评的思维方式看，感兴批评崇尚与感兴相近的瞬间感悟或直觉，强调以感兴批评去还原文学感兴，而轻视或反对推理式批评。第四，从批评的表述文体看，感兴批评多采用富于文采的点评体甚至诗体，而不愿意推演出逻辑严密的学术论著体。孔子评《诗经》只留下“片言只语”，刘勰以韵文形式写成文论巨制《文心雕龙》，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了“以诗论诗”传统，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等对白话长篇小说的批评仅仅“点到即止”，等等。这种古典感兴批评理论模式的关键点，在于从文学文本中寻求感兴的呈现状况。这里所寻求的感兴，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生存体验，而是在个人生存体验中蕴藉的对于社会生活状况的活的体验。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3
关键词: 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CDA) 积极话语分析(PDA)
1.话语分析简述
话语分析在1952年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Z.S.Harris首次提出,至今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朱永生曾经对话语分析五十年的发展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回顾和展望,并将其分成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52―1970)、起步阶段(1970―1980)、兴盛阶段(1980―现在),并将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概括为以下几种:(一)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二)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三)会话原则;(四)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五)话语的语义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六)话语的体裁结构与社会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七)话语活动与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等(朱永生,2006)。
话语分析的出现是人类对语言认识不断发展的必然,体现了语言研究从形式到功能,从静态到动态,从词、句分析到话语、篇章分析,从语言内部到语言外部,从单一领域到跨学科领域的过渡,因此,它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2.批评话语分析的探讨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欧洲大陆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作为一种语言研究的方法最早由R.Fowler等人提出。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批评话语分析从初创到发展,受到了国内外语言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一直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语言学家积极投入到该领域中,对话语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剖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消除语言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这决定了它“揭露”和“否定”的立场,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错综复杂,仅凭“批评”或“打倒”是无法解决的。批评话语分析者过于消极的态度既不利于问题解决,也不利于社会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从正面去引导人们,这正是我们需要借用积极话语分析理论去做的事。
3.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与发展
3.1积极话语分析概念的提出
1999年举行的伯明翰批评话语分析国际研讨会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J.R.Martin教授在其“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Solidarity and Change”一文中首先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PDA)”这一全新的命题。针对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种种不足,Martin认为语言分析不但要集中精力去解读那些含有不平等的现象的“坏新闻(bad news)”,而且应以积极的态度和视野去观察那些主张和平平等的“好新闻(good news)”。此后,Martin,White和Wodak等人发表了许多文章,对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论述。
3.2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共同点
积极话语分析在哲学基础方面与批评话语分析是基本一致的。以Martin为代表的积极话语分析学家们和批评话语分析家们一样,都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不把语言看作是上层建筑,而把它看作是社会基础。此外,从动机来看,积极话语分析并没有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主张用更加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及各色不平等现象,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并期望通过话语分析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从这两层意义上讲,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补充与延伸。同时也不难发现,积极话语分析相对于批评话语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更具建构性。
3.3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
积极话语分析学者认为,批评话语分析过于侧重***治,过于重视批评与解构,以消极的态度影响社会。朱永生(2006)认为,积极话语分析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了反拨。
(1)动机
批评语言分析对所分析的社会事实一般都采取揭露和批评的态度,对权力因素的分析几乎成了话语分析的全部内容,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而Martin等人主张话语分析应该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这个积极友好,不仅适用于自己和自己一方的人,而且适用于自己的对立一方,其目标在于通过这样的分析,朝着“和平语言学”的远大目标努力,最终建成一个宽松、和解、共处的人类社会。这就是说,积极话语分析家们既研究权力因素对话语的影响,更注重社团精神。“和解”(reconciliation)、“一致”( alignment)和“设计”(design)等词语在他们的论述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就是这个原因。
(2)语料的选择和分析
在语料方面,积极话语分析特别重视对“地域”(site)的选择。这里所说的“地域”,不是指某个事件发生的地点,而是语篇所涉及的领域(locale of discourse),除了社会冲突外,积极话语分析还关心外交、斡旋、谈判、会议和咨询等语篇。在这些语篇中,最受重视的是那些***治性强、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语篇,如由种族矛盾引起的人权危机等。
在分析方法上,积极话语分析有“三多”的特点,即“多模式”(multimodal):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多层次”(multistratal):对语言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等层面作分析;“多功能”(multifunctional):运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围绕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展开分析。
4.结语
应当看到,到目前为止,积极话语分析的理论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对话语意义起重要作用的许多领域尚未涉及,如隐喻作用、抽象形象作用、礼节和仪式作用等(朱永生,2006)。作为话语分析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它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阐明和完善。但是由于积极话语分析评价态度友好、分析目标具有建构性,理念积极且与时俱进,更能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它已经开始引起我国国内语言研究学者的普遍重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积极话语分析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将更为广阔。
参考文献:
[1]Martin,J.R.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Solidarity and change[J].英语研究,2006,(4).
[2]戴炜华,高***.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J].外国语,2002,(6).
[3]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4]黄会健,冷占英,顾月秋.话语分析的建设性转向[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5]刘成科.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从解构走向建构[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6]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7]辛斌.批评话语分析:批评与反思[J].外语学刊,2008,(6).
[8]辛斌.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J].外国语,2004,(5).
[9]朱永生.话语分析五十年:回顾与展望[J].外国语,2003,(3).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4
关键词：艺术批评;艺术形态;音乐批评
中***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9-0029-01
艺术批评伴随着艺术的出现应用而生。众所周知艺术批评是连接艺术接受者与艺术家的桥梁，也是连接艺术理论与艺术作品的桥梁。随着时代的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音乐会的座无虚席，电影院的档期满排，美术展览中的人流络绎不绝，都体现出了人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精神享受的重视。人们在关注艺术的同时，对艺术的批评也随之升温。
一、艺术形态的转换与批评内涵
批评作为读者与作品，读者与艺术家，读者与传媒之间的媒介，艺术批评作为搭建我国当代艺术实现艺术形态转换的枢纽，对于实现我国艺术形态转换有着重要影响及深刻内涵。狄德罗是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家，他及他的后继者将艺术批评赋予社会认可，并将艺术展厅的狭隘空间扩至大众。鉴于人类思维表达的丰富性，如具象的手势、文字、***像还有抽象的语言表达，艺术家通过创作将视觉，听觉，嗅觉一系列创作，传达给观众，艺术形态得到了很好的转换。而艺术批评是通过对艺术家作品的领悟，进行批评。放眼望去，似乎批评在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中是可丢弃的，实则不然。听觉，视觉，嗅觉作为人的自然生理本能，在一定阶段，一定环境的发展，产生了艺术，并且是具有差异性的艺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这种差异性就产生了批评与否定。在进行艺术形态的转换中，批评家通过对艺术的诠释来沟通读者与作者对于艺术的理解，以及对于艺术的接受程度，这就使批评与批评者的存在价值得到肯定，批评的内涵也突显而出。
二、批评的本体要求：阐释的相对性与客观性
艺术批评本身就有一定的艺术性缘故，但并不能据此将艺术批评确定为艺术。艺术批评是否可以承担起沟通作用和批评使命，那就需要对批评的本体进行考察。语言文字是艺术批评主要借助手段，用来阐述艺术的意义。艺术的批评，一定程度具有主观性，主观性理解为批评者本身所阐释的主观性，以及读者读后的主观性，这就致使批评本体含义的多角度多含义理解，因此说批评具有相对性。语言文字作为能明确，清晰表达想法的媒介，在批评的表达上有着基础性的地位。批评从产生到发展再到结束的历程，注定了批评具有相对性。批评家以自身的经历，经验对艺术进行批评，会受到自己之前的理解影响，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在批评中对语言含义与历史论述要坚持客观，极力的刨除主观的影响。然而完全脱离批评者本我意识，是不现实的，也因为主观性艺术批评的多元化，增加了艺术批评的丰富性。艺术批评的主观与客观性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批评所要割除的是恣意恭维，武断夸张，主观臆断的非批评语。同时要尊重批评者的自我特色评语，使艺术批评精彩而价值非凡的存在。
三、以音乐为例探讨艺术批评的相关理论
（一）我国音乐批评的现状
我国音乐批评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常见的流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就历经了三个阶段，呈现不同的面貌特征，分别是质疑与争议阶段（1979-1985年）、认可与探究阶段（1986-1996年）、深化与超越阶段（1997年至今）。总体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音乐批评的大方向是向着客观与科学迈进的。但一经仔细推敲，我们会发现现实生活中音乐批评的领域还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存在着诸多非良性的音乐批评。首先，行***手段往往左右着音乐的发展方向，也左右着音乐的批评方向，常见的行为是将生硬的***治术语替代了音乐的学术评论。如很多时候人们善于搬出陈旧的言论来形容音乐批评，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类言语，对音乐批评缺少全方位的视角，并且传统而保守，无法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其次，音乐批评者学艺不精，基础功底不强，且缺乏人文学科基础，提出的音乐批评贻笑大方。另外，音乐批评还作为一种现象存在着，还未成为***的学科，之所以出现同化现象和单一化现状是因为缺乏团结精神，甚至存在着“占山为王”，自成一派的问题。比如武断地将二十世纪为国音乐分为“欧化道路”和“传统道路”二者相互对抗，极端化。导致音乐批评难以形成统一。此外音乐批评表现的较为粗劣，表现在，艺术依附于商业，因而音乐批评具有虚假，夸张，阿谀奉承的现象。媒体的介入使音乐批评披上了伪批评的外衣。真正的音乐批评被浮夸的炒作掩埋，所存在的是利益驱动，违背良心的音乐批评。这样的发展状况真的令笔者感到忧虑，长此以往下去音乐批评将走向不归路，何谈音乐批评的振兴。
（二）音乐批评原则分析
音乐批评要本着真善美的原则。从古至今，真、善、美、一直是立人之本，立国之本。当真、善、美落实到我们平时的艺术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真、善、美是音乐批评中核心艺术价值标准。正因为音乐批评原则有核心标准，在对音乐的批评中才更加多元化，更加的鲜活。音乐批评的多元化应该走“和而不同”的道路，和的标准当然是“真、善、美”，不同的标准当然是音乐批评者对于多维度音乐文化的认识差别。音乐批评在多维度的环境下产生的想法，论点，建议，一定会体现出多元的文化认同感，批评的标准会有所变化。
（三）音乐批评中的文化转向与当代意义
音乐批评对于我国的音乐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音乐批评可以引导音乐向着健康创新的道路发展，并且对于音乐的教育学，音乐的表演，音乐的创作都起着促进与激励的作用，能进一步使音乐作品在大浪淘沙中，屹立不倒。随着近些年世风日下，音乐批评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无疑会阻碍音乐批评的发展，一些音乐批评者无立场的大肆吹捧，另外批评的文章被左审查，右审查，这大大的打击到了音乐批评者客观批评音乐的积极性，这样下去真的是无法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则。音乐批评者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外部环境所改变自己最初的心，应该积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不要向权威性与指导方针变得无想法，无主见，盲目服从，应该对音乐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的领悟。当代人们必须从音乐全人类的角度来理解音乐批评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这对音乐艺术的未来发展，以及提升音乐批评者的素质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音乐批评的发展更有着重大意义。
四、艺术批评者的责任思考
对于整个社会的艺术生产而言，艺术理想绝不是仅仅靠艺术家自身的创造就能实现的，闭门造车之路并不可取。艺术理想的实现和审美品位的提高，是整个艺术活动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受意识形态、艺术观众和时代特征的影响。艺术批评者应勇于承担自身所肩负的艺术批评良性发展的重担。要积极思考艺术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改善。艺术批评者只有遵守以下原则，才能使批评的道路越走越宽。首先，作为艺术批评者要保持着公平公正，客观科学的精神进行艺术批评，做到不一棒打死，也不轻饶一棒。其次，艺术批评者需要运用自身具有的文化素养，扎实功底，审美情操以及自己的生命对作品予以解读。另外，艺术批评者要培养敏锐的洞察能力，及时发现问题，勇敢进行批评，不阿谀奉承，如果不勇于说批评，那么艺术批评就没有了存在价值，批评者要及时对读者喜好进行研究，使批评符合读者口味，又不庸俗。最后，批评者要开发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批评道路，将批评荣誉中国语言元素，精神元素，将中华精髓渗透到批评的骨髓之中。只有如此，批评才能更具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沈语冰.何谓艺术批评――论现代艺术体系的形成与艺术批评的兴起[J].新美术，2003（04）.
[2]咏枫.批评：不是艺术――艺术批评本性观批判[J].社会科学，2000（03）.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5
关键词：九十年代 文学批评主体 平民化
文学批评主体和客体是构成文学批评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的客体是指行为施与的对象,在文学批评中是指被批评的各种文学现象；而文学批评的主体指的是批评活动的执行者、施动者。文学批评的过程实质就由批评家整体所承担和完成的批评,沟通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两个环节。
由于受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长河中，文学大半的历史进程也是伴随着***治逶迤前行的，而相应的文学批评也同样如此，担负着“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的叙事功能。在这样的一种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主体面貌庄重严肃，以拯救天下、匡正世风为己任，以“大我”的角色义正词严地对作品作出判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整个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文学转向“自我――隐私”小型的叙事，文学成为了接近或同步于生活的平视文本；与之相应的是文学批评也由精英话语时代走向了平民话语时代，文学批评的主体表现出鲜明的平民化倾向。
文学批评主体的这种平民化倾向在酷评和传媒批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酷评是各种批评文本中的一种具有刻薄风格的文本，是九十年代文坛的一道独特的文化现象。酷评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十作家批判书》，该书批判了钱钟书、余秋雨、王蒙等十位在文学界一直享有盛名的作家，声称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其中朱大可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批判》一文，认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一系列散文是“文化口红”和“文化”，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的文化消费品。而《文化苦旅》之所以流行，原因是“媚俗”，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化的需求和大众化的口味。朱大可的批评基本采用的是漫画式和丑化的杂文，缺乏理性的具体分析，态度随意。酷评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现象是对于鲁迅的批判与颠覆。葛红兵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素来占据了大师级地位”的作家进行了全面质疑，尤其是对鲁迅的人格进行了全面指责。他认为鲁迅作为一个号称为国民***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其实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鲁迅作品语言表达文白杂糅，语感生涩；虽思想深刻，但没有达到“伟大的思想家”的标准。而王朔《我看鲁迅》一文则认为鲁迅的小说不好,主要存在着“苍白”、“食洋不化”、“概念化”、“游戏”、“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等问题，所以王朔为“却看不到他像样的作品”而感到遗憾。
在这些酷评中批评主体普遍采用的是一种“自我”原则的文学批评，即在对任何阅读的读解中，完全凭借自己的思想、情感、知识和经验，来对批评对象进行再加工、再制造。批评主体有时甚至直接根据自身审美价值观和趣味来选取解读的角度和解读的重点，对批评对象进行全盘否定。这种缺乏理性束缚的批评方式，松散了批评话语的严整性，消解了批评的价值判断的权威性，突现出了批评的平民化。尽管“酷评”以攫取名利为目的，哗众取宠的姿态和言语偏颇极端的确令人反感，但作为一种“自我”的叙事，其偏颇极端的本质反映了否定反叛的精神，表现了对时代权威的消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传媒批评蓬勃兴起，以一种强大的号召力出现在世人面前。传媒批评中文学批评主体平民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批评主体的泛化。
在九十年代传媒批评兴盛之前，文学批评是专业批评家的权力，高校教师、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等高级知识分子牢固地掌握着话语权。九十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的驱动下，文学杂志、出版机构为了顺应市场的导向而调整了的出版策略，他们努力适应甚至迎合大众的品位，为民间大众化言论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场所。任何人只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都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进行自我体验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文学的创作活动（包括文学批评）变成了真正的“众声喧哗”。互联网上的批评主体泛化的特征也表现尤其突出，在网络系统创造的新时空中，个人发表文章完全突破了纸质媒介时代的束缚，可以“全天候”地发表意见，从不会产生因为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而不能发表文学批评意见的担忧。批评者不需要根据和目的，也不需要逻辑和完美的形式，只要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有所感悟，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没有中心，没有权威，没有标准。所以传媒批评的出现，营造出了一个平民化的言说空间和平台，使更多的人获得了话语的权力。文学批评也不再局限于学术沙龙的小圈子，批评主体开始泛化，除了专业的批评家之外，记者、编辑、作家，乃至一般的读者都成为了文学批评的主体。
2.知识分子言说方式的通俗化。
在社会转型、文化失范和大众传媒统治一切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地位从社会中心滑向了社会边缘，角色上也由社会精英转换成普通平民。专业评论家的文学批评也变得曲高和寡，再努力也难以发出洪亮的声音。一些批评家痛感传统批评中心地位的丧失，他们往往不甘心自己的学识和才华被无情地淹没，也不愿抱守“君子固穷”的古训，于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们对自己的言说方式进行了调整，言说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调整的结果就是放弃居高临下的姿态，走出“象牙塔”，自觉地融入到大众文化生活中。他们不再去高谈阔论深邃的思想，而是根据大众的习惯来选择和确定自己的话题；他们不再去创作长篇大论，取而代之的是短小精悍的随笔性批评；他们不再使用那些晦涩的专业理论和名词，而是尽量采用大众化的口吻，谈论大众喜爱的文学作品和现象，有时甚至媚俗地追求时尚化。于是言说方式的通俗化、平民化成为他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文学批评主体平民化倾向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这种文学现象既是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同时也是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
首先文学批评活动的市场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活动的商品性日渐凸现，逐渐走入了“生产――消费”的轨道。文学批评活动也同样如此，传统理论批评的运作模式是“学者或出于权力的需要，或出于自己的研究心得和道德规范，而著书立说，然后才发表在刊物上或者结集出书，进而再投放市场接受检验，在这过程中学者关心的对象的次序是书写、发表、经销。”而现在的批评运作模式是“先制造市场热点，然后由出版商与策划者共同策划选题和制造选题，最后才邀请学者写作。”一些专业的批评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纵然他们的学术含金量再高，但如果远离了大众，也只能是孤芳自赏，惟有按市场规律运行，采取最贴近大众的平民化的话语，才能增加点击率和发行率，最终使自身的价值得到认可。
其次批评主体的功利主义化。与文学批评活动的市场化有着紧密联系的是批评主体价值观的改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批评主体的功利主义色彩也变得越来越浓重了。王干曾这样说过他策划的几次论争，“首先是为了让这个在文学中心之外的刊物《钟山》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次才是想对全国文流做一些分析和梳理。”在他看来，“无论捧场之至，还是贬损之极，也不管审美的评判或理论是否符合标准，出名才是根本。”事实也的确如此，“酷评”某种意义上正是批评家追求功利性的典型表现，这些“酷评”往往注重外表的包装，以偏执的结论或惊世的题目而吸引读者，文章一发表即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使批评主体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惊人的注意力。对于批评主体来说，“酷评”不仅能使他们赢得名气，而且还能让他们在大众传媒那里获得比学术刊物高得多的报酬，真正是名利双收。批评主体的这种名利双赢的价值观，消解了文学批评的精英化意识，促使了批评主体平民化的转向。
三是批评主体的情感宣泄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和一些专业批评家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有所不同，网络文学批评主体平民化的原因在于他们多数是为了情感宣泄的需要。早期的网络作家邢育森说：“热门专业和学位证书让我衣食无忧，网络写作令我心灵充实自信平和。” 在这些网络文学批评主体看来，网络写作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这样的情感真实自然，贴近大众生活，消解了以往的崇高和悲悯。批评主体的自由的心态、自我的表达、自在的方式，促使了文学批评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
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主体的平民化归根到底是文化和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文学批评的日益大众化、市场化、边缘化的现状。一定程度上，文学批评主体的平民化顺应了文学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社会要求，表现了文学批评的权威性、神圣性逐渐被消解。同时文学批评主体的平民化彰显了个性化的特征，摆脱了以往文学批评千人一面的状态，反映了文学审美价值观由过去的追求宏大崇高的审美价值发展到现在追求个体价值的转变。
文学批评主体的平民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文学批评的弱化，由于追求所谓的大众化，文学批评已经由纯学术的层面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生活层面，学术批评成为了社会批评，多数简单而肤浅，只能对文本作简单的阐述，缺少学理的阐述和挖掘。此外，传媒的介入使文学批评成为了一种充满了铜臭味的世俗性活动。传媒文学批评往往未经深入思考、论证随意，表达夸大其辞，打着文学的旗号来谋取经济的利益，污染了学术环境。这些都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参考文献：
[1]姚楠：《酷评：一类反调的文学批评时尚――世纪之交文学批评论》，《文艺批评》，2004.4。
[2]朱大可、吴炫、徐江、秦巴子：《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
[3]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3。
[4]杨剑龙、赖大仁：《呼唤批评的学术性――关于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思考》，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1999.6。
[5]艾春：《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文汇报》，2000.3.18。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范文6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 症候 批判精神 大众文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消费社会逐渐形成，普遍意义的一元价值权威解体，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价值***的多元化时代，个人的自由思考有了真正的空间与可能，文学批评拥有了宽松的生存环境和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然而面对丰富、复杂的价值选择、审美选择，许多批评离弃了价值的绝对性，失去了基本精神的节制和召唤，又转身陷入了无边的相对主义的泥潭，越来越失去了自己***坚贞的品格，表现出如下症候：批评家主体性与批判精神缺失，文学批评与文学、现实人生隔膜，追求娱乐化、深厚文化底蕴逐渐消弥，等等，病体恹恹，精神萎靡，以致文学批评“失语”了、“消亡”了的呼声不绝于耳。
只有当人处于与客体的特定关系中并处于对客体的主动、主导地位时，人才具有主体性。文学批评作为文学(包括现象、思潮和作家作品等)的解读和评判，是以文学为媒介来表达一种人文精神，一种文化立场，是文学健康发展的动力性、规范性、建设性因素。而当下，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操控之下，一些批评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功利意识，受利益驱使，许多批评家在种种诱惑之下，变得越来越现实，加之思想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他们浮躁不安，难于真正静心自主地进行学术思索、真理的探讨，这使得他们在进行批评时，很难占据主动、主导地位，发挥主体性。
鲁迅先生曾经在中愤慨地指责当时的文学批评“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而近一个世纪后的当今文坛，这种现象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恣意吹捧哄抬遍地开花，无端的贬斥指责漫天飞舞，甚至大搞人身攻击。我们看到，在名目众多的作品、作家研讨会上，一些批评家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注重涂脂抹粉而忽视本真色彩，恣意锦上添花、夸夸其谈，漫天飞舞的是朋友式批评、赞歌式批评、圈子批评、炒作批评、红包批评等“伪批评”。这些文章往往缺乏宏观的视阈和高屋建瓴的气度，呈现出就事论事的批评状态，甚至仅就某部作品展开介绍性批评，格局小，视阈窄，以至于有些批评仅仅起到了类似于内容简介的作用，不能以理论视角展开深入研究，将其提升到一种文化现象。更有甚者，毫无批评良知可言，极尽吹捧之能事，比如，“赵丽华事件”中，其所谓的“口语诗”，普通网民都不忍卒读，以恶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而却有不少评论家大肆拔高，如称其作“写诗不求专做，不求浓妆，不以华丽的辞藻去哗众取宠，但又不流于直白，寓深刻的情感于朴素的外表中，蕴味十分深远，也即是淡抹而留有余芬。”此文之下，两千多网民的跟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拷问批评家的水准与良知，发泄着自己对他们的痛心和谴责。还有一些批评是骂声一片，在百度中输入“文学批评骂”，相关网页竟达71700之多。无论是“韩石山大战谢冕师徒”、“余秋雨文坛受困”、“王金之战”，还是最近的“韩寒与白烨等人的互骂”，都是 “骂”字当头，使整个文坛乌烟瘴气、狼狈不堪。批评家主体性的迷失与堕落使得文学批评标准日益主观化、随意化，谁都可以言说，怎么言说都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没有任何约束，造成了批评漫天飞却零敲碎打不成气候的局面，没有了真实可信可言，导致社会公信度直线下滑。不仅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深入与深刻，而且导致了读者的无所适从和放弃。当下的文学批评的失范已经导致了主体思想的滑坡和文学受众的疲惫与不屑。另外，一些文学批评还严重地受到诸如身份、地位、性别标准等非文学性的干扰，艺术性、审美性反而不是文艺批评的取舍标准。而这些缺乏思想深度和力度的判断，必将会导致表述的上的平庸、效能上的无力，也严重挫伤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造成了大量读者的流失。
批评家主体性缺失导致了文学批评批判精神的缺乏。根据韦勒克所作的词源学的考察，希腊文中的“kit6s”一词乃是批评(criticism)的来源，该词在希腊时代意为判断者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指出所评作家作品的优点、缺点，分析、揭示作品中所展示和蕴含的意义，批判性是文学批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是指批评主体应与批评客体保持一种超越性的关系，批评应有能力对客体做出***的价值判断……批评家应有超越于批评对象的识见与眼光，应敢于提出问题，应有对不良的文学现象做出诊断与批判的勇气，既不为贤者讳，也不屈从于外在的力量。”不少批评缺少的恰恰是这种“超越性”的***价值判断能力，不信口开河地进行空洞的说教或理论的贩卖者有之，屈从于金钱与权势者不乏其人，追风逐浪、人云亦云，为浅薄的时尚造势者更是屡见不鲜。纵观文坛，新作品、新现象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我们的批评并不缺乏对象，缺乏的是基本的批判素质、批判精神。
黑格尔曾指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作为“社会良心”，他不但不仅要知道善恶，还要鉴别和表现善恶，更要通过自己的批评帮助大众鉴别善恶，从善如流，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总之，文学批评承担着文学价值的判断、生成、传播、演化乃至更生的系列功能，批评家应以弘扬时代民族精神、礼赞伟大人性、重铸国民魂魄、乃至提升我们整个人类的精神境界为己任，从最基本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做起，坚持自己的主体地位，高扬批判的大旗，这样才能有益于文学的发展和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勃兴，才能建构出、托举出一处充满魅力的、深邃的文化空间。
文学批评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过程，是一个从从感觉到体悟、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其分析必须建立在文本阅读之上，只有认真细致研读文本，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评价文本，作出“诗意的裁判”。
然而，当下，在批评实践中不认真研读作品甚至根本不读作品即发表评论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批评文章，好从宏观入手，大处着眼，对文学进行大而无当的概括或预测；有的批评家只了解一下文本的故事梗概就可以写出洋洋千言甚至万言的文章，至于是否有效，则不在其考虑之列。这些文章似乎说得头头是道，言之有据，充满哲理思辨，却常常是牵强附会，文不对题。离开了对文学作品的体悟，放弃了对思想深度的追寻而将批评变成一种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随意操作的东西，不再承担对文学、社会和人生的承诺，不再承担判断、阐释和交流、沟通的义务，成了一种趣味，一种象征，一种体现其文人、学者、批评家身份的话语行为。这种理论到理论、“以玄说玄”、“以空对空”的批评实践，不仅离文学实际很遥远，而且理论本身也常常是模棱两可、不知所云。由是观之，当下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注重从比较宏观的文化视角研究文学，虽拓展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空间和视野，但毋庸讳言，有些批评常常疏离了文学的本体，将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仅仅视为文化的载体予以关注和研究，常常以宏观的文化批评完全替代细致的文学文本的分析，忽略了对于文学特性的关注与研究，又使文学批评回到了单纯的社会学批评的视阈，文学的文学性在其笔下消弭殆尽。没有了“文学”，“文学批评”名存实亡!
新时期以来，随着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涌入，众多新名词、新方法层出不穷，极大地拓展了我国文学批评界的理论视野，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文学批评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新的批评方法的不断引进，这是个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许多批评家，则是将西方现成的理论观念直接搬进自己的文本之中，生吞活剥的套用，未能做到融会贯通，甚至忽略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语境，动辄什么后殖民主义、什么第三世界话语、什么女权主义、什么全球化与现代性，等等，将杰姆逊、福柯、拉康、德里达等等的理论奉为圭臬，忽略了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文学背景，忽略了新作品、新现象，只是在一堆故纸堆里绕来绕去。并且，他们的批评更多的时候是预设一个前提，然后用相关的理论加以归类，寻找材料，得出一种必然的结论。对西方理论的推崇与狂热导致批评家文学感受力、文学阐释力的衰退，不仅文学批评对理论更新和建构无从谈起，反而使文学批评陷入一种阐释的尴尬之中，造成与受众交流沟通的困难，导致真正的“失语”。
只有“批评”而没有“文学”，往往徒有高屋建瓴之势，却无高屋建瓴之实。这些“象牙塔”内的自说白话式批评话语，看似海阔天空，旁征博引，***恣肆，却空话连篇、离题万里，不但不能有效地阐释文本，反而使读者一头雾水，无所适从，更不用说受益了。文学批评离不开文学，然而，文学批评又不是文学的附庸，它又有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所谓的文学批评，绝不是依附于作品而存在的，它是一种***的文体，批评家本身也是写作者，他们通过作品解读或现象批评，表达的其实也是他们自己对于文学，更大一点说是对于世界的态度。文学批评的重要功能在于阐释与评断文学，合理地解析其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并进而深究这种文本对于文化、历史与人性的潜在意义。所以，文学批评不是纯粹的职业化知识运作，批评家必须以其智慧、理性和真诚，借助理论和思想的力量，对文本做出“诗意的裁判”，通过审美的、艺术的视点介入社会、介入现实人生。所以，文学批评离不开文本，更离不开现实生活。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消费社会逐渐形成，大众文化日渐兴盛，中国进入了大众文化时代，进入了传统价值道德分崩离析、新的规范伦理尚待重建的过渡时期，大众的精神危机感、灵魂空虚感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受消费主义、利益诱惑和大众传媒的冲击，文学批评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远离学术了。
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力避庄严、崇高，主张无深度、无历史感及平面化、商品化，大众看到的只是纷繁复杂的现象，即所谓“生活的原生态”；他们只有日常性，没有超越性；他们的观念通常只对生活负责，充斥着物质主义的实利气息。这种“没有超越性”的“充斥着物质主义”大众文化，不仅导致了不少人的良知被物欲销蚀得日益模糊，心灵极度简化，精神出现巨大的黑洞，生命变得不再厚重，而且导致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人文价值判断和理性精神极易迷失在沸腾的大众文化热点中。而文学批评作为“运动着的美学”，其客体对象——当下的文学及其现象，处于不断的变动和发展中。虽已经发生，但还在生成着。所以，它很难找到一个停靠的站台。这就使得文学批评始终处于一种行走之中的追踪状态，难以获得相对稳定、相对严格的规范。文学批评的这种先天不足在大众文化语境中更加暴露无遗。大众文化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遵循一个铁的定律，就是价值规律、商品逻辑和主体利益最大化，它向来不接受一个无销路的好东西，整个社会精神生态趋于物质化、实利化。文学批评也开始与消费攀亲、与时尚联姻，“唯利是***”、“哗众取宠”甚至成了一些批评家基本的追求。另外，随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日益弱化，人文知识分子从高贵的圣坛跌入到世俗的尘埃，批评家的思想启蒙意识和社会代言的功能也随之弱化；随着经济市场化和生活时尚化、消费化，文学与文学批评丧失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滑入边缘。形而上的文学批评难以抵挡实实在在的商品与媒体的冲击与挤压，在众声喧哗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深度和力度，原有的思辩性和批判精神大量流失，甚至只会唱些言不由衷的赞歌和扯些不成不淡的空话，甚至进行发泄性、娱乐化的相互谩骂、攻讦。
大众传媒的冲击更使得文学批评举步维艰。大众文化是以文化工业为特征，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的一种文化形态，其内容与现代传播媒介有着天然的“姻缘关系”、“共谋关系”，并且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权，因而在当代社会的精神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大众传媒关注时尚，关注大众口味，迎合市场需求，唯利是***，呕心沥血的文化积累已经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热衷于种种的炒作和造势，热衷于迎合大众的口味，以尽可能获取最大利润。这必然导致许多批评家为了生计，以个人化、时尚化的写作姿态，热衷于制造热门话题，热衷于“语言狂欢”的表演，热衷于物质实利，甚至成为市场营销员或出版社的人，根据市场的消费情况肆意评断，诱导着文学消费的潮流。于是，“伪批评”铺天盖地。这种批评常常流于肤浅、油滑，或浮光掠影、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理性深思，或主观臆断、盲目张扬自我，甚至收人钱财，指鹿为马。于是，在太多夸夸其谈中，我们看不到对于时代精神内涵的传达，看不到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揭示，看不到独特的生命感悟，看不到批评家的对艺术和人类生存际遇的深切关怀，因而也就消解了文学批评的权威和影响。大众传媒的迅猛崛起还给文学批评带来另一方面的冲击，名目繁多、姿态万千的娱乐项目瓜分了传统的文学受众，在“欢乐中国行”、“超女”、明星模仿秀与快乐总动员的欢笑中，文学无可奈何地滑入边缘，文学批评更加只能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子，这种状况无疑从另一方面削弱了文学批评家的积极性。可见，受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冲击，文学批评一方面呈现出边缘化倾向，另一方面呈现出批评商品化、庸俗化的倾向，批评品格、品位降低，甚至失落。
转载请注明出处我优求知网 » 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态发言精选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