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救济申请书例1
2022上海低保金申请书社区居民委员会：
我今年63岁，家住兴华路__号，平房(23平米)，与妻子离异，现独自生活，身体长期有病，不能干重体力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靠亲属救济勉强糊口，年收入不足_元，生活异常艰难，当我听说还能够向社区申请低保，我十分高兴，本来已绝望的心又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看到了一线黎明的曙光。为此，特向广场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低保。我也想靠自我的双手，但身体状况、家庭的窘困、生活的艰难，如今只能让我命悬一线，期望社区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此致
敬礼!
申请人：haoword
__年__月__日
2022上海低保金申请条件一、上海城市低保申请条件
1、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村)民。
2、领取失业救济金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3、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后，其家庭收入仍低于保障标准的居民。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优待的，其抚恤金、定补款不计入家庭收入。
二、上海农村低保申请条件
1、持有本县农业居民户口;
2、居住在农村村组，家庭承包土地的农村居民;
3、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年纯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具体询问当地民***部门)。
2022上海低保金申请材料1、书面申请书;
2、家庭成员的户口簿;
3、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合影;
4、土地、山林、水面承包合同或证明;
5、外出务工人员收入证明;
6、离异家庭涉及有赡、扶、抚养关系的应提供离婚证明;
7、非农户人员的家庭，应提供非农户口人员的收入证明;
8、对劳动能力有争议的，需提供有效健康证明;
9、残疾人提供残疾证。
2022上海低保金申请流程1、申请对象向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提供有关材料、填写申请表;
2、街道、乡镇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调查核实申请人的填报情况;
3、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府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作审批决定。
决定批准的，报区县民***部门备案并通知申请人;对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批准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由管理审批机构采取适当形式予以公布;
救济申请书例2
一、审查程序并非诉讼程序或审判程序，救济程序所解决的并非民事法律关系问题
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与民事侵权法律制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于救济金的计算方式各国普遍采取与民事侵权行为的损失计算标准挂钩的方法。例如，暴力犯罪致被害人重伤的案件中，不同的伤害等级所接受的救济标准并不一致，而伤害等级的划分以及医疗费、误工损失、赡养抚养费等计算方法类似于侵权行为诉讼中的计算方法。此外，对于暴力犯罪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其他受养人提起救济申请的顺序和范围，这些均与民事侵权法相类似。此乃其一；其二，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之后，其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它与民事审判中的证明标准相接近。其三，在救济审查程序中，如果被害人的行为与直接造成其伤害或死亡结果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即被害人自身存在过错，将会产生被拒绝或降低救济金额的后果，这与民事侵权中混合过错以及过失相抵理论也有相似的地方。事实上，救济审查程序解决的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各国普遍对救济数额设定了下限和上限。设定下限的直接目的在于防止救济申请过多，造成审查成本上升，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对被害人的国家救济程序主要是具有救助性质，而对小额的损失和轻伤的救助并不能有效地发挥救济程序的救助功能。补偿不同于赔偿，它不以一方的过错为前提，并且具有救助性质，因此多数国家还对救济金设定了上限。此外，多数国家将被害人的经济状况作为救济的前提之一，并将补偿作为救济的最后手段，因此补偿程序具有补充性质和从属性质。
二、强调救济程序的及时性特征
域外被害人国家救济程序最初奉行最后顺序补偿原则，即，犯罪被害人在扣除加害人赔偿、***府伤残补助、社会安全基金之医药医疗补助、暂时失业补助、雇主之补助及保险理赔之后，仍有困难者，方由国家给予补偿。其理论基础是，国家补偿具有补充性质和辅助性质（subsidiary），因此它应当在穷尽了其它救助手段之后，作为发挥补充作用的救助手段，在所有的赔付手段中国家补偿应当是最后的给付者。例如，在瑞典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计划中，提起国家补偿申请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被害人向警察报案；二是其它可能的求偿手段或获取救助的手段均已经用尽。如果严格遵循国家补偿的最后顺序原则，那么只有在判决生效后被告人无实际赔付能力以及被害人无法从其它途径获取救助或救济之后方能启动国家补偿程序，即补偿程序应当在刑事程序和以加害人为被告的民事程序结束之后得以启动。这意味着，急待医疗救助而生活维艰的被害人必须经历漫长的诉讼程序的等待。因此，最后顺序补偿原则必然与为被害人应当获得及时救助原则相冲突，也与国家救济制度的立法目的相违背。对于二者的冲突，欧洲委员会曾指出，严格执行（最后顺序补偿原则）这一原则将导致被害人在实际获取救济过程中接受不合理的延误后果，并存在使被害人受到第二次伤害的风险。尤其是当加害者缺乏赔付能力的状况较为明显时，再希求被害人经过冗长的诉讼程序要求加害人赔付损失，并请求***机关执行判决，已毫无意义，更不用说，由于漫长的侦查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被害人还难以进入请求赔付其损失的民事审判程序。联合国的《对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5条明确要求成员国建立刑事受害者的国家补偿程序，使受害者能够通过迅速、公平、省钱、方便的正规或非正规程序获得补救。这里迅速的补救程序是国际人权文件对国家救济程序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只有禁止双重补偿原则能够充分满足这一要求。禁止双重补偿原则主要以防止被害人获取双重利益，以确保国家救济金的补充救助目的的实现。与最后顺序补偿原则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将救济的时间大为提前，更有利于为刑事被害人提供及时的救助。这主要体现在允许提前预支救济金和国家代位行使求偿权两方面的制度上。通过提前预付救济金的方式能够为被害人及其受养人提供紧急救助服务。欧洲人权委员会为缔约国设立了提前预支救济金的前提条件：（1）申请人的适格性已经基本清楚；（2）被害人必须因犯罪行为而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3）给予国家补偿的最终决定无法迅速做出；（4）可以推断加害者缺乏赔付能力，无法履行诉讼确定的赔偿义务。最后一条还适用于加害人不明确的情形。除了提前预支救济金之外，各国还设立的国家代位求偿制度。即，在被害人获赔前由国家先给予救济，由此取得对加害者或其它债务人的求偿权，国家可直接在其救济金范围内要求加害者或其它债务人给付赔偿金。例如，《加拿大刑事被害人补偿法》第10条规定，（补偿委员会支付救济金后即获取代位求偿权）如果被害人接受了赔偿，应当立即告知委员会。委员会应被追加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赔偿诉讼，如果赔偿之诉并非被害人或其直接家庭成员提出，委员会享有代位求偿权，也可以被害人的名义或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申请行为和支付救济金行为均不能限制和损害委员会在诉讼中对被害人或其直接家庭成员负有责任的人员行使权利。和解或豁免责任并不能损害委员会的权利，除非委员会认可此做法。法国的《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也有类似规定，法国补偿基金委员会支付救济金后，有权代位行使被害人对于加害人之权利。除了提前预支救济金制度和国家代位求偿制度外，禁止双重补偿原则还体现于其它制度之中。例如，申请人在获取国家补偿前已经得到加害人的赔偿或保险理赔以及其它来源的救助资金的，应向补偿决定机构声明，后者可在救济金额中扣除上述款项，如果上述款项超出了救济金额的，可拒绝予以补偿。如果申请人在获取了国家补偿之后，又得到了加害人的赔偿或其它来源的赔偿或救助，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补偿决定机构，并交回救济金。
三、强调被害人救济程序的权利保障功能
救济申请书例3
由于各国的票据法律制度传统不同，因而，对票据丧失后的司法救济制度也不尽相同。从各国的立法例看，对丧失票据的司法救济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公示催告程序，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实现对丧失票据的持票人（以下简称“失票人”）权利的救济；另一个途径则是通过失票人直接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实现对失票人票据权利的司法保护。从各国的票据立法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多采用第一种方法——即通过公示催告程序的途径来完成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而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则比较多地直接用诉讼的方式来对丧失票据进行司法救济。
在我国《票据法》中，除保留我国的商业习惯，即规定了挂失止付这种非司法救济的方法外，还兼收并蓄同时规定了公示催告和诉讼两种方法。但是，由于我国《票据法》只是在第15条第三款对公示催告和诉讼这两种司法救济方法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对票据的公示催告程序有专门的规定，但不尽完善，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为了实现对丧失票据的正当持票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充实和完善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制度十分必要。本文就是想通过对票据丧失及其法律后果的分析，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对完善我国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提出具体的建议，以其对我们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并能对促进相关的立法产生有益的影响。
一、票据丧失及其法律后果
各国票据法虽然对“票据丧失”一词都有所规定，[1]但由于它们对“票据丧失”一词的具体含义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无论在票据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什么是“票据丧失”的理解都还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票据丧失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情况。它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票据的绝对丧失，是指票据作为一种实物形态已经不复存在，而使持票人无法对其实施占有的情形，如因焚烧、撕毁以及严重涂损而毁灭等。票据的相对丧失，是指票据作为一种实物还可能现实存在，但持票人无放弃票据权利的意思而失去对票据占有的情形，如票据的遗失、被盗、被抢等等。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票据丧失往往大量地表现为票据的相对丧失。对于票据的绝对丧失，通常认为这应当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持票人丧失了对票据的占有，但不能确定是票据的绝对丧失还是票据的相对丧失，则应当推定为票据的相对丧失，这样才更有利于保护持票人的权益。
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措施是针对因票据丧失而使持票人无法行使票据权利，防止票据权利人因票据丧失而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设置的。因此，票据的有效性自然就是票据丧失构成的前提，也就是说，构成票据丧失的“票据”必须是有效票据。票据丧失的一般构成要件除了票据的有效性这一当然性前提要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要件：
1．票据必须脱离持票人的占有。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票据占有应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两种情况：直接占有是指事实上占有票据的状态。[2]在直接占有票据的情况下，持票人就是票据权利人，当发生票据丧失的情形，持票人即票据权利人自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济。
间接占有是指原持票人出于自己的本意将票据交付他人直接占有，但依法仍享有票据权利的状态。[3]发生间接占有的情况通常是基于非背书转让的原因，比如票据权利人通过委托收款背书而脱离对票据占有或者票据权利人通过质押背书而实际上不占有票据等。在间接占有的情况下，由于直接占有票据者并不是票据权利人，如果发生票据丧失的情形，一旦持票人不采取补救措施，那么，直接承受利益损害风险的是票据权利人，因此，法律应当给予票据权利人采取适当救济措施的权利。
由此可见，无论是票据的直接占有人还是间接占有人，一旦发生票据丧失，其都应当属于这里所称的失票人范围。[4]
2．丧失票据非出于持票人的真实意愿。如果是合法持票人自愿主动放弃或转让该票据，则该行为将对持票人产生票据权利消灭或转让的积极法律后果。受票人由此而获取的票据权利将受法律的保护，而不可能存在对原持票人的权利救济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因受欺诈而丧失票据是否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对此还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因受欺诈而丧失票据的情形，尽管原持票人表面上是出于自愿交出票据，但实际是因被误导和蒙蔽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形式上、假意的自愿，而非真实愿望的表达，我们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意思表示。所以，受欺诈而导致的票据丧失依然有权得到法律救济。[5]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持票人在票据上形式完整地进行了票据记载并交付票据，之后却又要以自己是受欺诈、非自愿交出票据为由进行所谓的救济，那么，票据的安全性在哪？票据的流通性又该如何实现？
3．失票人对票据的占有应当是合法的占有。因为，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个违法的票据持有人能够运用失票救济制度来主张其本来就是非法的利益。也就是说，持票人应当对丧失票据的占有具有正当性。所以，我们这里说“持票人”，指的是正当持票人，亦即持有票据的票据权利人。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失票人宜从宽理解，而不应以票据权利人为限。[6]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义务人或有资格对票据付款的票据关系人丧失票据的可能性也存在，因丧失票据也会遭致损失，比如出票人签发票据后、交付收款人前丧失了票据，按照票据行为的有效要件，该出票行为因欠缺交付而尚未完成，但从票面上无法得知该票据交付与否，出票人因此可能蒙受损失；又比如汇票承兑人或支票付款人，对票据付款后，尚未在收回的票据上记载“收讫”、“已付款”等字样时丧失了票据，该票据一旦再落入善意持票人，该付款人有可能得重复付款。[7]笔者认为，对此种观点是值得借鉴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有在同时具备上述要件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可接受司法救济的票据丧失情形，否则就可能构成“伪造票据丧失行为”而受到法律的追究。[8]
二、关于我国公示催告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9]从前一种意义上讲，公示催告，是法院根据丧失票据持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法律后果的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公示催告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10]从设立公示催告程序（制度）的目的看，它就是要通过公示以及除权判决这种方式，对票据与行使票据权利进行阻隔，以使失票人不会因此受到利益的损害，进而实现对所有票据利害关系人的公平保护。完善公示催告程序（制度）对于确保失票人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公示催告程序，但由于立法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实施《民事诉讼法》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的公示催告制度已存在严重缺失，对此必须予以充实和完善。
1．适用公示催告的票据范围应当充实。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3条第一款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适用本章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公示催告适用票据的范围只限于“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那么，哪些是“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呢？对此，我国《票据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直接地予以确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票据法的理论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明确的。首先，票据背书转让的目的是移转票据权利，因此，被背书的票据必须是有效票据。所以，票据记载有瑕疵而不生票据效力的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其次，票据转让分为交付转让和背书转让两种，记名票据和指示票据需背书转让，无记名票据（空白票据的一种）得交付转让。因此，无记名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第三，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二款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因此，出票时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第四，我国《票据法》第36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因此，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的票据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第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27条规定：“票据可以背书转让，但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不得背书转让”，因此，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除上述票据之外的票据都属于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这些票据丧失后都可以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公示催告。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票据法》的立法缺失，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于空白票据和期后背书之票据丧失后，能否申请公示催告的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甚至造成司法上的混乱。
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的票据既然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因此，对“期后背书之票据丧失不能适用公示催告”这一答案本来应当是相当确定的。但是，我国《票据法》第36条的规定，却给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我国《票据法》第36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很明显，这是一项前后矛盾的条款。法律既然已经禁止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票据进行背书转让，为何背书人为背书转让却又要承担票据责任？这是否意味着期后背书的被背书人（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因此可以“受让”票据权利？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既然可以通过期后背书而享有票据权利，那么，法律对期后背书的禁止性规定还有何意义？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既然享有票据权利，为何在其丧失票后又不能申请公示催告呢？这样的魔咒谁能解得开？！所以，有学者建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还是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明确期后背书仅取得一般债权让与的效力为好。[11]
2．基于票据丧失而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应予完善。
依据《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丧失时，有权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仅限于票据丧失前的最后持有人。但是，该“最后持有人”是票据丧失前最后的正当持有人，即最后的票据权利人，还是泛指丧失票据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如果是泛指丧失票据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那么，就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怪现象：甲持有某票据，但票据背书上记载的受让人为乙，甲对该票据并不享有权利，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现行规定，在持有人甲丧失票据的情况下，权利人乙却并不享有公示催告申请权。亦即当票据持有人与票据权利人不一致时，票据权利人反而无权申请公示催告。[12]所以，笔者建议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58条关于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规定：“无记名证券或空白背书之指示证券，得由最后之持有人为公示催告之申请。”“前项以外之证券，得由能据证券主张权利之人为公示催告之申请。”
如前所述，签发了票据但未交付票据与受款人的出票人，以及已为票据付款但尚未在收回的票据上记载“收讫”、“已付款”等字样的汇票承兑人或支票付款人等义务人或有资格对票据付款的票据关系人，由于他们将上述票据丧失，也可能对其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将这些人列入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范围也有正当性。
3．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应当修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条规定从保护失票人的利益考虑并不错误，然而，这条规定显然是没有考虑到公示催告期间善意取得票据的现持票人的权利，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不恰当的。
在票据丧失补救制度中，失票人和利害关系人（通常是现持票人）站在对立面。法律究竟要保护谁，应考虑票据的性质、考虑交易秩序的安全和社会正义。公示催告的目的是催促与票据有利害关系的人来申报权利，至于是否保护该利害关系人，应取决于其在取得该票据时对票据丧失是否知情或者应否知情，而不应该取决于其取得票据的时间是在公告期内还是公告期外（除权判决前）。[13]这种不分行为人主观的善恶，绝对地将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都归于无效，这不仅违背了票据无因性和流通性这些根本属性，而且也是违背《民事诉讼法》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基本原则的。
4．对除权判决的效力应当重新认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7条规定：“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233条也规定：“判决生效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乍一看，这一些规定似乎非常合理，因为公示催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使票据权利与原来的票据分离，进而重新获取行使票据权利的依据。除权判决是即时生效的判决，当事人无权对除权判决进行上诉，所以，“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的规定自然是在法理和情理之中。然而，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果除权判决生效的时间早于票据上实际记载的付款时间，那么，票据付款人是否可以“期限未届至”为由主张抗辩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上述条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33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票据付款人并不享有抗辩权，判决生效后，付款人即负有付款义务。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票据不丧失的情况下，持票人于票据到期日前请求付款时，通常会遭到付款人的抗辩；而在其丧失了票据的情况下，反倒可以根据除权判决提前实现其票据权利。这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吗？！其实，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除权判决所载的权利也仅能等同于而不应优于原票据上记载的权利。[14]因此，修正这种缺乏公平、公正基础的法律条文是势在必行的。
5．应当确立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及其程序。
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无人申报权利，或者有人申报但被驳回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宣告票据无效的除权判决。这是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因为只有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才能使申请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与该丧失的票据相分离，申请人才可以在不占有票据的情况下主张该票据所记载的权利。
然而，除权判决的作出，仅仅是根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的申请和无人申报权利的事实，推定该申请人为票据权利人的。但是，这种推定完全有可能与事实不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利害关系人因正当事由的耽误而未能在除权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了如何恢复利害关系人的票据权利，为其提供法律救济的问题。为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8条明确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但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该“”的性质，因而也引起了学理界的不同解读。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撤销之诉”，[15]是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法院及时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但也有的学者却将其解读为是一种“另行”制度，[16]是利害关系人不直接针对除权判决本身而提起的***诉讼。[17]如果这果然是一种“另行”的情况，那显然与我们的立法目的是相悖的，因为这不仅不利于当事人的权益保护，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两个判决，损害司法程序的严肃性。[18]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将其表述为：“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
6．应当完善对权利申报的处置程序。
公示催告的目的在于催促利害关系人来申报权利。如果有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报了权利，那么，法院应当如何处置呢？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230条、第231条有相应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利申报处置程序包括：（1）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或者在申报期届满后，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付款人；（2）人民法院应通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察看该票据；（3）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4）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客观地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权利申报处置程序的规定是比较完备的，而且，也是具有操作性的。然而，这些规定也仅仅停留在“公示催告”的程序意义上，它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法院对申请人和申报人之间的争执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如果有人持票向该票据的付款人或者付款人请求付款，那么，该票据的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是否付款？在这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空白时间内，在没有证据证明持票人是非善意持票人的情况下，被请求付款人如果拒绝付款，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不拒绝，公示催告程序虽然“催来”了利害关系人，但却“摧毁”了失票人的希望。[19]对于如此状况应当引起法律界的关注。
注释:
[1] 《日本票据法》第94条，《英国票据法》第69条，原《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804条，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l8条和第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5条第一款。
[2]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oo年第6期。
[3] 同上。
[4] 同上。
[5] 自广亮：《票据的丧失与救济制度浅析》
[6]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7]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8] 卞杰、张水萍：《伪造票据丧失行为初探》
[9]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10]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11] 沈颖：《完善我国公示催告制度之路径》
[12]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13]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oo年第6期。
[14]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15]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o0年第6期。
救济申请书例4
一、司法救助的对象是否包括被告和被上诉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从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司法救助的规定来看，司法救助对象似乎很明确，简言之，就是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具体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规定了14类当事人；***《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分别规定了应当准予免交诉讼费用的5类当事人，减交诉讼费用的4类当事人，缓交诉讼费用的4类当事人。这些规定从当事人（自然人）的经济地位、家庭经济状况对司法救助对象进行了界定，这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
然而，在民事、行***诉讼中，当事人在不同的程序中有着不同的称谓。在第一审程序中，有原告和被告之分；在民事诉讼特别程序中，有人、申请人之别；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中，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称谓；在第二审程序中，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称呼；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有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的叫法；在执行程序中，则称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等等。既然司法救助对象是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那么，是否包括以上所有类型的当事人呢？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是概括性的，应当可以这样理解。问题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在或者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撇开特别程序等免交诉讼费的情形不说，这里起码告诉我们，当事人只有在一审作为原告或对一审不服提起上诉时才有权申请司法救助，被告或被上诉人是没有资格的。在督促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等程序中当事人是无权申请司法救助的，诉前保全的申请人更是与司法救助无缘了。照此理解，被告在一审时无权申请司法救助，如果不服一审提起上诉时又能够申请司法救助了，这不是鼓励上诉吗？
笔者认为，司法救助制度的确立，旨在确保当事人依法平等行使诉讼权利，平等享有国家司法资源，体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管是原告、被告，申请人、被申请人，只要他们经济确有困难，就应当给予司法救助，平等保护他们的诉讼权利。如果厚此薄彼，就会让同是弱势群体的另一方当事人流泪。
二、缓、减、免交诉讼费用的范围是否包括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规定诉讼费用的收费范围包括民事、经济、海事和行***诉讼案件受理费；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和实际支出的费用；申请执行费和执行中所实际支出的费用；勘验、鉴定、公告、翻译（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文字除外）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在人民法院决定日期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一）案件受理费；（二）申请费；（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可见，当事人申请缓、减、免交诉讼费的范围不仅应当包括案件受理费，还应当包括申请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前后是不一致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反诉案件由提起反诉的当事人自提起反诉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双方当事人都提起上诉的，分别预交。上诉人在上诉期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在7日内预交。申请费由申请人在提出申请时或者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预交。当事人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交纳诉讼费用的，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处理。”该条共四款，前三款分别对一审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申请费的交纳作出规定，第四款的诉讼费则是对前三款受理费和申请费的概括。根据该条规定，申请人因经济困难不能交纳申请费是可以申请司法救助的，但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申请司法救助。第二十三条对需要交纳案件受理费的再审案件当事人是否可以申请司法救助也未作规定。第四十八条“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在或者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的规定，则将申请费排除在司法救助之外。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关于司法救助的规定，涵盖了对全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交。《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沿袭了最高法院有关司法救助的规定，背离了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擅自缩小了司法救助的范围，不利于对当事人的全面、平等保护。
三、当事人司法救助申请时间和法院司法救助决定的作出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司法救助，原告应当在法院通知其交纳案件受理费的期限内，上诉人应当在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或在法院通知其交纳案件受理费的期限内，申请人应当在提出申请时或者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第四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在或者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缓交诉讼费用经审查符合本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决定立案之前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这是对申请缓交作出的规定，易于理解和操作。对于申请减交、免交的，法院应当在什么时候作出决定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只在第五十条对减交、免交诉讼费的原则作了规定，至于法院在何时，由何人作出决定，很不明确。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是不全面的，还必须就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等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的时间做出规定。除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外，应当允许其他当事人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或决定前提出司法救助申请。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在、上诉或申请时交纳诉讼费属于预交，申请司法救助可直接申请缓交、减交或免交；其他当事人则只能申请减交或免交，不存在缓交的问题。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判前，官司输赢、诉讼费用的负担还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立案时，无论当事人是申请哪一类型的司法救助，法院对符合条件的都只能先做出准予缓交的决定。比如原告申请免交诉讼费用，如果符合条件，先准予其缓交诉讼费；如果原告胜诉，不负担诉讼费用，就不存在免交的问题；如果原告部分胜诉或败诉，要负担诉讼费用，这时才由审理案件的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再作出免交诉讼费用的决定。
四、对修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已于2005年进行过一次修改，应结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施行，从司法救助的对象、范围、程序等方面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一整套科学可行、惠及全体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的司法救助制度。据媒体透露，最高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对《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进行修订，笔者建议在修订时增加或修改以下内容：
1、当事人申请缓交诉讼费用，应当在、上诉或申请时提出。申请减交、免交诉讼费，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或决定前提出。
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提交书面申请、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免交、减交诉讼费用的，还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民***、劳动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
救济申请书例5
公务员是国家行***机关的组成分子，他在执行公务时，代表所在行***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形成外部行***法律关系。在外部行***法律关系中，公务员并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没有***的法律利益，当然也无需救济制度的保护。但是，公务员在与所在行***机关或***府间的内部行***法律关系上，却是***的主体，具有***的法律利益。这种法律关系与其他行***法律关系一样具有不平等性，即公务员作为被管理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行***机关以单方面意思表示所作的任何人事行***行为对公务员都具有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而这种人事行***行为并非都是合法、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事行***救济制度，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了人事行***救济制度的重要性。1957年10月26日，***了《***关于国家行***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奖惩暂行规定》），确立了公务员不服行***处分的救济制度。《奖惩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国家行***机关工作人员对所受纪律处分不服的时候，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向处理机关要求复议，并且有权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国家行***机关对于受处分人的申诉，应该认真处理。对于受处分人给上级机关的申诉书，必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但是在复议或者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这个规定至今仍然有效。但是，《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人事行***救济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是行***处分行为，不包括其他人事行***行为。并且，由于连绵不断的***治运动对法制的践踏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我国在人事行***管理领域的高压***策和人治，使得我国仅有的人事行***处分救济制度也缺乏必要的法制基础和民主氛围，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形同虚设。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的十三大***治报告，提出了制定行***诉讼法使行***管理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和制定公务员法使人事行***管理逐渐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努力目标。这就为我国人事行***救济制度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990年1月1日《行***诉讼法》的施行和1991年1月1日《行***复议条例》的施行，终于确立了我国的行***救济制度。过去，我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具体行***行为不服只能通过***治途径，即依靠***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行***机关的监督来实现救济，而现在就可以通过法律机制，即可以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控告和揭发等***治权利，正逐渐成为其切实可行的复议和诉讼的法律权利。尽管《行***诉讼法》和《行***复议条例》未把人事行***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救济制度中来，却促使国家将人事制度的完善问题及早提上议事日程，为人事行***救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推动了人事行***救济制度的发展。
1990年12月9日，***了《行***监察条例》。 该条例再次肯定了《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对行***
处分的救济制度，并有所发展，即规定了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的行***救济。1993年10月1日，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施行。该条例第16章规定，涉及特定公务员权利义务的人事行***行为，都可受行***救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至此，我国的人事行***救济制度才得以真正确立。
二、人事行***救济的范围
人事行***救济的范围，是指依法可受行***救济的人事行***行为的范围。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可请求行***救济的具体人事行***行为有两类：
1.人事行***处理决定
人事行***处理决定，是指行***机关依法对特定公务员的权利义务所作的单方、要式人事行***行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都可以依法请求行***救济。根据该条例的规定，人事行***处理决定有以下几种：
（1）确定公务员级别方面的决定；
（2）录用公务员方面的决定（例如，省级以上人民***府工作部门对新录用的公务员安排到基层工作的决定，行***机关对新录用的公务员经试用后是否合格的决定）；
（3）考核（如年度考核结果的决定）、奖励（如对奖励等级不服等）与行***处分方面的决定（包括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及为作出行***处分而采取的措施）；职务升降与职务任免方面的决定；交流方面的决定，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方面的决定；回避方面的决定；工资 保险福利方面的决定；辞职辞退和退休方面的决定；其他人事行***处理决定（如关于收受礼品方面的决定，财产申报方面的决定等）。
2.人事行***侵权行为
人事行***侵权行为，一般是指非法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人事行***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处理决定，也往往是人事行***侵权行为。但是，对人事行***处理决定的侵权已有相应的救济形式，并不按人事行***侵权行为进行救济。因此，这里的人事行***侵权行为，特指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运用职权，以非人事行***处理决定的形式，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非要式单方行***行为。它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作为的人事行***侵权，是指积极、主动实施的人事行***行为，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行***机关首长对公务员的打击报复，在晋升时向公务员索贿等，都是作为形式的侵权。不作为的人事行***侵权，是指对一定行为的抑制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当确定公务员的级别却不予确定，试用期届满却不作出相应的决定，应予奖励却不予奖励等，都是不作为形式的侵权。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2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请求行***救济。这就是说，国家公务员对侵犯其职务关系上合法权益的任何具体人事行***行为，除依人事行***处理决定的规定申请救济外，都可依这一规定请求救济。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弥补了人事行***处理决定救济规定的不足，把具体人事行***行为都纳入了人事行***救济的范围，并杜绝了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利用非书面决定形式规避人事行***救济的可能，从而具有重要意义。
三、人事行***救济的程序
《奖惩暂行规定》、《行***监察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人事行***救济的程序作了一定的规定。
1.公务员应向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务员对具体人事行***行为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只能向规定的国家行***机关申请救济。（1）公务员对人事行***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同级人民***府的人事部门申请救济。（2）公务员对人事行***侵权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上级行***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行***监察机关申请救济。（3）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处分决定不服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监察条例》都规定，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但是，《奖惩暂行规定》却规定，公务员除可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以外，也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由于《奖惩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比上述两个条例高，该两条例的规定并不能否定公务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的规定。因此，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处分决定不服的，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或建议的监察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可以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对在作出行***处分决定前所采取的停职检查等措施不服的，是向人事行***处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还是向行***处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有关规定并不明确。笔者认为，这类措施与行***处分有密切关系，属于行***处分方面的决定，应向行***处分决定救济的机关申请救济。
2.公务员申请救济的期限
申请救济的期限，是指公务员不服具体人事行***行为有权申请救济的时间限制。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请救济的，公务员就不能再申请救济了，即使申请了也不会被受理，而只能按一般案件处理。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促使公务员及时行使救济申请权，避免有关机关处理人事行***救济案件因时间久远而难以取证的麻烦。
（1 ）对人事行***处理决定（包括行***处分决定）申请救济的期限为30日，即公务员从收到人事行***处理决定书的次日起30日内有权申请救济。
（2）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申请救济的期限，《行***监察条例》规定为15日，即从收到监察决定书和监察建议书的次日起15日内有权申请救济。笔者认为，监察建议和监察决定属于行***处分方面的决定。这样，《行***监察条例》的这一规定，就与《奖惩暂行规定》所规定的申请救济期限为一个月相抵触了，自然应以《奖惩暂行规定》的规定为准。即使不把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视为行***处分决定，而将其视为一般的人事行***处理决定，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的规定并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对其申请救济的期限也是30日。
（3）对人事行***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目前尚无规定。今后在加以规定时，按我国立法惯例，应按公务员从知道人事行***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期限，并应比人事行***处理决定的申请救济期限长。在目前，公务员对人事行***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从知道该行为之日起计算，也不应少于30日。
3.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
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作出了明文规定。公务员对人事行***处理决定不服，请求原处理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核”；请求同级人民***府人事部门救济的，称“申诉”。公务员对行***处分决定不服，向原处分机关请求救济的，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称“要求复议”，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称“申请复核”；向上级机关或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称“申诉”。根据《行***监察条例》，对监察决定不服，请求作出监察决定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请求上一级监察机关再次救济的，称“申请复核”。根据该条例，对监察建议不服请求作出建议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提出异议”。对人事行***侵权行为请求救济的，称“控告”。笔者认为，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务员请求人事行***救济名称的规定，过于繁琐，也太混乱，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应尽早予以统一，可采用人们已比较熟悉也易于接受的“申请复议”这个名称。
4.人事行***救济案件的处理
目前，我国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救济案件，已有比较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
（1）对不服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根据《行***监察条例》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决定案件的复审决定，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公务员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根据该条第3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应当在15 日内给以回复；对回复仍然不服的，由监察机关提请本级人民***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处理。
（2）对不服主管部门行***处分的案件向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应由与原处分机关同一级别的监察机关管辖。监察机关经复审认为原行***处分决定正确的，应予维持；认为原行***处分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原决定机关变更或者撤销，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对这类人事行***救济案件的处理，***于1991年11月30日的《监察机关处理不服行***处分申诉的办法》，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3）对不服人事行***侵权行为的案件，监察机关应根据《奖惩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监察条例》等的规定进行审理。对实施人事行***侵权的国家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监察机关应作出监察决定或监察建议；对受侵害的公务员，监察机关应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的规定，并参照《行***监察条例》第24条第2、3项的规定予以补救。
除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救济案件以外，其他国家行***机关对人事行***救济案件应如何处理，我国目前尚无具体规定。
四、人事行***赔偿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规定：“国家行***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救济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人事行***赔偿制度。以往，我国虽有冤、假、错案和恢复名誉的做法，对受害人在经济上也给予一定的弥补，但却没有将其法律化、制度化，并不是国家及其行***机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并不是公务员可以主动请求的，而是作为***治任务以“运动”形式进行的***策性补偿。因此，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在纠正违法或不当人事行***行为的问题上，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其次，这一规定表明，人事行***赔偿是人事行***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它表明，人事行***救济不仅仅在于撤销或变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行为，对行***机关及其公务员追究***纪责任，而且还要求国家及其行***机关对此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行***赔偿责任，即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该损失。只有这样，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和整个人事行***救济制度，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如果这种手段和人事行***救济这种法律机制，不能使公务员受侵害的合法权益得到赔偿，那么救济申请权将成为开给公务员的空头支票，人事行***救济制度也只不过是一种法律摆设。因此，尽管上述第84条对人事行***赔偿只作出简单地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赔偿来说只有该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但它对我国人事行***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我国人事行***救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却有特殊的价值和贡献。
五、完善人事行***救济制度的建议
我国的人事行***救济制度，无疑有待完善。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人事行***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救济制度中来。
1.适用《行***复议条例》
人事行***纠纷有其特殊性，人事行***救济有其相对***性，因此法律法规相应地作出了特殊规定，如人事行***救济的范围、管辖和申请期限等。但是，人事行***纠纷与外部行***纠纷、人事行***救济与行***复议间的共性更多于其个性或差异性。例如，《行***复议条例》关于复议原则、参加人、申请与受理、审理与决定、期间与送达的规定，对人事行***救济也是适合的。因此，除法律、法规已有明文规定者外，笔者认为人事行***救济可以适用《行***复议条例》的统一规定。当然这需要由立法加以确认。
2.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救济申请书例6
公务员是国家行***机关的组成分子，他在执行公务时，代表所在行***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形成外部行***法律关系。在外部行***法律关系中，公务员并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没有***的法律利益，当然也无需救济制度的保护。但是，公务员在与所在行***机关或***府间的内部行***法律关系上，却是***的主体，具有***的法律利益。这种法律关系与其他行***法律关系一样具有不平等性，即公务员作为被管理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行***机关以单方面意思表示所作的任何人事行***行为对公务员都具有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而这种人事行***行为并非都是合法、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事行***救济制度，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了人事行***救济制度的重要性。1957年10月26日，***了《***关于国家行***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奖惩暂行规定》），确立了公务员不服行***处分的救济制度。《奖惩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国家行***机关工作人员对所受纪律处分不服的时候，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向处理机关要求复议，并且有权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国家行***机关对于受处分人的申诉，应该认真处理。对于受处分人给上级机关的申诉书，必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但是在复议或者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这个规定至今仍然有效。但是，《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人事行***救济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是行***处分行为，不包括其他人事行***行为。并且，由于连绵不断的***治运动对法制的践踏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我国在人事行***管理领域的高压***策和人治，使得我国仅有的人事行***处分救济制度也缺乏必要的法制基础和民主氛围，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形同虚设。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的十三大***治报告，提出了制定行***诉讼法使行***管理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和制定公务员法使人事行***管理逐渐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努力目标。这就为我国人事行***救济制度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990年1月1日《行***诉讼法》的施行和1991年1月1日《行***复议条例》的施行，终于确立了我国的行***救济制度。过去，我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具体行***行为不服只能通过***治途径，即依靠***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行***机关的监督来实现救济，而现在就可以通过法律机制，即可以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控告和揭发等***治权利，正逐渐成为其切实可行的复议和诉讼的法律权利。尽管《行***诉讼法》和《行***复议条例》未把人事行***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救济制度中来，却促使国家将人事制度的完善问题及早提上议事日程，为人事行***救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推动了人事行***救济制度的发展。
1990年12月9日，***了《行***监察条例》。该条例再次肯定了《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对行***
处分的救济制度，并有所发展，即规定了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的行***救济。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施行。该条例第16章规定，涉及特定公务员权利义务的人事行***行为，都可受行***救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至此，我国的人事行***救济制度才得以真正确立。
二、人事行***救济的范围
人事行***救济的范围，是指依法可受行***救济的人事行***行为的范围。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可请求行***救济的具体人事行***行为有两类：
1.人事行***处理决定
人事行***处理决定，是指行***机关依法对特定公务员的权利义务所作的单方、要式人事行***行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都可以依法请求行***救济。根据该条例的规定，人事行***处理决定有以下几种：
（1）确定公务员级别方面的决定；
（2）录用公务员方面的决定（例如，省级以上人民***府工作部门对新录用的公务员安排到基层工作的决定，行***机关对新录用的公务员经试用后是否合格的决定）；
（3）考核（如年度考核结果的决定）、奖励（如对奖励等级不服等）与行***处分方面的决定（包括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及为作出行***处分而采取的措施）；职务升降与职务任免方面的决定；交流方面的决定，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方面的决定；回避方面的决定；工资保险福利方面的决定；辞职辞退和退休方面的决定；其他人事行***处理决定（如关于收受礼品方面的决定，财产申报方面的决定等）。
2.人事行***侵权行为
人事行***侵权行为，一般是指非法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人事行***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处理决定，也往往是人事行***侵权行为。但是，对人事行***处理决定的侵权已有相应的救济形式，并不按人事行***侵权行为进行救济。因此，这里的人事行***侵权行为，特指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运用职权，以非人事行***处理决定的形式，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非要式单方行***行为。它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作为的人事行***侵权，是指积极、主动实施的人事行***行为，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行***机关首长对公务员的打击报复，在晋升时向公务员索贿等，都是作为形式的侵权。不作为的人事行***侵权，是指对一定行为的抑制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当确定公务员的级别却不予确定，试用期届满却不作出相应的决定，应予奖励却不予奖励等，都是不作为形式的侵权。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2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请求行***救济。这就是说，国家公务员对侵犯其职务关系上合法权益的任何具体人事行***行为，除依人事行***处理决定的规定申请救济外，都可依这一规定请求救济。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弥补了人事行***处理决定救济规定的不足，把具体人事行***行为都纳入了人事行***救济的范围，并杜绝了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利用非书面决定形式规避人事行***救济的可能，从而具有重要意义。
三、人事行***救济的程序
《奖惩暂行规定》、《行***监察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人事行***救济的程序作了一定的规定。
1.公务员应向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务员对具体人事行***行为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只能向规定的国家行***机关申请救济。（1）公务员对人事行***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同级人民***府的人事部门申请救济。（2）公务员对人事行***侵权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上级行***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行***监察机关申请救济。（3）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处分决定不服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监察条例》都规定，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但是，《奖惩暂行规定》却规定，公务员除可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以外，也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由于《奖惩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比上述两个条例高，该两条例的规定并不能否定公务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的规定。因此，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处分决定不服的，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或建议的监察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可以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对在作出行***处分决定前所采取的停职检查等措施不服的，是向人事行***处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还是向行***处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有关规定并不明确。笔者认为，这类措施与行***处分有密切关系，属于行***处分方面的决定，应向行***处分决定救济的机关申请救济。
2.公务员申请救济的期限
申请救济的期限，是指公务员不服具体人事行***行为有权申请救济的时间限制。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请救济的，公务员就不能再申请救济了，即使申请了也不会被受理，而只能按一般案件处理。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促使公务员及时行使救济申请权，避免有关机关处理人事行***救济案件因时间久远而难以取证的麻烦。
（1）对人事行***处理决定（包括行***处分决定）申请救济的期限为30日，即公务员从收到人事行***处理决定书的次日起30日内有权申请救济。
（2）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申请救济的期限，《行***监察条例》规定为15日，即从收到监察决定书和监察建议书的次日起15日内有权申请救济。笔者认为，监察建议和监察决定属于行***处分方面的决定。这样，《行***监察条例》的这一规定，就与《奖惩暂行规定》所规定的申请救济期限为一个月相抵触了，自然应以《奖惩暂行规定》的规定为准。即使不把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视为行***处分决定，而将其视为一般的人事行***处理决定，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的规定并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对其申请救济的期限也是30日。
（3）对人事行***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目前尚无规定。今后在加以规定时，按我国立法惯例，应按公务员从知道人事行***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期限，并应比人事行***处理决定的申请救济期限长。在目前，公务员对人事行***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从知道该行为之日起计算，也不应少于30日。
3.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
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作出了明文规定。公务员对人事行***处理决定不服，请求原处理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核”；请求同级人民***府人事部门救济的，称“申诉”。公务员对行***处分决定不服，向原处分机关请求救济的，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称“要求复议”，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称“申请复核”；向上级机关或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称“申诉”。根据《行***监察条例》，对监察决定不服，请求作出监察决定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请求上一级监察机关再次救济的，称“申请复核”。根据该条例，对监察建议不服请求作出建议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提出异议”。对人事行***侵权行为请求救济的，称“控告”。笔者认为，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务员请求人事行***救济名称的规定，过于繁琐，也太混乱，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应尽早予以统一，可采用人们已比较熟悉也易于接受的“申请复议”这个名称。
4.人事行***救济案件的处理
目前，我国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救济案件，已有比较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
（1）对不服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根据《行***监察条例》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决定案件的复审决定，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公务员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根据该条第3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应当在15日内给以回复；对回复仍然不服的，由监察机关提请本级人民***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处理。
（2）对不服主管部门行***处分的案件向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应由与原处分机关同一级别的监察机关管辖。监察机关经复审认为原行***处分决定正确的，应予维持；认为原行***处分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原决定机关变更或者撤销，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对这类人事行***救济案件的处理，***于1991年11月30日的《监察机关处理不服行***处分申诉的办法》，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3）对不服人事行***侵权行为的案件，监察机关应根据《奖惩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监察条例》等的规定进行审理。对实施人事行***侵权的国家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监察机关应作出监察决定或监察建议；对受侵害的公务员，监察机关应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的规定，并参照《行***监察条例》第24条第2、3项的规定予以补救。
除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救济案件以外，其他国家行***机关对人事行***救济案件应如何处理，我国目前尚无具体规定。
四、人事行***赔偿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规定：“国家行***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救济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人事行***赔偿制度。以往，我国虽有冤、假、错案和恢复名誉的做法，对受害人在经济上也给予一定的弥补，但却没有将其法律化、制度化，并不是国家及其行***机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并不是公务员可以主动请求的，而是作为***治任务以“运动”形式进行的***策性补偿。因此，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在纠正违法或不当人事行***行为的问题上，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其次，这一规定表明，人事行***赔偿是人事行***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它表明，人事行***救济不仅仅在于撤销或变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行为，对行***机关及其公务员追究***纪责任，而且还要求国家及其行***机关对此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行***赔偿责任，即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该损失。只有这样，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和整个人事行***救济制度，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如果这种手段和人事行***救济这种法律机制，不能使公务员受侵害的合法权益得到赔偿，那么救济申请权将成为开给公务员的空头支票，人事行***救济制度也只不过是一种法律摆设。因此，尽管上述第84条对人事行***赔偿只作出简单地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赔偿来说只有该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但它对我国人事行***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我国人事行***救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却有特殊的价值和贡献。
五、完善人事行***救济制度的建议
我国的人事行***救济制度，无疑有待完善。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人事行***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救济制度中来。
1.适用《行***复议条例》
人事行***纠纷有其特殊性，人事行***救济有其相对***性，因此法律法规相应地作出了特殊规定，如人事行***救济的范围、管辖和申请期限等。但是，人事行***纠纷与外部行***纠纷、人事行***救济与行***复议间的共性更多于其个性或差异性。例如，《行***复议条例》关于复议原则、参加人、申请与受理、审理与决定、期间与送达的规定，对人事行***救济也是适合的。因此，除法律、法规已有明文规定者外，笔者认为人事行***救济可以适用《行***复议条例》的统一规定。当然这需要由立法加以确认。
2.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救济申请书例7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了人事行***救济制度的重要性。1957年10月26日，***了《***关于国家行***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奖惩暂行规定》），确立了公务员不服行***处分的救济制度。《奖惩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国家行***机关工作人员对所受纪律处分不服的时候，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向处理机关要求复议，并且有权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国家行***机关对于受处分人的申诉，应该认真处理。对于受处分人给上级机关的申诉书，必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但是在复议或者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这个规定至今仍然有效。但是，《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人事行***救济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是行***处分行为，不包括其他人事行***行为。并且，由于连绵不断的***治运动对法制的践踏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我国在人事行***管理领域的高压***策和人治，使得我国仅有的人事行***处分救济制度也缺乏必要的法制基础和民主氛围，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形同虚设。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的十三大***治报告，提出了制定行***诉讼法使行***管理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和制定公务员法使人事行***管理逐渐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努力目标。这就为我国人事行***救济制度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990年1月1日《行***诉讼法》的施行和1991年1月1日《行***复议条例》的施行，终于确立了我国的行***救济制度。过去，我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具体行***行为不服只能通过***治途径，即依靠***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行***机关的监督来实现救济，而现在就可以通过法律机制，即可以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控告和揭发等***治权利，正逐渐成为其切实可行的复议和诉讼的法律权利。尽管《行***诉讼法》和《行***复议条例》未把人事行***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救济制度中来，却促使国家将人事制度的完善问题及早提上议事日程，为人事行***救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推动了人事行***救济制度的发展。
1990年12月9日，***了《行***监察条例》。该条例再次肯定了《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对行***
处分的救济制度，并有所发展，即规定了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的行***救济。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施行。该条例第16章规定，涉及特定公务员权利义务的人事行***行为，都可受行***救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至此，我国的人事行***救济制度才得以真正确立。
二、人事行***救济的范围
人事行***救济的范围，是指依法可受行***救济的人事行***行为的范围。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可请求行***救济的具体人事行***行为有两类：
1.人事行***处理决定
人事行***处理决定，是指行***机关依法对特定公务员的权利义务所作的单方、要式人事行***行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都可以依法请求行***救济。根据该条例的规定，人事行***处理决定有以下几种：
（1）确定公务员级别方面的决定；
（2）录用公务员方面的决定（例如，省级以上人民***府工作部门对新录用的公务员安排到基层工作的决定，行***机关对新录用的公务员经试用后是否合格的决定）；
（3）考核（如年度考核结果的决定）、奖励（如对奖励等级不服等）与行***处分方面的决定（包括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及为作出行***处分而采取的措施）；职务升降与职务任免方面的决定；交流方面的决定，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方面的决定；回避方面的决定；工资保险福利方面的决定；辞职辞退和退休方面的决定；其他人事行***处理决定（如关于收受礼品方面的决定，财产申报方面的决定等）。
2.人事行***侵权行为
人事行***侵权行为，一般是指非法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人事行***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处理决定，也往往是人事行***侵权行为。但是，对人事行***处理决定的侵权已有相应的救济形式，并不按人事行***侵权行为进行救济。因此，这里的人事行***侵权行为，特指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运用职权，以非人事行***处理决定的形式，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非要式单方行***行为。它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作为的人事行***侵权，是指积极、主动实施的人事行***行为，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行***机关首长对公务员的打击报复，在晋升时向公务员索贿等，都是作为形式的侵权。不作为的人事行***侵权，是指对一定行为的抑制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当确定公务员的级别却不予确定，试用期届满却不作出相应的决定，应予奖励却不予奖励等，都是不作为形式的侵权。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2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请求行***救济。这就是说，国家公务员对侵犯其职务关系上合法权益的任何具体人事行***行为，除依人事行***处理决定的规定申请救济外，都可依这一规定请求救济。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弥补了人事行***处理决定救济规定的不足，把具体人事行***行为都纳入了人事行***救济的范围，并杜绝了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利用非书面决定形式规避人事行***救济的可能，从而具有重要意义。
三、人事行***救济的程序
《奖惩暂行规定》、《行***监察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人事行***救济的程序作了一定的规定。
1.公务员应向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务员对具体人事行***行为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只能向规定的国家行***机关申请救济。（1）公务员对人事行***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同级人民***府的人事部门申请救济。（2）公务员对人事行***侵权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上级行***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行***监察机关申请救济。（3）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处分决定不服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监察条例》都规定，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但是，《奖惩暂行规定》却规定，公务员除可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以外，也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由于《奖惩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比上述两个条例高，该两条例的规定并不能否定公务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的规定。因此，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处分决定不服的，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或建议的监察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可以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对在作出行***处分决定前所采取的停职检查等措施不服的，是向人事行***处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还是向行***处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有关规定并不明确。笔者认为，这类措施与行***处分有密切关系，属于行***处分方面的决定，应向行***处分决定救济的机关申请救济。转2.公务员申请救济的期限
申请救济的期限，是指公务员不服具体人事行***行为有权申请救济的时间限制。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请救济的，公务员就不能再申请救济了，即使申请了也不会被受理，而只能按一般案件处理。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促使公务员及时行使救济申请权，避免有关机关处理人事行***救济案件因时间久远而难以取证的麻烦。
（1）对人事行***处理决定（包括行***处分决定）申请救济的期限为30日，即公务员从收到人事行***处理决定书的次日起30日内有权申请救济。
（2）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申请救济的期限，《行***监察条例》规定为15日，即从收到监察决定书和监察建议书的次日起15日内有权申请救济。笔者认为，监察建议和监察决定属于行***处分方面的决定。这样，《行***监察条例》的这一规定，就与《奖惩暂行规定》所规定的申请救济期限为一个月相抵触了，自然应以《奖惩暂行规定》的规定为准。即使不把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视为行***处分决定，而将其视为一般的人事行***处理决定，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的规定并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对其申请救济的期限也是30日。
（3）对人事行***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目前尚无规定。今后在加以规定时，按我国立法惯例，应按公务员从知道人事行***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期限，并应比人事行***处理决定的申请救济期限长。在目前，公务员对人事行***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从知道该行为之日起计算，也不应少于30日。
3.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
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作出了明文规定。公务员对人事行***处理决定不服，请求原处理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核”；请求同级人民***府人事部门救济的，称“申诉”。公务员对行***处分决定不服，向原处分机关请求救济的，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称“要求复议”，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称“申请复核”；向上级机关或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称“申诉”。根据《行***监察条例》，对监察决定不服，请求作出监察决定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请求上一级监察机关再次救济的，称“申请复核”。根据该条例，对监察建议不服请求作出建议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提出异议”。对人事行***侵权行为请求救济的，称“控告”。笔者认为，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务员请求人事行***救济名称的规定，过于繁琐，也太混乱，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应尽早予以统一，可采用人们已比较熟悉也易于接受的“申请复议”这个名称。
4.人事行***救济案件的处理
目前，我国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救济案件，已有比较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
（1）对不服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根据《行***监察条例》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决定案件的复审决定，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公务员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根据该条第3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应当在15日内给以回复；对回复仍然不服的，由监察机关提请本级人民***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处理。
（2）对不服主管部门行***处分的案件向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应由与原处分机关同一级别的监察机关管辖。监察机关经复审认为原行***处分决定正确的，应予维持；认为原行***处分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原决定机关变更或者撤销，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对这类人事行***救济案件的处理，***于1991年11月30日的《监察机关处理不服行***处分申诉的办法》，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3）对不服人事行***侵权行为的案件，监察机关应根据《奖惩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监察条例》等的规定进行审理。对实施人事行***侵权的国家行***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监察机关应作出监察决定或监察建议；对受侵害的公务员，监察机关应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的规定，并参照《行***监察条例》第24条第2、3项的规定予以补救。
除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救济案件以外，其他国家行***机关对人事行***救济案件应如何处理，我国目前尚无具体规定。
四、人事行***赔偿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规定：“国家行***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救济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人事行***赔偿制度。以往，我国虽有冤、假、错案和恢复名誉的做法，对受害人在经济上也给予一定的弥补，但却没有将其法律化、制度化，并不是国家及其行***机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并不是公务员可以主动请求的，而是作为***治任务以“运动”形式进行的***策性补偿。因此，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在纠正违法或不当人事行***行为的问题上，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其次，这一规定表明，人事行***赔偿是人事行***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它表明，人事行***救济不仅仅在于撤销或变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行为，对行***机关及其公务员追究***纪责任，而且还要求国家及其行***机关对此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行***赔偿责任，即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该损失。只有这样，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和整个人事行***救济制度，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如果这种手段和人事行***救济这种法律机制，不能使公务员受侵害的合法权益得到赔偿，那么救济申请权将成为开给公务员的空头支票，人事行***救济制度也只不过是一种法律摆设。因此，尽管上述第84条对人事行***赔偿只作出简单地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赔偿来说只有该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但它对我国人事行***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我国人事行***救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却有特殊的价值和贡献。
五、完善人事行***救济制度的建议
我国的人事行***救济制度，无疑有待完善。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人事行***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救济制度中来。
1.适用《行***复议条例》
人事行***纠纷有其特殊性，人事行***救济有其相对***性，因此法律法规相应地作出了特殊规定，如人事行***救济的范围、管辖和申请期限等。但是，人事行***纠纷与外部行***纠纷、人事行***救济与行***复议间的共性更多于其个性或差异性。例如，《行***复议条例》关于复议原则、参加人、申请与受理、审理与决定、期间与送达的规定，对人事行***救济也是适合的。因此，除法律、法规已有明文规定者外，笔者认为人事行***救济可以适用《行***复议条例》的统一规定。当然这需要由立法加以确认。
2.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救济申请书例8
一 基本原则
考虑我国的国情，依据司法救助制度的理论基础，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和补偿实践，我们认为，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1、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所谓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是指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在没有通过法律救济途径（一般是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途径）要求加害人赔偿，并就加害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也就是，如果加害人有责任有能力赔偿，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权再要求国家补偿。因为，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直接的侵权主体是加害人，是加害人直接的犯罪行为所致，按照“行为责任理论”理应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国家补偿虽体现了一种国家责任，但更多的则是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国家并不是直接的侵权责任主体。因此，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国家补偿前必须先行要求加害人实际承担加害赔偿责任，否则，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放弃对加害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在对加害人的财产没有实际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
2、国家适当补偿原则。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国家承担的只是一种国家救助补偿责任，体现的是对弱者的救助理念，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责任。因此，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金额应坚持适当补偿原则，并且国家救助金额和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实际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金额之和，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为准。司法救助具有补偿性和抚慰性，它不同于国家赔偿；救助不是阳光普照式的福利，只有在符合救助条件确有必要时才能进行；对被害人的救助也不是全额补偿，仅仅是部分救助；救助金的确定要区别不同情况，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受伤害程度、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各种因素，以彰显救助制度公平合理之本色。
3、司法救助从属性原则。被害人从其他法律途径获得赔偿的应先予扣除，禁止重复赔偿。关于应扣除的“其他法律途径获得的赔偿”有着不同理解。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11条规定，“依本法请求补偿之人，已受有社会保险、损害赔偿给付或因犯罪行为被害依其它法律规定得受之金钱给付，应自犯罪被害补偿金中减除之”。德国暴力犯罪赔偿法规定首先要从赔偿金中支付医疗保险公司为被害人治病或进行***所预付的医疗费用，有人不无幽默地称该法为“医疗保险公司赔偿法”；瑞典刑事损害补偿法也规定应扣除保险金。
4、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结合原则。司法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国家财***收入一般都是为了大型的国家公共利益建设和国家安全防护设施的需要，如果一切都要国家财***开支，势必会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并且犯罪是一种社会风险，每一个社会成员应风险共担，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理念。因此，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坚持国家补偿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原则，可以成立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基金会等组织，收集社会捐赠，予以救助。
5、效率原则。需要国家补偿的被害人通常处于经济上的窘境，迫切希望能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被害人再度受害，国家补偿应该在被害人提出申请后及时、迅速进行，不得无故拖延；补偿程序的设计和运作要科学、高效、方便、快捷，能够切实保障被害人补偿权的顺利实现。
二、救助的对象及范围
绝大多数国家的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暴力犯罪的被害人，但从我国实际来看，非暴力犯罪被害人得不到充足赔偿的现象大量存在，只限暴力犯罪被害人不利于国家救助制度的有效开展，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被害人救助的对象也应当包括两种：一是因遭受犯罪侵害生活极端困难的被害人或者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导致严重人身损害的被害人和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不包括单位；二是因帮助***官员而受到伤害的人，即在企***阻止犯罪发生或者企***抓捕嫌疑犯的过程中受伤或死亡的人。其他人一律不予救助。近亲属只限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以及被害人生前的法定扶养对象。受到救助的近亲属可以排列顺序：第一顺序为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和被害人生前的扶养对象；第二顺序为被害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有前一顺序补偿对象的，后一顺序的不能补偿，但确有特殊情况的例外。同一顺序的救助对象为数人时按比例分配，但不得代位受偿。至于犯罪的类型则无需细分，无论故意与否，只要犯罪行为侵犯被害人生命健康权并导致被害人死亡或重伤或者是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即可。行为人被决定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或终止刑事诉讼，不影响被害人等的受偿权。同时救助对象一般应排除以下情形：（1）被害人诱发犯罪的；（2）被害人的死亡或重伤应归责于本人的；（3）具有补偿资格的近亲属是伤害被害人的行为人或对被害人曾经实施过犯罪行为的；（4）被害人死亡前，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救助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5）被害人死亡后，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故意使申请救助金的先顺序或同顺序的遗属死亡的；（6）具有救助资格的近亲属因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正在服刑或者正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包括囚犯、假释者、缓刑者、共犯、有组织犯罪的成员等。
在救助范围上应坚持有限范围补偿原则。首先应坚持犯罪类型有限化，也就是不是所有的受到犯罪侵害而得不到加害人赔偿导致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害人都应得到国家救助，救助的犯罪类型应坚持人身受到伤害造成死亡或重伤致残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的原则。被害人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再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自身和其近亲属的生活困境，并且其近亲属本来也没有劳动能力，也不能通过其近亲属的努力改善家庭的生活困境的，这时国家应伸出救助之手进行补偿。如果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虽然没有得到加害人的赔偿，但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善其生活困境的，国家完全可以不进行补偿，或者只帮助其走出一时的生活困境即可。其次应坚持过错责任化，也就是国家补偿也要考虑被害人的过错，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过程中无过错的优先赔偿，有过错的降低赔偿数额，有严重过错的，可以不予救助。对因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符合国家补偿标准的应优先救助。再次应坚持有限对象受救助，也就是实际应当得到补偿的当事人的范围应有所限制，一般应是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和有其他抚养赡养关系的人，范围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范围大致相同，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救助项目上应限于：（1）被害人的医疗费用。（2）对被害人扶养对象的救助，可以参照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最低生活标准，再乘以若干倍数，实行分期发放；该扶养对象还有其他法定扶养义务人的，应当扣减其他扶养义务人应当承担的部分；该扶养对象获得了其他社会援助或者补偿后又取得赔偿的，应相应减少补偿金额。（3）基于特殊需要而救助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特殊救助金（比如死亡补助金、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一般不考虑生活或医疗的实际开支，实行一次性定额补偿，具体金额可以以上一年度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额乘以法定倍数计发。（4）死亡被害人的丧葬费，可以参照目前民事赔偿的数额确定，但不能太高，以不超过3000元为宜。
三 救助金额的确定
1、资金来源和管理
设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国家一般都设立专项补偿基金，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联合国《基本原则宣言》第13条提出：“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我国也应该设立被害人专项救助基金，基金的来源渠道可以多样化，除国家财***拨款为主外，还可以考虑如下来源：（1）对罪犯适用附加刑中的罚金；（2）监狱服刑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3）犯罪人的犯罪所得或其财产依法没收后的变卖所得；（4）考虑将管制和拘役“以罚代刑”；（5）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的一部分；（6）国家代位求偿所得；（7）社会捐赠等。
为防止资金被挪用，保证专款专用，应由基金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并且在基金的管理上实行基金管理部门与救助决定机构相分离的原则，基金采取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帐务公开的管理办法并接受救助决定机构的监督。基于救助基金的补偿安抚功能，可以考虑由民***部门作为基金的专门管理机关，但救助基金应该与其它类型的救助金相分离。救助金的决定由人民法院承担，具体而言，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委员会，并吸收社会上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师、法学研究者等）和医疗机构的专家参与。
2、救助金额确定标准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是对被害人的补偿，是国家对被害人的一种救助或援助，具有国家福利的性质，而不是赔偿刑事被害人的一切损失。因此，在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时应对救助金额的总额根据我国财***情况进行适当的限定。同时，在救助金额时，既要考虑被害性质、程度，也要考虑刑事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的过错与责任。
四 救助管辖
各国一般以犯罪发生地的救助机构管辖为原则，因为这样有利于补偿机构审查核实有关案件事实。我国的补偿管辖也应以受理刑事案件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救助委员会管辖为原则，补偿任务较重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设立若干分支机构或委托有关机关协助核查救助证据；我国公民在外国受到侵害需要在我国提出补偿申请的，应该向被害人原住所地或最后居住地的救助机构提出，但犯罪发生地所属国已经予以救助的除外。
我国各级救助机构管辖案件的划分应以救助金的数额为标准，救助金不超过5万元的由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管辖，其中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补偿数额不超过3000元的可以由补偿委员会中的一人单独作出决定，超过3000元的由委员会成员3至5人作出，需要听证的则由救助委员会全体成员决定；5万元以上不超过10万元的救助决定由中级人民法院核实证据后报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决定；救助数额超过10万元的应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国家救助委员会决定。另外，对于社会影响很大、涉及救助人员很多、救助数额很高的特大型案件（比如石家庄棉纺厂爆炸案）的救助可以由国家救助委员会直接管辖。
五 救助程序
救助程序是指被害人取得犯罪损害补偿应当履行的手续及救助机关作出补偿决定应该遵循的方式、方法和步骤。为避免刑事被害人在申请补偿过程中再度被害，必须建立方便、快捷的救助程序，使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能够及时、迅速地得到公平合理的救助。救助程序一般包括启动、调查、听证和裁决、执行、救济等几个阶段。
1、救助的启动
救助的启动以适合条件的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关机关提交救助申请表为标志，救助的启动应包含以下内容：
（1）救助权的告知。为了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救助权的实现，法律应当规定公安司法机关的告知义务，即负责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申请司法救助的权利，负有告知义务的机关没有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的，被害人的申请期限可以适当延长。另外，对被害人进行援助的服务机构也应当负有一定的告知义务。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救助的条件、申请期限、申请应当提供的材料、申请提交的机构、补偿的救济等。在告知时，告知义务机关应该重点告知申请应该符合的前提条件。
（2）申请的前提条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请必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A、公安机关在立案后二年内无法侦破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B、检察机关作出的生效不起诉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C、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无罪判决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D、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无法执行被告人财产的引起人身重大伤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
（3）提起申请的期限。对提出救助的期限，国外有不同的规定。美国各州对报案时间的要求从1天到3个月不等，一般为3天，若超过时限，则不予受理。日本对被害人的补偿是由被害人或其家属在知道犯罪被害之日起2年内或从被害发生时起7年以内提出。法国要求补偿金的请求应当自犯罪之日起1年内提出，逾期将丧失请求权；对侵害人追究刑事责任的，1年期间应予延长自法庭对刑事诉讼做出确定裁判时算起，但逾期提出请求的人能够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时，委员会应当接受其请求。具体到我国，申请期限可以分两种情况设定：一是对被告人或其责任人单独或附带提起过民事诉讼的，自执行终结裁定生效之日起1年；二是犯罪嫌疑人不明确、下落不明或死亡而无法行使请求权的，可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犯罪侵害之日起3年内提出，但最长不超过5年，逾期则不予受理；但超过申请期限的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的，有关机关可以受理。
（4）申请人提出申请的途径和应提交的材料。一般而言，申请人应当直接向有管辖权的救助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被害人援助机构或者服务机关提出申请的，这些机构应当将申请材料及时转交有管辖权的救助委员会。申请人提出救助申请时须填写申请表，救助申请表通常可以通过公安司法机关或被害人援助和服务机构获得，或者直接通过救助机构获得；申请人书写有困难的，有关机关应当按照申请表的内容询问申请人并代为书写。救助申请书应当写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职业状况、月收入水平、有无扶养人、加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基本情况、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被害的程度、有无后遗症及其种类、已经和将要发生的***费用、被害人有无过错、损害赔偿情况、有无加入保险、目前生活状况等。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应当附有相应证据，如个人身份证明、被扶养人情况、被害人医疗诊断证明及法医鉴定书、医疗建议书、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出具的生活困难证明、刑事判决书附加执行终结裁定书或刑事立案决定书附加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证明，撤销案件决定书附加犯罪嫌疑人死亡证明，不起诉决定书等。申请表填写完毕后申请人应当签名或盖章。
2、救助调查
救助委员会接到申请后需指派一名或数名委员会成员单独或组成合议庭进行调查，救助调查主要以书面方式进行，必要时还可以派专人或请求有关组织、单位进行调查、询问，申请人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调查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被害人接受检查、复验。被害人拒不合作或提供虚假证据材料的，救助委员会可以驳回申请。调查的内容包括程序性事实和实体性事实两个方面：
转贴于
（1）救助的程序性事实包括：A、申请人是否具有申请资格；B、申请是否符合申请时效的规定；C、案件性质是否属于救助的范围，申请是否属于受理的救助委员会管辖；D、申请手续是否完备，申请表的内容和所附材料是否明确具体。
（2）救助的实体性事实包括：A、被害人的性别、年龄、职业及收入、受养人的有无及基本情况；B、加害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及收入、受养人的有无及基本情况；C、被害情况：包括原有的健康状况、被害的程度、已造成的物质损失及远期影响、后遗症的有无及种类、***费的数额、被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被害者责任的有无及程度，被害人同司法机关的合作情况等；D、被害后的影响：包括由该犯罪被害引起的被害者职业变化、收入变化、家庭成员生活变化等；E、损害赔偿的状况：被害人是否受领过损害赔偿金和紧急补偿金，损害赔偿金和紧急补偿金的受领额及方式，是否参加保险，是否接受过社会捐助等；F、犯罪的性质：国外对犯罪性质的要求一般限于严重暴力犯罪，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我国对犯罪性质限定不能太严，只要是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犯罪都应该包括在内，但财产犯罪一般应排除在外，除非财产犯罪造成了被害人生活极端困难；G、救助委员会认为需要查明的其他事实。
3、听证和裁决
救助委员会在审查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救助的决定，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救助委员会应申请人的申请举行听证。
（1）听证。为确保司法救助的客观公正，5000元以上的救助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当告知救助申请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救助申请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5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救助委员会应当在20日内组织听证。救助委员会应当于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救助申请人。听证一般应公开举行。救助委员会应当指定调查该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听证主要围绕救助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主持人应听取各方的陈述意见，审查各方提出的事实、证据并组织各方进行辩论与质证，在此基础上查明事实。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盖章。救助委员会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决定。
（2）裁决。救助委员会应在受理申请后30日内或听证程序结束后10日内作出是否支付救助金的决定，决定支付的，必须同时决定支付的具体金额。救助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因素，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或者未成年人的，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必考虑其责任大小。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即取得受领救助金的权利，此权利的时效期限可定为6个月，并且不得转让。
4、救助决定的执行
对于救助委员会作出的救助决定，申请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给付救助金，有关部门应当执行；执行救助决定主要是指基金管理部门依照救助决定发放救助金，这涉及支付方式、先行支付、支付救助金三个方面。
（1）支付方式。各国救助金的支付方式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次性支付、定期支付或部分支付；有些国家为防止被害人逃避付账，救助机构直接把救助金付给救助被害人的主体（比如医院）。具体到我国，除残疾赔偿金可以分期支付外其他费用应坚持一次性补偿原则，丧葬费等其它费用可以直接付给申请人，必要时，医疗费救助金可以直接支付给医院。
（2）先行支付。救助委员会受理申请后，因无法查获加害人或者被害人的伤害程度一时无法确定而不能迅速作出是否支付救助金及其具体金额的决定时，如果被害人的生活状况已因其受害而极度恶化或被害人急需抢救而需***费用时，救助委员会有权在审查核实后作出支付紧急救助金的决定，并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一次性或数次临时支付的方式先行支付。此后，如果救助委员会作出正式救助决定，则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支付或退回。
（3）救助金的支付。救助委员会作出救助决定书后应该在10日内抄送基金管理部门和送达救助申请人，救助申请人接到救助决定书后应当在法定期间内持该决定书和其他相关材料（比如身份证）请求基金管理部门支付救助金，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提出申请的则不予救助；基金管理部门接到救助委员会抄送的救助决定书和救助申请人要求救助的申请后应当在7日内进行审核并予以支付。基金管理部门应当每半年定期向救助委员会书面报告支付情况。被害人取得的救助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5、救助的救济程序
申请人对驳回申请的决定或者对决定的救助数额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救助决定书后15日内向上一级救助委员会申请复议，上一级救助委员会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后20日内作出维持原决定的决定或变更决定。复议期间应停止原决定的执行。
（六）救助金的返还和国家的追偿权
救济申请书例9
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执行实践中难免会出现执行人员违反法律规定、违法或不当实施执行或者拖延执行、消极执行等现象。对此，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未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任何法定的救济方法和途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专门规定了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制度，明确赋予当事人和有关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强制执行理论上所说的“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相比这一规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我国执行救济法律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针对过去执行违法行为无法定救济措施而制定的，其目的是给予执行当事人一个合法的救济渠道，对执行权力的正常行使、防止执行权力的滥用而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由于无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来支持，实践中法院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往往也比较随意，致使这种救济制度变得苍白无力，而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这样就使当事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鉴于此，本文针对执行复议制度在执行程序中的如何得到有效落实完善的问题，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关于审查执行复议的组织和方式
《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是具体由上一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还是由执行机构之外的业务庭室负责复议不明确。鉴于审执分离的原则，以及目前执行机构基本上也实行了执行权、裁决权分离的工作机制，加之，执行复议制度属于程序性的一种救济措施，故笔者认为，在遵照“裁者不执，执者不裁”的原则下，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专门负责裁决的合议庭从事审理复议的工作为宜。具体在执行当中，可以由上一级人民法院的立案部门在收到申请复议材料和案卷之日起三日内立案并移交本院的执行审查机构。复议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执行审查机构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不需要召开听证会的，可以迳行裁定。合议庭认为需要召开听证会进行审查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二、关于执行复议的提起和形式
对于复议程序的提起或者启动，应当完全实行当事人主义原则，或者讲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若当事人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无异议，上一级法院不得主动启动复议程序。若当事人不服执行法院作出的裁定，应当先提出异议，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异议裁定不服的才能申请复议，而且需在法定期限内即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通过执行法院或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直接向上级法院提出复议申请的，上级法院接到复议申请书，由立案庭立案后移送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应当在五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其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执行法院，要求其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书以及相关证据，执行法院接到执行复议通知，五日内写出书面意见书，一并将该案件执行材料寄送上级法院立案庭立案移送执行机构审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直接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复议申请，五日内写出书面意见书，一并将该案件执行材料寄送上级法院立案庭。逾期则视为放弃复议权。因为第202条规定的申请复议期间为不变期间，不能任意改变。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限，是否准许，由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三、关于执行复议的范围
上级法院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复议申请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书面审查，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超出执行异议请求范围之外的复议请求，法院应不予处理。对审查复议所提供的证据，一般应当是在执行法院作出裁定之前已经提供的证据。需要对原证据重新审查或者当事人提出新证据的，应当举行听证，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上级法院宜在三十日内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复议申请作出裁定，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下级法院的裁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复议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复议申请。
四、关于复议裁定的法律效果
对于复议审查程序，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为防止当事人滥用复议申请权，应建立复议结论终结化制度。即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是终结的裁定，当事人不得再对此提出复议。因而，笔者认为，在复议裁定书中必须叙明，本裁定为终局裁定，即一经送达立即发生法律效力，交代不可再申请复议的法律后果。
五、关于审查复议的期限
对于复议审查的期限，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鉴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案件相对复杂，执行行为发生错误后，如果不及时纠正，将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复议申请的审查应迅速、及时。笔者认为，为体现执行的效率、采取措施的及时性，对复议期限不宜太长，但避免复议太了草，也不宜太短。因而，为充分体现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同时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量减少案件不必要的拖延，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复议申请的案件，应当有期限的规定。通常情况下，宜在上级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起一个月内结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应当报院长批准。也就是说，上一级法院复议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六、复议审查期间是否停止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对采取的执行措施在执行复议期间是否停止执行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本条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异议的目的，在于及时纠正违法和不当的执行行为，及时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在异议审查期间，强制执行一律不许停止，一旦执行完毕，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将无从纠正，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也可能因此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害，执行救济制度的目的也无从达成。同时，出于为了防止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滥用执行复议权以***拖延执行程序的考虑，因此，笔者主张，在复议审查期间，上级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暂时停止执行。基于保护申请执行的债权人考虑，在复议审查期间，原则上不应停止执行，一般来说，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不宜停止，但处分性措施原则上应当停止。但必要时也可以在责令提供确实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停止执行，对方提供确实有效担保申请继续执行的，也可以继续执行。如果认为执行法院的裁定明显错误或不停止执行可能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的，上级法院在复议期间，也可以书面通知执行法院停止执行。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民事执行实际上是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途径。因此，在追求效率价值的同时，要防止民事执行权的不正当行使，并为执行中受到不法侵害的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民诉法修改以后建立的执行复议制度实施三年多来，执行复议制度对保障执行案件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法院受理的复议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全国各级法院也积极地对执行复议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探索，但终因执行复议制度条款的规定颇为简单，实践中缺少统一的操作措施，导致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在执行实务工作中对其不断地进行充实、不断完善。如果再加以一些可操作性的内容，就可以有效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法来强化对执行权行使的监督制约，亦使执行复议制度在执行实践中能得到更好的完善发展，最终共同为破解执行难问题而创造完善的法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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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申请书例10
2、司法救助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的倾向。《规定》及《办法》采取列举式规定，很难穷尽，而且审判实践中，经常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司法救助范围被扩大；二是司法救助范围被缩小。
3、司法救助的内容规定不具体。首先，申请减免交诉讼费用是否包括证人、鉴定人、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和误工补贴没有规定；其次，再审案件、支付令案件、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可否申请司法救助无规定；再次，救助内容只有缓、减、免诉讼费用，没有规定其他救助内容，明显过于单一。
4、司法救助条件规定不科学。《规定》第二条以“经济确有困难”、《办法》第四十四条以“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作为救助条件，但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而“经济确有困难”在实务中很难界定和把握，没有具体标准可比对，导致司法救助随意性较大。
5、司法救助主体规定不明确。营利性法人和外国国民是否属司法救助主体规定不明确。
6、司法救助实施程序缺乏可操作性。《规定》及《办法》对实施司法救助的程序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审批程序不透明，不利于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
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内涵与体系进行重构：
1、重新界定概念及确立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得以真正实现，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对部分经济困难、诉前、诉中、诉后陷入困难或者需要法律帮助以及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的经济救助和法律帮助。这个定义和原来的定义相比在救助阶段、救助对象、救助方式、救助内容上都进行了扩容，它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司法的需要，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充分及时行使。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重构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合法权益及时救济原则；二是弱势群体优先救助原则；三是经济困难先决原则；四是公开、公正原则。
2、扩大适用范围和主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要求司法救助制度必须具有普适性和平等性，即司法救助范围应涵盖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诉讼、国家赔偿诉讼及司法ADR；不仅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包括再审程序、督促程序和执行程序；享有司法救助权利主体应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既包括福利性单位，也包括营利性法人，既包括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也包括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被执行人，不仅适用于中国公民或组织，而且还根据国际条约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国民。
3、扩大适用条件及救助内容
司法救助适用条件为：（1）有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有胜诉可能；（2）有证据证明经济确有困难且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金；（3）符合司法救助主体和适用范围；（4）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司法救助内容主要应包括：（1）诉讼费用缓交、减交、免交。缓交期限为立案阶段，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仅适用于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减交、免交为立案后至宣判阶段，减交比例为总额30%，减免交在作出判决时一并决定，并均在法律文书上载明。减交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免交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但只适用于自然人；（2）民事、行***诉讼、刑事自诉、刑附民诉讼、国家赔偿诉讼而有胜诉可能时指定人，适用于当事人文盲而又无人的情形；（3）刑事诉讼中指定辩护人，适用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刑事案件；（4）设立法律咨询机构，为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相关诉讼信息；（5）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6）建立执行救助金制度。
4、完善启动、审批程序
（1）由当事人申请启动。在立案审查阶段、审理阶段或执行阶段，由当事人依照不同的救助内容书面提出申请并附有相关证明材料（主要是由县级民***、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优抚对象和收入的证明等），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如决定救助，对当事人请求缓交诉讼费用的，应当在、上诉或申请时提出，由负责立案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报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在决定立案之日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并在宣判之日补交；对当事人请求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对于申请刑事救助金和执行救助金的，由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提出意见，经庭（局）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对其他救助内容的，则由审判人员或合议庭审查决定即可。法院经审查决定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制作《司法救助决定书》并书面告知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对于没有获得救助的，应告知其不能救助的原因及理由，并告知其申请复议的权利。（2）由法院依职权启动。适用这种启动方式的案件应当限制在现代型诉讼，即围绕着离散性利益、扩散性利益、集团性利益引发的纷争。如医疗事故赔偿纠纷、消费者权益受损纠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等案件。建议立法规定法院对此类案件除诉讼费用救助外的其他救助内容，可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5、增设撤销、复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