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现代创意论文例1
1.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创意的发展和传承
需要规范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广阔的消费市场使传统工艺美术得到了优化升级和高效利用。但从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它的适应能力大大提高，却仍然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和完善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以及***策环境、法律规范的保障。由于经济利益的推动，一些人忽视了工艺美术作品的质量问题，打着“创新”的名号进行劣质的模仿，对传统工艺的形象和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如，在天津杨柳青年画的正品门店销售中，一张2开纯手工绘制的传统年画价值为800～3000元，而部分假冒伪劣产品只要50～200元。其实，传统的年画需要制作人员进行长达数十道工序的手工绘制和加工。有些商家利用印刷的方法，仿制出外观与正品极其相似的复制品，降低价格，严重打击了传统工艺美术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即使有一些新颖、具有实践性的设计理念也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做好市场调配，长此以往，不规范的工艺市场会降低产品质量。因此，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待增强。
2.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创意的市场定位不明
晰人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指的是在创作工艺美术产品时，相关的设计需要呈现日常生活中所看不到的惊艳创意。创作人员通过大胆创新，带给人视觉冲击力和设计美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和传承需要更加贴近生活。传统工艺美术的消费市场有着重要的发展特点。传统工艺美术普遍符合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大众审美，对消费层次的区别并不明显。但是，长久不更新的产品会让人们产生乏味的感觉，固守陈规就不能更好地扩大消费市场。为了加强传统工艺美术的创新，应该对工艺美术产品进行现代化的创意、升级和研发，以便迎合地区差异、文化差异所造成供求关系的变化。
3.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创意设计
结合的人才培养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美术，需要对该项目的人才进行大规模的培养。从传统工艺美术的大趋势上看，由于小作坊、家族式的创造规模所限，很多项技艺在一代代口口相传中流失。很多年轻人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想参与到传统工艺的队伍中却又无门可循。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艺术类人才，是传统美术工艺与现代创意设计的绝佳结合。对设计创意类人才的培养需要进行相关的专业培训。年轻人思想活跃，个性独特，想法新颖，掌握了现代科技和产业知识，是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工艺品设计的领头***。现代创意的价值在于其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建立在深厚理论基础上的创新。加强创意设计的人才培养需要系统性的规范。
二、加强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创意结合的相关策略
为了使传统工艺的运用能够更加广泛，要组建相关设计文化创意产业。从根本上说，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我国着力发展的高端产业，也为中国的传统工艺美术行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了加强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创意的相关结合，可以从模式改革、技术创意、人才强化几方面进行改革。
1.规范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创意融合的措施
在传统工艺美术发展的过程中，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大传统工艺产品的科技含量。广大相关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引导企业产品的研发与设计，从而不断改进产品的适应范围。规范传统工艺美术的生产和设计，不仅能够促使企业进行积极主动的产品研发，还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占领市场的销售份额。企业在提高自身产品质量的同时可加大生产力度，对于保护和继承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文化知识产权，形成严谨的市场规范非常必要。如，在苏绣的生产中，手工的绣品固然受到大众欢迎，但是相对高额的造价、较长的生产周期使其渐渐无法满足注重效率的现代社会的需求。在一些大型的苏绣生产厂家，厂方应用了大型机械和计算机操作程序，对产品的前期设计、配色、配***、配线进行机械操作。这样一方面大大节省了前期不必要的人工费用，另一方面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情况下加快了产品的生产效率。只有对产品自身进行深刻认识，才能对市场具有精准的定位。
2.丰富传统工艺美术的创意文化基因
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创意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传统工艺品的创意，为现代设计、工艺跨界的创意提供了更广阔的方向。如，将手工生产的方式方法扩大，从而符合不断发展的现代生产和营销的个性化风格，不断满足现代人对文化和艺术享受的各项要求。在这样的设计和改革中，还可以参考国内外系列传统工艺美术的案例，如朝鲜族绘画、日本的陶俑等。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我国着力发展的高端产业，也为中国的传统工艺美术行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了丰富传统工艺美术的创意基因，对材料的选择应该适当改进。如，广州的牙雕原本是用珍贵的象牙雕刻，可是象牙在我国禁止销售，广州牙雕艺人改变了雕刻材料，使用质地较为相似的动物骨头，一方面解决了材料来源的问题，另一方面逐步提升了这一传统工艺的表现力，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了不同款式的雕刻产品，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融入现代创意丰富了传统工艺美术的文化氛围，使工艺美术内部之间的交流和跨界更加融洽。
3.培养扎实的专业复合型人才
当今，人才的培养是发展传统工艺美术的重中之重。为了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对人才的培养要提到工作日程上。传统工艺美术人才的培养需要***府、学校的共同努力，从而形成浓厚的设计氛围。培养扎实的专业复合型人才更需要建立精简的教育项目，相关***门和机构应该出台一些***策和措施，以应对市场的人才需求。
三、对传统工艺美术融合时代创新的几点启示
1.坚持进行适当的手工原创传统
工艺美术本质上是人们生活生产实践的产物，起到了美化生活的作用。一方面，传统工艺美术是生活的必需品，起到了生活工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实践物品也具有强大的装饰作用，为装饰家庭环境提供了良好的辅助。传统工艺品要具有产品的文化性、历史性和情感性。传统文化的手工特点决定了它的独特性、创造性，同时它兼具了地域特点和人文特点。在普及机械化制造的今天，传统手工业被逐渐替代，手工创作的温情也逐渐消失。为了保护手工原创的设计，在时展的历程中，创作者应该不断加强创新，坚持适度的手工原创，守护手工艺术的独特发展，使其散发特有的魅力。
2.将传统工艺美术设计
融入日常生活将传统工艺美术融入生活，并进行有效的创造，才能保持原有的意味。在对传统工艺美术进行创意发展的过程中，把握企业改革和创新的度非常重要，不能背离传统文化的本质精髓，从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感上进行颠覆。创作者应取长补短，创造出适应现代生活的艺术之美。工艺美术是一门综合类造型艺术，将传统工艺美术设计融入生活需要遵循艺术的发展规律，充分重视材料应用和技术创新。尤其是一些现代风格浓厚的家具设计、室内设计，要不断融入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运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进行各种样式的创新。一些本土的工艺美术加工机构在自身的艺术转型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浙江黄岩工艺美术，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实现了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的高效结合。这种“1＋1＞2”的绝佳融合实现了文化元素的多项互补，在提倡中国优秀的传统手工艺的同时，重视产品的时尚发展和创新。在项目研发中，传统工艺美术需要运用精巧的工艺技术征服大众，用现代的设计美感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在这样的项目发展中，转型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如，山东绢人的制作中不乏繁琐复杂的工艺过程，为了实现绢人玩偶的规范生产，相关责任人对绢人的制作进行了现代化经营。在模型初始阶段，进行流水化作业，在镶嵌掐丝等工艺上去繁就简，转变成更符合现代化审美的生产。为了使传统工艺美术产品得到继承和发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掌握，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大舞台。
现代创意论文例2
1、过度追求标新立异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曾问学生何为“何为服装设计中的创意思维？有的同学答道：前卫；有的同学答道：新颖；有的同学答道：独一无二……总之，多数学生普遍认为：服装设计的创意思维就是要进行创新。受此思想影响，学生在进行服装设计时，将追求标新立异放在首位，而为了达到标新立异的结果，很多学生会忽视配色，忽视面料肌理是否适合服装造型等一系列问题。诸如此类问题，不仅存在于学生之间，一些已经出道的准设计者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例如：今年加纳电影节上，中国一女星所穿着的红配相间花布礼服引起了广大的非议。此后，礼服设计者表示：服装不仅是穿在身上而已，其也是一种行为艺术。该设计者的一席话不无道理，设计者将西方服装设计结构方面的长处与东方布料的碰撞的创新之举也并非不可取。但是，设计在一味追求创新之时，却忽视了面料肌理再创造与服装造型是否契合等基础性问题。在服装设计过程中，无论是意念的构思，还是在款式、造型（色彩、***案纹样）等方面的构思，其最终都要通过材料来体现自己的构思。当服装主题和风格确定后，设计者需根据服装的使用功能和穿着环境，最大限度地去挖掘和体现材质的肌理之美和特色。而在该案例中，西方式样的结构造型既没有烘托出东方布料肌理的特色，东方布料的应用也未展示出此服饰造型结构的气势。最终，此次服装设计虽然是创新之举，但并达到独具匠心之妙，只给人以一种光怪陆离之感。
2、过度迎合流行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如今的服装之于国人，已非单纯的使用价值和***治目的，其也成为国人展现个性、表现自己审美趋向的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之下，服装设计者在设计服装时，会将流行趋势、市场需求作为重要参照物。甚至有些设计师武断地认为：受到市场追捧的，便是创新得。在服饰设计上，一些服装设计者在设计服装时，只一味地去缔造“畅销款”，而为了使自己所设计出的产品能够取得良好的市场回报，他们便会“二次创作”优秀设计者的创意。放眼国内服饰市场，我们会发现：不乏复制香奈儿、阿玛尼等经典品牌款式、***案纹样和色彩纹样的“复制品”。这些服装虽契合了当下的流行趋向，也符合了市场需求，但其并非是通过“求异”、“创新”来取胜的。而中国服装设计界这种“跟从”行为，并不利于整个服装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现代服装设计创意思维应用
我国服装设计行业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问题，与部分设计者未认清何为创新、何为创意思维有着紧密地联系。而在此背景之下，我们首先需要厘清服装设计创意思维的特征，其次，还应寻找到准确的表现途径。
1、服装设计创意思维的特征成功的服装设计
创新是为关键要素，而创新源自于设计者的创意思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创意思维贯穿于设计的始终。真正的创意思维，需具备独特性、敏锐性和综合性三点特征。
1）独特性独特性是设计者深度发散思维后进行的创新，其是设计者提出优秀设计方案的前提条件。在服装设计中，创意思维的独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服装设计者需具有不满足感、好奇心等心理因素；另一方面，还要求服装设计者需具有想象力、变通力与洞察力等智力因素。想象力是指设计者需具备流畅的思路和丰富的想象力；变通力是指设计者需具备自由灵活的思维转移能力，突破固有思维定势；洞察力是指设计者能抓住设计指本质，有条不紊地去安排每一个设计部署。
2）敏锐性创意思维的敏锐性是指设计者能够在极短地时间内对事物进行准确判断。一个优秀的服装设计师，需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应在平时生活中多观察事物细节，并挖掘事物之本真。唯有如此，才能够收到获取的设计灵泛。
3）综合性创意思维的综合性是指有关于设计的多方位思考，即：当设计者在进行设计时，会出现无数条思路，此时，设计者就需要要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地整理，并经过辩证分析之后，选择出恰当的设计元素，并对这些元素进行诸如：整体与局部、直接与间接、简单与复杂各类关系的调整和梳理，提炼成系统地信息，最终应用到服装设计中。
2、现代服装设计创意思维表现方法
在了解了服装创意思维的特征之后，设计者还需掌握创意思维的表现手法。其中，较为常见的表现手法有：异质同构法、解构组织法和想象构思法三种。
1）异质同构法异质同构法是指将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风格或是不同介质的元素，运用于服饰设计中的创意思维方法。如：东方布料与西方服饰造型的融合、不同面料的搭配、传统服饰与现代服饰元素的融合等方法都属于异质同构。以旗袍为例，设计者如若只是在面料上方面进行创新，而在造型方面不做任何改变，其虽然可被称之为“经典”，但不免也会让部分消费者产生乏味之感。而当设计将旗袍的领口配以鱼尾裙式样的裙摆等创新时，就会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须当重视的是，服装设计者在应用异质同构创意思维时，不可过度强调二者的对比关系，还应注重二者的内在统一。例如：2015年巴黎春季时装上，某品牌将皮质材质与薄纱材质运用于同一件服装中。皮质材质通常会给人以粗犷的视觉效应，而薄纱则是给人以浪漫的感觉。为了消弱两种材质的矛盾关系，设计者选择了纹路极为细腻、且柔软的皮质材质和相对挺括的薄纱材质。为了衬托二者激烈碰撞之后的视觉效应，设计者选择了简约型款式设计。两种材质互补型的改善再配以简洁的轮廓线条，消弱了两种材质的矛盾关系，从而给了观者虽然新颖、但不突兀的视觉感受。
2）解构重组法解构重组法就是将打翻人们对事物的本来认识，为其赋予新的含义。通俗来讲，其就是“打破传统”。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此种创意思维已经被很多设计师所常识。如：有的设计者将服饰中的口袋、衣领、袖子、门襟等各类元素分解之后，再将其重新组合成全新的组合。解构重组法不仅局限于固定部件的充足，还有服装款式结构、色彩搭配、固有***案纹样等多种方式。如：早在2010年，日本著名设计大师川久保玲就将传统的西服进行了解构与重组。在其设计中，本来对称的衣襟变成了一边长一边短，西服插兜内衬故意出来，在后腰处，设计者又将两个袖筒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腰带。设计者通过将西服个别部位的重新组合，使给人端庄的西服附有了自由的气质和色彩。
3）想象设计法想象思维是不受时空、距离等物理介质限定，自由度极大，且最能赋予设计作品激情与情感的思维方式，其是设计者个性与独创性的综合反映，是未来服饰创意思维不可或缺的一种表现方法。想象对于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黑格尔曾经说过：“想象是最杰出的艺术本领”。由此可见，服装设计需要想象与联想。设计者展开想象设计的原始介质源于自然万物，即：设计者将已有的食物表象进行类比加工之后，进而创设出新的形象。
现代创意论文例3
关键词：信息传播；***形创意；文化语境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像的制造、存储、传播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使得人们从语言中心的时代迅速转变为以***像、语言、文字为支柱的崭新时期。着眼于信息传播的***形设计，是一种以“***画和形象”作为信息载体并与信息传达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形是人们为传达某种信息而创造的一种语言形式，是具备某种特定信息的视觉形象。为了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准确，不单要考虑***形创意本身的语言技巧，更要兼顾***形信息传播所处的周边环境;更要冲破专业的局限，以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超常的艺术想象力，来创造***形设计的新风格。
现代***形创意的基本概念
***形是一种说明性的视觉符号，是介于文字和美术之间的视觉形式，是通过可视性的设计形态来表达创造性的意念。现代***形设计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它超越了一般造型的审美限定，集现代哲学、视觉心理、艺术造型、语言符号、信息传播、市场营销等学科于一体，并逐步改变着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了的文字表述方式，它以超地域、超时空的全球性无障碍语汇，给不同语言背景下的民众提供了更为方便的交流方式，正逐渐成为世界性信息传播的主要交流形式。
所谓***形创意，就是指前所未有的，能充分反映并满足人们某种物质或情感需要的意念或构想，并通过***形的视觉外化，以求免除地域、文化、语言、种族等人类交流会发生阻碍的因素，从而达到心灵之间的有效沟通。
***形创意的文化语境
语境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区分出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二是“文化语境”。也可以说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的运用离不开被规定的语境范畴，而***形创意作为一种特定的“语言”和信息传播活动，需要借助和恰当适度地使用一定的语境，来准确梳理与表现***形设计中的物理场。在信息构成要素中，***形是重要因素之一，是运用视觉艺术手段塑造并传达信息。如何正确地运用***形创意，更多地发掘***形创意的特性，我们要结合***形的使用环境尤其是文化语境来进行探讨:
***形创意的信息认知。在许多以反战和平题材的平面招贴中，用的最多的***形即是和平鸽的造型，在人们的共识中，它是最能够反映“和平”的一个象征符号，最能被受众准确、快速、有效地接受和认知。这种***形的认知性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如果一个***形创意不能为人所知，让人不知所云，那就完全没有达到它传播信息的目的，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
***形创意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差异性。在跨越不同文化的信息传播中，***形的差异性就是文化间不同特质的外化形式。不同文化经验和背景对于同一***形可能会产生不同意义的解读，任何语意都只在一定范围内被理解，只有特定背景的***形才能被接受。即使是表达同一内容的***形，在不同的文化气氛下不断使用，也会产生不同的联想象征意义，引起不同的心理反应。比如在中国，被喻为“花中隐君子”的菊花，在拉丁美洲某些地区则被当成妖花;在泰国和印度被看做吉祥的大象，代表智慧、力量和忠诚，在英国则被视为忌用***案，认为它是蠢笨的象征;在我国和日本被看做是长寿象征的仙鹤，在法国则是蠢汉的代称。这些都说明某一具体***形会在不同时间、空间中，有着不同的语义。
***形因社会因素、时代的发展而产生象征意义上的变化。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变化。变化着的时间和空间赋予***形以新的含义，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也在不断地变化，以新的***形取代旧的***形来表达不断变化着的事物。比如在***问题成为当今人类社会一大社会毒瘤后，原来象征医药含义的医用注射器已经渐渐成为***行为的标志之一。为信息传播而使用***形时必须把握***形语境可能存在的变化，保证这些***形符号正是设计者信息传达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它们曾有的或可能有的其他含义，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发挥其在信息传播中应有的效用。
***形创意文化语境的发展导向
***形创意风格的形成是由特殊时期文化形态和社会潮流决定的，在***形创意发展的进程中，它有着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按照自身的运行轨迹而变化的，有着不可逆转的特性。首先，应该站在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形创意的走向，这样才能将人的思维纳人宏大的体系之中，形成一个立体化的全方位思维视角。其次，要从***形创意发展的整体出发，寻求那些最基本的、最有代表性的设计倾向，从中预测到***形创意发展的未来，这将对我们从事***形创意确立方向性的指导。
民族文化性导向。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陷人了各种信息的交叉包围之中，在这样的视觉环境里，人们更加渴望文化性的注人，使贫乏的肌体得以充实，于是强调设计的民族化、单纯化呼声日益强烈，许多敏锐的设计者便将创意的目光投向了***形设计的深层—文化层面。发掘民族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已成为现代***形创意的基本追求和发展导向。
现代创意论文例4
二、***形创意的表现形式
（一）同构***形。同构是将存在某些关联或具有相似特点的若干个元素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完成一个新形象。这个形象并不是追求对人们生活中事物的还原，而是注重在创意上的合理巧妙。同构***形包括了形义、形式、异质的同构。
（二）异变***形。异变是将***形变异的组合，其重点就在于“异”字。人猿进化成现在的人，其过程也是一种异变。异变***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循序性。
（三）置换***形。置换***形是将事物的其中一部分替换，且保留事物整体结构和基本特征，从而所得到的新***形。它是移花接木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形。
（四）异影***形。同一物体在不同的光照情况下会产生不一样的光影效果，影子就是这一光影现象。异影***形是对物象的影子进行处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视觉形象。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也会常利用异影***形来表达广告的主题。
（五）正负***形。正负***形的表现形式其实就是将***与底进行转换，整个***形中的正形和负形是相互依存的，且在特定的环境中互相借用，增添了现代平面广告的趣味性。***形创意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教师可引导学生将广告的要求作为出发点，利用想象或联想的方式，找到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然后进行筛选，确定具有代表性的元素，再将选定的对象重新设计，最后为广告创造出新的***形。
三、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中***形创意的设计要求
学生在对广告进行***形创意时应该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第一，准确传达信息。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形创意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地表达出广告的信息内容，并巧妙地将广告诉求、产品、***形相结合。第二，简单明了。***形创意要抓住广告所要传达的重点信息，突出广告的诉求点，将广告诉求直观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不是毫无头绪地罗列所有信息，让人们找不到广告的重点。第三，针对诉求对象。学生要了解广告的诉求对象，抓住广告诉求对象的特点，才能更好地达到广告的目的。第四，新颖独特。在人们的生活中广告众多，现代平面广告要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就需要创意独特、醒目的***形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关注。第五，延展空间。***形创意在现代平面广告中具备延展的空间，引发人们的联想，从而更好地传递广告信息。第六，富有艺术效果。***形创意在现代平面广告中要简单明了地表现出广告诉求点，但并不意味着其***形表现过于直白，而是应该用它的最佳表现效果来吸引人们。
四、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中***形创意的创作过程
学生在理解了***形创意的相关知识后，还要学会如何将它运用到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先仔细研究广告需要设计的任务。在对任务分析理解后，教师要求学生按照广告的目标和相关要求来确定此次平面广告中要运用的***形主题；然后收集与之有关的素材，在收集阶段对素材的形式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它可以是抽象的素材，也可以是具象的素材，或者其他类型的素材；当素材收集好后，学生不需要对素材内容全部吸收，而是要对已有的素材进行筛选；确定素材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筛选出来的素材与平面广告的设计任务对比，结合***形创意的表现形式等知识点进行改造，重新组织得到一个新的***形，并将它置于现代平面广告版面中合适的位置；待现代平面广告的设计完成之后，最终借助相应的媒介将视觉形象展现出来，并且向大众传播。
现代创意论文例5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发展源远流长，小说创作理论同样也历史漫长，内涵丰富，特征鲜明。从先秦至1840年的古典形态小说创作理论基本上在中国自身文化体系中***发展，1840年至1919年近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意味着古典形态小说创作理论的终结和现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的萌芽，是整个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
中国古代小说处于边缘地位，边缘的地位导致边缘的心态，这种心态不仅对于小说作家，而且也对于从事小说创作理论的学者们，在中国古代强大的文化体系中，他们着力于提高小说地位，致力于小说创作理论研究，小说创作理论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
1.与小说发展轨迹一样，小说创作理论也在曲折与复杂的经历中不断发展。
古代小说长期受歧视，但还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小说这一文体的价值和生命力，发表了一些对小说观念转变和进化有意义的理论见解，由此也萌生了中国最初的小说创作理论。
先秦两汉期间小说题材不外是一些“丛残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写作意***无过是“干县令”和“小家珍闻”，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理论还处于酝酿阶段。随着“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大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真实性，以记叙历史为小说的宗旨，力求使小说处于***的地位，这也客观地推动了小说创作实践的发展。到了唐代，像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汇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1}伴随小说创作上创新之势，小说创作理论虽文字不多，但最有意义的最大的突破莫过于淡化小说记史的忠实特性，强调了创作的主体情感因素，开始注意到了小说语言、人物塑造等属于小说自身的问题。宋元时期，话本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小说即将成熟，小说艺术手法的论述也开始有较大发展，如可能编于宋末元初的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讲论处不带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缀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曰得词、念得诗、诗得话、使得砌”{2}，这些艺术手法几乎为后来的长篇小说完全吸收，成为中国民族特色的小说艺术。明代嘉靖万历以后，在具有启蒙色彩的文艺新思潮的影响下，小说创作理论迎来了一个发展高潮，涉及到了小说创作理论许多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小说的真实性、生动性、形象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艺术魅力，对小说的审美特征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论述了小说和历史在创作上的不同，研究了虚构和真实的关系；提出了小说人物塑造的理论；总结了“因文运事”“三境说”“个性化”“澄怀格物”“因缘生法”“间架”等一些经典的规律性话语。这些创作理论成就的取得，建立在对小说文体特性的充分把握的基础上。
文体意识的发展源于小说创作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因古代小说长期受歧视，外在因素的牵引，决定了小说理论的重心首先落在提高小说的地位上，而非小说创作上。而且提高小说地位的最主要的途径是将小说比附于史传，这同时也导致了对小说创作非常不利的倾向——排斥虚构，这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解释小说创作，更不可能建立全面系统的创作理论。
2.理论形式的局限
晚明以前中国小说理论史，找不出一部专门的小说论著，甚至找不出专门的小说论文，小说创作理论遗产，除了少数散见于诗、文、笔记及小说作品中外，基本上是以序跋形式出现的，而序跋篇幅短小，无法深入到系统而繁复的小说创造工程中去，更何况小说序跋的目的也不在详尽的理论探讨上，要么在称颂作者，要么说明该小说的社会价值，要么记载小说的成书和流传情况，甚至是出于敷衍应酬而已。还有一种就是适当地从文论、诗论、画论中提取现成的理论角度和思维方法评析小说。小说毕竟是小说，文论、诗论和画论的方法只能停留在表层对小说艺术作模糊的描述，同样也无法具有理论深度的探寻和归纳。这种方式发展到明清，出现了成熟的评点。评点中才情飞扬，知识灵动，展现了小说创作一个个鲜活的存在，而且评点和作者心心相通，激情对话，魅力无穷，但这也是从具体实践出发的感悟式认识，重直观重个别重感受而轻概括轻宏观轻抽象，始终缺少强大的思辨力量和深入本质的抽象工夫，也无法推动小说摆脱边缘的地位。
3.小说创作理论的核心观念是“文”与“道”。
儒家的“人道”精神作为中国文学的哲学基础之一，其主要影响在于对文学济世化人等方面价值和功能的实现；道家的宇宙意识作为中国文学的哲学基础之一，其主要作用于对文学审美体验的深化和文学审美境界的开拓。中国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始终于两者之间作综合性的审美选择，儒道合成的哲学基础始终在共同发挥潜在而强有力的影响。而中国古代小说不像诗歌一直在文学秩序中处主导地位，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则主要受儒家精神的影响，急功近利观念强烈，它对主流的文学观念虽不是简单的认同和延续，但小说创作理论的观念还是根源于传统的“小说关乎世道人心”的功利观念和文学教化的伦理中心主义，“文”“道”依然是共同的核心范畴。所以无论对小说本身的认识走得多远，都只可能是一种表面形态的更新而不能产生质的变革。这也导致小说创作理论忽略审美价值判断而重伦理价值判断。创作理论不从对象自身出发，也不回到对象自身，以对对象的伦理价值判断取消了对象本体，创作理论很难回归文学。
二
近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70余年时间。作为古典形态创作理论的终结和现代形态创作理论的萌芽，过渡性质的近代小说创作理论，受时代特征的影响，开放的心态和襟怀不够，游移于古典小说理论和西方小说观念之间，小说创作理论具有明显的混杂性特征。
1.近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表现方式新旧混杂。
近代时期，以小说评点为主，以古代历来沿用的序跋、笔记等形式为辅，评论小说的风气仍然盛行。除了专门的小说理论家进行小说评点序说外，近代许多小说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往往以评点序说方式来诠释自己的作品，如刘鹗对《老残游记》的自序与评点，吴妍人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评点等，这里隐含了重要的创作理论的信息。这些评点与梁启超、夏曾佑、徐念慈等众多小说理论家的论著一起成为近代创作理论的重要信息来源。
但是，近代小说创作理论多是从社会实际出发，依然缺乏对小说创作理论问题的深入阐发。各种表现形式的创作理论都缺乏完备充分的理论形态，即使是论著，依然大多停留在从具体作家作品评论出发的随感式、评点式的感性形态，缺乏强有力的现论思辨力量作支撑。
2.近代小说创作理论是古典小说创作理论与西方近代小说创作理论矛盾冲突的结果，既有对传统的认同与延续，又有对西方理论的输入与运用，理论杂糅中西，既有新意，又显幼稚、粗糙。
明清小说创作理论代表古典形态小说创作理论的最高成就，很大程度上启发了近论家们并为其所用，比如历史与小说的区别，小说的艺术形象特点，小说的审美特征等。而更多的是小说理论家们在对小说进行思考的同时，尽其之能充分地运用当时只是一鳞半爪地输入中国的西方近代小说理论，如梁启超之于日本***治小说理论，王国维之于叔本华思想，徐念慈之于黑格尔观点等。在1886年，法国象征主义正式发表宣言，形成了一个“后象征主义”国际文学运动，也有称之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始。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的严梁诸公对这样的西方小说理论发展的最新形态视而不见，近代小说创作理论的倡导者们更多具有的是***治气质，更注重小说内容的***治性和宣传性，而较少有兴趣者去细致分析小说的艺术问题。即使如林纾，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他所推崇的外国小说家，极力与班固、司马迁相配，而很少与蒲松龄、曹雪芹相比。谈论外国小说，谈得多的是开场、伏脉、按笋、结穴、开合等描写叙述方法，并称之为“义法”（桐城派论文的一个中心概念）。在他眼里典型化、形象性、艺术想象、虚构、创作方法均不存在，完全是以文章家的眼光而不是以艺术家的眼光来看待小说的艺术特点。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理解外国人，并把外国人的东西改造成适合自己的东西加以推广宣扬，这是近代学者们对传统与西方的一个普遍的文化视野。
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加剧，西方的小说创作理论对中国小说创作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益于现代中国小说的创作实践。但无论是于生活中寄托理想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还是离经叛道、借幻想映射生活的浪漫主义创作理论，也无论是主张形式至上，作家写给作家看的唯美主义创作理论，还是注重教化走向大众的***的创作理论，都一味地效法域外，追随他者，考虑融合于中国自己的创作理论不多，因此，在中国小说创作理论不断的发展中，很难给人的审美观念带来很大的差异，也很难完全渗透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去。由此，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借助时代潮流逐渐成为普遍认同的准则，在世界小说创作理论丰富驳杂之时，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在近代就逐渐走了单调之路。
3.就近代小说创作理论的整体走向而言，既指向未来，又暗合过去。
近代小说创作理论是对古典小说创作理论的否定为起点的，它认为小说使文学在内容上从过去的充满高雅的诗意的天上落到充满俗气的人间，这将是文学未来发展的主流，这是新的社会时代及其代表阶级的审美趣味。由此可见，近代小说创作理论实质是在***治化的背景，以***治目标为归依，依靠***治力量而进行的。它们即使认识到小说所具有的本体意义上的审美属性，其旨归依然是提高小说的价值和地位，重新构建新的文学秩序。
由此，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张扬小说社会功利为核心的“小说***”式的创作理论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小说内部世界中去建立现代意义的创作理论体系。作为反拨的以徐念慈、黄摩西、王国维为代表的要求回归文学自身，强调小说本体的创作理论一则缺乏新的创作实践的强有力的支持，二则时势不宜，影响也极其有限。倒是鼓吹趣味、消闲、金钱的创作理论与传统视小说为“小道”“闲书”的观念有暗合相通之处，在社会影响颇大。这种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呈现出一种曲折反复的复杂性。虽然，近代小说创作理论提出了许多反叛传统的富于革新意义与现代气息的新的理论命题，但诸如理论家梁启超对古代小说的否定是基于中国的小说不外是诲盗如《水浒》诲***如《红楼》两端，跟封建正统完全一致。可见，对传统观念的叛逆，又是非常不彻底，其未来走向依旧混沌。
总之，近代小说创作理论的意义主要不在其理论方面，而在于推动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过渡。历史表明，“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具有先导性的特点，小说理论倡导在前，而后有小说创作的繁荣”{3}。中国近代社会前60年，即从1841年到1900年，只出版了133部小说，而且大都是公案、侠义、狭邪小说。近代小说的繁荣，是在庚子之后。从1901至1911年，创作出版了529部小说。{4}虽然其中有印刷术的发达，稿酬制度的建立，西方文化的影响，社会的腐败诸种原因，但近代小说创作理论是其中最直接的推动力量。
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发展到近代，古典形态小说创作理论的概念和范畴已经不能满足阐释近代小说创作实践活动的需要，对异域理论的吸收也处于移植阶段，现代小说创作理论的概念和范畴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但如何面对中与西、古与今的矛盾在近代就开始摆在中国学者面前，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在世界化的进程中如何亮出自己的民族品牌，在小说创作理论和实践之间找到较好的结合，始终保持理论开放的活力和创造的潜能，促进小说创作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始终是本土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中国小说创作理论要循西方模式演进，也没道理说要固守传统才是正道，中国小说创作理论从近代开始就在一种矛盾的情态中散发着阐释中国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的能力和创造热情，这个意义不仅是对近代的，也是对现代的，对当代的。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现代创意论文例6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治变革通过***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治，提出了仁***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现代创意论文例7
2.试论吴冠中油画语言的民族特色
3.近现代油画艺术中色彩的情感表现
4.文人油画——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必然
5.意象油画百年
6.论油画中的情感色彩表现
7.当代中国油画的现状与思考——从第10届全国美展看中国油画的价值取向
8.本土化:百年中国油画的主题词
9.油画作为中国艺术样式的机构化——立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考察
10.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对中国油画发展的作用
11.城市文化产业集聚体:深圳大芬油画
12.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再思考
13.90年代的中国油画
14.意象油画,形而上还是形而下?
15.新中国50年代“油画民族化”讨论的两次会议
16.中国民俗文化对新时期油画创作的影响
17.论中国现代油画之写意精神
18.艺术市场化背景下的中国油画艺术发展之路
19.浅析女性油画家的创作特质
20.油画艺术教育与艺术市场
21.审美的失落——超写实油画艺术和抽象油画艺术的共同特征
22.论油画的中西融合之路
23.谈具象油画创作的技法运用
24.现代中国油画表现性中的审美意象
25.中国油画的本土化与意象油画
26.借鉴与融合——俄罗斯油画艺术在中国油画本土化进程中的影响
27.油画的民族化与本土化之路——中国油画的写意解读
28.油画的突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油画民族化路径探析
29.论我国油画创作的民族性与本土特点——以西部***、内蒙、广西油画创作为例
30.浅析油画的色彩与形体结构
31.浅谈色彩在油画创作中的作用及情感表现
32.油画形态的演变研究
33.写意油画用笔的书法意识
34.浅析油画技法和鉴赏的认识
35.探寻中国油画民族化历程
36.由“气韵生动”解读当代中国风景油画中的山水精神
37.色彩:油画艺术的灵魂
38.油画的中国特色研究
39.罗中立油画的“本土性”与“当代化”探究
40.构成和意境——西方油画赏析
41.关于油画中的情感表达分析
42.油画教学之我见
43.论中国写实油画的现实主义之路
44.关于油画创作教学的思考
45.析当代中国女性油画创作的情感表现
46.简论油画笔触之美
47.多元文化视域中的油画民族化创新探析
48.论油画民族化与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结构
49.也论中国油画艺术的民族化
50.中国油画风景的意象之路
51.当代油画本土化思维初探——浅谈中国油画意象表现与审美
52.油画创作探析——油画创作的教学思考
53.明清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研究
54.试论吴冠中油画民族化思想
55.油画人物创作谈
56.论意象油画的诗意魅力
57.浅谈中国当代风景油画的发展状态
58.论风景油画创作中的艺术表现形式
59.20世纪初期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人对油画民族化的探索
60.黑龙江地域性油画的创新
61.中国当代油画家的群体意识与油画创作风格演变
62.关于油画中国风的认识
63.油画色彩语言的精神表现
64.利用色彩和谐模式辅助提取油画主题色
65.浅谈中国当写作意油画的语言形式
66.中国元素在当代油画艺术中的体现
67.中国当代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与实践
68.意象油画:油画的本土化之路
69.浅谈油画创作中的装饰性色彩语言
70.中国油画语言中的写意精神
71.《六胖子油画技法》编后谈
72.油画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73.俄罗斯传统现实主义油画中的个性视角——从安德烈·斯克拉良科看“俄罗斯新生代现实主义油画”的转型与发展
74.多元化教学在中国高校油画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75.浅谈油画技法研究
76.《油画人物写生》教学研究——兼论关于写实性油画的理解与认识
77.中国当代意象油画的表现语言探析
78.浅谈油画风景创作对中国画形式美的借鉴
79.论民族色彩在中国油画中的体现
80.谈高等师范院校油画教学第二课堂的构建
81.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油画民族化
82.***油画发展现状及其在国内的影响
83.环境对广西当代油画创作的影响
84.中国传统油画三千年考略
85.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
86.油画中装饰性色彩的艺术表现
87.油画技法中的灰色表现
88.中国油画发展现状及对写实油画当代属性的思考
89.中国油画的基本问题(上)——油画艺术讨论会书面发言
90.***当代油画家群体与其创作风格特征
91.多元化教学在中国高校油画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92.油画材料技法教学现状与改革思考
93.中西方油画艺术中写意精神的比较研究
94.潜意识在油画创作中的运用研究
95.西方传统油画技法与东方绘画表现形式的渗透与融合
96.试析近现代油画艺术中色彩的情感表达
97.寻求东方文化品格的中国油画——中国油画艺术展的历史叙述
98.从油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谈“民族化”问题
99.色彩对油画风景创新的意义
100.***油画源流拾遗
101.摇滚乐对于当代油画艺术借鉴价值分析
102.浅谈中国当代油画的创作与发展
103.现代油画创作中个性化油画语言的选择
104.油画审美略论
105.民族元素在中国油画中的体现
106.浅谈当代中国油画的写意
107.中国当代意象油画***式语言探析
108.中国装饰元素在当代油画中的应用
109.从再现现实到意象表现——新时期对于现实主义油画创作方式的反思与突破
110.油画民族化的历程及启示
111.论油画创作的主观性色彩语言
112.厦门油画产业现状分析与发展策略
113.谈清宫皇帝后妃油画半身像
114.油画创作中对装饰艺术语言的借鉴与运用
现代创意论文例8
（一）“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思想的形成
在我国传统社会早期，绘画与文字往往呈现出一种混沌的融合状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以具象表现为主的绘画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发挥着事件记录与信息传达的功能。象形文字这种延伸自绘画的文字形式，以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方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演变，才成为笔画简单的汉字。而长期以来，传统的绘画创作仍然没有脱离具象的创作技法或者表现方式，比如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些壁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这一特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两种相互***而又关系紧密的艺术门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尤其是连年的战争使无数的文人雅士开始不断地思考人生价值，在文学、绘画中寻求身心与思想上的解脱，其中当时的归隐思想、佛教盛行与玄学的极大发展便是当时文人阶层思想观念最鲜明的写照；另一方面，随着域外文化的大规模流入以及与本土文化进行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将文学作品和绘画创作两种艺术形式推向了巅峰时期。其中，当时谢赫创作了我国艺术史上最早的以绘画为主的文学评论作品“六法”，对当时传统绘画创作风格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作品在吸取当时文学创作思想观念、风格特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绘画创作也应当坚持“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样式和创作理念。这与当时其他诸多文论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鲜明地透露出我国传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轻再现而重表现。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诸多知名画家的作品都体现出“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实就虚”风格的形成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社会的人们具有含蓄、间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传统文学创作中，也就是历来重视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间接的文学创作与描写方式，也即是通过“言此而意彼”的方法来拓展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一方面提升整个作品的艺术内涵，另一方面也能极大地彰显作家的文学水平。我国传统文学创作的这一思维方式与风格特征不仅出现在诸多文论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论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绘画创作的“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追求和表现方式，从而对当时的绘画创作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在《西厢记》评论中明确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实就虚’是我国历代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追求的共同表现方式，同时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共同的风格特征，反映了历代文人雅士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追求，因此，在绘画创作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贯彻之一思想，即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与刘熙载也曾对文学创作“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特征经过分析和论述，并引申至绘画创作过程中去，由此对后世的绘画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指导意义。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创作方式与风格特征，使我国传统的中国画一直坚守并张扬着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以笔墨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显示出一种天趣和洒脱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词话•词品》中所说的：“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比如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在画马的过程中，融西洋画的造型与我国传统绘画的写意为一体，综合应用染、烘、积、泼等诸多墨法，使整个画面中的物象产生细腻的色质变化，由此产生特殊的情感韵味和情景氛围。
（三）“移物言志”创作思想的产生
《尚书•舜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这样写道：“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简而言之，文学作品是要用来表达作者的志向和决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我国古代社会中的诸多文学家习惯于含蓄、间接的创作方式，尤其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进行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主体的思想情感难以进行准确而直接的描述时，“意”的表达就需要借助于自然万物，即“移情于物”，通过物性来观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由此进行准确而流畅的思想表达。这种“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以诗充画，诗画结合创作方式的形成
古希腊诗人曾说，画是无声的诗，而诗是有声的画。虽然诗和画两者的本质并不相同，但诗与绘画都是人类借以表达情感的媒介，有着相通的艺术效果。“如诗如画”“诗情画意”就是中国人对诗画相通和美妙之处的最好表达。中国诗歌与绘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发挥自身的艺术优势，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现传《杜工部集》中有题画诗18首，包括画山水、画松、画佛等题诗，把画面的视角形象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极富诗情画意。在画中题诗是为了补充画面笔墨未尽之意，但也要顾及画面艺术形式的变化和完美，诗与画的结合要融洽，使读者获得丰满的思想感受和审美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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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11-0053-02
T・S艾略特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现代派诗人与新批评家。他被人们称作是现代派诗歌之父。在很多人眼中，他的辩证诗学理论是一个时代标志性特征的体现。T・S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发表使他在西方诗坛上崭露锋芒，他的《荒原》更让他的“荒原之风”赢得世界的赞誉，并从此开创了T・S艾略特的现代派诗歌时代。甚至在20世纪的中国，很多作家也纷纷翻译和研究T・S艾略特的现代辩证诗学理论和艺术手法，如对“非个性化理论”和“客观对应物”“意象的手法”和“多元文化”等的吸收和运用便推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发展。T・S艾略特正是以他独有的方式在现代诗歌创作中展现他的诗学特色，为东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T・S艾略特以其超凡的诗歌创作理论和缜密的新批评理论使现代主义诗歌达到了理论系统化和本体化的质的飞跃。首先是“非个性化理论”。这个理论是其在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非个性化”这个词是T・S艾略特从法国批评家古尔蒙特的一个化学催化剂的比喻中引用的一个词。这个比喻被T・S艾略特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中指创造的心灵的非个性化过程。也就是完美的诗人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匠人一样，他不是有意识地表现个性而是集中精力完成任务来间接地表现自己的个性。这个理论其实是针对极端主观主义和个性观念的一种全新的审美形式。在T・S艾略特看来，诗不是像浪漫主义诗歌中所传播出的那样以主观感情、回忆和宁静为主的过度的情感的一种迸发。诗歌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他认为，浪漫主义者过分地在创作中崇尚自我情感、宣泄自我情感甚至会显得泛滥无形，使得未经整理规范的意象与情感表现了出来。这些没有整合和提炼的言辞颇显得有些矫柔和浮夸。他所主张的诗歌创作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地浓缩和提炼的过程。这样的情感显得更有深度和广度。这一过程正是诗人辨别经验的能力的体现。所以，是“经验”而不是“情感”成为T・S艾略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甚至是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的确，T・S艾略特用自己的创作及其影响来印证“非个性化诗学理论”的合理性。这一理论在后来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中也及时地适应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需要，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非个性化理论”是强调一种“无我”的表达，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T・S艾略特虽是以我进行叙述，但“我”并不是用来指T・S艾略特自己，则是用一种非个人化的视角来不强调“我”的个人观感而是一种角度的呈现。
在18、19世纪的以浪漫主义为主的时代，“传统”被认为是束缚创造的代名词，“传统”似乎永远与创新相对照，保持传统永远和开发创造相背离。但自从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以来，人们便开始从艾略特的角度给予“传统”以重新思考和界定。美国著名的学者希尔斯就认为：“艾略特是第一个指出传统与独创性并不是互不相容的现代学评论家。”艾略特指出传统是动态和积极的，这才为诗人的创作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传统又是有历史意识的。从历史出发，找到个人定位，这样诗歌的创作和传统就不是对立而是相联系的。那么个人才能只有容入历史才能具有特殊的价值。所以，传统与个人才能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的提出进一步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前提。艾略特在《荒原》中引用大量的典故和名句，努力通过复杂的文学文化传统来体现他的个人的历史意识，使之相渗透并形成秩序，从传统中进行创造就是使历史和现实达到完美的结合，更是他个人辨证诗学理论特色的表现。
在现代诗歌创作中，如果说T・S艾略特提出的“非个性化理论”是与主观个性化的对立，那么“客观对应物”则是针对情感的表现而提出的。所以，T・S艾略特在他的《〈哈姆雷特〉及其问题》中提出，艺术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客观对应物。这个理论同样是与浪漫主义诗歌的直抒胸臆或模糊情感相对立。它强调实物在表现情感与唤起情感的特殊作用。T・S艾略特认为，诗歌创作者要有对应的客观物而使得主客观达到某种平衡，这样就可以把个人情绪转化为普遍情感，这个过程是情感的客观对应物转化的产物。而好的诗人恰是能够依靠智力使主观经验客观化。所以，这就需要实物、意象、典故等来表现特定的情感。这也是与象征主义诗学产生异曲同工之妙。T・S艾略特通过个人文学上的实践表明：在后现代主义大量诗歌中的象征、意象和隐语等语言技巧的使用充分证明了“客观对应物理论”在诗歌创作中的可行性体现。
现代诗歌的主要形式是意象。艾略特正是在诗歌中大量使用了意象手法的诗人之一。而他又是以区别于其他现代派诗人，用独特的意象手法表现于文字之中。除了接受法国象征主义、浪漫主义以外，艾略特也同时接受了其他学派的元素。因此，从意象观上看，他的诗歌具有复杂性的特点。从艾略特在写《玄学派诗人》和《安德鲁・马维尔》中可以看出，艾略特深受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歌风格的影响。他主张运用修饰手法扩展意象与体现巧智的内涵形成集中统一，这就使艾略特在处理意象时进一步创造了既有讽刺又有机智的特点，使诗歌语言变得丰富而具有深层涵义。又如艾略特在其代表作《荒原》中大量组建了系列化象征，把相互关联的意想相结合起来，这也印证了他的意象使用手法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艾略特视文化为语言的基础，诗歌语言为文学发展的重要元素。他的诗学理论体现了他的文化观辨证的一面。他主张走向多元的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结合。所以，他注重东西文化的对话发展。只有这样各文化才能通过不断的交流得以繁荣。这样的过程也是一个给予和接受的过程。同时，为确保文化的多元性，应进一步肯定并保留文化间的差异和独特。使文化处于一个健康的发展体系。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他对文学文化的洞察体现出一定的敏锐性。虽然有些理论如“基督教挽救文明”等存在一定矛盾的认识。但他的多元文化意识是值得人们深思并视为珍藏的财富。
然后是他的新批评理论，艾略特也同样强调在批评过程中不是用情感进行比较和分析。他的新批评理论是基于他的“非个性化理论”的。当然这样的批评原理也同样出自于大量的批评实践过程。他把批评分为几种，但他支持的还是在批评陈述中提到的他认为的作家应该是创作与批评的过程，这样才得以不断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这也是他强调作家对自己创作的批评的重要性体现。艾略特主张用明晰的文字进行批评，因此他的批评往往给人一种严肃慎重感，充满逻辑和智慧。新批评家兰色姆这样评价他：“艾略特从不事先准备一个公式，他只是挨的紧紧得欣赏一首诗，决定需要使用哪一种批评方法。然后他就会提出一连串的断语，这些断语首先是比较性的，最后便是批评性的了。”T・S艾略特的新批评理论开启了文学批评的新视野。文学批评主观化是他所摒弃的。避免完全主观批评的极端同时，T・S艾略特还主张主观读者参与批评过程，参与对作品的解释和欣赏。这就更增加了作者本身的参与性，重视了作者的参与价值又增强了批评的客观性。
T・S艾略特的诗学理论是层次化的系统体系，具有内容与形式辨证统一的诗学理论特色，在现代主义诗歌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价值。他的理论的传播和运用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的特定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T・S艾略特的诗学理论为传统的诗学向现代主义文学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他用一种辩证统一的方式向人们发出了新的辩证诗学结构和艺术表现的进一步探究的号召，被现代文学者所接受。正是他辩证的诗学理念吸引着大批人投入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创造中来 这也是他个人对理想和真理的不懈追求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冯文坤.论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J].外国文学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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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一种文学发展、研究状况与时代文化需求相结合的背景下来理解，历史文学研究的意义就充分显示出来。吴秀明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即致力于历史文学研究，积30年之功，以深厚的功力、丰硕的成果和广泛的影响，确立了作为历史文学研究学术“重镇”甚至“重心”的地位。对于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建树与学理境界，我们也需要从这样的视野中来考察，才有可能找到理解和判断的恰当思路。
一 、 学术目标与研究路径的选择
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最为显著和重要的特点，是同时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理论建构和对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考察。
从1980年代初至今，吴秀明30余年的历史文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1980年代前期的历史小说新作评论阶段。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两篇“成名之作”，即发表于1981年《文艺报》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和发表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的《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就体现出重大理论问题探讨和重要创作现象考察同时进行、史论兼攻的研究倾向。但总的看来，他在1980年代是以当代历史小说评论著称于文坛的。1987年出版的历史小说评论集《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就包括了对1980年代初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热潮中20多部重要作品的评论。同时，吴秀明还***编选了《中篇历史小说选》《短篇历史小说选》《历史小说评论选》等在当时相当全面和权威的当代历史文学作品集。其二是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历史文学理论研究阶段。就在历史小说评论颇具“独步天下”之势的时候，吴秀明却进行了大幅度的学术“转身”。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以近十年的时间沉入了对历史文学理论的研究，学术视野从中国当代历史文学扩大到了古今中外的整个历史文学，研究重心则从对创作实践的考察，转移到了对历史文学核心问题的发现和基本规律的探讨。在1994、1995年两年时间内，吴秀明相继出版了《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展示了他具有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特性的研究成果。其三是新世纪从当代文学整体视野出发的历史文学研究阶段。虽然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吴秀明的学术研究重心转向了当代文学其他领域，并同样卓有成就、卓具影响，但他并未忘怀和“撤出”历史文学研究“这块比较熟悉的领域”①。相隔十余年之后，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又在一种新的学术境界中成果迭出。既出版了从思想文化史高度探讨历史文学审美内涵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又主编了《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历史观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将梳理演变轨迹和探讨研究新视野融为一体的项目成果专著，还编选了以揭示中国历史元素在文本中的复杂呈现为目的、范围则涵盖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学读本《文与历史》。
综观以上所述可见，吴秀明在新世纪的历史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对1980年代历史小说评论的拓展、深化和“螺旋式上升”，二者在学术路径层面同属当代历史文学实践考察;他的另一条研究路径则是历史文学理论的建构。如果将这两方面分开来看，在当代文学专业范围选择历史文学创作领域，在文艺学专业范围选择历史文学理论领域，都不过是对某一学术领域的专门研究。但如果从当代学术体系对学科、专业的划分来看，这两个领域实际上分属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其中存在很大的学术跨度。按照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常规，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在一个二级学科的某个专业方向范围内“圈定一块领地”“挖一口深井”。当代文学专业领域的“十七年文学”“文学制度”“著名作家”之类的研究，就都是如此。另外也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确实存在着“跨界”现象，比如从现代小说领域拓展到近代、古代小说领域，从五四文学与文化延伸到晚清文学与文化，或者从文学现象延伸到文化现象，等等。但其中所体现的，往往只是同一学术思路与方法的自然延伸和平移式运用。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路径则是横跨了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其中存在着以史为主和以论为主的学术思路差别。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规的研究路径选择。这种非常规学术路径所体现，不仅是研究者的知识积累与学术视野，还包括吴秀明对历史文学研究状况的深层次认知，以及抓住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进行根本性探索的学术追求。
中国的历史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相当薄弱的学术领域。古代历史文学的创作倒是颇为强势，研究却基本处于依附具体作品的“评点”境界。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文学名家均涉足历史文学领域，并以少量的创作和零星而精辟的理论形成了巨大影响，但他们的创作均属“古为今用”一脉，理论阐述则既不系统、又不过是为了解释自己“古为今用”的创作而“自成一说”而已。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进行了两次历史剧大讨论，并出现了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这样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但只要对茅盾论著中翔实到琐细程度的吴越史实考证略加辨析，我们即可见作者立论的拘谨之态。以《李自成》为代表的一大批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现，才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超越鲁迅《故事新编》和郭沫若历史剧境界的历史文学实践范例，才使得历史文学研究具有了能够贯通古今与中外的创作现实基础。
当然，历史基础薄弱而现实条件优越，反而给历史文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空间。但在这广大的空间中选择出能获得更大学术意义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需要学术功力和思想眼光的。从文学发展全局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现实题材的创作“雄霸天下”，在众多的文学史论著中，“历史文学创作”都不过是排在章节最后、予以补充介绍的内容而已，似乎极少参与文学史整体境界的建构。在这样的学术形势下，如何阐释历史文学创作的文学与时代意义，就成为历史文学研究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历史文学创作就不过是一种“自说自话”“自生自灭”的文学生长形态，相应的研究也就很可能只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阅读感想与创作资料堆砌而已。在历史文学内部，关键的问题则在于：历史文学与其他题材的创作到底是否应该存在差别？评价历史文学作品成败优劣的标准与依据到底应该是什么？对鲁迅、郭沫若式的和姚雪垠《李自成》式的、1980年代“新历史小说”式的各类历史文学创作，能否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评价视野和阐释平台？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对历史文学本体进行根本性的理论思考。于是，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时代文化环境中进行历史文学意义与价值的整体阐释，如何理解和把握历史文学的基本规律与规范，就成为了历史文学研究中分别处于基本理论和当代现实层面的核心问题。
吴秀明研究历史文学的学术路径，正是建立在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其研究形成学术跨度的原因也在于此。对于自己的学术选择，吴秀明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他这样陈述自己进行历史文学理论探索的动因：“在进行了三四年之长的当代历史小说追踪性评论以后，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由此及彼，逐渐萌生了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的学科形态、系统整体地研究它的个性特征和基本理论的想法”，以期“使自己以往的研究藉此能有一个新的质的提高”②。从中可见，他确实是从解决历史文学的全局性问题出发，来选择学术研究的对象与目标的。正因为如此，吴秀明的研究最终所获得的，就不仅是一部或几部专著层面的成功，而且是在专业领域的研究如何开掘出时代所隐含的学术可能性层面的成功。这种选择研究路径的方法和思路，对于从事各类专门领域研究的学者应当怎样发现问题、选择对象，才有可能使研究成功地抵达时代的学术前沿，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
《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③，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
《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
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核心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④的逻辑结构。
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核心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⑤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三、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
《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
《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⑥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⑦。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⑧。《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⑨。
四、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⑩，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
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即使是史论色彩相当明显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作者也以结语“期待新的突破”来表达指导历史文学未来实践的强烈意向。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
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
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核心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
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