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1）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少数民族哲学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于中国哲学史学界。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界所书写的哲学史一般都是以儒、释、道等为主要内容的汉族哲学史。细检各种中国哲学史著作，我们发现它们根本没有给少数民族哲学留下地盘。在有些人眼里，似乎少数民族哲学上不了台面，根本没有研究的价值。不过，吊诡的是，在 21世纪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其实，“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由来已久，康德就说过孔子虽然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但他并非哲学家，在整个东方根本没有哲学。黑格尔重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哲学的起点是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人类超脱了自然阶段而达到思想自由时才产生了哲学。黑格尔认为，能称之为“哲学”的只有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2］。后来的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继续这种思路，竟将“东方精神”视为束缚个人创造性的思想的同义语［3］。海德格尔也说过哲学是西方的专利，“常听到的‘西方—欧洲哲学’的说法事实上是同义反复。为何? 因为‘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 ‘希腊的’在此意味: 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仅仅占用了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自己。……哲学本质上是希腊的，这话无非是说: 西方和欧洲，而且只有西方和欧洲，在其最内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地是‘哲学的’。”［4］不过，促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的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来华，他明确地指出，“哲学”只是“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的东西，是欧洲和西方所独有的思想，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这种形态的思想，因此“中国哲学”不是严格意义的“哲学”。“中国哲学”还是称为“思想”较为妥当［5］。
西方哲学家将“哲学”严格地限定在西方的思想脉络中，更确切的说限定了近代西方哲学脉络中，当然是成问题的。首先从哲学的本义( 即哲学乃是对智慧的追求) 来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当然不成问题。另外，即便从近代西方哲学的脉络来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不成问题，西方哲学家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哲学的隔膜与无知，因为即便中国古代哲学也有其独特的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当然，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对于人们反思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重塑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等都是有好处的［6］。
客观地说，“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对于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的确认是有帮助的。因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本身就受到了质疑，中国哲学史学界当然没有心情和底气去质疑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了。既然中国哲学要求别人承认自身的合法性，那么它为什么不先承认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可以说，中国哲学界现在重视少数民族的研究与成果，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是分不开的。
那么，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解决是不是意味着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解决呢? 可能还不能这么认为。必须要承认，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总体上要低于汉民族的文明，同时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也不可能是一致的，有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虽然有朴素的哲学思维，但也确实没有达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如果要求这些民族也写出一本哲学史，可能就是强人所难。有学者从民族精神角度理解民族哲学，认为: “哲学的民族性就在于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或者说，民族精神的自觉认识和理论表达就是该民族特有的哲学。”“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有的民族能自觉地认识和理论地表达出来，于是其就有自己的哲学( 哲学学说) ; 有的民族尚未做到，或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从而其只有哲学思想。由此我以为，有的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史’，而有的民族则只有‘哲学思想史’。”［7］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有的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史”，而有的民族只有“思想史”，没有必要硬加上一个“哲学”的定语。须知，少数民族思想的价值不会因为贴上哲学的标签而变得更有价值，也不会因为没有哲学的称呼而减少其固有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的少数民族可以写出哲学史，但不是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必须要写出自己的哲学史。当然，有的少数民族可能在以前不能写出自己的哲学史，但随着视野的开拓和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可能现在就能写出自己的哲学史了。举例来说，通行本《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8］中没有土家族哲学，而在众多土家族哲学研究论著的影响下，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中已列入了土家族哲学思想的专章，而现在萧洪恩教授更是撰写了《土家族哲学通史》的鸿篇巨制。
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 这是撰写土家族哲学史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土家族哲学研究的学科地位没有确立起来，而且学理地位也还没有明确申明”［9］25的时候。萧洪恩对这一问题当然要作出自己的回答。萧洪恩从“理论”和“历史与现实根据”两个大的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从理论上说，第一，哲学具有一般性与民族性。第二，哲学问题的展开方式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如既具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的问题，又具有历史观和文化观的问题，还具有***治哲学层面的问题。第三，哲学思维有理论表达与文学表达、历史表达之分。第四，哲学理论的阐明有理论阐释和理论运用两种形式。第五，哲学在存在形式上可分为学术的和日常的两部分。从历史与现实根据上说，首先，土家族哲学的合法性有土家族的历史成熟性支撑。其次，土家族哲学的合法性有土家族哲学史传统的支撑。再次，土家族哲学的实际功能对土家族哲学合法性的支撑。这些论证应当说较好地从外部论证了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可能还必须从土家族哲学内部着手，要看其自身的内容是否承载了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这可能也是撰写其他少数民族哲学史的时候所需要认真对待的。
总之，任何少数民族要写一部哲学史，都必须先回答该民族的哲学如何可能? 否则，这一工作的展开就没有牢固的基础。
二、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写法: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如何撰写少数民族哲学史? 是要采取还是拒绝“以西解中( 少) ”的写法? 如果要拒绝，是不是还要拒绝“以中解少”，而进一步到“以少解少”?
在我们看来，要拒绝“以西解中( 少) ”的模式来撰写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是不可能的。首先，哲学具有一般性，不能因为民族性的独特性而否认这个一般性，这个一般性是哲学的本性。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是任何哲学体系都要探讨的，只不过在特定时间或不同的哲学家那里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其次，那种提出“以中解中( 少) ”，反对所谓的“文化殖民”的人，实际上没有看到文化的创造性的本性，而是把中国哲学看作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其实，“以西解中( 少) ”的过程，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 少数民族) 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西解中( 少) ”以成为中国文化的宿命，现在的中国人，如果要完全摆脱西方话语的影响，就不可能开口说话! 第三，如果说“以中解中”在学理上还可以成立的话，则“以少解少”确实很难成立。中国哲学自身确实有它自身的一套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虽然少数民族哲学在近代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受汉民族哲学，特别是其中的儒释道哲学的影响极大，很难说有其独特的一套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很多少数民族连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没有，更遑论独特的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了。当然，有的少数民族的哲学话语和哲学系统可能有其自身的特色，在撰写这些少数民族的哲学史的时候，也要把这种特色体现和挖掘出来，要尽可能地使用具有特色的概念和话语。
以上是就研究模式上说，具体到少数民族哲学史的书写，则不能走纯粹观念哲学史或纯化哲学史的路子。一方面，纯粹观念哲学史的路子不能很好的揭示哲学问题，而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性。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局限，如果要走纯化哲学史的路子，那将是自揭其短。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将少数民族哲学史泛化为哲学思想史或哲学文化史，当然，名称还是可以用“哲学史”，但内容一定是哲学思想史或哲学文化史。
李维武教授提出的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这一研究方法［10］，主要针对的是 19—20 世纪的中国哲学。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是展开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最为恰当的方法。萧洪恩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方法。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家族哲学思想，既不是由专业的哲学家提出，也不是由专门的哲学著述阐发的，而是通过其他思想内容、其他表达形式展现出来的。萧洪恩十分重视对诗文、史籍、方志、书信、日记、公文等文献的搜集和解读，发掘其中的哲学思想。如《田氏一家言》，本是由田氏几代人的 12 卷诗集组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述。但萧洪恩正是通过对这些诗作的深入解读，发掘出蕴涵于其间的哲学思想，揭示出土家族哲学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思想传承。第二，20 世纪土家族哲学的代表人物或为***治家或为文学家，他们所接触和探讨的哲学问题，不是哲学自身发展所提出的形上问题，而是中国历史大变迁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对于这种哲学文化现象，萧洪恩明确指出，这些人物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悬置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重点关注历史观、文化观及***治哲学问题。这就使这些原本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问题得以凸显，成为 20 世纪土家族哲学的主要问题，显示出 20 世纪土家族哲学的特点。第三，对于土家族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与下层民间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联系，萧洪恩予以关注和研究，使之成为土家族哲学史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11］。萧洪恩的《土家族哲学通史》之所以能对土家族哲学挖掘得比较深入且论述自成体系，跟他自觉地运用了以思想史为中心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在撰写其他少数民族的哲学史的时候，也应当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否则是很难取得深入而切实的成果的。
三、少数民族哲学史写作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处理好少数民族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少数民族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组成部分，而现在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中没有少数民族的地盘。那么，在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中，如何处理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
首先，要强调少数民族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有离开中国哲学这个整体去单独地讲某一少数民族的哲学史，“多”必须在“一”之下才能获得其意义。因为少数民族的哲学发展一方面受汉民族哲学的影响，如儒家思想对少数民族有很大的影响，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哲学家就是著名的儒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哲学之间也有很多交流互动，如藏族与蒙古族之间的哲学思想就有很多互通之处。实际上，少数民族哲学的发展也只有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获得真切的理解。
其次，撰写少数民族哲学史，不必要也不需要高扬少数民族自身的主体性和民族性。因为有的少数民族已经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不能因为为了撰写自己民族的哲学史而把本来很为淡薄的民族意识“发现”出来而加以“扩大”，虽然民族哲学与文化本身是在不断地创造与“想象”之中，但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我们更应注意增强中华民族这个总的民族意识。当然“一”与“多”并不矛盾，“一”要通过“多”体现出来，但是这个“多”是要事实求是的，不能作过度的放大。
《土家族哲学通史》可谓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该书阐述了土家族在漫长的追求和发展中，既保持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又吸纳了来自汉族的儒道思想。这种与汉族文化的联系，导致了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向华夏文化、特别是向儒家文化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土家族的先进人物与中华各民族的先进人物一起，面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文化历史大变局，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吸纳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哲学，促成了土家族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这种哲学的现代转型，使土家族出现了一批求索于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之间的思想人物，他们的思想创造既对土家族的精神生活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又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样的一种阐述就不是就土家族哲学而论土家族哲学，而是将之放到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论述，很好地处理了“一”与“多”的关系问题。
2．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内容选择问题。撰写一部哲学史，首要的问题是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萧洪恩在这方面可以说用力极深。没有对土家族哲学资料的全面掌握与深入解读，是不可能撰就一部 80 余万字的著述的。但是与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不易引起纠纷不一样，有些少数民族的哲学文献在使用上存在很大的争议。
首先，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识别的，实际上，很多现在看来是少数民族的，在当时根本没有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即他们的所思所想，根本不是以这个( 少数) 民族为出发点的。那么，这些人的哲学思想能不能纳入到该民族哲学史中? 这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件事情。笔者认为，有没有民族身份意识与民族认同，是衡定一个人的哲学思想能不能纳入到该民族的哲学史中去的一个重要标准。近代少数民族的出场，大多基本上不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出场的，而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出场的。他们的哲学思想可以是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但说成是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内容可能不妥。在一些少数民族哲学史中，我们发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哲学家的思想中，很难看到他们的本民族的意识。实际上，从他们的论述中，只感受到了他们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意识，甚至是汉族意识，而没有本民族的意识。将这些人的思想纳入到该民族的哲学史中，争议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笔者倾向于这样一个看法，除了少数几个少数民族的哲学史之外，一般少数民族的哲学史写到鸦片战争以前就可以了。因为在西方入侵之后，中华民族的意识逐步强化，大多数的( 新中国成立后确认的) 少数民族根本没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当然，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策的实施，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有所增强，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形成了新的少数民族哲学传统，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其次，民族身份有争议的不应当纳入到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与争论。一般来说，民族的划分是不会产生歧义的。但在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出于国家民族识别的***策，如果出现了文化名人之后，就很可能出现几个少数民族争抢一个文化名人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该文化名人的民族成分已经确定，但另外的一个民族可能并不信服，而将之写到本民族的历史中。沈从文到底是苗族还是土家族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沈从文有汉族、苗族和土家族血统，但他自认为是苗族，根据自愿原则，沈从文应当是苗族。因此，将沈从文纳入到土家族哲学史中来讲，就有很大的问题。萧洪恩“以其具有土家族血统，且受土家族文化影响较大，而将其作为土家族区域文化传承者的代表加以研究”［9］713，似有可商榷之处，因为以血统和学统并不是民族识别的充分条件①。当然，有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如蒙、藏族之间，在讨论其哲学思想的时候，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但在撰写相关内容的时候，最好不要引起特别大的争议。
3．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评价问题。少数民族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是中华各民族的精神家园，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与珍爱。但是，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与发展，而不能沉醉于哲学史上的成就。“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我们在对待传统哲学时所应该具备的态度。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2）
“数学教学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数学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必修课。在“数学教学论”教学过程中，如何有效调动学生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使教学的内容、方式和方法贴近基础数学教学改革，历来是数学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目前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趋势来看，重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已成为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数学发展史中积淀的深厚传统文化和丰富数学思想方法是深化数学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数学教学论”课程要充分反映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现实，其有效途径之一是在教学中加强与数学史相关内容的结合，广泛吸收国际国内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结合（简称hpm）研究的最新成果，恰当运用数学史案例来充分展示数学知识思维过程和方法，提高学生有效将数学知识的科学形态转化为教育形态的能力。因此，在“数学教学论”教学中，恰当运用数学史料进行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就数学概念、数学命题和数学人文等教学与数学史结合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
一、揭示数学概念认知过程与历史发展过程的相似性，使学生把握概念教学的心理特征。
概念教学是“数学教学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获得概念的方式主要是概念形成或概念同化。由于中学生的认知结构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数学认知结构中的数学知识相对简单而具体，在学习新知识时，作为固着点的已有知识往往很少或者不具备，这时只能借助生活经验及日常概念接纳概念，采取概念形成方式来学习。我们知道，每一数学概念在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充满了直观的方法和大量辨证的思维，深刻揭示了某一类客观对象或事物的共同本质和特征，是人们从感性到理性认识事物的真实写照，给学生用概念形成方式接纳概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概念教学中运用数学史上概念发展的案例，既可以顺应人类知识的形成过程又能适应学生的认知规律。高师学生在开始接触概念教学时，由于对概念教学知之甚少，对概念的来龙去脉难以理清。因此在“数学教学论”关于概念教学研究中首先要让学生认知数学概念的历史发生原理，即通过一些概念的历史形成使学生认识到，个体对数学概念的认知发展过程与该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相似的规律。譬如说，学习代数的主要障碍在于理解和使用数学符号的意义，而数学符号缓慢的演变过程又告诉我们，数学符号的形成过程与人们的认知过程是相似的。因此，代数课程在有关数学符号的教学环节上应着重解析数学符号的历史发展过程。再如，j.m.keiser在对六年级学生对角概念的理解与角概念的历史对比研究中，得到了“学生对角概念的理解与角概念的历史是相似的”结论。从历史上看，古希腊人从两边之间的关系、质（形状和特征）和量（角的大小）三方面之一来定义角，但无论哪一种定义都未能完善地刻画这个概念。j.m. keiser通过对两个六年级班级几何（教材内容为“形状与***案”）课堂的观察，发现学生对角的理解也分成3种情形：（1）强调“质”的方面：一些学生认为，随着正多边形边数的增加，“角”越来越小；即形状越“尖”的“角”越小（2）强调“量”的方面：一些学生认为，边越长或者边所界区域越大，角越大：（3）强调“关系”方面：一些学生认为角是将一条边（终边）旋转后与始边之间的一种“关系”。又如f.cajori根据负数的历史得出结论：“在教代数的时候，给出负数的***形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用线段、温度等来说明负数，那么现在的中学生就会与早期的代数学家一样认为他们是荒谬的东西”；j.p.ponte通过对函数历史的考察获得启示：在中学阶段，将函数概念定义为数集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合适的；在中学数学中必须强调具有函数式的例子，将函数等同于解析式，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大错误！在引入数学概念时以恰当的方式介绍其发展历史，有助于中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数学概念的发展脉络，认识到概念演变修正过程与个体认知过程的相似性，对数学概念形成完整、恰当的认识，领悟数学思想的本质。并在领略数学家们为概念的日臻成熟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以及所经受的困难与挫折的过程中体验人性化的数学。还有引入“对数”概念时可介绍j.napier发明“对数”的动人历史，使对数成为富有人性化的、而非枯燥无味的概念。因此，“数学教学论”关于概念教学的研究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深入认识数学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心理过程，将有助于今后在教学中针对中学生认知的心理特点设计最佳教学方案，提高概念教学的质量和效益。
二、引导学生进行基于数学史的数学命题、公式等数学结论教学案例设计，学会在教学中通过展示数学知识的
历史原创暴露数学思维过程的方法教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学理论的研究过程就是数学命题的证明（或证伪）以及以适当的方式将这些被证明的命题组织成理论体系。从数学活动角度来说，这种过程一般是需要多次反复的，要经历一个不断抽象、层层深人的过程。因此，数学教学既要教“结论”，更要教“过程”。既要重视数学内容的形式化，又要重视数学发现过程的经验性。而现行中学数学教材中许多内容都简化了概念和定理的提出过程，省略了发展、探索的过程，而这些概念、定理是如何被发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是如何构想的，对中学生来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神秘感和疑惑感．所以在数学教学论的教学中必须教育学生在未来的教学中应精心设计、模拟知识形成的原始思维，为学生创设问题情景，交给学生发现、创造的方法．
数学历史上定理的发现探索过程可以启迪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将逻辑推理还原为合情推理，将逻辑演绎追溯到归纳演绎；可以激励学生去发现规律，总结定理，从而极大地满足学生发现与发明的成就感，传统数学教材中缺少对数学定理形成过程的阐述与剖析，呈现的是一些完美的结论和严谨的推证过程，这将直接导致学生对学习数学失去主动性与创造性。因此，在数学教学论关于定理、公式、法则等内容的教学中，应适当介绍其历史上的发现探索历程及不同的证明方法，使学生学会在今后的教学中将数学家们发现数学结论的历史过程变成学生进行实验发现的过程，从而激发中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譬如；从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使用“平衡法”推导球体积公式与我国古代数学家刘徽和祖冲之父子得到球体积的过程；欧拉解决哥尼斯堡七桥问题思路；牛顿、莱布尼兹等人发明微积分的过程的介绍中，都可以将数学家创造数学真理的思维过程活生生的展现在中学生面前，改变那种从公式到公式、从定理到定理的教学程式。还有古希腊、中国、印度、欧洲数学家等中外数学家在勾股定理的发现与证明中的几百种证明方法都深刻反映了数学结论发现的火热过程，充分暴露了数学家们发现数学结论的思维过程。在“数学教学论”的教学中教给学生恰当地设计基于数学史的教学案例，将案例程式化为实验、操作、发现结论等过程不仅将现行教材中数学结论的冰冷美丽还原为火热的思考，特别将数学实验引入数学课堂，使中学生学生通过“猜想——实验——再猜想——再实验——得出正确的结论——证明”过程体验，真正完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建构过程。将是数学教学论课程教学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引导学生探讨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结合的内涵，认识数学历史问题培养中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
“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是高中数学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新课程标准强调“数学文化应尽可能有机地结合高中数学课程内容，选择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反映数学在人类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数学教学论”充分体现新课程的这一理念，对于高师学生在未来的教学中培养中学生用文化的视野来看数学，用数学的眼光来看文化的意识或观念有着深刻的意义。
数学是几千年来全人类孜孜探索共同取得的宝贵财富，是各国数学家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探索的智慧结晶．不同国度与民族的思维特点、价值观念使数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数学教学论”在结合数学史进行数学人文教育中应遵循时空多元原则，突破时空局限来选择数学史内容，力求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数学历史．譬如，中国古代数学长于计算与构造，诸如“孙子定理”“百鸡问题”“盈不足术”等内容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且在国外有一定影响；古希腊数学长于演绎推理与论证，其公理化思想与方法在数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选材时应打破封闭格局，将中外数学历史纳人视野．旨在引导学生尊重、理解、分享、欣赏多元文化下的数学，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全方位的认知能力、思考的弹性与开放的心灵．
“数学教学论”与数学史结合的教学中还应使学生认识到，配合数学内容与要求所选取的数学史内容应既能被中学生理解，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深奥难懂的数学史料自然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枯燥乏味的数学史料也同样起不到教育的作用．所选史料的内容与形式应不拘一格、灵活多样、题材典型、情节生动、发展曲折、引人人胜．就内容而言，可以是数学概念。数学符号、数学思想方法、历史著名问题甚至理论体系的发展历史；也可以是数学家的创新意识、献身精神、奋斗历程与独特个性；就形式而论，除文字表述史料外，更应突出***形、***表与***象史料．如数学家（如 archimedes、i．newton、l．euler、c．f．gauss、祖冲之、华罗庚、陈省身、苏步青、吴文俊等）的头像、数学***案（如勾股定理、l．eler公式、c．f．gauss复平面、黄金矩形、雪花曲线）、数学家的墓志铭（如 diophantus的年龄问题）和墓碑***案（如archimedes的圆柱球、j．bernoulli的对数螺线、c．f．gauss墓前塑像座上的正十七边形）．旨在帮助中学生学习数学，激发其学习热情，展现科学与人文精神。在数学问题配置与求解中可选择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一些著名数学问题，这此问题及其求解提供了相应数学内容的现实背景，揭示了实质性的数学思想方法，蕴涵了数学家为之奋斗的曲折历程与苦乐体验，展现了广阔而生动的人文背景。譬如，可选择几何《原本》、《九章算术》等经典名著中的问题；介绍我国赵爽、印度人、阿拉伯人和f.vieta在求方程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3）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志》论述自己变法***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治、经济、***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变法***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的***治力量，开始登上***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结束、新民主主义***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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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源：《海国***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4）
其次，是专题研究。专题研究主要是指就天人关系在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具体问题方面进行的研究。相对于贯通研究而言，专题研究的涉及面更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天人关系在某一时期的变化。马艳辉在《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人关系论的转变》一文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天命”与谶纬之说、宗教神学的结合以及“天人相分”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她指出这一时期“史家对于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发展，以新的形式将‘天命’继续留在人们的思想中，并往往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用以附会朝代的更迭、盛衰；另一种是沿着‘究天人之际’路线发展，进一步走向‘天’与‘人’相分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是就具体问题进行论述。这方面尤以讨论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文章为多。
崔存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面通过对天人感应学说的怀疑，以及对一些事例的分析，否定了天命决定人事，指出了人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振红则就《史记》中所述的天的观念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在五帝时期呈现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在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李宏对司马迁与班固在“天人关系”方面的认识作了比较研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关于“天人关系”的整体宏观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但是专题方面的微观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于君主论研究
10年中，关于君主论的探讨，一方面是对君主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史学家、思想家在君权、君道等方面的论述进行研究。第一，关于君主的个案研究。瞿林东在《一代明君的君主论——唐太宗和〈帝范〉》一文中指出，在唐太宗《帝范》以前，君主论的论述“大多是就某一君主而论，或是就某一君主同另一君主相比较而论，而非把君主作为一种***治现象作综合的理论阐述。唐太宗所撰《帝范》改变了以往认识上和撰述上的这种局面，鲜明地反映了一代明君的君主论。他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君主现象作综合的分析，提出了在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这是对君主及其自身所作的君主论进行的研究。此外，就君主自身而言，还有一些作者把***治史、人物传记与君主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以探究君主的***治主张与***治实践，以及君臣关系。如曹升生在论到唐太宗的时候说到在唐太宗以史为鉴的***治实践中，“包含着驾驭大臣以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努力，正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援引发挥，唐太宗向大臣们灌输了忠君思想，宣传了治国理念，进而培育了尊卑有序、和衷共济的官僚系统”。
此外关于君主个案的研究，还有一些君主传记。主要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包括《隋炀帝传》（袁刚著，2001年版）、《汉武帝传》（杨生民著，2002年版）、《刘秀传》（黄留珠著，2003年版）、《唐玄宗传》（许道勋著，2003年版）、《秦始皇传》（张分田著，2003年版），《万历传》（樊树志著，2003年版）、《刘备传》（张作耀著，2004年版）、《孙权传》（张作耀著，2004年版）等，这些传记不仅仅是简单的史事叙述，往往还就君主个人以及后人对这些君主的评价作了分析，体现了***治史与君主论研究的相互结合。第二，史学家、思想家的君主论研究。就君主论研究而言，古代史学家、思想家们对于君主论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君主论研究的主体。而这些史学家、思想家对于君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君权、君道、君臣关系方面的认识。如对于明亡前后士人的君主论，赵园认为这是明代***治批评的重要方面，并试***将这一时期的君主论置于当时语境中，置于士大夫与“君臣”有关的伦理实践中，得出了当时的士大夫是借君主批评以表达自身的诉求这一结论。靳宝在《两汉“君主”阐释》一文中，从断代的层面，就一些思想家、史学家的君主论作了重要研究，他指出：“两汉学人在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从君主的内涵、称号、治道等方面，明确论证一统尊君与君国一体的国家观，对君主的本质及其作用进行思考，呈现出君主集权的意义，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君主论特点。”
关于史学批评研究
10年中史学批评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方面是召开了专门以史学批评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即2008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全国研讨会（大连），会后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进一步推进了史学批评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关于史学批评研究的专著开始出现，如白云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该书“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脉络，具体划分为萌芽、确立、渐趋成熟、繁荣四个时期，深入挖掘了各个时期中国史学批评之遗产和成就；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传统和理论；初步构建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基本框架，对推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于史学批评具体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史学批评自身的学科认识。瞿林东指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许多理论问题是在史学批评中提出来的，又是在史学批评中得到深入阐说和系统发挥以至于形成体系的。史学批评又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批评的展开是活跃史学、繁荣史学的重要手段。”这就明确指出了史学批评的重要性，为史学批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张越从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之间的关系角度指出：“在史学理论方面，史学批评表现为‘论’；在史学史方面，史学批评表现为‘史’。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都有着密切关系。”
阐明了史学批评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史学批评的范畴研究。罗炳良就中国史学批评的范畴作了初步归纳，分为三大类型：特定时代的史学批评范畴、史学批评的一般范畴、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他还对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作了重要阐述：“通过对历代史学范畴发展的考察与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史学思想与历程的演变轨迹，有助于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还指出现在“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对自身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自身的深化和提高”。刘开***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史权”是史学批评的又一个重要范畴。
再次，史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准研究。瞿林东认为在如何看待同一史事不同评论、不同史书的题材的长短、历史撰述诸因素的关系等问题时，应该用辩证方法。他说：“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乔治忠认为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第一，实事求是、兼指得失，是史学批评的基本出发点；第二，史学批评联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予以分析，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主要特征之一；第三，评论一部史学著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要将之置于思想、文化、学术及一般历史进程中分析和定位。在史学批评的标准方面，罗炳良认为古代史学批评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学术标准、***治标准、道德标准三项主要内容。周一平对这三大标准中的学术标准予以详细阐述，认为学术标准应当包括反对门户之见、学派框框，创新，体例严谨，史事真实、资料可信，追求思想、学术价值，简约，文采等方面。
最后，对于史家或史著的史学批评的研究。10年中，由于史学批评研究发展较快，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史家及史著的研究，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所涉论文较多，难以一一评述，现将相关论文稍加排比胪列于下：周文玖的《刘知幾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李振宏的《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吴怀祺的《〈通志〉：富有活力的史学批评著作》（《光明日报》2001年8月14日），罗炳良的《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泰山出版社，2005年），彭忠德的《章学诚“史德”说新解》（《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朱***惠、陈勇的《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王秀青的《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云南民族大学报》2004年第2期）、《梁启超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立》（《学术前沿》2004年第5期），白云的《孔子的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施丁的《王充〈论衡〉的史学批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宋馥香的《高似孙〈史略〉之史学批评管窥》（《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蔡克骄的《南宋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向燕南的《王世贞的史学批评及其理论贡献》（《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白云的《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红河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刘开***的《王鸣盛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批评》（《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段润秀的《易代修史中的史学批评问题探论——以清代〈明史〉修纂为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总的来说，对于大多数史家和史著的史学批评研究，虽然尚未形成系统，但是从总体来看已经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
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10年中，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得到了深入发展，相关著作论文日益增多，但是它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发展仍相对薄弱。目前来看，论著所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学科方面的认识。这主要包括对少数民族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等问题的探讨。总的来说，对于少数民族史学的定义，已经由模糊、混乱——主要体现在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史等概念的认识上——逐渐走向清晰、准确。瞿林东指出：“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史学，是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记述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治统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记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治统治交往的历史。”
这就为少数民族史学作了明确的定义。罗炳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少数民族历史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史）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史之史）”，使相关的各层概念进一步明晰。关于研究对象，罗炳良老师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四个方面：（一）记载和研究中国境内现存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史学成果，如藏族史学、蒙古族史学等；（二）记载和研究中国境内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历史的史学成果，如契丹族史学、女真族史学等；（三）记载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史学成果，如对古今各个时期中央***权管理下的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撰述；（四）20世纪以来的民族史撰述成果，如对撰写各民族发展史、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认同等方面历史著作的研究。关于研究史料的范围，罗炳良综合为四个方面：（一）今天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记忆和文献资料；（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留下的文字史料；（三）汉文史籍中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史料；（四）20世纪民族调查资料与民族史撰述成果。
其次，少数民族史学的贯通与专题研究。关于贯通研究，瞿林东先生将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先秦、秦汉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二）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特点是多途发展局面的形成；（三）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其特点是深入发展的趋势；（四）明清时期（1840年前）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三个高潮，其特点是全面发展的态势；（五）中国近代（1840—1949年）的少数民族史学，其特点是在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和撰述中，民族危机意识和民族觉醒意识的不断提升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及发展；（六）现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新阶段。汪受宽把隋唐五代之前视为少数民族史学的初步发展阶段，并分为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自先秦产生，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终于得到初步发展”。关于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史学的断代研究以及从少数民族史的角度去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在断代研究方面，董文武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社会大动荡时期，社会现实的巨变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民族观念的变化，而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权对史学的重视更是直接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史家的民族史撰述越来越体现时代特征，并表现出进步的民族一统观、民族同祖同源观，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依旧是这个时期史家民族思想的主流。”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5）
民族思想***治教育学作为思想***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是用思想***治教育学的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民族观教育,使其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民族观的学科。由于民族思想***治教育伴随着民族现象而产生和发展,不同时空的民族思想***治教育,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理论基础必然有差异。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思想***治教育学,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出发,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出发。
1.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根本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民族思想***治教育学,但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即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仅提出了许多关于思想***治教育学的观点和理论,而且为科学的思想***治教育学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思想***治教育学属于思想***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这些关于思想***治教育学的理论和观点,也必然成为科学的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因而也是他们对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没有这个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想***治教育学就不可能诞生,民族思想***治教育学也就失去了依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没有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就不可能揭示思想***治教育的物质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治教育的物质根源,不可能用社会经济原因来说明民族思想***治教育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治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们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民族思想***治教育,也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为揭示民族思想***治教育同社会经济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揭示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治教育学奠定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为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中国***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民族***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民族理论和民族***策发展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解决;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
以上内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实现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这些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实质的,是我们***的民族理论和民族***策的最新总结与行动指南,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3.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
从学科的角度看,民族思想***治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治教育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亟待纳入思想***治教育学的科学体系,建立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用思想***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民族思想***治教育现象,研究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既可以推进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发展,又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民族思想***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治教育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思想***治教育的共性,是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思想***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同时,民族思想***治教育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还必须把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具体理论基础。
二、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
民族思想***治教育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人类社会一种客观现象。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为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1.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历史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历史,中国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体,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既体现在族际血缘的融合上,又体现在经济 发展的互动上,也体现在***治生活和文化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扞卫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正是***和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民族思想***治教育的社会历史基础,也只有在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里,民族思想***治教育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满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民族思想***治教育学建立的历史基础。
同时,中国***历来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策,并对社会成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才使得祖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在***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经验,也为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面贯彻***的民族***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问题依然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国际敏感热点问题极易引起国内的反响和回应,国内民族问题也极易引发国际关注和干预。目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导致民族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相对落后;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之间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矛盾纠纷有所强化;三是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有上升趋势;四是因和风俗习惯不同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企***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
民族问题无小事。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如何使社会成员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包括思想***治教育学者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正是针对和适应这种现实的需要。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就构成了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三、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
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评价的主体,还是认识的主体。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必须考虑到所有作为主体的人。这里的所有作为主体的人,内在地包含着我们***、思想***治教育学者和一般社会成员对于民族思想***治教育的认识。这里着重研究我们***关于民族思想***治教育的认识和思想***治教育学者关于民族思想***治教育的研究。
1.我们***对民族思想***治教育的现实认识基础
重视民族思想***治教育,是我们***思想***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在领导人民进行***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治优势。曾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指出,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关系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提出了“两个共同”的思想,指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随着民族思想***治教育的不断加强及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各民族之间的认同度不断提升,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思想深入人心,大大推进了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和社会和谐,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整体凝聚力。
近年来,我们***对民族理论和民族***策的相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为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认识基础。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什么是民族”这一民族理论的首要问题,在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二是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三是揭示了当代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强调民族问题事关国家和民族团结。四是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五是从我国现实出发,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新的概括和发展。六是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明确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七是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五项指导原则,这是对我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处理民族问题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八是对民族工作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努力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等重大问题,从理论的高度作出了新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要求。
总之,我们***在实践中总结提炼的与时俱进的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思想和观点,为民族思想***治教育学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认识基础和思想基础。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6）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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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科（含基础科段）
020105金融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75证券投资与管理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55企业会计学 00066货币银行学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1工商企业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 00020高等数学（一） 00148国际企业管理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55企业会计学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3会计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67财务管理学 00020高等数学（一）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12656***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70***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156成本会计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9旅游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09***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89旅游与饭店会计 00191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6011旅游学概论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7）
1 学习数学历史可以提高数学教育价值
不了解数学历史就不可能全面的了解数学科学.庞加莱认为：“如果我们希望预知数学的将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数学历史对于揭示数学知识的现实来源和应用，展现数学问题的提出、解决与发展，展示数学的美，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培养探索精神，揭示数学在文化史和科学进步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有重要意义.如果数学教学中缺乏历史观念，那么就会减少数学的教育价值.因此，数学历史对数学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学习数学历史可以提高数学教学质量
在进行数学教学时，不要只是毫无感情地说明真理，而是了解和学习一些数学发展的历史，体会数学的发展历程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对于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数学的内涵具有重要价值，是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的重要渠道，进而引导青少年学生了解了定理、原理诞生的时代背景、艰难历程，以及科学家为此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之后，再去学习和品味定理的内涵，感受会大不一样.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不再是孤零零的符号和枯燥的推演，而是有血有肉的科学宝库的珍品.他们从中不仅能悟出一些闪光的东西.而且还会激励他们更加自觉地掌握前人经过奋斗而得来的知识.
如果数学教育只停留在数学理论本身的学习上，甚至对数学理论的实质也没有深入探究，学生就不可能理解依托于数学知识体系之上的数学思想和信仰，贯穿于数学研究活动中的科学精神、数学的美感及鉴赏能力，与数学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的伦理准则等数学文化的底蕴。因此，学习数学历史是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数学教育的内在要求，它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数学观念、数学能力、数学整体意识有特殊意义。
通过大量的数学历史实例来引导学生领悟概念的内涵.通过恰当运用数学历史，可以使教学不只局限于现成知识的静态结论，还可以追溯到它的来源和动态演变；不只局限于知识本身，还可以揭示出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使学生受到教益.这样就可以把数学逻辑的推演同人们认识数学运动的过程联系起来。学习数学历史不仅具有沟通文、理的性质，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数学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的辩证统一，真正揭示数学发展的科学精髓，同时又由于抽象概念都直接来自实践的具体对象，以抽象的具体问题为依托，这些具体对象被认知具体问题来识别，那么抽象概念就逐渐被理解了.
数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如果讲课时教师只是在黑板上演绎推导过程，并告知学生最后结论.这样是很难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的.而数学历史中介绍这些抽象理论时往往都讲明数学家们的思维创造活动，包括如何猜想，如何将其解决和后来如何将其完善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创造活动.如微积分的基本定理，就是牛顿、莱布尼兹在古希腊的“穷竭法”、“求抛物线弓形面积”等思想的启发下得到的.创新对数学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可以说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创新、没有灵活应用多种思维就没有创新.因此通过数学历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一条较好的途径。
3 学习数学历史可以增强爱国教育和民族自豪感
中国数学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历代都有杰出的数学家和他们的著作，如公元一世纪产生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九章算术》所总结的分数运算方法和现代所用的方法基本一致.像这样系统的叙述印度迟至公元六世纪才出现，而欧洲十五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现代分数的算法.我国南北朝时代的数学家祖冲之，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算出了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的圆周率，并把这项世界记录保持了近千年.这突出表现了我国古代数学高度发展的水平.现在=代有能与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得、高斯等相提并论的陈省生的纤维丛理论，有饮誉海内外的华罗庚的“华氏定理”和陈景润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辉煌成就等.这些都可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唤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使命感.
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进行数学教育时就不仅要反映数学的生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还要突出数学对人类社会巨大的发展作用，以及数学家可贵的数学精神.努力推行数学、数学历史和数学教育以及素质教育的结合。
参考文献
[1] 杜福昌.数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8）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标准》)明确提出：数学探究、数学建模、数学文化应贯穿于整个高中数学课程之中．“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对社会的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数学课程应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为此，***将数学史正式列入高中数学选修课程．
在高中数学课程开设数学史，不仅能使学生了解到数学知识、方法、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加深对数学概念、方法、思想的理解，把握数学的本质和发展脉络，还能使学生在相对陌生而真实的环境里进行探究和发现，养成***思考、积极探索的习惯，培养创新意识和数学应用意识，进而把课堂上所学的数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不仅能使学生了解历史上一些杰出数学家的生平和数学成就，还能使学生看到数学家是如何跌跤，如何在迷雾中摸索前进，如何一点一滴地完成创造过程，从而在前辈大师严谨治学、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的震撼和激励下，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获得顽强学习的勇气，勇于面对学习中遇到的各种挫折．
新课程理念下数学史选修课的开设，是课程改革的进步，但是对于这样一门新课程，如何讲、如何学、讲什么、学什么是最大的问题．本文对新课程理念下中学数学史的讲授与学习提出了一些看法．
一、新课程理念下中学数学史的讲授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概念、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及其与社会***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的一门科学，与具体的数学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对于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和知识的传授者——教师来说，新课程理念下数学史的教学，是一个崭新而又困难的课题，这就要求教师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在知识储备、教学态度、内容选取、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激发学生的数学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1．1树立正确态度，充实自身知识。新课程理念下的数学史教学，已不仅仅是融人数学教学，而是要更多地起到“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和传播“数学文化”的作用．因此，讲授数学史的教师必须转变原有的对数学史知识的观念和教学态度，不能仅仅只介绍一些数学家的故事和数学趣味故事，罗列数学的发展历史，将数学史课当成历史课，而是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和教学要求，通过大量阅读数学史料，领悟数学史料中包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来充实自身的数学史知识，将数学史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授给学生．例如M．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李文林的《数学史概论》等等，都是很好的数学史方面的材料．
1．2精选授课内容，注重专题形式。新课程理念下的数学史教学，要通过生动、丰富的事例，使学生不仅能了解数学发展过程中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与重要成果，初步了解数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而且体会到数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数学的理解，感受数学家的严谨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人教版、北师大版的《数学史选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数学简史》等，都是根据这一要求编写的．特别是《中学数学简史》采用专题形式，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尊重史实，突出重点为选取史料的原则，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介绍科学发展规律、数学思想方法，使教师和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初步了解新课标中关于学习数学史的要求…．由于选修课课时的限制，对数学史的教学应采用专题形式，选择既能贴近中学生认知兴趣和实际水平，又能体现重大数学思想发展和有助于学生理解数学本质、培养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内容．同时，各类专题中还应当包含一些辅助材料，如背景材料、数学?研究的问题等，还可以通过专题介绍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和13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数学的发展过程有所了解，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积极性，还可以使学生体会到数学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和价值．在选题时，还要注意内容的趣味性实用性、科学性、探索性等原则．
1．3改革教学方式，整合现代技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使得数学史教学不能照搬故有的传统数学教学模式．因此，数学史教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通过改革教学模式、加强师生合作互动等方式，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对数学问题的好奇心．
1．3．1巧妙创设问题情境。《标准》指出：“教师要创设适当的问题情境鼓励学生发现数学的规律和问题解决的方法，使他们经历知识形成的过程．”因此，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以生产、生活为基础，创造一个实用、新颖、相对合理的问题情境，在探索与研究的数学学习气氛中，让学生通过观察、探索、反思，体会真正的数学思维过程，享受数学思辨的乐趣，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1．3．2重视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数学史的教学方式除了可以采取讲故事、讨论交流、查阅资料、撰写心得体会等方式进行之外，还可以利用幻灯片、视频等多媒体技术作为辅助教学工具，使得数学史课堂教学更加直观、形象、生动、有趣、高效，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数学概念、方法、思想的理解；更可以利用计算机软件，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探索数学史课程与信息技术的整合，努力体现信息技术的应用，体现新课标的新理念．
1．4营造课堂氛围，建立和谐关系。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学要求“以生为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转变角色，做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而不仅仅是知识的授予者；要在创设学生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和情境中，营造愉快、宽松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加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积极关心学生、鼓励学生，促进师生的相互信任与情感交流，使得学生能够敢于提问、敢于讨论、敢于争辩，在数学史的学习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数学学习能力，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二、新课程理念下中学数学史的学习
《标准》强调：数学课程应倡导自主探索、动手实践、合作交流、阅读自学等学习数学的方式．数学史虽然不是高考的内容，但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提升学生自身的素质．因此，学生要改变数学史就是讲授数学的历史的观念，树立正确的学习观，积极主动地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学习．
2．1积极转变学习观念
“数学史不是高考内容，占用自己的高考复习时间”、“数学史就是数学的历史，学好了高考也不加分”等思想强烈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兴趣．教师可以通过故事、材料等多种形式强调数学史在数学学习中的地位、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转变旧有思想．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要积极转变学习态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让自己从喜欢数学史到喜欢数学；要积极转变学习方式，主动收集、分析、整理资料，课上主动讨论、交流，课后积极探讨，提高自己的交流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9）
《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数学教育要以知识的整合，发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为基点”。“人文教育”是我国现代教育的重要思想之一，它与科学教育一样重要。数学科学在提高民族科学和文化素质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数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传播。发掘数学教育中的人文价值是体现丰富的数学文化内涵、实现数学价值的必然选择。
一、挖掘数学史料中的人文精神，培养人文价值
数学史是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材料，能焕发学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学生锐意进取的科学品质，塑造学生的高尚人格。在数学发展史上，中国对数学科学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曾处于领先地位，出现过不少伟大的数学家和世界公认的论著。公元2世纪中国的《九章算术》被誉为世界古代数学的经典之作，5世纪祖冲之求出的圆周率比西方奥托取得同样结果早出一千余年，13世纪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世称“中国的剩余定理”，其包含的计算程序的许多基本方法、技能，同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程序设计在原理上是相同的……许多数学史料能够让学生看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数学领域中的巨大成就，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数学史也是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材料。在讲授“极限”概念时，可结合介绍庄子提出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重要思想。在教学中，应尽可能结合高中数学课程的内容，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在几何教学中可以向学生介绍欧几里得建立公理体系的思想方法对人类理性思维、数学发展、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的重大影响；在解析几何、微积分教学中，可以向学生介绍笛卡儿创立的解析几何，介绍牛顿、莱布尼茨创立的微积分，以及它们在文艺复兴后对科学、社会、人类思想进步的推动作用。这些可以使学生体会数学的科学价值、人文价值，开阔视野，探寻数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提高文化素养，养成求实、说明、批判、质疑等理性思维的习惯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精神。
二、开展数学活动，培养人文精神
开展形式各样的活动，是进行人文知识的渗透，培养学生的科学人文精神的好方式。例如组织“数学人文科学”夏令营，开展数学史、新概念数学、数学思想、趣味数学、生活与数学、创新数学、数学竞赛等讲座。平时组织学生做数学实验，办数学小报，制作数学模型等。班会、文艺晚会上组织开展数学活动如猜数学谜语，讲数学故事，说数学相声，演数学小品等。通过活动使人文知识有效地得到渗透。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教学的重要内容，除了对解题具有方***意义上的指导作用，还是体现数学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譬如在参数方程的教学中，在组织教学时，我们首先要向学生提出为什么要引入参数――当两个（或多个）变量（数）之间的关系不容易直接找时，可考虑引入某一个与其都有联系的量（或数）来沟通，通过这个量（数）的参与，找出了原来那些量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个数便称为参数，参数方程也由此得名。归纳时，向学生揭示参数方程的本质：当两个事物之间的之间关系找不到或难找时，可以考虑用第三个量沟通它们，即所谓参数思想。为了达到原来两个量之间的直接关系的目的，还要消去参数，即选参、用参、消参。给它取个不好听的名字――过河拆桥。
把参数思想意义引申到社会生活中，就相当于中介的功能，如股票交易所的“黄马甲”，再如二手房买卖交易中的中介公司，为青年男女婚恋牵桥搭线的婚姻介绍所等等。？如：在数学归纳法教学中，问同学孔夫子的子孙后代姓什么？同学们回答姓孔。又问为什么？同学们热烈讨论后认为，要使他的后代都姓孔，他的后代中每代都有男丁，且按中国的传统――子随父姓。由于人的代数是自然数，把它迁移到关于自然数命题的教学中，验证n=n（n≥0）时命题成立（相当于孔子姓孔），设n=k（k≥n）时命题成立，若能推出n=k+1时命题成立（相当于姓氏在父系亲属中的传递性），就可断言，对从n≥0起的所有自然数，命题都成立。
由此学生容易理解，用数学归纳法证明问题两步缺一不可。如第一步中孔子不姓孔，他的后代就不姓孔。同学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燃放鞭炮；车棚里倒了一辆自行车可能砸倒一排自行车；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上万块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的壮观景象等等。把非常抽象的数学问题，通过极具文化气息的例子来阐释，使学生在愉悦之中掌握了数学知识，数学归纳法这个人所共知的难点就不攻自破了。
三、运用数学文化中的创新价值，培养学创新能力
数学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创新的历史：从有理数到无理数、从实数到复数；从罗巴切夫斯基剖析前人证明的“欧氏几何第五公设”的经验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几何学“非欧几何学”；从牛顿、莱布尼兹借鉴笛卡儿解析几何的精髓到建立微积分的理论，以及群论、集合论等数学理论的创立，无一不是思想的升华，思维的创新。所以数学被称为“创造性的艺术”。在教学中充分挖掘数学文化中所蕴含的创新价值，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
这种有借鉴的教学创新，让学生体验到数学创新的乐趣，看到学科之间神奇的联系，原来数学也可以这样学的，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数学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标志之一，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学数学的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历史的一个了解过程。作为现代公民应具备一定的文化历史的发展知识，这也是新课标所倡导的。教科书的编写做了很大创新，安排了许多丰富生动有趣的的数学历史的发展的文章、故事、趣题以及重要的数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比如：必修1的教材中就安排了“集合的元素个数”、“函数概念发展的历程”、“对数的发明”、“中外历史上的方程求解”；必修2中安排了“画法几何与蒙日”、“欧几里得《原本》与公理化方法”、“魔术师的地毯”、“笛卡儿与解析几何”、“坐标法与机器证明”等，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了解数学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了解数学科学思想体系和数学文化价值，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逐步形成正确得数学观。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10）
随着比较史学的兴起，中西史学的比较逐渐成为热点问题。史家也归纳出种种中西方史学的特点。认为中国缺乏历史哲学即是史家常持之论。余英时先生曾经说：“我们的史学尽管发达，而历史哲学的园地却十分荒芜。严格的说，我们缺乏玄想的历史哲学。”[1]（P239）
一、杜维运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
不可否认，在中国，历史哲学这一学科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硬性嫁接而产生的。但是，笔者认为“历史哲学”本身是无国界的，“是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资源”[2]（P224）。没有理由否认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土壤产生不了自己的历史哲学。
杜维运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王船山的历史哲学思想。“王氏于中国历史上遍求定律、通则，其一则治乱循环论也。”[3]（P45）具体而言，“是王氏以为治与乱相循环，天下统一则治，天下分离则乱；由乱而治，恒历百余年或数百年；治乱之枢机，系于人心风俗，人心风俗一动而不可猝静，则天下之乱，不可旦夕敉平。”[3]（P46）杜氏所论之王夫之之治乱循环论大致如此。且不论其是否符合现今我们信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但王氏之观点属于阐释历史进程中所有重大历史变革的发展方向无疑。
其二曰“兴亡决定论”。王氏“以宋徽宗季年为必亡之势，以兴亡之修短有恒数，以土崩者必数百年而继以瓦解，瓦解已尽而天下始宁，此宁非类似西方之历史决定论耶？”[3]（P48）杜氏所阐明之王氏之此种兴亡决定论，即是希望发现历史演变的法则。
其三曰“天道论与气数论”。杜氏曰：“王氏富有天道思想，以为人世间之治乱合离，皆有天道存焉。”[3]（P48）他又具体阐释了王夫之的天道与气数的思想，说夫之也相信气数运转流变，气数穷尽了就该灭亡了，这样的例子历历在目，气数大概可以恒定的经历一百年或者数百年，之后就该衰败，最后达到穷尽，等到气数已经穷尽的时候，天下就会在潜移默化之间变更。王氏此种天道论与气数论显然是将过去的历史看做一个整体，而提出的饶有见地的一种解释。
其四曰“演进思想”。杜氏对王氏此思想大加赞扬，曰：“王氏富演进思想，为近代学术界所艳称。中国传统学者，类皆醉心于古代；中国传统学术中亦无西方演进思想，王氏独能摆脱传统之藩篱，自辟蹊经，不可谓非中国学术界豪杰之士也。”[3]（P72）而其演进思想之具体表现为：“王氏屡言理势，……此理有定而势无定说，势既无定，故以时为重，而演进之思想出焉。”[3]（P72-73）此外王氏又言“从散乱到统一，为历史发展必然之趋势，与近代学者所称由部落而封建以致集权国家之社会发展阶段相似。”[3]（P73）王氏所言之历史演进，大致如杜氏如上之归纳。但如前所述，王夫之亦精于历史循环论，故其演进思想往往参杂循环之义于其中。但其演进思想的光辉亦不可掩，其欲为历史进程提供一种向前的发展方向的指引的具有“历史哲学”意味的解释亦不可忽略。
二、对杜维运阐释的王夫之历史哲学的深入思考
杜氏对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掘，这些论述显然都是属于提取概念、阐释历史进程的理论。这一有力论证驳斥了中国没有历史哲学这一虚妄论断。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杜维运对王夫之历史哲学的探究也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萧父在其论文《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对夫之的历史哲学也有论及。萧父说“他评史、论***，都不止于就事论事，对于‘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对于历史上王朝更递及其‘合离之势’、‘变革社会’等，他都力***分析其原因，探索其规律，给以理论上的概括。因而在他的系统史论中贯穿着他的历史哲学。”[4]但是，杜维运的研究又是超越前人的，他将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思想清楚明晰的概括为四个方面，并给予通晓明白的解释，也为中国学界建设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杜氏研究清代的历史哲学是有与西方史家对抗的意味的。杜维运曾说“我去英国的剑桥大学阅读了很多西方史学的著作，通过看书我发现很多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认识比较有限”[5]，多数汉学家对中国史学的认识是偏颇的，所以“中国学者应与之商榷之。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写了《西方史家与中国史学》一书”[5]，目的之一就是为中国史学作辩护。但是，对于这样的爱国史家，我们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中国史学式微之后的一个时代的反映，杜氏的目的只是想证明中国史学也存在理论与玄想，不比西方史学落后。第二，杜氏虽然为我们证明了中国存在历史哲学，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以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标准将船山的思想归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或‘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6]（P218）傅斯年“认为‘中国哲学’乃是日本‘贱制品’”[7]（P366），不能用哲学来表示中国思想史的看法，可以作为我们对待中国历史哲学的一种借鉴，大概就是劝解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概念来程式化的套用中国博大的思想。
参考文献：
[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2]邓辉.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
[3]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4]萧父.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J].江汉学报，1962年第11期.
[5]张越、方宏.杜维运教授访谈录[J].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120期.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11）
数学史是学生认识数学、探究数学问题的重要辅助工具.它还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首先，学生通过对数学史的学习，能对数学方法、数学概念、数学思想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从而促进其形成数学的整体意识.其次，现代的数学研究方向越来越精细，数学体系庞大而复杂，学生在进行数学学习时，往往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感觉，通过对数学史的学习，能够跳出圈外对数学进行再认识.最后，数学史与其他学科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其中的数学定义、数学与其他科学技术的联系、数学与人类思想的革新的关系、数学与社会进步的联系牵涉到中学课程思想史、文化史与哲学发展历程和思辨的相关内容.强化中学生对数学史的学习是新课改下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的要求，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内在要求，是践行素质教育的直接体现.
二、课堂教学引入数学文化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1.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
经调查，我国的数学差生的主要成因在于学生对数学缺乏兴趣.提到数学，很多学生的第一感觉是枯燥乏味，难以理解.其实，如果学生阅读数学史，可以发现数学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从各学科的发展史来看，数学与力学、天文学一脉相传，另外，数学与哲学甚至音乐也都存在着很紧密的联系.现在很多学者还在争论，到底应把数学划归到科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除上述以外，学生在学习、研究和应用数学的过程中，综合自己对数学史的理解，能逐步培养自己的人文意识，树立数学文化价值，进而对数学产生强烈的探究欲.
2.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中学数学教科书都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就原理展开内容，突出学生对数学概念和方式的认识和掌握，而对这些数学原理是如何被发现的，则很少写明.中学生如果想要深化对数学的认识、研究和应用，培养自己的创造力，首先应该对数学原理的来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法国数学家笛卡儿曾写了两本数学专著，一本是《方***》，另一本是《知道思维的法则》.他在这两本书里面批判了古希腊人只向人们呈现出原理的状态和怎么证明原理，而对原理是怎么被发现的则没有做出记述.为此，笛卡儿想要找到一种能使普通人也发现真理的一般方法，经过不断摸索，他提出了普遍数学理论.今天为人们所知的解析几何理论，就是笛卡儿把普遍数学理论应用与几何学时得出的结论.笛卡儿致力于学习古希腊的思维演绎方式，却能提出大胆的质疑，创新自己的思维，进而找到独树一帜的数学学习方式，这给我们中学生的数学学习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
3.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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