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演化经济论文篇（1）
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于2009年11月29日圆满落幕。文博会上，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行业以大量的创新成果。突出展现了强劲而蓬勃的发展势头，反映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进入加快发展期的新面貌、新商机、新趋势，彰显出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背景下，以消费时代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高科技技术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特征的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全球化过程中制造业充分发展、服务业不断壮大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结果，是继技术、管理和资本后又一新的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产生经济奇迹的机会”。
本文拟运用系统理论与方法，综合产业经济学、新闻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剖析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探讨和揭示如何运用科学、合理和有效的举措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
一、创意经济的演化动力
从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看，推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增长、消费转型与技术革新。
1需求增长
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伴随着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通过催生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推动着创意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目前已进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旺盛，需求总量日益增大，需求质量不断提高，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热切呼唤更多高品位、高质量的优秀文化产品，期盼更加优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文化服务。
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突破3000美元大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加快，居民消费结构也将明显变化，其中物质消费比重逐渐减少，精神文化消费比重逐渐增加。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为6325.34亿元，人均文化消费478.72元，占收入比重5.65％，占总消费比重7.64％。据估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突破7000亿元。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文化消费并没有因为经济下滑而萎缩，反而因为文化产品消费“不消耗物质形态”的特有优势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
人们快速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同时也对文化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无论是文化产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求以新的内涵来提升、新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手段来传播。
2，消费转型
长久以来，农耕经济和农耕文明潜移默化下的中国文化消费中，消费者呈现出顺从、保守和趋同的特点。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逐步发生变化，消费的自主选择意识增强，消费行为日趋个性化。美国学者戴维·刘易斯和达瑞恩，布里格在著作《新消费者理念》中指出，“旧消费者更可能成为追随者而非领导者，他们会较晚地接受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因为他们觉得追随市场主流购买比独自做出购买决定更令人轻松和放心。”而新消费者则更倾向主动尝试新产品和服务，他们会试着去发现。
文化消费向个性化趋势转型促进了创意经济的涌现。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推广，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特征和人们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首先，表现在消费品——节目内容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偏好对节目内容进行自主选择、自由地发表意见且与传者进行信息交流，必然要求相关文化业态具有庞大的节目内容库，这一功能目前在手机电视、IPTV、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中均已实现。
其次，表现在消费时机——时空的个性化。不仅能够自主选择节目内容，还能自由选择消费的时间地点，是人们对文化消费提出的新要求。从目前涌现的业态看，手机电视将电视移动化，网络电视将电视双向化、智能化，移动电视也在无限地填塞人们消费中的时间与空间缝隙。
再次，表现在消费手段——媒介形式的个性化。人们能够根据自身对媒体的熟悉程度和偏好选择媒介形式，无疑将大大增加人们对文化消费的兴趣。创意产业通常所具备的多媒体融合功能，即集文字、***形、***像、动画、声音、视频于一体，则在很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3技术革新
技术革新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历史上，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摄影照相技术的出现、广播与电视的普及，都曾给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带来深刻变化。而现代传播科技如通讯卫星、激光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的采用，更使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人2l世纪以来，数字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加快融合，新型创意业态不断涌现。
回顾近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能够清晰地看出技术革新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通过梳理出版业、音像业、电视业、电影业、网络文化产业等发展过程中相关产品产生的时间脉络，结合熊彼特等人的技术长波论，尤芬、胡惠林(2007)指出文化产业产品发明、创新涌现的几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类文化产业逐渐发端；第二个和第三个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及70～80年代，文化产业各行业出现关键性的技术、产品突破与创新。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发展长波周期受经济长波推动形成，从根本上来说，受科学技术的推动形成。也就是说，科技不仅推动经济波动起伏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波动起伏发展。”
创意经济业态的培育和创新，主要依托技术革新，特别是先进适用性技术的普及。当前数字化技术创造了很多切合时代特征的新型创意业态，主要显现为一系列颇具竞争力的网络文化产品。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宽带网民规模达到2.7亿人，占网民总体的90.6％；手机上网网民规模达到11760万人，较上年增长133％。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的网络新闻得到快速发展，网络新闻的使用率较上年提升近5个百分点，网络新闻用户达到23400万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舆论宣传阵地。
科学技术运用到文化生产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技术革新不仅改变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而且带来文化产品形式的不断更新和丰富。毋庸置疑，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新型创意业态还将不断涌现。
二、创意经济的演化路径
“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是系统经济学中“系统化”概念的延伸与推广，分别反映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及其关系转化的两个不同方面。所谓系统化，是指趋向形成经济系统的过程。具体地，系统深化指的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而系统广化则是指系统和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创意经济的演化历程在演化路径上，遵循系统深化与系统广化的内在规律。
1系统深化：产业链、价值链延伸
系统深化反映了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系统深化的自然结果就是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元之间关系不断强化而形成的。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产业链、价值链延伸现象，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变动情况看，反映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首先，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数量不断增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不断细化，经济主体不断丰富的过程。以广播电视业为例。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促使广播电视产业价值链不断分化出制作、播出、广告、衍生服务等多个节点和环节，并且随着分工结构和模块化结构的发展，这些节点和环节产生进一步的派生和细化，从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连续、复合价值链条。在这一价值链条上，新节点或新环节的产生往往意味着新行业(子系统)的产生或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也即“新的中间产品的出现，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链条拉长”。产业链或价值链的延伸或拉长必然导致经济系统内部构成元素的复杂化，从而增进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来看，创意产业系统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节点的丰富和细化过程，也就对应了系统深化的过程。
其次，创意产业系统在形成过程中产业链、价值链上各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加耦，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断加强的过程。一般而言，经济元之间相互关系的加耦和解耦是系统深化的两个相反方向。简单地说，加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增强；解耦表示元素之间关系的减弱。对创意产业系统而言，形成的过程必然导致经济主体即参与系统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这也正是系统深化的题中之义。
2系统广化：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
与系统深化相对应，系统广化是指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范围不断拓宽的过程。从本质上说，系统广化促进了经济系统潜在关系的显化以及与经济系统具有联系的外部环境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能够进一步导致经济系统规模的扩大。在系统广化过程中。相关的经济元通过借用或整合外部资源，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资源位水平。在创意经济发展过程中，跨业型业态也即创意产业系统内部不同子系统或创意部门与其他部门开展合作竞争形成的新型业态，或称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扩张，反映了创意产业系统内部资源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整合过程，也即系统广化过程。在该过程中，创意产业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联系范围不断拓宽，内部子系统或创意产业系统与其他行业系统的潜在经济关系不断显化，创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参与其中的各经济主体通过价值链接、资源互补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双赢或多赢的目标。
三、创意经济的演化趋势
创意经济具有不同于工业经济特征的运行规则，由此衍生出企业间的新型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系统集成性质。产业系统集成是信息时代产业结构的新本质，是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集群后出现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
1创意经济的运行特征蕴含产业系统集成的特质
以系统观为视角，创意产业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非线性、非平衡和涨落等自组织特征，将自然地导致“系统经济性”，即经济组织以经济系统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由系统经济性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称为“系统经济效应”。系统经济效应更加符合系统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公理要求，即广义代价趋于最小可能值(世界最经济原理)、社会福利水平趋于最大可能值(社会福利原理)以及持续发展水平不减(持续发展原理)。从效益的角度讲，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以非信息运行平台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时代，单一经济主体或者通过大批量的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性”效果。或者通过拓展产品经营范围实行多角化经营获得“范围经济性”的效果。而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分属于不同经营领域的复数市场主体通过信息网络异业联手、协同合作，开发新产品，可以更迅速地满足不断变动的多方面消费需求，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日本学者宫泽健一最先从企业组织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把这种“复数主体通过网络联结产生的经济性”称为“联结经济性”，或称为“复合效应”。
不难看出，联结经济性是系统经济性的特例，是系统经济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产业系统集成的实质就是在技术集成和业务集成基础上，由更多的信息、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进行跨时空整合，从而产生巨大的系统经济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过程。
2产业系统集成概述
演化经济论文篇（2）
演化(Evolutionary，亦称进化)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最早在生物学里研究了进化和协同演化，后来这一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非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中，且其概念被翻译为“演化”和“共同演化”。从普遍意义来说，演化主要是指事物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或从一种事物变为另一种事物的动态变化过程，特指生物从较低级、较简单的状态向较高级、较复杂的状态变化。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中“演化”不仅包含动态变化过程的意义，而且包含复杂、不确定和非均衡的意义，是指利用演化思想方法，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把技术变迁以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借鉴生物演化思想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由于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在研究范式上强调“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主张用具有历史时间概念的演化模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模式，同时将主流经济学忽略的诸如制度、文化、习惯等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这就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框架，并以全新的范式诠释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的经济学世界。演化经济学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面临的一次“充满希望、极有希望的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这个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新范式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在最近二十多年来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
一、演化经济思想的萌芽
演化思想早就存在于经济理论之中，即使是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年代，演化思想也仍然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des R.Darwin)提出进化论之前，演化思想就已经蕴含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交换倾向与人类进化关系的猜测、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理论中竞争选择的思想以及早期苏格兰哲学家们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中隐藏的典型的“个体群”的思考方式中。特别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0f Nations)中早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问世后，卡尔・马克思(Karl H.Marx)就结合达尔文演化思想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迁，认为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进及其相互转换。马克思关于生产领域中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与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反趋势之间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功能的论述等被认为是对演化思想的早期应用。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的论断更是具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而强调社会制度以***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不同，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理论框架的观点相一致。作为第一位演化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演化思想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和生产力变迁，并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之后，19世纪后30年间，最有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他对当时社会和生物科学影响很大，并试***建立一个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思想的完全体系。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斯宾塞发展了一个社会演化的理论，反过来它又对德国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斯宾塞比达尔文更接近拉马克(Jean B.Lemarck)，他强调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而不是有机体的环境选择。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多少经济演化思想。1890年，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Ifred Marshall)出版《经济学原理》(Principies of Economics)－书，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学的目标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他说：“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圣地，怕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但生物概念比力学概念更复杂，因而大量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以机械类比、均衡、稳定、决定。胜为主。”马歇尔的预言指示了经济学家朝圣地的方向。经济力学把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简化为经济力量的机械的位置的移动。尽管这样做有助于说明局部的、静态的现象，却并不符合现实。经济生物学则关注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关注它们的活力，它们的运动和它们的有机增长。在马歇尔看来，社会经济是一个处于运动中的各种经济力量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运动的过程，这不太像力学上的机械的位置移动，而更像生物学上的有机的向前运动。马歇尔提到了生物的“适者生存”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问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
这个阶段，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经济的演变和自然界演化的相似性，以及把它运用于经济社会分析的可能性，但更多体现的是一些经济学与生物学相似关系的论断，只能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分析。早期经济学研究中的演化思想虽然将注意力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过程，但是其经济过程的考察是基于群体的，其分析框架中仍然缺乏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未能形成一个
明确的理论框架，而且存在许多不恰当的成份。由于经济学的后继者们忽略了演进思想，新古典经济学仍是经济力学。
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掀起的。可以说，演化经济学的正式号角是凡勃伦吹响的。1898年，凡勃伦在美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mal0f Economics)上发表了他的演化经济学宣言《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Why Is Economics Notan Evolutiona ry Science?)以及他随后发表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0f the Leisure Class)，首次明确地把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开创了经济学演化思想的先河。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类似，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他深受当时同一时代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隐喻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主要方法。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静态和均衡思想。凡勃伦强调，“近代科学”的特征是追求“累积的因果关系”，而“思考习惯”是经济学中用来说明人类行动以及行动所带来的“经济利害”的中轴。与变化的思考习惯相对应，经济学也应该是进化的，它应当是――“由经济的利害所规定的文化的成长过程的理论”。凡勃伦敦促经济学家发展一种现代的、演化的，符合实际的方法，而不是在常规的均衡状态上构造什么“技术性的”趋势。他最早指出，经济学应放弃古典主义的理论框架，而采用生物进化论来重建经济学理论。因为从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的角度来看，经济社会更类似于生物社会，人类社会的“制度自然选择”更类似于自然界的“物种的自然选择”。凡勃伦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约翰・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但他强调经济制度变迁的“人工”选择而非“自然”选择。19世纪末，尽管达尔文进化***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却未促使经济学走向演化之路。
在演化经济学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不间断的、路径性的创新思想为演化经济学的复苏和发展带来了灵感。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0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进步的演进经济学框架。他认为企业家创新是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向前演进的直接原因。这种由企业家引起的创新活动，类似于生物学的“突变”，企业家就是在这种技术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动力。他发展了一套关于资源重新组合和扩张的创新理论，并用“内生性变迁”和“创新推动的自我转换过程”来纠正马歇尔经济学在市场均衡分析方面的缺陷。此后，熊彼特分别在1939年的《经济周期》(Businesscyde)和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Democracy)著作对上述理论加以发挥和运用。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理论，他指出技术演化过程内生于人类演化过程中。在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中，他提出了基于“循环流转”的渐变过程和基于集群创新的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这一机制以及基于创新的扩散过程的“Schumpeter竞争模式”为后来演化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沿着熊彼特开辟的研究方向，西方学者对产业竞争、市场过程、长期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等层面的问题作出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在经济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在熊彼特之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演化主义在经济学领域里的声音异常微弱，占绝对优势的是追求高深数学模型的新古典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只有少数学者如阿尔钦(1950)、哈耶克(1954)等，在经济学中曾使用过生物类比的方法。1950年，阿尔钦(Armen A.Alchian)在其《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EvoIution and Economics TheoH)中正式引用了演化思想，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他建议在经济分析中用自然选择的概念代替最大化的概念，这一建议体现了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的原则.它把经济系统解释为以利润为目标进行选择的适应性机制。在这篇文章中，阿尔钦提出了应对生物演化的三种经济演化机制：“基因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经济对应概念分别是模仿、创新和利润。”顺沿阿尔钦的思想，贝克尔(Gary S Becker)开始探究达成新古典的均衡状态的过程。他指出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标准的新古典结果，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可以通过对演化过程的深入理解得到补充和完善。他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则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坚持的收益最大化假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只有那些力***获取最大化收益的行为主体才能够在市场选择中生存下来。因此收益最大化假设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是通过深思熟虑后做出决策的，它仅仅说明商人只是看上去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提出的著名似然(As-if)理性理论。阿尔钦，贝克尔和弗里德曼的选择观点表明，向新均衡的移动并不是由那些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的理性企业造成的，而是由一种类似于生物学中自然选择的力量一市场所决定的。1954年，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A.Hayek)用演化经济的观点研究了文化与社会秩序的形成。门格尔和哈耶克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哈耶克关于社会秩序形成的思想与其对文化演进的思想有关。他设计了三个具体层次的演进：第一层次是遗传学演进；第二层次是人类智力和知识产品的演进；第三层次是“文化演进”。哈耶克对演化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该理论影响很大，且经常被众多的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引用。1960年，哈耶克在
《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0fLiberty)对社会自发系统的演化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哈耶克认为，组织形式或秩序可以分为人为秩序和自发秩序，是目的性把二者相区别开来。“自发秩序”产生于个体为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是非目的性的结果，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哈耶克明确指出：“各种各样的制度和习惯，亦即人们做事的方法和工具，并认为它们是透过长期的试错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且构成了我们所承袭的文明”。另外，1964年，悉尼・温特(SidneyG.Winter)研究了选择过程，他的模型把行为的惯例或规则与某一行动区别开来。1965年老或后制度学派在美国成立演化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Economics,AFEE)。该组织声称自己试***发扬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R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Mitchell)等人的思想遗产，并于1967年创办了“经济问题杂志》(Joumal 0f Economic Issues)。1970年，法雷尔(Joseph Farre1)用一种分支过程理论探讨了一种关于投机行为的简单演化模型。1971年，邓恩(WiIliamN Dunn)用演化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看法。但是，20世纪50～70年代总体上是演化经济学的“黯淡”时期，基本上没有一本基于演化主义的著作问世。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期，进化仍视为一个有目标的定向的过程，进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恰好迎合人们头脑中的乌托邦思想，最优和均衡假说也就理所当然占据上风。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出现理论危机以后，经济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混沌特征：动荡不已，仿佛混乱无序。具体表现为学派林立：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混沌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治经济学、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观点歧异：不同学派甚至同一个学派内部对一些基本问题相互争论，比如，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争论，演化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系的争论，演化经济学内部的争论，等等。但是，在争论的过程中，经济学逐渐呈明显的协同趋势，不同的学派逐渐达成一些共识，纷乱的学派逐渐形成几个大的阵营或者逐步相互融合。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但是，也在逐步放宽假定条件，对均衡模型进行扩展，或者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研究经济达到均衡的过程；另一个阵营则认为，均衡范式或分析框架已经解释不了现实的经济问题，倾向于放弃均衡范式，该阵营把现实的经济看成一个远离平衡的、由简单到复杂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前者可称为均衡经济学阵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目前是经济学的主流；后者可称为演化经济学阵营，正在迅速发展壮大。
与以往各种非主流学派仅仅从局部修改新古典理论不同，演化经济学借用现代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对主流经济学的“硬核”进行了***性改造，形成了解释经济现实的全新范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自1981年贝尔(DanielBeN)和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主编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危机》(The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出版以来，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现代经济学的危机在于其研究范式，这种范式上的危机又根源于其机械论和简化论的方***基础。1981年，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 ryEconomics)一书，演化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1982年，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G.Winter)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标志着演化思想聚合之势，一种比较系统的新的经济理论呼之欲出，演化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纳尔逊和温特在这本著作中花费了相当的篇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纳尔逊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纳尔森和温特用“演化”来定义一种理论或模型或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完整的演化范式应该包括选择单位、选择机制和选择标准以及适应性和变异性，不同的选择单位将影响当事人在个体或者在组织水平能被复制、修改、提高或代际传递；选择标准的多维性使得据此建立演化模型要能说明选择过程的机制；适应性用惯例表示，纳尔逊和温特将自然选择理论中的惯例解释为基因型，用“惯例”表示发现新的生产技术或者改进现有技术的“基因”，将变迁问题解释为达到一个显著的变异程度。他们强调有限理性的概念，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假设。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首倡的演化经济学方法已经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它把既定市场上的变化描述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之间竞争的结果。这种工作成功地吸引了主要是从事创新、技术变迁和演化研究的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从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的那本著作发表以来，大量的经济学家致力于演化经济理论的研究。例如多西(Giovanni Dosi)、弗里曼(Christopler Freeman)、罗尔斯(Richard Nelson)、西尔夫伯格(GeraldSilverberg)和索特(Luc Soete)，安德森(Philip Anderson)、阿罗(KennethArrow)和派因斯(David Pines)，克拉克(Norman Clark)和朱玛(CalestousJuma)，马格努森(Lars Magnusson)等都就各自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
法，出版了关于演化理论的专著。1986年国际熊彼特学会(TheInternational Joseph Alois SchumpeterSocielv，ISS)成立。1993年著名的《演化经济学》(Journal of EvolutionaryEconomics)期刊成为该学会的附属刊物。1988年，欧洲演化***治经济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EAEPE)成立。它是欧洲最重要的异端经济学家组织，也是第二大欧洲经济学学会。它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InstitutionaI Economics，JOIE)，并以卡普・威廉姆(Karl William Kapp)、缪尔达尔(GunnarMyrdal)、西蒙(HerbertSimon)为名设立了三个奖项以奖励学会成员的研究成果。目前，这个学会已成为具有广泛基础和多元化的论坛。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Journal 0f Evolutionary Economics)正式诞生，同时众多经济学杂志对演化经济学方面文章甚感兴趣。1992年威特(Ulrich Witt)对演化经济理论方面的经典工作进行了综述。1993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出版了《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重生》(Economics and Evolution：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1 995年，威布尔(W.Weibull)出版《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一书，比较系统、完整地总结了演化博弈理论，其中包含了一些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演化博弈论强调参与人的有限理，试***概括惰性、模仿、不完备推断以及随机因素等人类行为的特征，因而与侧重于完全理性和演绎推理的古典博弈论有很大不同。日本也于1997年3月成立了“日本演化经济学会”(Japan Association forEvolutionary Economics,JAFEE)，并创办《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评论》(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Review,EIER)杂志，这是亚洲国家第一个专业的演化经济学学会。1999年，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出版《演化和制度：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Evolution andInstitutions：On Evolutionary Economics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并于1999年开始编辑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新视野》丛书，2000年在英国赫福德郡大学成立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2001年，波普尔(DopferK)等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纲要与范围》(EvoIutionary Economics：Prog ram andScope)一书，该书收集了国际上一流的演化经济学家对于一些演化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经典的论文。这些演化经济学家们主要围绕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本体论、演化微观经济学和演化宏观经济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就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范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本论文集无疑对于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演化经济学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表明演化经济学对于“异端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综合的时机已经成熟。2001年，福斯特和梅特卡夫(John Foster and J.StanleyMetcalfe)主编出版《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策》(Frontie rs 0f Evolutiona ry Economics：Competition，Self-Organisation and.Innovation Policy)一书。与许多以演化经济学为标签的著作不同，本书几乎没有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相反，演化经济学本身却得到了仔细的检讨，并发现了它在一些方面的缺陷。当然，这种自我批判总是建设性的，它为将来的研究前景和方向提出了一系列有见识的建议。2002年，霍奇逊(GeoffreyHodgson)主编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Evolutionary Economics：Key Concept)一书，书中共收录了12篇论文，反映了老制度主义学派对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概貌。反映了欧洲演化***治经济学会在演化经济学迅速发展的过去的十年中，即1990年一2000年在演化经济学研究上的优秀成果。2004年“北京共识”的提出，强调创新、演化及多样性，标志着集中反映了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从理论意义上说，演化经济学这种繁荣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论进路，代表了回归真实世界的倾向；在实践价值上，演化经济学对技术***策、技术演化、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将演化思想运用于经济学分析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演化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的经济研究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不断涌现和；J士大。现代演化经济学不再依赖新古典主义，而是以达尔文、拉马克主义重建经济学，更明确地提出了选择机制、系统的自组织问题，并且用经济演化来分析产业演化和经济增长等许多实际问题；采取了群体动态学的方式，用复杂的动态数学设计简单的非现实状态，之前的演化经济学则倾向于一种与传统经济相异的、内部约束的经验主义。现代演化经济学中的学科交融的倾向日趋明显，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演化经济学理解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尤其在理性、非理性、交换倾向、利他行为等传统经济学的“软肋”问题上，来自脑科学、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为演化经济学开辟了新的分析思路。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1997)曾指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orace Hahn)曾预言：“在21世纪，经济学将恢复其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哈恩的预言似乎暗示着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即通过“范式***”来解决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从经济学发展史看，新的经济学理论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能解释的现象同它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综合在一起做出最精炼、最简单的解释”，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而基于自组织理论之上的演化经济学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经济演化思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成长，其今天的发展速度异常迅猛。长期以来，演化经济学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理论体系，它广泛吸收了生物演化理论、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涵盖了诸如老制度学派、熊彼特主义、奥地利学派、创新经济学和桑塔非学派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现在，演化经济学正在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即将迎来“第三次分叉”，演化经济学将成为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贯穿整个21世纪。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例如，2009年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涉及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就有三个分会场。霍奇逊(GeoffreyHodgson,2007)甚至乐观地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尤其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使得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受到极大的挑战。以霍奇逊为首的英国十大经济学家在接到英国女王对于“经济学家为何对本次金融危机毫无作为”的疑问中，大力批判了当前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抽象的数学模型，而忽视了对经济现象本身的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是仍滞留于力学或机械类比的状态，并通过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其他社会科学输出这种方法。演化经济学在这场危机中进人经济理论，将时间、知识和不可逆纳入分析范围，研究经济系统的变化和开放过程，从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程序。在演化视野下，演化经济学将时间纬度拓展到了极大，并开始关注人类的存在这样的命题。可以说，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交锋，实际上是“人文”经济学和“科学”经济学的交锋，借助于“惟有变是永恒的”这一理念，借助于开放式的学科态度，演化经济学能否在“科学”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之间拓展出第三条道路，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当前演化经济学的格局仍处于一种无序态的发展中，在如何完善演化理论体系上和分析框架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各学派的创造性综合以及系统的理论框架的建立将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其分析基础是扩展达尔文主义还是以自组织理论取而代之，理论界仍有争执；再者，在演化经济学价格理论问题上，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很矛盾，一方面认为价格决定本身是一种习俗和惯例，不同意主流经济学视价格为市场结果的观点，另一方面仍不能完全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的分析工具。尽管如此，我们仍相信，经过不断发展和改进，演化经济学将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可与新古典经济学媲美的经济理论。
主流经济学强大的共同体阵容、高度的社会地位、完备的理论体系、优雅的数学形式和明确的***策建议是演化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但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见解和哲学思辨也是主流经济学难以达到的。演化理论动态的、演进的分析方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作出了修正，使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更为准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如果我们摈弃成见，汲取不同理论范式的思想精华，将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当然，演化经济学要发展成为一种可以替代主流经济学的能够为理论经济学未来发展起到定向作用的进步性纲领，止步于一股不屑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的理论思潮显然是不够的，这要求演化经济学不仅在方***上继续完善，在跨学科交流，语言凝练，理论建模等方面都要取得进展。从理论发展来讲，演化经济学不能一味地追随或适应主流经济学范式而丢失自己的传统，必须在自身范式下拓展理论疆域。也许，演化经济学更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中吸取养分，将经济分析置于更为宏大的视野中。
三、演化经济学在国内的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对演化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较晚。最早介绍演化经济学的是宁波大学胡世凯教授，1997年他翻译了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该书的出版并未引起中国经济学界对演化经济学的特别关注。随后，刘永爱(1999)从创新的角度介绍了演化经济学。秦海(1999)考察了经济学中新、老制度主义学说的兴衰演化过程，论及“立完制度选择”、“历史制度分析”、“演化经济分析”诸学派，指出制度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出现某种综合的趋势，并呼吁国内社会科学界对此走势应给予充分关注。贾根良(1999)在国内论文中首次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了演化经济学这门学科。蒋德鹏、盛昭瀚(2000)对国外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对社会经济分析中演化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了评述。郭箭(2001)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进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由于对经济世界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两种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的显著差异，并认为，进化经济学坚持以动态演化观点来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贾根良(2002)在《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一文中通过对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这两种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整合，提出了重新理解东亚模式的一种新框架。靳涛(2002)在对凡勃伦的“累积性因果”思想、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和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原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他们的演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表述，并对他们的演化思想予以了客观的评析。贾根良(2002)在《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一文中按照“新奇”这个划分标准，把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划分为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认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四大流派所继承的传统近二十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擅变，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盛昭翰，蒋德鹏(2003)剖析了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欠缺，系统地阐述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惯例、搜寻、选择环境)，在介绍演化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同时，对演化经济学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与介绍，剖析了演化经济理论被众多经济学流派接受和吸收的原因。汪浩瀚(2003)在对均衡和演化这两大截然不同的经
演化经济论文篇（3）
随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古典体系不断拓展其理论的解释领域将原先许多主要由演化经济学考察的经济现象也纳入其理论分析框架中。例如，新古典的产业组织理论尝试解释“技术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的关系”(多纳德。海和德里克。莫瑞斯，2001);新制度经济学尝试解释制度变迁问题(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通过建立内生増长模型，尝试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増长的关系(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而这些原先都属于演化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此外，新古典经济学还论述了其理论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行为预测上的一致性，认为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行为能够从自然选择过程中推导出来，演化模型得出的结果与新古典模型是相同的，两者是可兼容的，并且宣称是新古典演化主义(Friedman,1953)。这些理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领域的解释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研究市场结构对企业各种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并没有真正关注技术创新所引致的产业组织演变和经济结构变革。这种静态的均衡分析远离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安东内利，2006)。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变迁视为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瞬时移动，并不考察制度失衡后个体间的互动和协调过程(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也将经济増长视为移动均衡的过程，它假设企业知道所有可供选择的技术机会集合及其自身生产函数所处的位置，技术进步是源自企业有意识和明确的R&)投资决策，经济增长并不涉及任何知识增长过程(纳尔逊，2004)同样地，并不是所有的演化模型都能得出与新古典模型相同的结果，演化模型必须满足以下四个主要条件才能确保所有生存者的行为是利润最大化:多样性(variety)行为连续性、利润引起的增长和有限的路径依赖
可见，在许多领域中，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完全取代演化经济学的解释。而且，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新古典的理性选择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有限理性”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经济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以Nelson和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掀起了演化经济学复兴的浪潮。在过去的20年里，演化经济学发展速度更加迅猛。通过对Econlit数据库中经济学文献的统计，Silva和Teixeira(2⑴6)发现，在过去50年有关演化的经济学文献中，90%的文章是1990年以后发表。因此，经济学中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演化经济学可能再次成为主流经济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从原先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分析转向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分析，进而又拓展为演化博弈的趋向均衡分析
其中，演化博弈的发展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几乎处于相同时期—些学者将演化博弈视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交流和结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调和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的范式冲突，也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对演化经济学的吸收和接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演化博弈的发展可能促使演化经济学成为主流在一项有关演化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演化博弈是演化经济学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理论之一。
但是，从理论发展脉络上看，演化博弈和现代演化经济学却是***发展起来的，而且各自的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当然，***发展并不意味着毫无联系。但现代经济学却很少深入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博弈论者并不熟悉演化理论，反之，演化论者也不熟悉博弈论。很多学者仅仅凭借学术直觉，要么认为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属于新古典体系，它与演化经济学本身并没有联系;要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为演化经济学提供合适的数理模型，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进展，甚至能够促使演化经济学再次成为主流。就演化博弈对于演化经济学的作用而言，前者判断过于悲观，后者判断则过于乐观。那么，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演化博弈是否能够推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并且成为演化经济学今后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或者它更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乔装，与先前的新古典演化主义一样，尽管其模型中包含演化过程，实质却是为了证明进而重复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显然，正确理解演化博弈在演化经济学中的作用和局限，对于理清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二、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及其发展
普遍认为，演化博弈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当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广泛运用时，生物学家从中得到启示，尝试运用博弈论中策略互动思想，建构各种生物竞争演化模型，包括动物竞争、性别分配以及植物的成长和发展等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博弈论在生物学中的运用;接着，生物学家根据生物演化的自身规律，对传统博弈论进行改造，包括将传统博弈论中支付函数转化为生物适应度函数引入突变机制将传统的纳什均衡精炼为演化稳定均衡，1973)以及引入选择机制建构复制者动态。这个阶段是演化博弈正式形成阶段;随后，鉴于演化博弈对传统博弈的拓展(例如，放松理性假设、精炼纳什均衡以及考察动态调整过程)，经济学家又反过来借鉴生物学家的思想，将演化博弈运用到经济学中，这又进一步推动演化博弈的发展，包括从演化稳定均衡发展到随机稳定均衡,从确定性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发展为随机的个体学习动态模型等
实际上，演化博弈的思想较早还可以追溯到约翰。纳什对均衡概念的阐释。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均衡概念存在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理性主义的解释，另一种就是“大规模行动的解释”。前一种是经典博弈论的解释方式，后一种实际上是演化博弈的解释方式。纳什认为均衡的实现并不一定要假设参与者对博弈结构拥有全部知识，以及个体拥有复杂的推理能力，只要假设参与者在决策时都能够从具有相对优势的各种纯策略中积累相关经验信息(例如，学习收益高的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策略调整，也能达到均衡状态。因此，演化博弈的思想早就存在于纳什的博弈理论中。在一些学者看来，演化博弈是博弈论的另一种思考视角，它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Schmidt,2004)。事实上，演化博弈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众多优秀的博弈论学者推动的。
但是，纳什也不是最早提出演化博弈思想的学者。尽管很难考证纳什的“大规模行动”是否受到生物学家的影响，但却可以在更早的许多生态模型和生物种群模型中清晰地发现演化博弈思想。例如，Logistic増长模型、Lokta和Volteira的捕食与被捕食(predatoiipiey)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各种生物互动模型等。Vincent和Brown(2005)指出，只要建立各种演化策略同适应度和种群増长率的关系，上述这些种群动态模型都可以被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他们进一步指出，演化博弈的核心思想早就存在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可以将其称为达尔文主义博弈(Darwiniangame)因此，演化博弈的兴起既受到博弈论的影响，也受到生物演化的影响。它不应该仅仅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还应该属于演化理论的研究范畴。
(一)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
1.博弈框架
与经典博弈一样，演化博弈首先必须存在一个博弈框架。这个博弈框架主要指博弈的结构和规则。演化博弈总是在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下进行的。而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这也意味着演化博弈是在特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进行。但是，与经典博弈不同的是，演化博弈认为参与者并不拥有博弈结构和规则的全部知识，相反，参与者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参与者通常是通过某种传递机制而非理性选择获得策略。尽管博弈的次数可能是无穷的，但是，在每次博弈中，参与者通常都是从大群体中随机选择出来，参与者之间缺乏了解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较低。因此，参与者不会像重复博弈那样尝试通过声誉机制来影响对方未来的行动(Friedman,1998)
2.适应度函数(fitnessfunction)
演化博弈必须将经典博弈中的支付函数转化为适应度函数。适应度是生物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它用来描述基因的繁殖能力。在演化博弈模型中，某种策略的适应度可以被简单理解为采用该策略人数在每期博弈后的増长率。适应度函数则可以被视为策略与适应度的映射关系。在生物演化领域，适应度函数的定义是比较精确和确定的。但是，在社会经济演化领域中，适应度函数的定义则相对模糊和不确定。某种策略的适应度不仅仅取决于它在博弈中获取的支付，还可能取决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该策略的各种主观道德评价，以及个体对该策略的学习能力和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模式。但是，为了简化分析，许多演化博弈模型都直接将个体的博弈支付等同于适应度。由于参与者是随机挑选的，某个纯策略的适应度取决于该策略的期望收益，后者又依赖于策略的频率分布。因此，适应度函数是频率依赖(frequencydependence)。此外，适应度函数有时还依赖于群体规模(人数)。
3.演化过程: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
演化经济论文篇（4）
中***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61-06
经济学研究中的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分野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时至今日，这一区分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均衡主义在指导拉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日益加深。“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破产，表明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不过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致命的自负”［1］。
20世纪后期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是对经济均衡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它反映了人们寻求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多元化运行模式研究工具的努力。然而，对演化主义的肯定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对均衡主义的否定。尽管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但在工具意义上对二者的性质及功能进行严肃而客观的检讨与评估，从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框架内将二者进行整合和创造性发展，对于经济学基础体系的创新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研究中的均衡主义：新古典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19世纪以来，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经济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崇尚，不但导致了经济学发展对于牛顿力学的机械性模仿，也使经济学在方***上接受了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想，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
新古典范式中的均衡主义首先是流行于17－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思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如同物理世界中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趋于均衡一样，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坚信在经济世界中，各种分散的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也将形成整个经济的秩序。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分析了市场经济和分工条件下的协调问题，指出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社会经济的均衡和秩序能够实现。萨伊接受了斯密学说中的“庸俗”部分，提出了“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定理［2］。瓦尔拉斯则提出一般均衡的概念，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应当被建设成为如同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一物理”科学［3］。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表明了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各种经济过程必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解。20世纪中期，阿罗、德布鲁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这样，在新古典范式的观念中，均衡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而各种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偶然现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实际存在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的初始动力或运动过程则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均衡状态的“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情况更要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显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作为科学主义产物的经济均衡主义，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为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的工具，并在19世纪末逐步演化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失去其“科学”意义。
在方***意义上接受实证主义思想是新古典范式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实证主义哲学追求实证知识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强调以“实证”为中心的科学标准。实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对经济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直接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把世界看成由许许多多相互***的事件或事实简单的加总，否定由这些事件构成的某种统一性，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不能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必须看到，尽管“经济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44年穆勒发表的《论***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一文中，但新古典范式中的个人主义原则无疑体现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古典范式中，人被抽象成为边沁意义上的精于幸福和痛苦计算的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社会不过是这一个个单独的个人的总和。个人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个人最优则意味着社会最优，实现经济均衡的秘密在于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中，因此寻求和论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目标，经济学研究的个人主义方法原则成为新古典范式方***的重要内容。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排斥形而上学，强调可证实性原则，对经济学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标准的确立：（1）科学是具体的，它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是科学的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能够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在这四点中，可检验性原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可检验性主要包含三个方而的含义：①可检验性是依靠实验来获取科学结论的；②可检验性为具有猜测性质的假说转化为科学提供方***途径；③可检验性意味着结论在可控条件下的可重复性，而可重复性为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提供保证［4］。
逻辑实证主义还实现了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特别是对数理逻辑的引入，精确了经济变量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体现了科学理论构成对经济学公理化和形式化的要求。首先，根据这一要求，经济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必须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这样整个新古典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演绎推理之上的精致化的逻辑结构；第二，为了揭示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证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一些难以量化和处理的变量统统被“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第三，数理逻辑的引入促进了新古典范式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风尚的形成。数理逻辑推演以及定量化进入经济学的程度，被认为是检验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指标，数学在其中被赋予了决定性的角色。
总的来说，以均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范式在其发展构成中鲜明地呈现出以下特点：（1）在理论上广泛使用对牛顿力学的机械隐喻；（2）只关注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即量变条件下）各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逻辑演绎，否定了经济系统质变或突变的可能，是对经济系统静态的分析；（3）接受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坚持经济分析的个人主义原则；（4）在理论构成和框架安排上强调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计量分析。
二、经济研究中的演化主义：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与特征
与经济学研究的均衡主义不同，演化经济学从经济现象的实际出发，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经济系统具体运动过程的分析。尽管人们以1982年纳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的《经济变化的一个演化理论》一书的出版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但“演化经济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98年凡勃伦发表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一文中，而经济演化的思想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在达尔文和斯宾塞之前，一些德国社会学家已经在生物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做了广泛的比较，但经济演化思想的真正开始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并以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到经济社会中的分析作为标志，马克思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家。
马克思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达尔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5］马克思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演化，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变迁和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强调阶级斗争的“质变”与急剧的社会***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演化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演化观。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是凡勃伦掀起的。凡勃伦首次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古典范式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但是，凡勃伦没有将他的思想发展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7］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的理论分支出现应该归功于熊彼特的研究。熊彼特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渐进过程。熊彼特借鉴了生物进化理论，他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写道：“事实上，正是心理学和动物学，而不是力学，使我们的科学获得了类似的特点，这一点正是有关经济问题所有清新思想的起点。”［8］在熊彼特看来，经济演化是由创新及其所有效果产生的经济过程的变化和经济系统对于变化的响应。在经济演化中，竞争与创新是造成经济演化和性质变化的内生力量，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后者的竞争的对象不是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企业的生存。这些变化就是熊彼特“循环流转”的渐进过程和“创造性毁灭”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熊彼特的经济演化思想为后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但由于熊彼特承认瓦尔拉斯均衡是经济的“有序机制”，他始终在均衡和演化之间徘徊，最终没有超越新古典主义。
哈耶克的演化思想在20世纪后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受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的启发，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他认为社会的演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在哈耶克看来，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9］。与哈耶克同时代的阿尔钦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经济自然选择的观点。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始于纳尔森和温特。纳尔森和温特运用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范式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演化经济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纳尔森和温特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如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调节”学派等，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业演化、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
就本质而言，演化经济学源于对机械决定论、逻辑原子主义与静态宇宙观的背离，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经济均衡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1）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反对新古典范式的机械隐喻；（2）反对还原论或简化论的做法，即反对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3）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4）在承认渐变的同时，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演化经济分析中的生物学隐喻并非机械的套用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拒绝纯粹的生物达尔文主义，他警告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人物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1］隐喻的使用并不是无界限的，它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同质的而不是异质的；第二，隐喻词所折射出的世界观应具有基本的相似性；第三，经济演化在逻辑上与生物演化必须契合。
三、均衡与演化：替代还是互补？
长期以来，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被视为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范畴，二者的关系，要么是均衡主义替代演化主义，要么是演化主义替代均衡主义。诚然，在本源意义上，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前者借鉴了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后者则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最初的思想灵感，二者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宇宙观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形而下的工具意义上的不可兼容。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作为两种经济世界运行规律的解释体系，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既需要均衡主义，又需要演化主义，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首先表现在它们只是在工具意义上从不同的层面上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刻画，其功能和目标是一致的。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存在（being），演化主义将世界理解为过程（becoming），前者分析了经济系统处于暂时稳定时（即量变阶段）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揭示了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发生突变或质变的演化机制。不管是均衡主义，还是演化主义，只是反映了经济世界运行规律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关于经济世界准确的认知。
均衡主义研究了作为存在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成一个静止的状态，而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要将作为整体的世界分割和还原成作为元素的个体，这使得经济均衡主义在方***上接受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还原论哲学。考虑到许多因素之间潜在的关联和属性往往不易为感官所感知，要对各经济原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揭示，进而形成理论上的系统知识，就必须在高度抽象基础上，在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或者不予考虑的前提下，通过对相关变量统计资料的数值计算，采用公理化方式来确定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新古典范式的简化主义。必须看到，新古典范式利用原子主义和简化主义的方法，对经济系统中核心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论证与检验，其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最系统最全面的理论总结，作为一种共同知识，为人们解释和改造经济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另外，在新古典范式中，由于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被视为外生变量，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均衡主义成功地描述了经济系统稳定时的理想状态，从而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参照系”。它的意义在于，有了这样的参照系，经济问题的分析就具有了方法的一致性，而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在新古典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都是经济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参照系，它们虽然是不现实的，但却具有极大的价值［12］。针对新古典范式对现实解释力不足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硬核”的前提下，又开辟了交易费用的分析工具，倡导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初步实现了均衡主义理论框架的进步。
与均衡主义静态分析不同，演化主义研究了作为过程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演化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被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经济世界只有在与技术、***治、历史等因素的联系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经济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现象。在经济研究中，经济学家必须关注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必须关注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因此，演化主义是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过程的真实经济世界的逻辑模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语言。需要强调的是，离开了传统和现实世界的支撑，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沉沦于纯粹的文字游戏，从而陷入“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命题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纯粹思辨的泥潭，但过于重视传统、现实与各种影响因素，却又不得不面临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的简陋性之间的矛盾。演化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均衡主义具体的研究手段，对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还表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两条改造社会的方法，即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方法。均衡主义坚持了静态的、机械的宇宙观，不承认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世界中核心要素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这个变化也被假定为瞬间完成，这使得均衡主义在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中坚持了建构理性的思路；而演化主义继承了哈耶克、波普等人所主张的演进理性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的解释世界的视角。
建构理性又叫建构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建构理性把人抬到了神的高度，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认为通过这种秉赋就可以对人类文明进行全能的设计，“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3］。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然而，由于从本质上讲知识是分散的。市场中所利用的知识都是关于具体个人和具体情境的知识，它分散地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体当中，具有情境性、具体性、特殊性，是不可能汇总到一个或者数个头脑中并作为决策的依据的，人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极大的局限，建构理性关于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籍其理性就可以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能力，只能是一种幻觉。建构理性实际上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情感，其结果是“从人神同敬的理想试验***，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14］。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建构理性试***将人类世界变成天堂，但其无意识的后果将是人间地狱。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推行的“休克疗法”使建构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它对经济的严重的破坏清楚地表明，否定演化主义的建构理性最终将导致理性的悲剧。与建构理性不同，演进理性认为，由于个人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只能渐进地、局部地、在传统指引下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改进的方向，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20世纪后期，不拘泥于均衡主义教条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散试验、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方法使我国“大范围制度变迁”取得了成功，很好地说明了演化主义的合理性。［15］
应该指出的是，对建构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取消建构理性，对演化理性的肯定也不意味着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所作为，那样无非等于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知识分散化假定驳斥了人类的狂妄和自负，但并非对人类所拥有的关于已知世界的知识的否定，它只是表明人类在未知世界面前应该具有谦虚的态度。哈耶克也并不赞同完全的取消计划和组织，因为它们毕竟是冲突的个体寻求调节和妥协以及实现自利的唯一可依赖的仲裁者，也是行为规则的保护者。也就是，建构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对理性的绝对依赖会伤害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自由。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社会的主体――人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动物。社会发展的过程根本上是不受人控制的，但人们仍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去局部地改造它。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计划观加上主体的创造性，不但是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结合点，而且也是均衡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结合点。［16］
四、结论：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综合
马歇尔在1920年《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的序言里指出，对经济世界的理解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均衡的思路，一个是演化的思路，前者的基础是“经济力学”，后者的基础是“经济生物学”［17］。长期以来，由于“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经济均衡主义成为观察经济社会的主要工具，并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的困境又迫使人们向演化主义的“经济生物学”寻找突破。遗憾的是，人们在抛弃武断的均衡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又似乎陷入了对演化主义的新的迷信。
上述分析表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经济社会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将二者形而上学地视为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显然有失偏颇。当今世界经济先进与落后、稳定与变革的多元化现象，要求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应该同时从均衡和演化两个角度去理解经济系统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均衡主义解释了经济世界量变阶段核心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演化主义揭示了促使经济系统量变甚至质变的因素及演化机制，在工具意义上，将二者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内创造性综合起来，具有重大的价值。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发现，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不但各自会从对方的理论体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且还将互为对方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英）F.A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法）J B 萨伊. ***治经济学概论［M］.陈福生,陈振骅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法）莱昂•瓦尔拉斯. 纯粹经济学要义［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杜金沛，邢祖礼.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辨析［J］.财经研究,2005（12）：41－53.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美）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68.
［7］（美）托斯丹•本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9］（英）F.A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0］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4（2）：33－41.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75.
［12］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1-12.
［13］（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2.
［14］朱学勤.道德理想王国的覆灭［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105.
演化经济论文篇（5）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演化经济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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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演化经济论文篇（8）
一、引言
关于报酬递增机制理论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斯密（Smith， 1776）发表的《国富论》。斯密以制针工厂为例，阐述了专业化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其所产生的报酬递增现象，认为报酬递增来源于技术进步。之后，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Allyn Young， 1928）在其经典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继承并拓展了斯密的分工思想，将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发展成为杨格定理“分工一般取决于分工”即报酬递增能否产生很大差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一方面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规模由分工的演进程度所制约。杨格强调从经济的整体研究报酬递增，他在论文中论证存在着一种具有良性循环的动态机制，使分工水平和市场不断扩大，并且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杨格关于报酬递增的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现代经济理论相关研究沿袭了阿伦・杨格的“有保证的收益递增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思想，以杨小凯（Yang）等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为代表。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报酬递增思想
杨小凯等利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报酬递增，认为经济增长会随着劳动分工的自发演化而不断推进，经济增长是以分工内生化为基础的报酬递增过程。杨小凯、黄有光（1999）将经济组织看作是专业化带来的报酬递增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均衡，强调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均衡的拓扑性质的重要意义，而分工经济是以人们通过熟能生巧获得知识的能力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只有四个消费者-生产者A、B、C和D，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1、2、3和4，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则根据分工的程度，***1表示自给自足，***2表示完全分工。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时期，人们知识积累不多，生产效率非常低，只能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学习积累，生产效率逐步提高，人们开始有能力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进而产生了初步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分工通过专业化生产的熟能生巧加速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改进，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率逐步提高。杨小凯论证了由于专业化分工的正网络效应与交易成本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两难冲突，当一个静态分析框架中每单位交易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降低时，分工所产生的正网络效应将在很大概率上可以弥补或超出分工导致的交易成本。因此，经济活动就会从***1-1中所表示的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分工状态再逐步演进到***1-2的完全分工水平。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这种分工的演进可能在缺乏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自发地产生。这样的良性循环使分工演进得越来越高级，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随之演进。在演进的过程中，由于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是正相关的，那么有效地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对于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基础上提高分工水平发挥着决定作用；而基于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则通过加速专门知识积累的速度，以及提高人们获取技术性知识的能力产生报酬递增。
三、结论
1.报酬递增与专业化分工之间存在某种正反馈效应，分工的知识累积与强化效应以及不断地技术创新是报酬递增产生的源动力。
2.知识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而经济增长是以分工内生化为基础的报酬递增过程。这就决定了当前经济的发展要依靠知识要素驱动专业化分工演化，从而更好的发挥报酬递增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友丰，杨志文.知识积累，报酬递增与新型专业市场――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14（7）：22-27.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美]阿伦・杨格.报酬递增与技术进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38.
[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6，31，186.
演化经济论文篇（9）
中***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65―06
一、引 言
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Marshall，1890)就指出“经济学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凡勃伦(veblen，1898)也质问“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但经济学研究的演化方法却是在近一百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由博尔丁(Boulding，1981)及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1982)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得到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演化经济学家和大量的相关文献，以致“演化”已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
与主流经济学采纳笛卡尔－牛顿世界观，借用经典物理学均衡、弹性等概念进行简单化和还原化的经济学类比方法不同，演化(或进化)经济学则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Being)，而在于动态的生成(Becoming)，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Metcalfe，2001)。然而，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还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纲领和理论范式，其内部对很多问题都还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和争论。对于马克思是否是一位演化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同样存在着不同意见，弗里曼(Freelnan)和卢桑(Louca)把马克思认作演化经济学的前驱，而霍奇逊(Hodgson)则把马克思逐于演化经济学的大门之外。但是，包括上述人物在内的几乎所有演化经济学家都一致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确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
任何一个学派的发展都需要从前人成果中汲取充足的养分，演化经济学概莫能外。然而令人稍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演化思想进行挖掘的成果和文献还甚为鲜见。技术变迁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丰富的演化思想也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挖掘和发扬马克思技术变迁理论中的演化思想和洞见正是本文之意***所在。
二、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演化经济思想
马克思生活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工业***时代，时代背景让他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科学技术如此重要，以至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也正因如此，有关技术变迁的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达尔文和马克思是同时代的人物。当马克思于1860年第一次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它是以天然的英国风格发挥的，但正是这本书为我们观点提供了自然历史基础”。一年后他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由于当时达尔文主义的渐进观点与马克思力主通过暴力***跳跃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不相容，所以后来，“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成了马克思敌意的牺牲品……但是，他将达尔文的概念适用于技术进步分析”。因而，“达尔文对经济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发展的技术进步概念范围内特别有意义”。
技术变迁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有目共睹，但当时大多数学者都只把技术简单地看成一个自变量和动因，并不去深入研究这个变量和动因本身，而马克思显然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并不从来就是这么重要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才开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写道：“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正如罗森伯格所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技术必须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技术变迁被(马克思)理解为一种对变化经济压力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过程)，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技术社会学无疑从马克思这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而当技术变迁被马克思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时，其中就已经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达尔文将生物器官的进化理解为环境的自然选择过程，自然选择机制既来自于外部生态环境，也来自于生物内部本身(如新特征要与内部特征和谐一致等)，进化表现为一种生物与环境(注意包括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的过程。而技术变迁，和生物器官进化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必须当成一种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来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将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试***以此来理解技术变迁的整个历史，并尝试用人类技术的历史阶段作为不同经济时代划分的根据。因此，他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等著名论断，其实应该被更好地理解为这种深邃演化经济思想的应用而不应该简单化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
三、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经济思想
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达尔文进化理论还备受争议，远没有如今的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显赫地位，更没有能够证明其合理性的现代遗传理论。但马克思显然走在时代的前列，不仅明确提出将人类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还进一步地应用和发挥了这种思想和方法，试***开创和发展一种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理论，提出了许多超前而又深邃的演化洞见。
1．作为知识的技术。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技术本质上应该是作为知识的技术，人造物(或称人工物品、劳动资料)只是技术的外在形态和实物载体，技术不应该被曲解为“劳动资料或劳动手段的总和”。马克思明确指出：“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组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方法的组合”。马克思还更加明确地写道：“自然界没有制造任何的机器……它们
是人类的产物……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他甚至还直接指出：“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这种人类社会生产工艺的本质――应该是包括科学原理、操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在内的一个知识集合体。
一旦技术被马克思看成是作为知识的技术，这其实就是一种极为超前而深邃的演化思想洞见。因为这种理解为解决技术从而人工制品的“自我繁殖”及其“选择和自我进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法，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潜在地意识到知识而非人工制品才是技术遗传和进化的基本单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中，知识才应该被视为现代遗传学中的基因或DNA概念的隐喻对象，知识才是技术演化和变迁的縻母(Meme)。考虑到当时还没有作为进化理论基础的现代遗传学，马克思的这种演化思想洞见是多么难能可贵。
2．作为累积过程的技术进步。和达尔文理解生物进化过程类似，马克思则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累积和渐进的过程。有别于当时(乃至现在)大多数人强调技术进步过程中“大发明家”和“重大突破”的重要性，马克思则强调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渐进性，认为发明是建立在许多微小改进基础之上的技术累积过程，而不是少数天才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杰作。他写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技术)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这是一种鲜明的技术进步演化思想，马克思在考察具体技术时继续坚持并发挥了这种演化思想。在研究机器发展时他写道：“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后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只要表面上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在关于磨的细致研究中，马克思将这种演化思想表达得更为精妙：“最早是把谷物砸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碾碎比捣碎好。因此，人们使臼内的杵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手磨就这样发明了……以后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牛以及驴子套在辕杆上……这就有了马拉磨……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进……”。这些言论中，马克思表达了一种清晰的把技术进步理解为一种累积渐进过程的演化经济思想。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学者吉尔菲兰(Gilfillan)追随马克思这种技术进步的累积思想，对船舶进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最早的漂浮的掏空了的圆木一直研究到内燃蒸汽机驱动的汽船，得出“发明事实是不可分割的连续统一体”的类似结论。一些技术史学家也开始接受马克思这种观点，坚信技术进步是一种累积和渐进的过程，并试***对人工制品序列进行分类整理，以证明这种过程的累积和渐进性。比如美国著名技术史学家巴萨拉(Basalla)写道：“假如人造物链中缺项比生物链中缺项显得更多的话，那只是因为，对植物和动物的采样和分类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对人造物的整理和分类仅仅才刚刚开始”。显然，马克思是他们当之无愧的理论先驱。
3．作为选择过程的技术进步。对生物进化而言，自然选择是在变异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自然选择作用，能适应环境(包括内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异得到保留，有害变异则被淘汰，如此完成生物的不断进化，同时造就生物的多样性。马克思已经注意到技术进步类似的选择适应特征和多样化特征，他写道：“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5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在这句话的注脚里，马克思还毫不讳言自己是从进化论那里获取了灵感，写道：“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大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生物学隐喻方法，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选择适应过程。
马克思虽然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但应该说他的这种隐喻还是较为模糊和笼统的，也是不够彻底的，马克思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的选择适应过程作进一步的隐喻和更深入的研究，对技术“变异”及起选择作用的“环境”等问题也很少涉及。其原因不在于马克思意***发展一种技术进步演化思想的立场和态度是否坚定，而是在于当时人们对达尔文的理解远不如今天这么深刻和清晰，进化论在当时还远非一个成熟的理论，这才是影响马克思发展一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的真正原因。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明确和坚定的，这种坚定态度也为后人继续研究技术变迁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关于技术消失的演化经济思想
现代生物学研究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球上曾存在过的物种数量大得惊人，但其中99％以上的生物都消失了，幸存至今的物种仅是总量的一个零头不到，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是大量物种灭绝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达尔文《物种起源》还刚刚问世不久，物种“神创论”还有着广泛影响，人类对于物种的整理和分类也才刚刚开始，对生物化石亦知之不多，但马克思显然已经较好地理解了达尔文并将其进化理论应用到对技术变迁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技术和物种一样存在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马克思写道：“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重头开始的境地……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可见，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技术演化不仅和生物物种一样有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而且造成技术消失的原因也和物种灭绝的原因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大量生物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大灾难突然降临(如五次动物大灭绝时期地球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而技术或文明的消失也往往是由于“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等引起的技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马克思在这里发挥了一个绝佳的生物学隐喻，甚至还阐述了通过交往和竞争来保障技术和文明不断传承演化的思想，考虑到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认识，这就已经蕴含着通过基因重组、突变和频率等概念的生物学隐喻方法来进一步研究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的可能性。如果这些遗传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已然了解的话，如果马克思时代进化生物学已像今天一样成熟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会在这种演化方法和思想上走得更远。
演化经济论文篇（10）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 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 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 smith和 price1973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 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 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府管制***策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 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 1994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1］。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策环境和***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府的主要职能；20世纪 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策的必要性；20世纪 40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2］。 学者们发现***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 如 evans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3］；rauch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4］；randolph指出较完善的***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5］；henisz认为***治环境和***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6］；gwartney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7］；张***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8］；banerjee和 sudeshna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9］。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 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 aschauer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10］；shioji、esfahani和 ramirez、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11 14］。 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demetriades和 mamuneas、calderón和 servén等学者［15 16］。 还有学者采用贡献度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 romp和 de haan、刘生龙和胡鞍钢等学者［17 18］。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学者们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融资进行实证分析，而较少从理论上研究，这也使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治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从演化博弈理论视角出发，研究***府管制***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影响，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的决定因素。
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 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基础上：（1）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中存在两个群体，分别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2）两个群体都为理性的“经济人”，它们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其行为；（3）两个群体分别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4）假设群体主要受***府管制影响，忽略其他因素影响；（5）为便于分析，***府的管制程度采用税率表示，税率越高则管制程度越高，反之越低①。
【①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中***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经营。 但“非公36条”主要是通过准入标准降低和优惠扶持***策来体现出放松管制，这使得博弈过程中的***府管制程度难以得到有效衡量。 税率作为最直接的管制***策，可以用来体现管制程度，即用来表征***府管制从紧到松的***策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以税率作为管制程度变化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 动态重复博弈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a）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经营，（b）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运营，（c）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市场经营，（d）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化经营。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是***府直接投资***府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如*** 1所示。
由于制度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化进程限制、***府角色错位等原因，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垄断竞争市场。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地位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等、***策待遇不对等等方面，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处于一种不对称博弈状态，两个群体中的个体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双方主要通过对博弈事件概率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进行博弈。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国有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x，不合作的概率为1 － x，社会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y，不合作的概率为1－ y。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支付为 u，其方程为 u（c，r） ＝x′ix＝ μi（ci，ri） － μ0（c，r），其中 μ0，μi分别为投融资制度变迁前后的收益，c为投融资制度变迁成本，r为变迁个体产生的增值利润。当 μ＞ 0，此时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旧制度收益，即个体选择策略增长率为正，反之为负；当 μ ＝ 0时，投融资制度成本就等于投融资制度变迁收益，则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处在均衡状态，即渐进演化中的均衡状态。博弈双方的支付如表 1所示。
五、结论
本文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博弈主体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府管制***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演化有着决定性作用。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过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取决于博弈主体自身的收益，同时管制***策对博弈双方行为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管制程度下，博弈双方会采用不同的对策，这会影响学习方向和演化速度，进而加速投融资制度的变迁和稳定演化。 在内部原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府的管制水平，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和稳定是***府管制***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府管制***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这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和演化历史中体现得尤为突础。 基于此，本文研究的***策启示在于：（1）由于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和***府管制的作用，***府制定管制***策时，必须根据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的需求，树立引导基础设施制度科学而合理演化的观念；（2）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的两种重要力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引导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并最终达到均衡状态；（3）在***府管制***策中，税收仅仅是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博弈双方的重要手段之一，***府还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手段，如行***许可、特许经营等方式，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使其向***府和社会预期的目标演化。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34136．
［2］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王辰．基础产业融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史普博 f d．管制与市场［m］．余晖，何帆，钱家骏，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彭秀丽，陈柏福．矿业集群演化与区域协同发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499．
［7］weibull j．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95．［8］samuelson． evolutionary games and equilibrium selection［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97．
［9］friedman d． evolutionary game in economy［j］． econometrica，1991，59：637666．
［10］aoki m． organizational conventions and the gains from diversity： an evolution game approach［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1998，7：399432．
［11］etsuro s．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nvergence approach［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1，6：205227．
［12］esfahani h s， ramirez m t． institu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4：443477．
［13］范九利，白暴力，潘泉．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j］．上海经济研究，2004（1）：3643．
［14］郭庆旺，贾俊雪．***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6（7）：2940．
［15］demetriades p o， mamuneas t p． intertemporal output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capital： evidencefrom 12 oecd economies［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0，7：687712．
［16］calderón c， servén l． the 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r］． bank policy re?
演化经济论文篇（11）
起源于17世纪初期的术语，“***治经济学”在未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以下笔者将着重分析***治经济学的兴起、分流、复兴。
(一）古典***治经济学的兴起
***治与经济量大领域之间相互联系
与相互制约，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城邦学中就已经存在。其实，从***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合理的调整经济、做好***治工作，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发展。就像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中阐述的一样，城邦国家经济问题的存在，需要借助***治的力量来协调和解决。于1662年威廉配第出版的《赋税法》中说阐述的***治经济学，才是真正创立了***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但是威廉配第并没有在《赋税法》中完整的、详细的阐述***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直到1776年才被创立，源于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
(二）古典***治经济学的分流
对于经济学的***划分，约翰穆勒应当算是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是将“公权”和“私权”划分开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共事务的处理。受此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就越加***。穆勒之后的古典***治经济学研究，分为个人理性的假设和对市场交换的研究。真正使古典***治经济学分离，是于1871年的边际***，也就是利用边际效用论代替古典***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在此之后***治经济学逐渐走向边际化，而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的《经济学原理》真正将经济学从***治经济学分离出来。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从***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就相当于古典***治经济学的分流。古典经济学理论构筑，在批判古典***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与此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和演化***治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批判地集成了古典***治经济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延伸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进而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演化***治经济学是从凡勃仑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学科》开始的。的确，凡勃仑阐述的是演化经济学内容，但是其实质就是演化***治经济学。
(三）古典***治经济学的复兴
再次复兴的古典***治经济学应当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将经济、***治分属于不同学科。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市场调节作用受到质疑，此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调整了市场，纠正了市场缺陷，因此经济人士和***治人士纷纷认识到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此之后积极进行经济学研究，也是某种程度上将经济学推向***治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因国家问题，通过经济学的运用得到了解决，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治经济主张，有事起选择机制和宪法设计的性质上。此时可以显现出，经济学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治，这为***治经济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60~70年代，***治经济学开始复兴，一些学者称之为新***治经济学。的确，***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以经济和***治整合研究为特征，但是其不同与古典***治经济学，在进行***治与经济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借助现代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去分析***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治经济学比较
(一)***治经济学概述
1.***治经济学概述
对于***治经济学的概述，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明，我国学者在进行***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不同的阐述，如黄新华认为***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策选择、发展、环境、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而李增刚则认为***治经济学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至少把***治、制度、法律等因素排除在外，并采用经济学的假设、原理及工具分析***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因素范围。虽然，对***治经济学的阐述不同，但所表达的***治经济学本意是一样的，即新***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治和经济的整合为前提，在此前提之下经济方面的研究考虑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等因素驱动下个人选择问题，而***治方面的研究是考虑权利约束、国家制度、个体权利冲突下集体选择问题。（2)***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虽然比较广，但是从分支的研究特点来看，主要包括***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治学，前者是以***治为研究对象进行经济分析，后者是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经济发展对***治因素的影响。（3)***治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来分析***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经过深入的研究可以了解国家与经济、经济主体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制定，可以为***治与经济模型重构奠定基础。
2.***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包括：***治主体行为自身利益与有限理性并存。也就是假设经济人，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治经济学中出于对经济人自利的考虑，会对公民的***治主张、***治制 定者的行为，甚至是国家行为予以分析；稳定偏好，假定个人偏好稳定，那么在***治经济学中，个人偏好是一种可以自然显现的信息，***策制定者不仅能够掌握这一信息还能对其加以利用，这就意味着***治主体被设定为缺乏调整偏好动机的特征。
(2)***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治经济学的基本方***包括，个人主义方***，也就是个人主义方法始终贯穿于***治经济学，基于个人层面，依据个人的个性、目标、信念等对社会现象予以阐述。逻辑实证主义，是以以上假设为前提，进行逻辑推演，得出结论，证实假设是否成立。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古典理论，但其在***治经济学中依旧可以科学、合理地应用。
(二）新演化***治经济学的内涵
1.新演化***治经济学内涵
对于新演化***治经济学的内涵阐述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新演化***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治经济学的关系。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演化经济学中，演化***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长期存在，使演化经济学倾向于经济领域中市场过程的研究和经济与***治整合的研究。但新演化***治经济学的研究，则重点倾向于经济和***治整合研究方向，所以研究对象为经济和***治整合研究，研究方法是以演化经济学和演化***治经济学发展理论为基础，借助相关方法和手段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2)新演化***治经济学中“演化”的含义。出于对***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治经济学比较的考虑，在此借助何梦笔所研究结论来理解“演化”：其一，基于***治经济的不确定，关注***治经济知识的出现与扩散。其二，重点强调***治变迁的冲突和非均衡的作用，以关注***治经济主体与组织之间的动态竞争；其三，借助多层次等级选择理论，多元分析演化力量作用对***治一经济体系的影响。其四，多层次分析演化***治经济学研究所应用的工具，进而确定其研究对个体行动的约束。
2.新演化***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新演化***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新演化***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治主体行为呈异质性并以有限认知为基础。也就是认定***治主体的行为是受认知模式所影响的，在个体学习或环境的变化下，***治主体的行为将发生一定变化;偏好的动态变化及***治观点的形成。也就是***治主体的偏好具有动态性，可能因为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及其他实体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治主体的偏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治观点。
(2)新演化***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新演化***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注重群体思考，同时个体思考优势重要的演化分析核心特征，所以，应当基于个人主义，对个体的异质行为进行重点分析，进而明确个体的独特***治观点。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批判实在论，也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将社会定义为经验和时间的构成，进而重新定义经济行为及理解经济主体的***治观点。
(三)***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治经济学的比较
基于以上对***治经济学和新烟花***治经济学的理解,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
1.理论框架特征比较
基于以上对***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治经济学的概述和理解，在对两者进行理论框架方面比较中，设置了表一来比较说明两者的理论框架特征。
2.相关概念的比较
两者相关概念的比较，包括利益集团和战略集团的概述，在***治经济学中，对于利益集团的概述是以实现成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视利益集团为企业，组织者为企业家，集团成员为消费者，如此通过利益集团的成立，目的在于为成员提供服务。战略集团则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制定一系列战略，以赢得利益。在演化***治经济学中，对于战略集团的概述，是***治个体组成，进行集体行动，进而发挥作用；对利益集团的概述，则是回归到个人成员上，从经济角度分析个体层面。对于***治企业家的概述，新***治经济学，将其视为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负责集体行动，在新演化***治经济理论中，***治企业家则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集体行动。
三、新***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治经济学的综合应用
基于以上内容的分析，将***治经济学与新演化经济学综合应用，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相同，为实现两者综合应用提供的理论支持是相同的。但是两者之间存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者综合应用效果，对此应当同均衡分析法和演化分析法,对两者进行调和，也就是提出两者综合应用假设,在此基础上设定核心概念、解释逻辑等，进而使两者可以综合应用。基于此，利用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调和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其两者可以有效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