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西医理论论文篇（1）
1临床资料
200506～200612本院共收住急性腹泻患儿382例，其中，男207例，女175例，年龄4个月～2岁。患儿腹泻呈水样或蛋花样便，每日腹泻6～20次，多伴有发热、呕吐及上感症状。重度脱水5例，中度脱水92例，轻度脱水65例。病程1～3d。入院后粪便常规检查未见异常,采用酶联免***吸附试验(ELISA)检测粪便RV-Ag(IgM)均阳性,临床诊断为病毒性肠炎。按《儿科诊疗精粹》中腹泻病情分类法［1］：轻型为84例，中型240例，重型为58例。经过补液、抗病毒***，同时采取中西医结合护理，患儿均在24～48h后腹泻减至每日3次或3次以下,大便外观正常或成形,临床症状完全消失。
2护理措施
2.1严密观察病情患儿入院后及时细致、全面准确地观察病情变化，注意一般状况、神志、精神、面色、肢体温度以及脉搏、呼吸等生命体征的变化，“知常而达变”，精心护理患儿。①详细观察患儿大便次数、颜色、性质和气味，以区别泄泻的寒、热、虚、实，分别护理；②密切注意神态、唇色、呼吸、皮肤、四肢、苔脉及体温的变化，作好各项记录；③便前腹痛，尿布浸湿，卧位不适，饥饿惊吓等均可引起患儿哭闹，要及时找出引起小儿啼哭的原因，并给予正确处理。
2.2加强基础护理①腹泻患儿往往易脱水，加之饮食控制，易畏寒，要注意防寒保暖,适时增减衣服,若出现四肢冰冷，体温不升，可用热水袋保暖，但应注意防止烫伤。②及时更换尿布,每次大便后清洗臀部，防止发生尿布皮炎。便后用温水洗净臀部,涂5%鞣酸软膏,以保护周围皮肤。③对伴有呕吐的患儿,要注意防止窒息及吸入性肺炎,及时作好口腔护理及卫生处置。腹泻患儿有时由于使用较长时间的抗生素，可使口腔霉菌生长而发生鹅口疮，因此要多喂开水清洁口腔，有呕吐时，可用棉花醮温开水轻擦口腔，已发生鹅口疮可在患处涂以1%龙胆紫药水［2］。
2.3严格隔离措施对患儿严格进行床旁隔离,其尿布最好使用一次性的,换下的尿布在现场直接丢入袋中,并封好拿出室外。被大便污染的非一次性尿布、被服、便盆、地面等,均应作相应的消毒处理。接触污染的尿布和衣物后要清洗双手。病儿用的奶瓶、,每次用后煮沸消毒,喂奶前洗手。护理患儿前后均要认真洗手，防止交叉感染。
2.4做好饮食护理因泄泻患儿脾胃运化失司，又因小儿饮食不知自洁，故应注意加强饮食调护，做到定时、定量、定质。母***喂养患儿，母亲应尽量少吃油腻食物，多饮水，以稀释奶液，缩短每次哺***时间，以减轻胃肠负担。人工喂养患儿，暂停喂牛奶，可改喂脱脂奶、酸奶或米汤。吐泻严重者禁食6～8h，禁食期间要静脉补液，饮食应逐渐恢复，并详细记录出入量。
2.5改善给药护理①小儿服药常不合作，汤药以浓煎为宜，丸膏散剂型，药量宜少，先将药用温开水化开或调在***汁内、口服补液盐水内喂服。一般宜空腹喂药，分少量、多次喂入。注意喂药宜慢，慎防引起呛喉，药宜温暖。有恶心呕吐者，可在喂药前，在汤药内滴几滴姜汁，以缓解呕吐；②配合捏脊疗法以巩固疗效，注意手法轻柔，用力均匀，应在每日晨起或饭前进行；③若久泻不愈，可针灸三里、气海、阳陵泉等穴［3］。
2.6注重情志护理中西医都十分重视精神护理，但因小儿具有易睡，易醒，易哭，易惊，易饿，易兴奋等生理特点，与成人不同，所以护理工作更要细致入微。①避免一切不良刺激，护士要做到走路轻，说话轻，操作轻，勿惊吓患儿，保证患儿充足的睡眠，对熟睡的患儿勿轻易唤醒；②对1．5～3岁的患儿，应多予以哄导、诱导、鼓励，态度要和蔼可亲，通过关心与爱护与她(他)们建立感情，消除其对医护人员的恐惧心理。
2.7预防并发症①防口疮：进食或呕吐后，可用清热解毒草药，如金银花、甘草液洗口腔；②防臀红：保持局部干燥，如已发生臀红，局部涂以油膏或鸡内金外敷；③防肺炎：患儿呕吐时，头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吸入气管内造成吸入性肺炎。
3体会
婴幼儿腹泻是由于轮状病毒破坏肠绒毛导致上皮细胞刷状缘的双糖酶及其钠/钾ATP酶缺乏,造成肠道内水、电解质转运失调,葡萄糖吸收功能障碍,引起渗透性的腹泻。通过对小儿泄泻的临床护理，我们体会到：首先只有了解到小儿的生理、病理、心理特点，才能对患儿实施有计划、有系统的整体护理，护士在对小儿泄泻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有所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病情观察，根据病情变化，随时修订辨证施护计划，使护理密切配合***，促使患儿减轻症状，缩短病程，加快康复。
【参考文献】
西医理论论文篇（2）
2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平均愈合时间的比较采用两小样本t检验;构成比比较采用χ2检验，不满足条件者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临床疗效比较采用Mann－WhitneyU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术后随访10～16个月，平均(12．8±2．0)个月。术后12周两组患者创面不同程度愈合，X线摄片显示不同程度骨痂形成，两组疗效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愈合率、总有效率均稍高于对照组(fisher，P=0．185;fisher，P=0．733)，见表2。随访期内两组均无二次感染病例，观察组、对照组创面平均愈合时间分别为(5．2±2．4)个月和(7．1±2．8)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33，P=0．005);两组骨折愈合时间分别为(8．3±2．9)个月和(10．6±3．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80，P=0．055)。
4讨论
西医理论论文篇（3）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产生于中西两种医学同时存在的客观现实，这既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 努力方向，也是创新医学理论与手段的尝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一个***学科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西医结合仍只处于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1］，面临着诸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且一直面对着各种批评与质疑 。本文拟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证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坚定学科发展的信 心，探索学科发展的方向，以期推进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1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过程性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多元的文化起源，孕育出多元的自然科学技术。中西医学正是源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方医学同时并存、不同发展的结果。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理一元 性决定了多元科技趋于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在同一领域，不同的理论终将融合为统一的科学 理论，统一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之中。
从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中西医的差异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人类 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孕育出了多元的医学，也孕育过多元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 理学、化学等，这些学科都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向了世界范围的融合统一，形成了 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们共同遵循的理论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医学，东方科技基本都已 成为历史，西方科技早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超越并融合了东方科技。而在医学领域，西方医 学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超越了中医学，并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但却一直没 有完全取代中医学，成为唯一的、统一的医学。对此，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研究表 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融合时间表，而中西医学的融合时间尚不知在何时(见表1)［ 2］。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融通的速度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 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复杂，就越难实现东西方的统一”［ 2］。中西医结合，正是朝着医学融合的方向，在中西医汇通之后，试***将两种医学统 一起来的又一次尝试。而在两种医学理论的融合点没有出现之前，还只能是寻求医学进步、 提高医疗效果、促进医学统一的一种探索和实验。表1 东西方不同学科的融合时间表（略）
近50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与存在的争议也表明，中西医结合尚处于方向和道路探索的起步阶 段，处在寻找结合点或结合途径的阶段，距离实现中西医结合的既定科学目标还有着目前无 法开列其时间表的探索过程。对这一点，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学者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
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认识存在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今天还远没有找到融 通这两种医学理论的方法与手段。要实现这一目标，正视否定性意见，研究和回答否定性意 见，对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与方法来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总结、回顾中西医结合 中的各种争论，在现阶段有着特殊的意义。
2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复杂性
就某一学科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而言，任何一门新的科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现有学科 存在着不足、其理论和技术难以解释或改造客观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基础上萌芽和 出现、发展和成熟，从而取代原有的学科或者从原有学科中分划出来的。这是一个长期的、 艰巨的、有时是反复的科学探索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医学也是如此。
同一领域两个不同医学理论的同时存在并被实践证明各有其效，各有不足，为中西医结合的 尝试提供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而要在理论内核上将两种医学理论融合而发展成为*** 所预言的“一个医”，就目前而言，在理论和技术上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与挑战。
其一，就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而言，***的认识，确实存在着“以西统中”的思维偏差 。这从通过培养“西学中”的高明理论家而促进中西医统一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融汇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学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其道路与发展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名 家、名人的某一论断或某种尝试可能揭示了某种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但若将其作为学科发展 的唯一依据，则可能限制了其他可能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多元探索与实践。围绕中西医结合 学科发展道路以及***有关论断的争论，正反映出这种真理是否“唯上”、“唯权”的问 题 。只有将不同的声音在中西医结合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借鉴、认同，才能形成中西医 结合发展的合力。
其二，从实践层面上看，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基本上遵循着“以西统中”的指导思想 ；以西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或曰自然科学的方法发掘、改造、融合中医学。而当代自然科学 面临的困境表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和***治学中，线性思维显然已经过时” ［3］。而在中西医结合中我们却在千方百计地沿着线性思维的方法与模式批判、改 造着中医学。当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无法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破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时 ，其理论上的结合也就变得无从下手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多学科的中医研究，中医自身 要 先行现代化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从这一点上，也说明了中西医结合还处在选择道路与寻找 方向即所谓“突破口”、“结合点”的阶段，而解决这一方向性问题在今天的研究条件下， 尚无人能够预期。
其三，中西医结合医学能在我国成为***的医学学科，既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特别是中西医 结 合工作者努力的成果，也是***府***策扶持与保障的结果。***策的支撑，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提供了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但一门科学学科的成熟，最终必须依靠学科队伍的科学研究成 果。今天，从临床技术应用的角度，我们已经取得了许许多多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成果， 但这些成果同时也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共同成果。在中西医结合医学还没有形成自身特有的 、不同于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体系之前，只是拿来、应用了相关学科的现有技术。这一现 实，使中西医结合的学科评价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中西医结合只有突破对中西医理论、技 术简单组合的这一阶段，才能迎来属于自身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发展。在此之前，争议与批评 将一直存在。直面争议，研究争议，回答争议，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因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从起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3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艰巨性
20世纪50年代，当***预言通过“西学中”的实践，造就出中西医结合的“高明的理论家 ” ，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时，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似乎不太遥远。20世纪60～70年代，当“新医 学 ”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口号并成为改造中医的指南时，人们以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而今天我们看到，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产生了技术层面上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的临床成果(如针刺麻醉、急腹症***、骨折***等)，但却没有揭示出属于中西医结合医 学自身***的医学概念，更没有形成不同于中医或西医学的理论体系。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中西医结合技术，在理论上依然脚踩着中医和西医的两条“旧船”。其不断宣称和发表的学 术成果，没有一项能构筑起中西医结合的专门理论。这一局面让许多医学工作者为中西医结 合的前途担忧。一个没有自己***的科学理论的学科，其发展的道路将是怎样呢?于是一些 学 者将其总结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属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两种医学所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 ，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按照指导中医学形成的自然观和方***改造西医，或按照西医学形 成的自然观和方***改造中医，都无法进行。因此，在目前阶段，取中西医学之长，建立统 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还只是理想中的事情”［4］。 其实，从中西医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和同一目的来看，只能说中西医学是医学研究领域两个不 同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差别如何之大，基于都在研究人的生命现象这一共同点，二者有着不 可否认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才能对二者进行比较和认识。从科学发展的长远看，完全意义 上的医学科学也只能有一种理论存在。科学发展的“优化律”揭示：“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除了一方战胜淘汰另一方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形，那便是两种理论 范式各自***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被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理论范式所取代”［5］。 这种取代不是对前两者的全盘否定与推翻，而是一种扬弃，是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 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重组、融合、互补。科学史上对于光的认识便是这种情形。两千年来中西 医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事实预示着这一历史趋势。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正是我国医学工 作者为了实现医学发展的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可贵尝试，但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1）现阶段，中西医学不同表述的理论之间是难以沟通的，各自的理论体系都不能证明对 方。因此，我们习惯了的用西医学理论来验证中医学理论的中西医结合方式是不能革新中医 理论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同一领域的两个***存在的、不同的理论范式是无法互 相证明的。
（2）真理一元观告诉我们，中西医理论体系都包含了对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是生命认识 的局部与整体的两个方面，理应有一个能包涵这两个方面规律的更高层次的科学理论；未来 的新医学体系将能实现其真理的统一。也就是说，中西医学未来的结合，将宣告中西医两种 理论并存的局面的终结。但是今天，无论从西医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学的角度，人们还无 法窥见未来的终极真理。
总之，在科学发展从局部走向整体综合总趋势的今天，中西医学交流与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创新医学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但要实现其结合，不能单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 相互解释，必须有使其可能整合的、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生 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换句话说，当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发展到可 以 相互认识时，其难以沟通的问题、“结而不合”的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中西医结合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做。
我们正处于科学***和大转变的年代，“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 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结合，一个新的归纳， 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 统结合起来。”［6］也许，普里高津的认识能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带来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1］吴咸中.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在纪念***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 示4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J］．中西医结合实用临床急救，1998，5(11)：487.
［2］潘吉兴.李约瑟论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1，2 15.
［3］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 01.序言.
西医理论论文篇（4）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西医理论论文篇（5）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性，因此，在方***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西医理论论文篇（6）
自古以来，中医就是中国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的中华文明的魅力。中国古老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有着丰富的思想和理论。如有关“肾主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的理论，与临床的骨质疏松、肾性高血压、肾性贫血、老年性痴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医学的发展，如人们对骨质疏松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医把骨质疏松症归属“骨痿、骨枯、骨痹”范畴，故针对病机而采用补肾壮骨、益气健脾的***法则，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医博大精深的精髓，随着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必将促进中医药现代化，而中西结合是必然趋势，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中国中西医并存的产物，必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使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创新，与当代科学技术同步发展。
在中国骨质疏松症***领域，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李恩教授具有高深的造诣，他也是积极倡导中西医结合疗法的一位富有战略思想的中西医结合优秀专家。李恩教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由他的五位中西医结合博士、教授总结编写的《李恩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研究》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地、全面地总结及论述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领域的著作，该书在大量的理论论证、科学研究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首次在学术界明确提出中西医结合完整的医学学科观点及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
生于1929年的李恩从小就见证了那个年代中国的贫穷，在旧社会，贫穷和疾病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难兄弟，看着那些因为疾病却无钱医治的人们备受痛苦，李恩便立志学医，后来他考上了河北医学院。1957年毕业后，他留在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工作。虽然学的是西医，但他对中医有着特殊的兴趣，在不断的学习中，特别是通过58年的西医学习中医班，对于中西医结合的认识不断地深化。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能形成互补，结合起来将能更大的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形成一门新的医学学科。从此，为他一步步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辛勤耕耘花开结硕果
1969年，李恩在当时的河北医学院创办肾病研究室，开始正式从事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临床的研究工作。他结合临床工作，进行中医肾藏象理论传承的研究，根据中医“肾主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的理论，开展了有关骨质疏松、肾性高血压、肾性贫血、老年性痴呆、精神***症等的临床研究。在他主持编写的《中医肾藏象理论传承与现代研究》一书中，提出并系统论述了“肾――骨――髓――血――脑”一体论假说，发展了中医肾本质内涵，为中医学其他藏象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范例。
中西医结合不是方法学，而是一门“学科”。李恩从学科的要素和本质切入，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科学定义：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门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对象内容、观察方法，比较二者的异同点，吸取二者之长，融汇贯通，创建医学理论新体系，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的整体医学，简称中西医结合。李恩提出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为“生物――自然――社会――心理――个体”，体现了中医学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形神统一的整体观，辨证施治的***观”。1981年，李恩参与创建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1994年5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李恩的《中医肾本质现代研究》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并被大会授予“世界传统医学功勋奖”。
作为中西医结合专家，半个世纪来，李恩带领科研团队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指导，在充分运用西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上，引进中医学整体、宏观的辨证理论与实践，深入开展针对中医肾本质内涵与现代医学关系的研究。在肾病及其并发症的***方面，李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众多肾脏疾病患者解除了病痛。此外，在中西医结合***骨质疏松、肿瘤等方面也具有较高的造诣，在理论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李恩研制的“抗骨松冲剂”(丹杞颗粒)，已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由邯郸药厂正式投入生产。通过全国专家鉴定，获河北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目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身体健康却下降了，在李恩教授所研究的领域，如骨质疏松的发病率日益增高，已成为中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杀手”。据李恩教授介绍，骨质疏松是一种全身性代谢骨病，表现为骨矿含量减少，骨的微细结构发生变化，骨的韧性降低，轻微外伤便可发生骨折。骨质疏松发病率高，在代谢疾病中发病率之首，并随年龄增高而增加。男性约为20％左右，60～70岁妇女有1／3患骨质疏松，而80岁以上可高达2／3的人患骨质疏松。根据“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与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于2008年10月20日的《骨质疏松防治中国白皮书》中宣布我国骨质疏松发病人数为6944万人，骨量低于正常标准的为2 1亿人。二者加起来，有近2.8亿人处于骨质疏松的风险之中。
骨质疏松是多种原因所致的多种的病症，其严重后果就是骨折，而且是多部位、多次性骨折，特别是髋部骨折，需长期卧床，带来了许多并发症，死亡率为15％～20％，用于***骨质疏松和由于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消耗大量医疗费用。我国每年用于此项医疗费用估计超过100亿人民币，而美国每年为此耗资100～150亿美元。
李恩教授根据骨质疏松分为的三大类：原发性骨质疏松，(包括绝经后骨质疏松为I型；老年性骨质疏松为Ⅱ型)、继发性骨质疏松(由其他疾病或药物引起的)和特发性骨质疏松(主要见于8～14岁青少年，与遗传有关)。近些年来，李恩教授进行补肾中药复方防治骨质疏松课题的研究，曾3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立项，历经20多年的基础
和临床研究，取得各项科研成果，其中“抗骨松”牌丹杞颗粒在于整体调节，为多环节、多靶点，相关集合作用，表现在：可以促进小肠钙的吸收，提高血钙水平；促进钙向骨内转移和骨胶原蛋白的合成，提高骨矿化和增强骨韧性；促进肾小管对钙的重吸收，减少尿钙排出，维持血钙浓度；延缓卵巢功能早衰，促进雌激素的合成和分泌，平衡骨代谢，提高骨密度。对继发性骨质疏松有标本兼治作用。如肾病、糖尿病引起的骨质疏松，从肾论治、对原发病和骨质疏松均有辅***作用，李恩教授从肾论治骨质疏松症不但使肾虚症状明显改善，且骨矿含量、骨密度等指标的检测亦可得到改善，证实了补肾中药对***骨质疏松症的效果，体现了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症方面巨大的潜力和优势。
近些年，李恩教授主要应用生物化学的理论和技术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多项课题，他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肾――骨――髓――血――脑”一体论研究》，于2006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和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继往开来谱写新篇章
医学目前正从实验医学时代向整体医学过渡，而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实现这一过渡的“桥梁”，然而如何达到尊古而不拘泥，创新而不离宗?李恩教授认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和创新都离不开“继承发扬、互相渗透、引进借鉴和本身的自生殖性”，中西医结合医学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的建立是在中医和西医发展中的结合，前进中的结合，提高中的结合。
李恩教授指出，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目前处于从“论证阶段”向“发展阶段”过渡时期。学科体系建设有待完善，需要一批精通中医和西医、又具有人文、哲学、社会学底蕴的高素质的研究人才。1988年，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和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的支持和鼓励下，李恩教授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中西医结合学院一一河北中西医结合学院。探索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教育模式为：“两个基础”(中西医基础分开上)，
“一个临床”(即中西医结合着讲，对照着讲)，以及“先西后中”教学程序。学校为全国基层培养了中西医两法治病的医生两千余人。在平时的教学中，他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竞争能力，全面提高的综合素质。
西医理论论文篇（7）
一、让学生坚定对中医理论的信心
面对中医和西医两套不同的医学理论，学生往往更容易接受西医的理论，因为它更贴近他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而面对于中医理论时，学生多是感到困惑，很难理解，无所适从，认为中医“太玄”了，从而在学习中很容易对其产生误解、怀疑甚至排斥态度。
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让学生坚定对中医理论的信心。中医理论是在大量的“以人为本”的临床实践中形成、发展、成熟起来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还没有西医理论出现的情况下，为人类的健康、种族的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在20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医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甚至有人提出要“废除中医”的谬论，但是，中医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大量独特、有效的临床***效果，向人类证明了它存在的道理，展现出极大的魅力。因此，要学中医，首先就必须相信中医的理论。因为只有相信，才有可能产生学习和研究的动力，才会有所作为。
二、重视对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
学生之所以容易对中医产生误解、怀疑，甚至排斥的现象，是由于他们从小培养出来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与中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学生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是以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为主的教育，而这些知识，恰恰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对于在东方文化环境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医理论，则很难被当今的学生完全理解和接受。加之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往往西医与中医课程是同时开设，这又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学习中医的思维。因此，在中医理论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不急于传授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更重要的是重视对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
中医与西医理论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医理论是在长期对“活人”所表现出来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进行观察，以及中药直接作用于人体后所反映出来的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西医则是应用现代的生物、化学等理论，对实验室里所观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到的微观现象以及动物模型的药理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而形成的。因而在思维上，中医是宏观的、整体的，而西医则是微观的、还原的。比如在中医理论中，心有藏神的功能，主宰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如果按照西医的认知思维，就会提出：“为什么心会有藏神的功能？”其研究的方法就是对人体进行解剖，利用现有的设备对心脏分解、测验……最终得出结论“心脏没有藏神的功能”，而认为真正“藏神”的是人的大脑。但在中医思维的指导下，对“心藏神”的功能却很好理解，因为人的神志变化，可以通过心的活动表现出来；而心的问题，又可以通过神志来反映：当人受到惊吓或感到紧张时，就会不自主的感到心跳加速；当“心气”不足时，人也会出现失眠、多梦、健忘等神志的改变。这些病症如果运用中医的镇惊、养心安神等方法进行***，往往就能收到满意的效果。
可以看出，同样是研究“心”，中医是把“心”放在“活人”这个整体上，从“活人”的外在表现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研究；而西医则是把“心”从人体标本或动物中分离出来，再将“心”分解成细胞、分子甚至更细微的成分，从微观的角度去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在人体的器官组织结构及功能的认识上，中医跟西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没有中医的这种思维，或者用西医的思维来理解中医，是学不好中医的。
三、让学生学会“理论”联系“生活”
中医理论，源远流长，其中的很多术语，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过数（下转第81页）（上接第77页） 千年的传承，如今还有很多在我们的口语中流行，只是人们往往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但如果懂得用中医理论来解释，却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比如，当我们在讲自己的想法时，总是会说“心想” “我心里想……”等等。如果依照西医的研究结果来认识这个问题，就会感到很难理解。但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则是无可非议，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心有“藏神”的功能。
又如，在形容很生气的时候，人们总会讲“被气得吐血”，因为生气则怒，中医认为“肝在志为怒”，肝“主疏泄”，有主升、主散、主动的特性。过度生气，则会使肝气升发太过，血随气涌，上逆而致吐血。再如，我们在形容惊恐过度的情形时会说“被吓得屁滚尿流”，因为吓则是恐，中医认为“恐伤肾、恐则气下、肾开窍于前后二阴”，因此，受恐吓过度，会使人的“肾气”下陷而致大小便失禁。像这些例子，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对这方面的内容加以留意、收集，以加深他们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增强他们对中医理论的兴趣。
西医理论论文篇（8）
一、东、西方医学的起源
中、西医学的起源大致相同。主要包括:①救护、求食的本能行为。本能属非条件反射,是生物体为适应生存环境而产生的行为。如动物受伤会舐其伤口、遇热会避入水中,人与动物一样有着本能救护。人类的求食本能在寻找食物时,逐渐发现了葱、姜、蒜、粳米、薏米等虽为食物或调味品,却具有治病作用。这种非条件反射的本能属于感性认识,对医学的产生只是具有辅助作用的基础性条件,而不是决定性因素;②生活经验创造了医学。劳动促进人脑的发达。而人类的大脑发育超出了其他动物的功能,遂产生了意识、思维活动,才能形成经验医学。经验医学属于理性思维,具有主动性和意识性,是本能医学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先古人类通过劳动制造出利器,从而产生了砭石、骨针等医疗器具,逐渐掌握了运用工具***疾病的经验。与此同时,人们发现活动肢体可以舒筋活络,强身健体,“导引术”、“五禽戏”的形成,也是古代人们积累生活经验后产生的保健养生观;③医、巫的合与分。由于原始人受制于智力尚未开化,对自然界的变化以及宇宙间的一切反常现象,心存恐惧,难以做科学、合理的解释,因而误以为有超自然的力量主宰其中。故巫、医合流曾是中、西医学共有的一段历史。在中医学的历史进程中,“祝由”术沿袭数千年,属于元明临床“十三”科之一,但以医学为目的的解剖可追溯到公元11年(西汉王莽新朝三年),是中国古老的实证医学萌芽。由于儒、释、道三教合流所形成的中国文化格局,“重道轻器”衍生出的务虚倾向,重体悟而疏实证,必然缺少逻辑推理,致使中国的实证医学成就在日后难以与西方医学同日而语。古埃及医师运用念咒、画符和草药治病,前二者就是巫医。西医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医巫分家,亚里士多德曾详细描述了动物的内脏和器官,古希腊医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希波克拉底将唯物主义哲学运用于医学之中,在《论圣病》中说:“被人们称为‘神圣的’疾病(指癫痫和一些精神患者),在我看来一点也不比其他病症更神、更圣,与其他任何疾病一样起源于自然的原因。只因这些病症状奇异,而人们对它们又一无所知,充满疑惑,故而将其原因和性质归之于神灵。” 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医学体系,加快了医学科学化的进程;④轴心时代中、西医学的峰巅之作。雅斯贝而斯曾说:“如果历史有一个轴心,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轴心作为一系列对全部人类都有意义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这种精神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并且是***地发生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一阶段,是东、西方哲学、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诸子蜂起,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学派林立,形成了空前绝后的学术繁荣局面,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处在古典希腊文明的开创时期,出现了德谟克利特、费底亚斯、阿基米德、苏格拉底等哲人和智者。在东、西方科学和文化昌明的大背景下,《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全集》代表着中、西两座医学的峰巅之作便自然而然的诞生了。《黄帝内经》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汉末,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已从简单的临床经验积累,升华到系统的理论总结,为中医理论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汇百家之言而成一学的第一部医学经典著作。该书在当时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注重整体观念,系统地阐述了人体与环境的整体统一关系,以及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防治和养生等问题。其内容包括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针灸和汤液***等方法。关于《希波克拉底全集》,意大利著名医史学家卡斯蒂格略尼认为:“……《希波克拉底全集》是自然科学几乎没有萌芽的时代,在医术上具有先进性的最宝贵的代表文献。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虽然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知识上有缺陷,虽然只是很少而粗略地研究过动物,但是它主要是建立在临床实验和哲学推理的基础上,终能使医学提高到难以超过的高度。这是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现象之一,并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说明通过经验,实际观察和正确的推理,可以得到极有价值的宝贵材料,……他的确解决了医学历史上具有决定性倾向的开端。”比较《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全集》,二者的理论建构有诸多相似之处:废巫存医、整体观念、调节平衡、哲学思辩、临床实践。其中《黄帝内经》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从外测内,可以不依赖解剖形态学而照样诊治疾病。其理论体系是自洽的,难以突破;《希波克拉底全集》虽然没有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基础知识,但却强调具体的解剖结构,为医学的实证开了先河。这些差异为中、西医学的日后分向而行埋下了伏笔。
二、中、西医学的形成与发展
东、西方文化历史背景是中、西医学形成、发展的土壤。公元2世纪,东、西方的两位医学巨匠张仲景和盖伦,传承了不同的学术思想,创建了迥异的医学范式,发展和完善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使中、西医学各自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汉代医学家张仲景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之前,就有《内经》、《难经》、《本草经》等古典医药典籍。张仲景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继承了《内经》等基本理论和丰富的医药知识,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宋代林亿等整理出版时,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伤寒论》以《素问·热论》为基础,提出六经的形证和分经辨证***原则,确立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纲领;《金匮要略》以脏腑分证为纲,论述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和预防等方面的辨证论治规律和原则,共记载40多种疾病,262首方剂。其贡献在于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方,盖伦的一生生活在罗马帝国时安东尼父子的执***期。彼时,罗马帝国的繁荣,为盖伦的医学成就以及西方医学的昌盛,提供了可靠的***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保证。盖伦继承希波克拉底的学术思想,著述2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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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著作,现存的83部著作中,内容涉及解剖、生理、病理、卫生、药物、《希波克拉底文集》研究、哲学、语言学、逻辑学、数学、历史、法律等。倡导实证医学,他的科学方***具有重视实验、疾病局部定位思想、重视形式逻辑、强调演绎法等特点,对后世西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中、西医学在张仲景和盖伦完全相悖的医学范式引导下,开始步入了分道扬镳的历史进程。在中华文化强调“中和”的大背景下,学术界便有了“海纳百川”的宽松气氛。出现了学术流派精彩分呈,如瘟病的寒温之争、经方时方之别等。中医学按张仲景的思维范式,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实践的发展,最初的中医学理论已无法诠释新的科学事实,因此,医学理论必须不断创新,才能适应社会需要,这就促使中医学进入汉代以后,呈现出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共包括四个时期:
(一)魏晋隋唐时期。该时期由于重视总结临床经验,并继承整理发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著的理论,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如晋·王叔和的《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因病机与证候学专著;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可称为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
(二)宋金元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学术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特别是思想家的革新精神,为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突破性进展,提供了有利的文化背景。宋代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提出三因学说,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在宋金元时期,产生了最具盛名四大学派,刘完素倡导火热论。***中力主寒凉清热,后人称其为“寒凉派”。张从正力倡“攻邪论”,提出了汗、吐、下攻邪三法。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理论,被后世称为“补土派”。朱震亨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的演变规律。后世称为“滋阴派”。
(三)明清时期。该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综合汇编、深化发展,临床各科辨证体系丰富、提高阶段。如明代楼英的《医学纲目》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论述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各科证治。清代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和陈梦雷主编的《古今***书集成·医部全录》等一批集大成的综合性医著面世,对后世影响很大。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注重实证研究,纠正了古医籍中关于解剖知识的某些错误,肯定了“脑主思维”,发展了瘀血理论。在中医学理论研究方面,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医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吴有性著《温***论》,创立传染病病因学的“戾气学说”,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叶天士著《温热病篇》首创卫气营血理论作为温病的辨病纲领;吴鞠通著《温病条辨》,以病名为目创立了三焦辨证方法;薛生白的《湿热病篇》和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这些温病学家,共同创立了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与方法,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共同成为中医***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迄今仍在有效地指导中医***传染病的临证实践。在药物学研究方面,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研究的成就。
(四)而西方医学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逐渐进入了中世纪的千年黑暗,科学变成了神学的奴婢,牧师取代医师。从13世纪开始,始渐复明,直到15世纪,冲破封建宗教藩篱,才得以迅速发展。达·芬奇开创现代解剖学,维萨里创立解剖生理学;1731年意大利摩尔干尼创立了病理解剖学;1855年德国魏尔啸创建了细胞病理学;与此同时西方科学方***对医学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以实验为主的实证方法(观察实验和比较分析)、及对医学研究中的“经院哲学”的彻底决裂、依靠各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培养了医学家们的科学意识,赋予了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使其摆脱了思辩推理的玄想而成就了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实验科学。至此中医学在实证医学领域已无法于西医同日而语。但中医学相对于西医学的优势是从宏观入手,注重整体,强调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联系,重视辨证,主张“三因治宜”的个体化诊疗方略等。
三、东、西方医学的差异与交融
中、西医学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诊治疾病,其基本理论各成体系并有根本差异。中西医学的差异不仅仅是有否实证的科学理念,最主要的是两种文化体系的差别。从理论上讲,中西医学是两种不可能统一的医学体系。“中体西用”曾成为中西医汇通派的指导思想,但由于两种医学的根基不同,硬在中医之体上套上西医之用,近一个世纪的事实证明,“汇通医学的体用判断脱离了中西医学的事实认识,以价值认识代替了事实认识,决定最终结果劳而无功”。因此,中、西医学应并存共荣而不必强求统一。
尽管目前中、西医学还不可能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医学模式,但可以***发展,并存共荣,整合互补。缘于现代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影响,西医学的发展趋势若仅仅是单纯地重视分析而忽略了整体结构和整体功能,无疑将渐行渐窄。而中医讲究“感悟”,未免夹带有很多主观因素,难以客观地定量,定性。若中医的诊察疾病能参考现代医学的微观分析,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实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使中医诊断客观化,即把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引入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使二者有机结合,互相借鉴、补充,避免各自的片面性、局限性,这将有利于中西医学的优势互补,“和而不同”,多元发展。近年来,中医药在防治***、禽流感和艾滋病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也证实了二者的有机结合,具有肯定的临床疗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教授认为,中医学研究的人体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因为:①中医学是在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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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学术地位
流传至今的中医古籍历史悠久、灿若星河。随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完善、成熟和革新,中医古籍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大经典诞生,标志着中医学理、法、方、药学术体系建立,涉及中医基本理论、诊断方法、***法则、药物理论、辨证原则等,从此建立了中医学一以贯之的学术范式。晋唐时期,中医进入了实用经验的发展阶段,临证方书增多,临证专科着作涌现,《脉经》、《千金方》等中医诊断、炮制、本草、方剂、临证等专科着作的出现,均显示了晋唐时期中医学重视临证实用的特点。宋元时期,随着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更大规模地校正出版了中医书籍,此时,以***形式编写的大型医书以及个人专科着作等,均在晋唐时期实用经验发展的基础上显示出了更多的理论探索和总结的特点。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各学派逐步形成,金元时期出现了着名的金元四大家,在医学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的传统延续和创新时期。一方面,传统仍在延续,专科理论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原有传统学术范式的框架内,出现新理论及新方法。随着西方医学的不断传入,中西汇通学派形成,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和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中西汇通着作相继出现,标志着中西医交汇融合时期的形成。
1.2 临床价值
中医古籍,像一颗颗镶嵌在中医发展历程中的珍珠,蕴藏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大凡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中医古籍着作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内经》、《伤寒》等中医经典着作的研习。后世医家虽然在理论上多有创见,各成一家之说,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而言,无不发韧于《内经》。而仲景之《伤寒》、《金医》等为临床医学之源泉,仲景书大师掌握了辨证论治之大法,***之常变。可见,中医典籍的临床价值,它们是中医学的根基,是临证必备之书。
1.3 文化内涵
中医学是古代多学科知识得以综合运用的体现,其中,除全面总结了养生、防病、治病等医学知识外,还蕴含着哲学、天文、气象、生态等内容,文化信息十分丰富,且主要是通过中医古籍来负载和体现。所以,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医古籍既是以理解生命为特点的高深医学着作,又是荟萃我国古代百科知识的灿烂文化精品,是中国文化得以体现的重要载体之一。
2 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研究的现代意义
2.1 对世界医学具有启示和推动作用
中医古籍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方法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其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区别于西方医学的主要特点。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其方***,如脏腑组织官窍之间按照五行规律相生相克,既协同作用,又相互制约,彼此联系成一个整体诊断时,可以根据局部的病变,确定整体的***方法,进行动态的、个体的、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这种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于当今的西方医学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充和启迪。当西医对抗性疗法日见弊端,药源性疾病日渐增多时,西医的还原论思想却进入瓶颈阶段,中医的自然、和谐、平衡的理念,切实的疗效自然必然吸引着世界各国人士的目光。
因此,中医古籍承担着中医独特理论和***方法的载体,它的对外翻译,对于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中医,对于世界医学的完善和补充,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据统计,目前英译的中医古籍种类己多达50余种,足见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医古籍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高,人们了解中医的渴望也日益迫切,对中医古籍历史的研究,可为当今中医古籍英译提供鲜活的历史范本,更好地指导中医古籍英译工作,提高英译的质量,从而有力推动中医独特理论和***方法的对外传播以及世界医学的共同进步。
2.2 对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医古籍文献文字深邃、古奥,所承载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许多人对其望而却步。就是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标准化成为翻译者的第一个难题。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医名词术语,很多都直接来源于中医古籍;在中文概念上,由于文字的衍变和发展,本身就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特点,如何辨析清楚,这是翻译的首要前提;从文化视角来说,很多名词都是中医基本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外化和体现,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在英语中几乎找不到对应词,如何恰当地翻译出医学思想,保留其文化特色,又是一道难题。
中医术语的规范,是中医药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对于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国内外医药交流,特别是对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开展至今,已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但是,很多研究没有对深厚中国文化进行深入地理解和参透,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医学的思想和理论精髓, 更不能真切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梳理,可为当今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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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西医结合存在问题
1.1 中、西医缺乏对应性语言
即使是相同的概念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难以沟通，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大障碍。如中医藏象学说中的“肾”，虽与西医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其生理、病理上的含义却不同。因为中医的某一脏腑不单纯指一个器官，它包含了现代医学多个系统的功能，它是建立在中医藏象学说基础之上的，具有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经验反证的特点，虽有较为粗略的解剖印迹，但其主要关注的是功能和关系，本质上是归纳人体各种功能和表象信息的符号系统。
1.2 中医学某些理论难以被证实或证伪
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哲学思想方法直接参与了中医理论的构建过程，成为中医理论的组成部分。哲学思想的引入虽然丰富了中医学理论的表达，但因理论概念较抽象，思辨性强而精确性低，随之亦产生了歧义性和模糊性。如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对宇宙间各种现象和事物属性的一般概括和总结，含有丰富的哲学含义，不能用现代医学理论和实验证明。中医学理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难度。
1.3 缺乏中西医结合理论的指导
虽然目前在临床上可以实现中西医两种手段和技术的交叉并用，但在理论上依然需要掌握两种不同的内容体系，在理论基础与学科内涵上依旧分别脚踩着中西医学两条“旧船”[2]，中西医结合在理论范式上至今还处在“结而未合”的状态。现在不少医生对疾病的诊断既用传统的望闻问切，也用现代科学仪器检测，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医诊断的不明确性；***疾病时既用中药，又用西药，但因为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只是简单的药物叠加，对其作用机理和相互间作用不甚明确。所以，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疗法还是机械的、低层次的结合，处于结合的初级阶段。
1.4 中医现代研究的某些理化指标缺乏特异性
如中医证实质的研究，一开始就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最主要的攻关对象，其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以现代医学客观指标为中介，实现中、西两种医学本质上的交汇和融合[3]。然而，一个证研究出来的理化指标往往多达几十个，由于很多理化指标缺乏特异性，因此，在临床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脾虚证为例，观察的指标有70余项，所观察的众多指标在脾虚状态下均为异常，最终脾虚证成了无病不涉、无指标不异常的证候，这种结论的本身就是对特异性的否定。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最后认为脾虚证具有诊断意义的客观指标是尿中D木糖排泄量减少、唾液淀粉酶活性异常。尽管这两项指标的改变对小肠黏膜疾病和吸收功能障碍一类疾病具有诊断意义，但脾虚证的范围远远不只小肠黏膜异常所能概括，即使是小肠黏膜及其功能正常者，脾虚患者也大有人在。中医常说的素体脾虚、脾虚状态不一定都有明确的病理改变，一项或几项客观指标的改变不可能概括所有的脾虚证[4]。
1.5 中药药理研究的困惑
目前所进行的中药药理研究主要是用西医药理研究方法对中药进行分析，提取有效成分，研究某一有效成分对某病或某一检测指标的影响。虽然用这种方法研制出了一些具有稳定疗效的新药(如青蒿素等)，但更多的药理研究结果与中医临床实践不符，如许多中药实验证明抗菌作用不强，但用于***感染性疾病却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另外，由于每种中药含有多种成分，复方少则几味药，多则几十味药，到底是哪些成分起***作用，它们间的相互作用、综合作用如何，在人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高难度的课题。
2 中西医结合方法探讨
中、西医学体系迥异，各有优势，同时又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点。因此，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与实践，必须从总体上对两个医学体系有深刻了解，分析彼此的优势和不足，在具体环节上应取长补短，有机结合。要使中西医学在较高层次上相结合，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2.1 要坚持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与实践必须坚持中医学基本原理，不要以西医原理解释中医；不能丢失中医学的精髓；不能以西医的标准与尺度作为科学标准；不能一味地分割人体，全赖实验与局部检测，而应保持中医学的特点与优势，把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体现于结合之中。以往的中西医结合实践证明，把中医西化，只能使中西医结合徒有形式，难以深入发展。
2.2 要在继承中创新
要结合好，首先必须继承好。继承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和实践不可缺少的第一步，“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没有认真的继承，创新就没有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是创新性研究，需要在中医、西医原有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中超脱，形成结合的新思路，所以，要勇于探索，敢于突破，不可因循守旧，惟古独尊，钻到故纸堆中。创新的核心是研究内容、手段的先进性，要充分运用现代先进的科学理念、成果与方法，形成、发展和完善中西医结合新的理论和诊疗方法，寻求优于中、西医方法的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方法。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某些理论或观点上、在某些疑难病症的***中，通过长期实践和探索，逐步实现结合创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出现了一批结合创新的成果，如病证结合、微观辨证、隐潜性证、急瘀证等概念，以及通里攻下法***急腹症、动静结合***骨折等。
2.3 努力在理论体系上实现突破和完善
没有成熟的理论，再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只能是经验，而不能发展成为***的学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既是临床应用的基础，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要不断形成越来越多的中西医结合新理论、新概念，不断完善和发展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推动其学术发展，从而为更高层次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和发展创造条件，打好基础。
2.4 要多学科协同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单学科研究已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多学科、多中心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西医结合只有面向现代和未来的基础学科及高科技领域，将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系统科学、生物信息学、细胞分子学、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现代科学前沿衔接，才能使中西医结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2.5 要在医学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
任何医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必须能够经受临床实践的检验，能够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否则，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是缺乏生命力和没有实用价值的。中西医结合是从实践经验开始的，其学术发展的基础在于疗效。所以，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也必须在医学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得到确认和发展。
2.6 要尽快建立“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标准和规范”
临床疗效是中医、中西医结合存在的基础。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还刚刚起步，尚缺乏现代社会认可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因此，建立起系统的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只有建立其标准和规范才能更好地指导和规范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研究。
2.7 要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同步进行
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门一级学科已经形成，但其理论体系还相当不成熟，结合创新性成果还不多，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显得力度不够，后劲不足。所以，要狠抓人才培养，提高教师素质，充实中西医结合的学术内容，合理安排课程，避免某些中西医结合专业只是简单地把中、西医课程各半，中医教师讲中医课，西医教师讲西医课，大家互不联系的旧的教学模式。
3 结语
中西医结合专家吴咸中教授曾预言，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主要有3种形式，即交叉兼容、中西互补、结合创新。中西医之间的交叉与兼容由来已久，随着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的不断深入，交叉兼容会更加自觉和充实。兼容不仅局限在药物上的相互应用，在理论、方法与手段等方面的兼容将普遍展开。中西互补是一种已被公认并已取得丰富经验的结合形式，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大优势，在某些疾病，特别是疑难疾病的防治中，同时采用中西医两种方法，分别针对不同发病环节，发挥各自的优势，互补彼此的不足，已收到良好的疗效。结合创新是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根本目标，这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在某些疑难疾病的***中，在某些理论或观点上，由点到面，由浅入深，逐步实现创新。笔者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通过我们不懈地努力，中西医结合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孔德娟，杨学辉，安胜***，等.李恩学术论文选[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36.
西医理论论文篇（11）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江苏籍 中医医家 著作研究 概述
民国时期在 中国 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 发展 历史 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 社会 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 ***治 、 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 时代 发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 医院 ，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 理学 》、《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 文献 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 方法 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 总结 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 影响 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 内容 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 研究 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 文献 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 方法 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 理论 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 中国 新本草***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 教育 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 总结 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 *** 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 应用 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 学习 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 社会 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 科学 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法》、《因是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 发展 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 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 时代 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 “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 参考 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 历史 ，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