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时尚管理论文篇（1）
中***分类号:D63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202-03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目前大量的关于管理时尚的研究都认为,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应该主要采用平面媒体指标(print media indicator,PMI),即用纸质媒体上发表的文献的数量来测量管理时尚的扩散的趋势。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也就是与某种管理时尚相关的论文数量与企业高层对此时尚的采用比率成正比,即管理时尚在中国的理论传播曲线与企业应用曲线是相互耦合的,两者之间的变化是协同的(Abrahamson,1999)。Abrahamson(1999)认为,时尚制造者会通过在大众或者学术出版物上发表文献,来提出某一新的管理技巧的概念并进行传播,因此研究管理时尚可以以文献资料为依据。Abrahamson和Fairchild(1999)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质量圈(quality cycle)这一管理技术的扩散过程,发现管理时尚的特点表现在那些推进管理时尚的学术和大众出版物的数目的起伏,这种波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而其周期和时尚的管理技术扩散的周期具有协同性,因此,管理时尚的传播呈现波浪式演化过程。但是Jurriaan Nijholt(2007)却通过对“自我管理团队”在丹麦的学术发展趋势和实践发展趋势的比较研究,发现 “自我管理团队”这种管理时尚的研究有暂时性的特点,但是采用“自我管理团队”的企业的数目却是稳定的,两者不存在完全的协同进化的关系,至多也只是部分的协同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管理时尚的个案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Jurriaan Nijholt(2007)通过对两个国家比较分析,发现研究结果发生差异的原因,一是因为对于管理时尚的实践和学术发展的测量方式有差异,二是因为两个国家存在的不同的***治、文化背景等诸因素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情况呢?研究的结果是支持Jurriaan Nijholt 还是Abrahamson的结论呢?我们选择目标管理这一个在引入中国比较早,而且在中国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得到广泛使用的管理时尚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数据收集
本文将运用Johansen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并且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判断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短期因果关系。首先,本文探讨的是管理时尚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和管理时尚的实践采纳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因此数据的收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数据,一是和“目标管理“这种管理时尚相关的研究文献的数量的变化趋势,二是目标管理实践的统计。
就和“目标管理“相关的研究文献的数据的收集而言,我们采用PMI法(print-media indicators),即运用关键词检索的方法,以中国期刊网(cnki)中与关键词最相关的文献数量为基础,统计关键词作为文献主题出现的次数,来作为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领域关注度的量化表示。统计的周期从1981―2007年。通过检索和计算,结果如表1。
目标管理的研究文献的数据已经通过前面提到的方法计算得出,相对而言,目标管理的实践的统计是困难而且花费高昂的(Benders,Huijgen,& Pekruhl,2002),而且即使花费大量的费用调查,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客观地测量企业是否运用目标管理的实践的问题,受访者的回答可能和实际情况不符合,可能大量的企业都或多或少有目标管理的实践,区别只是程度而已,或者某些企业只是打上目标管理的标签,另外一些企业虽然没有公开声称采纳目标管理,但是在管理中却受目标管理思想的影响。鉴于收集数据的困难,本文作出了这样的假设,采用某项管理时尚的企事业的数量越多,则有关某项管理时尚的新闻报道数量就越多,出现在学术期刊中的目标管理的历史事件的数量就越多,因此,本文就通过计算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和目标管理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数量来测量目标管理实践的变化。
三、实证分析过程
(一)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假设设管理时尚的实践采纳量为X,而管理时尚的文献研究的变量用Y来表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果关系以及建立VAR模型的前提是:所有变量服从同阶单位根过程,即变量I(1)过程。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为Dickey 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 检验法。本文利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方程的选取根据相应的***形来确定,检验过程中滞后项的确定采用AIC和SC最小准则,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也就是都是属于序列I(1)。因此,它们满足构造VAR 模型的必要条件。
(二)协整分析
在理论上,几个I(R)过程的组合有可能是I(0)过程,即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利用Johansen检验可以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Johansen 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我们对VAR模型的滞后期进行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两个变量的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2(见表2)。确定完最优滞后阶数之后,我们需要确定协整方程的具体形式。我们在比较了Johansen检验中协整方程五种形式产生的结果之后(根据AIC和SC最小原则),确定了最终的检验形式:时间序列数据没有确定性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常数项。
(三)因果分析
表3给出了对上述VAR 模型的检验结果,从该结果可以看出,在管理时尚的研究文献数量和管理时尚的实践采纳量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到此为止的分析,只是说明了这两个序列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的关系,也就是说,尽管这两个变量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每一个序列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存在稳定的关系,从而表现出这些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由于我们只是考虑了管理时尚的文献的数量和管理时尚的采纳之间的关系,还忽略了其他诸如宏观的经济因素、企业的绩效差异、管理者的认知对等影响管理时尚的采纳量的因素,所以,就没有分析管理时尚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和企业的采纳量之间的具体关系。
协整分析表明,中国管理时尚的理论扩散和实践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而协整关系的存在是研究因果关系的基础,在协整关系存在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表3也清晰地显示,格兰杰意义上,在95 %的置信水平下,目前中国管理时尚学术的发展推动了管理实践的发展。从计量及结果来看,第一个检验的伴随概率0.00812,拒绝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是管理时尚实践采纳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0812,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是管理时尚实践采纳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的伴随概率P=0.30954,拒绝管理时尚的实践采纳量是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30954,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管理时尚实践采纳不是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格兰杰成因。
四、结果分析
咨询公司、商学院、商业媒体、权威、管理精英、诸如此类的管理时尚的供给者在创造、选择、处理和传播管理时尚的过程中,要让经理和股东们相信这种管理时尚是进步和合理的。尤其是在选择一种管理实践或者是管理技巧作为管理时尚进行推介时,它们必须要通过语义修饰,以使追随者相信其合理性。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两大类即合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按照他的观点,所谓的“合理性”是指人们逐渐强调通过理性的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而自由选择适当的手段以实现目的。理性表现为生产性、自觉性、逻辑性和显在性,即使是非理性的行为,非得转化成理性的形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被认为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深刻的。人们总是以信念式地、毫不怀疑地、自然而然地相信:只有严格理性化、逻辑化的理性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理论。非理性这种特殊的意识活动状态必须自觉地、有意识地、理性地、合乎逻辑地表达出来,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即非理性必须理性化、理论化。所以,管理时尚的制造者们才会制造“理论”和“概念”。
从计量的结果来看,假如说真的存在知识市场的话,那么管理时尚这个产品的营销已经进入“后市场营销时代”。管理时尚的供给者们不是被动对顾客需求去反应,而是通过创造需求来创造顾客。所以反映在计量的结果就是,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发展推动了管理时尚的推广和应用。
五、结论
本文的协整分析表明,中国的管理时尚相关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和管理时尚的采纳量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管理理论的扩散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存在着协同性,在此基础上,该文进一步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的因果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管理时尚的理论研究是管理时尚实践采纳的格兰杰成因。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一是表现在仅仅只是针对目标管理这一种管理时尚而言,其结果可能缺乏普适性,其结论不一定能够适用于其他的管理时尚。二是在对管理时尚的实践的测量上,本文的数据收集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采用的某项管理时尚的企事业的数量越多,则有关某项管理时尚的新闻报道数量就越多,但是这样的假设是否成立,还缺乏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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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管理论文篇（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断腾飞发展的中国，其时尚产业亦在不断创新、融合。独特的中国文化成为全球时尚灵感源，华语时尚力量在世界时尚格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何在经济崛起的机遇中，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体系？如何通过品牌不同层次的布局，构建国家实现内涵式增长的战略性资源与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载体？2011中国时尚产业论坛，将通过***府、企业、学术界和媒体之间的广泛对话，进一步探讨华语时尚作为世界时尚之重要一极，其价值意义及未来发展，为中国时尚产业发展及品牌建设提供前瞻性的思路和引导。
中国时尚产业论坛于2010年由中国时尚同盟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府联合发起，致力于为***府要员、商业领袖和知名学者提供一个高层对话平台，就时尚产业发展及品牌体系建构，阐明各自观点，增进和深化时尚相关贸易和投资联系，推动建立伙伴关系。本届论坛围绕“全球语境和中国价值”这一主题，就“中国，国际时尚之都离我们还有多远？”；“负责任的中国时尚”以及“消费新生代与未来中国时尚”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和深度交流，共同展望中国时尚价值的实现。
主题大会：“全球语境和中国价值”
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快速发展的中国时尚产业越来越庞大，也愈来愈快的融入全球时尚灵感源，作为独特且蕴含丰富文化内涵和时尚价值观念体系的华语时尚正被更多更频繁的被中外时尚人士娴熟运通。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尚个体，表明中国的时尚态度，表达中国的时尚观点和理念，从容彰显中国的独特韵味和本质个性，这就是中国带给整个世界的基本价值。
主题论坛一：中国，国际时尚之都离我们还有多远？
巴黎：贵族文化的传承，奢侈品牌对西欧文化软实力输出居功至伟；纽约：财富结构演变与新兴中产阶级崛起，以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成衣打破高级时装一统天下格局；东京：名师闯巴黎，让具有东方民族风韵的时装风格受到西方青睐，异***突起为世界时尚一级……上海，离下一个国际时尚之都还有多远？
主题论坛二：负责任的中国时尚
近年来，“责任消费”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消费者通过选择性购买产品或服务来支持企业在履行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今年一些NGO组织报告公布资料显示的包括“苹果”、“耐克”在内的一些时尚巨头的供应链污染问题，再次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讨论，是做“时尚达人”还是做“污染纵容者”？如何从源头上培养中国时尚品牌不容回避的社会责任显得尤为重要，力争打造一个全世界认可的负责任的中国时尚的正面形象。
主题论坛三：消费新生代与未来中国时尚
随着80后、90后的长大，中国进入历史上第三个消费顶峰，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目前 这个处于18-29岁之间的的消费人群已达3亿多，其消费潜力巨大，消费能力旺盛。相对60、70后，他们的购买力和时尚观正越来越多的影响了时尚产业。如何在这种消费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关键节点，打造既符合年轻人消费观念和时尚意识的品牌营销战略？
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世界多元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级。中国时尚如何在多极化的世界时尚中成为重要一级，体现自身的独特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业精英们在本次本届时尚产业论坛中关于产业、品牌、文化等影响行业未来发展各个方面达成的共识与合作，无疑将为中国时尚力量更快更稳的融入全球时尚产业链注入新的动力，2011时尚产业论坛也将成为中国时尚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时刻。
论坛演讲嘉宾资料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 杜钰洲
1965年加入中国***。次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历任湖南常德纺织机械厂技术员、车间副主任、副科长，纺织工业部设计院工程师、设计室副主任、第一副院长、院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98年任国家纺织工业局局长。中共十三大代表。2001年2月至今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 朱宏任
2003年12月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
2008年07月任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
2009年04月任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新闻发言人；
2009年10月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组成员、 总工程师、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新闻发言人。
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 刘东华
2006年底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现任常务副理事长，柳传志先生任理事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由31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经济学家和外交家发起，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俱乐部。
曾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兼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他的领导下成为中国主流商业财经杂志公认的领导者。
目前，刘东华先生正在打造一个安全、可信赖的决策者社交平台正和岛，该平台将在2011年下半年横空出世。
联想集团副总裁 姚映佳
主持建立联想设计团队多专业协同的组织架构及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设计理念，其设计或主持设计的产品多次获得美国TDEA设计奖、德国红点设计奖等著名设计奖项，对推动中国工业设计走向世界做出卓越贡献。
现担任中国流行色协会副会长、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理事长、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IDSA）中国分会副***、国际设计联合会（IDF）大中华区副理事长等要职。
施华洛世奇中国区销售及商务拓展总监 HERMANN WINKLER（文浩峰）
2002年加入施华洛世奇，先后于奥地利施华洛世奇总部任职产品经理及应用管理主管，后调任香港担任项目经理，负责施华洛世奇®元素的企业销售及业务发展工作。现为施华洛世奇®元素中国/香港地区销售总监。
曾任职普华永道顾问，持有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Universities of Innsbruck, Austria)国际商业学位、意大利米兰博科尼大学(Bocconi University, Milan/Italy)工商管理学位，瑞士圣加伦大学管理中心及香港大学学位。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董事长 邱亚夫
山东济宁市人，清华大学 EMBA，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中国纺织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化纤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商会济宁纺织商会会长，西安工程大学、武汉纺织大学客座教授。1992 年起历任山东如意集团副 董事长、副总经理。总经理，1998 年任山东如意科技集团董事长。
上海美特斯邦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成建
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中国流行色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1983 年开始涉足服装行业，1994 年创立“美特斯 • 邦威”品牌，以“生产外包、加盟和直营销售相结合”的经营模式，通过强化品牌、产品、营销网络和供应链的综合管理，实现质的飞跃。2008 年，美特斯邦威公司又推出全新的时尚休闲品牌“ME&CITY”。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巡视员贺寿昌
博士，教授，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现任上海戏剧学院***书记，联合国创意产业高级专家，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基地 ( 上海 ) 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第一副会长，上海信息协会副会长，第四届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被上海世博局聘请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18 位主题演绎顾问之一。曾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项目执行专家，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
国际流行色委员会*** Ornella Bignami
拥有30年的时尚领域工作经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卓越的洞察社会变化和流行趋势的能力，在纺织、服装和家用纺织品行业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与多个以创意作为基本宗旨的公司合作。现担任国际流行色委员会（INTERCOLOR）***，同时是巴黎PREMIÈRE VISION国际面料展、意大利PITTI FILATI国际纱线展、香港INTERSTOFF ASIA国际面料展等多个趋势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 在意大利著名的BOCCONI、 POLITECNICO、 IULM等大学担任时装与产品设计管理专业硕士专业的客座教授。
日本时尚商务协会副会长 川村耕太郎
1963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经学部经济学专业，曾就职于京商工会所，主要致力于中小企业经济活动的扶持工作, 并在文化艺术方面负责***府、产业界、市民的桥梁工作。2003年至今出任日本时尚协会专务理事, 与中国、韩国联合成立亚洲时尚联合会，以及以东京时装周为主体内容的日本时尚周推进机构、致力于生活文化、时尚产业的振兴与发展事业。
东华大学教授 卞向阳
著名时尚评论家、服装品牌和服装史学家、时尚产业和时尚文化专家。东华大学服装及艺术设计学院艺术设计学部主任、博导，英国伯明翰艺术设计学院特邀博士研究生导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服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主持多个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出版和发表《国际时尚品牌案例》、《国际时尚中心城市案例》、《国际服装名牌备忘录》、《时尚产业与城市文明》等多篇论著。策划和组织有多个大型服装专业活动及国内外著名服装品牌的设计及营销企划。多次担任大型服装设计及模特大赛的评委。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副主任 阎岩
1991年起就职于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工作。曾先后任该中心对外合作部主任、贸易推广部主任、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副主任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纺织品服装国际贸易一站式全流程服务与供应链管理，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纺织产品开发媒体运营与市场营销等。
DNV挪威船级社大中国区可持续发展服务总监 黄振坚
负责 DNV 集团大中国地区能效管理、供应链、社会责任、解决方案、人员能力开发和培训等业务。曾任 DNV 香港、中中国和北中国地区的运作和地区经理；加入 DNV 之前曾担任跨国顾问公司的高级管理顾问，高科技企业的质量保证经理等职务。具有 20 多年的运营管理、供应商管理、风险管理、管理体系、解决方案、培训、评 估及审核的专业经验；覆盖汽车、电信、电子、软件、半导体、运输、服务等行业。是 CCAA / IRCA / IATF / VDA-QMC 注册主任审核员、DNV 社会责任报告审验员、 美国质量协会高级会员、英国特许质量协会会员和业务持续协会准会员。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伟挺
浙江诸暨人，1963 年出生， EMBA 学历。1982 年至 1987 年为浙江省纺织工业公司计划经营科科员、副科长、科长；1987 年至 1990 年为浙江省轻工业厅计划物资处副处长； 1990 年至 1993 年为浙江绍兴市越城区副区长；1993 年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在深圳创办华孚公司。现为华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伟挺从事纺织行业三十年，事业心强，好学求新，崇尚拼搏进取，作风严谨务实。他白手起家，用十多年时间将华孚发展成为色纺行业的国际品牌是一位受业界首肯和员工尊敬的企业家。
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总裁 张荣明
1987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首钢大学做老师，从事科研开发工作；1988-1991年期间，致力于研制和推广高强度金属加工涂层刀片；1991年，研制成功了超弹性记忆合金文胸底托；1992年正式接管了经营陷入困境的北京华美时装厂。因为曾有过记忆合金胸罩这样一个开发成功的新产品，他下定决心要开发自己的品牌，拥有自己的商标，自己控制这个市场。1993年3月8日，“爱慕”这个品牌正式在市场上出现了。
意大利安博思集团高级合伙人 Paolo Borzatta（博吾乐）
知名战略管理专家，致力于为各类企业和地区提供全球化战略管理服务，擅长的领域主要包括：企业战略、全球化战略、竞争战略分析和战略创新及发展，在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的竞争以及零售创新等领域有丰富经验。先后帮助超过100家知名企业全球领先的跨国集团以及多家中国大型企业实施全球扩张及发展，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百事可乐、诺华制药、海尔集团、鄂尔多斯集团等。
著述有大量的科技和管理著作。与Maria Weber 合著了《驶往中国》， 2000年出版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科幻小说《上海的世界》。
时尚管理论文篇（3）
1战略创新
（1）寓言故事：大家都知道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和尚提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为什么和尚越来越多，反倒是没有水喝了呢？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需要坐在一起好好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理顺一下关系：
①三个和尚为什么要来到这座破庙？回答：和尚嘛，无非是念经修行，***个山里清净，力争在佛道上有所发展有所悟；当然还得吃上饭，喝上水，要生存，这是最起码的要求。②寺庙里现在有啥资源可以利用呢？回答：除了泥菩萨，应该还有和尚生存的几样必需品：几分薄地，以饱肚皮；几本经书，修行念佛；山下一口井，山上一个大水桶等等。③要完成生存与修行的最终目的，需要做些什么呢？回答：念经，种地，做饭，挑水。
（3）解决和创新：和尚究竟是和尚，六根清净，他们的要求和目标很同质，应该可以很好地整合，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寺庙里有限的资源。
①三个和尚要将自己的目标做分析、分层、整合。最高的目标的自然是修行发展；最低的目标自然是生存活命。要修行好，就得吃饱，如何吃饱呢？种好菜，做好饭，这两个工作无疑都需要水的参与。挑水的工作很重要。②目标分析完了，就需要分配工作。三个和尚初步决定：三个人轮流做饭，挑水，一起种菜，一起念经。
（4）理论拓展：上面的故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尚们之所以弄得连水都没得喝，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没有明确，各行其是，没有想到合作对他们生存和修行的重要性，也没有好好想想他们三个所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寺庙、怎么样的环境。
在企业管理中，经营者也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论是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还是致力于拓展自己经营领域的发展中的企业，都需要一种新的有效的发展思路指导企业的前进，而这些工作都得仰仗战略创新。
战略创新就是一种能力，就如管理大师哈默尔所说，战略创新是一种分析和重构企业和行业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为顾客创造新价值以及为所有股东创造新财富的方法的能力。战略创新也是新进入厂商在面对巨大的资源劣势时赢得成功，以及现有厂商继续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战略创新的核心问题是重新确定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确定的经营目标会决定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顾客、竞争对手、竞争实力，也会决定企业对关键性成功因素的看法，并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策略，成功的战略创新者会采用与所有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目标。
2组织创新
（1）寓言故事：三个和尚初步分了工，开始几天还能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多久，又回到了没有水喝的日子，直接原因是，胖和尚把水挑上来后，就一个人占着水桶，小和尚要喝水，他不让，说这是他挑的水，凭什么让别人喝，小和尚说：你打的水你自己喝，可那桶得给我啊，我自己挑水。胖和尚不给，因为他的水还没有喝完。三个和尚开始抢水桶，菜也没得种了，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日子过得比较烦。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对目标都统一了认识，初步划分了各自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组合效果很有限。问题在于：三者认识上的统一不等于行动上会统一。和尚有三个，井只有一个，水桶就一个，资源很有限，和尚又要经常喝水，这决定了三个和尚只有合作才有出路，可是他们谁也不服谁。论修行，三者都是入道尚浅；论年龄，虽说有大有小，可也都是佛门弟子；连脑袋都是一样“聪明绝顶”。而且原本的分工就不合理，小和尚体质弱却要承担和另两个和尚一样的挑水活；大和尚种菜还行，可是颠勺的功夫有点让人郁闷；胖和尚干得多，吃得更多。资源分配，劳动强度，劳动所得都不太合理。这样的寺庙怎么能撑下去呢？
（3）解决和创新：针对权威性不够，协调性差的问题，三个和尚决定“空降”一名领导，请老方丈出山，一个寺庙没有方丈，也确实说不过去。老方丈德高望重，知识广博，三个和尚都心悦诚服，愿意在老方丈的领导下，共同为了寺庙的存续和发展，为了自己能修成正果，也为了共同的如来佛祖，决定不计前嫌，再次合作。方丈掌管和分配寺庙所有东西，包括寺门钥匙。分工如下：小和尚力气小，可是做菜很好，让他专门负责做菜；胖和尚力气大，专门挑水，饭量可以加倍；大和尚贫农出身，让他负责种地；四个和尚轮流负责日常打扫事务，晚上由老方丈给三个和尚讲佛论禅。
（4）理论拓展：三个和尚无组织也无纪律，寺庙的问题惊人。起初商量好的分工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呢？先不用说分工是否是合理，领导的缺位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领导是组织结构中的一员，在协调统一，指挥监督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组织创新需要领导的支持和参与。但三个和尚的矛盾也不是仅仅靠一个老方丈坐镇就可以解决，还需要和尚们在分工和具体的职责上明确各自的角色。
在企业中，也是同样，战略已经改变的组织需要创新，以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
组织创新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发展，通常意味着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变化。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组织创新意味着企业资源的重组，因而这里的组织创新涵盖了组织治理、结构、流程等多个方面。组织创新应当以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积聚和杠杆效应的扩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持续的价值创新为目标。
组织创新也是组织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变革过程。
3制度创新
（1）寓言故事：目标明确了，领导到位了，工作也分了，新的寺庙算是运转起来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老方丈发现最近的菜越来越蔫了，饭也有时不太熟，喝的水有时也不够了，后勤搞砸了，晚上念经都没神气了。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都指责对方有过错。种地，挑水，烧饭，一环接着一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任务的完成，最终还影响到寺庙的核心工作和战略中心：念经。小和尚说：胖和尚打的水不够烧饭。胖和尚说：饭都吃不饱，怎么挑水啊，再说你也没告诉我挑多少啊。大和尚则埋怨：菜蔫了不怪我哦，本来水就不多，烧饭就用去大半，我怎么浇菜啊。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资源和分配，老方丈开始沉思了：怎么样才能分水均匀，水量充足，饭量合适呢？
（3）解决和创新：方丈需要引入工作分析与规范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具体可以这样做：小和尚与老方丈一起，测算做一顿饭需要的水量，做两道菜需要多少水量，并让胖和尚这个饭资源的最大消耗者空腹半天后进食，测算他的最大食量；之后大和尚和老方丈经验分析，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种菜的用水为一天4桶；这样一算，胖和尚一天要挑6桶水，胖和尚有意见了，“凭啥我一个人累死累活的啊，半点好处没有”。（假设和尚有“经济人”的思考）方丈深知胖和尚的重要性，他负责的挑水是寺庙整个良性运行的基础。老方丈灵机一动，决定采用一个小小的激励措施。胖和尚随是大块头但没有大智慧，晚上例行的佛禅课经常因为背不出经书而被方丈罚站。老方丈对他说：这样吧，以后你挑满6桶水后，每多挑一桶，可以抵消一次罚站，由我亲自记录。胖和尚不傻，满口答应。
（4）理论拓展：和尚挑水都会碰到寺规（制度）的问题，可见制度的重要性了。企业的发展需要充分合理地配置其内部资源，充分调动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科学的制度安排。
制度创新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变革，通过调整和优化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断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修正完善企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使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发挥最大限度的效能。当今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经营制度（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目标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分配制度（企业内部资源如材料，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的取得和使用的规定）的综合创新。
4文化创新
（1）寓言故事：自从老方丈对寺庙的规章制度进行大规模整改之后，寺庙的生活一直都还平静。但有一天，小和尚突发高烧，需要休息，没有人做饭。老和尚让大和尚去做饭，大和尚却说：庙里的规矩没让我做饭啊，而且我做饭很差，您找胖师兄吧。胖和尚却说：怎么让我做饭啊，我挑水一天，我容易吗我。最后，方丈没法子，只好自己动手，烧了一盘茄子。
（2）问题分析：人生在世，难免伤病，和尚也不例外。寺庙的人力资源有限，缺了哪个都麻烦。虽然分工明确了，大家做事也算循规蹈矩，可是一到有人有点伤病，不能完成既定任务了，寺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老方丈明白寺庙缺少一样东西，缺一样把几个和尚串在一起的东西。一个人哪能不有点病什么的啊，如果他们能互相体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了寺庙，为了修行大业，不怕苦不怕累多好啊！哎！
（3）解决与创新：老方丈要的东西，是能让四个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寺庙文化”，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虽然工作制度和极力机制让几个人各司其职，不敢怠慢，可那毕竟只是硬绑绑的规定，制度只能守住底线，有时需要他们为寺庙做出牺牲和奉献。
方丈决定来一次“文化节”，增强几个人的归属感，增加他们的信任与了解。主要的活动有：打坐竞赛，菜肴品尝和评比大赛，寺庙形象大使评比，道德之星表彰大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方丈《六祖坛经》讲座，寺庙口号会……
一系列活动下来，几个和尚对寺庙了解多了，互相也更了解了，小和尚向胖和尚讨教摔跤，胖和尚希望大和尚教他棍法，大和尚要小和尚教他炒菜，大家都互相学习，互助互爱。而寺庙的口号定为：团结，勤奋，求佛，创新。
自此后，整个寺庙其乐融融，平静而有序。
（4）理论拓展：一个寺庙要有自己的文化，一个企业更需要自己的文化，有人说，战略加文化等于卓越。企业文化一般是指企业内部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一系列行为准则，其实质是企业内部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对于其员工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为了形成支持持续价值创新、战略创新的组织氛围并影响员工行为，企业需要通过文化创新使人们重新认识环境，认识企业，更好地把握和创造变革，同时有利于资源整合方式和价值创造系统的不断更新。
文化创新就是改进企业文化管理方式，将文化管理与企业的物质精神环境相结合，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管理活动，培养和发展新的合适的企业文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创新的新趋势有以下几种：
①确立双赢价值观的趋势。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在使非赢即输、你死我活的狭隘价值观受到致命冲击的同时，也催生出与新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双赢价值观。一个企业只有奉行双赢价值观，才能不断地从合作中获得新知识、新信息等创新资源，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
②选择自主管理模式的趋势。这种模式以先进的文化理念为核心，充分尊重人的价值，注重发挥每一个员工的自主精神、创造潜质和主人翁责任感，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强烈的价值认同感和巨大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并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员工在企业统一目标下的自主经营和自我管理，进而形成企业创新的动力和创新型管理方式。
③提高企业家综合素质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综合，需要古今中外多种科技文化知识的综合；要打***际市场，还需要有对各国生活习惯和民风习俗的综合性了解与把握。实践证明，企业家只有具备了融通古今中外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管理经验与民风习俗，善于应对各种市场变化的智慧，才能具备不断创新的实力，获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芮明杰.管理创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时尚管理论文篇（4）
[作者简介]解启扬，中国***法大学伦理学所副教授，哲学博士，博士后，北京102249
[中***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070-04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著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
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时尚管理论文篇（5）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着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着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着《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时尚管理论文篇（6）
一、序言
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说的是山上有座庙，起初庙里有一个和尚，他的职责是每天挑水、念经、敲木鱼，并给观音菩萨案桌上的净水瓶添水。不久，庙里又来了一个和尚，于是二人抬水，以便日用。后来，又来了个胖和尚，但是当庙里有三个和尚的时候，庙里却没有人愿意去挑水了。这则小故事虽然是简单的描述了寺庙里的一个现象，但是其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以及所反映出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在分析方法上的区别是非常深刻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是多方面的，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基本假设、发展路径方面都有不同①，本文试***通过这则故事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讨论两门学科的区别。
二、故事背后的经济学分析
（1）原因分析
1.经济人假设
在经济学里，“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假设条件。所谓“理性人”或者“经济人”的假设是对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的抽象。这个被抽象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否则，就是非理性的人。
三个和尚无疑是“合乎理性的人”， 三人在没有***府规制的市场上去采取决策，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必然是在不去打水的情况下，顺利的喝上水，当三人都采取这种决策时，没有水喝的情况就出现了。
2.集体选择理论
经济学上将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竟用性的物品叫做公共物品。故事中水缸里的水就没有排他性（三个和尚不花费力气就能喝到），也没用竟用性（水缸里的水每个和尚都能喝），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免费乘车者”，即不去挑水也能喝到水。研究这种问题的经济理论是集体选择理论，所谓集体选择，就是所有的参加者依据一定的规则通过相互协商来确定集体行动方案的过程。
在只有一个和尚时，自己付出了多少挑水的成本（力气），就会得到多少挑水的收益（可喝的水），成本与收益完全均衡，因此不需要任何人强制，和尚渴了就会去挑水喝。在只有两个和尚的情况下，大家还可以协商，协商的成本也比较小，如果一起去抬水喝，两人付出的成本（力气）和得到的收益（可喝的水）也能够基本均衡，于是一起抬水喝的合作情形不仅能够产生，还能够得到坚持与延续。在三个和尚的情况下，大家协商的成本比较大，喝水的事情难以解决。
3.博弈论
这个故事是一个静态博弈模型，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的意思是参与人对其余参与人的支付函数、博弈的全过程全部了如指掌。对于为何建一个静态博弈，理由如下：三个和尚没水喝，只是在静态博弈下，没有和尚愿意去打水。然而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下，假定前两个和尚都不去打水，对于第三个和尚来说，它就必须去打水（否则就会被渴死），这就同三个和尚没水喝的说法相违背，所以是静态博弈。
下面建立博弈模型，首先是两名和尚的博弈，其支付矩阵表一所示：
表一
在这个博弈中，可以看出，对于两个和尚来说，该博弈博弈存在占优策略均衡（打水，打水），这也就是两个和尚为什么有水喝的原因。
其次，第三个和尚加入后，该模型变为一个三方博弈模型，支付矩阵如表二、表三所示：
表二
表三
表二中，和尚二打水时，和尚一打水与不打水的支付相同，都是2个单位；和尚二不打水时，和尚一的占优策略是不打水；综上，不管和尚二打水不打水，和尚一打水的策略是弱占劣的，因此，和尚一会选择不打水。按照同样的道理分析表三，则仍然得到和尚一和尚二都不打水的结局。综合表二表三，给定其余两个和尚不打水，则和尚三的最优策略仍然是不打水。这就是说，对于每个和尚，他们都不存在打水的动力。
（2）解决方案
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以前就提出了著名的被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用以论证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优越性。斯密之后的西方经济学者纷纷致力于这一论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合乎逻辑的学术体系。在这则故事中，我们无需对三个和尚的命运感到担忧。担忧者恐惧市场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使井水这个市场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根据科斯定理，不难发现这种忧虑是杞人忧天。科斯定理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曰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用通俗的话来说，每个和尚都不完全是大公无私的，他们会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相应的对策。三个和尚都不去挑水，必然会有和尚因为要喝水而放弃博弈，独自去打水，一旦有两个或以上的和尚都无法坚持下去时，三个和尚会很自然的协商打水的问题，因而没水喝的问题会很轻松的得到解决。
虽然即便什么也不做，三个和尚也不会渴死，但采取适当的行动却可以使和尚们用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多的饮用水。这充分说明市场固然可以起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但必要的宏观调控则可以保障市场制度和秩序，使市场机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三、故事背后的管理学分析
在用管理学原理对该故事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明确什么是管理。“管理是管理者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 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 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活动的过程。”② 管理，就一般意义而论，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协调他人的活动，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系列社会活动过程。
（1）原因分析
1.管理组织机构欠缺
通过上面管理学的定义可以看出，管理的基本对象是人，管理的主体是管理者，客体是包括人在内的投入产出系统。从这一点来看，“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中缺少最重要的一方——管理的主体。管理者和管理机构是管理主体的两个有机组成。在该故事中，三个和尚简单组成了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组织，缺少管理者，更没有管理机构，这在管理学看来必然是无效率的。假如没有一位管理者，那么这个故事所反映的问题或许不属于管理学的内容，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本文加入管理的主体——方丈。故事变为四个和尚没水喝，但是假设方丈不会亲自打水，仍然是三个和尚不去打水导致的没水喝。
2.责任原理
责任原理是指，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明确各部门与个人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和必须承担的相应责任，从而提高人的潜能的有效办法。因此，明确每个人的职责是挖掘人的潜能的最好的办法之一。责任原理的背后要求管理者对组织中的人员作出合理的分工。在该故事中，方丈没有对三个和尚的工作进行分工，导致可能出现的工作责任的不公平，进而出现相互推诿、推卸责任的现象。
3.激励与监督机制不健全
在管理学中，任何组织的成功，都要使组织中各成员的行为符合组织的要求，所以如何去激励成员，使之在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发挥最大的潜能是非常重要的。激励是指从研究组织中的个体、群体的行为影响因素出发，发现个体和群体的行为规律，探索不同行为方式的激励方式，以便使组织的领导者能针对组织中个体和群体的行为特征，采取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与此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组织执行力将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和质量管理体系是组织高效运行的基础，加强监督管理是保证企业执行力有效推行的重要手段。因此，强化监督，提升执行力，是一个组织有效运行的必要措施。
在该故事中，不存在激励与监督机制，所以三个和尚既没有主动去打水的动力，又没有不打水所面临的监督与惩罚，故没有人愿意去打水。
4.缺乏团队精神
管理学中有一条法则叫“大雁法则”。大雁飞行的队形为“一”字或“人”字，这种与生俱来的飞行方式可以使雁群整体减少约30%的飞行阻力，几只大雁交替承担着全队的领头重任，最后使雁群按期到达目的地。“大雁法则”体现的是一种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在一个团队中，团队成员应对团队具有强烈的归属感，把自己的前途和团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愿意为团队的利益和目标尽心尽力，这对一个组织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和尚们之所以弄得连水都没得喝， 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 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没有明确，没有想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缺乏团队精神。
（2）解决方案
管理学对这个故事的解决方法不同于经济学的解决之道，往往偏重于具体问题的现状，讲求解决问题的实效，因此可以摒弃统一的范式，提出多元的方法。其解决方法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建立岗位责任制，轮流挑水。合理安排工作，明确到人人有任务、人人有指标。例如规定每人每天的挑水任务，或者编排滚动日程表。
2.建立激励机制，要严明奖惩制度，多挑多得，少挑少得，不挑重罚。
3.安排人员监督，派专人监督或者轮流监督。
4.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建设优良的组织文化。应当在三个和尚之间建立起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个人的行为、思想、感情、信念等与寺庙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无形的合力。
四、从这则故事看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不同点
（1）从静态上来看，经济学与管理学有如下不同
1.分析的起点不同（对人性的假设不同）
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或者说是行为假定，从本质上说不是关于人性的道德评判，而是基于对人类欲望的分析，基于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发现，经济学从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的本能的感受为起点，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对故事的原因展开分析，能够从“根”上做出一个合理的逻辑解释。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相对复杂，经历了由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再到复杂人假设的过程，不断丰富对人性的认识。归纳来讲，管理学默认人都是好人，即“好人假设”③，人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之外，还注重人的社会责任，注重伦理道德。因此，主要从组织利益的角度去分析资源的利用问题，重点对人的组织结构做出分析探讨，对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原因主要从人的组织方式角度进行了分析。
综合以上可以发现，经济学从单个人的物质利益为起点，管理学从组织整体的利益为起点，二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关注点因此也相应不同。
2.对人的作用的认识不同
经济学认为行为人（故事中即三个和尚）之间的关系是等同的，在等同的基础上，提出私有产权、合作博弈的解决方法。经济学中的人是***的，不依附于任何的组织，人与人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等级、次序、隶属关系，并且假设人们没有才能上的差异。
管理学则不然，管理学严格区分了管理客体以及管理主体，二者都是以人为分析的核心。管理学中的人是存在于一个层级组织内的，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在组织中人与人的合作关系。虽然同一行为主体在不同组织中可能担任不同的角色，但在一个特定的管理过程中行为主体担任什么角色是有区别的。这意味着管理学中人和人的关系不是等同的，是有“差序性”④的。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的效率为根本目标，因此更加尊重人、重视人的作用。
3.分析内容上的不同
经济学是一门在社会学科中科学性最强的学科，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管理学更注重实践，是实用性较强的一门学科。经济学的着眼点在产业和总量方面，管理学则关注微观组织本身。经济学强调趋势，注重体系的均衡性。管理学强调过程，注重不均衡。经济学注重规范性，重视对现象的解释以及对趋势的预测，强调理论的逻辑严密性和本质抽象性，即使是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也突出的是事实的抽象描述。而管理学本质上就只能是实证性的，重视对问题的观察以及效率的提高，是一种决策和行为，强调理论的直观操作性和应用实效性。
4.分析方法和形式上的不同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相对固定，偏好假定、边际范式、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等内容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分析是一种严谨统一的方法， 适用于解释人类的大部分经济行为，并对经济问题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性方案。
与经济学相比， 管理学针对组织中的各类管理问题，运用经济学、数学、运筹学、心理学、社会学、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对管理活动进行分析。因此，管理学缺乏逻辑上统一的方***。在形式上，管理的对象是社会组织中的人，社会现象复杂多变，许多因素难以定量，因而管理者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在预测基础上的决策和计划很难做到精确。管理者必须能够熟练灵活地、富有创造性地运用管理原理和方法来达到管理目的，因此，管理学注重形式上的艺术性。例如在我国，管理学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被认为是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支，直到1996年7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在原管理学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管理科学部， 才使管理学有了同其他学科一样的地位。
以上四点区别，从经济学与管理学对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动态上来看，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分析过程上
经济学与管理学两门学科分析过程或者说分析路径上的区别，可以从对故事解决办法的建议上得到启示。
经济学的解决方法是先自由竞争，这能够起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但是，简单的自由竞争显然是不充分的，所以也提出了提高效率的基于经济学原理的解决之道。从这一过程之中，可以看到，经济学的分析由人的本性的假定开始，由内（从人注重自己的物质利益开始）及外（提出有效率的社会资源利用和配置方式）的予以系统剖析。
管理学关注的重点是行为主体的组织关系，根据对管理现象和问题的理解，直接为管理者提供可操作的决策工具，并针对具体问题给出直观而富有实效的解决方案。在这则故事中，管理学认为低效率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没有合理的对当事人进行科学的安排，如果有一名组织者制定相应的制度（奖励制度，监督制度），那么这些制度一旦建立，该问题将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制度得以实施之后，最终的目的仍然是满足行为主体的物质利益。这种分析方法顺着由外（的制度）而内（最终使行为主体获得利益）的思路，最终对人的本质需求予以满足，即最终回归“经济人假设”。
对两门学科的分析过程进行简单的抽象，可得到下***：
注解：
①武博，严旭，陈晓文.经济学与管理学区别和联系的再思考.经济评论，2007（5）.
②娄成武.管理学基础[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
③孙继伟.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经济学家，1998，（3）.
④孙继伟.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经济学家，1998，（3）.
参考文献：
[1]娄成武.现代管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维迎.博弈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孙继伟.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J].经济学家，1998，（3）.
[4]吴照云.管理学原理（第三版）[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4—5.
时尚管理论文篇（7）
北魏制度转型与财***体制变迁的关系是北魏财***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北魏制度转型不仅包括官制变迁、经济转型、文化心理变化，也包括拓跋鲜卑民族的汉化以及基本经济区的嬗变等等，这一切变化都对北魏不同时期的财***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何从官制转型中探讨北魏财***体制变迁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资料阙失其难度显而易见。先贤曾有不少卓见[2]，对我们深入研究该问题不无裨益。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北魏制度转型的三阶段说，并就其财***体制的相应变迁提出拙见，就教于方家通人。
一、太和改制前北魏***治与财***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非马。但其***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有关北魏初期内外官并行的***治体制，严耀中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北魏建国伊始，便并存着内、外两个官员系统，各有职司，分庭抗礼，认为北魏内行官的文官系统主要职责在于“主顾问，拾遗应对”；掌机密，出入诏命；“察举百僚”；“摄行祭事”；典掌内库；典诸曹；领御食、医药等事；折狱。内行官中武职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禁卫皇帝和宫室。但随着北魏版***扩大和被统治民族人数的急剧增多，外朝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并成为北魏的主要行***机构。自太和之后，有关北魏的史料上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内行官员的记载。这是孝文帝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6]。
北魏初期内外朝并存的现象，在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7]一书中也有颇多记述，从中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内外官制一直延续到太和官制改革之际。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灵丘县考古发现的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二年（461）南巡碑，其中随行拓跋濬的280余位随从中有所谓的内阿干、库部内阿干、内行内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库部内小幢将等内朝官称谓，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前期***治制度特别是内外官制度有重大帮助[8]。
当然，太和改制前北魏制度转型并非单纯的内外官体制的形成，还包括爵制、礼制改革，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生产方式变迁等诸多方面。这一切都对该时期北魏财***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只不过内外朝体制对北魏太和改制前财***制度的影响更大而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与北魏太和改制前***治体制形成相联系的就是其财***体制的形成，而财***管理属于财***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北魏太和改制前财务行***的内容，《魏书》载之甚略。但众所周知，北魏立国伊始就设立了所谓尚书三十六曹的机构，依照魏晋官制，尚书部分诸曹应是掌管财务行***的机构，北魏太和改制前是否如此，值得探讨。
皇始二年（397），拓跋珪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事，隶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者”[9]。这是文献所见到的北魏最早设置尚书三十六曹的记载。次年（398），拓跋珪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10]。天兴二年（399），拓跋珪命“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但在同年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书省。天兴四年（401），“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到天赐二年（405），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13]。此后十余年的拓跋嗣统治时期就干脆找不到尚书省机构了。这正如陈琳国所指出的，北魏拓跋珪、拓跋嗣时期“三省制并没有坚持下去”，“在主持三省的汉族士人被杀或黜免以后，三省殆同虚设，甚至废弃不置了”[14]。北魏初期尚书三十六曹的频繁废立说明该时期北魏体制波动之剧烈，这是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说明在魏晋时期负责财***管理的尚书诸曹在拓跋珪、拓跋嗣时期徒有其名，不可能发挥财***管理的职能。
拓跋焘刚继位，就“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15]，将三十六曹恢复。五年之后，即神 元年（428），拓跋焘“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16]，尚书省担负起中央行***中枢的重任。但是，拓跋焘所恢复的尚书制从形式到内容又都显著保留着鲜卑制的残余，因而它既与魏晋的尚书省，也与北魏太和改制后的尚书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突破“八座”之制，并设多曹[17]。表现在财***管理上就是财***权力在集中于皇室的基础上又呈现分散态势。
[2] 该方面相关研究的突出成果有唐长孺先生的《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黄慧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财***管理制度的变革》（《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5期），严耀中先生的《北魏前期***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王三北先生的《论秦汉至初唐间的中央财***管理机构》（《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4期），何汝泉先生的《汉唐财***职官体制的三次变革》（《西南师大学报》1997年1期）等。
[3] 《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条
[4] 《魏书》卷1《序记》
[5] 《魏书》卷113《官氏志》
[6] 严耀中《北魏内行官试探》，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7]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刊《文物》1997年12期
[9] 《魏书》卷32《崔逞传》
[10]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11] 《通鉴》卷111，《晋纪》33，安帝隆安三年条
[12] 《魏书》卷113《官氏志》
[13] 《魏书》卷113《官氏志》
[14] 参见陈琳国《北魏前期中央官制述略》，刊《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2期
[15] 《通鉴》卷119《宋纪》1，营阳王景平元年条
[16] 《魏书》卷113《官氏志》
[17] 前揭陈琳国先生文
太和改制前，由于部落酋长和诸部大人对皇权的分割，国家权力呈现分散状态，皇权尚不强大，其财***管理体制表现出相应的多头管理特点。这种分头管理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诸部大人和部落酋长在财***收支上的自主性。随着皇权的加强，部落大人权利渐趋衰微，中央财***权力逐渐集中。就中央财***体制而言，内朝官系统参与负责财***管理的内容颇多，外朝官则在财***管理上几乎无所事事。
《通典·职官典》言，“後魏初有殿中、乐部、驾部、南部、北部五尚书。其後亦有吏部（初曰选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书。又有金部、库部、虞曹、仪曹、右民、宰官、都牧、牧曹、右曹、太仓、太官、祈曹、神都、仪同曹等尚书（自金部以下，但有尚书之名，而不详职事）”。《通典》所述北魏尚书制度之沿革是就整个北魏王朝而言，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北魏尚书制度的演进。但就其所言北魏初期五尚书的设置而论，在北魏前期发挥作用的主要财***职官为殿中、驾部、都牧尚书、内行长等。
北魏殿中尚书何时设置不得而知，但从《魏书》记载看，殿中尚书在拓跋珪时就已有之。如雁门原平人段霸，在拓跋珪时“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将***、殿中尚书”[1]，但其职责不明确。到拓跋焘时，殿中尚书的职责开始明确，史言，“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戍者，悉属之”[2]。北魏前期的殿中尚书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知殿内兵马仓库”，从“殿内”一词清楚反映出其服务于皇室衣食住行的职能，职位颇为重要。
驾部是太和改制前掌牛马驴骡的重要机构。北魏驾部设有驾部尚书令、驾部给事中、驾部郎中、驾部校尉等职。《魏书·官氏志》言北魏兴安二年（453），“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3]，此说有误。应该说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就已经有了驾部尚书一职，如安原，“世祖即位，征拜驾部尚书”[4]；尉元，“神 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世祖嘉其宽雅有风貌，稍迁驾部给事中”[5]；阉官孙小在拓跋焘时，“转小领驾部，课理有方，畜牧蕃息”[6]；张修虎也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7]。北魏“驾部掌车舆、牛马厩牧等事”[8]，具有生产与使用两种管理职能。就生产而言，驾部负责掌管皇室牲畜的饲养、繁衍，“畜牧蕃息”就是证明；就使用管理而言，驾部负责保障皇室成员出行所需的车舆、马匹。驾部在北魏太和前职能的重要与该时期北魏游牧经济色彩的浓厚有直接关系。
太和改制前，内行长虽主要负责侍卫工作，但内行长也领羽猎曹、龙牧曹，兼有掌管皇室财***的职能。史载，长孙头在拓跋濬时“迁内行长，典龙牧曹”[9]；罗伊利“除内行长。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10]；吕文祖在拓跋弘时，“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11]。游猎曹、龙牧曹是太和前负责皇室畜产的财***机构，猎郎、羽郎是其中的重要官职。如韩备曾“迁宁西将***，典游猎曹”[12]。游猎曹的设置与北魏初期对游牧经济的重视有直接关系。魏道武帝拓跋珪天赐三年（406），“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13]。拓跋珪天赐三年设置猎郎，这是《魏书·官氏志》首次出现的与财***有关的官职。北魏早期任猎郎史书有载者为道武帝拓跋珪时的长孙翰、周几、叔孙俊，明元帝拓跋嗣时的古弼、安原等人。这些猎郎都是以“善骑射”者充任。猎郎除了掌管射猎外，还兼有出使、监***等职责。羽郎亦是北魏时期重要财***官职，除上文所述罗伊利以内行长之职“领御食、羽猎诸曹事”外，穆泰在孝文帝时也曾“典羽猎四曹事”[14]。
值得注意的是，商贾部是拓跋焘时较为独特的财***机构之一，如费于就曾“迁商贾部二曹令”[15]。商贾部的设立与拓跋鲜卑的经商传统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太和八年孝文帝颁定俸禄制前，北魏各级官员无俸禄，从商逐利是各级官员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就连皇太子也不例外，“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逐利”[16]。太和八年班禄后，孝文帝就“罢诸商人，以简民事”，但同时又“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17]。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皇室和官僚经商的普遍，一批系官商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这就需要专职机构管理这些商人，而为皇室服务的系官商人就可能归属商贾二曹管理，服务于皇室财***。但商贾曹属于哪一机构所管则不得而知。
拓跋鲜卑早期的游牧传统使其在入主中原后对游牧经济颇为重视。游牧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使都牧制成为北魏前期颇具特色的财***体制之一，牧曹尚书主要掌管牧场及畜牧，具体负责国家畜产。拓跋弘时，高车人乞伏居“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18]。吕罗汉在孝文帝初期平定秦益二州羌民之乱后，孝文帝命其将所获生口、马匹进行重新分配，“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19]。拓跋祯在孝文帝初期“后征为都牧尚书”[20]。前揭文所言张修虎就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北魏还有“都牧令”、“都牧给事”等官。如宇文福在太和初曾任都牧给事一职。到太和十四年七月，孝文帝“诏罢都牧杂制”[21]，废除了牧曹尚书。牧曹尚书的废除，暗含着太和改制以后农业经济已经压倒畜牧经济而占主导地位这样的信息。
从以上相关财***管理机构各司其职可以看出，北魏太和改制前所设财***机构主要为皇室需要服务。但令人疑惑的是，除商贾二曹之外的其他财***机构均是和游牧经济有关，这虽反映了北魏前期经济构成的特色，但对汉族统治区的租调、赀赋征收以及***策制订的机构在史料中却了无踪迹，是否由南部和北部尚书负责，因资料阙失不得而知，只能略而不论。
财税储藏属于财***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和改制前，内库与外库是北魏前期存贮物资的两套不同系统。拓跋焘时已经设有库部尚书，其是否象后期那样“掌凡戎仗器用”[22]，不得而知。但就内朝财务机构而言，御府与内库则是两个重要的财税储藏部门。负责掌管御府的机构称为“内藏曹”。史载阉官张祐在太和初期，“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23]。此处的“绾”就是“统管、总揽”之意。从该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内藏曹就是专为皇室服务的财***供应机构。储藏着衣服、金银、珠玉、珍玩、绫罗、锦绣等。而内库不仅储藏弓矢兵仗，还藏有绫绵布帛等。如和平二年（461）冬，拓跋濬“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24]；太和元年柔然遣使献良马、貂裘，冯太后“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25]；太和十一年，孝文帝“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26]。这些都反映出内库与御府在物质储藏上的区别。北魏太和改制前内库和御府一次就可支出几十万匹的绢帛，储藏物资之多以及赏赐范围之广，足以说明内库和御府物资储藏量之大，也证明了内朝财物在整个财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少府在北魏时期的演变颇为复杂，秦汉时期少府属于掌管皇室财***的机构，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时期，少府又逐渐向手工业管理机构演变，西晋时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淮、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27]。北魏少府机构在拓跋焘以前就已经出现，《魏书·段霸传》载，段霸“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将***、殿中尚书，领寿安少府”。“寿安”就是北魏皇太后所居寿安宫。段霸以阉官身份掌领寿安少府，明确无误地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期少府属于专司皇室财***储藏的机构之一。
太和改制前侍御史在财***管理上扮演着颇为独特的角色，如拓跋焘时的赵黑，“有容貌，恭谨小心。世祖使进御膳，出入承奉，初无过行。迁侍御，典监藏”[28]。侍御史在东汉时属少府系统，“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29]。魏晋以后侍御史脱离少府，但仍是宫廷近侍之官。北魏时期这种由宫廷近侍之官——侍御史掌管库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财***体制变迁中的重要现象，是皇帝加强对财权直接控制的重要表现，突出体现了皇室财***囊括国家财***的特色[30]。
大司农在北魏太和改制前属于外朝财***机构，如雁门平原人张黎，由于“善书计”，深得拓跋珪赏识，明元帝拓跋嗣命其“管综机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初期，“以其功旧，任以辅弼，除大司农卿，***国大议，黎常与焉”[31]。太和改制前大司农属于六卿之一，地位崇高。虽然魏晋以来司农掌仓储委积，但在北魏前期由于太仓尚书的增设，分割了大司农的部分职责，大司农从而成为掌管绢帛麻布和贡赋的机构，这是北魏财***体制变迁的重要方面之一。北魏太延年间，司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收取“任土作贡”之物。如拓跋焘太延五年（439）指斥沮渠牧犍十二条罪状中的第二条就是“民籍地***，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32]。北魏前期大司农卿职位虽高，但由于外朝财务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运行状态，其在国家财***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仓部尚书是北魏在管理仓储方面的独创。北魏立国之初，掌管储藏粮廪应该是大司农，但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四年（470），冯太后宠幸的面首之一李“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对此胡三省解释曰：“魏中世分殿中尚书所掌仓库，置太仓尚书，掌仓粟事也”[33]。仓部尚书是北魏所创置。西晋武帝时始置仓部郎，属度支尚书管辖。北魏的仓部尚书即前太仓尚书[34]。从李“复为”太仓尚书可见此前北魏就已经有此职，可能出现于太武帝拓跋焘时，如穆顗在拓跋焘时曾经“领太仓尚书”[35]。北魏初期的太仓尚书属于掌管京师太仓粟米收支的专职机构，并兼掌粟米征调[36]。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共同构成掌管国家财赋支出的事务性机构。
从北魏太和改制前财***诸官的设置明显看出，北魏初期形成泾渭分明的内朝和外朝财务系统，殿中尚书、驾部尚书、少府、侍御史、内库等都属于皇室财***管理机构，这也反映了皇室财***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而作为掌管国家财***的行***机构尚未出现，只有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在管理粮食绢布，起着物资的储备收藏作用，内朝财***重于国家财***的态势极为明显，这和北魏太和改制前所形成的内重外轻的***治体制相一致的，也说明了北魏太和改制前财***运行机制的低下。
[1] 《魏书》卷94《段霸传》
[2] 《南齐书》卷57《魏虏传》
[3] 《魏书》卷113《官氏志》
[4] 《魏书》卷30《安同传附安原传》
[5] 《魏书》卷50《尉元传》
[6] 《魏书》卷94《孙小传》
[7] 《魏书》卷24《张兖传附张修虎传》
[8] 《隋书》卷27《百官志》中
[9] 《魏书》卷26《长孙肥传附长孙头传》
[10] 《魏书》卷44《罗结传附罗伊利传》
[11] 《魏书》卷30《吕洛拔传附子文祖传》
[12] 《魏书》卷51《韩茂传附韩备传》
[13] 《魏书》卷113《官氏志》
[14] 《魏书》卷27《穆崇传附穆泰传》
[15] 《魏书》卷44《费于传》
[16]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7] 《魏书》卷7上《高祖纪》
[18] 《魏书》卷86《乞伏保传》
[19] 《魏书》卷51《吕罗汉传》
[20] 《魏书》卷15《昭成子孙列传》
[21] 《魏书》卷7下《高祖纪》
[22] 《通典》卷23《职官》5
[23] 《魏书》卷94《张祐传》
[24] 《魏书》卷110《食货志》
[25] 《魏书》卷103《蠕蠕传》
[26] 《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
[27] 《晋书》卷24《职官志》
[28] 《魏书》卷94《赵黑传》
[29] 《通典》卷24《职官》6
[30] 王三北《论秦汉至初唐间的中央财***管理机构》，刊《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4期
[31] 《魏书》卷28《张黎传》
[32] 《魏书》卷99《卢水胡沮渠蒙逊传》
[33] 《通鉴》卷132，宋明帝泰始六年条
[34] 《通鉴》卷134，宋顺帝升明元年条引胡注
[35] 《魏书》卷27《穆崇传复穆顗传》
[36] 《魏书》卷44《李传》载，拓跋弘时李为太仓尚书，“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
二、太和改制与北魏财***体制变迁的互动
北魏中期制度转型与财***体制变迁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和新租调制的颁布，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1]。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财***收入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北魏财***收入也由前期的***事掠夺、户调杂税和畜牧狩猎为主要财***来源的模式演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支出则由前期的***费为主转而以官俸为主。财***收入基础和来源的变化以及支出对象的转变必然对原有的财***体制提出新的要求，这一点李锦绣已经注意到，认为北朝国家的主要收入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制之上，因而财***机构的设立与职权的变化与均田、租调制度息息相关[2]。不再赘言。质言之，北魏太和改制和财***收支的变化催生新的财***体制出现，而度支尚书的出现和国家财***压倒皇室财***而占主导地位是北魏中期财***体制最为明显的变化，太和十六年的“改创百官”之举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新现象的总结。
关于北魏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魏书》语焉不详，但我们却从碑铭资料上找到了答案。北魏雍州刺史杨播，“年十有五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累迁给事中，领内起部，又以本官进厘北部尚书事。太和十五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龙骧将***北征都督。十六年又加征虏将***，都督北蕃三镇。讨破地豆于贼。其年秋加武卫将***中道都督，率骑三万，北出鸡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还。其冬改创百官，转卫尉少卿，本官如故”[3]。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杨播死于北魏延昌二年（513），时年61岁。按照其墓志记载，其十五岁时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也就是说杨播在拓跋弘皇兴元年（467）被任命为内行羽林中郎一职的。说明孝文帝改制以前这种内外官系统仍然在运行着。但到太和十六年冬，孝文帝“改创百官”，杨播改任卫尉少卿，这表明太和十六年是北魏官制变化的重要时期，但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魏书》竟然阙载[4]。
而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改创百官”之事余以为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载的“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一事[5]，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北魏前职品令的制订。这是北魏立国以来继天赐元年（404）拓跋珪对爵制进行规范化整理，“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的改革之后的另一次重大改革[6]。而天赐元年改革实质上就是对登国元年（386）“班爵叙勋，各有差”、天兴元年（398）“典官制，立品爵”之举的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意义重大。因此陈爽认为天赐元年的爵制变革，“是北魏***权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体的重要标志之一”[7]。此结论虽似可商榷，但其重大意义却值得深思。如果说天赐元年爵制变革是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体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则使北魏完成了由***治经济的内外二元制向封建一元制的过渡。
太和十六年的官职改革，表现为***治上废除了内外官制体制，财***体制上则在均田制和租调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央财***的管理。
在北魏前职品令中，孝文帝所设与财***管理有关的官职主要有尚书左右丞、度支尚书、太仆、大司农、少府等。从这些官职的设置中能明显观察出孝文帝时期皇室财***萎缩，国家财***强化这一事实。
如前揭文所述，北魏尚书仆射的设置始于太武帝拓跋焘神 元年（428），“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但北魏前期尚书仆射和左右丞的财***职能《魏书》全然无载，其职责不明确。到太和改制后，尚书左右丞的财***职责进一步明确。据对北齐尚书左丞领度支、左右户等诸曹，尚书右丞领驾部、屯田、金部、库部等诸曹推测，北魏尚书左右丞的财***职能和北齐可能相近。这一点从北魏尚书左丞具有弹纠见事之责，北齐亦是如此可以看出从北魏到北齐，尚书左右丞之职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北魏度支尚书设立的最初时间《魏书》阙载，北魏太和官制改革后出现的度支尚书在国家财***管理中所起作用同样史无从考。但据对《魏书》所载四十余名度支尚书和度支郎的分析，《魏书》中最早出现的尚书度支郎是李道，史载李道“有业尚。初，拜奉朝请、尚书度支郎。迁洛，为营构将”[8]。由此推测度支尚书一职可能就是在孝文帝太后十六年“议定百官”时设立的。随着均田制推行的深入和赋税来源的变化，国家财***管理的任务也开始加重，对土地产权控制是否缜密以及户口的多寡决定着国家财***收入的多少，因此计帐、户籍在财***管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计帐、户籍需要专职机构处理，***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使得作为“度支国用”的度支尚书职掌的内容会相应增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需要指出的是，太和改制中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财***管理体制的强化相一致，这也反映在国家对财赋储藏的具体管理上。
北魏均田制颁布和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后，大司农主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的职能虽未发生大的变化，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绢布丝麻来源的不同和缴纳多寡的差异，使得大司农接收“调”时的任务进一步加重。同时，由于官吏俸禄制的颁行，与太仓一起，大司农开始承担在京百官俸绢（布）的支出事务，大司农的重要性应该更加突出，《太平御览》所谓：“后魏职令曰，司农少卿第三，清用堪勤有干能者”正是司农重要性的典型体现[9]。因此，北魏中期大司农的职位仍然较高，史言，“后魏初大司农第二品，孝文太和二十年改为第三品”[10]。也就是说，北魏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之时司农尚为二品高官。同时，北魏太和改制后在大司农之下增设了司竹都尉这一机构，使其事务性机构的性质进一步明显。史言，“後魏有司竹都尉”[11]。北魏司竹都尉职掌如何，魏书无载，但在唐代，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需簾、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时供尚食”[12]。北魏司竹都尉的职掌可能也是如此，这种变化是否可以看作北魏太和改制后大司农有向北齐司农寺那样“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职能发展的趋势，但因无旁证，只能存疑。
太和改制前，掌管仓库的是殿中尚书，后又设太仓尚书，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孝文帝太和初又改太仓尚书为太仓令[13]，太和十五年置太仓少卿[14]，其加强国家仓储管理的用意十分明显，也反映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仓储在经济生活中地位进一步重要的事实。太仓令、太仓少卿“皆掌仓廪之事”[15]。从而和大司农共同构成度支尚书节制下的财税事务机构。
作为六卿之一的少府卿在太和十六年官制改革后扮演着何种角色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太和改制前少府专司皇室财***前文已有论述。太和改制后少府卿属于六卿之一，虽继续职掌皇室财***，但却出现由皇室财***官向国家财***官过渡的倾向，这从北魏财***体制第三阶段转变中由太府卿取代少府卿可以看出，留待后文论述。
太仆卿是太和改制后出现的掌管国家畜牧的事务性财***官员，史言，“后魏太仆卿第二品上，又置少卿；太和二十二，九卿并第三品。北齐太仆寺统骅骝、左、右龙，左右牝、駞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16]。但从太仆统掌骅骝、左、右龙，左右牝、駞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明显反映出其仍具有颇为浓厚的皇室色彩。检课牧产属于太仆卿的主要职责之一，如孝文帝后期，宦官李坚出任“太仆卿，检课牧产，多有滋息”[17]。北魏中期在太仆寺卿下有典牧都尉和典牧令之职。典牧署属于太仆寺所辖，如宇文福在孝文帝后期因掌管牧马有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领太仆典牧令”[18]。北魏太和改制后太仆卿的出现实质上是对前期皇室财***机构驾部权能的分割和国家财***的加强，将北魏前期属于驾部尚书和内行长的部分职权分归国家财***专职机构掌管，反映了国家财***加强的现实。虽然如此，但太仆卿所具有的管理国家和皇室畜牧的双重性质仍然反映了北魏财***管理体制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彻底性。
从太和改制时期北魏财***职官设置看来，太和改制前那种皇室财***囊括国家财***的现象已发生明显改变，国家财***的主导作用日益强化，由度支尚书、大司农、太仓令、太仆卿等共同构成国家财***的管理和执行主体。虽然还有部分皇室财***和国家财***交织在一起，如少府、太仆寺就是典型，但它们已经逐渐成为国家财***的附庸，国家财***日趋强化、成为国家经济主体的态势愈加明显。
[1]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对孝文帝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此乃“用夏变夷之***策，为北魏汉化历程之一重要阶段”。此论甚为精审，反映了太和改制之际制度变迁的一面。见氏作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 参见李锦绣著《唐代财***史稿》上卷2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86页，《杨播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 《魏书·杨播传》虽对杨播事迹记之颇详，但对其改任卫尉少卿一事仅述为“除龙骧将***、员外常侍，转卫尉少卿，常侍如故”。只字未提“其冬改创百官”一事。
[5] 《魏书》卷113《官氏志》
[6] 《魏书》卷113《官氏志》
[7] 陈爽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治》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魏书》卷49《李灵传附李道传》
[9] 《太平御览》卷232《职官部》30
[10] 《册府元龟》卷483《邦计部·总序》。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1] 《通典》卷26《职官》8
[12] 《唐六典》卷19《司农寺》
[13] 《魏书》卷43《严稜传附子严雅玉传》载：严雅玉在孝文帝“太和二年，太仓令”
[14] 《魏书》卷113《官氏志》
[15] 《通典》卷23《职官》5
[16] 《唐六典》卷17《太仆寺》
[17] 《魏书》卷94《李坚传》
[18] 《魏书》卷44《宇文福传》
三、北魏后期（洛阳时代）的***治制度转型与财***体制变迁
北魏洛阳时代制度转型的动因之一与王肃北奔直接相关。太后十七年，王肃自建业投奔北魏，深得孝文帝器重，“雅相器重，朝野属目”[1]，“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孝文帝甚至到了“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的地步[2]。孝文帝对王肃的极其重视，进一步激发了他“欲创革旧制”的汉化意识[3]。王肃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必然受到孝文帝重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说洛阳时代前北魏财***管理机构主要是随着汉化的完成而逐渐向汉魏财***体制靠拢，那么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王肃所定九品，每品各有正、从二品，历隋唐到元而不变”[4]的制度变革，进一步清除了北魏官制中的胡族成份，影响深远。继北魏而起的北齐、北周也深受影响，史言：“北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多类江东”，“后周之初据关中，犹依魏制”[5]。这都说明了王肃所定官制的深远影响。
北魏后期官制的南朝化，陈寅恪先生早有定论[6]，无须赘言。如果将王肃所制官品百司与南朝齐梁职官相较，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后期中央官制的南朝化倾向来。同时下面一例就有反映。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516），中侍中刘腾等奏重制王后所乘车舆，灵太后令“付尚书量议”，朝中百官争执不休。参与争论的官员有司空、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右丞，有考功郎中、北主客郎中、南主客郎中、三公郎中、驾部郎中、起部郎中、左主客郎中、骑兵郎中、外兵郎中、右外兵郎中、都官郎中、尚书左士郎中、度支郎中、左民郎中、金部郎中、库部郎中以及国子博士等五十人。他们以为，“皇太后称制临朝，躬亲庶***，郊天祭地，宗庙之礼，所乘之车，宜同至尊，不应更有制造”[7]。我们姑且不论这些人如何取悦胡太后，仅就上列50余人的职官来看，和南朝已无多大差异。
度支尚书是北魏后期中央财***管理的主要机构，其虽然在太和中期就已经出现，但“度支亦掌支计”[8]的作用在北魏后期越来越大，度支尚书不只单纯掌管财务行***，而且深入到经济管理的诸多方面，从这一点上讲，北魏后期度支尚书的职能已经与魏晋南朝时期相同了，这应该是北魏财***制度上的重要变化。如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南伐萧齐，“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参治留台事”[9]。崔亮在魏世宗时为“迁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亮在度支，别立条格，岁省亿计。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0]。朱元旭在孝明帝元恪时为度支郎中，“关西都督萧宝夤启云：‘所统十万，食唯一月。’于是肃宗大怒，召问所由。录、令以下，皆推罪于元旭。元旭入见，于御座前屈指校计宝夤兵粮及逾一年，事乃得释”[11]。这些事例反映出度支尚书已经不只是被动地掌管财赋，而是积极从事开源节流工作，控制财赋的盲目支出，并参与漕运兴建，作用日益明显。
北魏后期度支尚书下统何曹，史无明载，但从“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北齐度支统度支、仓部、左户、右户、金部、库部六曹”来看[12]，应该说北魏后期度支尚书也有此六曹。翻检《魏书》，除度支尚书右户未见外，其他五部均在北魏后期出现。如祖莹在北魏后期“领尚书左户部”[13]。既然有左户部，右户部就不可少，只是《魏书》阙载罢了。北齐左户“掌天下计帐、户口”，右户“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课”[14]，估计北魏后期左右户职能也是如此。而北齐度支尚书之下金部“主才量尺度、内外诸库藏文帐”[15]，北魏金部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北魏后期确实有金部郎中一职，如邢臧在孝明帝元诩“永安初（528），征为金部郎中”[16]。穆安国在北魏后期“历金部长、殿中尚书，加右卫将***，赐爵新平子”[17]。
财税的储藏与管理仍是北魏后期财***管理的重要内容，而由太府卿取代少府掌管财物库藏则是北魏后期财***体制的重大变化之一。如前文所述，太和改制前少府属于皇室财***机构之一。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府相关职能部门特别是国库需要进一步加强，再继续由帝室财***色彩颇浓的少府参与国家财***管理已不符合孝文帝汉化的要求，因此由太府卿取代少府卿成为一种趋势。
关于太府卿的演变，《通典》言：“后魏太和中，改少府为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财物库藏”。北魏改少府为太府卿的时间当在宣武帝景明元年（500），比梁天监七年（508）置太府卿要早八年[18]。太府少卿为太府卿之副，协助太府卿掌管财物库藏。如范绍在北魏后期曾任太府少卿，灵太后专***时范绍“转长兼太府卿。绍量功节用，甄烦就简，凡有赐给，千匹以上，皆别覆奏，然后出之”[19]。由此可见太府卿主要掌管库藏绢帛。宣武帝元恪孝昌三年（514），北魏御史中尉王显问治书侍御史阳固曰：“吾作太府卿，库藏充实，卿以为何如？”固对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赃赎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岂不戒哉！”[20]。众所周知，北魏百官之禄和没收官吏贪赃之物以及赎罪收入都要上缴国库，王显和阳固的对话清晰表明此时太府已经完成了职能转换，从而成为管理国家公赋的机构了。因此我们认为，北魏设置太府卿，实质上是北魏财***体制转型过程当中的重要现象。至于有学者指出，北魏后期将少府卿更名太府卿，虽然其职掌未变，但却隐隐透露出魏晋以来皇室财***囊括国家财***的局面已开始松动这一重要消息[21]。此说并不完全正确，应该说太府卿的出现，不是皇室财***囊括国家财***的局面已开始松动，而是二者已经完成了分离。
左右藏署是北魏太府卿下掌管库藏的主要机构。南朝梁时“太府卿，位视宗正，掌金帛府帑，统左右藏令、上库丞，掌太仓、南北市令。关津亦皆属焉”[22]。关于北魏的左藏署，《唐六典》云“后魏阙文。北齐太府寺统左右藏令、丞。后周有外府上士、中士二人，掌绢帛、丝麻、钱物、皮角、筋骨之藏”[23]。北魏太和以后也有左右藏令，这显然是受萧梁财***体制影响的结果。如宣武帝元恪熙平三年（518），“尚书奏复绵麻之调”，谏议大夫张普惠认为，“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千俸所出，以布绵麻，亦应其一岁之用”[24]。可见北魏是有左右藏署的，掌管绢帛、丝麻、金玉、货币之物，估计和北齐、南朝相同。北魏末期的左右藏令和南朝相同应是王肃改定官制的结果，这也说明了北魏财***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南朝化。
值得注意的是大司农在北魏后期财***管理中的地位，一般认为，北齐司农寺“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而“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北魏后期司农之职当和北齐相近。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据刁遵墓志记载，北魏后期，大司农仍然掌握着财赋的出纳，是国库的大总管，职位颇为重要。如刁遵在北魏正始年间（504～508年），“转大司农少卿，均节九赋，以丰邦用”[25]。而“九赋”是赋税的统称，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单独由太仓尚书掌仓廪之事到北魏后期又转为太仓由大司农统领，以此来看北魏大司农职能要重于北齐。
太仆寺仍是北魏后期掌管畜牧的重要机构，驼牛署、骅骝厩等就是属于太仆寺管理下的机构。如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尔朱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擒丑奴、宝夤，并送京师，孝庄帝将萧宝夤“于太仆驼牛署赐死”[26]。而为北魏进行畜牧生产的就是众多的牧子或牧奴，左牧令就是太仆卿之下管理这些牧奴的官员。正光五年（524）八月，“南秀容牧子于乞真反，杀太仆卿陆延”[27]；斛斯椿，“广牧富昌人也。父敦，肃宗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民不安，椿乃将家投尔朱荣”[28]。但无论是北魏的牧子抑或牧奴，都是属于国家掌控的人身依附者，其所创造的财富应该属于国家财***而不是帝室财***。
作为服务于皇室需用的御府在北魏后期仍然存在，但其财***职能和北魏前期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仅成为皇室掌管御用财物的机构。太和二十二年（498），孝文帝下诏赐徐謇“钱一万贯”，但由于国库货币存贮不足，孝文帝又下诏曰：“钱府未充，须以杂物：绢二千匹、杂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谷二千斛；奴婢十口；马十匹，一匹出骅骝；牛十头”[29]。而骅骝却属太仆寺管辖，同时提供皇室所需御马，这也说明北魏后期皇室财***已经失去了前期那种囊括国家财***的职能，仅成事务性服务机构。
总之，北魏后期随着国家财***的进一步加强和财***体制江南化趋势的出现，其财***管理体制趋于成熟，由度支尚书负责财***收支计划的制定，太府、司农负责财税的出纳，从而使财***管理和执行机构分离。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分离有利于皇帝对全国财***的控制与监督，这一切都是北魏制度转型和财***体制长期互动的结果。
[1] 《魏书》卷55《刘芳传》
[2] 《魏书》卷63《王肃传》
[3] 《魏书》卷66《崔亮传》
[4] 《通鉴》卷142，东昏侯永元元年条
[5] 《通典》卷第19《职官》1
[6]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有较为详细论述。
[7] 《魏书》卷108《礼志》4
[8] 《文献通考》卷52《职官》6《户部尚书》条
[9] 《通鉴》卷141，明帝建武四年条
[10] 《魏书》卷66《崔亮传》
[11] 《魏书》卷72《朱元旭传》
[12] 《通典》卷23《职官》5
[13] 《魏书》卷82《祖莹传》
[14] 《通典》卷23《职官》5
[15] 《通典》卷23《职官》5
[16] 《魏书》卷85《邢臧传》
[17] 《魏书》卷27《穆崇传附穆安国传》
[18] 前揭王三北文
[19] 《魏书》卷79《范绍传》
[20] 《魏书》卷72《阳尼传附阳固传》
[21] 前揭王三北文
[22] 《隋书》卷26《百官志》上
[23] 《唐六典》卷20《太府寺》
[24] 《魏书》卷78《张普惠传》
[25] 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96页，《刁遵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6] 《魏书》卷59《萧宝夤传》
时尚管理论文篇（8）
1 战略创新
（1）寓言故事：大家都知道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和尚提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为什么和尚越来越多，反倒是没有水喝了呢？
（2） 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需要坐在一起好好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理顺一下关系：
①三个和尚为什么要来到这座破庙？回答：和尚嘛，无非是念经修行，***个山里清净，力争在佛道上有所发展有所悟；当然还得吃上饭，喝上水，要生存，这是最起码的要求。②寺庙里现在有啥资源可以利用呢？回答：除了泥菩萨，应该还有和尚生存的几样必需品：几分薄地，以饱肚皮；几本经书，修行念佛；山下一口井，山上一个大水桶等等。③要完成生存与修行的最终目的，需要做些什么呢？回答：念经，种地，做饭，挑水。
（3） 解决和创新：和尚究竟是和尚，六根清净，他们的要求和目标很同质，应该可以很好地整合，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寺庙里有限的资源。
①三个和尚要将自己的目标做分析、分层、整合。最高的目标的自然是修行发展；最低的目标自然是生存活命。要修行好，就得吃饱，如何吃饱呢？种好菜，做好饭，这两个工作无疑都需要水的参与。挑水的工作很重要。②目标分析完了，就需要分配工作。三个和尚初步决定：三个人轮流做饭，挑水，一起种菜，一起念经。
（4） 理论拓展：上面的故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尚们之所以弄得连水都没得喝，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没有明确，各行其是，没有想到合作对他们生存和修行的重要性，也没有好好想想他们三个所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寺庙、怎么样的环境。
在企业管理中，经营者也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论是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还是致力于拓展自己经营领域的发展中的企业，都需要一种新的有效的发展思路指导企业的前进，而这些工作都得仰仗战略创新。
战略创新就是一种能力，就如管理大师哈默尔所说，战略创新是一种分析和重构企业和行业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为顾客创造新价值以及为所有股东创造新财富的方法的能力。战略创新也是新进入厂商在面对巨大的资源劣势时赢得成功，以及现有厂商继续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战略创新的核心问题是重新确定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确定的经营目标会决定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顾客、竞争对手、竞争实力，也会决定企业对关键性成功因素的看法，并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策略，成功的战略创新者会采用与所有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目标。
2 组织创新
（1）寓言故事：三个和尚初步分了工，开始几天还能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多久，又回到了没有水喝的日子，直接原因是，胖和尚把水挑上来后，就一个人占着水桶，小和尚要喝水，他不让，说这是他挑的水，凭什么让别人喝，小和尚说：你打的水你自己喝，可那桶得给我啊，我自己挑水。胖和尚不给，因为他的水还没有喝完。三个和尚开始抢水桶，菜也没得种了，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日子过得比较烦。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对目标都统一了认识，初步划分了各自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组合效果很有限。问题在于：三者认识上的统一不等于行动上会统一。和尚有三个，井只有一个，水桶就一个，资源很有限，和尚又要经常喝水，这决定了三个和尚只有合作才有出路，可是他们谁也不服谁。论修行，三者都是入道尚浅；论年龄，虽说有大有小，可也都是佛门弟子；连脑袋都是一样“聪明绝顶”。而且原本的分工就不合理，小和尚体质弱却要承担和另两个和尚一样的挑水活；大和尚种菜还行，可是颠勺的功夫有点让人郁闷；胖和尚干得多，吃得更多。资源分配，劳动强度，劳动所得都不太合理。这样的寺庙怎么能撑下去呢？
（3）解决和创新：针对权威性不够，协调性差的问题，三个和尚决定“空降”一名领导，请老方丈出山，一个寺庙没有方丈，也确实说不过去。老方丈德高望重，知识广博，三个和尚都心悦诚服，愿意在老方丈的领导下，共同为了寺庙的存续和发展，为了自己能修成正果，也为了共同的如来佛祖，决定不计前嫌，再次合作。方丈掌管和分配寺庙所有东西，包括寺门钥匙。分工如下：小和尚力气小，可是做菜很好，让他专门负责做菜；胖和尚力气大，专门挑水，饭量可以加倍；大和尚贫农出身，让他负责种地；四个和尚轮流负责日常打扫事务，晚上由老方丈给三个和尚讲佛论禅。
（4）理论拓展：三个和尚无组织也无纪律，寺庙的问题惊人。起初商量好的分工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呢？先不用说分工是否是合理，领导的缺位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领导是组织结构中的一员，在协调统一，指挥监督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组织创新需要领导的支持和参与。但三个和尚的矛盾也不是仅仅靠一个老方丈坐镇就可以解决，还需要和尚们在分工和具体的职责上明确各自的角色。
在企业中，也是同样，战略已经改变的组织需要创新，以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
组织创新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发展，通常意味着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变化。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组织创新意味着企业资源的重组，因而这里的组织创新涵盖了组织治理、结构、流程等多个方面。组织创新应当以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积聚和杠杆效应的扩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持续的价值创新为目标。
组织创新也是组织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变革过程。
3 制度创新
（1）寓言故事：目标明确了，领导到位了，工作也分了，新的寺庙算是运转起来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老方丈发现最近的菜越来越蔫了，饭也有时不太熟，喝的水有时也不够了，后勤搞砸了，晚上念经都没神气了。
时尚管理论文篇（9）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需要坐在一起好好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理顺一下关系：
①三个和尚为什么要来到这座破庙？回答：和尚嘛，无非是念经修行，***个山里清净，力争在佛道上有所发展有所悟；当然还得吃上饭，喝上水，要生存，这是最起码的要求。②寺庙里现在有啥资源可以利用呢？回答：除了泥菩萨，应该还有和尚生存的几样必需品：几分薄地，以饱肚皮；几本经书，修行念佛；山下一口井，山上一个大水桶等等。③要完成生存与修行的最终目的，需要做些什么呢？回答：念经，种地，做饭，挑水。
（3）解决和创新：和尚究竟是和尚，六根清净，他们的要求和目标很同质，应该可以很好地整合，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寺庙里有限的资源。
①三个和尚要将自己的目标做分析、分层、整合。最高的目标的自然是修行发展；最低的目标自然是生存活命。要修行好，就得吃饱，如何吃饱呢？种好菜，做好饭，这两个工作无疑都需要水的参与。挑水的工作很重要。②目标分析完了，就需要分配工作。三个和尚初步决定：三个人轮流做饭，挑水，一起种菜，一起念经。
（4）理论拓展：上面的故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尚们之所以弄得连水都没得喝，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没有明确，各行其是，没有想到合作对他们生存和修行的重要性，也没有好好想想他们三个所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寺庙、怎么样的环境。
在企业管理中，经营者也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论是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还是致力于拓展自己经营领域的发展中的企业，都需要一种新的有效的发展思路指导企业的前进，而这些工作都得仰仗战略创新。
战略创新就是一种能力，就如管理大师哈默尔所说，战略创新是一种分析和重构企业和行业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为顾客创造新价值以及为所有股东创造新财富的方法的能力。战略创新也是新进入厂商在面对巨大的资源劣势时赢得成功，以及现有厂商继续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战略创新的核心问题是重新确定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确定的经营目标会决定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顾客、竞争对手、竞争实力，也会决定企业对关键性成功因素的看法，并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策略，成功的战略创新者会采用与所有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目标。
2组织创新
（1）寓言故事：三个和尚初步分了工，开始几天还能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多久，又回到了没有水喝的日子，直接原因是，胖和尚把水挑上来后，就一个人占着水桶，小和尚要喝水，他不让，说这是他挑的水，凭什么让别人喝，小和尚说：你打的水你自己喝，可那桶得给我啊，我自己挑水。胖和尚不给，因为他的水还没有喝完。三个和尚开始抢水桶，菜也没得种了，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日子过得比较烦。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对目标都统一了认识，初步划分了各自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组合效果很有限。问题在于：三者认识上的统一不等于行动上会统一。和尚有三个，井只有一个，水桶就一个，资源很有限，和尚又要经常喝水，这决定了三个和尚只有合作才有出路，可是他们谁也不服谁。论修行，三者都是入道尚浅；论年龄，虽说有大有小，可也都是佛门弟子；连脑袋都是一样“聪明绝顶”。而且原本的分工就不合理，小和尚体质弱却要承担和另两个和尚一样的挑水活；大和尚种菜还行，可是颠勺的功夫有点让人郁闷；胖和尚干得多，吃得更多。资源分配，劳动强度，劳动所得都不太合理。这样的寺庙怎么能撑下去呢？
（3）解决和创新：针对权威性不够，协调性差的问题，三个和尚决定“空降”一名领导，请老方丈出山，一个寺庙没有方丈，也确实说不过去。老方丈德高望重，知识广博，三个和尚都心悦诚服，愿意在老方丈的领导下，共同为了寺庙的存续和发展，为了自己能修成正果，也为了共同的如来佛祖，决定不计前嫌，再次合作。方丈掌管和分配寺庙所有东西，包括寺门钥匙。分工如下：小和尚力气小，可是做菜很好，让他专门负责做菜；胖和尚力气大，专门挑水，饭量可以加倍；大和尚贫农出身，让他负责种地；四个和尚轮流负责日常打扫事务，晚上由老方丈给三个和尚讲佛论禅。
（4）理论拓展：三个和尚无组织也无纪律，寺庙的问题惊人。起初商量好的分工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呢？先不用说分工是否是合理，领导的缺位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领导是组织结构中的一员，在协调统一，指挥监督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组织创新需要领导的支持和参与。但三个和尚的矛盾也不是仅仅靠一个老方丈坐镇就可以解决，还需要和尚们在分工和具体的职责上明确各自的角色。
在企业中，也是同样，战略已经改变的组织需要创新，以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
组织创新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发展，通常意味着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变化。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组织创新意味着企业资源的重组，因而这里的组织创新涵盖了组织治理、结构、流程等多个方面。组织创新应当以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积聚和杠杆效应的扩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持续的价值创新为目标。
组织创新也是组织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变革过程。
3制度创新
（1）寓言故事：目标明确了，领导到位了，工作也分了，新的寺庙算是运转起来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老方丈发现最近的菜越来越蔫了，饭也有时不太熟，喝的水有时也不够了，后勤搞砸了，晚上念经都没神气了。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都指责对方有过错。种地，挑水，烧饭，一环接着一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任务的完成，最终还影响到寺庙的核心工作和战略中心：念经。小和尚说：胖和尚打的水不够烧饭。胖和尚说：饭都吃不饱，怎么挑水啊，再说你也没告诉我挑多少啊。大和尚则埋怨：菜蔫了不怪我哦，本来水就不多，烧饭就用去大半，我怎么浇菜啊。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资源和分配，老方丈开始沉思了：怎么样才能分水均匀，水量充足，饭量合适呢？
（3）解决和创新：方丈需要引入工作分析与规范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具体可以这样做：小和尚与老方丈一起，测算做一顿饭需要的水量，做两道菜需要多少水量，并让胖和尚这个饭资源的最大消耗者空腹半天后进食，测算他的最大食量；之后大和尚和老方丈经验分析，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种菜的用水为一天4桶；这样一算，胖和尚一天要挑6桶水，胖和尚有意见了，“凭啥我一个人累死累活的啊，半点好处没有”。（假设和尚有“经济人”的思考）方丈深知胖和尚的重要性，他负责的挑水是寺庙整个良性运行的基础。老方丈灵机一动，决定采用一个小小的激励措施。胖和尚随是大块头但没有大智慧，晚上例行的佛禅课经常因为背不出经书而被方丈罚站。老方丈对他说：这样吧，以后你挑满6桶水后，每多挑一桶，可以抵消一次罚站，由我亲自记录。胖和尚不傻，满口答应。
（4）理论拓展：和尚挑水都会碰到寺规（制度）的问题，可见制度的重要性了。企业的发展需要充分合理地配置其内部资源，充分调动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科学的制度安排。
制度创新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变革，通过调整和优化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断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修正完善企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使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发挥最大限度的效能。当今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经营制度（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目标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分配制度（企业内部资源如材料，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的取得和使用的规定）的综合创新。
4文化创新
（1）寓言故事：自从老方丈对寺庙的规章制度进行大规模整改之后，寺庙的生活一直都还平静。但有一天，小和尚突发高烧，需要休息，没有人做饭。老和尚让大和尚去做饭，大和尚却说：庙里的规矩没让我做饭啊，而且我做饭很差，您找胖师兄吧。胖和尚却说：怎么让我做饭啊，我挑水一天，我容易吗我。最后，方丈没法子，只好自己动手，烧了一盘茄子。
（2）问题分析：人生在世，难免伤病，和尚也不例外。寺庙的人力资源有限，缺了哪个都麻烦。虽然分工明确了，大家做事也算循规蹈矩，可是一到有人有点伤病，不能完成既定任务了，寺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老方丈明白寺庙缺少一样东西，缺一样把几个和尚串在一起的东西。一个人哪能不有点病什么的啊，如果他们能互相体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了寺庙，为了修行大业，不怕苦不怕累多好啊！哎！
（3）解决与创新：老方丈要的东西，是能让四个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寺庙文化”，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虽然工作制度和极力机制让几个人各司其职，不敢怠慢，可那毕竟只是硬绑绑的规定，制度只能守住底线，有时需要他们为寺庙做出牺牲和奉献。
方丈决定来一次“文化节”，增强几个人的归属感，增加他们的信任与了解。主要的活动有：打坐竞赛，菜肴品尝和评比大赛，寺庙形象大使评比，道德之星表彰大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方丈《六祖坛经》讲座，寺庙口号会……
一系列活动下来，几个和尚对寺庙了解多了，互相也更了解了，小和尚向胖和尚讨教摔跤，胖和尚希望大和尚教他棍法，大和尚要小和尚教他炒菜，大家都互相学习，互助互爱。而寺庙的口号定为：团结，勤奋，求佛，创新。
自此后，整个寺庙其乐融融，平静而有序。
（4）理论拓展：一个寺庙要有自己的文化，一个企业更需要自己的文化，有人说，战略加文化等于卓越。企业文化一般是指企业内部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一系列行为准则，其实质是企业内部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对于其员工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为了形成支持持续价值创新、战略创新的组织氛围并影响员工行为，企业需要通过文化创新使人们重新认识环境，认识企业，更好地把握和创造变革，同时有利于资源整合方式和价值创造系统的不断更新。
文化创新就是改进企业文化管理方式，将文化管理与企业的物质精神环境相结合，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管理活动，培养和发展新的合适的企业文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创新的新趋势有以下几种：
时尚管理论文篇（10）
〔分类号〕G203
New Visual Angle, New Production――A Preface of Electronic Journal Management: System, Method and Practice
Ye Jiyua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book of Electronic Journal Management: System, Method And Practice, which written by Zhao Naixuan, and thinks it is a work of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book discusses series problems of electronic jour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viding latest issues, new viewpoint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e.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book puts forward some new contents, new visual angles and new methods, and is a new production on electronic journal research, and can be used not only as a textbook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peciality in universities, but also as a reference for librarians and person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Keywords〕electronic journal management system book review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期刊迅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许多***书馆馆藏期刊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经费投入、还是用户使用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势头。与印刷型期刊相比，电子期刊的馆藏建设、资源获取、用户服务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拥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订购模式，促使了***书馆馆藏建设理念的转变;其层次性、动态性、异构性的特点，使得对其资源的组织、描述与整合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其数字信息资源所具有的信息增值功能，使得根据读者需求开展的主动式、个性化服务模式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传统***书馆对印刷型期刊管理和服务的模式已无法有效地解决网络环境下***书馆电子期刊的管理问题。
因此，目前迫切需要研究和建立一整套针对电子期刊这种新型数字资源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这种体系和方法既能帮助***书馆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同时也为数字***书馆对数字资源的管理和服务奠定基础。
综观国内外有关电子期刊的研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题，尽管国内外一些学者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从整体上看，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和方法，有关电子期刊管理的实践尚处于探索之中。
赵乃同志的《电子期刊管理――体系、方法与实践》一书，综合运用***书馆学、情报学、管理科学、系统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系统地论述了有关电子期刊管理体系的相关问题，这是一项极为有意义的研究。作者依托自己具有的多学科背景知识以及多年从事***书馆数字资源管理和服务的实践经验，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可以说是电子期刊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成果。该项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对电子期刊的管理提供了一种普遍适用的管理思路和框架，而且对当前普遍开展的数字资源管理实践，对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的电子期刊资源共享水平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
该书源于赵乃同志的博士论文，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过程中，论文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选题、观点、方法、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综观全书，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选题前沿。数字信息资源管理一直是国内外***书情报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电子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数字资源在***书馆的大规模利用和服务前后仅10年左右的时间，其馆藏发展模式、资源管理方式、用户服务手段等尚属于新生事物。因此，该书的选题可以说是当前国内外数字资源研究的前沿问题。
新意较多。本书提出了构建电子期刊管理体系对电子期刊实施有效管理的观点，并构建了电子期刊管理体系的链状循环构架模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从***书馆管理体系的角度，对电子期刊管理的模式和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提出诸多新观点的论著目前似乎尚未或较少见到。
注重实践。作者花费了大量精力，充分调研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与***书馆具体实践，结合大量具体、翔实的数据，提出了一些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管理方法，并对江苏省高校***书馆电子期刊建设的实践进行了案例分析。综观全书，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重，两者能较好地结合，反映出作者认真、勤奋和扎实的学风。
时尚管理论文篇（11）
（一）编撰学校文化管理手册，明确“三线”目标。
学校组织各部门，将学校发展概况、章程及发展规划、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课程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教师评价等进行了整合，结合学校三年发展规划做了进一步修订，完成了学校文化管理手册，使之成为全体教职工工作的指南。
1、规范考评机制，画好纪律红线。
构建“532”综合考评机制。对于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修订、评先评优、考核表彰、资金使用等，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广开言路，商讨谋划，工会、纪检部门履行部门职责，参会讨论监管监督。
2、明确岗位职责，守好安全底线。
构建学校安全网格化管理层级，明确了33类工作岗位职责，提示了22类岗位风险，完善了14个安全事故应急流程，确保30个教职工每周安全点位值守。进一步完善了安全考核细则，提高绩效考核比重。
3、落实常规管理，提升质量生命线。
依据《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结合学校实际情况，针对现有问题，进一步完善学校常规管理细则，每月底进行教育教学工作集中检查，统一反馈，及时整改。考核结果进行公示，并纳入学期绩效。
严格落实课程计划，开齐开足体育课，心理健康课、生命安全教育等课程，开展尚美智慧课堂高效课堂建设，依据学区建立公平多元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价制度；积极开展微课、慕课等新型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研究，增强课堂实效。
学校以“质量提升行动”为重点工作，继续着力推进。要求做到“三清”，即对质量现状认识清，对质量提升目标清，对质量提升做法清。宣传动员全体教师提高认识，按照学校“质量提升方案”，认真落实，逐步达标，建立常规检测预警与期末检测考评机制。对处于考核标准以下且连续落后的教职工予以警示提醒，约谈问责。
规范管理不是无情管理，学校适时依据“尚美教育”办学理念，对教职工予以引导，力***形成“以美引善”的管理文化。
（二）落实“青蓝工程”，促进年青教师快速成长
1、开展教师“品格提升行动”
建立“尚美教师”标准，制定考评细则。与青年教师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规范自身教学行为。评选出3名“尚美教师”，树立了典型。组织22名中青年教师学习“五星***员”李美玲同志先进事迹，坚持用身边“模范”引领一批人。
2、落实青年教师三年专业发展规划
利用“青蓝工程”，帮助新入职教师尽快熟悉教学、适应教学。帮助35岁以下青年制定三年发展规划，强化目标管理。通过推荐教育类论著、杂志、视频、APP等，加强教职工理论的自学研读，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2020年，22名青年教师完成案例、论文撰写近80篇；通过校内外培训、教科研活动，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学校选派6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到北京、上海、重庆、焦作学习观摩。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学区教学研讨活动，仅参与钟小教研活动，就超过160人次，市内参加教科研活动近200人次；结合校内集体备课、研究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加强对教师的指导，坚持每周二集中听评课，完成了3轮校内教科研活动；通过区内竞赛活动，促进教师成长。积极鼓励、支持教师参加各级组织的教学竞赛活动，1人主讲区级数学研讨课，6人参加区级竞赛课。通过备赛、比赛、总结等过程，让教师得到历练，得到成长。
（三）依托课程开发、社团活动，突出“尚美德育”活动体验
1、完善了尚美德育建设内容
一是进一步修订《班级管理常规工作考核细则》，督促教职工落实学校德育活动；二是建立健全学生文明监督岗，坚持每周开展“五星班级”评比，“六星尚美好少年”评比；三是加强尚美德育评价有效性策略的研究，形成了学生综合评价细则。四是完成了班级文化建设，9个班特色鲜明，美美与共。
2、完成了学校“尚美”校本课程架构（课程、体验区、活动）
一是计划开发“尚美”4个方面（社会美、科技美、自然美、运动美）校本课程，二是完成美育主题区域的设计，围绕“尚美教育”校园文化建设要求，完成美育体验区建设。完善花卉种植基地、农作物种植基地和果树种植基地等4个美育体验区建设。三是推动学生社团建设，落实校本活动。以学校“风筝节”活动为抓手，开展学校特色社团建设，以足球进校园为契机，开展校园足球联赛和足球社团活动，坚持每周三下午开展9个校级社团活动等。
（四）鼓励师生读书，努力打造“书香校园”
1、以建设“书香校园”为平台，培养教师读书的习惯
2020年，学校推荐《做最好的老师》、《教师与家长沟通的技巧与策略》、《小学生主题教育35例（基于核心素养）》、《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供教职工精读，并开展2次读书分享会，收集近60篇读书心得。通过读书，拓宽教职工的知识视野，努力让书香溢满校园，不断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
2、以学区“书香班级”建设为切入点，层层推进读书活动
每班建立了***书角，每周固定时间组织学生阅读，让学生时时浸染在“书香”中。继续组织开展“书香伴我行”班队活动和“诗韵飘香”等竞赛活动，评选出4个书香班级，10个书香家庭、18名读书小明星。
二、存在的问题
2020年，学校按照三年发展责任清单，围绕“规范”做了一些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还落后于全区教育的发展。学校当前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1、教职工结构不合理，合同制教师占比过大，缺编却又得不到补充。偏远薄弱的现状近期又难以改变，人心思动；
2、中青年教师培养左右为难，很难留住人才，学校工作难以持续开展；
3、学校班子配备不足，中层干部岗位少，干部分管事项过多，精力难以为续，顾此失彼。
三、2021年工作计划
2021年，我校将继续认真落实局***扩大会议精神，围绕“能力发展”这个主题做文章，力促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一）继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深入开展“正风除弊”评议活动，严肃查处***员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追责问责，提高周边居民对学校办学的满意度；
1、进一步修订常规考评、民主测评细则，突出纪检、工会的监督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2、收集整理“三育人示范岗”典型案例，坚持用身边人宣传身边事；
3、通过“尚美教师”（即“ 四有教师”）评比，选树一批校级“四有”教师。
（二）继续进行尚美课程开发及社团品牌的提炼工作
落实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运用新媒体促进科技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1、完成4-5本校本课程开发；
2、完善9个学生特色社团建设；
3、完成美育主题体验区建设。
（三）进一步落实“青年教师三年发展规划”
1、继续鼓励中青年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科研活动、培训活动、竞赛活动；
2、继续深化“尚美智慧课堂模式”研究；
3、积极推选年青教师参加区学带、区优青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