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人口与经济论文篇（1）
清代中叶是否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这在学术界争议非常之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由于在对人口压力的分析上不够科学和全面，因而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谓人口压力，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状况。由于不同的时代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口压力，涉及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分析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至少应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均耕地、人均产值等一系列指标。而在对清中叶人口压力强度作判断时，既要有纵向的比较，即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比较；更要有横向的比较，即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尤其是与工业化前后的西欧的比较。
1.清中叶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清代是中国人口飞跃上升的时期。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三个梯级。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使中国人口发展跃上了第四个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其中，清代中叶的人口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关口，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次在增长速度上，年均增长率达到1.0％。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两个时段，分别高达2.40％和2.68％。虽然中国历史上个别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远较清中叶高，但没有一个朝代能在一百年间维持1.0％的年均增长率。同时期的欧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64％。而处于工业化时期（1700—1850）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0.8％。总之，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长率逐渐递减，1741—1791年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51％，而1791—1851年降为0.58％，其中，1831—1851年间仅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率还要更低（注：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根据这一动向，可以推断出清代在18世纪末已存在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过去有的学者常以清中叶后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否认当时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其实，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当时人口过剩产生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曾指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2.清中叶的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面积
人口密度反映人口同土地的关系，是分析和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而到了清中叶，人口密度就更高了。据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清中叶中国的人口密度1787年为31.29人／平方公里、1812年为38.25人／平方公里、1830年为39.64人／平方公里、1850年为45.45人／平方公里（详见表2）。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14世纪上半叶是西欧封建时代各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当时法国的人口密度为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2人／平方公里（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分别为120人／平方公里和263人／平方公里，则是西欧一些国家工业化之后方才达到的水平，有的国家甚至迄今尚未达到这一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达地区在清中叶的人口压力之重。
但人口密度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对比关系，要准确地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尚需对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前工业化时代，耕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清中叶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市亩，1800年为3.19市亩，1848年为2.70市亩（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3—154页。）。吴慧则认为清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市亩左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而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历年递减，1766年为3.75亩，1784年为2.66亩，1812年为2.36亩，1822年为2.03亩，1851年仅为1.75亩（见表3）。根据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这表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饥寒界限”以下。3.清中叶的人均产值与人口结构
人均产值，尤其是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是评价清中叶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清代中叶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与以往相比，也有所减少。据吴慧研究，清代中叶人均占有原粮为638市斤，人均占有成品粮为350市斤，数量都只及明代的1／2（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乾隆年间，粮食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各省常平仓贮谷量日渐减少，乾隆中期各省常平仓缺额即已达326万石（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迨至道光年间每年差缺都在1000多万石，“几及储额之半”（注：《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121《仓储》。）。连产米之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亦出现了粮食不敷的现象。乾隆命朝廷内外就粮食短缺问题进行讨论，各封疆大吏一致的看法是“百病以人多为首”。
至于人口结构，我们这里主要是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何炳棣曾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某些府县史志中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材料综合制表（参见表4），基本反映了清中叶的人口结构。从性别比率方面看，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性别比率都高于105，有的甚至高过150，显示出清中叶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从年龄结构看，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都超过30％，有的高达42.4％。未成年人口比例过高，就意味着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清中叶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旗人问题。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因生齿日繁引起的“生计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矛盾日趋尖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到19世纪上半叶，人口压力几乎达致极限，由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资源短缺的危机逐渐变得尖锐和突出。
二、人口压力导致的经济社会病变
清代中叶的巨大人口压力，不仅激化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使清中叶的经济与社会呈现出种种病变。
首先，人口的高度增长直接导致生活资源的极大消耗，致使物资短缺、物价腾涨。
由于粮食的短缺，粮价和田价扶摇直上。据乾嘉时期的钱泳记载，苏、松、常、镇四府，“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米价》。）与钱泳同时代的洪亮吉也说：“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价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者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又须一二百矣。”（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可见米之常价，乾嘉间已升至四五倍矣。关于田价上涨的情况，钱泳亦有记载，他说：“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田价》。）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到嘉庆二十年的每亩五十余两，一百五十余年间田价增长十倍。而其中从乾隆三十年到嘉庆二十年的五十年间，田价就增长了六七倍。
第二，在人口膨胀和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各地疯狂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各种自然灾害连年发生。
从18世纪初发现人口问题后，清代历朝统治者均把鼓励垦荒、发展生产作为应对之策。这虽然在短时期内缓解了人口的压力，但也带来严重后果。在内地山区地带（主要是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及闽浙赣交边山区），由于流民的大量涌入，已是“老林无多”，“山渐为童”（注：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6。），森林资源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漫，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溉无由，山有石而无泥。”（注：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咸同光奏议》卷29。）严重的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首先是使垦殖的山地“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甚或“有石无泥”，“山形骨立”，无法耕种；其次是流失的沙石祸及近山平地，致使良田变为硗确沙瘠；再次，泥沙淤积江河湖泊，破坏水利设施；另外，森林资源的急剧萎缩，自然植被的破坏，还削弱了对气候的调节功能，导致“雨旸不时”，使水旱灾害增多。在平原湖河地区，盲目围垦河湖陂塘海涂的活动也非常严重。江河洲滩大多被垦种，河道被严重挤窄，陂塘堙废围垦的更是不计其数，水面积迅速萎缩，以致遇洪涝无地蓄泄，有旱年无水灌溉，水旱灾害明显增多。在北方地区，过度的垦殖，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地带盲目地毁草开荒，以农侵牧，引起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使得本就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总之，在生存压力下的盲目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当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据陈高佣先生统计，1794—1853年的60年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88次，平均每年高达8次之多（注：参见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历代天灾人祸统计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第三，人口的高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导致流民数量急剧加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
乾隆中叶以后，生齿日繁，人多地少、无田可耕的矛盾日趋尖锐。在内地平原地区，人口密度高度集中，但“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注：《清高宗圣训》卷80《爱民》。），土地开发已达饱和点，现有土地已不足养活当地人口。官僚、地主、商人受粮价、田价腾涨的刺激，乘机疯狂兼并土地。早在乾隆年前期，“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七，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注：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经世文编》卷39。）。嘉道时期，土地集中的情况愈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嘉庆时，大学士和珅占地达80万亩，就连他的两个家丁，也占有土地6万亩。广东巡抚百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兼并土地50余万亩。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拥有土地高达256万余亩，占地之广超过和珅三倍。至于千亩万亩的地主，更是比比皆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更进一步加剧了当时人多田少的矛盾。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成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而绝大部分沦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路，他们纷纷向外迁徙。一部分流入城市以乞讨为生或进入工场作工，一部分流往海外侨居谋生，而大部分涌向深山老林或海岛边疆垦荒。内地省际边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闽浙赣交边山区，以及边疆的云贵、台湾、海南、蒙古、东北等地区，无不有流民垦殖的足迹。除了流向上述地区外，各地的帮会组织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各种帮会组织在乾、嘉以后迅猛发展，以致当时的中国社会“伏莽遍地”。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五六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往往是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参见表5）。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些农民起义大多爆发在流民集中的边远山区，帮会组织则充当着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自出现以来,发展非常迅速。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任何学科的形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但是从目前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除了借用已有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现成理论,没有自己本学科独有的理论。或者在各学者所建立的体系中,有意识地忽略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本文试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简单分析。首先,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上看,该学科主要由原来的人口经济学学科发展而来,而非从经济学内部分化而来。从事人口经济学的大多是当前活跃在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而随着很多大专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博士学位点的建立,一些环境学科和经济学科也都出现了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队伍。这些学者研究背景差异很大,而真正从事经济学主流方向研究的学者反而较少涉足这个新的学科领域。
第二,学科涉及的领域跨度过大,学者受学科背景局限对该学科比较难以驾驭。如前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横跨人口学、经济学、环境学、资源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因此从事该学科的者需要具备或基本具备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础。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学者能同时经受这几个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有精力同时对几个学科进行潜心深造。因此,这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几大学科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远远不够,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本学科的关注、实际参与比较缺乏。从***学位办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以后,由一些著名大学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过四次本学科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
组织者邀请了全国范围内主要博士点和部分硕士点单位参与,对学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就会议参加者而言,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资源环境学领域的学者,真正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见。除了这样一个平台的交流以外,该学科在其他方面的交流就很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资源环境方面的专家,很少能一起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更别论展开争论了。
三、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视角思考
1.关于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表述
如前所述,一些学者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认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应当是本学科的研究客体,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再说,这也不是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很难将这样的两维交叉的关系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因此,需要有一种经济学视角的表述,将人口与资环境关系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视野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应该有一定的抽象过程。尤其是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
2.关于用经济学外部性原理来分析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矛盾与问题的思考对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客体即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能否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呢?本文认为,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工具。
四、基本结论及探讨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进一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将其统一起来,该学科才能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经济学、人口学、资源与环境学领域学者来共同协作,将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学科。
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抽象,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和矛盾为研究课题,从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共性加以抽象,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表述为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系统(而非传统的经济增长)中人口、资源与环境稀缺性资源的合理调配(或配置)的学科。这样的表述,既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同时又能充分体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与问题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并具有超越传统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
3.采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基本分析手段,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矛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前景。当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角度和视角远非这几个方面所能囊括。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将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视角以及分析方法,借鉴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和问题分析中去,这应该是本学科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方向。而且,将人口、资源、环境等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共同引入经济系统之中,这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也将带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23.
[ 2 ]吕红平,王金营.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思考[J].人口研究, 2001, (5): 28-34.
[ 3 ]邓宏兵,张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3.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论文范文二：超越经济人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内容摘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在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设置的理论经济学，担负着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现实使命。经济人假设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经济人假设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能否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商榷。文章从经济人的基本内涵、经济人对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解释力来分析经济人假设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适用性，最后指出，应该超越经济人 ，寻求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适应的基本假设―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复合。
关键词：超越经济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基本假设
1997年，***学位委员会在1990年10月***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在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下设立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该专业自设置以来，在学科建设、理论基础和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培养了一大批此领域的研究人才。尽管如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许多问题尚无定论，需要进一步探讨与研究。在学术界，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莫衷一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否与主流经济学一样需要基本假设?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否同样适用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假设前提?本文将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设置的背景、现实使命、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基本内涵、经济人假设是否对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具有解释力等角度来分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否需要基本假设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假设。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设置背景与现实使命
发达国家自工业***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消费方式，加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剧增问题，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导致资源低效与浪费性使用，三十几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对水、土地、能源的巨大需求，有限资源承载着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长过程中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并已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据估计，中国为环境污染和恶化付出的代价每年占GDP的8%-12%。中国的人口压力巨大，根据最近几次的人口普查数据，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31亿，第四次人口普查时11.6亿，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2.95亿，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3.3亿，不断增长的巨大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形成了极大的需求。而中国资源环境的现实情况是：耕地面积有限，能为全国人口提供充足粮食的能力受到制约;水资源短缺，并在水体污染以及工农业用水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加剧了短缺;森林资源覆盖率低且质量不高，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建设对森林资源的需求;草地资源严重退化，矿产资源供需矛盾严峻等。我国的资源环境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要。
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交织在一起，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唯有摆脱人口、资源与环境等多重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未来才更美好。***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在十五大***治报告中，又强调了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的十五大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之一。自此，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的基本战略。
在此背景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于1997年研究生专业目录调整时设置，是适应综合解决人口膨胀、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该学科的性质是经济学。曼昆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商品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的定义，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一门社会科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内生变量置于经济系统之中，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如何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事实上，在我国，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已得到了公认，而快速增长的人口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人口是否是稀缺资源一直存在争论。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靠的是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劳动力是投入要素之一，大量的廉价低质量的劳动力是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粗放式增长是一种不考虑生产要素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质量的提高来实现，而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高素质劳动力的稀缺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所以，从劳动者素质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口仍然存在很大的稀缺性。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三种稀缺资源如何合理配置以及高效利用的经济学，该专业是适应现实需要而设置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现有的资源利用低效、环境污染严重、人口数量多但素质低这些难题。以该学科为指导，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该学科所负有的重要的现实使命。
如今，该学科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但是还不完善，并且很多问题还没有一致的定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要担负起现实使命，必须要弄清楚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可否解决中国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假设才能指导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人命题及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适用性 (一)有关经济人命题
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指的理性的、自利最大化的人。自从亚当斯密对经济人作出详细论述以来，经济人命题一直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斯密体系中经济人具有利己与利他的双重属性，利己的本性构成经济人基础性的价值层面，经济人的利他是通过分工和交换实现的，也由此产生社会性的共同利益。经济人一方面是自利的，同时能无意识的增进他人与社会利益。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坚持了经济学的伦理思想，那么在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同样富有伦理意蕴。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认为：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受金钱以外因素的影响，欲望本身也许是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他的活动在内。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并未走得很远，现代的新古典经济主义者把理性行为仅仅看作是旨在发现达到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的选择行为，并进一步要求选择符合一系列的理性公理。
随着经济学越来越多的使用数学模型和实证方法，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少，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占据了主流，经济人已转化为理性选择的代名词。现代经济学把人的行为动机做了非常狭隘的设定，把追求自利最大化视为人的理性行为的特征，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几乎与伦理学无涉。阿玛蒂亚森对这一现象作出了批判，他指出，现代经济学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忽视了对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自利理性观点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的断然拒绝。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多样的，自利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单纯的自利最大化已经无法对现实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
(二)经济人假设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适用性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类行为探讨。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人类的行为是多样的，包括经济行为、人口行为、资源与环境行为等。在这些行为中，只有人类的经济行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理性行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以成本-收益进行核算，尽量实现利益最大化。人类的人口行为是复杂的，包括出生、死亡、迁移、教育投资等，长期以来并没有事实表明，人类的人口行为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虽然，加里贝克尔将效用论引入了生育决策，但是现实的生育情况并非仅仅取决于成本-收益，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如***府的生育***策就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西方国家鼓励生育，很多发展中国家控制生育。对于教育投资更是如此，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极少考虑回报，绝大多数父母并未在教育投资之前就算计好了未来能从孩子那里获得的回报将高于现实的投资，他们之所以愿意投资子女教育，主要动机是对下一代的关心。如果真要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投资下一代教育，大多数教育投资将不会发生。
复杂的人口行为难以用自利最大化来解释，而人类的资源环境行为也并非完全出于自利最大化。人类的资源环境行为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变化，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以满足需要，并无资源量的限制，但在此阶段，人类并不是一味的从自然界索取而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就是例证。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很多思想都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环境保护的伦理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环境价值观，道家的尊道贵德是天人和谐与万物平等的环境伦理思想，佛学主张众生平等与依正不二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即使在资源环境丰裕的状态下人们也不是按照自利最大化来获取资源，而是考虑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要量多，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也多，受资源环境总量的限制也多，这时候人类调整了自己的资源环境行为，采取低耗高效的技术、实施资源替代，并有意识地对环境进行治理与保护，到了最近几十年，人们对子孙后代的资源环境状况予以很大关心。从20世纪开始，人类对非人类物种权利与价值高度关注，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行为并非出于自利，而是对其他物种的关心、对其他非人类主体的价值关怀，体现的是一种生态伦理。
综上，人类行为是多样与复杂的，但行为动机并非是单一的自利最大化，单纯的经济人假设并不能解释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3）
中***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15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23
“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是经济学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前者认为，人口规模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后者认为，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比相对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虽然两种假说在学界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如果不存在，什么因素才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本文综合考虑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两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建立新兴古典模型并进行超边际分析，对提出的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为***策工具的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文献综述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内外经济学者的高度关注。Malthus T R[1] 认为过快增加的剩余人口会消耗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打破经济增长的正常秩序，降低人均消费水平。Solow[2]认为，资本一定情况下，人口规模越大，单位产出就越少。Krugman[3]将D—S模型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国际贸易中，预见人口规模越大，均衡的消费品种类越多，生产率越高，每种产品的成本越低，人均真实收入就越高。Easterlin[4]发现没有合理的数据显示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自Gelb[5]首先提出资源诅咒以来，学术界关于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Wright，Czelusta[6]认为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统计学选择性误差问题。Lederman，Maloney[7]认为，资源诅咒的结论缺乏稳定性，部分指标的筛选缺少相关性，另外，限于数据的制约，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所依据的跨国数据难以准确描述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Alexeev，Conrad[8]用人均资源占用率来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结果表明，在长期，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
在国内，学界对于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并没有达成一致。徐康宁、王剑[9]，胡援成、肖德勇[10]等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个层面上资源诅咒存在。方颖、纪衎、赵扬 [11]转换了自然资源丰裕度的衡量指标，发现在城市数据层面资源诅咒并不成立，不过资源丰裕的城市对省内其余城市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
我们认为，关于“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学界之所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理论依据和检验技术两个层面。在理论分析层面，现有文献大多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研究重点放置于资源分配，而忽略了组织结构。在实证检验层面，现有文献一方面各自***地对“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进行检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仅注意搜寻经济增长的一般要素，而忽略了对经济增长真正支撑点和动力源的研究。本文立足于分工演化，运用新兴古典全局均衡分析方法，将资源分配和组织结构融为一体，综合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系统阐述了两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资源诅咒”和“人口规模”等命题均是伪命题，交易效率才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动力。只有通过交易效率的传导作用，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才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2 构建模型与超边际决策
王智新等：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2.1 产品和资源不存在固定费用的新兴古典模型[12]
经济系统有M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包括两种产品x，y。该经济系统的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4）
中***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切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的正确性和前瞻性。然而随着另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的贯彻实施，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越来越低，青少年占总人口比重越来少，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人口结构进一步失衡。我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大国，了解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人口结构的失衡是否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对我国人口结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国外的研究结果大多数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和投资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 Faruqee and Muhleisen，2002； Lindh and Malmberg，1999；直广雄川1971） ，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均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Groezen 等，2005） 。
国内的研究
国内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胡鞍钢（2012）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口结构老龄化则会通过降低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毛毅，冯根福（2012）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确定，主要要看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和储蓄率降低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谁更大。（李阳，张楠，2011）对人口的控制应从着重于数来那个转向“数量和结构并举”。
国内外对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解释，较少实证分析，基于中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更少。因此，本文旨在在前人模型的基础之上，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来对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首先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和索洛增长模型（ Solow growth model） 的基础之上引入人口抚养比、人力资本存量等人口结构变量，从理论角度推测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知识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最后，选取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以此实证检验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1.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现代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的基础，通过该函数可以分解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份额。
为增加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做如下改进：
参见Mankiw等（1992）， 也参见Romer（1996）。
为讨论方便人口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我们对模型作进一步改进，引入劳动参与率p，人均产出y（t）=。那么当总人口增加即N（t）增大时，人均资本降低，此时人均y（t）将会下降（注：本文中的经济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出增加，若无特殊说明，下同）。而人力资本增加，即h（t）增加则会引起人均产出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则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p，使得人均产出下降。
2.索洛模型
索洛模型中稳定状态时，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是不变的。人均产出是人均资本的函数。索罗模型假定技术固定，且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老年人口的收入较低，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Faruqee and Muhleisen，2002），而储蓄率的降低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增加都会降低均衡状态时的人均资本，从而造成人均产出的下降。（如下***）因此，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证检验
本文在索洛增长模型（ Solow growth model） 的基础之上引入人口总抚养比和人力资本存量两个人口结构变量，构建实证模型。然后运用1995 ～2011 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模型，以此验证人口总抚养比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1.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Lrppgdp（Ln real per capita gdp）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单位：元）的自然对数；Lhumcapital（Ln human capital）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s；Ltdr（Ln total dependency ratio）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总抚养比的自然对数；Lsavrate为我国各省级地区的储蓄率的自然对数；L（n+g）为我国各省级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资产折旧率和的自然对数；是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各省人均gdp对各变量的产出弹性。
2.数据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是1995 年到2011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其中人均实际gdp是以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省人均gdp，具体操作方法是用各省gdp平减指数对以变动价格计的各省人均gdp进行修正，各省的gdp平减指数和以变动价格计的gdp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人力资本存量用各省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总抚养比用0-15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之和与16-64岁人口之比来表示，此两项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因为无法搜集的储蓄率的数据，所以用支出法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总消费之后与gdp之比来表示。n为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g为各省资产折旧率，采用胡鞍钢（2012）的估计，统一按10%计。各支出法的国民生产总值，总消费，人口自然增长率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实证分析与结果
本文用1995-2011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来对人力资本存量，人口总抚养比，储蓄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及折旧率与人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面板模型的选择上，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而后进行hausman检验和B-P检验来判别究竟采用哪种模型的回归更为合理。
表2 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固定模型实证结果
表3 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随机模型实证结果
Hausman检验给出的Prob>chi2值为0.0000，检验结果表明，我们拒绝了原假设，从而认为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但是，B-P检验得出的Prob>chibar2值也是0.0000，显然，检验结果认为存在随机效应。表面上看，B-P检验得出的结论似乎和hausman检验得出的结论相反，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两个检验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采用此种情况的一般处理方法，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假设在样本区间内，各省区的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生活习惯等不可观测的特质性因素是固定不变的也更为符合逻辑。因此，本文最终给出的实证检验结果即为表2给出的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固定模型实证结果。
从上述实证检验结果来看，除了l（n+g）的系数在93.2%的水平上显著之外，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99.9%以上，因此，可以判断此回归结果是显著有效的，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对经济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弹性系数是0.4328489，即人力资本每增加1%，人均产出将会增加0.432%；同时人口总抚养比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不利影响，其弹性系数是-1.501423，意味着人口总抚养比每增加1%，人均产出就要减少-1.5%。同时上述实证结果也证明了索罗模型对经济增长解释的正确性。储蓄率的提高的确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人口增长和资产折旧率的提高则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618和-0.101。上述实证结果也与本文开头部分的理论分析基本吻合。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索洛模型入手，先从理论上分析人力资本增加和人口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影响。预测人力资本增加会提高人均产出，而人口老龄化将会通过提高人口总抚养比和降低储蓄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紧接着，本文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构造了人力资本和人口总抚养比影响人均产出的实证模型，并收集中国 1995 ～2011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预测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即（1）人口老龄化会提高人口总抚养比，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尽管这一段时间由于我国的少年儿童抚养比下降的比例比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的比例更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没有显现，但是，不久的将来，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会极大地增加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不利影响。（2）人力资本增加，储蓄率的提升的确对我国经济增长有这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方面，***府应该适当放宽计划生育***策，允许和鼓励高素质、高收入的家庭生育两个或多个的孩子，增加我国的青少年和青壮年人口比重，使人口结构趋于合理，对人口的控制应从着重于数来那个转向“数量和结构并举”。
另一方面，***府应当大力发展教育，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路线，加大对学生教育和在职员工培训的投入和补贴，增加我国的人力资本，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冲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1）： 65-94.
[2]Almeida R， Carneiro P. The return to firm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J]. Labour Economics， 2009， 16（1）： 97-106.
[3]Faruqee H， Mühleisen M. Population aging in Japan： demographic shock and fiscal sustainability[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3， 15（2）： 185-210.
[4]Lindh T， Malmberg B. Age structure effects and growth in the OECD， 1950–1990[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9， 12（3）： 431-449.
[5]Van Groezen B， Meijdam L， Verbon H A A. Serving the old： ageing and economic growth[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5， 57（4）： 647-663.
[6]胡鞍钢，刘生龙，马振国.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12，36（03）.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5）
在论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注：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1期，第8-P16。）这样，在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便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人多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仅从人口密度上来讲，根据资料（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国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韩国469人，英国239人，德国230人。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妨碍是不科学的。
在讨论印度人口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可考虑：人口与消费、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本文主要从需求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妨碍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是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如下途径实现：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杜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按照这样的途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对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选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数据，是因为1991年6月拉奥上台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印度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1991年7月了“经济改革计划”，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与投资的实证分析。
按人口对经济增长妨碍的这条途径看，人口增长压力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集中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而不是生产资料生产方而。同时人口增长会减少个人储蓄，特别是用于投资的储蓄更加困难。这就妨碍生产的改进和增加，限制经济增长。这样来看人口增长应该与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受阻有一种强相关关系。现将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长与投资及储蓄联起来分析：
表1：（单位：%）
附***
资料来源：1、表格中①、⑤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统计基数不统一，这里对①做了一下处理，（⑤1994年数据缺失，为了计算的方使估计为19.0）。
2、②③④数据见"Im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数据缺失），第513页，并进行了计算。
3、⑥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从表1的数据可直观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Pr)、投资率(Ir)、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私人存款增长率(PDr)定其存款增长率(TDr)的年度变化轨迹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整体回落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大，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以来印度推行“国民节育”人口***策的结果，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子女抚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至少可以判断人口增长率下降带有极强的外生性。而投资率(Ir)尤其是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经历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稳定回落，带有极强的内生性。而对经济发展后劲很重要的储蓄的变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表1中数据可看到经济增长(GDPr)与投资(Ir、GFCr)的关系比校紧密，但人口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并不明显，储蓄(PDr、TDr)的变动甚至与投资的关系都不明显，人口增长、储蓄、投资都有各自独特的变动途径，这是一个与前面的推断很矛盾的结果。为更好地验证这个结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是用SPS510。0软件做出来的。）。
附***
据此也可以得到结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很差；人口增长，储蓄存款和投资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径。
从另一角度来，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社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一条途径要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印度经济发展是“投资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这一条件在“短缺经济”成立。但“短缺经济”只是“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且对印度来讲经济发展没有“投资瓶颈”的问题。这里有三个表现：(1)，对外开放，外资大量涌入(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自己不搞封闭，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不会没有投资资金的涌入，全球仅游动资金就有10几亿美元)。(2)，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汇储备增加。见表3：
表3。（单位：DI和PD为亿印度卢比，FR为美元）
附***
资料来源：见"Int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数据同"World lnvestrnent 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过并不影响问题的析。
这样看来，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到了现在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资机会，告别“投资饥渴”，挑战“需求不足”。这可能是印度经济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战。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学中有“乘数原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通过如下渠道由“乘数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1)，新增人口增多—消费人口增多—消费需求增多～经济增长。(2)，新增人口增多—对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资增多—经济增长。1998年印度个人平均消费支出为287美元，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来。
在论述印度人口压力时往往从人口和投资的关系出发强调对投资的妨碍性，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结论。看这样一条途径：人口增长—总体消费增加—刺激内需—乘数效应（同时对投资乘数效应）—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如果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便涉及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这是典型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积累与消费应该有一个最佳比例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仅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人能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从根本上讲无法判断出增加投资或是增加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国具体经济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国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现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
表4：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单位：%）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总投资(I) 2.65 -1.02
4.13 4.52 -0.34
1.80
1.84
总消费(C) 3.03
3.74
5.42 5，88
5.60
4.82
8.01
净出口(E) -1.01
0.02 -1.18 0.75 -0.54 -1.08 -1.29
GDP(GDPr) 5.4
5.0
8.1
7.4
7.4
5.0
5.8
资料来源：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2，GDP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通过观察表四中的总投资(I)、总消费(C)和净出口(B)对GDP增长(GDPr)的贡献可以看到，在印度总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投资对GDP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净出口更是发挥了反作用。这和中国比较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就90年代以来，总投资在经济的增长中大体起到了50%的作用，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大体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刚好印证了前面的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发挥作用的那条途径。
为更好地验证，对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和CDP增长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相关分析。
转贴于
表5：抽出表4总投资，总消费的增量结果（注：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为投资(Ir)，消费(Cr)对GDP的贡献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统计的，而GDP是增量结果，这里需要统一。实际也对表四的数据直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这也就验证这里这样处理的合理性。）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Ir
-3.67
5.15
0.39
-4.82
2.14
0.04
Cr
0.71
1.68
0.46
-0.28
-0.78
3.19
GDPr
-0.4
3.1
-0.7
-2.4
0.8
表6：线性相关分析结果
附***
据此可得结论：无论单独做一元线性相关分析还是做二元线性回归分析，需求中的总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具有比投资更好的相关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显）；消费对经济有更强刺激作用。这样人口规模如果能够刺激消费，再由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则印度人口问题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实际上就需求理论而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总是第一位的，资本需求是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存在，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影响，消费会引导投资，投资收入刺激消费，如此循环。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户的户主或成员从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中已经获得收益。获得收益的居民户将可能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和新的消费支出，也可能导致新的工商业投资。”（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84页。）单独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转型期”国家才表现得特别突出。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放慢，消费减少，如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和产品市场，造成资本闲置和产品过剩，这就是凯恩斯和汉森所提出的“停滞理论”（注：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6-142页。）。从这一角度来讲，印度人口所带来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后劲很足。当然，这一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罗宾逊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劳动的增加，确实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4页。）。这些批评认为，人口带来的消费欲望不一定会形成消费需求，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是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解决好公平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在别的领域探讨的问题，而且，人口规模的巨大从需求的潜力来讲，谁都不会否认。
另外，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积累（见下表），可以说正是第三产业巨大的从业人口数量才托起了印度经济的起飞。这一点中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二产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70-80%的贡献率（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这一区别是有很大的意义的，第三产业看消费，第二产业看投资。第三产业是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说明了在印度的经济增长中，居民消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印度而言经济增长的重心是在于总需求中的消费。
表7：印度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产业
1.63 1.04 1.49
0.06
2.36 -0.25
1.83
第二产业
0.95 1.41 2.18
2.90
1.49
1.44
0.98
第三产业
2.11 3.11 3.40
3.94
3.25
3.39
2.66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统计基数不统一，但是从相对指标来讲不影响分析问题
人口增长放慢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近邻日本。日本人口总量已经由停滞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没有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推动，相反，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成为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规模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总需求也进一步扩大。随着私营经济发展，印度出现了一批大垄断财团，具有极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印度众多中小企业家，拥有相当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积累了数亿卢比财富，也具有很强购买力；长期以来印度对机关公务人员及知识分子实行较高工资***策，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购买力的庞大群体；60年代中期以来的“绿色***”、“白色***”和“蓝色***”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庞大的农村富裕阶层。上述种种人形成的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扩大，据估计其人数超过2亿（注：文富德：“世纪之交的印度经济发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学南亚所，http//google搜索所得。），这些阶层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印度经济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场潜力极大，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强后劲，而这种市场潜力是由印度人口规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费品普及率
乘车普及率
传真机
移动电话
（辆／千人）(1996)（部／万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
90.4
93
55.3
印度
4.4
1
1.2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0)。
目前印度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还不高，因此市场潜力巨大。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来讲，这是极大的机会。西方跨国公司已注意到这点，尽管印度投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然而它们都开始纷纷进入印度，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印度本国的民族企业未来的发展，乃至印度经济的增长都要依靠这个巨大的市场。
最后说明一点，本文提出的对印度人口问题的乐观分析，做出的这些解释都只是在对已经存在的人口规模找到经济发展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第一版。
2、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一版。
3、戴维·罗默著，苏剑、罗涛译：《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一版。
4、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一版。
5、［德］克劳德’F·齐海曼编，彭松建，周雄飞等译：《适度人口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6、杨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7、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02，P136-P142。
8、陆杰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人口与经济》1999/06，P3-P10。
9、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01，P8-P16。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6）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1983；冯立天1982；李竞能等1982；梁文达1980；曹明国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1982；王向明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策和人口***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的影响，造成了***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1981；曲海波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中国***以后30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①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1988）详细地分析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道路、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结构、人口增长与农业技术结构和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个方面，结果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粮食产量增长中的70%归结于劳动的增长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同时，农业经济运行对人口增长的反馈也是该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翟振武1991）。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就业***策、户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例如，人们通常感到，从宏观上看，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②，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序数的最高和最低两头最明显，如序数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数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贵州；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为像人均工业生产率、产业多样化程度、企业平均生产率等指标构成的结构发展指数对生育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文是国内最早利用规范性的定量方法来界定经济因素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贡献。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计划生育***策的实施，行***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导致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像转变前那么强烈，不过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客观地讲，彭希哲的论著在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经济因素分析上是国内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
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当时，学术界所指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组成的①。理论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还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劳动数量多，安排就业存在着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
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王浣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等199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具有拓扑结构和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口自身再生产系统同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态势场一起形成了国民经济空间的复合态势场。在特定的国民经济时空间，人力资源可供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空间人口总量和抚养系数。抚养系数越低，人力资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时空间，过剩的人力资源要么缘于人口过多，要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足，要么是与劳动力与产业配置结构不佳密切相关。区域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越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会以比人口?龀斓乃俣仍龀纬扇丝诙宰试础⒒肪车确矫娴难沽Γ投ψ试淳筒豢赡苡刖米试春妥匀蛔试创锏接行У呐渲茫ㄍ跣阋?nbsp;1993）。
如何解决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学术界提出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应该包涵的主要内容（张文贤1987）。
（三）人口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如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为6.03，另外职业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荣志刚，郝福庆1991）。
许金声（1991）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通过利用PQLI①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许金声通过对比研究推断，世界上其他国家PQLI保持在中国的水平，其人均GNP应达到1345美元。此外，该文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喻以加强非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培养费用大小不仅与人力资源数量相关，也与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紧密相连。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费的9%，这与发达国家的20%水平相差甚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刘铮，段成荣1989）。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冯立天等1987）；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
（四）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上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涉及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产服务体系。“P-E-R”（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四大类：A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C类，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其中上述A大类和D大可分若干亚类（朱宝树1991，1993）。
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省区为A类；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这些地区的特点表现为实际人口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但经济容量相对而言却颇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B类，它们的特点是实际人口相对于当地资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载，但相对于经济容量而言却已超载；D类的省区最多，有贵州、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这些地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研究、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人口投资与人力资源素质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
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缺少不同观点的论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就明确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一个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博士论文《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①的动态过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范围和强度；二是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生成机制和根源；三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理想状态以及人口�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在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人口�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差额人均收入减损系数βⅡ②达0.58，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毛志锋（1995）以研究适度人口为基本思路，从中国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诸方面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平衡关系。与前面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通过对人口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历史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缘于人口增长的强度大小。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但上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1999）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①。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的热门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由于这种投资是一种聚集性投资，因而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2）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相对增长较快，而健康投资则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停滞；（三）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其中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份额仅为5.16%，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四）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不够并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所造成的，它还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经济体制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改革不合理?逯剖翘岣呷丝谥柿吭诰迷龀饔玫墓丶？凸鄣厮担鲜鲅芯砍晒钥刂泄肆ψ时镜难芯烤哂薪细叩难跫壑怠?/P>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周天勇（1994）发现，中国受教育者的资本价值量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中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含的资本价值量分别为1920元、3447元、9678元和34426元，但由于现行体制结构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经济收益率却远没有所含的资本价值量的差别那么大，这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主要症结。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策障碍。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陆杰华1999）。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资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在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体现在由冯立天和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他们包括：一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把它分为经济生活质量（人均家庭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教育生活质量（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6～24岁人口在校率）、健康生活质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居住水平），这一人口生活质量指数既可以较为全面地测定中国小康水平，同时它将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利用上述综合指数，对中国各省2000年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前景分析，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三）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口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变化对市场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人口学界开始注重对人口变化和市场需求机理的研究。
从1994年开始，众多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相继问世（吴忠等1994；田雪原1994；李竞能1995；林富德，陆杰华1995；陆杰华，于学***1995；吴忠1995；张纯元1996；李涌平1995；楚***红1997；涂平1999），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96年出版的分别由张纯元、曾毅主编《市场人口学》和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术界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人口总量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必需品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变化是界定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标志及其变化要求商家必须根据上述特征以及变化作出及时的市场策略，以求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人口的产业、职业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影响着房地产、交通工具市场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诸多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化；人口的社会构成、科技构成和文化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制约着科技、教育、社会服务等设施市场的供求，而且也影响着日用消费品的档次高低；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构成变化，不但直接制约着商业、服务业网点的设置，而且影响着生产、生活所需各种商品供应数量及其构成；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大小，对交通、旅游、服务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有重大影响等。随着人口老化进程的加速，学术界又把关注的热点放到老年市场以及老年产业并提出，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老年化加速的时期，商家需要及时识别老年市场的巨大潜力，重视老年人特殊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发展适合老年人口特征的老年产业，引导老年消费，完善老年市场。不过，学术界迄今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人口变动对市场需求的作用缺少科学的量化方法，这至少不能为商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可靠的依据；二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料和人口分析方法来分析人口变化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工商人口学不能普遍被工商界人士所认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与深化改革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学术界的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视角上分析中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的有限资源可以支撑多少亿人？***（1995）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发现，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食物供给，即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即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资源的需求过度，引起生态恶化，并有可能占用有限资金，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人口控制在最大容量内。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①。不过，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则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一国发展的唯一因素（蔡方1996）。事实上，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田雪原（1995）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清楚把握上述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此外，这一时期也十分关注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人口与粮食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人口与粮食未来走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除了对上述四个问题关注以外，学术界在这一时期还对亚人口群体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于学***（1995）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1998）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1991、1996）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本书其他篇章有可能覆盖，在此就不多叙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突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并对此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此外，学者对工商人口学的探讨也充分反映了多学科研究的突出特点。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研究，这一特点一直贯彻于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展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学的恢复、繁荣与发展都是与对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密不可分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年中，学术界在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或者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评述中充分反映出来。不过，面对中国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对中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概括地讲，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究竟如何，尤其是学术界需要从宏观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另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各行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也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在过去10年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全部内涵而言远远不够。例如，从微观上，我们对健康投资收益研究、人口流迁的经济收益研究以及技能水平与个人收益水平关系等方面还缺乏合理及可信服的实证研究结果。从宏观上，我们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从动态上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将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口与经济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全部内容的基础和核心，更主要是因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各地区人口、经济、自然等方面条件的差异，我们对于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突出区域性的特征，即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来确定区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借以指导实践。第四，人口发展与市场变化关系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人口亚群体和其市场需求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利用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市场变化分析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实用人口学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中国未来人口经济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叙述。此外，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蔡方.1996.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中国人口科学，（6）
曹明国.1982.略谈两种生产.人口研究，（1）
陈玉光.1980.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人口与经济，（2）
楚***红.1997.人口与市场需求分析.北京大学学报，（4）
冯立天，戴星翼.1996.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冯立天，王树新，孟浩涵.1987.新生劳动力培养费用调查.中国人口科学，（1）
冯立天主编.1992.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顾宝昌.1987.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中国人口科学，（2）
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1996.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志贤.1983.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几个主要问题.人口研究，（3）
***，毛志锋，王海涛.1993.论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的供需平衡.人口研究，（1）
***，张羚广.1995.人口与持续发展.人口与经济，（4）
***.1995.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
李建民.1999.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要素的形成.人口研究，（2）
李竞能，吴国存，李新建.1982.关于生产的几个理论问题.人口研究，（3）
李竞能.1983.从不同地区统计指标序数的变动看人口增长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竞能.1984.关于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人口研究，（1）
李竞能.1995.人口因素对市场消费需求的影响.市场与人口分析，（1）
李竞能.1995.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李南寿.1982.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研究，（2）
李涌平.1995.论市场经济下人口规模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5）
梁文达.1980.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观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人口研究，（3）
梁中堂.1986.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太原：山西人口出版社
林富德，陆杰华.1995.十二亿人口的人口学意义.市场与人口分析，（2）
刘洪康.1983.两论两种生产.人口研究，（2）
刘铮.1980.我国人口的就业问题.人口研究，（1）
刘铮.1982.关于人口投资的几个问题.人口研究，（4）
刘铮，段成荣.1989.人口投资与人口素质.人口研究，（6）
陆杰华，于学***.1995.中国工商人口学的兴起及发展前景.市场与人口分析，（2）
陆杰华.1999.人力资源开发与缓解贫困.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马淑鸾，张建山.1986.人口产业结构类型及其变化规律.人口研究，（1）
曲海波.1985.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看到的几个社会、经济问题.人口学刊，（1）
任峻垠.1979.试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的关系.杭州大学学报，（12）
荣志刚，郝福庆.1991.人力资源开发浅析.人口与经济，（5）
宋则行.1981.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人口经济，（1）
田雪原，陈玉光.1981.经济发展和理想适度人口.人口与经济，（3）
田雪原.1982新时期人口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田雪原.1991.田雪原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1994.市场经济与人口流动.市场与人口分析，（1）
涂平.1999.中国的人口环境及其市场意义.市场与人口分析，（1）
王秀银等.1993.人口控制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邬沧萍.1980.衡量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人口研究，（1）
吴忠，詹长智，曾毅.1994.市场经济与人口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忠.1994.市场经济与工商人口学.中国人口科学，（1）
许涤新.1983.论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研究，（2）
许涤新.1984.论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人口研究，（5）
许金声.1991.中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人口研究，（4）
叶文振.1983.孩子需求论：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于旺.1981.人口与经济、人口与教育的关系.人口研究，（2）
于学***.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口研究，（4）
俞金顺.1979.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经济研究，（3）
翟振武.1991.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人口研究，（4）
张纯元.1983.人口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主编.1991.脱贫致富的人口对策（第一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主编.1996.消除贫困的人口对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纯元，曾毅主编.1996.市场人口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1996.浅析人口是市场的主体.市场与人口分析，（2）
张世晴.1994.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张世晴.1992.中国人口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国人口科学，（4）
张志刚.1988.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人口研究，（6）
张志刚.1988.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之关系研究.人口与经济，（5）
章理.1982.两种生产理论的讨论综述.人口研究，（5）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中国国情国力，（4）
周天勇.1994.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7）
中***分类号：F015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22-02
一、对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适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确。到20世纪，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接过了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大旗，从原来的“经济收益”变成“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从原来的静态适度人口研究转向动态人口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广泛。[1]但之前的理论受时代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
经济增长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人类因破坏环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报复，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坎南、索维等众多人口经济学家受到时代约束，在立论之初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
（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关系中所起到的内在影响分析不够清晰
坎南、索维等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适度经济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点强调最大收益点的变化，没有对适度经济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进一步解释；而索维没有解释清楚在人口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相悖条件下经济适度人口是如何确定的。
二、理论假设条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论假设条件
1.延安市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以当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条件为研究起点。研究延安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这样的假设有利于展开研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承认，使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
2.劳动力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同时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国际贸易活动。人口大量的流动，可以直接改变延安的经济增长，而大宗国际贸易活动则可以改变延安市的产出和消费结构，进而间接的影响了延安的经济适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长是按照经济人口增长率增长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是指由社会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经济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由社会分工来决定的。
（二）理论的基本范式
1.技术进步悖论。技术进步一方面造成环境破坏的加剧，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水平，换句话讲，技术进步既破坏环境也保护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工业的出现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渐凸现的时刻，技术的进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脚步。
2.社会财富的增加等于产出与消耗的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指由劳动人群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创造的可以消耗和积累的社会物质。其中社会物质包括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务服务等。
三、模型构建及其解释
（一）基本模型构建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拥有的并运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现实的生产并创造出产品来。[2]劳动力的增加为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中渐进式的变革，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包括生产技术上的局部性的改进和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机器是排斥工人的”，技术进步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失业，即减少了经济适度人口。延安市的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不应当看作是失业，而是社会分工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可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所以技术进步在延安市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会财富。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只是数据上的增加，对人们来说，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会很高，也就是说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数据上的变化。但是这样是不符合基本假设一中，已经规定的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的假设。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福利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会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对称，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也导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将消耗函数用***来表示，就得到了***二，其中延安市的社会分工的增加与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产多元化和消费丰富化，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生活的条件是趋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应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载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过***二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作为消耗的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增加就会造成消耗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减少就会造成消耗的减少，影响延安市总消耗曲线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长率。生存成本增长越快，消耗曲线的斜率就越小，从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经济增长的快速减少。反之，生产成本增长越慢，消费曲线的斜率就越大，从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会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总消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8）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 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 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 1983；冯立天 1982；李竞能等 1982；梁文达 1980；曹明国 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 1982；王向明 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策和人口***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的影响，造成了***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 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 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 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 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 1981；曲海波 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中国***以后30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①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1988）详细地分析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道路、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结构、人口增长与农业技术结构和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个方面，结果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粮食产量增长中的70%归结于劳动的增长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同时，农业经济运行对人口增长的反馈也是该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翟振武 1991）。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就业***策、户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例如，人们通常感到，从宏观上看，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 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 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②，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序数的最高和最低两头最明显，如序数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数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贵州；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为像人均工业生产率、产业多样化程度、企业平均生产率等指标构成的结构发展指数对生育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文是国内最早利用规范性的定量方法来界定经济因素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贡献。 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计划生育***策的实施，行***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导致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像转变前那么强烈，不过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客观地讲，彭希哲的论著在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经济因素分析上是国内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
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当时，学术界所指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组成的①。理论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还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劳动数量多，安排就业存在着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
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王浣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等 199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具有拓扑结构和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口自身再生产系统同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态势场一起形成了国民经济空间的复合态势场。在特定的国民经济时空间，人力资源可供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空间人口总量和抚养系数。抚养系数越低，人力资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时空间，过剩的人力资源要么缘于人口过多，要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足，要么是与劳动力与产业配置结构不佳密切相关。区域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越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会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形成人口对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劳动力资源就不可能与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达到有效的配置（王秀银 1993）。
如何解决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学术界提出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应该包涵的主要内容（张文贤 1987）。
（三）人口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如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为6.03，另外职业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荣志刚，郝福庆 1991）。
许金声（1991）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 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通过利用PQLI①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许金声通过对比研究推断，世界上其他国家PQLI保持在中国的水平，其人均GNP 应达到1345美元。此外，该文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喻以加强非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培养费用大小不仅与人力资源数量相关，也与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紧密相连。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费的9%，这与发达国家的20%水平相差甚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刘铮，段成荣 1989）。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冯立天等 1987）；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
（四）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上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涉及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产服务体系。“P-E-R”（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四大类：A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C类，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其中上述A大类和D大可分若干亚类（朱宝树1991，1993）。
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省区为A类；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这些地区的特点表现为实际人口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但经济容量相对而言却颇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B类，它们的特点是实际人口相对于当地资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载，但相对于经济容量而言却已超载；D类的省区最多，有贵州、广西、西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这些地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研究、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人口投资与人力资源素质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
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缺少不同观点的论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就明确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一个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博士论文《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①的动态过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范围和强度；二是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生成机制和根源；三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理想状态以及人口�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在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人口�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差额人均收入减损系数βⅡ②达0.58，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毛志锋（1995）以研究适度人口为基本思路，从中国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诸方面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平衡关系。与前面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通过对人口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历史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缘于人口增长的强度大小。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但上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1999）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①。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西藏、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的热门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由于这种投资是一种聚集性投资，因而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2）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相对增长较快，而健康投资则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停滞；（三）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其中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份额仅为5.16%，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四）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不够并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所造成的，它还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经济体制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改革不合理体制是提高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作用的关键。客观地说，上述研究成果对开拓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周天勇（1994）发现，中国受教育者的资本价值量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中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含的资本价值量分别为1920元、3447元、9678元和34426元，但由于现行体制结构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经济收益率却远没有所含的资本价值量的差别那么大，这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主要症结。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策障碍。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陆杰华 1999）。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资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9）
[中***分类号] S-9；C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2-0001-03
Abstract： In 2013， Chairman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initiatives of building "the New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 2014， He further proposed to form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community of destiny"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economic bel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bluepri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tea export to the New Silk Economic Belt will become a new normal. Based on the approach of the Grounded Theory，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results are analyzed to study the possible problems for exporting Chinese tea to the New Silk Economic Belt with progressive coding. Then， coping strategies are given from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subdividing the export tea market， regularizing tea planting environment and processing procedure with strict standard， and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habits of laws and cultures， and the detai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market opera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New Silk Economic Belt， New Norma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ea， Grounded Theory
一、引言
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迈入了新常态[1]。提出的新丝路经济带是“一带一路”的西翼部分，通过新丝路经济带可与沿线国家与地区结成“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在2014-2016年的***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要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从战略高度推动贸易均衡发展”、“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等。我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出口新丝路经济带是一个新的契机，充满机遇，同时也存在诸多挑战性问题。据国际茶叶委员会统计，2014年全球茶叶产量达502.6万吨，其中中国198万吨、印度118.5万吨、斯里兰卡33.8万吨，“一带一路”地区重点产茶国产量占全球总量超80%。全球茶叶出口总量达182.5万吨，其中斯里兰卡出口31.8万吨，中国出口30.1万吨，而全球茶叶进口总量位居前列的俄罗斯、巴基斯坦也在“一带一路”地区[2]。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地区的茶叶数量为7.15万吨，同比下降9.79%，出口金额2.74亿美元，同比增加3.7%，分别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和总金额的23.7%和21.5%。如何规避“一带一路”地区竞争问题应对茶叶出口挑战，将是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战略成功实施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扎根理论分析
扎根理论①是借助系统化程序从资料中提升理论，对某一现象进行研究并归纳式地引导出结论的一种定性分析方法。包括对资料进行系统编码；从收集的资料中生成概念；对概念进行比较后生成理论性问题；建立概念间的联系；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高度和变异度的整合性。最核心环节是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包括开放式、关联式和核心式三个层级编码。扎根分析已经在商业研究领域越来越普遍，为企业机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文借助扎根方法，从国家、行业与企业层面对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存在的问题进行逐级编码整理与分析，结论可为茶叶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借鉴。
（一）问卷调查与访谈
调查问卷选择我国茶叶出口第一大省浙江，采用互联网问卷、邮寄问卷、实地问卷以及委托问卷等方式，选择了30家茶叶出口企业为调研对象。被问卷对象为基层管理人员及以上②。发放调查问卷475份，收回389份问卷，剔除灰色信息答卷与无效答卷，有效问卷336份，实际有效率71%。基层、中层与高层管理者的问卷比例近3：2：1。被调研者学历皆为专科及以上，工龄在3年及以下的占到32%，3年以上的占到68%。进一步在调研区域选择5家业绩优秀的茶叶企业进行深度访谈，被选企业均龄为3年以上，本轮被访谈对象为每个企业总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③。
（二）逐级编码
问卷调研及深度访谈过程中咨询与请教了茶叶研究相关专家与学者，资料严格按照扎根理论和方法的规范要求，利用质化分析软件对资料进行三个层次的逐级归类编码分析（表1-表3）。样本数按照2：1随机分成2组，一组用以（2/3样本）编码分析，另一组（1/3样本）作为理论饱和度检验使用。
1.开放性编码。通过开放性编码分析可确定抽象概念类属的属性和维度，从收集的问卷与访谈样本资料中发现抽象的概念类属，进一步对抽象概念类属给以命名及类属化。通过开放性编码分析，从样本资料中抽象生成出60个开放性编码（限于篇幅仅以部分内容示例），如表1所示。
2.关联性编码。关联性编码分析可确定各范畴之间的关联度，通过查找与构建概念类属之间的关联性与差异性，逐步收缩样本资料中范畴密度。进一步对凝练的开放性编码进行关联性编码分析，最终得到12个关联性编码，如表2所示。
3.核心性编码。核心性编码分析可使样本资料信息进一步收缩凝练，最终集中到与核心类属相关的编码中，通过系统化对比分析已构建的抽象概念类属的理论程序，并关联性编码进行横、纵向与范畴化归类分析，给集中的关联性编码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再结合原始样本资料进行动态比较，最终提取3个主核心范畴（样本分析发现，核心编码主要集中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方面，本文暂定义为国家、行业与企业层面），如表3所示。
4.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理论饱和度利用一组1/3的留置样本，结果发现各项范畴已经发展完善，其中3个核心性范畴没有再发现明显的新关联范畴，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新初始抽象概念，因此可视为通过扎根方法对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的问题研究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策措施问题。我国***府对新丝路经济带的各种***策正向影响着茶叶产业的发展，可大大促进茶叶企业对新丝路经济带出口的业务热情。
（二）环境污染问题。一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影响着茶叶的生产与出口状况，天蓝、水清、地绿的环境更适合生长优质茶。我国目前已经在环境污染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治理，很多环境污染法律法规已经出台。绝大部分茶叶生产园已经被当地***府进行有效管控[3]，农药、肥料等也进行了统一集中管理，无性系良种茶园比例达到35%。
（三）文化习惯问题。新丝路经济带跨国文化差异容易导致理念冲突，影响茶叶出口贸易合同的订立。新丝路经济带沿线不同国家的风俗文化及消费习惯的噪音会影响我国茶叶企业的出口业务流程，增加企业出口成本和合作风险。
（四）市场拓展问题。我国茶叶种植与产出率较高，但茶叶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较低。加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纷纷涌入新丝路经济带茶叶出口市场，使我国开拓新丝路经济带茶叶市场面临较多对手。
（五）人力资源问题。向新丝路经济带出口茶叶需大批懂管理以及具备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外贸人才。出口的茶叶质量过硬，需要茶叶种植与生产的高技能人才。
（六）信息技术问题。信息技术是国际贸易的平台与载体，信息技术发达的茶叶企业更容易在新丝路经济带市场接单。茶叶出口会牵扯到知识外溢与知识转移，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管理至关重要。
（七）创新能力问题。SaaS④、PaaS⑤、IaaS⑥及在此基础上演进的基于云计算平台的贸易模式，促进了茶叶出口贸易方式的创新。随着云经济时代来临，大数据逐渐流行并渗入人们工作与生活的每个角落，OtoO模式给茶叶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带来较大的机遇与挑战。
（八）品牌能力问题。我国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茶叶企业相对较少，茶叶企业普遍缺乏品牌竞争意识，缺乏国际品牌竞争能力。新丝路经济带茶叶市场上拥有响亮品牌的茶叶企业在谈判时的话语权较强，能够争取到较好的业务源。
（九）合作能力问题。我国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茶叶企业存在“小、散、乱、弱”格局[4]。瓶颈性规模阻碍了整个茶叶行业的发展壮大，还会形成茶叶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与内讧。合作能力风险主要在于茶叶出口企业间做不到资源共享、利益共沾，彼此内在联系少，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
四、有效应对的策略
新丝路经济带的提出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更近了一步，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不可小觑。在“走出去”战略的驱动下，我国与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合作会更加广泛与密切，上述问题发生的频率将越来越高，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刻不容缓。从国家、行业与企业三个层面探索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第一，在***府的顶层设计下细分茶叶出口市场，针对新丝路经济带沿线不同国家与地区开展更具专业性的茶叶出口；第二，严格规范茶叶的种植环境与生产流程，特别是对茶叶生态园与产业园做到科学统筹规划；第三，掌握新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济特征与法律文化做法等，熟悉对方消费市场运营细则；第四，在新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建立茶叶生产与销售子公司等，将出口转化为内销，弱化国际茶叶市场的竞争意识；第五，加强茶叶生产与外贸的人才培养，提升茶叶产业人才的综合素养，行业协会指导高校与社会机构培养对口的茶叶综合人才；第六，强化互联网环境下对茶叶出口企业的安全与数据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保护；第七，领悟“互联网+”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质，注重云计算平台下电子商务对茶叶的促销作用；第八，采取“1+1模式”，将茶叶出口品牌化锻造，即一方面塑造中国茶叶品牌价值，另一方面让国际茶叶市场体验到中国式茶叶品牌的亲和力；第九，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重组、收购兼并等方式，诞生大型茶叶出口企业，或通过战略联盟，在茶叶协会帮助下抱团出口，实现茶叶出口资源最优化。
五、结论
扎根理论属人类学应用学科，主要利用应用人类学常用的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帮助决策机构找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本文对中国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的问题研究正是遵循扎根理论方法，对茶叶出口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并对企业进行深度访谈，找出了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构筑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为茶叶相关组织做出出口决策提供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茶叶出口地区与出口企业较为分散，从业人员平均薪酬与其他行业相比不占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差距及个人收入差距逐步变大；还有，一些茶叶企业难以高薪留住高素质外贸人才，可能导致企业高级人才流出；再有，向新丝路经济带出口茶叶可能给我国茶叶产业带来多元文化与价值观的深度冲击。
[参 考 文 献]
[1]张占斌，周跃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若干问题的解析与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15（1）：34-38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10）
中***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9-0034-04
收稿日期：2008-04-22
作为我国改革的前沿阵地，广东省在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实力、市场环境得到了大幅提升和改善。目前广东省的GDP总额已经占到全国的1/8，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在我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广东省在对外贸易方面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进出口贸易额对外贸易顺差额均排名全国第一，2007年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30％，外贸顺差占全国的4成。同时，广东省的市场化程度与其他省份相比也比较高，藏富于民的发展模式使其内需相对旺盛。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对广东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不断蔓延，从而引起外贸的不确定性增大，这就为高度依赖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府一直引导启动内需降低对高度依赖外贸可能带来的风险。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国内经济排头兵的广东而言意义更为重大。
一、文献回顾与评析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基础性问题。理论上讲，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发挥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就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刚好相反。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理论上存在着“贸易促进论”与“贸易促退论”之争：Sachs ect(1995)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减少失误，形成一种特殊的赶超效应，从而可以使本国的经济迅速地得到发展。Prebish等人则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处不平等地位，贸易产生的收益大部分为发达国家获取，对外贸易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阻力。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更多地体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还没有专门的、成熟的理论对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探讨。
实证方面，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国家1960-1973年间的数据，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Jung Peton&Marshall(1985)发现只有4个国家的出口引致经济增长，而37个发展中国家并不符合传统的假设。Kamnaratne(1994)、Sachs和Waner(1995)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后期，经济学者们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Helleiner(1996)、Bleaney(1997)等人的研究，得出了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此外，Chow(1987)、Dutt和Ghosh(1996)等人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中性的结果。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内经济增长与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上。林毅夫、李永***(2001)利用回归分析来估计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邓平宇(2006)、杨秀琴等(2005)从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广东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进出口都对广东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徐映梅、田静(2005)就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做了研究，得出了国内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展原因的结论，但该研究对所运用的数据并未进行任何处理。云松(2007)研究了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
理论上，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区域在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两种贸易形式可能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大小会有所不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贸易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广东的经济实力、市场化程度，以及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会使国内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因而有必要将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进行比较。
二、实证分析
(一)检验方法
本文将比较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依次通过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回归分析来考察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变量、数据选择
本文广东的经济增长用广东的GDP增长率来表示，对外贸易用进出口总额来表示，分别用进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来表示，国内贸易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其变动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GDP增长率、进出口增长、进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都采用水平数据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来衡量，即分别用lnGDP、lnJCK(进出口增长率)、lnJK(进口增长率)、lnCK(出口增长率)、lnCNMY(国内贸易)表示。
在进出口数据上，由于存在海关统计口径和外经贸委外贸业务统计口径，两个统计口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对外贸易中能够获得较为一致的数据为1987-2006年之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1996～2007年各期广东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1、相关性分析。
首先看GDP增长率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EVIEWS软件计量见表1：
仅仅从相关系数看，广东GDP增长率与国内贸易的相关系数高达0.9，远远高于其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GDP增长率与进出口、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接近，都不是很高；进口与出口之间相关系数也较高，达到0.66；国内贸易与进出口、进口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于其与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0.36。
2、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因果关系检验，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各变量是序列平稳的，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本文发现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结果见表2：
由于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无法检验其
格兰杰因果关系，只能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各变量进行简单的回归，再检验其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后的结果见表3：
仅仅从简单的回归结果看，国内贸易对广东GDP的解释力远远高于无论是以进出口总额、进口还是出口衡量的对外贸易变动，其R2高达0.819。
下面进一步对表3回归方程中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期发现GDP与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结果见表4：
结果表明，各回归方程的残差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这就表明，广东的GDP增长率与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国内贸易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进一步对表3中的回归方程建立ECM模型，结果见表5：
从ECM模型的计量结果看，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这表明无论短期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还是国内贸易的短期变动对GDP存在正向影响，并且短期调整系数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在仅仅考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的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约40％可以被修正：仅仅考虑国内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80％可以被修正。
三、简要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相对对外贸易而言，广东的GDP与国内贸易的相关性要高得多。国内贸易的变动可以解释广东GDP变动的约82％，而对外贸易的变动仅能解释广东GDP变动的40％左右：广东GDP与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无论是进出口、进口还是出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进口、出口对广东GDP相关系数、促进作用区别不大。这似乎表明广东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靠国内贸易。但由于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中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后对区域内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最终作用于国内贸易和经济增长。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对外贸易之间对国内贸易、消费、投资的影响。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广东市场化程度较高、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使国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数据上看，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广东经济发展和外贸***策提出以下建议：
人口与经济论文篇（11）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环境资源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人口与社会***策的制定与调整,人口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对人口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的深刻认识,已成为制定和调整人口与社会经济***策的先决条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第一人口大国,开展对人口现象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即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是***府和学术界一项长期的任务。为此,必须拥有一支具有一定学历层次,尤其是硕士层次及以上的人口学专业人才队伍,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但由于我国大学本科阶段未设置人口学专业,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生大都来自于相近专业或专科层次的其他专业。他们知识面相对狭窄,人口专业基础薄弱,科研实践能力欠缺。将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人口学专业高级人才,关键是科学合理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学课程体系,通过严格、优化、系统的课程教学来弥补知识上、能力上的结构性缺失,奠定好人口学及相关专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围绕着培养人口学专业高素质人才的目标设置课程
人口学硕士专业旨在培养能够从事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本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人口学的基础理论,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能够正确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规律,树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意识,并熟练应用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认识人口问题,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建议。本专业的学生要德、智、体、能全面发展,既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人口学专业知识,又具有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相关学科的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汉语写作能力。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应该具有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与教学的能力,也具有在统计、计划生育、公安户籍、规划、保险、市场调查、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为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必须满足培养目标。
首先,要明确人口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人口学旨在研究人口过程及其与社会、经济、环境等相互关系,它集人口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人口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策研究和现实人口问题研究于一身,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本专业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内容包括人口理论、人口***策与人口管理、人口统计与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健康等。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人口与劳动力资源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人口文化与生育文化、人口调查与分析、人口与市场研究等。明确了研究方向使课程的设置更具导向性、整体性和应用性,使学生在全面了解人口学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人口学的工作的理论、方法、技术,具备对人口现状的分析,科学地预测人口的未来动态实际技能,从而胜任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
其次,对人口学专业课程进行分类设置。人口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具有交叉关系。同时,人口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也需要借鉴和运用其他比较成熟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所以在课程设置时,应该将人口学专业的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和应用课程三个版块。基础课程包括: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方法――SPSS应用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是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相关资料的理论与方法,并借用这些理论与方法从事人口研究。核心课程包括:人口理论(包括西方人口理论)、中外人口思想史、人口发展史、人口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发展、人才资源开发、人口管理与人口***策、计划生育、人口文化等。专业核心课的设置要涵盖人口学科的主要方面,包括人口理论、人口研究方法、人口思想史与发展史。应用课程主要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人口环境资源经济学、工商人口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应用课程的教师和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应以人口研究课题为重心,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带领学生深入人口社会实际,开展调查与研究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通过三年的学习与实践,较扎实地掌握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其进行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研究,并提出解决的对策与建议。
二、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
人口理论是解释人口变量之间及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①。它研究人口变动过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人口现象的分析,探讨人类社会共有的和各个社会形态特有的人口规律,包括有关人口、人口过程、人口变量的基本概念,确定人口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其他人口学科提供一般人口理论支撑。人口理论在人口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口学和人口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人口科学作为一门以数量为特征的科学,决定了人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数量科学的特点,即注重人口总特征的数量关系,同时还具有实证科学的特点,即具体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这些特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必须注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一般形式的结合,是体现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上,理论方面开设中西方人口理论、马列主义人口原理、中国人口思想史、西方人口思想史、中国人口发展史等核心课程,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的思想渊源,人口发展的历史和人口学的科学体系及其特点,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立场、观点、方***及评价事物、判断事物的标准来分析研究人口问题和人口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方法方面开设人口统计学、人口调查方法、人口分析技术与应用、人口资料评估与研究、人口专业英语,使学生较熟练地掌握人口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去分析和研究人口问题,同时能够阅读人口学专业英文资料,以开拓研究视野。二是在实践教学上,以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为基础,加大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开展人口问题专题研究,研究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环境资源等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分为若干个课题组,就一个人口专题深入社会、民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学会运用所学的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去探讨我国现实的人口问题,比如人口总量和人口各个变量的发展等人口现象都具有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像人口的出生率、人口的死亡率、人口出生的性别比、人口死亡的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等在无干预的自然状态下,是相似的或相近的,但任何人口现象都会受到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使得这些人口现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出现不同的人口问题,需要人口研究者分析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的人口特征,寻求破解人口问题的对策。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这是提高人口学专业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注重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
人口学科具有完整的学科体系,不仅包括人口理论、分析方法、分支学科,而且包括对人口过程作历史考察的各门学科,即人口发展史、人口思想史、人口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古人口学等。了解不同生产方式下人口现象与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变动状况和规律,掌握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历史演变,以及先贤们对人口现象与问题的观点、理论与学说,这对于认识人口发展的现状,预测人口发展的未来,总结人口发展的成功经验,吸取人口发展失败的教训,判断人口思想的发展趋势,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策,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在设置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时,应开设人口发展史,使学生了解历史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和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人口的结构和人口的分布;开设人口思想史,旨在研究有关人口现象的观点、理论、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人口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各个历史时期人口问题与人口思想的关系,掌握人口状况决定人口思想和人口思想反作用于人口状况的原理,掌握先贤们在人口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为探索现实人口问题提供思想材料,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人口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包括解决人口问题的积极正确的观点,为我们解决现实人口问题服务。正如恩格斯所说:“问题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②对现实人口问题的研究,对人口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历史人口发展的把握,离不开对人口思想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构建人口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只有把握好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才能使这一课程体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发挥人口学科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注 释:
①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61页
②马克思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人民出版1972年版.
参考文献:
[1]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