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中日教育论文篇（1）
本文试在理论层面上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日语教育中的异文化理解进行讨论。首先是在文化独自性的质疑声中，探讨文化类型化和文化差异论是否妥当的问题；其次是针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展开讨论；最后是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念出发，探讨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一、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
1.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存在的问题。日本关于日本事情教育的研究，涉及了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独自性持肯定态度的相关分析；传统的创造和虚构性；作为日本文化比照物的美国社会存在等等内容（小川.1996）。其中许多研究阐述了日本文化独自性观念的危害性和复杂性。日语教育不仅与日语、日本文化相关联，对语言、文化的本质，包括其形成进行历时性考察至关重要。若要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一定要涉及到已形成的文化和语言，这样作为非常不安定的文化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因此，对待语言文化不仅需要慎重处理，还要对把文化类型化来分析其差异性的做法的妥当性提出质疑。下面，对在异文化理解教育中经常用到的差异论问题，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随着关于文化差异知识的异文化间交际出版物的不断增加，让人们更加忽视了与外国人的共通性，留下了更深刻的文化差异印象。结果，“原来以消除异文化间交际障碍为目的出版物，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反而成为了一道文化屏障”（吉野.1997）。当日本人和外国人在交际中出现困难时，则容易将其归咎于文化，说外国人不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不能说文化差异论的提出者、传播者、接受者均为民族主义者，但是可以说明“异文化间交际和文化民族主义是内外一体的关系”。因此，这就警示我们要时刻关注文化民族主义扩散的可能性。
理解差异的确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过于片面化了，如果考虑到真正的共感是理解达成的基础，我们就不得不对运用差异作为材料来进行异文化理解的做法抱有疑问。作为文化类型化中间媒介的日语教师，应该事先意识到“因差异化而被类型化的文化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差异化了”。差别问题阻碍了理解的共生，“讨论差异无助于差别的消解”（吉野.1997）。日本著名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认为：差别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东西（江原.1985），拘泥于文化差异的争论无助于差别的解决。
2.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对异文化理解的负面影响。在此，我们不是将差别看作是心理上的或是认同上的问题，而是强调把握其形式侧面的重要性，不要忽视了问题的本质部分。关于差别和差异，正是因为“被差别者”也同样被置于“差别”事实的面前，所以其情形是多样的，从而也说明“差别”不是以“差异”为根据的。在日本事情教育中我们有过这种经验：当我们和某个“被差异”集团的成员开始交往，后来发现对方是归属某个集团的一员，有时便会带有一种意外感。相反，当我们事先知道某人是属于某个集团的成员而继续和他交往，直到后来双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同时注意到那人原来是属于怎样的集团的。差异和差别的理论存在于个体当中，正是讨论差异的要求导致了“差别”理论的产生。就是说，运用差别理论解决问题就如同解决“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差异”认识一样于事无补。
差别是一种从本质上的排除行为。从差别者对被差别者毫不关注的日常经验来看，可以说差别的排除性是内附的一种东西。因为差别者将被差别者排除在外，所以也不想去考虑差别者带有何种差异。也就是说，差别是非对称的。所以对差异的指出及评价，反而可能会强化这种差异，从而说明使之差别化的论据是不成立的。因此，江原认为“差别就是让人们不要看到这种差别存在的一种装置”（江原.1985）。
非对称性的原因是由于差别者一方面设定范畴，将自己与被差别者的界限设定。一方是无目的的，而另一方带有目的性，所以，提示差别的责任由被差别者承担。然而，原先因差别者的范围划分而导致的被差别者的差别提示，就从这种装置出发而又回归到这个装置，成为了装置本身的一种行为。另一方被划定范围的人，当被问到“你是属于哪个范围”的时候，也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说，被差别者被镶嵌在差别的构***之中。即便说：“不是将你差别开来，我们对谁都一样”，被差别者要从这个构***中脱身出来也并非易事，从而对自身感到愤怒，带有一种焦燥感。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差别理论”不是对“差异”的实体性把握，或是如江原所说的感情、***的印象之类的问题，而是“差别理论”形式上的论述，不过是种高明的自我记述的小把戏而已。差别不是差异的根据，如果按照希望者那样创造出差别理论的话，讨论差异就成为了差异的再生产。关于***的印象，江原认为将“***的印象”语言化是确实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样应该放在揭露“差别理论”的把戏和增强“反差别”的理论上去（江原.1985）。江原指出了“差别理论”的脆弱性。异文化理解和多文化主义就是文化容许、承认差异、谋求共生的行为。这种理解警示我们要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方式与人交往，并需要反省、批判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种差异？
关于差异，对以某个范畴而划分的N个个体或集体来讨论差异问题，是以特定的个人或集体自身的标准来将之范畴化的，因而会导致如下情况：一是恣意引入的范围界限标准模糊；二是无视个人之间、集体之间的活跃的交流交涉；三是从时空上以固定的模式来把握对象。由此看来，讨论差异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而且讨论差异（范围化）就是重蹈差别论的覆辙。
以上，通过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的观点对文化的固有性和差异论的观点进行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异文化理解”本质上就是如何构建个体间关系的自他双方的相互理解问题。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对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之上的。
二、对“语言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理论的质疑
在日语教育领域中，认为语言学习就是文化的学习的大有人在。一般认为：日语习得和日本文化习得难以分开。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观点，从日语、日本事情教育这种名称就能体现出来，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是语言教育，后者则为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对日本文化带有独自性疑问的主张对日语的独自性也因同样的理论而存在异议。诸如日本文化是因与他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观点一样，日语也是因差异化而产生的。欲讨论日语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的观点，最好先思考一下日语、日本文化独自性本身存在的疑问。
关于语言和文化是否关联这个问题，在日语教育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本文在此不予涉及。我们想讨论的是在认为两者相关联的前提下，探讨一下日语教育对日语教育研究的影响问题。
首先，与当前日语的普及程度相比，若剔除文化因素，日语是否有更广泛被使用的可能性？其次，研究者不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关联持有疑议，并以此为前提来观察语言现象时，如果认为那是与某种文化事象相关联而武断地做出结论，就容易犯让自己轻易下结论的毛病。
关于前者，以英语为例来说明一下就容易明白。英语是世界上相当广泛传播的一种语言，但却将其文化性看得很淡薄。也就是说，语言的普及与语言即文化这样的模式存在矛盾。关于后者，在日语研究中，根据不对日本文化论采取批判的态度，研究者采纳的文化中会不自觉地步入自己“客观”发现的的语言现象的后尘，并采用文化的概念，又让本应该加强分析的文化论成为讨论的依据。许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判。
因此，不要在语言即文化的模式中自我完结，要将它们作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置于个体的水平上来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日本事情中文化的处理需要从将文化看作是集体性的观点转变为个体性的观点，转变为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
三、朝向学习者中心观、文本观和教师观的异文化理解新转向
关于文化的议论中，终始于日本人论的文本批判对接受者、消费者的分析很缺乏。社会学者指出：区分文化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很重要的。要摆脱文化是总体性、综合性的观点，转向关注个体的受容方式，其中作为个体的文化消费观点也和日本事情中的文化观点的变化相关联。
将生产和消费分开指的是：在说明日本人论现象时，对总体论式的日本人论进行批判的研究者本身也会对自己拘泥于对总体论式的知性文化状况进行重新思考。也就是说，担当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没有将一般的文化论消费群体考虑进去，只是凭自己周边的情况擅自联系，妄下结论，从而导致了诸多弊端。不过，我们也可以将这两者的关系比作是教育中的教材或教师和学习者的关系。文化论一旦作为文本引入到日语教育，消费者就是读者、听者等学习者。在文化学习中，从能动的听众、读者中心的观点出发，有观点认为唯有读者可以制约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从这两者的非对称性出发而夹在其中的“他者性”的关系不一定是处于优先的位置，相反，它需要学习者一方的同意且处于不得不从属于学习者任意选择的弱势地位（柄谷.1997）。
在日语教育中，也有论及阅读是如何进行的。站在上述立场之上，“阅读”就是把文本作为媒介，读者在心中书写另一个自我的文本。读者按照其任意的阅读方法，对阅读文本重新建构成自己的不同文本，是一种积极能动的相互对话行为。各种各样的学习者以文本为线索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将文本作为引发新创造的契机来把握文本。这种将文化、文学的游戏性引入视野的文本观，要求教师与学习者的关系有一定的灵活性，或者说要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发展。
按照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对于同一文本不同学习者所表现的理解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学习者的文化认识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使不能直接理解，也仍需要继续与文本的“对话”活动。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点来考虑的话，说到底是作为异文化的文本或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对话，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要抛弃总体的、综合性的文化，转向为把文化作为个体的异文化，教师和学习者是相互对等的关系把握上了。
四、结语
本文在理论层面通过对日语教育中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探讨了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围绕语言和文化的关联性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阐述探讨了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新转向。对“类型化日本文化的学习”进行了批判性论述。通过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文化学习终究是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自他双方相互理解的问题。文章从开始就明确了日本事情要从类型化的总体性文化观转向作为个体问题的异文化理解，是对日本文化理解上的根本性修正。由文本是什么而引发的对学习者中心观的再思考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日语和日本事情教育要从自己诞生的土壤和文化的狭小文本中抽身出来，朝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方向发展。意识到这点将具有崭新的意义。由于我们不能对学习者寄予太多的期望，所以教师应该承担的使命更加重大。双语教育学者J・卡明哲认为：教育者自身是在一般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定义和认同自己的作用的。作用定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主张教育者自觉、意识化的重要性。教育的成败最直接的因素在于教师，教师对自身认识的缺乏，必须引起关注。以上研究涉及了许多对学习者的讨论，但是对于教师，尤其是对教师内部相关的教育研究很是缺乏，我们意识到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在以后的课题中进一步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 小川贵士.『日本事情教育の一座としての日本人『ICU日本教育研究センタ要国际基督教大学日语研究教育中心，1996.
［2］ 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M］.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7.
中日教育论文篇（2）
一
就幼儿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研究而言，日本采纳的是一种内在引导和外在传授的教育思想。认为孩 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的过程，这种适应具体地表现在外在和内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而所谓的内在化和 外在化，只有用综合的方式加以推动引导，儿童才能得到均衡的健康发展。（注三）
所谓外在教育领域，是指环绕在幼儿周围的外部世界。它具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外在教育的内容主要包 括知识、技能、习惯等等。因为成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无论是制定教学计划，还是进行教学评估都 很容易，传授给幼儿往往也能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这些外在教育内容，在被孩子们接纳为个人经验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充分的想像、丰富的感情 ，幼儿把握的不仅是外在的秩序和法则，更是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这样外在教育就深刻影响了幼儿内在世界 的形成。
感性、洞察力、想象力、欲望等等正是这个性化世界和形象思维领域的内容。在这个内在世界里，无论传 授还是评价都是困难的，而引导也许是一种更为适当的方式。
因此，教师只有通过观察幼儿的作品，感受幼儿的欲望和感表，方能窥探其心灵世界的秘密。不管是幼儿 的绘画塑造，还是造型性游戏活动，都可以说是完全以这个内在化世界为中心的活动。
就中国的情况而论，幼儿美术教育***后才开始注重“开发幼儿智力、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发展”这类课题 的教学理论研究（注四）。89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学前教育 的发展，开始运用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规律，来指导教育实践，注重教育过程中幼儿的主体地位和 教师的主导作用，并重视了对游戏理论的研究。但是，我国在感性教育领域，尚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对幼儿 美术教育的内在化特点及其在幼教中的重要地位与功能尚缺乏应有的了解和重视。其表现在：
1．在整体上尚缺乏对幼教美术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尽管美术教育在幼教中处于主要地位，但是我 国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只开设幼儿的语言教育、数学教育和科学教育课程，就是没有美术教育的理论课程，幼 师系统也同样如此没有美术教育的一席之地，这种状况造成我国幼儿美术教育理论薄弱，难以指导教学实践， 把握幼儿美术教育的学科特点。
2．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少数研究者认为幼儿绘画是一种特殊的理性活动，即一种把感性形象和具有一般 共性的概念融合在一个统一的认识性陈述中的理性活动。因此得出教学指导和评估要用理性分析和计量的方法 来进行，根本忽略了主观情感的作用和内在引导的重要原则与指导方式。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二
就幼儿美术教育的教学法来说，日本教育界认为孩子们的绘画表现，制作手工物品的造型能力反映了幼儿 不断成长的过程，并作为个性化的创造性表现，鲜明地反映了孩子的内心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对知识技能、 欣赏习惯等等外在传授的忽视。以为在造型活动上，对于感情、感觉、形象思维、想象的世界，教师是无法教 授的，只能采取引导的方式。倘若说培养能够不断推进的话，那么指的是与知识、技能、欣赏习惯等有关的范 围。
日本的这种教学法可能是受了我国传统的禅宗思想的影响。禅宗宣传自性是佛，莫向外求，主张依靠本体 的自力达到开悟成佛。禅宗的法师崇尚引导，他们往往通过讲述公案等旁敲侧击的方式使人开悟，有时甚至在 无语的境界中让弟子感悟道的存在。例如日本传统的能乐大师世阿弥，在他的修道品位思想中就推崇自证自悟 的学习方法。世阿弥套用了佛教中所谓的“色即是空”的观念来形容这一方法。所谓“色”是指凭借感觉捕捉 到有形技能的存在，而“空”则是指依靠自悟自证的方法印验无形的客观规律。（注五）为了具体剖析日本的 这种教学方法，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
1．在教学指导原则上，日本十分重视幼儿造形表现过程中的三环节，即形象思维、技能运作和传达内心 活动的环节。具体地来讲：
首先“人是根据形象思维行动的生物”（注六），因此形象思维决定了人们造形表现的意***，意味着教师 在指导上，必须使幼儿鲜明地浮现出这个形象，而后才根据形象进行描绘。
其次，即使形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并不等于孩子已将它移到了画面上去。孩子必须借助于各种造形语言 ，材料工具将它转化为绘画或雕塑。例如依靠画纸、彩色铅笔、颜料和绘画材料的共同配合，在二维空间的画 面上表现出三维立体的***式。因而孩子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彩色铅笔、如何调配色彩，如何组织画面的构成等形 式语言，否则绘画就不能“物化”为表现媒介。因此，教师必须仔细观察孩子们的表现活动，在技巧和方法上 给予指导。技能指导仍然依赖于现场直观的教学和掌握的成功经验。但是如果教师过于强调技术指导，而孩子 们又没有热情，那么表现活动将不再成为孩子满心欢喜期待的东西。因而技能运作环节的指导关键在于让孩子 明确绘画技巧和制作技术，通过反复地实践与改进，达到掌握各种表现方法及其步骤程序。
第三、幼儿的造形活动同时具有本能的表示和主观的表现的特征。正如婴儿的啼哭是本能的表示，演员的 哭泣则是主观有意识的表现那样，后者表现含有传达个人情绪意识的意***，而前者几乎是由本能控制的。无论 在幼儿的涂鸦期，还是前***式期，以及象征期的绘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本能表示和主观表现的因素。孩 子将绘画作为一种与外界沟通的语言，他们把自己看到的事物，思考的内容通过绘画表现传达给观众，接受者 观赏之后内心产生感受，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孩子，幼儿从而确认了对自我的认识，并感受到表现的喜悦。因 此对幼儿的这种内心传达，日本的学者认为在指导上要采取亲切和蔼的态度。从幼儿的角度来阅读理解儿童们 在绘画中所传达的内心世界。通过这种传达的心灵沟通与共鸣，就能鼓励和激发幼儿新的表现欲望，从而达到 培养创造力和陶冶情操的目标。
2．在教学指导的要点上，日本着重以下四个方面：
（1）从游戏来看，主要以幼儿自由描绘为主，提供必要的与幼儿心身发育相适应的题材；
（2）根据故事来表现的题材，则不拘泥于真实，让孩子在自由愉快的表现中，选择造型单纯、组合容易 的内容。
（3）从生活体验中引发的表现，在开始构思阶段，就要使形象思维明确化，并把它与自己准备的有关材 料和工具、表现手法联系起来。要求表现的内容能被他人接受，并且有相同感受的理解。
（4）经由观察萌发的表现，重点是突出有关对象物的具体感觉。采用何种观察方法，什么时候来画、画 什么、怎么画，这些都是指导教学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的幼儿教学法而论，认为幼儿的绘画包括观察、想象和表现三个过程。观察是绘画的基本和前提； 想象是幼儿把观察到的对象融进自己的认识、情感、重新加工的过程；表现则是孩子把经过想象后的事物用造 型手法表达出来。此外，在教学指导原则上有以下特点：
（1） 注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通过幼教实践，探索教与学的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性、系统性 ，又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2） 突出了教学过程中幼儿的主体地位。强调教师激发、诱导幼儿在活动中的主动性，使孩子们在造 形表现的实际操作中发展各种能力，萌发多方面的兴趣，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 把学前时期基本活动的游戏作为教育的重要形式，突出幼教教学的特点，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幼儿 身心和谐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4） 强调充分运用生活四周的各种资源来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强调利用乡土材料，由教师发动 幼儿一起制作玩具、学具和教具。这样既有利于启发孩子们的创造性，又符合我国的国情，继承和发扬因地制 宜、勤俭办园的优良传统。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则注重以下几方面：
（1） 着重发挥范画应有的作用，并注意启发性的示范和讲解，用后及时收回范画。
（2） 重视美工教学与生活、节日、游戏和其他学科的教学紧密配合。
（3） 在教学中，要求幼儿坐姿、握笔姿势正确、重视作业常规的训练。
但是，在实际教学中，示范和范画经常出现成人化的偏差。例如所谓“简笔画”，它原本是成人对客观事 物的一种概括的程式表现，将它作为范画和教材，无疑是在禁锢、扼杀儿童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情感表现。但是 这种有违于启发引导儿童观察表现事物，阻碍幼儿认识事物和情感表达，并违背教育规律的教材，竟然会被定 为电视教材、获教育***书奖而盛行一时，可见科学的教学指导尚待确立。此外，当年陈之佛先生反对的“大人 们常常以自己的趣味加之于儿童，常常以临画为唯一的教画的方法。”（注七）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一些儿 童画大赛，均以临像某家某派程式为能事，背离了美术教育的本质功能。干扰了幼儿美术教育的健全发展。
三
就幼儿美术教育的内容而论、日本是根据幼儿绘画发展的不同时期来展开教学内容。
在2—3岁时，采用在物体表面着色；将纸蒙在表面凹凸不平的物体上用铅笔拓印；拼贴布贴画；用粘土 或橡皮泥捏成各种形状等，都属于造形性游戏的教学内容。
在4—5岁时，则运用寓知识于兴趣之中的游戏方法，通过阅读小故事根据体会作画，依据孩子的生活体 验来描绘使自己感动的事物，通过各种角度观察对象，并描绘出自己的感觉。
在5—6岁时，则转变为采用不同纸质或不同形状的纸进行游戏表现，加深幼儿对材料和形状的认识，按 照自己的构思故事作画，扩展游戏范围，并以此作为表达的题材，描绘自己热衷欣赏的事物。
总之，日本选择内容注重幼儿绘画要体现其游戏与生活，从而引发幼儿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可以说这种 安排还具有指导幼儿生活和精神***的功能。
就中国选择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围绕着认识、情感和表达，这三个幼儿美术活动的要素而展开。知识化、 艺术化和游戏化是其特点所在，具体而言：
（1）3—4岁时，绘画内容大多安排为添画，将不同的线条与形状，形状与形状等编排成不同的单元， 泥工、折纸课题则着力于基本方法的学习。
（2）4—5岁时，主要以观察、表现、制作生活中的动物、蔬菜、食品等内容。将知觉能力的形成和发 展作为课题编排的内在目的。力求通过美工教育促进幼儿空间思维的发展，丰富幼儿的绘画语言。
中日教育论文篇（3）
1.1从日常生活中扑捉赏识的素材
教师要“有意”地发现、寻找、创设“有情”情景。比如，在我带的班里，总有学生自告奋勇地打扫年级办公室o只因我在班里说了这样的话：“今天办公室特干净，还为每位老师的水杯里倒好水，老师一下课就可以喝，对于嗓子冒烟的老师们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老师们心里都是暖暖的，杨某某，太好了，听到老师们夸你们，感觉太棒了”o接下来，正如预期中的，办公室每天都干干净净的，老师们能经常喝到我们班准备的爱心水杯。而且，那天被我表扬的同学在学习方面明显积极了很多。这比我们刻意地安排值日效果好很多。班里还有一位小男孩，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这让刚接班的我头疼不已。我尽量说服自己不要看他的成绩，忘掉的他的各种小毛病，换个角度去观察。终于有一次他做值日的时候，找着机会表扬了他。通过不断地这样的机会，期末他的数学考到了90分。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好的开始。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忘掉成绩，忘掉所谓的纪律考核，去掉成绩这把紧箍咒，这样的素材在日常教学中随处可见0
1.2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实施赏识教育
（1)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得到赏识。面对老师，课堂上学生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有一部分能充满自信，还有不少学生状态不佳。有的自卑，有的害怕，有的紧张，有的懒惰。对这部分学生来说，课堂上找不着真正的快乐。教师要通过赏识让这些学生获得自信。把微笑带进课堂，把满含着信任和期待的目光给学生。引导，启发，鼓励学生，赏识学生的表现，承认学生的差异，更要欣赏学生的差异。允许学生失败，鼓励学生尝试失败。在我的课堂，我经常会用这样的评语评价一位没有给出正确答案的学生：“太好了，就需要这个，你为大家举了个好例子”。或许这道题我刚刚讲完，他没有认真听讲，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在老师的心里他并不是差生，而是很有潜力的学生。
(2)播撒宽容和真诚。日常生活课堂上，学生难免犯错。他可能没认真听讲，甚至还和旁边的同学讨论，说话。此时，我们的严厉训斥，唠叨说教，只能起到一时之效，有时甚至还会引起学生的叛逆心理。此时不焦不燥，温暖的关注，恰当的幽默或是潺潺的细语，使学生的心灵受到触动，错误得以改正，这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艺术。教师的宽容，可以缓和师生之间的紧张局面，转变学生的叛逆心理，防止学生产生抵触的情绪。使“严”收到最佳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像对待上帝一样对待学生。用生命的激情去创效另一个美好的生命。以宽容大度作为自己的工作艺术。
(3)日常生活中以肢体语言来表达欣赏。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师生之间也许不适合用语言来交流，或者用语言表达不到的效果，这时，老师的一个动作或表情也许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例如，当学生有了烦恼或遇到不开心的事。老师可拍拍学生的肩膀，用一些安慰的动作加上面部表情来安慰学生，鼓励学生尽快走出困境。有一次，在我的课堂上，一位学生给出了精彩的回答，我直接走过去和他击掌，并用夸张的语气说:"great,wonderful"，这位学生很受鼓舞。
中日教育论文篇（4）
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明治维新对于整个日本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此，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对这一时期成果的研究，虽然还是以介绍为主，但是相比江户时期，对这一时期的介绍更加详细、深入，不再只是对历史知识的再现，还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成果有:王智新的《日本的道德教育》［9］，姜辉的《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武士精神の様態についての考察》［10］(明治时代武士精神的演变)，张凤莲的《论日本教育中传统道德思想的渗透》［11］，孔祥宏的《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12］，尹贞姬的《教育敕语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启示》［13］等等，这些文章对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演变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综合以上诸多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内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启蒙与封建帝国主义的传统并存发展;由学制令向教育敕语的转变迎合了日本天皇制的统治需要，成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大纲;修身教育制度由最初的从属地位跃居为主导地位;***国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变质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国民的主要道德标准。另外，这一时期日本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对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影响也是我国学者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王建平［14］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时代日本道德教育观念对国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治教育学》［15］第三章第一节，陈立思的《比较思想***治教育学》［16］第四章第一节，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治教育比较》［17］第十章等，这些专著都对明治时代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我国比较思想***治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民主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这一时期关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研究方法也由单一转向综合，研究视野、范围更加开阔，研究的深入程度与细化程度更加突出。归结起来主要有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特点、现状、环境等方面。研究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论文都有所涉及，虽然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学者们主要从有利于教育对象与社会发展的视角说明日本道德教育目标的现状。张德伟等人的《从培养丰富的心灵到培养丰富的人性再到培养人性丰富的日本人》指出，日本德育方针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教育改革以来，道德教育的目标重心由重智不重德逐渐转向注重个性发展以及丰富心灵的培养。［18］王超的《比较德育学》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优越感的人，形成民族认同，使全体日本人具有民族意识。［19］曹能秀的《当代日本小学和初中的道德教育述评》对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了较全面的归纳，主要有四点:培养忠诚于国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公民;培养具有基本道德素质和社会公共精神的公民;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发展学生个性，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发展。［20］王丽荣的《近现代中日道德教育目标比较》认为，日本在道德教育目标上实现了从过分强调外延较广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本位向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并重的转变，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同时对社会体系的健康运行产生积极影响。［21］饶从满的《关于道德教育中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基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目标与中国德育目标虽然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德性，但日本道德目标更多体现为一种有利于在社会生存的人格特点，强调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作用，而中国则将其认为道德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品德。［22］牛立忠的《浅论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经验和启示》认为，无论在哪个学龄阶段，日本道德教育目标都注重道德意愿、道德态度、道德判断力、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以对心的教育为核心。［23］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内容，研究者均有所提及，并且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大致相同，但实施的力度却越来越大。史忠媛的硕士论文《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体系研究》提出，日本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个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国际化教育、劳动教育五个方面。［24］耿华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包括自身培养、与他人相处、自然和崇高事物、集体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25］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认为，在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道德教育内容呈现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趋势，加强了文化传统和爱国心的教育，注重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26］在中国任教多年的日本学者奥田真纪子在《道德教育与人的价值创造》中，通过对日本道德文化的变迁、所面临的课题以及对牧口学说的赞同，认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实现人的价值创造，只有创造社会价值的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抱有感恩的心。［27］除此之外，日本战后德育课程的改革也是学者研究日本道德教育内容的一个重点，例如王映哲的《教育改革中的日本道德教育演进及启示》，通过对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特点以及新的变化的研究，认为这些改革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它确实对日本成为世界强国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28］吴潜涛的《日本道德教育的战后演变及其现行改革》认为，日本现行的教育改革，在思想上重视学校教育地位，在内容上重视价值观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上重视全社会的合力，最终有利于构建终身道德教育体系。［29］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少学者无论在专著还是论文中均有所研究。在专著中，学者往往用单独的章节阐述日本是怎样进行道德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治教育学》，王玄武的《比较德育学》［30］，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治教育比较》等。其观点主要有:一是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儿童的道德启蒙意识与初级的道德习惯，父母以实际行动影响儿童;二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系统的道德体系，道德教育以正式课程、学科渗透、道德实践的方式融入学生所处的环境中;三是通过两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即针对大众的普遍性道德教育与针对失足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社会教育机构在联系学校与家长、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道德氛围有着重要的作用;四是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制造良好的社会道德公众舆论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相关学术论文中，主要是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方面或者与其他国家道德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日本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白俊的《日本道德教育对我国德育教育的启示》指出，家庭教育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个性，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与审美情趣。［31］基国林等人的《“中日新”三国高校实施德育途径比较及辨证思考》［32］、王佳的《日本思想***治教育路径研究》，认为日本高校的道德教育实施途径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并对这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说明。［33］徐雯娟的《中日高校德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高校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有理论教育法、挫折教育法、直接体验法、言传身教法、环境熏陶法等立体多面的方法，比较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突出学生的主体性。［34］谢惠莲的《当代中日中小学活动德育比较研究》，通过对中日两国活动德育在理论、原则、形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比较，强调了道德实践在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35］为我国道德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田静等人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趋势比较》指出在道德教育路径上，日本比中国有着更加完整的德育形式，日本道德教育发展不仅仅是一种趋势，更是形成了蓝***，是有计划的，这是中国道德教育所应该学习的。［36］还有学者总结出日本道德教育在途径方法上与中国道德教育有着共同特点:***府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的显性与隐性结合;道德教育注重整合化与社会化［37］。对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其他方面，我国学者都有所研究。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新慧的《二战后日本德育的特点和启示》，归纳了五大特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共同配合进行德育，***治化与组织化突出，挑战与缺陷共存。［38］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现状研究上，主要有王丽荣的《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状况》，通过***表和报告的形式指出日本现在青少年道德教育积极方面和问题都有，对与我国的道德教育现状比较研究具有参考作用。［39］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环境上，有郑永廷的《美国、日本的德育环境建设》，对美国与日本为构建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所做的努力进行了介绍，指出没有好的道德教育环境，道德教育是很难成功的。［40］钟启泉《儿童德性的形成及其环境影响分析》，通过对德性及其层级、影响儿童的环境进行分析，指出儿童的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自律性的基础上。［41］另外，对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道德教育荒废现象以及由此开展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学者今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日教育论文篇（5）
2007年9月27日—28日，由中国文化报社《艺术教育》杂志主办、沈阳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三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辽宁沈阳召开。来自全国50余所各类艺术院校的近百位代表参加了论坛，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艺术教育学会***郭祯祥和美国麻省艺术学院的专家代表的参与，表明“论坛”的影响力与所受到的关注。论坛对艺术教育在新形势下从单一的纯粹艺术教育转向保持纯粹艺术教育传统优势、大力发展应用艺术教育并重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2008年11月22日—23日，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与中国文化报社《艺术教育》杂志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四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召开。来自全国百余所艺术院校和美国、韩国5所艺术大学的专家、管理者近200名代表参会，就“探索艺术教育特色办学之路”分学科研讨，注重探索性、创新性、前瞻性和整体性。对中国艺术教育的一元价值、二元结构提出结构设想。此届论坛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是历届中水平最高的，尤受业界关注。
2010年6月25日—26日，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艺术教育》杂志共同主办，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大连艺术学院承办的“第五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辽宁大连召开。论坛主题为：回顾总结建国以来艺术教育发展历程，研讨艺术院校特色建设与创新教育。全国百余所知名院校的院长、专家、学者等100余名参会，此次研讨的话题，进一步说明论坛主题的内涵在不断加深、外延在不断扩大。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办学之路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
中日教育论文篇（6）
（一）奠基阶段：二战前的日本社会教育研究（1868年—1945年）
在1937年二战全面爆发之前，即1868年到1936年，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活动不断活跃，处于研究的形成、发展阶段，为二战后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社会教育著作成果的出现。据表1，二战前社会教育著作数366部，占总著作数的15.94%；论文较少，且多以著作形式出现。日本最早的两部社会教育著作——山名次郎的《社会教育论》（1892年）和佐藤善治郎的《最近社会教育法》（1899年）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其中，山名次郎的《社会教育论》是日本教育史上第1本有关社会教育的单行本[2]。此外，还有相原熊太郎的《社会教育的研究》（1912年）、丸山良二的《日本社会教育的研究》（1921年）、乘杉嘉寿的《社会教育的研究》（1923年）、川本宇之介的《社会教育的体系及设施经营》（1931年）、春山作树的《社会教育学概论》（1932年）、吉田熊次的《社会教育》（1934年）、小尾范治的《社会教育概论》（1936年）等。社会教育方面的论文有：下村寿一的《关于教化总动员》（1929年）和西谷谦堂的《裴斯泰洛奇的社会哲学思想和社会教育思想》（1930年）等。
（2）社会教育杂志的发行。二战前发行的社会教育杂志约46种，占总杂志数的42.2﹪（如表1所示）。而且，二战前日本的社会教育杂志主要由各都道府县市教育机构、各类大学、各种团体等发行。如明六社机关杂志《明六杂志》（1874年）、东京修身学社机关刊物《修身学社丛话》（1876年）、日本国教大道社创办《日本国教大道丛志》（1888年）、***教社发行机关杂志《日本及日本人》（1888年）、神道学会发行《随在天神》（1890年）、躬行会创刊《躬行丛志》（1902年）、中央报德会发行《斯民》（1908年）、社会教育研究会发行《社会与教化》（1921年）等。足见，二战前社会教育杂志丰富，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研究的突出方面。
资料来源：利用日本国立国会***书馆藏书检索·申请系统（NDL-OPAC）及国土信息学研究所NII的信息检索系统CiNii，以“社会教育”为主题词，分别对日本社会教育著作和论文进行了统计。
（3）社会教育相关法规的颁布。1899年，日本颁布了最初的社会教育法，即《***书馆令》，这是日本首次以***法令形式确立社会教育设施[3]。1911年，文部省设立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颁布《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官制，开展有关社会教育的调查，这标志着日本社会教育行***的真正开始。1921年，文部省把通俗教育改为社会教育，新设第4科，成为***的科，这是社会教育在制度上的一大进步。1924年，文部省正式把以往掌管通俗教育的第4科改称为社会教育科，负责***书馆与博物馆、青少年团体与妇女会、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民众娱乐的改善、通俗***书的认定及其他有关社会教育的事务[4]。
（4）社会教育研究内容的多样。这一时期，日本社会教育研究者不仅对社会教育的概念、目的、主题、对象、方法、内容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对实业补习教育、公民教育、成人教育、壮丁教育、青少年团体、青年训练所等社会教育实践层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樱井吉松的《公民教育论》（1893年）、上村安太郎等的《实业补习教育论》（1894年）、宝文馆编的《入营准备自学书：壮丁教育》（1907年）、文部省普通学务局编的《少年团体的概况》（1922年）、鹿儿岛登左的《新公民教育的研究》（1923年）、杉村勇次郎的《青年训练所教练指导要领》（1931年）等。
中日教育论文篇（7）
STS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是在因科学技术空前发展而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和 负面影响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正由于它深 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所以一经产生便迅速扩展、普及到全世界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ST S开始在日本传播，到90年代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于日本来说，STS是一门外 生型学科，同历史上吸收、消化外来新事物一样，STS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慢慢地融入日本既 有的社会文化土壤的过程。同时，回顾日本的科技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实在STS传入日本之 前，日本社会中已经存在一些便于STS传播的文化因素，为STS的到来和传播作了事先准备。本 文试从社会文化基础、理论准备、理科教育、环境问题等角度对日本STS传播问题进行探讨 。
一、 历史上注重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STS传播的文化基础
STS于20世纪中叶产生不是偶然的，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科技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 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科技成为人们讴歌和依赖的力 量;另一方面，在经受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之后 ，人们面对日益暴露出来的科技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开始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 了疑虑和困惑。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欧美学者所谓的“一种激进而出于理性的当代反科学 现象”或“反科学的文化运动”［1］，让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和 文化问题，从而促使人们对科技的反思。
从上述STS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它首先发端于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近代以来是以科技 发展为外在特征的西方工业文明主导的时代，科技已经渗透至西方社会生活的内核和基质;西 方社会在深受科技恩惠的同时，也同样关注科技的负面效应。而作为近代东方第一个依靠科 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日本，虽然近代科技发展起步较晚，但由于其自身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包括科学技术)的特点，所以科技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迅速加大和深入，成为日本社会文化中不 可缺少的因素。正是因为日本具有靠吸收外来科技发展本国国力的历史传统，因此，当科技的 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日本社会自然就产生出引入解决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STS[ CD2]的要求。
近代以前，日本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下发展的后进国家，虽然早在绳纹式文化时代就 有了陶器、石器、纺织等原始的生产技术，却不曾拥有自己的科学。但是，日本人深深意识 到，“岛国的命运使日本没有独创文化的能力，只能贪婪地吸取外来文化，经过取舍、选择 ，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文化”［2］。从古至今，“日本民族都在为和异种民族、异质文 明的接触、同化而努力着”［3］，这一点也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
日本最早的技术***，起源于农业技术的变革。但是，日本农业技术的变革主要不是依靠 自身的缓慢积累，而是在先进的汉族大陆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公元前3世纪末，早已 跨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把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传入日本，使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得以跨越青 铜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式文化直接进入铁器时代。公元6—9世纪，中国古典科学伴 同佛教文化传入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以前，属于汉学体系的中国古典科学在日本科学 史上居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 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4］依靠输入外来文化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贯穿在整 个日本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16世纪开始，日本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在“锁国”的背景下，日本以荷兰为渠道来吸 收西方科技文明，成为日本近代科学的胚胎－兰学兴起的契机。兰学家们通过翻译西方科 学书籍、结成学术团体以及进入西方学者在日本开设的学校学习等方式，不仅掌握了近代自 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而且受西方社会***治思潮的影响，成为变革日本社会的一支积极的革 命力量。明治维新后，以兰学家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在国家的引导下，大规模地引进、发展 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再次飞跃发展。
在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历程中，日本***府与国民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立国之本，它不仅影 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 求对之重新审视时，拥有融合外来文化悠久传统的日本社会具备了接受STS的文化基础。
二、 20世纪初期以来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STS传播的理论准备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在此之前，已经有其他学科从不同角 度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史和技术史;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就是科 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虽然STS与上述学科有着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的研究为ST S研究作了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期开始，日本学者就已经从哲学角度来解释科学技术。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日本，其崭新的历史观、认识论和方***为研究科学技术论提 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被称为“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唯物全书》(66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发行的。1935年，户坂润发表的《科学论》被认为代表了战前日本 科学论研究的水平。由于他提出了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客观存在”，“是知识在社会上被 普及，在历史上被继承的事实本身”［5］等观点，为日本科学技术论的研究和发展奠 定了基础。
在技术论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展开了关于技术定义的讨论，出现了相川春喜关于技 术是劳动手段的体系的“体系说”和武谷三男关于技术是对客观规律的有意识的应用的手段 的“手段说”。无论是“体系说”还是“手段说”，都只是局限在生产实践的狭隘领域里讨 论问题。随着战后劳动手段的进步促成了社会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日本的技术 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到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技术发展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关系等 方面。
从历史角度研究科学技术方面，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注重科学史研究，做了许 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4月，为了探究科学史的本来面目，以便针砭时弊－抵制带有 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通俗科学史宣传，一些进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者创立 了日本科学史学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科学史、技术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保卫和发扬健康的 科学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外，自1945年日本深受原子弹危害后，日本学者就开始关 注科学社会学，着重研究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日本出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与社会之 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另一方面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严重威胁着人 类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科学技术的发展向何处去?围绕这一课题，日本学者开始拓展自己的视 野，从自然、人类、社会的广阔背景中对技术作统一的考察，把研究领域推向现代社会中的各 种实际问题，比如未来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由此可见，在STS传入日本之前，日 本学者已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为STS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由偏重“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STS传播的内在驱动
关于STS的学科内容，日本学者起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教育内容的STS”－STS 教育，另一部分是“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STS”－STS研究［6］，后来又加上了第三 部分，即“作为管理领域的STS”－STS管理。日本学者很重视STS教育和STS研究，尤其重 视STS教育。他们认为，STS教育是指把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成果，向广大市民( 包括科技和教育工作者)进行宣传和普及，使他们形成STS意识和相应的价值观，是具有自我 意志决定力的一种运动［7］。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中，STS教 育活动在科学教育(在日本指的是理科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中比较明显。而对于日本来说， 在STS传入之前，其理科教育经历了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为STS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迄今为止的100多年间，日本贯彻“教育立国”的方针，通过教育改革努力引进西方科学 技术，并在引进方向上进行过两个选择。一个是重视“科学”，即重视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 西方科学的精神，以培养国民科学的自然观、科学的社会观;另一个选择是重视“技术”， 即把自然科学只看做技术的手段，仅仅学习作为科学成果的技术，并以此作为引进的方向。 在上述的两次选择中，日本曾一度选择了第一种引进方向，主要是因为当时福泽谕吉等有留 学背景的启蒙运动家强烈主张在每个国民的意识中培植西欧式的科学的精神，对初期的明治 ***府产生强大的影响。
但随着对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并出于担心科学的精神、合理的思考会批判现行的体制 ，明治***府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把“修身”(即传授国家主义道德科目)作为最重要的学 科，缩短理科的教育时间，其内容由培养科学的精神、科学的自然观转向传授零散性的科学 成果的片断，开始重视实用性的“技术”教育。对“技术”教育的偏重使日本教育重视效率 ，追求效率，讲究实用，而不善于注重知识的积累。二战后，受美国占领***当局的指令，日 本开始了彻底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国家对教育的统制，尊重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日本文部 省强调，“培养科学精神，使合理主义、实证主义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的生活和心理意识中， 更新国民的教养，提高其水平，打好建设新日本文化的基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实施新 教育制度的同时，增加理科教育的授课时间，实现由重视“技术”教育向重视“科学”教育 的回归。
STS作为一门跨世纪的新兴学科，对它的研究具有很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主要表 现之一就是它提出了新的教育观，其显著特点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和整体化，科学 技术和社会的密切结合，其宗旨是培养具有科学技术素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型公民［8 ］。显然，STS教育观要求人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而日本理科教育对“科学”教育的重 视，一定程度上呼应了STS教育的要求，为更好地理解STS、传播STS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教育的重视－STS传播的现实需要
二战以后，迅速发展的科技提高和发展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各参战国也依靠科技来实现 国家的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往往只看到科技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负面影响还没有 大到引起人们重视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重 视这个问题了，即科技是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其中，环境污染就是 代表性的事件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由局部性的污染扩大到全球性的 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这也是STS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同许多国家一 样，日本也开展了环境教育运动，由于环境教育所涉及到的许多环境问题与科技有很密切的 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教育为STS教育作了铺垫。
从历史上看，日本的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害教育。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 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以污染为代表的公害问题也随之发生。到了60年代后半期，以水俣病事 件、四日市废气事件、爱知糠油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四大公害诉讼为标志，公民反对公害 运动达到了高潮，促进了环境行***变革。在***府的规划下，日本学校教育中以公害问 题为契机开始了最初的环境教育。70年代日本环境教育进入环境教育理念导入与实践 的探索时期。1975年，在日本创立了全国中小学环境对策研究会，同年，以大学为中心，成立了 环境教育研究会。在1977年的小学和初中、1978年的高中的教学大纲的修订中，对保护人类 的生存环境、资源和能源、尊重生命等与环境相关的教育内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城市、生活型公害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日本***府和国民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进行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1993年开始文部省开展了努力推进学校、家庭 、地区一体化的环境教育。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文部省陆续编辑出版了《环境教育指导 资料》，标志着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已经确立。同时，日本大学的环境学科数量大 大增加，基本覆盖了人与环境关系的各个领域。
由此可见，日本在STS传入之前，就进行了长期的、广泛的环境教育。通过这种环境教育，日本 民众较之以前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与STS所提倡的重视科学 素养的教育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在教育层面，日本的环境教育已经为STS做好了准备 。
以上从日本吸收外来科技的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重视“科学”教育的理科教 育、因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兴起的环境教育着手，简单分析了STS在日本传播的有利文化 背景。但是，STS毕竟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与具有民族特征的 日本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永忠，孙红岩，刘丽萍，等. 后现代主义科技观探析［J］. 自然辩证 法研究， 1997，13(3):5－8.
［2］中清元. 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30.
［3］[HTRWM]永井享. 新日本论［M］. 三笠:三笠书房， 1937:275.[HTSS][ ZK)]
［4］汤因比，池田大作. 展望21世纪［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282－296.
［5］[HTRWM]户坂润. 科学论［M］. 东京:社会思想研究会，1954:10.[HTSS ]
中日教育论文篇（8）
素质教育是现代教育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理念。在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中，素质教育的定义较为丰富，强调学生教育与社会发展、个人成长等方面的实际对接，凸显学生的教育主体性作用，让学生在综合素质、潜能挖掘、个性培养、心理发展、创新精神等方面获得较大的成长和进步。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髙校日语教学也展开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活动。在教材建设方面，王琪著的《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对当前曰语教学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理论体系、教学实践方法进行了综合性的梳理，专业化地阐释了曰语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互动模式以及教学的一般规律，分析与总结了日语教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对高校日语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指导作用。《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的理论综合性和实践实用性较强，全面囊括了日语教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对日语课程标准、教学原则、教师能力要求、学习心理机制、日语翻译教学、教学评价模式以及跨文化日语教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与总结。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笔者认为不仅需要从专业上遵循日语教学的一般规律，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归纳素质教育理念对日语课堂教学的影响与作用。
首先，在素质教育背景下，跨语言文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对我国外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日语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不断优化日语课堂教学的策略与方法，从而在提高学生日语语言学习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日语跨语言文化交际能力，以便更灵活地适应各种各样日语应用的新情境。除此以外，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帮助学生培育开放性和多元化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机制，进而让学生在日语课堂教学中开阔眼界，全方位多层次了解日语语言和文化的知识内容。基于此点，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日语课堂教学策略需要秉持开放性的实践理念，在曰语课堂教学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给予更大的自由开放空间，实现课堂内外、网络上下日语教学的混合式教学，为学生创设更广阔、更综合性的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日语语言能力。
其次，在素质教育背景下，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暴露了学生主动性不足的缺陷，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足，导致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浮于表面，应付考试虽然足以，但是在实际的语言应用场景中却明显力有不逮。为了更好地实现素质教育理念与日语课堂教学的整合，教师应当着力强化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在日语的视听说教学中引人更多思考性、训练性和实践性的内容，让学生主动地、自觉地去思考与总结，同时还可以借助网络、新媒体的便利主动去搜索、求问和尝试,从而保证日语课堂学习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拓展性问题都能够被学生彻底消化。教师应该在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实施中发挥指导性作用。一方面，教师应当灵活使用不同的教学手段，例如播放日语影视剧、动漫视频资料，营造更加真实生动的曰语课堂学习氛围，让学生保持积极、愉悦的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日语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教师应当对学生的自主性日语学习给予实时的指导和帮助，减少学生在自主性学习中的误区和弯路，进而全面提高日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最后，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日语课堂教学还应当增加更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以及真实情境的语言交际实践，有效提高日语课堂教学的综合性教学效果。日语课堂教学不是知识和技能的僵化式灌输,而是在语言教学基础上深入讨论日语语言的文化、交际方法等内容。从当前日语课堂教学的情况来看，学生的日语交流实践机会不够，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得不到有效的锻炼和提升。对此，教师应当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需求，组织一些开放性的日语实践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各种线上线下渠道展开真实化的日语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切实提高学生的日语水平，让学生深人了解日语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而避免学生在日语的跨语言文化交流中陷入交流的误区。此外，教师还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民族语言文化与日语语言文化的比较交流，在开阔文化的国际视野的同时树立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自信，并最终形成正确的多元语言文化观念。以上就是笔者在研读《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的过程中，对我国素质教育背景下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探索所作的研究。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应当推进日语课堂教学策略的总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多思考、多交流、多实践，进而全面提高学生在日语课堂学习中的自主性、有效性和创新性，帮助学生在日语交流实践中切实增强自身的日语语言与文化的综合素质。
作者：赵娟单位：山东农业大学讲师
中日教育论文篇（9）
在现代科技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专业学位是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国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有100余年的发展历程，规模日益扩大，体系也比较完善，如美国哈佛大学在20世纪初就授予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然而，关于体育专业学位研究教育在欧美等国家开展只有半个多世纪，如1966年美国俄亥俄大学建立了第1个应用型体育管理专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设置体育管理专业的大学数量已经达到193所0。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短，作为全国39个专业学位教育之一的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还处于探索阶段，2006年开始招收和培养非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009年，体育硕士招生范围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在职攻读拓展到在职攻读与全日制攻读2种形式，由单一的学位证书发展成学历学位双证齐全。在2013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暨***学位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强调，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培养类型结构以学术学位为主转变为学术与专业学位协调发展。显而易见，全日制攻读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对象为应届本科毕业生，采取全日制在校学习方式，与非全日制在职体育硕士培养及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培养比较，其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现阶段需积极探索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基本形式及存在的困境，有针对性地提出路径，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查阅近年相关***策文件、体育学研究生及体育硕士相关学术论文，包括全国38所培养单位的培养方塞《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下简称《指导性培养方案》)等。
1.2访谈法
专门组织全国体育学研究生培养质量高层论坛，邀请国内12位专家共同探讨体育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相关问题，并利用全国体育硕士研讨会、全国体育学导师论坛等会议，调查访谈30多位体育硕士培养单位管理者以及部分研究生导师，全面了解当前体育硕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思路。
1.3实地调查法
通过实地考察部分体育硕士培养单位培养过程及措施，深入部分实习基地对体育硕士实习过程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其实践能力培养情况。
2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困境
2009年开始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设置了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社会体育指导4个专业领域。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数量已达69个，占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单位的57.02%。由于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历程短，作为我国体育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各院校虽依据***学位办《指导性培养方案》，结合各自特点，制定了院校培养方案，但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还未形成鲜明的培养特色，未完全脱离传统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影响，存在以下困境。
2.1方向领域的模糊化
全日制体育硕士培养方向领域是回答各个方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即通过一定时期和方式的培养在素质上所要达到的要求和标准，也是整个培养环节的出发点和归宿。目前，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按领域可分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和社会体育指导，各培养单位的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方向领域的整体特色不突出，对各个方向领域的认识模糊，影响体育硕士的培养质量。
调查中还发现，各个培养单位设置的体育教学领域作为传统优势领域，明确指向体育教师职业，其培养特色相对突出。多数培养单位对运动训练、竞赛组织、社会体育指导领域的课程设置、教育实践及论文要求等则较为模糊，未能制订具有本专业领域特色的、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相对于体育院校而言，师范院校和综合性院校在运动员、竞赛组织管理者和社会体育指导者等人员培养方面缺乏经验，在支撑条件、师资队伍及实践环节等方面处于劣势，出现培养特色不突出的现象。
2.2课程设置的理论化
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设置需要突出实际应用、职业需求等要求。各专业领域强调体育硕士要具备胜任本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要掌握坚实的体育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体育专业知识。2009年的《指导性方案》规定公共课程和专业领域核心课程为理论课，合约22~25个学分，占总学分的61.1%，如再加上选修课的理论内容，实际上大部分院校理论教学超过80%以上。这对于全日制体育硕士掌握本领域坚实的体育基础理论至关重要，但是理论课过多，与应用型培养目标及要求有一定差距，而且部分课程的教学方式互动性差，缺乏案例、研讨等形式，不仅对所学理论消化理解不深，也无法培养体育硕士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此外，指导性方案培养目标提出“能够运用一门外语，在本专业领域进行专业技术交流”而各个院校设置的外语课程为公共外语理论课程，在选修课程中也未设置相应的“专业外语”课程，这种不重视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外语水平，很难达到实践运用和专业交流的目标。
2.3教育实践的形式化
***学位办在《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专业学位是“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一种具有特定体育职业背景的专业性学位，教育实践是发展学生职业能力不可或缺的环节。从招生来源来看，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主要生源是应届本科生，缺乏相应的实践经验，因而教育实践对他们显得尤为重要。
调查中发现，由于许多院校都设有体育教育本科专业，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培养模式，建立了专门的本科实习基地，体育硕士体育教学领域的学生可在本科基地实习，相对较为稳定、规范；而多数院校由于在运动训练、竞赛组织、社会体育指导领域研究生专业实践方面缺少经验，导致其实践环节流于形式。调查发现，多数院校反映效果不甚理想，如重复本科教育实习模式、实习基地基础设施落后、分散实习管理缺位等，难以真正达到预期效果。
2.4学位论文的学术化
专业学位论文的水平和质量能够综合反映体育硕士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体育硕士学位授予标准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学术型研究生培养非常重视学位论文环节，研究生“达到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以及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的学术水平者，授予硕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同样也很重视专业论文环节，只是论文的内容、形式、要求和评判标准等方面应与学术性学位论文有所区别。当前全日制体育硕士培养学位论文出现过于重视学术的倾向，从近年已毕业的全日制体育硕士学位论文看，其选题以理论研究为主，而专题研究报告、运动训练方案、典型案例分析、赛事实施方案等论文形式相对较少，未能很好地结合具体专业领域的实际工作选题，缺少针对性、实用性，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够紧密，论文实践应用价值偏低。这种学术化倾向不符合《指导方案》对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的规定。
2.5导师理念的传统化
导师在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理论水平提高和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具体的培养目标、课程实施、教育实践到学位论文指导等环节均离不开导师。导师在培养过程中表现出的学术思想、治学风格、指导方略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研究生的成长。体育硕士作为新型研究生培养形式，其规模的扩张较快，在短时间内，许多导师由于受到传统的学术研究培养影响，还很难克服学术性培养惯性，以新的眼光看待应用型体育硕士。特别是具有多年指导学术型经验的老导师，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规章制度及培养标准已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期内采用双重标准进行研究生培养，出现了学术化论文指导倾向。
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全日制体育硕士的扩招，许多导师在同一年招生中，出现同时指导学术型和应用型研究生的情况，他们一起学习与交流，导师经常会以同一标准要求他们，结果在论文选题中无明显的区分与标准，出现纯学术化现象。此外，传统的导师理念也影响到对校外体育硕士学位论文通信评审的结果。
2.6学校、社会的轻视化
学习周期短、就业速度快、学历水平高是专业型研究生的特点。目前社会上仍有许多人认为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质量和社会效用不如学术型学位，甚至将其等同于体育教师、教练员等岗位培训、专题研讨以及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等培训形式，这种轻视体育专业学位质量的现象势必影响到学生就业。非全日制体育硕士培养不需要考虑就业问题般原单位会继续留用，甚至有升职的机会；但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无职业背景，他们入学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学习拿到文凭，从而顺利就业。
在调查中发现，目前用人单位对于体育硕士缺乏认识，不了解体育硕士的培养类型及与学术型的区别，出现对体育硕士的认可度较低的现象。从目前全日制体育硕士的招生情况看，真正报考体育硕士的考生较少，许多学生是从学术型研究生中调剂而至，在生源质量方面处于劣势，这也影响到体育硕士的培养质量。调查中发现，部分全日制体育硕士研究生在学术型硕士中有“低人一等”的感觉，部分学校称他们为“小硕士”，特别是社会用人单位对于全日制体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等了解不深，出现选择时轻视体育硕士的现象。
3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路径
3.1重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改革创新实践性教学模式
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体系中强调通过教育实践提升专业实践能力。2009年的《指导性方案》明确提出建立教学实习或实践基地的重要性。目前部分全日制体育硕士培养单位在教育实践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缺少管理经验和明确的规章制度，使得教育实践过于形式化，这种没有严格制度保障的实践对全日制体育硕士实践能力提升效果不佳。根据体育硕士工作特点，培养单位需要结合当地教育资源，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合作建立规范、稳定的教育实践基地，改革创新实践性教学模式，以满足不同领域体育硕士培养要求，保证实习规范与实效。各个院校应结合培养领域，在各类学校建立体育教学领域体育硕士实习基地，在体育管理部门及科研所建立运动训练和竞赛组织领域体育硕士实习基地，在社区体育俱乐部或运动中心建立社会体育指导领域体育硕士实习基地。此外，体育硕士研究生的实习与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与实践环节紧密联系，提高研究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2以职业能力为导向，构建各领域的特色课程体系
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需要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培养模式，促进课程学习和体育实践的有机结合，培养具有较强的解决体育运动实践问题的能力，并胜任体育领域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从***1中可以了解到各个专业领域所对应的主要职业导向，每个职业都应具备其相应的职业能力，如:体育教师职业需要具备运动技术能力和教学实践技能；教练员需要具备指导运动员训练、比赛、恢复的实践能力；社会指导员需要具备必要的体育活动组织能力与大众健身指导与健康管理实践能力。
根据指导方案，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较为明确，特别是《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教学指导大纲》的出版，从课程说明、教学内容确定、学时分配、教学重点与难度、考核及参考文献等均进行详细阐述。各培养单位需要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各领域特色课程体系。如：师范大学充分利用教师培养优势，建立符合体育教学领域的课程体系；体育院校充分利用教练员培养优势，建立符合运动训练领域的课程体系；综合性大学充分利用学科优势，为体育硕士所设置领域建立特色优势课程体系。同时，《***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课程设计要体现基础性、实践性、选择性和先进性”，这要求体育硕士课程内容反映最新学术成果和科技前沿，并能联系并反映实际问题，使学生掌握从事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及社会体育指导等工作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
3.3提倡学位论文多样性，建立合理的评价标准
体育硕士作为应用型人才，其学位论文也理所应当要体现其研究的针对性与实用性，要与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和社会体育指导等专业领域的具体工作需要紧密结合。因此，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在形式上更加提倡专题研究报告、运动训练方案、典型实践案例、赛事实施方案等，这些类型的文体、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具备更强的应用性与实效性。在提倡专业学位论文多样化的同时，还要建立合理、区别于学术型学位论文的评判标准，为学位论文类型的多样化和质量的标准化提供制度导向与保障。面对全日制体育硕士快速发展的现实，强化专业学位培养意识，建立合理的、统一的专业学位论文评价标准实际上已迫在眉睫。在具体的标准制定过程中：一方面要强调选题的新颖性与实践性、理论的扎实性、论证的逻辑性和写作的规范性；另一方面更要突出其实验设计的合理性、调查调研的科学性、技术方法的进步性和研究成果的应用性。
3.4注重导师队伍建设，转变导师培养理念
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需要建立一支既有较高学术水平，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导师队伍。根据全日制体育硕士学习特点，采取“双导师制”更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在短期内体育硕士导师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尤其是已有学术型研究生导师队伍为第一导师，经过必要的岗前培训，转变学术型指导理念，达到体育硕士研究生导师基本条件；另一方面，积极挖掘体育领域社会人力资源，包括中小学优秀体育教师、优秀教练员及具有丰富经验的体育管理者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体育硕士生的实践指导教师。在培养过程中，树立导师的应用型教育理念，按照应用型专业学位标准进行培养，分工侧重明确，校内导师侧重于“论文指导”，校外导师侧重于“应用实践”。虽有所侧重，但是2位导师参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即从研究生入学选定导师后，两位导师应该通力协作，全程负责好学生的学习、培养、实践、论文等各个重要环节。同时，对于校外同行很有造诣的实践者，如在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大型竞赛组织管理等实际工作部门中的专家，达到一定的指导水平，也可聘任为第一导师。
3.5加强社会宣传力度，提升社会认可度
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有着严格的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要求，是与学术型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学位教育处于同—层次、不同类型、各有侧重的学位教育，是对我国体育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一种改革和完善。随着社会发展和形势所趋，近年来***学位委员会、***陆续出台相关文件，旨在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强化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与学术型学位人才培养的同等地位等问题。现阶段，全国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各培养单位需要通过媒体、网络、报刊、研讨会等多种途径和手段，向社会宣传体育硕士的重要意义、社会价值及人才培养的优势，以提高社会对体育硕士的关注度、认可度和支持度，为体育硕士的发展营造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体育硕士，报考体育硕士，克服生源相对短缺的不足，提高体育硕士生源质量，改变社会对体育硕士重“学”轻“术”、重“学历”轻“能力”的错误认识。
3.6构建合理质量评估体系，提高体育硕士培养质量
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人才培养系统，它是一个环形通路，即从培养目标出发，在必要条件的支撑下，经过内外协作的培养过程，在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社会对体育硕士培养的质量和要求进行评价、反馈以及提供外部协作，培养部门再据此调整培养目标，如此循环，在此过程中特别强调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整个培养体系中的培养目标、招考入学、课程设置、专业实践、师资队伍、支撑条件、外部协作、学位论文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均会影响到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质量，每一个环节的改进都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针对这样的一个复杂培养体系，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质量评价标准，就要始终以培养市场和社会对应用型、高层次体育专门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和根本依据，既要充分考虑课程内容、实践能力、导师队伍、学位论文等指标，也要高度重视社会对培养出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满意度”，考虑社会认可度、用人单位意见等评估指标，强化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学校总体社会声誉的联系，保证评估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中日教育论文篇（10）
一、概述
本书中有很多最近研究成果，其中含有6篇日语语言学（含汉日语言对比）论文、2篇日语教学研究论文、4篇日本文学论文、10篇日本社会文化论文。作者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的教授、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他们在自身领域内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以专业眼光以及丰富的日语教学实践经验审视了我国高等院校日本文学研究以及日语专业教育发展现状，提出了独特观点。从内容上来讲，此书不但包括了本科生、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日本文学研究现状、问题和方法等，也牵涉了日本文学史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建设，是一部综合性的文化专辑。
二、发展研究
注重实用性。以前我国高校的日语教学中，注重单一的语言学习，缺乏训练和培养学生综合知识能力，这就导致学生知识面较窄，学习视野不开阔，走入社会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环境。所以，我国在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教学中，需要密切结合社会实际情况，从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方面上入手。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以复合型与双语教学为发展方向，通常日语专业课程设置包括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意味着各大专业学生在学习相应公共课程之外，还需要学习好相应的专业基础课程。高年级学生在学习好日语课程与日语文化知识后，还需要学习一些选修课程，以达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的。选修课一部分是高校结合教学定位进行指定，一部分可以结合学生自身兴趣爱好选取。无论是选修课还是公共课，在建设中都需要高校结合实际情况，没有通过论证而盲目进行课程设置势必会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设置课程中，以课时压缩方法为基础，以“弹性学时”入手，做到减少课程时间，提高课程效果，增加学生平日里自主学习时间，努力提升他们日本文学以及专业教育水平。这就需要把握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的质与量，注重在教学整体中让教学内容起到应有的作用，即追求内容新颖的同时，切实满足实际需求。当前在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中，存在着日语教学内容更新缓慢问题，高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资源，以丰富学生知识体系，满足提高办学效益的现实需求。因此，高校需要结合自身办学情况，合理定位这门学科，进而明确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本书内容完整、***文并茂，有着很广的适用范围，不但有着系统的学术理论研究成果，而且也与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教学和发展实践相符。此书以理论研究为主，有基础知识，也达到了理论上的高度，讲解了很多学习方法，也有相应的操作步骤，对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发展进行了深入介绍，并概括性讲解了我国日语教学中的问题，不但让学生从宏观上掌握好这门专业的学习，而且也大大加强了学生实践能力，促进了学生掌握基本的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教学内容。同时，本书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日本语言文化，针对性较强，对于发展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日教育论文篇（11）
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统计，1880—1904年，汉译日文书共2，200多种，其中自然科学260多种，应用科学近400种，社会科学近1，400种，其他200余种，社会科学约占60%。由此可以看出，清末译书主要是以社会科学为主，而在社会科学中又更侧重***治理论读物，这显然是与译书学人的***治要求是相一致的，因为这些人留学日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先进的***治制度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故而他们充分利用通晓日文的优势翻译了大量***治法律方面书籍，如《论》(菊地学而著、林桀译)、《日本议会史》(工藤武重编、汪有龄译)、《万国宪法比较》(辰巳小二郎著、戢翼译)、《欧美***体通览》(上野贞吉著、巅涯生译)、《国家学原理》(高田早苗著、稽镜译)、《国民公私权考》(井上馨著、章宗祥译)、《***治泛论》(永井惟直著、范迪吉等译)等。仅次于***治学的是教育学。留日学生把教育看成振兴中国的基础，大力倡导兴办学校，而新学堂的设立急需大量的教科书，因此解决教科书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这种客观形势直接促进了留日学生对教育类书籍的翻译。《游学译编》《译书汇编》等期刊专设教育专栏，介绍世界流行的教育理论，风格流派，企***以其开民智，促进中国教育。例如刘揆一翻译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内藤庆助编著的《小学教育法》，“于教育之原理，修理之方法言之尤为亲切”［11］;湖南编译社翻译了《学校实践管理法》，所刊广告直接切中中国教育界之要害“中国言学校数十年矣，而造就无人……是故因学课之不高亦管理未善有以致之也”，并强调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以饷国民”［11］。除了一般的教科书、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留日学生还翻译了有关教育管理方面的论著，如编译出版了日本的教学大纲《新译普通学科教授细目》，日本中野礼次郎的著作《十九世纪欧洲教育之大势》等等，其根本目的在于让中国人了解“欧洲各国教育发达之原因”［11］。可以说，留日学人翻译的这些***书，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指明了学习的方向，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蓝本，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批***书也受到了广大教育者的好评。除了***治学和教育学，留日学生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学科的著作，如哲学、史学、宗教学等等。学人们编译了数十部亡国史，如《近世亡国史》《波兰衰亡史》《印尼灭亡史》《朝鲜亡国史》等，冀***以史为鉴，唤醒中国人的救国热情。倾向***的留日学生则大量编译资产阶级***史书，如《美国***史》《法国***史》《意大利***史》等，这些书籍为中国***青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此外，学人们还编译了许多理论书籍，如哲学方面编译出版了《哲学纲要》《哲学大观》等;史学理论方面有湖南编译社出版的《史学原论》;宗教学方面有留日学生编译的《世界宗教史》《宗教研究》《伦理与宗教之关系》等。除了上述译书种类，留日学生还翻译了包括经济学、***事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数十种类别的书籍，内容广泛，他们通过翻译活动将世界上最新的知识带到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2清末译书活动的影响
2．1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行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行，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据许多参与编译***书的学生回忆，那时他们在学堂用的教科书，多为这些留日学生的译本。留日学生对教育变革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将各种新式教科书引进学堂。1900年以后，由留日学生组成的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编译社等，都曾编译过大量教科书，涉及历史、地理、教育、法制、经济等方面内容，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仍继续从事教科书编译工作。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其中不少都是由留日学生所译，如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失津昌永著、吴启孙译《大地平方***》及《五大洲总***》，杨廷栋著《理财学教科书》，何橘时译补《中学生理教科书》，水岛久太郎著、陈榥译补《物理学》等。当时出版界的龙头———商务印书馆甚至“招聘不少归国的留日学生，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这批教科书大部分以日文书为蓝本编纂而成”。虽然留日学生所译的教科书总体看来比较粗糙，如“取材过于日本化”，“日文语气太重”等，但晚清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毕竟迈出了由旧教育走向近代教育的重要一步。他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为中国教育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更提供了更多新的教育方法和形式，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传统教育界。同时，这批译书满足了国内新式学堂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展，为更好地改造传统教育积累了经验。
2．2促进了新思想、新概念的传播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使西方文化广泛传播，让中国人民接触到外国各种先进思想和理念，是又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这股译书热潮，对提高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水准无疑是不能低估的，许多新思想、新概念都是通过译书得到传播的，一些新兴词汇都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并经由他们传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如“帝国主义”一词，就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的。1901年，《开智录》在“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一文中痛斥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主义”“扩张版***主义”“膨胀主义”，此后“帝国主义”一词被广泛使用。另外，“经济学”“社会学”等词也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的。《译书汇编》第七期在翻译日本法学博士失野为之的《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首先使用了“经济学”一词;而戊戌时期严复等人在介绍欧洲社会学时一律称为“群学”，直到1902年留日学者章太炎在翻译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一书时首次使用了“社会学”一词。上述数个新名词的出现都为当时中国迂腐陈旧的思想界注入了一丝新鲜活力。可以说，留日学生对这些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促进了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思想界做出了突出贡献。
2．3为辛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留日学生所译书籍广泛介绍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治学说，冲击了中国封建文化，为辛亥***的爆发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如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撰写的《自由生产国生产史略》在《游学译编》上连载，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诞生和发展，同时结合中国实际，畅谈体会和感想，他写到，“欲造国民者，必先造其魄力;欲造其魄力，必先造其思想;欲造其思想，必先造其根性。”留日学生在辛亥***发动之前，为其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直接反映辛亥***前的历史的译作，有日本宫崎寅藏著，金一(金天翮)译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5］，此书秘密流行在民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到了强有力的***宣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