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中原文化论文篇（1）
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性本恶，善者都是虚伪的，并且人性仅仅局限于好恶、喜怒、食色、利欲等，那些善良的、有价值、意义的东西全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结果，是通过后天学习、行动所争取得到的。未经教化的人是不可能向善的。这种性恶论的观点，和融入西方社会各个方面的基督教《圣经》（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主张的原罪论不谋而和。美国影片《冒牌天神》（2003年）描绘的是一个普通人获得了上帝的能力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故事，并且借此分析、探讨人类的能量到底来自何方。电影的主人公Bruce拥有了上帝的能力之后胡作非为的表现无疑是必然的，因为人的本性全是自私的。本文尝试用《圣经》中的思想观念来对美国影片《冒牌天神》进行解读，从而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该片，并且进一步深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一、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论
《圣经》作为一部浓缩了基督教思想精华的经典之作，它成为基督徒的生活指南，也是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支柱。同时，它更是一部拥有丰富的内容、无所不含、应有尽有的百科全书，涵盖了社会、历史、文化、考古以及道德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它对于西方各个民族的思想、道德、心理以及文化色彩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西方传统的语言、思维以及主题特色在某种程度而言都来自《圣经》。《圣经》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治、经济、文学以及法律等各个方面都带有《圣经》的明显烙印。《圣经》对于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假如从未接触过《圣经》，那将很难真正学好英语，更不可能深刻理解西方文化。由于《圣经》的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要想更好地对电影艺术这种文化的精华进行深入的解读，必须掌握一定的《圣经》背景知识。
“sin”一词为基督教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原罪”，也就是原本就有的罪。许多人都知道《圣经·旧约》中耶和华上帝创造人类以及世间万物的故事，也熟悉始祖亚当与夏娃原本生活在伊甸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由于偷食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而被赶出伊甸园来到了人类世界。由于我们人类全部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因此我们每个人全部都是罪人。但是如果认为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就是偷食禁果而行***，这是十分荒谬的。《圣经·旧约》是利用希伯来语进行记载的。《创世纪》中记录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单词，其原来的意思是射箭的时候并未射中靶心，言下之意就是说未能符合上帝的标准与要求便有原罪。按照《圣经》中的记载，上帝六天造人类和世间万物，并且要人生养非常多，管理世间万物。上帝当时只有一条诫命，即禁止食用善恶树上的果子。然而亚当和夏娃没有多久就违反了这条诫命，偷食善恶树的果子，这就是所谓的原罪，也就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没有信奉、遵守上帝的要求与标准。由原罪肯定会产生其他很多的罪，比如嫉妒、恨、竞争、偷盗、妄语、欺骗、自私、不负责等。
二、《冒牌天神》故事梗概
中原文化论文篇（2）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的人, 都会感到不同文化的人说话方式会有很大差别, 其中人文历史论文，语用方面的差别就很大。语用差别的制约因素也很多, 但何自然曾经指出:“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用方面所受到的制约有诸多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 文化的差异, 可以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上。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 礼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条重要准绳, “是对交际行为的规范,是一种为进行得体交际的策略”。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礼貌的理解有所不同, 所遵循的礼貌准则也不一样。从语用角度讲，礼貌现象是语言运用的普遍现象, 礼貌研究是语用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这里主要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中英文化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 是由讲中英两种语言的人的民族心理、思辨和推理模式的不同而导致的。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言障碍常常会造成误解或冲突, 主要原因是交际双方受各自文化背景的影响而缺少一个共有的语用前提。例如, 我们汉语中的谦词, 是一些并无实际意义的客套话。当发言结束时,人们常说：“不妥之处, 请大家指正 ”,“欢迎在座诸位批评指正 ”,“抛砖引玉 ”等等。而讲英语的本族人在同样的场合不说这样的话, 也许他们会说一声 “I hope you all enjoy my talk”, 但最常用的结束语还是 “Thank you”。再如人文历史论文，在英国文化中, 男性在公众面前赞誉女性的美貌和服饰被认为是一种礼貌, 被恭维者会欣然接受，但在中国这种恭维被认为是轻佻无理。类似以上的中西文化差异会给讲中英不同语言的人传达错误的信息人文历史论文，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交流。故要做到交际双方的正确、合理的交流, 了解各自的文化背景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三、中英礼貌原则对比
Leech根据英语文化和语言的特点列举了六条礼貌原则:
1. 策略准则, 又称得体准则 (Tact maxim)“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2. 慷慨准则, 又称宽宏准则 (Generosity maxim)“尽量减少对自己的益处, 尽量增大自己付出的代价。”
3. 赞扬准则 (Approbation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批评, 尽量增强对他人的赞扬。”
4. 谦虚准则 (Modesty maxim)“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 尽量夸大对自己的批评。”
5. 赞同准则, 又称一致准则 (Agreement maxim)“尽量缩小与他人的不同意见, 尽量夸大与他人的相同意见。”
6. 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厌恶, 尽量扩大对他人的同情。”
顾曰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 在 Leech 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研究汉语中的礼貌现象, 总结了汉语言文化有关的礼貌准则, 于1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
1. 贬己尊人准则: 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 指谓听者或与听者相关联的事物时要“抬”、要“尊”。
2. 称呼准则: 指人们出自礼貌, 在互相称呼时仍按“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称呼语的改变意味着人际关系的改变; 而出自礼貌, 人们不同的语言行为和所处的不同环境又会影响称呼语的改变。
3. 文雅准则: 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人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 文雅准则的重要内容仍然是“先用雅语、禁用秽语; 多用委婉语, 少用直言”。
4. 求同准则: 这与“脸”、“面子”有关, 所谓求同, 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保持相称, 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
5. 德、言、行准则: 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 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 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四、礼貌原则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1. 称呼语之不同
受社会结构、传统伦理及血缘、宗教社会因素的影响, 汉语的称呼系统远比英语国家复杂得多。在中国, 小孩一般不能直呼父母和长辈的名字, 学生不能直呼老师的名字,下属不能直呼上司的名字, 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礼貌。中国人不仅喜欢用表示血缘关系的名字去称呼家人和亲属, 还喜欢用这种称谓来称呼非家人和亲属朋友。比如, 称与自己祖辈年龄相仿的男性为爷爷、女性为奶奶; 称与自己父母年龄相仿的男性为叔叔或伯伯、女性为阿姨。这在英语国家是非常少见的。中国人的称呼语体现出尊老的传统习惯。人们一般称呼年老的人为 “老某”, 像 “老王”、“老李”等, 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 “某老”或 “某老先生”, 像称周树人为周老先生等。这里的 “老”, 没有丝毫贬义, 只有尊敬或推崇。但如果将此称呼用在英语国家则极不得体, 有冒犯之意。由此看来, 汉语称呼语可以用 “上下长幼尊卑”来概括。在英语国家, 由于其社会格局、文化取向、人际关系与中国截然不同, 所以对称呼语的使用和对其意义的解释也相差甚远, 具体表现在称呼时到底是直呼其名还是使用“头衔 + 姓”的方式。一般来说, 英国人同自己的上司说话也许需要用比较尊敬的语言, 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称呼, 不论对方年龄多大, 地位多高, 人们更愿意直呼其名, 这充分表示出平等的文化取向。
2. 贬己尊人与平等交往
“贬己尊人”是顾曰国效法Leech所提出的汉语言文化的一条礼貌准则。中国人喜欢贬低自己而抬高对方的身份。这从表面看和Leech的赞誉准则相似, 但在中国文化中, 这条准则对人们的影响却更加深远。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受到别人的夸奖, 我们中国人总会谦虚的说“哪里, 哪里, 您过奖了”。精心为别人挑选好了礼品, 在赠送时还不忘说“没来得急挑选,随便买了一份。”而在西方国家, 人们追求交往中的平等, 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将自己的情感、优点外露, 而不喜欢过分的谦虚, 对别人的夸奖也欣然接受, 并视这种赞誉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在西方人的眼中, 中国式的自谦将被认为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此我们进行涉外交往时要清醒的认识到这种礼貌用语的差异，在西方人面前要大方地接受他们的赞赏, 善于充分的表现自己, 并学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优秀的一面, 而不要随意的贬低自己和过分自谦。
3. 热情关心与个人隐私
汉英民族对隐私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中国人在日常交往中不太注意维护自己的隐私, 也不注意尊重他人的隐私。在中国文化中, 关心他人, 对别人热情一直被视为是对对方重视和显示诚心的一种表现。例如, 我们在宴请客人时, 要不断给客人加菜以显示热情;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会热情询问对方年龄、收入、婚姻状况; 朋友见了面更是问长问短, 把家里和工作的事情都询问、关心一遍; 在西方, 人们的隐私意识较强。英语民族对 privacy 这个词的含义理解较广, 诸如家庭、财产、婚姻、朋友、经历、收入、年龄、住址、身体状况、独处或单独生活等等。当在英语民族面前谈到有关隐私问题时, 会被人认为你让他人丢面子, 你不懂礼貌。
总之, 礼貌原则是每个群体或社会所广泛使用的文明的手段, 但必须承认, 不同文化对礼貌行为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文化赋予礼貌不同的内涵。若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互交往时,很容易因此而产生误会。总之, 人们只有充分认识了礼貌原则在以上诸多方面的差异, 才能尽量减少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语用失误, 以达到更自然和谐的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 1983.
[2]高一虹.语言文化的差异与超越[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3]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 4.
[4]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刘润清.关于Leech 的礼貌原则[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6]刘翔.汉英礼貌用语的比较[J].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5, 11.
中原文化论文篇（3）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无形的国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更是生产力的先导。所以，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还必须具备文化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
发展文化软实力不仅能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奠定基础，也能为国家硬实力的增强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不仅事关一个民族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结合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从价值取向上讲，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导航、支撑先进的本土文化体系建设、为国家永续发展提供原动力、保障民族凝聚力、国民创造力的源泉五大功能。鉴于此，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相应地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一、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
在现今时代，世界形势日趋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也层出不穷，文化多元是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多元文化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和完善，有利于消除片面认识、极端认识；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文化的沟通有可能带来思想层面的混乱，有可能对弱势文化带来被覆盖的危险，对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也是一个挑战。
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文化帝国主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世界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武器的征服。相对于武器或暴力统治，文化的控制和渗透更能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灵壁垒。从意识形态入手达到征服的目的，具有隐秘性和无形性等特点，会使民众自发地屈从。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主权意识。在当今社会，与武力征服紧密相连的文化侵略几乎已经找不到舞台了，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并且这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应该用以简驭繁、以一领多的原则驾驭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中，一元化能否引领多样化便成为和谐社会的文化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一元化指导思想，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并存，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又有明确的文化主导思想。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37，348。
我国***胜利和建设成功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元化指导思想的重任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指导我国***胜利的法宝。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思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经典作家的文字、语句，是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合并能真正指导我国实践的先进思想。因此，只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时代的进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罗素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他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罗素的观点具有极深的意蕴。文化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时，***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相应改变。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象征，“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5。坚持“以一领多”的原则，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和谐，也关系到我国的***治体制的运行。所以，“以一领多”
是我们在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且是核心原则。
二、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
在牢固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才能确保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内涵。文化是立国之根本，尤其是在这个文化价值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华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有发展文化软实力才能重塑我国在全球背景中的文化身份。
在目前多元文化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崛起显得相当关键，任何一种自主的文化都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之上的，失去了这个核心，也就失去了一国精神的根本，“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3]152。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软实力要紧抓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好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内涵，积极创新，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独特之处，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散发出新的光芒。
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吞噬我国传统文化等问题，面对我国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危机，许多人开始探求西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是，面对外来文化，如果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味地去追随模仿，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会带来整个民族精神的泯灭，从而也就带来民族***性的消失。文化不自主，就有可能成为丧失民族特性与***性的文化殖民地。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提出：“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4]而且，他进一步阐释到：“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强调文化自觉的前提首先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做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才真正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的民族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经常处在一种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中，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中国以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由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领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5]7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坚持文化创新原则。
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柔性的影响力和征服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生存力与创新力的综合体现。创新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软实力也可以称为文化创新力或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构建构文化软实力应以文化创新为主导战略，只有文化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才能保持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才能使文化具备辐射力与感染力。
我国目前建构文化软实力固然有许多优势之处，比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文化资源，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发展战略也成为新的战略着眼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建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劣势也不容忽视，比如文化倒灌现象严重，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核心价值观引领性欠缺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文化整体创新力不够，文化创新习性不足，以至于传统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致使文化理念的影响力不足。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1]251，创新既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创新力不够，不仅会妨碍文化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民族先进性与国家创新力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文化自身的长久发展而言，全面照搬、机械继承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对它的全盘否定和彻底背叛。文化创新是文化内在创造性的自我转化。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我们可以汲取各家之长；另一方面，应通过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让文化不断提升，以适应并引领时代的进步。
创新离不开对自身的扬弃，扬弃不是简单的摒弃、抛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对自我的锻造和重塑，扬弃是在保留原来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的继承和提高，内含更新、创造之意。扬弃既有对消极因素的抛弃，也是对事物中积极元素的肯定和鼓励。无论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发展我们的指导思想，都需要扬弃的精神贯穿始终，“扬弃力包含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张力上”[6]404。扬弃显示了事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冲力，坚持扬弃代表着突破了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是事物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扬雄曾经说道：“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太玄》）。“不因不生”说明我们不能忘记传统，“不革不成”
说明必须不断创新。文化繁荣、创新之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是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积累时期。培育和促进文化的创新性不仅是建构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创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只有努力营造文化的创新性内涵，才能从本质上促进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民族国家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
如果说坚持文化创新原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间维度来讲的，那么坚持会通整合的原则则是从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维度着手的。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建构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积极创新、自我扬弃，还要与外会通，站在平等、交流、整合的平台上，积极发展，博采众长，处理好借鉴和独创的关系。会通，就是对各种联系进行融会贯通，是联系之上的再联系、联系之中的优联系。世界是一张普遍联系之网，事物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站在整体观的角度看世界，对事物的联系、变化、发展都清清楚楚，实事求是地加强联系有助于促进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使中国文化软实力向积极的方向发展，除了必不可少的联系之外，还应将所有联系的方面整合起来、将各种信息优化组合、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加以综合运用，这就是会通的过程。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首先要正视我国多民族、多习俗的现实，整合内部资源，统一在中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能把我国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文化、文明，如果没有文化在起作用，国家就被会经济、地理、环境等等要素割裂开来。其次，要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其先进。在中华文化能够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对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加以吸收、借鉴。建构文化软实力，在以本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的包容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在对待西方文化时，有两种态度是错误或者有害的：一种是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文化绝对先进，应该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我国；一种是夜郎自大，认为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漠视甚至蔑视其他国家的文化特点和长处。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的目的之一是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要求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促进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和交流，更快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扬弃。
坚持整合会通的原则，旨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合一处、相辅相成地互动式共享提升。这是一个协调并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时也离不开其它文化的助推，以协调并举为基本点，才能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使主导文化发扬光大。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引导和凝聚其他多元文化向自身靠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一种文化为主导，其他多元文化为辅助的和谐文化之局面。
五、坚持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治国方略之一，“今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普遍认同感和满意感，从而达到思想上的协调统一，最大规模地将人心凝聚起来，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积极构建。
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坚持人本原则。一方面，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文化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特征。文化与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主体原则，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主人，以人为主动力[8]15。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重视人、尊重人、培养人的社会风气，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战略方针。
以人为本，必须将人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整个生态链的角度上看人的作用和位置，看人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首先要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关键作用，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马克思认为从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看，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观念中，既有人类中心论也有自然中心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当从“类”的角度去研究人时，人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人处在自为状态，人与自然在互补的平台上相互作用，这克服了人类个体中心主义，有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坚持人本原则，并不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建构文化软实力，也应站在生态和谐的立场上，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人本原则，达到人的本质与外界环境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张岱年。张岱年哲学文选：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钱穆。中国历代***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1.
[4]费孝通。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EB/OL]..54youth.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中原文化论文篇（4）
动画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动画艺术的衍生发展是一个与文化融合、吸收、创新及提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受到各种形式文化的吹拂浸染、滋养润泽，源源不断地从文化中汲取营养，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样式。从另一个角度看，动画片已经成为文化的“使者”，因为它能跨越语言障碍，直达人心，可谓“影像动人心，文字出思想”，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正如Martin Brande所说：“动画片是文化交流的有效渠道。”①这个渠道可以给观众文化的享乐，从而推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随着文化的大众化和观众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不再只是简单地掏钱去“养养眼”罢了，而是更多地去享受一顿丰富的“文化盛宴”，从而“养养心”，他们更多是去关注影片的文化内涵。那么文化与动画片的融合方式成为摆在动画片创作者面前的问题，文化和动画片究竟如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呢？其实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选取传统文化题材进行直接表现的；有把文化内涵改编成故事进行表现的；有把文化元素融合故事进行表现的，等等。在融合方式中有一种将文化原型直接渗入动画片叙事中进行表现传输，就好比我们在写文章中引经据典时的直引方式。动画片也能把文化及其元素“原汁原味”式地纳入到动画片的故事题材、叙事机制、表意系统等叙事系统中，从而进行文化的传播。从已有的动画片作品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文化事象直接参与动画剧情
文化事象是人们对文化现象的感受上升到理性概括的认识产物。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带有反映某种特殊文化的典型和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或元素，是群众在共同需求、共同理解基础上所形成的以及不断给予陶冶的结果，是经过时间洗涤之后沉淀下来的精华。它往往是思想观念及其物化形式的综合，不但具有外在的特征，还含有观念的特色。文化事象及其元素在动画片中的原型植入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动画片通过其特有的语言方式对文化事象及元素以影像的方式进行还原，然后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人们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文化原型的直观方式。
（一）外延式参与
这种方式就是让文化事象充当故事层面上的情节“桥梁”，“自然”连接起叙事段落之间的空隙以顺利完成故事情节的建构。外延式参与主要是凝取文化事象的外延原植语境，用以烘托故事气氛，设定动画片基调，铺设故事情节的发展坦途，从而进行顺利叙事。动画这一具有高度假定性的四维艺术形式，特别适合用来表现夸张和虚幻的文化事象。在动画片的题材中，童话、神话、民间故事等文化事象占有了很大的比例，就是因为这些题材都是带有浓厚幻想色彩的虚构故事，具有鲜明的寓意、假定与象征的因素，它们的艺术规律与动画有许多共同之处。神奇虚幻的故事借助动画的假定性，不仅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且动画艺术的特性也能够得以充分的发挥。二者相辅相成，大有用武之地，从而成为一种人们充满幻想而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内涵式参与
与外延式参与利用文化事象的表层文化不一样的是，内涵式参与是充分利用文化事象的内涵，直通动画片的深层思考，从而传达出作者的情思、意感以及理性思考。它好比通向动画片深层的一个“通道”，通向动画片要表现的文化及哲思层面。在这个“通向”过程中，导演充分利用人们对该文化事象的“前理解”进行思想贯通，从而更好地让观众理解动画片，又能丰富动画片故事的视听层面。这样的文化事象生于民间，长于民间，人们易于理解、体会，运用于动画片，雅俗共赏。作为文化事象及其元素，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深层哲思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这些文化事象及元素，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视听“盛宴”，养了观众的“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养了观众的“心”，从而让文化“活”在人们心中。
二、文化内核渗入动画故事情节
文化是由“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构成的。“内核”文化是指一种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本质的东西，是文化的精髓所在，是文化的核心。而外缘文化是新形成的文化，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包容，它是年轻的、非纯种的，发育尚不完全，也非自生根的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动画片也是一样的，它也具有内核与外缘之分。其中的内核文化具有强大的持续传延能力，当我们超越动画片的表象内容去追寻隐匿在其背后的文化渊源时，就会发现其本质的东西、精髓的东西是永恒的。文化内核与动画片的结合方式主要有直接与间接渗入两种方式。
（一）直接渗入
这种方式即是将文化内核直接渗入到剧情之中，与动画片故事情节一道交相呼应，完成动画片叙事功能。这种方式也是设置悬念的好方法，对于没有如此相关文化学说的观众来说，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因为文化内核对于实实在在的影像来说，是看不见的、“虚”的，剧情中的故事是“实”的，所以文化内核在影片的故事情节中是看不见的，但是在叙事过程中又是实在的，这就形成了虚实相生。从创作主体层面看，动画片《狮子王》的编导建构叙事机制就是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文化内核与故事联系起来，而这种方式并非把文化内核放到故事以下的哲思层面，而是将其浮在面上与故事并行交叠，导演将故事层面的某一个情节故意断开，用文化内核在逻辑层面上予以连接。比如《狮子王》影片的文化内核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强调成年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心理结构的底蕴或者说潜意识，童年经历占有了其中决定性的比例。反过来说，一个人的童年时代的经历会决定其成年的性格和人格类型。一旦成年人在社会中出现某种心理障碍，只需引导其竭力回忆童年时代的对于他心理创伤而形成的某种心理病灶的某件事由。然后让心理情结得以宣泄，现实心理障碍便消失了，从此便成为正常人的心理。由此看出，文化内核参与剧情的叙事，关键是文化内核与动画片的故事题材要相关，如此才能将故事情节建构得天衣无缝。
（二）映射渗入
映射渗入方式就是把文化内核观照到故事层面之下哲思层面，其面上的故事层面是完整的，情节是连贯的，不会影响观众的理解。用文化内核把故事和情节映照一下，让故事层面和文化内核在两个层面平行并走，但以故事情节为主，文化映射为辅。这样可以让不同层面的观众得到不同层次的满足。在很多影片中，这种文化观照是局部的，甚或细节。如影片《沉默的羔羊》中，利汉布博士入狱后被迁往另一城市监狱的囚服编号是“B5160-8”②，这个赋予了一层基督教文化的编号在两名看守给利汉布博士送晚餐时显得格外醒目，它提示观众将要发生什么，如果观众具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背景的话，这时会知道后面的情节发展。随后的情节是利汉布博士杀死了两名看守人员，将其中一个人的尸体悬挂在牢笼上，摆出耶稣受难的造型。他随后换上看守衣服，剥下看守脸皮覆盖于自己脸上，蒙混过关并成功逃出监狱，并在救护车上完成了“复活”。可见，文化在内，故事在外，两相辉映，共同推进剧情的发展，使影片既有了文化，又有了较强的视觉观赏性。
三、文化语境迁入动画故事情景
（一）文化生存语境的迁入
这是指文化内核所辐射的现实语境，就是人们在理解和使用某种文化时形成的特有语境。动画影片创作者在创作动画片时基于某种文化的大众化语境，直接将这种语境通过台词或音效等手段直接迁入动画片中，完成动画片叙事，从而增强影片的艺术性。在动画片中，一般是创作者根据剧情需要创建一个具有“新逻辑”的动画叙事语境，以展开故事的情节，情节建构要以“新逻辑”为序。为了阐释“新逻辑”，参照“一般现实逻辑”③这个范畴。所谓一般现实逻辑，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社会阶层或民族群体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判断。简而言之，一般现实逻辑是一个动态的范畴，一种审美价值的判断标准。在动画创作中的“新逻辑”即是在动画片中设置的“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就是动画片中故事发生的“社会发展阶段”，也蕴含了社会审美价值判断标准。“新逻辑”一旦建立，就与“一般现实逻辑”一样具备相对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可识性。审美作为人类的识别活动，人类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能服从建立的“新逻辑”的审美规律，也能服从于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现实逻辑”。
（二）文化现实语境的迁入
这是指在影视作品中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过广泛认同的现实文化语境的直接引用。从审美认同角度上讲，人们对熟悉的现实文化已经有了深刻的认知，将心目中形成的审美认同，在影片中直接运用，有利于受众对影片的理解。比如宫崎骏在其动画长片《千与千寻》中为了叙事方便而构建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就是“油汤屋秩序”。这个特殊的“秩序”中迁入了当今社会现实文化语境。在这个“社会空间”中，汤婆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诸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统治者；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里宫崎骏还设置有一条基本的“生存法则”来统治“油汤屋”里的所有人，这条“生存法则”是只有努力工作才能生存下来，不然就要被汤婆婆变成猪，或者变成煤灰，在工作中自生自灭。获得工作权利的“油汤屋”员工不能拥有真实的名字，员工原来的真实名字被汤婆婆无偿地拿走。如此，油汤屋里的员工因此会忘记自己的名字而永无休止地、无偿地为统治者――汤婆婆工作。这个文化语境一旦建立，就为观众理解故事情节厘清了思路。千寻和她的父母从人类现实空间误闯到这个“社会空间”，也要“遵循”这个“社会”的基本法则，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固然在情理之中。影片把故事展开的主要部分，安排在一个日本古时期的供各路神仙洗浴的澡堂，具有双重用意：一方面可以借这个场景和环境体现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让日本本土观众由此得到文化回归；另一方面，就场景本身寓意，澡堂本是洗身子用的一个空间，但是在这里是洗礼人的灵魂的地方。千寻在这个澡堂里得到了成长与洗礼，这个过程也就成了这部动画片的一条叙事主线。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内核语境的迁移和植入，首先要考虑文化语境的大众化，这样才能使观众得到共同理解，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其次就是要选取与故事题材相应和相联系的语境予以植入，才能与动画片剧情相得益彰，虚实相生。
注释：
中原文化论文篇（5）
中***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01-06
一、兴隆洼文化
1982年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而得名，距今约8000～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其遗址相对较多，主要有查海、金龟山、白音长汗、盆瓦窑、南台子、西寨、东寨、上宅等，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到燕山南麓，东起医巫闾山，西抵大兴安岭。
兴隆洼文化的遗迹有房址、聚落。房址多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聚落有环壕、非环壕两种。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和蚌器，主要以石器为主。石器的代表性器具有打制的肩锄形器、磨制的斧形器，此外还有琢制和压制石器。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鱼镖、骨匕形器和骨刀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支能发出四种音列的骨笛，对于研究音乐史和乐器史具有重大的意义。陶器为手制砂质陶，陶色以灰褐和黄褐为主，普遍饰有复合纹，胎壁厚重，质地松软，制作水平不高，最典型的特征是盛行平底筒形罐和之字纹。玉器有工具类，如玉匕，还有装饰类，如玉i，从出土的大量渔猎的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骨骼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的经济结构中，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从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粟、黍作物炭化遗存、陶器制作水平的低下以及房址和聚落形态来看，农业在这一时期业已出现，并成为一种补充性的经济活动。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遗址总面积4万平方米，环壕半地穴式内外房址158座，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被考古界赞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
遗址墓葬多为居室葬，共30座。居室墓位于居住面之北临穴壁或四角，为土坑竖穴墓，另外还有1座人猪合葬墓。
二、赵宝沟文化
赵宝沟文化是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聚落遗址为代表。关于赵宝沟文化的年代范围，目前有三种观点：杨虎认为是公元前5200～4470年左右[1]，刘国祥认为距今7000～6400年间[2]；索秀芬则认为是公元前5500～4500年间[3]。其主要遗址有赤峰市敖汉旗小山、南台地、翁牛特旗小善德沟、林西县白音长汗等10多处。小山遗址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南边缘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出土陶器、石器、胡桃楸果核等。遗物具有鲜明的特征，如尊形器上的猪首蛇身***像，头部由猪、鹿和鸟首的形象混合而成，猪首下作蛇身，鹿首和鸟首右侧纹饰，类似羽翼。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龙崇拜具有重大意义。南台地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东约30公里的教来河左岸的南台地村，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表约有40余个半地穴式的房址。出土有尊形器、高足盘（器盖）等。其中5件尊形器、1件高足盘、1件器盖饰有鹿首神兽、鸟纹等纹饰。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遗址规模，大致可以分成大中小型三类。房屋均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屋按照使用功能来看，大致有公共性活动场所、居住性房屋和具有祭祀功能的房屋。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石器主要以磨制石器为主，种类较多。石耜是赵宝沟文化最典型的器物，扁平正锋，材质为板岩和硅质灰岩，坚固耐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褐色为主，少数黑色，还有泥质红顶钵。典型的陶器为筒形罐。普遍饰有压划或压印的纹饰。另有一些人面像、异形陶器等特殊器类。
从赵宝沟文化遗址内出土的马鹿、野猪、狍等动物骨骼以及鱼骨、软体动物贝壳可以看出，赵宝沟文化的经济结构中存在渔猎经济。
三、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较早，20世纪初即先后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瑞典人安特生、加拿大人步达生、法国神甫桑志华、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在赤峰境内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红山后出土的文物引起了日本考古界的关注，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发掘了墓地和第一、第二住地址。后由于战争的原因，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几乎停滞。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初，才有所进展。除国外学者，中国学者也对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贡献颇多，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佟柱臣等，先后对赤峰城东到红山嘴之间和赤峰、凌源等地进行考察，都有重大发现。1954年尹达对红山后遗址进行仔细分析和探讨，红山文化由此得名。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其分布范围大体是以赤峰为中心，西起河北省的张家口，东到辽河中游，北达大兴安岭，南抵天津北京的广大地区。其文化遗迹有房址、窑址、大型石砌祭祀遗址、“女神庙”址、积石冢群和石砌围墙遗址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角器与陶器，其中以石器为主，石器又分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叶形石耜，是一种最富特征性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红山文化的标志之一。陶器以手制砂质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并有少量泥质灰陶与黑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渔猎业也占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较多，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魏家窝铺遗址、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等。魏家窝铺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是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房屋排列有序，且数量众多。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位于赤峰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东山嘴村。石砌建筑群址是东山嘴遗址的主要内涵。基址部分保存完整，整体布局对称分布，具有我国传统建筑特色，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县与凌源县交界处，由女神庙建筑遗址、祭坛、积石冢群以及其他土石构筑物组成。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有女神庙，其中出土许多人物泥塑造像。另外还有分布广泛的积石冢，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史前宗教场所。
四、富河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富河沟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不越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西始于查干木伦河流域以东，东止于东辽河和西辽河交汇处。关于富河文化的年代，索秀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500～3000年间。
富河文化的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和坑灶，房址多为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内有坑灶。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有锄形器、斧、石叶等。骨器的数量较多，其种类有锥、镞、针、匕、鱼镖、鱼钩等。陶器均为夹砂陶，烧制水平不高，主要有黄褐色和灰褐色。有筒形罐、圈足碗等。陶器纹饰以压制、橄印、贴附制成，纹饰种类有之字纹、附加堆纹、划纹、编织纹、坑纹等。
从出土的房址和农业生产石器以及鹿等动物的骨骼来看，富河文化的经济形态有定居农业和渔猎采集。
五、小河沿文化
因发现今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乡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辽西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中部地区。其年代范围大概在公元前3640～前2667。遗址主要有赤峰市敖汉旗南台地遗址、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克什克腾旗白音长汗遗址和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
小河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建筑、灰坑、墓葬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器形较大，以敲砸器、亚腰石锄、大型石斧、磨谷器、圆形盘状器为主。磨制的器形小，刃部锋利，以铲、刀为主。陶器制作粗糙，器形不规整，表面多有纹饰，器座上有镂空做法。以夹砂褐陶最多，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和灰陶。其次是泥质红陶，也有一些砂质与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另有猪、狗头雕塑品出土。
从房址、出土器物等表明，小河沿文化的经济生活形态应是定居生活，从事农业而兼营狩猎业。
六、小河西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小河西、孟克河西岸而得名。其文化遗址主要有敖汉旗小河西、西梁、大新井、马架子等。索秀芬、郭治中先生推断小河西文化年代开始时间早于距今8200年。
小河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窖穴和土龙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陶为主，制作方法为贴塑和泥圈套接法，制作水平不高，陶质疏松，陶色不纯，多呈褐色，少量为红色、黑色。绝大多数陶器为素面，纹饰少见。器型单一，以筒形罐为主。石器有打制、磨制、琢制、压制等，器型有石球、锄形器、石铲、环状器、敲砸器、饼形器、斧、锛、凿、磨盘、磨棒、石杵、臼形石器、石杯。蚌器残破。
七、西梁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店乡井沟子村西梁遗址而得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
西梁文化遗迹为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和骨、角、牙、蚌器等。陶器多为夹砂陶，黄褐或灰褐色。纹饰为条形附加堆纹和压划线纹组成的复合纹饰，这也是西梁类型文化面貌的显著标志。器类较单一，以筒形罐最多，另有平底盂、杯等。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有锄形器、斧形器、压削石器、纺轮、环、管等。另有骨、角、牙、蚌器等。
从制作粗糙的石器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结合骨、角制品和出土的马鹿、狍、牛、猪、貉、兔、蚌等动物碎骨分析，西梁文化应以渔猎型经济为主，农业迹象并不明显。
八、查海文化
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辽宁省阜新县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发现查海遗址，其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代大致为距今7500～8000年。查海遗存的内涵特征十分鲜明，它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兴隆洼文化相近但又有明显区别，故以“查海文化”命名。
查海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发现房址55座，房址分为大、中、小三种，均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排列密集有序。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玉器。石器中铲状器、斧、敲砸器和磨盘、磨棒等所占比例较大。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低，以夹砂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灰褐为主，也有较少红褐色。器物组合以直腹罐、鼓腹罐与斜腹罐为主，陶器纹饰丰富，“之”字纹和以勾连纹母题为特征的几何纹与斜线纹为主。玉器分装饰品与实用工具两类，出土有i、管状珠、匕状器和斧。
查海遗址。该遗址1982年发现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色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年代为距今7600±95年，面积约10000平方米，出土有半地穴式房址、墓葬等遗迹。聚落址规模较大，房址以风化岩开凿为房基，布局密集，房址呈南北或东西向成行排列，其形制、特点较明显。遗物有陶器、玉器，还有石器、猪骨，鹿骨及农作的碳化物等，其中以浮雕龙纹、蟾蜍纹陶片最为珍贵。
出土有玉匕、玉管、玉环、玉i等玉器。其中玉i尤其精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堪称“世界第一玉”。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有最早的龙纹陶片、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根系”。
九、新乐文化
发现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陵以西，因其遗址中心区在新乐工厂宿舍院内，故称新乐文化。按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可分为新乐上层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
新乐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年，以石器和陶器为主，石器有直背弧刃穿孔长形石刀和磨制较粗的石斧、磨棒、石锤、石镞、石杵等。陶器为素面夹砂红褐，均为手工制作，质地粗糙，没有纹饰，有鼎、鬲、钵、罐等。
新乐下层文化目前只在沈阳地区辽河和浑河流域以及新民县境内发现。其年代距今7245±165年。新乐下层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房址大小不一，多数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半地穴式，较为密集。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石器以细石器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二分之一，其次为磨制石器，占三分之一，打制石器最少。细石器以石叶最多，其次为各种尖状器和石镞；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磨盘、磨棒等；大型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铲、网坠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最多，另有少量泥质陶。陶器火候较低，胎质疏松，但胎壁均匀，造型规整，可能已使用慢轮制陶。另有煤精制品、木雕艺术品、石墨、赤铁矿石、炭化谷物、炭化果壳等物出土。煤精制品的发现，使得新乐文化遗址成为我国迄今发现使用煤最早的一处遗址。
十、牛场遗存
牛场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牛场村，其文化遗物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刀、斧、刮削器、镞、凿、磨盘、磨棒等；骨器有针、鱼钩、凿等。从陶质来看，大致有夹砂粗陶和泥质细陶两种。皆手制，平底，侈口，壁厚，素面少纹饰，火候较高、坚硬。表面稍加修整，制作粗糙。器形有陶罐、杯、盅、碗等。遗骨种类有鱼、猪、龟、鹿、羊、獾、狍等。最多的是鱼骨。
十一、亚布力遗址
亚布力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尚志县亚布力镇东北1.5公里的岗地上，1985年6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其年代据推测下限不晚于距今4000年。
其文化遗迹仅有房址1座，为半地穴式，平面略呈长方形。出土器物有石器、玉器和陶器。石器多为磨制，部分打制。器形有亚腰形石锄、石片刮削器、斧、锛、镞、磨盘、磨棒和磨石等。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黄褐陶为多，少许红褐陶和灰褐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大都带有纹饰，主要为压印绳纹和戳压篦点纹。器形主要有罐、碗等。玉器有玉锛、玉凿、玉佩饰等。
十二、茑歌岭下层文化
茑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宁安县境伯湖南端东岸，1963年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和出土文物的异同，将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类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牡丹江流域，在***门江和绥芬河流域也有发现。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
茑歌岭下层文化遗迹有房址，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多系打制，有肩、束腰石锄和石斧等。磨制石器很少，大多磨制不精。陶器均手制，以砂质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粗黑陶。能辨别器形的仅有罐、碗等。这些居住遗迹和生产工具，反映了原始农耕的特点。
十三、阿善文化
阿善遗址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区东15公里的阿善沟门东，遗址面积约5万多平方公里。根据阿善遗址地层迭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以及对文化遗物的分析，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三期。
阿善一期文化，遗存发现甚少，未发现遗迹。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磨石、砍砸器等。陶器均手制，以泥质红陶具多，夹砂陶次之。火侯低，器形有锛、盆、罐、重唇小口瓶等。
阿善二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半地穴式，呈正方形。窖穴多为方形圆角直壁状。其生产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主要有磨壳石斧、磨盘、磨棒、石镞等。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彩陶不多，器形有折服钵、曲腹钵、小口双耳罐等。
阿善三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和槽沟结构的地面建筑两种，整个居住区周围都筑有石围墙，窖穴多方形圆角，呈斜壁覆斗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有磨制石斧、打制石斧、有孔长方形石刀、单孔石铲、长柳叶型石镞、镶石片刃的有柄骨刀等，骨制亚形器增多。陶器以泥质灰色篮纹陶及磨光陶最具特色。
十四、庙子沟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新风乡庙子沟村南的西坡上而得名，距今约5500年左右。其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窖穴、墓葬。房址为圆角、长方形、浅地穴式建筑。灰坑主要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少数为椭圆形和圆角方形。墓葬在房址周边，有多人合葬、单人墓葬和双人墓葬。
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骨器和少量的玉石、蚌螺类装饰品。石器有磨制石器、极少量的琢制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分夹砂、泥质和砂质三大类。火候不均，色泽不纯，器表和内胎往往呈现几层颜色。以红褐陶为主，灰陶和红陶次之，少量黑陶。多素面磨光或饰绳纹，彩陶数量不多，以红彩为主，双耳罐最为典型。
十五、老虎山遗址
因1980年发现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的乌兰察布盟南部凉城县西南永兴镇正北5公里的老虎山南坡而得名。1982和1983年先后两次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及出土文物等，可将老虎山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两期。
一期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灰炕有圆形桶状和不规则状两种。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和打制三类。器形有石斧、石刀、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针、骨锥等。陶器以手制为主，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以红褐和灰褐陶为主，灰陶次之，还有少量的磨光黑陶。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是素面、绳纹、附加堆纹和极少数方格纹。器形有罐、盆、豆、瓮、缸等。
二期文化遗存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子多为平面呈“凸”字形半地穴式白灰面建筑。在房址正中有圆形或圆角方形地面灶，灰炕有圆形和不规则状两种。墓葬只发现3座，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遗址四周还有石墙建筑。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两类。有石斧、石锛、石刀、石环、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凿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揭陶为主，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的数量有所增加。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的数量增多。陶器的纹饰，仍以篮纹为多数，绳纹的比例增加，附加堆纹发达。器形有罐、鬲、豆、甑等。
十六、朱开沟文化（第一段）
因1974年发现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正北10公里的朱开沟村而得名。1977、1980、1983年和1984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综合文化层堆积及出土器物的情况，其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段三期，其中，第一段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
朱开沟遗址第一段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房子都是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抹白灰面。灰坑有圆形袋状、圆角方形和椭圆形灰坑三种。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生产生活用具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长方形有孔石刀、石凿、石磨棒、磨石等。骨器有骨镞、骨凿、骨针等。陶器多为手制，模制者较少。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陶五种陶系。以灰陶为主，褐陶和黑陶次之。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多，绳纹略少，此外还有方格纹、弦纹、刮划纹和压印纹等。
十七、西园遗址
因发现于内蒙古包头市东郊沙尔沁乡西园村东而得名。该遗址是1983年包头市文物管理所调查时发现的，1985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进行了遗址发掘。根据地层和遗迹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出土遗物的综合研究，可将西园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遗存较少，仅有少量陶器。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中期。陶器均手制，分泥质和夹砂陶两大类，其中泥质陶占多数。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泥质陶以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器形有钵、罐、盆等。
第二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室内绝大部分都有柱洞。灰坑有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其生产和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骨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等。陶器均手制，分为泥质、砂质和夹砂三大类，其中泥质为主，还有较少红陶、橙黄陶和黑陶。纹饰以素面最多，另有篮纹、绳纹。此外还有磨光陶，纹饰有附加堆纹、弦纹等。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缸等。时代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骨制品仅见骨针和针筒。另有各种环类和骨簪等装饰品。
第三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房址居住面和墙壁均抹一层白砂泥。灰坑仍是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直壁穴为多，少数袋形坑。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的锛、纺轮、磨棒等。骨器有刀、锥、凿等。陶制品仅见刀和纺轮。陶器仍可分为泥质、夹砂和砂质陶三大类。泥质陶较二期有所增加，夹砂陶、砂质陶相对减少。时代大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纹饰仍以素面为主，但相对减少，篮纹有所增加，彩陶基本不见。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碗、盆等。装饰品有环和骨簪等。
十八、白泥窑子遗址
1958年发现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喇嘛湾乡白泥窑子村附近。其文化遗存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第一、二、三种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第四种类型大约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
第一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坑灶、窖穴，房址平面呈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打制、磨制。器形主要有敲砸器、磨盘、石片等。陶器有泥质红陶、夹砂红陶。骨器主要有骨锥。
第二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和防护沟。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器有泥质橙黄陶、泥质灰褐陶和夹砂灰揭陶，均手制，多见泥条盘制的痕迹。纹饰有彩绘、绳纹、篮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等。器形有瓮、钵、碗、瓶、盆、杯等。
第三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均手制，烧制火候低，主要有陶刀、陶纺轮、陶饼、陶环等。
第五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长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石器有砍伐器、盘状器。陶器系手制，有泥质和砂质红陶为主。主要器形有鬲、罐、三足瓮、小口宽肩瓮、盆、碗、瓶等。
十九、大口文化
大口文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沙圪堵镇。根据文化堆积情况的不同，可分为大口第一期文化和大口第二期文化。
大口第一期文化的时代，相当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出土遗物较少，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数量不多，陶器均手制，火候较高，主要有高领罐、矮领罐、盆、碗、器座等。
大口第二期文化的遗存有房屋遗迹、窖穴、成人墓葬、瓮棺葬。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骨器。石器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主要有斧、铲、锛、刀、尖刻器等。骨器数量较多，而且磨制精致。骨器既有生产工具和武器，也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主要有凿、镞、锥、针、匕等。陶器系手制，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除少量陶器素面和磨光外，其他以篮纹和绳纹最常见。另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划纹、锥刺纹、方格纹等。器形有袋足瓮、鬲、折肩罐、大口尊、深腹罐、盆、碗等。
二十、转龙藏文化
转龙藏文化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东门外刘宝窑子河（古称博托河）出口处的右岸，1954年和1958年曾两次试掘。可能属于转龙藏类型的遗址还有伊金霍咯旗巴尔吐沟，准格尔旗二里半等。
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陶器三类。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另有磨制石器。器形主要有石刀、石叶、石核、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等。骨器有少量骨铲、骨锥和有孔陶刀等。陶器系手制，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和褐陶等。纹饰主要是篮纹、绳纹的***案。
二十一、宁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宁夏地区发现的有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缺少原生的地层，又未经大规模发掘，故其文化内涵的全貌、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年代先后等诸多问题尚不明确。主要有高仁镇、沙坡头等遗址。
宁夏地区遗址出土的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以细石器居多。种类有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核、石镞、石钻、磨盘、磨棒、石斧、石锛等。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和彩陶，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多钵和罐。
大量石器的出现，表明狩猎、采集等经济形式的存在，陶罐等的出现，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存在。
二十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舜英、王明哲和王炳华总结，***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以出土大量细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哈密县三道岭、七角井等遗址，器物有石器、陶器。第二种是以较大型的磨制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喀什、阿克苏等地。器物中，石器基本都是磨制，有镰、斧、杵、磨盘等。陶器都是夹砂陶，有罐、杯等。第三种以出土彩陶器为重要特征。遗址有哈密五堡水库、克拉玛依市和额尔齐斯河畔等遗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表明当时的经济形态中，狩猎经济与农业经济都已出现。
综上所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显著特点：文化遗迹很多都具有房址、坑灶等，生产生活工具主要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等，其中，石器以打制、磨制为主，制陶业不发达，这反映其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遗迹中有出土农业工具等，也表明农业的发展。另外，遗址中所发现的动物骨骼大都是野生动物，说明畜牧业出现较晚。
参考文献：
中原文化论文篇（6）
一、会计中重要性原则的量化在会计核算中重要性原则与会计信息成本效益直接相关。坚持重要性原则,就能够使提供会计信息的收益大于成本。对于那些不重要的项目,如果也采用严格的会计程序,分别核算,分项反映,就会导致会计信息的成本大于收益。重要性原则认为对于不影响决策的经济业务和事项,无须在会计报表或会计记录中单独反映,重要性原则要求会计人员在会计记录成本和财务报表的准确性与使用者的相关性之间进行权衡,确定哪些业务和事项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或是无关紧要的。在一般人看来,会计提供的信息越多,会计人员就越负责,其实当陈报的信息过多时,真正相关的项目就有可能被掩盖,冗长而繁琐的信息会影响到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会计准则指出在实务中判断项目金额的重要性时,应当以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总额、净利润等直接相关项目数字作为比较基础,并考虑其他相关因素。
我国对一些特殊的事项和业务的重要性的数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举例如下:1.主要投资者个人的确定:间接或直接控制一个企业10%或以上表决权资本的个人投资者为主要投资者,包括自然人和法定代表人。2.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中对重大影响的定义: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但并不决定这些***策。当一方拥有另一方20%或以上至50%表决权资本,或者一方虽然只拥有另一方20%以下表决权资本,但实际上具有参与财务和经营决策的能力,一般认为对另一方具有重大影响。3.投资核算时根据持股比例决定成本法还是收益法。通常情况下,投资企业拥有被投资单位20%以下表决权的,则认为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或无重大影响,该情形使用成本法。4.固定资产与低值易耗品的区分。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上且使用期超过2年的作为固定资产。5.分部报告的编制考虑重要性原则。如10%重要性标准,达到75%的要求;数量要求———最多10个。6.中期财务报告的编制应当遵循重要性原则。企业重要性程度的判断应当以中期财务数据为基础,而且重要性原则的应用应当保证理解企业中期末财务状况和中期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相关的信息。7.会计报表的项目列示也体现了重要性,如:固定资产项目的列示。8.会计报表附注中涉及到重要性的项目有11个方面,而这正是有助于会计报表使用者理解和使用会计信息。如重要会计***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或有事项的说明、资产负债日后事项的说明、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重要资产转让及其出售的说明;企业合并、分立的说明等。会计机构将重要性原则的使用权下放到会计人员,而同时又强调执行这一原则的重要性,这对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相关性带来了冲击。首先重要性与否取决于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导致了一些会计事项处理的非规范性,导致一些反映不重要经济业务的会计帐户异常。
例如“其他应收款”科目的骤减。其次在一些业务中重要性原则缺乏一种操作性界限。例如:在计提八项减值准备时,资产减值多少才应当确认?再如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发生可能对其股标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如公司发生重大债务或公司发生重大的投资行为或购置金额较大的长期资产),应当编制重大事件公告书向社会披露,但重要性标准是什么呢?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不仅要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更重要的是加强对重要性标准的研究,我们不可能对每种业务都制定重要性标准,但可以制定一个适应大多数情况的数量判定标准。在美国有人提出了称为“咨询的方法”,即对于净收益相关项目的“咨询”(比率)。L.A.伯斯特认为以税后净收益的10%~15%的较宽范围作为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和不重要之间的区别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关于重要性的讨论备忘录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一个基于咨询方法来判断重要性的定义,这个定义表述如下:“如果现实的或潜在的效果的数额等于或大于相应的财务报表中的数额的10%,则这种情况被视为是重要,如果现实的或潜在的效果的数额是相应的财务报表中的数额的5%~10%之间,这种情况是否具有重要性就应视情况而定。”还有一种方法由A.拉帕波特(A.Rappaport)倡导的,他认为重要性标准应是一个财务上的趋势平均数。通过计算某个账户数额的趋势平均数来确定其重要性水平。这无疑给我们指明了研究方向。
二、审计中重要性原则的量化审计工作中,应用重要性的原则是为了提高审计效率和保证审计质量。注册会计师对于重要性所要求的职业判断高于会计人员的要求,一是因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采用了抽样审计,由样本特征去推断总体特征,重要性使用的不当会影响审计结论;二是注册会计师需要考虑被审计单位的内部环境还要考虑被审计单位的经济环境、行业环境来进行重要性判断,而会计人员仅需考虑企业的影响因素;三是过高或过低的重要性水平对注册会计师都不利。在审计准则中,我国对重要性的运用比会计准则规定的比较规范,在审计过程中需要运用重要性原则的情形有二:一是在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时。此时,重要性被看作是审计所允许的可能或潜在的未发现错报或漏报的限度,即注册会计师在运用审计程序以检查会计报表的错报或漏报时所允许的误差范围。二是在评价审计结果时。此时,重要性被看作是某一错报或漏报或汇总的错报或漏报,以及是否影响到会计报表使用者判断和决策的标志。并且指出评价审计结果时的重要性水平可能不同于编制审计计划时确定的重要性水平。审计准则中对运用重要性原则提出了一般要求,并对重要性的金额和性质也作出了一些规定:一般说来,金额大的错报或漏报比金额小的错报或漏报更重要;但有些错报或漏报从量的方面看并不重要,从性质方面却是重要的。例如:超级秘书网
(1)涉及到舞弊与违法行为的错报或漏报。因为舞弊与违法行为反映了管理当局或其他人员的诚实和可信性存在问题。对于会计报表使用者而言,蓄意错报或漏报比相同的金额的笔误更重要。
(2)可能引起履行合同义务的错报或错报。
比如,某项错报或漏报使得企业的营运资金增加了几百元,从数量上看并不重要,但这项错报或漏报使营运资金从低于贷款合同规定的营运资金数变为稍高于贷款合同规定的营运资金数,这就影响了贷款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所以是重要的。
(3)影响收益趋势的错报或漏报。例如,某项错报或漏报使收益每年递增%的趋势变为本年收益下降1%,使盈利变为亏损等,就具有重要性。
(4)不期望出现的错报或漏报。如果发现现金和资本账户存在错报或漏报,就引起重视。
(5)注意小额错报或漏报可能累计成大额的错报或漏报。在审计过程中,会计报表层次重要性水平的判定基础通常包括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其计算方法有固定比率法、变动比率法两种。固定比率法在选定判定基础后,乘上一个固定百分比,求出重要性水平。这个百分比是多少,世界各国的审计准则和会计准则都没有作出水平,百分比在实务中的指南是:税前净利润的5%~10%(净利润较小时用10%,较大时用5%);资产总额的0.5%~1%;净资产的1%;营业收入的0.5%~1%。如果同一期间各会计报表的重要性水平不同,注册会计师应当取其最低者作为会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账户和交易层次的重要性水平的确定方法有分配和不分配的两种方法,在实务中,很多注册会计师选择资产负债表账户作为分配的基础,国际上许多会计公司采用不分配的方法。尽管审计准则对重要性有比较完备的规定,但在使用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中原文化论文篇（7）
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由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活动。
这次论坛是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讲话精神，以及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的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和***院长重要讲活精神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
最高人民法院***组书记、院长***为论坛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晶格与追求”。最高人民法院***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向论坛发来贺信。贺信指出，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宁波召开了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院长亲临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法院文化论坛的举办，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贯彻落实宁波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论坛的主题是“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深刻内涵的主题，***院长亲笔题写了主题会标，这对大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贺信强调，古往今来，文化的软实力无所不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文明的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在***院长的大力倡导，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各级法院和广大干警的积极参与下，法院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公正、廉洁、为民”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先进法院文化，已成为广大法官的共同追求。法院文化分会要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依照章程认真履职，当好院***组的参谋和助手，团结带领广大会员积极探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通过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共同营造一个法正风清、和谐友善的司法环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百忙中通过省委办公厅专门关心此次论坛的盛况。山西省委***、***法委书记、省人大***会副主任杜玉林，山西省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出席会议并致辞。杜玉林指出，论坛的举办，对于深化广大法院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增强法院干警综合素质，提升审判水平和改进审判作风，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促进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都将起到积极作用。申维辰指出，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晋商文化之都”――太原举行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既是对太原两级法院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成绩的肯定，也是对太原发展文化“软实力”工作的鞭策。左世忠指出，山西法文化历史悠久，这次论坛在山西召开意义深远，山西近年来涌现出了如太原中院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法院，山西法院要借这次论坛的东风，加倍努力，把山西建设成名副其实的法治文化大省。
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谢安山、唐德华、李国光、刘家琛，纪检组原组长刘法合等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会长李玉成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讲话。中同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公丕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吕伯涛、李玉臻、姜联润出席论坛并分别主持大会发言。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梁权，太原市委***、常务副市长李俊明，太原市委***、***法委书记柳遂记等领导也出席了论坛活动。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事法院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的主管领导和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秘书长、委员及山西省各中级法院院长和太原市各基层法院院长等参加了会议。
大会会场***台后面的背景墙上，黄河壶口瀑布的巨幅形象融入到蓝色天空的主色调当中，辽远而深广。“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的大字下面，是***院长亲笔题写的主题会标“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10个行书体的黄色大字笔力苍劲，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仿佛翱翔于天幕之上，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立体效果，灵动飞舞，呼之欲出。参加论坛的同志无不为这些匠心独运的构思和设计而怦然心动，啧啧称赞。
论坛活动是全国法官群体中优秀代表思想智慧的大汇集、大交流和大碰撞。
此次论坛提交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据悉，论坛收到的论文达1280余篇，经过专家评委认真评审，共评选出104篇获奖论文，其别奖5篇，一等奖6篇，二等奖14篇，三等奖24篇，优秀奖55篇，共有38名获奖代表在论坛上作主题发言。据了解，这次论文征集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事法院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提供了论文，而且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法院(包括***事法院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都有论文获奖。
从论文情况来看，参与撰写的有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比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勇撰写的《构建先进法院文化塑造法官核心价值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论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法院文化建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的论文《为民司法价值观的时代意蕴――“陈燕萍工作法”的启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的论文《法官良知体系的构建与维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岩峰的《法官的气象》，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的《努力建设人民法官的精神家园 牢固树立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组副书记、副院长路德_坤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仁善 仁善的感召力在管理――关于太原法院管理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院长许建兵的《基层法院精神文化建设之构想》等；
有***法大学和法官学院的教授、专家，比如中国***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斌的《论人民法院文化体系的建构》，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刘小宝的《论当代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等；
有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法院
的法官、普通干部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室余士***的《论人民法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治部副主任陈本亮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对法官人生修养的启示》，林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齐斌的《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法官文化建设》，青海省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晁兰***、葛恒美的《西部地区法院文化建设之完善――以青海省海东地区两级法院文化建没情况为视角》等。
论文撰写者围绕“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这一主题，搜罗古今，征引中外，既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又幽微洞见，鞭辟入里；既注意理论上的阐述和系统，又强调实践中的可行和效果；既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前法院文化建设和法官品格修养的传承性和借鉴性，又突出新时期对人民法院精神文化建设的更高期待和要求。特别是通过38篇优秀论文的大会现场交流，亮明观点，各抒己见，效果很好。通过对法院文化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探讨和论述，使得大家对于法院文化的概念、性质及实践运用的途径、方法都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体会。
这是一幅令人激动的画面，这是一幕令人难忘的场景：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热爱和关注，因为对中国法院文化的奉献和追求，大家齐聚一堂，谈论着同一个话题。这其中有白发老者，他们在全国法院系统德高望重，此次在会上妙语连连，诲人不倦；有青壮年骨干，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奋斗，此次在会上以文会友，收获满满。发言者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或张扬外向，或沉稳内敛；或引经据典，严谨细密，或层层递进，淋漓酣畅。听者时而凝神听，时而认真记，会场上时而是会心的笑声，时而是火热的掌声。
论坛活动选择在山西、在太原召开，澎湃而活力四射的法院文化与古老而生机无限的黄河文化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参加论坛的同志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除了在会上研究和交流文化，会场之外的文化特色同样鲜明，文化气氛同样浓厚。
7月26日晚，参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讲述晋商故事和晋商精神的经典话剧《立秋》。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大型历史话剧《立秋》讲述了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出现危机时由盛而衰的故事，展示了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晋商衰败的重要原因。该剧已在全国公演6年之久，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和海峡两岸。等20多位***和***先后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历程的盛事。观看了演出的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晋商传奇让人赞叹，晋商精神让人钦佩，晋商文化中提倡的“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理念，与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很多相通相融之处，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对大家研究法院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27日晚，参会代表们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太原晋商博物馆。该馆是以晋商历史及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通过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法，展现了晋商从崛起至称雄四海、名扬域外的历史进程，是一部反映晋商500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层面的立体画卷。大家看着那一件件珍贵的实物和一张张照片，听着讲解员从古至今的讲解，思绪和情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数百年前晋商先祖们筚路蓝缕、打拼天下的万里征程和风雨岁月。
相较于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展示山西三级法院文化建设成果的56块***文并茂的展板，给来自全国同行的印象和感觉就直观和亲切多了。
这些资料告诉大家，近年来，山西全省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在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此次论坛活动承办者的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院***组书记、院长冯少勇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将文化建设、思想教育等看似务虚的东西注入到管理的具体活动当中，使管理工作这个“严为要”的形，因有了文化建设这个“人为本”的神，而别开生面，活力无限。正如冯少勇院长经常说的：“多年的法院管理工作，我深深地感到，人管人，累死人，文化管理最文明。法院管理文化育公正审判、育美、育能、育廉。一个没有文化的法院是没有精气神的法院。”他们的法院管理文化，不是一花独放的院内文化，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开明的文化。他们主动走向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通过司法进校同、进医院、进***营、进监所、进社区……不仅把法制精神和法律知识带给社会，而且让法院文化的气息影响到更多的人。因此，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发了“全国法院文化活动基地”的牌匾。
或许是受到会里会外浓浓文化味的熏染，不少代表心潮激越，诗兴大发，艺趣盎然。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在会场即席赋诗一首，其中四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非等闲。当今发展耀世界，法院文化写新篇。”这首诗当场诵读后，赢得一片喝彩声。参会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都匀黔南自治州中级法院副院长袁承东迅即和诗一首，他写道：“皋陶刑鼎发源地，春秋五霸晋争先。古为今用体用别，中华法系换新天。”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吕伯涛则现场挥毫题字：“艺著学弘谦作本，行端品正德为先。”还有几位书法作者也慷慨留墨。
中原文化论文篇（8）
中***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10-0213-1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心理习惯。对于同样的一句话，不同民族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人们在言语交际时除了要考虑言语目的之外，也要想到所谓社会文化背景，这往往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它对于语言的使用具有制约作用。事实上，说话人不仅关心你说了些什么，而且关心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并据以做出相应的反应。要想使自己的话语达到预期的效果，人们在交谈中就必须遵循一些语用原则，这是使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
语用学，即语言实用学，是跨学科的语言学领域。它是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语言交际环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也就是说，它是研究超出语句本身字面意义范围的意义，即话语意义。这也是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区别所在。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在《论言有所为》（1962）书中率先指出某些陈述句的使用并非做出真或假的陈述，而是有所为。说一句话时，人们同时要完成三种行为，即言内、言外和言后行为。其中在交际中起重要作用的言外行为是语用学最为关注的。美国语言哲学家舍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一特殊言外行为类型。他指出，显性言外之力可根据施为动词来识别；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这三种主要句型通常表达各自的言外之力，即陈述、疑问和命令。他把这种与语句类型相联系的言外之力称为字面言外之力，而把不具备这种联系的言外之力称为间接言外之力。例如 Can you ride a bicycle？这句话的字面意义与发话者想借此表达的意思相吻合，即询问对方是否有此能力。但 Can you pass the salt? 的字面意义是询问受话者是否有递盐的能力，但这并不是发话者想表达的意愿。他是想借用这个问句形式来表达请求这一言外之力。听话人懂得那句话的目的是请求，是祈使，而不是疑问。
格赖斯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意理论。这个理论提出，言语交际双方都有相互合作、求得交际成功的愿望。为此，人们需要遵守一些诸如真实、充分、关联、清楚等原则和准则。这就是所谓的“合作原则”。如果在交际中一方在表面上违反了合作原则，那么，他可能是故意这样做的，听话人一方要根据当时的语境，推断出说话人表面违反合作原则的目的，也就是要明白他表面违反合作原则的隐含意义。格赖斯把这种言语交际中推导出来的隐含意义称作“会话含意”。
还有些学者提出了语言使用的礼貌问题。因为言语交往涉及社会关系与文化，因而存在礼貌策略问题。里奇认为，如果要解释为什么在言语交际中会故意违反合作原则，让听话人去意会说话人的真正意***，那就是因为礼貌。礼貌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条重要准绳。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语言活动也同样受到这条准绳的约束。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合作原则都涉及到语言交际中的一条普遍原则：礼貌原则。里奇对礼貌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把它上升到“礼貌原则”，成为语用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里奇认为人们在交际中要遵守礼貌原则，它能解释人们的某些交际行为，特别是讽刺、反语和笑话。该原则不仅完善了会话含意学说，而且还解释了合作原则回答不了的语言现象。语用学的主要理论与美国海姆斯等人的有关交际能力的论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认为，交际能力应视作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具有的运用语言的全部基础知识，包括远远超过语法的能力。它应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语言――指掌握语法知识；功能――指运用听说读写四方面的技能；语境――指选择与所处意境、说话场所相适应的话语；交际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和身分，说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话；社会文化知识――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语言的得体性离不开社会文化知识。除以上提到的各种理论外，语用学还包括对指示现象，会话含意,会话结构和预设等方面的研究。
例如指示现象，它包括人称指，时间指，地点指，篇章指和社会指。英语we可以泛指，如：the planet on which we live.其中的we可以包括或不包括听话者在内。We还可以用来表示I。作家，讲演者，教师常用we代替I, 因为他们出于谦虚，不愿突出本人，使读者和听众有参与感和亲切感。另外在非面对面交际中，常用第三人称代替第一人称。这能解释为什么电话中不说I am John而说This is John。回答对方问话Is that John?时说Yes, that’s him。而不说That’s me。这些语言运用中的特殊现象都可以用礼貌原则进行解释。
单纯用课堂教学形式培养学生的“语用意识”，即交际能力是不够的。除课堂上结合教学内容介绍有关语用规则之外，还应积极利用其他多种渠道，如观看原声电影，模仿电影配音，情景对话，大量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充分利用外教作用等，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语言是人类有别与其他物种的最神奇的属性。而语言的使用，使用中的语言更是千变万化，魅力无穷。由于语言是一种精神力量，在研究语言时就必须采用精神的，也即哲学的、心理的、历史文化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中原文化论文篇（9）
当代草原画派的画家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民族资源，创作了大量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在当代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一直蕴含着重要的文化因素，体现出宗教性、民族性、地域性、生态性、人文性等文化特征。内蒙古地域辽阔，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曾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过***权，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治经济和文化历史，几千年来，经过不断地分化和融合，蒙古高原上的画家利用特殊的地域环境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也发展了特有的艺术风格。
1. 民族性特征
辽阔浩瀚的内蒙草原到处跃动着美的元素。先祖的传说、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就了内蒙草原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在这种“环境”中滋养、成长、成熟起来的艺术形式，必然有着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民族性特征。它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反映的是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它经过长期的积淀而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又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创新。自古以来，蒙古高原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但多以游牧民族为主。无论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他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在内蒙古草原画派的油画创作中，很多本民族甚至生长在内蒙古的其他民族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了民俗形象作为载体，开始将民俗形象引入油画创作中，并以传承性为主要特征，以在传统民俗中所显现出的现代人的民族生活为内容，我们看到在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画面多蒙古袍、羊群、蒙古包等民族特色的形象，而这些民俗形象正是经过长期积淀并发展丰富而来的，所以我们说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呈现出民族性特征。
2. 宗教性特征
在人类历史的民族融合中，蒙古族不断吸纳其他各民族优秀文化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使其固有的传统文化更趋完善，其中不乏宗教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共性和民族个性的蒙古族新文化，而草原画派正是在这种民族文化土壤中产生形成。而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风俗文化，蒙古族的或民间信仰，在他们的艺术中反映得最为明显。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主要信奉佛教，也信奉萨满教、喇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对内蒙古少数民族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是形成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特质的重要因素。如同蒙古族的生活习俗一样，草原画派从产生到发展都与佛教、萨满教、喇嘛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他的少数民族基本上也都或多或少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联系在一起。虽然当代草原画派是多民族的集合体，但无论本民族画家还是其他民族画家都会不自觉地受蒙古族宗教文化影响。所以，宗教性也是少数民族油画题材的一个明显特征。这在蒙古族画家的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他们的作品设色多注重色彩的简洁与概括，以及色块与色块之间微妙的冷暖明暗变化等。用大面积的灰白营造一种空旷和辽阔，这正是北国之冬冷寂的风景，因为是水或是土的固有的明度和色度，在银灰的调子中显出差别。灰白是蒙古民族传统的喜好色，蒙古族有着“天人合一”、“天神合一”的理念，而这些色彩的运用更使画面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氛围。
3. 生态性特征
在蒙古族民族文化中，无论是在思维形态、生产方式、伦理习俗还是方面都渗透着鲜明的生态意识与环保思维。也就是说，在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中始终渗透着对生命与生存意识的深层领悟，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并选择了以游牧方式为主的草原文化，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崇拜自然、敬重生命、珍惜资源、保护生态的文化传统。受西方生态学说影响，中国出现生态意识热同时这一思想也影响到当代蒙古草原画派的创作，很多草原画派画家的画面中体现出一种生态思想。这一思想也突出的反映在朝戈的作品中，就风景画而言，源于朝戈对“自然和人的关系”的特殊理解，他的风景画体现了一种生态反思意识。朝戈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画了大量具有原野风貌及蒙古高原地貌特征的风景画，在朝戈的风景画中使人感受到人与自然相互依恋，相应而相互存在，自然不仅是人安身立命的场所，同时也是精神寄托的场所，在这里人与自然的融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永恒意味，渗透着画家深刻的生态环保意识。在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的今天，在以朝戈为代表的一批草原画派画家的画作中仍然可以寻找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画面，渗透着画家对和谐生态的呼唤。
4. 地域性特征
地域特色是文化和自然结合的成果，对于画家来说，本土的地域是他们最熟知和了解的地方，蒙古高原独特的自然风貌与景观自然生发不同的风土人情，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情感表达方式，也都有所不同。辽阔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繁衍，创造了优秀的草原文化。诚然，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游牧生活方式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民间习俗等，同时也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审美追求。崇尚英雄、自由、乐观和富于激情浪漫的色彩，从而多以山岗、丘壑、沙漠、草场等入画，这正是游牧民族的审美取向，也是其突出的文化特征。这与在辽阔、苍茫、雄浑的草原这一独特地域上所形成的本色、率真、粗犷、彪悍的民族性格密切相关。当代草原画派画家都出生在内蒙古大草原，具有独特的地域环境。因此他们的绘画均以描述蒙古草原的自然景物、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为主，形成特定地域里的特定描绘对象，苍茫的草原与绵延的山峦以及普通的牧民生活，尽收于画家的画作之中。因此，在当代草原画派油画创作中，蒙古高原的山岗、丘壑、沙漠、草场等地域性成为其一个显著特征。
5.人文性特征
中国草原画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关注“人文精神”的弘扬，从当代草原画派代表画家朝戈的画作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人文性特征。而我当时的印象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对人的关心，对人的性格，对人的内在感情——比如人之间的爱慕、友好等心，在现实中你会觉得处处受到冷遇，现实是很粗暴的，你会感到环境缺少一种关于人的文明”。朝戈又是一个敏感的人，他感受到当今人们正在失去人的内在价值出现信仰危机，因信仰危机而出现种种畸形变态的当代艺术，是价值丢失的必然结果。坚守内在的价值是朝戈的追求，蒙古族画家的作品出对人类的某种精神信仰的执着和迷恋。他们用独特的心理去敏锐的感受当代社会，关注内蒙古族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关注精神信仰和强烈的心理冲突，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油画作品中，画面的节奏产生强烈的精神，因此，可以说以批当代草原画派画家在其画作中体现了一种人文性特征。诚然，当代草原画派虽在酝酿成熟过程中，但已经凭借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呈现出蓄势勃发的冲劲。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包含一定的文化内涵，中国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全球化浪潮，要更加注重本民族文化，同时作为中国艺术成员之一的草原画派，应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为中国艺术争得更多荣誉。
参考文献：
[1] 苗景昌.21 世纪中国美术家——苗景昌[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2.
中原文化论文篇（10）
一、蒙古民族饮食文化及其特点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蒙古族也不例外，但是要说到蒙古族饮食就会联想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就大错特错了。蒙古族的食品构成，与游牧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夏食酪浆酸***，冬食牛羊肉”。这基本上概括了蒙古族饮食文化的特色。“食其肉、饮其酪、衣其皮”是古代中原人对游牧生活的蒙古人的概括。在蒙古高原特定的自然环境里，长期从事狩猎和游牧经济的过程中，蒙古民族用自己的智慧与技能创造了丰富的独特的食品和饮品，从而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蒙古民族的传统食品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被分为：白食、红食、紫食、青食；蒙古民族的传统饮品分为：茶、奶、汤、酒四个大类。蒙古民族的饮食文化是人类饮食文化的“活化石”，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和世界饮食文化的瑰宝。古老的民族文化，给蒙古族饮食以丰厚的文化底蕴，所以，蒙古族文化是蒙古族饮食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
蒙古饮食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饮食、餐具、食俗、礼仪、环境、服装、歌舞、工艺品、专用语言等众多内容，是蒙古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蒙餐是绿色食品，蒙餐是营养食品，蒙餐是保健食品。蒙餐是内蒙古餐饮业的优势和突破口，最能体现我区民族特点及地区特点的饮食，也应该是我区最高档次的招待饮食。
蒙餐的发展是蒙古族饮食文化传统的延续，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体。蒙古族饮食文化传统中的强调生理健康与精神健康的统一，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共融，凸现人性的美与善以及人们享受生活美的意蕴与意味，对当今我区及全国饮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饮食文化在草原旅游中的重要性及应用
蒙古民族独特的饮食文化随着草原文化的蓬勃兴起而大放异彩。1978年起步的内蒙古旅游业，从一开始就将内蒙古的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民族文化融入到内蒙古的旅游业当中，经过多年的扶持和培育，一步步地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高附加值产业。
旅游业是个消耗产业，它的直接投入未必就能够马上体现在回报上，往往是经过旅游者对当地的切身感受和当地***府部门对旅游事业的重视和开发，经过时间的考证，经过媒介的宣传，经过口碑的传赞，逐渐得到回报。这种回报，是一种良性的闭合曲线回报，旅游产业拉动人气的增长，拉动其他产业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产业在旅游产业的带动下，也会补给旅游产业，从而完成闭合供应链。
目前，内蒙古各地以蒙餐为主的餐饮文化场所逐渐增多，市场是由需求造就的，蒙餐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中，配合草原旅游的发展，在满足游客的口味需求上不断创新，挖掘新的蒙餐菜品，在推动内蒙古草原旅游事业的发展中，蒙古族饮食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为把家乡建设成民族文化大区，为传承草原文明，真正展示草原文化精髓，我们有必要向草原文化更深层次挖掘，有必要开发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产品。
三、开发利用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构想
现代蒙古族饮食适应时空概念的变化，在继承传统蒙古族饮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有了较大发展与变化，所以，蒙古族饮食亟待提升理念，注重餐品制作的同时，强化礼仪形式。
（一）、开发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建议
1、蒙古族饮食文化需要***府的支持
蒙古族饮食文化需要***府的支持行业协会的规范，专家学者的指导以及众多民族餐饮企业的参与。***府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精神文化，开发物质文化，在开发中从资金投入、资源挖掘、人才培养、科学规划、保护开发等方面需要担当主导者、组织者、引导者的职责，积极实践，促使旅游产业走向成熟，持续健康发展。
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文化韵味
中国饮食文化总体呈现出以下美学特征：色泽美、香味美、滋味美、造型美、器皿美、环境美等。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双休日的实行和假日的延长，居民外出旅游就餐的机会增多，消费增加，食的消费在旅游六大要素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已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内蒙古必须要加强饮食文化的开发、整理、革新，这看发展草原旅游乃至整个内蒙古旅游业的重要环节。
3、把民族饮食文化与草原旅游优化组合
开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时，首先应该挑选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最具有声望的资源，然后加以优化组合，对于菜肴的合理搭配、文化内涵的联系做出评价，结合旅游者的心理因素、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的开展，适时有目标性的推广，以举办佳肴品尝游、药膳保健游、民族风味美食节等多种方式开发多种特色饮食文化旅游活动。以其达到蒙古民族饮食文化与草原旅游的完美结合。
中原文化论文篇（11）
一、文字狱产生的原因
1. 巩固封建统治
为了封建皇帝的统治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维护，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得到维护而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行不断的束缚于控制是文字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在每个朝代大兴的主要原因。在清朝的前期，生产、经济得到恢复之后，***治地位也得到巩固，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地位，必须从源头上，也就是人的思想上进行控制，于是清朝统治者便将文字狱当作重要手段来实现其***治目的。
2. 尖锐的民族矛盾
清朝统治者挺进中原时是少数民族身份。从***治角度来看，南明***权仍然存在而且具备一定的号召力。从***事角度来看，南明***权所具备的***事力量和反清武装在各地的普遍存在使得清***府无法安心。从文化角度来看，颁布“剃发令”，把满族的发型强加在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身上，这在无形中加剧了汉族人的逆反情绪，民变四起，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起到了激发作用。反清武装斗争被大规模的镇压后，这种反满情绪便以另一种方式即文学形式表现了出来。
3. 民族自卑感的表现
作为一个传统的游牧民族，满族的生产方式大大落后与汉族。其社会文明在入关以前非常落后，而在满族经历了武力征服汉族的过程后，其文化也受到了汉族深深地影响。但满族作为统治阶级，不愿意承认其他民族比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上的仰慕与武力上的自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催发了文字狱的兴起。
二、管窥清朝文字狱的特点
1.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打击对象
（1）康熙之前的清朝，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民族矛盾，因而具有反清思想的文人往往成为文字狱的主要打击对象。
（2）雍正统治期间，排挤***敌主要是通过文字狱手段实现的。在当时文字狱通常用来排除***治异己，文字狱实际打击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是扩大的。
2. 乾隆首创了将文字狱和***相结合的方法
乾隆认为，大清子民为了避免引来杀身之祸而烧掉自己***的办法对于解决反清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将全部的***都烧毁、删减或者篡改。
三、清朝文字狱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清朝文字狱使知识分子回避思想***治，埋头于没有风险的学术研究工作。下面我们从文字学、目录学、校勘学来考察文化在文字狱影响下产生的变化。
1. 文字学
从文字角度来看，乾嘉时期，《说文解字》的研究达到了最盛，《说文》学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形成《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以及王筠和朱骏声。
段玉裁，师戴震，和钱大听等人一起探究切磋学问技艺，对《说文解字》、《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六书音均表》等作出详细的著述。他对古宇、古行进行探究，对古义、正义进行疏证，对形音义的关系进行阐明，《说文义证》由桂馥作，正本义，正说解。《说文释例》由王筠著，《说文通训定声》由朱骏声著。文字学复兴的标志便是清朝《说文》学的兴起。
2.目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