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乡村经济论文篇（1）
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ethic）水平。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治***，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爆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界选举之际，***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
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科技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水平，如勤勉、诚实、节俭、自助、协同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新乡村运动与韩国国民科技水平和生活伦理的关系（缺）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一）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
韩国***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解决这一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乡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府为全国的所有农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当时韩国的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的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圆的***府支援。地方***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
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韩国***府在组织实施新乡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蓄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乡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乡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乡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
在这一阶段，新乡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
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府推进新乡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治不断动荡，新乡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乡村运动从***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乡村运动的***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乡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乡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乡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昂然地传承着新乡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新乡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
新乡村运动初期，***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乡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1，改善农村公路
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乡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乡村运动发起后，很多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里选出男女各1名担任新村指导员，妇女活动在新乡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改善住房条件
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质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农村电气化
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乡村运动初期，***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乡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农民用上自来水
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新乡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新乡村运动初期，***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农民收入
在韩国，农户收入由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部分组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预计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25.6万圆（当时可折合成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户的实际收入也大大提高。韩国农民的收入急剧提高，得益于如下几个因素：（1）自197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2）自70年代中期，***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补贴；（3）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4）***府以新乡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7，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
70年代的新乡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自古以来，韩国农民因贫困交加而没有多少储蓄的习惯，但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4300韩圆（时价12美元），而1978年增长到24.5万韩圆（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府的财***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妇女组织在发展农村储蓄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乡村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圆增加到1980年的23.4亿韩圆（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兴建村民会馆
新乡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乡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三、新乡村运动遇到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农、菜农占较大比重的汉城市郊和济州岛的农民收入最高。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
新乡村运动在国家发展和社区经济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遇到了种种难关，如新乡村运动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在城镇开展此项活动并不理想；因过分强调***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手段，助长了农民依赖***府号召和组织的思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对乌拉圭回合以后开放农产品市场缺乏研究；对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效益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没有更为有效的对策等。在这一期间，韩国的新乡村运动组织也组织开展过一些有效的活动，如“一区一社一村一品运动”、“农产品直销”、“城乡姊妹联系”、“文明市民和家庭活动”，以及敬老、环保、交通安全等活动。这些都无非是城乡、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内容，尽管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资金投入、科技教育、民间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有直接关系，但是农民通过新乡村运动树立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和意识仍鼓舞着韩国农民积极向上和奋发进取的主人翁意识和勤劳致富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
韩国开展新乡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有些国家的总统、各部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中国农业部、中国农学会在绿色证书培训、科教兴村活动、农村科教扶贫、农村综合开发等项活动中，与韩国新乡村运动组织机构、全国大学教授新乡村研究会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交流与合作，据2002年4月统计，在全国开展科教兴村活动的村庄已有3000个。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问题极为相似，韩国的新乡村运动发起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效益及经验教训，对我国调整农村***策和产业结构，研究农村与农民问题都会有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2
2，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9
乡村经济论文篇（2）
1 案例分析
Z大哥种植三四亩苹果树，主要是秦冠（贱卖）、花冠和少量红富士，前两种主要卖到果汁厂，后一种卖到市场，Z大哥说自己对果园基本上不进行管理，大部分时间外出务工，月工资在2000元到3000元，年收入5万左右，家里有两个小孩在上学，父母也在农村，那他为什么还外出呢？①时间宽裕。Z大哥1月至8月外出务工，8月中旬回来采摘苹果，10月至年底外出务工，外出地点多为外省，如北京、广州等地，在8月中旬到10月初的空闲时间在当地务工，以照顾家庭。②收入。最好的苹果种植管理每亩收入可达一万多元，如不太过关心苹果林，三四亩地可收入三万，夫妻月工资的总和在5000元左右，年收入可达五万，而管理好苹果林，年收入也可达五万，那就丧失了外出务工的收入，即苹果林成了外出务工者的“额外收入”。③家庭。Z大哥的两个孩子还在上小学，而且留宿在学校，每周放假回家一次，家里也有老人可以照顾好小孩，每人都有医保，即解决了Z大哥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老人有医保，小孩上学留宿，农业种植空余时间多，貌似外出务工为孩子们挣钱就变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在市场经济刺激下让人变得对伦理道德的“秩序”不太在意，这种现象放在任何地方都令人堪忧。
2 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
自然习俗。砍柴就像割韭菜，你不砍它就长不好甚至死掉。砍不砍是一种思维方法，怎么砍却是一门技术。在村庄生活的习俗里我们用现代的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代替草、木柴等可再生资源，农村人口要远超于城市人口，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下为农村输送的不可再生资源继续制造了更多的废弃物，这就有违自然习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已不是单一的，可再生的原村庄生产、投资和消费的生活方式，而是多元的，不可再生的，去毁灭、去开山挖石、去冶炼，从而山变得更荒芜，水变得更腐臭。在人与自然的习俗中，人没有贪念，大自然也怀有仁慈之心
社会习俗。以此展开两种习俗的讨论，一种是农耕文化下的自然村庄习俗，另一种是现在市场经济下的自然商业习俗。在农村，人们按照时令来安排生产、生活，农闲时早上六七点吃饭，农忙时六点出发干活，九点回来煮饭吃，下午四点多再回来吃饭，这在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大学生以及市民来说是理解不了的，在乡村里普遍都有这种习惯，他们做到了“朝九晚五”，并且每天都延续着前一天的工作，从不重复，无论是心情还是果实，每天他们都能满载而归。而对处在城市的人来说，这个结构已经规定了人们每天工作的时间要去做什么，大脑里充斥着短时利益。山的另一头被商业气息笼罩着，任何能被开发的、吸引人眼球的、借自然之物撰写故事的都能被利用殆尽。所以大家都有一种感受，只具其表，而缺乏文化内涵，那么在文化的面具下，旅游开发商意欲何为？无非与金钱有关，有生意时就敲锣打鼓忙一阵，没生意时就偃旗息鼓、凄凄凉凉，所以巴不得次次讲排场，造声势，努力赚腰包。推而广之，旅游业广泛兴起，其他小吃店、专卖店、零售店、大型超市等群体也不断扩大，与打着不是文化的“文化旗帜”的商业一样，这些商业群体在市场准入门槛低的“机遇”下到处滥竽充数，如此，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让国人震惊。
3 村庄的转型发展
那么，为什么在商业繁荣之下问题如此繁多呢？这不仅仅是市场调解，***府监管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商人在想些什么，是什么样的“三观”来促使他们这么做？要想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得归纳出农村与城市存在的个性与共性问题。个性：在农村，生活节奏快慢有序，而城市就一个快节奏；农村中国传统文化节日多，而且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在城市洋节日多，传统节日少，而且还不一定过或者与亲人团聚；在农村，物质少，但精神充足，大必为生活而担忧，在城市，人们时刻为生活而奔走于命，精神文化很少与自己有关；村庄邻里关系比较融洽，村民互帮互助安全感和幸福指数高，城市居民彼此陌生，充满利益关系，安全感和幸福指数，现在留在村里的人多在45岁以上，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集中在45岁至65岁之间，在L村尤为明显，就不怎么见到年轻人。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三种现象：①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不足；②土地抛荒现象严重；③农民的“双重”身份不断强化。第三种现象可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受不了外面世界的苦在家乡承包大量的土地进行农业规模生产；二是，在家务农的同时经营小商业，农闲、农忙两不误。一年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还有半年农闲，他们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
乡村经济论文篇（3）
在我国，在改革创新机制的推动下，我国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任何时代无法相比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不断向前推进，我国居民的收入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以此相适应，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追求基本生活资料消费需求，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以旅游为主要方式的享受资料消费需求，以求身心上获得一种放松和愉悦体验。因此，在这一消费需求下，各种旅游市场被催生起来，尤其是，随着人们越来越渴望接触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以追求回归大自然的原生态生活观念的增强，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农村新兴经济产业开始发展起来。这样的农村经济状况，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更没有可借鉴的模式可循，这就使乡村旅游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扼杀掉这一农村经济新产业，势必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这就需要深耕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并进行深刻剖析，从而探求有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驱动机制和开发模式，以确保乡村旅游以全新的姿态不断朝前发展。
一、概述乡村旅游驱动机制与开发模式相关内涵
1.乡村旅游驱动机制与开发研究相关理论简介
要研究乡村旅游驱动机制与开发模式，就要首要清晰相关的六大理论，即推拉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学理论、生态学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
从旅游者的动机来看，促使推拉理论形成就在于驱力理论和期待价值理论。所谓的驱力理论不是指人在意识形态中已经有了选择意向，而是因自身的身体一种本能的需求而产生选择。这种驱力理论重在强调人的个体性外在行为是由自身的内在需求驱使而造成的，与外在的环境因素无关，这也是一种诱因理论。随着研究的推进，研究人员把诱因理论和期待价值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内外动机一体化而形成的行为动机之说，这种论说应用到旅游领域内，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
可持续发展观是基于人们审视人类发展与自然现状失衡状态的根源，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结构进行勾勒的话，农业社会应该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原初形态，人们在长期的农业劳动过程中把握自然社会的物质规律，并敬畏和遵循这些规律进行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宗旨意在不牺牲子孙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而追求并不断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从旅游产业的视域来看当可持续发展理念，就是要求在旅游的过程中，人们在追求自我身心的满足同时，不要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以求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破坏可持续发展的现象越发突出和严重，人们开始审视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越发呼吁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旅游产业的使用。
经济学理论由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理论等组成。其中，经济制度学理论从制度角度论述了经济活动过程的外部资源、公共财产、产权等问题；经济地理学是从地理学科视域研究了地域内的经济状况、因素以及运动规律等。
生态系统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组成了生态学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系统重在论述生态学的组成部分是哪些且它们之间是如何运作的；景观生态学理论注重从景观视域去论述生态学，详尽地从景观的结构、功能、整体性、类型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种理论对随后的旅游产业来说起了一定的规划性引导，更奠定了旅游规划学的基础。
随着旅游产业成为一种经济形态，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一些学者开始从旅游生命周期角度来研究旅游产业的发展，就诞生了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重在以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基于旅游地未来经济效益考虑，提出整合优化旅游地的旅游资源，提升旅游地的服务和管理质量，意在扩大和树立旅游地的产业形象，占有旅游市场的份额，从而提升旅游地的市场竞争力。
2.界定乡村旅游内涵
从乡村旅游体系出发，对乡村范畴进行解读来看，就乡村而言，应该包括农业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农业生产活动、农村居住分布布局等。人口分布广密度小、人们生活节奏慢悠闲是乡村的特有特点。从风光来说，乡村与城镇有着明显的区分，根据生产活动和经济属性不同，乡村区域可以分为农耕区、农牧去、渔林区，且不同的区域其风光也迥然不同。而城市是一定区域的经济、***治、文化、社会的中心枢纽，是一定区域的综合性发展导向，其人口分布密度大，人口生活竞争度大，根据每个城市的本质性特点可以分为工业城市、农业、港口城市和旅游城市等。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够因为每个城市的特性不一样，就否定了每一个城市具有人文景观的特性，基于每一个城市的发展主线不同，每一个城市所展示的城市人文风光也不尽相同，其风光恰恰是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区分所在。
目前，国内外学者基于自己的不同视域以及主观性立场，对乡村旅游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又不能够在理论界形成统一的定论。综合各家学说，不难发现可以对乡村旅游进行一个统一性的概述，笔者认为所谓的乡村旅游就是：以乡村风光与环境为依托，从经济学的视域角度把乡村风光与环境转化为消费资源以吸引游客注意，从而引起的一系列乡村地域的旅游活动。由于乡村各自的发展特点不相同，因此，乡村旅游又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产业方向可以分为农业旅游、林牧渔旅游；根据旅游目的可以分为观光旅游、农耕旅游、采风旅游等。
二、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意愿
每个乡村具有鲜明的自我特性，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于乡村旅游的意愿选择也各有其特点，他们可能基于乡村自然景观、乡村人文环境、乡村特色产品以及乡村自然地理条件等进行不同乡村旅游选择。另外，由于旅游者自身的年龄层次、文化程度、经济状况以及职业等因素也成为游客进行乡村旅游选择的意愿性条件。
从对目前乡村旅游产业比城市旅游产业发展迅猛的原因进行剖析来看，就在于乡村旅游符合了旅游消费者的大众化需求，相比城市旅游来说，乡村旅游消费水平比较低、选择度大、风光原生态、环境没有污染、文化富有地方特色，这些恰恰是人口众多、密度大、交通不便、城市建设没有个性等城市旅游产业无法比拟的，更主要的是乡村旅游产业适应了现代人对健康性、生态性消费的高要求。尤其是，紧张的、快节奏生活的城市居民能够从具有乡土特色、空阔的乡村环境中唤回内心对人生价值的审视和本真的追求。另外，乡村总是与一定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人文相关联，这些都是城市所没有的，这也成为游客选择乡村旅游的另一个驱动因素。
三、乡村旅游的驱动机制分析
综合考察现代旅游产业现状，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集合了当地的综合资源，从整体上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独特性的人文地域气息，另外又加上物质资源丰富、交流便利、地方性饮食特色等，很自然地就成了旅游者进行旅游选择的首选对象。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流上的便利，这种旅游上的优势被物质融合而打破，大量的游客越来越不满足于这种千遍一律性的现代化城市发展风光，心理渴望一种静谧的、祥和的、原生态化的风光享受，自然而然地就把目光投向了乡村旅游。乡村地域分布较广、自然地理风貌类型多、人口分布密度不大、农耕自然化、生活节奏慢、传统人文风俗保持比较好等特点，这些都成了城市旅游风光不法比拟的优势，这就使得游客开始向乡村转移，寄望通过对乡村地理风光、农耕生活以及人文风俗活动的参与中从精神上得到满足，从身心上寻找一种放松，这种旅游者的主观性和乡村客观性的潜在旅游因素极大地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更促使乡村旅游业成为旅游产业中的一大亮点。
乡村旅游驱动机制是以乡村旅游自身的特征为依托，意在为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动机的各个系统的有机组合整体，主要由动力系统、需求子系统、供给子系统、支持系统以及媒介系统组成。对我国我国乡村旅游动力系统进行剖析，需求系统、供给系统、支持系统和媒介系统又组成了乡村旅游动力系统，这四个系统是统一的整体，不可割裂看待，它们相互融合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四、探讨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1.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目标
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虽然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不一样，但是总是有共同的目标：意在提供农民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农民的综合素养，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意在优化整合农村资源，挖掘农村资源发展的增长点，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农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加强农村基础性建设，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保护乡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等。
2.乡村旅游开发原则
乡村旅游开发不是盲目地进行，总是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坚持***府***策性指导和措施上扶持的原则，地方性***府对于当地旅游开发要有序、有理、有节地进行；居民积极参与原则，当地旅游项目能否有效地推进，关键还在于当地居民是否配合；利益分配公平原则，乡村旅游资源是广大农民的共同资源，它涉及着广大农民的共同利益，在利益分配上要兼顾各方利益，做到公平合理地分配旅游利益，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乡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不能够无节制地开发，要考虑到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环境可承受度，资源的开发要建立在保持资源和环境的安全性上；特色原则，每一个乡村都有自我的个性，要根据当地的本色特征，在旅游产品的开放上突出特色，同时又具有时代性。
3.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其一，企业经营主体开发模式，该模式是由一定的企业为旅游开发主体，以企业经营的模式，统一整合当地乡村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开发和管理的一种乡村旅游经营模式，具有现代企业特点。
其二，村集体经营主体开发模式，该模式是由村集体为旅游开发主导者，依靠集体的力量，积极引导当地村民参与和配合旅游开发和管理，旅游产权属于全体居民共同所有，旅游收益由全体居民共同分享的经营模式，该模式具有集体主义经济的特征。
其三，村民自主开发模式，该模式是由乡村居民根据自己现有的乡村资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家庭为单位提供乡村旅游服务，其收益由自己的家庭成员共享的经营模式。该模式具有个体经济的特征。
五、结语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催生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转变了农村的生产方式，优化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农村经济，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农民的幸福指数。由于其是一种新兴的农村产业，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因此，需要我们深化乡村旅游驱动机制和开发模式的研究，以确保农村经济不断平稳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1]郭凌，王志章.乡村旅游开发与文化空间生产--基于对三圣乡红砂村的个案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4，（4）：83-86.
乡村经济论文篇（4）
1 国内外经济效率问题研究趋势
2 西藏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率研究的意义
2.1 理论意义
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研究逐年升温，然而已出现的相关报道中多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切入，例如关于旅游城市经济效率、酒店业经济效率、景区经济效率测评等。需要指出的是，西藏旅游产业的开发与发展应当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因素，例如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人民的宗教信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等方面。因此西藏乡村旅游问题研究同样应当关注矛盾的特殊性，不应以经济的增长为导向、在经济增长方面追求与内地相赶超的模式。本文从西藏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出发，对于影响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梳理，同时述评了不同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并对其是否构成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进一步构建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理论模型。
2.2 实践意义
乡村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西藏陷入“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内地绝大多数地区相比，西藏经济发展滞后，GDP总量与人均GDP水平很低；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属于极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16]，乡村旅游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相对较大；长期以来，西藏农牧民的生产方式与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幸福指数水平较高[17]。总体上看，西藏农牧民对于物质生活的欲望较低，但对于精神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关注较高。目前西藏自治区正在积极鼓励农牧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研究有助于监测目的地旅游产业与乡村旅游经济是否良性运行；将影响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纳入经济效率测评理论模型，旨在探讨和解决西藏乡村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不是关注经济的片面增长，而是衡量乡村旅游***策的实行效果和旅游开发模式的绩效水平。
3 西藏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3.1 生态效率
在***策方面，世界各国都已重视生态文明问题；在我国，***的十八大首次在***治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单独成篇部署并写入《***章》，提出塑造“美丽中国”的理念，阐释了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的重要支撑、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治文明建设相互依存的内涵。西藏自治区“十二五”科技规划也明确提出“加强西藏生态保护，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的目标，加强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延伸旅游产业链，带动农牧区旅游创收。
无论何种类型的西藏旅游目的地都要以生态环境为依托，西藏乡村旅游的开发在西藏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以及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背景下不断演进的，迄今为止西藏乡村旅游实践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历程。目前西藏自治区虽然没有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进行过专门统计，但是从西藏全区的旅游接待人次数方面可以看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增长比较迅速，尤其是在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接待设施逐渐完善，旅游服务水平也逐步提升。同时，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方面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旅游旺季时期过多游客的涌入所带来的旅游垃圾污染、交通工具尾气污染、噪音污染；游客对目的地植被的践踏、采摘等方面的破坏。西藏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应为乡村生态旅游，目前无论是在实践层次还是理论层面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在呼吁该问题。从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来分析，西藏全区的生态十分脆弱，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许多旅游目的地也打出了“乡村生态旅游”的旗帜，而从目前情况来看，造访乡村社区的外来旅游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伪生态旅游者”。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效率研究过程中必须关注生态效率问题，因此生态效率是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测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首先要提高目的地的生态效率。 一直以来，生态效率作为评价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项重要研究方法在生态学、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等领域被不断推广。国内外众多学者将焦点集中在生态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方面，人们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还要考虑经济增长对所处环境造成的影响。在旅游研究领域，关于目的地自然生态的研究着墨较多，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生态足迹的测算与模型的优化、生态安全与生态效率研究以及生态旅游目的地碳足迹测算成为旅游目的地自然生态研究领域出现较为频繁的关键词。
随着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以及不同领域中一些新兴问题的萌生，生态效率测评方法也得以丰富与发展，其中典型的测度方法例如：经济/环境单一比值法、指标体系法、模型法（主要指数据包络分析和生态拓扑方法）、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法等。在内容方面，生态效率延伸到了农业生态效率、工业生态效率、旅游生态效率等方面。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法在生态效率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在区域、国家、省域等大尺度以及城市、企业、景区、社区等中小尺度的生态效率测评中均有体现。尤其是研究小尺度范围的生态效率问题时，生态足迹研究方法可以弥补统计数据不足所带来的缺陷。从研究尺度方面来看，旅游生态足迹对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效率研究较为适用。由于绝大多数的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缺少统计数据，因此自上而下的通过查阅地区统计数据调查方法不再适用。
3.2 幸福指数
从西藏乡村旅游发展实际情况来看，西藏许多地区的人文生态环境往往构成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吸引力。相比之下，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目的地人文生态缺乏较为系统化的研究。学者倾向于从社会、文化等角度探究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带来的影响，人文生态系统虽然与社会、文化存在一定的重叠部分，但在本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人文生态系统更为脆弱，人文生态系统所遭到的破坏往往表现为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因此，人文生态系统健康诊断研究工作比较困难。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反应了旅游目的地居民身心是否正常，其精神文化生活是否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幸福指数是诊断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有的研究人员提倡将GNH（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引入到藏区经济发展评价之中[18]。与GDP相比较，GNH更加注重综合地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提倡均衡增长与生态保护，强调文化传承与发展。“不丹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和学习的热潮。因此关于GNH的研究经历了从“主观幸福感”到“幸福指数”的历程。关于“幸福”的研究逐渐趋于客观化、定量化发展。出现了关于GNH核算体系的构建研究、GDP与GNH的有效性比较分析、基于研究个案讨论的实证研究等。所以，西藏经济的发展应当考虑非传统的发展模式，摈弃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先开发、后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西藏经济发展模式应当走跃迁式的发展模式。西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应当遵循保护为主、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适度开发的旅游开发模式，关注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情况，在经济效率测评过程中关注人文生态健康情况，将幸福指数纳入经济效率测评体系之中。实践表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普遍存在着“幸福悖论”现象，即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幸福感与同收入水平之间并非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经济效率研究不能追求以GDP为导向的模式，而应当重点关注人民的幸福，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以GNH替代GDP，构建经济效率测评模型。
3.3.1 旅游产业技术效率
如果将旅游产业的运行过程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那么该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即为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研究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可以衡量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管理与技术水平，同时对于以旅游业为支撑的目的地来说，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反映目的地的经济效率水平。
国内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相对国外的研究较晚，且研究重点与国外有所差别，主要侧重于宏观与中观层面的研究，关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研究范围不够全面，如何将生态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尺度和评价标准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测评相联系，是经济效率应用研究与旅游产业研究领域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可以纳入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测评模型，从旅游产业的角度切入，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对提升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优化目的地生态环境具有实践意义。
关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的测度方面，已公开发表的文献基本停留在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技术效率测评方面，较少的研究提及旅游产业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然而实践表明：乡村旅游作为“绿色生态经济”和“体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对于改善目的地民生具有积极意义；乡村旅游产业具有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等特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仅可以实现农牧区产业的合理转型，而且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3.2 农牧业技术效率
农牧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农牧民从事农牧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的同时，农牧产业通过产业耦合和产业链增加了满足游客需求的观赏功能和餐饮功能，农牧产业一部分价值通过旅游活动运营以及旅游产业与农牧业的耦合联动得以实现。因而，农牧产业在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运行系统中不可或缺。
合理平衡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兼顾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技术效率，保证乡村旅游目的地产业结构健康发展是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根本目的。因此，农牧业技术效率同样构成了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影响成分。
3.3.3 农村基础建设水平与经济效率
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设施建设水平对旅游活动和农牧民生活都有一定影响。对于旅游活动，大量游客涌入乡村旅游目的地，必然需要完善足够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来满足游客的多种需要；乡村旅游目的地为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会翻修或重修部分民居和其他民族建筑，并保持村容整洁；设施的质量是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直接关系到游客的消费水平，影响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经济收益。对于农牧民，通过旅游经营使得他们走上致富之路，为自己的生活改善各设施的条件和档次，让自身在享受良好生活环境的同时，逐渐增加从事旅游经营的动力。 4 结语
乡村经济论文篇（5）
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村休闲尽管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但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已展示出强劲的发展趋势。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成为我国目前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选择从乡村休闲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手，重点阐述乡村休闲的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以及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和着力点。以期能够丰富乡村休闲产业的理论体系，起到对乡村休闲发展的指导作用。
农村、乡村与休闲概念的释义
（一）农村与乡村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把“农村”和“乡村”视为城市的相对面，并不区分“农村”和“乡村”在用词上的差异。学者袁镜身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也把“农村”和“乡村”合二为一进行论述，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的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
从字面意思理解，“乡村”和“农村”的区别可能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乡村”是从生活和居住的角度来看，表明乡村中的聚落，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而“农村”可能更多地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认识，意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人群聚落。“乡村”聚落的居民未必是农民，而“农村”聚落的居民则一定是农民。很多城里人居住乡村，他的身份可能依然是城里人；而很多农村居民居住在城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可他们依然被视为农民。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将不对乡村和农村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二）休闲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休闲”，理论界已有许多界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受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于光远先生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
从语义上讲，汉语中的休闲包含两层含义：休，停止劳作，休假，休息；闲，闲适、悠闲的状态。本文更倾向于休闲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状态与心态，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自主选择地从事某些个人偏好性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中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快、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真正的休闲不是消遣，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在休闲时间里能够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休闲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较高目标。
乡村休闲方式
乡村休闲产业。乡村休闲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的综合性产业，当然，这里所说的乡村休闲，并不一定是在村庄里休闲，也不仅是指已经发展起来的乡村景点景区，而是一个包罗范围较广的环都市乡村地带。这个地带与城市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环境主体是生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或很少侵入，大体上保留着山水和田园生态面貌，交通条件一般较好。乡村休闲以其乡村性、平民性、参与性和体验性，适应了人们对原生性和生态性的要求，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爱。
乡村休闲方式。由于乡村消遣、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和其它“发生在乡下”的乡村休闲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生产活动，休闲消费者所获得的只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所指，“经历”和“体验”产品供给是相关厂商群的彼此相互协作、有机组合的“共同产品”。因此，乡村休闲产业至少包括乡村旅游产业、乡村娱乐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乡村休闲度假产业等。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乡村需求强力促进了乡村休闲的发展，目前乡村休闲的内容形式主要包括乡村旅游、采摘农园、农家乐、体验农园、乡村娱乐、农家美食等。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大城市附近的农家乐；高科技农业体验观光园；农业新村，特点是经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古村落的开发，如江西安义的古村群、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等；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的龙胜梯田；乡村娱乐和休闲度假。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乡村休闲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及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指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结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是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形态的变化。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由资源约束转变为市场约束。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30年来，在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运行机制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乡镇企业异***突起，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农业的发展还主要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而且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变为现在的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可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大。要实现农村经济转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促使农业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而乡村休闲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加强乡村休闲的发展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高效、优质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整体的发展进程。
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产业，乡村休闲能促进一、三产业的紧密结合，在发展中具有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农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扩大就业；能使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跨越流通环节适时缓解农业产业化中购销体制不畅等诸多难题；能有力地推进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环境等。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休闲是农村地区扶贫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可以推动广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乡村休闲能够充分发挥和挖掘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发展乡村休闲能把农业的生态环境、农村民俗文化和空间环境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因此，顺应时展潮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摆脱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开发模式，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发展乡村休闲，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另外，农业经济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而产供销一条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乡村休闲的发展在促进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可打破产业界限，有助于形成产供销、服工农、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和购销渠道，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乡村休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其基本的服务工作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是经过一定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而且乡村休闲产业的关联度高，它与餐饮、娱乐、交通、建筑、食品、旅游工艺品等产业密切相关，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很好的转移，农民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乡村休闲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休闲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以提高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便利性，因此必须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譬如道路交通、通讯、医院、商店等基础性设施。乡村休闲的开发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逐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乡村休闲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要维持乡村休闲市场的持久性，就必须注意并保持乡村生态系统的持久性。乡村休闲把发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结合起来，它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环境，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通过乡村休闲的规范开发，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之中，更好地创建清洁、优美的乡村环境，维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使整个农村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生产基地和生活乐园。
乡村休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乡村休闲，可以将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引进农村地区，有利于打破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状态。在与外来游客交往的过程中，当地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视野逐渐开阔，思想道德素质得以提升，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乡村休闲产业是服务产业，又是文化产业。如果没有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就难以立足于市场，更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发展乡村休闲产业还可以培养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顾客的文明意识。
乡村休闲方式与农村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性可见***1所示。
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休闲的发展缘于旅游者的消费动机所形成的新的类型和休闲市场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休闲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乡村休闲，能够实现农村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乡村经济论文篇（6）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是世代乡民社会理想、道德伦理、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体现，日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现结合2009年暑假在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的阳戏考察，拟就当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问题略陈陋见，就教于方家。
一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困境
乡村仪式戏剧成为世代乡民表达社会理想的重要方式，承载着厚重的道德伦理内涵，是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载体，对传统乡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全国“非遗”运动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乡村仪式戏剧遗产逐渐被纳入议事日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取得了不少成绩。笔者根据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阳戏保护的实际，认为当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困境在于文化生态、遗产传承和保护效果等方面。
第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变。乡村仪式戏剧是具体文化生态的产物，从中可见出乡村经济、生活条件和文化消费等基本状况。时至今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文学艺术论文，显示了乡村经济的进步、乡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需求的改变与文化消费的多元。一方面，这给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乡民有时间、精力和条件来完成这项工作；另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打开了乡民接受现代文明的窗口。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乡民文化需求日渐丰富，文化消费日渐多元，在一定程度挤占了乡村仪式戏剧存活的空间。“演历史上英雄人物和鬼神妖魔的故事，这种内容与形式则与各自所处的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断裂；而农村社会形态的变革、新的人群、新生活方式与文化娱乐方式与传统的历史人物鬼神故事错位，民间戏班、戏师们则无法随时代的变革而创新其内容。”[1]（P266）
一是乡村经济状况日趋好转。乡村仪式戏剧植根于乡村农耕生活，既是乡民表达美好生活愿望的手段，也是其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随着现代文明传播的不断深入，乡村仪式戏剧逐渐远离了乡民的现实生活。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广大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各种惠农***策的不断实施，乡村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乡民的经济状况论文提纲怎么写。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乡民的生活质量，为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乡民生活条件日渐提高。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广大乡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就居住而言，广大乡民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纷纷改建住房。田野考察显示，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经过六十年发展，广大乡村已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随着乡村传统民居的改造，昔日乡村仪式戏剧表演的戏楼、庙祠已被拆改或凋敝。笔者在贵州开阳鲊坝塘考察发现，当地现存戏楼系乡民在经济宽裕后重建在住房后面。因其并无足够的空间容纳观众和现在阳戏表演多在场院进行，故多用来存放阳戏表演所需物件。因当下阳戏表演多就近择地和庙宇多用于祭祀祈福，故开阳南龙长庆古寺的戏楼有名无实，只是阳戏艺人感喟昔日兴旺的凭吊之地。此外，笔者在福泉等地并没有发现古代存留的传统戏剧表演场所。就饮食而言，广大乡民已经摆脱了食不果腹的苦难，营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乡民搬演乡村仪式戏剧日趋娱乐化。六月二十四日传说是川主李二郎的生日文学艺术论文，开阳南龙中桥阳戏班子于2009年8月12日—13日为纪念川主神灵和祈求国泰民安而组织酬神祭祀和阳戏表演，邻近乡民自发集资参与相关活动。
三是乡民文化消费日趋多元。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民生活的改善，广大乡民的文化需求日渐丰富，文化娱乐日趋多样化，影视等日渐取代赛歌看戏的传统娱乐方式。田野考察中，贵州省开阳、福泉等地阳戏艺人告诉笔者，以前阳戏表演往往通宵达旦，观众仍留恋不去。因观众逐渐退场，笔者目睹的开阳南龙中桥阳戏进行到凌晨一点而被终止。就在此次阳戏表演中，仍有部分乡民在表演场所附近以麻将为娱乐工具。在中桥村委所在的街墙上还发现现代乡村乐队张贴的海报，乡民的文化需求与消费已发生了明显改变。
第二，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持续传承面临危机。乡村仪式戏剧不断发展和完善，是世代乡民持续传承的结果。时至今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在传承心态、队伍结构和表演机会等方面的危机日渐凸显出来，成为不可忽视的严峻现实。
一是传承心态有待调整。面对不断升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各界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持续传承的态度同而有异。一方面，社会各界就乡村戏剧遗产达成了传承的共识。就***府及相关组织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因为其具有***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就专家学者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除基于***治、经济与文化等考量外，还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就民间艺人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或以祖宗的智慧不能丧于己手，或以其作为生存方式之一而倍加珍惜。就广大乡民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可以传承，除因其系祖宗的智慧和生存方式外，至少还有娱乐休闲的价值。另一方面，社会各界的传承态度颇有差异，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有较大的影响。就***府及相关组织而言，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为代表的“非遗”保护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文学艺术论文，其对***治、经济与文化的价值不会因采取措施而有立竿见影之效，故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倾注的力量相当有限。福泉是贵州阳戏主要流传地之一，当地***府并未就其传承划拨专项经费，因而让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们只能利用个人影响去筹措资金。就专家学者而言，虽认同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面对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民间艺人而言，虽明知自身肩负的传承责任，但经济大潮中的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者已丧失了昔日乡村文化精英的光彩，日渐被人目以落后、迷信的眼光，有限的经济收入和自卑的文化心理使传承动机与动力丧失。另除“非遗”保护大力宣传强化了民间艺人的“特殊”心态外，行业发展的潜规则也使民间艺人以为“手握重宝”而不愿示人论文提纲怎么写。这不仅隔离了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且有可能挫伤他人参与保护的热情。就乡民而言，除经济利益、文化心理等影响外，现代文明极大改变了生存生活方式，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与乡民生活的距离被逐渐拉开，故遭遇漠视和远离。
二是传承队伍结构欠佳。乡村仪式戏剧不断提升艺术品位，成为世代乡民社会理想、伦理道德、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载体。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传承队伍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就性别而言，因传统观念的影响，乡村仪式戏剧表演中，女性参与程度有限，甚至剧中女角亦由男角反串。因“男儿不看戏，女人不观灯”的影响，贵州阳戏表演少有女性参与，女角由男性反串。“端公亦类道士类也，作法与演戏相似。衣服亦号行头，且有选少年着女装为神仙者，观之若狂。”[2]笔者仅看到福泉道坪谷龙阳戏班子有极少女性参与表演，而开阳南龙中桥阳戏表演始终均由男性扮演女角。廖昌国先生多年致力于开阳阳戏剧本整理，其《中国伦理傩——贵州省开阳县调查录》统计了开阳地区的阳戏艺人文学艺术论文，未见有女性参与。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者的性别失调，至少表明乡村女性多以看客身份参与乡村仪式戏剧活动，未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发挥足够作用。就年龄来说，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面临传承者年龄老化的严峻现实。究其原因，或是建国后历次***治运动一定程度影响了乡村仪式戏剧的前承后启，造成了乡村仪式戏剧艺人的青黄不接；或是低下的经济收益缺乏足够的传承吸引力，年少者不愿参与乡村仪式戏剧传承。廖昌国曾较为详细统计了贵州开阳地区的阳戏艺人，笔者据此胪列开阳阳戏艺人年龄简表如下。
贵州开阳阳戏艺人年龄简表
年龄段
80以上
70-79
60-69
50-59
40-49
30-39
20-29
20以下
人 数
无
14
8
6
11
16
6
3
比 例
无
19
11
8
15
21
8
4
备 注
廖氏统计贵州省开阳开阳艺人共计74人，其中年龄待考者10人。
第三，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效果值得评估。在“非遗”运动的浪潮中，社会各界从***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角度提出了诸多建议和采取了不少措施，意***增加保护的有效性。对于乡村仪式戏剧遗产而言，主要由有***府主导的商业性开发、专家学者践行的经院性改造和民间艺人自发创新等保护行为论文提纲怎么写。笔者保守地认为，上述行为的保护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估。
一是商业性开发的投机性。***和国家从***治和文化的高度认识到非物质遗产的重要价值，故各级***府及相关部门十分重视。在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府及其职能部门主导的行为往往具有浓厚的商业意味。要么将其作为经济资源的组成部分，纳入文化旅游产业来规划；要么践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数，为彰显地域特色和吸引外来投资，利用重大集会展演乡村戏剧。不论方式如何文学艺术论文，其终极目标为经济效益，而不是从文化繁荣出发和以遗产保护为归宿。“由于***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挟持，导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更主要的是为了迎合某些‘***绩工程’的需要，并为经济资本提供赢利机会。”[4]因此，经济视角下的商业性开发不能解决乡村仪式戏剧的生存问题。因为旅游景点、舞台精品的乡村仪式戏剧展演的只是其中片段和部分，而且失去其固有的文化环境和受众群体。何况，这类商业性开发本身就存在是否能持久的问题。
笔者在开阳禾丰乡田野考察中发现，当地阳戏保护工作归口于经济开发部门而不是文化部门，也曾利用民族节日进行阳戏表演。在乡领导看来，这种方式集中展示了阳戏艺术精华，彰显了地域文化底蕴，是当地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开阳是贵州阳戏主要流传地区之一，阳戏资源十分丰富。民间艺人告诉笔者，阳戏表演可持续数天而不重复内容，表明阳戏剧目众多。应该相信，商业性开发中，***府及相关部门应该选到技艺精湛者，表演剧目亦是精华。但因表演目的和时间的限制，能够登台和表演的只是极少部分，其他的则可能长期因得不到展现和练习而逐渐被人遗忘，影响阳戏遗产保护的有效性与完整性。
二是经院性改造的危险性。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是世代乡民传授生产生活知识、描述社会理想、宣扬乡村伦理道德和表达人生志趣重要途径，对于维系乡村秩序和促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乡村生活方式及乡民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乡村仪式戏剧不断远离乡民的日常生活。为改变这种局面，拥有专业理论和技能的专家学者便着手对乡村仪式戏剧进行专业化改造。即根据戏剧艺术的相关理论，强化戏剧冲突，精练戏剧语言，提高戏剧表演，把乡村仪式戏剧向舞台戏剧方面转化。专业理论指导下的艺术提升对乡村仪式戏剧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应该指出的是，乡村仪式戏剧的艺术根源在乡村文化与乡民生活文学艺术论文，有其特定的戏剧消费群体，表演满足了特定观众群体的不同文化需求。“娃娃就喜欢看那花花绿绿的色道和那奇形怪状的面具；中年人就喜欢看说丑话和粗话出洋相，如柳青娘子、封秀才、唐二等等；老年人就喜欢看苦情戏剧，如梅花、孟姜、和事老等等；作为战争剧场来说，如过五关斩六将，韩霸相争等等，在过去来说，老中幼都喜欢看。”[5]（P70）专家学者在改造过程中，必然很大程度以乡村仪式戏剧为基础，无法彻底去除浓重的乡土气息。专家学者经院性改造的结果当然介于乡村仪式戏剧和现代戏剧之间。不仅广大乡民对其“熟悉而陌生”而“似曾相识”，而且因其粗朴乡土气息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距离使其难敌紧跟时代步伐的舞台戏剧，仍然无法找到长远的立足之地。“以‘传统戏曲’剧种的观念和艺术范式来规范，提升贵州的民族民间戏曲的内容、形式本身是行不通的。结果是城市观众、当代观众不接受，农村社会的平民百姓也不接受，他们也很少有观看这类戏曲的机会。”[1]（P267）
笔者在贵州开阳考察时发现，阳戏表演过程中，民间艺人随时与观众进行互动，完全没有戏剧舞台与观众之间的隔膜，强化了观众与表演者的联系。其中被专家学者视为“芜杂”而与剧目无甚关联的内容往往就是阳戏的组成部分。尽数将其去掉后，必然导致阳戏内涵与价值的流失。贵州阳戏剧目《唐二》剧间对白中跟随者唐二被告知看见长蛇只能称“钱串子”、猛虎只能称“棕包脚”或“扁担花”。去掉上述对白，则实际失去了乡村民俗教育的意义，一定程度削弱了剧目的价值。
三是自发性创新的盲目性论文提纲怎么写。乡村仪式戏剧的主人是乡民，直接传承者是艺人。正是世代艺人的不懈努力，乡村仪式戏剧才不断完善而发展至今。因此，民间艺人发挥自身力量进行艺术创新对乡村仪式戏剧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面对当下乡村仪式戏剧的传承危机，民间艺人也大胆进行艺术创新。《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垓下之围”中走投无路的楚霸王仗剑怒吟《垓下歌》，至今令人唏嘘。贵州开阳南龙中桥阳戏掌坛师刘正远就将《垓下歌》添入到阳戏剧目《韩霸二将》的相应位置，强化了剧母的悲剧意蕴。
由于缺乏必要理论知识的指导，乡村仪式戏剧艺人的自发性创新往往具有草率和盲目的特征，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必然产生消极影响。面具是贵州阳戏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祭祀神灵的象征文学艺术论文，也是阳戏角色身份的代表。因阳戏是傩戏向戏曲过渡的一个中间层次，故“这一时期的阳戏面具更趋多样化，有的写实，有的抽象，淡化了神鬼韵味，面具造型精细，多姿多彩。”[6]（P43）考察发现，贵州开阳禾丰鲊坝塘阳戏班用纸质面具替换了原有的木质面具。福泉道坪谷龙阳戏班子除新制面具和火灾后余下的两个老面具外，甚至引入了贵州安顺地戏面具。作为多年研究西南傩戏傩文化的资深学者，庹修明先生认为：“这些神灵存在于老艺人的心灵与幻觉之中，以其虔诚的宗教情感进行创作。在这种气氛中孕育出来的创作冲动，一经雕刻出来的面具，就具有某种用概念难以表达清楚的灵性，而且很少雷同，这是程式化的木雕很难与之相比的。”[7]（P292）“地戏面具是根据‘地戏谱’提供的线索和民间有关此类人物传说来绘制、雕刻的，这些英雄人物在流传中已趋定型，并有大量文字、***画、雕刻、脸谱可供参考，加之一堂地戏面具可多达百余面，实难避免雷同。地戏面具已日趋程式化、脸谱化、工艺化，并向商品面具倾斜，渐渐缺少傩戏面具那种个性与灵气。”[7]（P295）庹氏指出了阳戏面具与地戏面具的区别，简单将二者混用，则可能消解阳戏艺术的神韵和特性，无法真正完成保护的任务。因此，贵州阳戏艺人尝试性的艺术创新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二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对策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就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文化生态建设、强化乡民保护的作用及科学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反思。
第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必须强化文化生态建设。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有特定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不仅是指人类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时还理所当然地指向生命之圈中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8]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应该重视其赖以传承的文化生态，通过文化生态建设来强化保护的效果。
一是辨证认识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文化生态变化的必然性。文化生态牵涉因素众多文学艺术论文，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文化生态是民族文化存活的基本条件，一旦发生变化，该文化就会发生变异甚至消解，民族文化资源就会发生变异和消失。”[9]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其中既有广大乡民生产能力的提高，也有知识结构的改善，更有文化需求的多元。正是由于上述变化，乡村仪式戏剧逐渐拉开了与乡民生活的距离，日渐遭遇冷落而濒临灭绝。
文化生态的变化给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带来了积极因素和消极的影响。随着乡村经济条件的改善，乡民才有亲近和传承传统戏剧遗产的物质基础，也使其有持续消费乡村仪式戏剧的可能；乡民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不同的文化需求，使其具备传承、改造和创新乡村仪式戏剧的文化基础和审美基础。经济环境、生活条件和文化需求的改变，刺激了乡民更多的功利欲望，并极大地改变了乡民的生活方式，不断强化了乡民对现代文明的获取需求，促成了乡民与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距离与漠视，对保护工作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二是清醒认识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文化生态变化的可适性。因文化生态的动态发展，使得乡村仪式戏剧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改变，导致其濒临消亡的危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濒危, 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于生存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 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传统生态要素或消失，或在现实生活中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全面理解、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从历史变迁以及文化功能的视野把握文化生态的各个要素。”[10]如果把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放到乡村文化中进行整体关照，其文化生态的变化完全可以适应论文提纲怎么写。
乡村文化生态变迁表现得十分具体，形成了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文化生态的可适性。乡村自然环境虽有变迁，但进程相对缓慢；乡村社会虽有变迁，但文化传统仍然较为牢固地影响乡村秩序；乡民因生存方式变化而可能远离乡村，但乡村文化传统仍左右人们的言行；乡民文化审美需求虽有扩张，但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质仍然存在。正因为上述因素，植根于乡村文化传统、承载乡民愿望，表达乡民情趣的传统戏剧完全可以在变化的乡村文化生态中存活并发展下去。
三是保护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作为非物质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具体产物。因此文学艺术论文，为更好地完成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工作，必须切实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恢复和建设适宜乡村仪式戏剧发展的文化生态圈。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文化生态圈建设必须与乡村建设相结合，与乡民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将传统戏剧遗产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当是多层次、多形态，能够满足各个文化群体个性发展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共同体。”[11]首先，必须以努力发展乡村经济为物质基础。***和***府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尽快让乡民充分地富裕起来，使其有能力、时间和条件来参与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其次，必须以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为重要前提。围绕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和***府通过各种途径，在法律、道德、教育、文化等方面提高乡民的综合素质，使其具有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意识、知识和能力。再次，必须以弘扬乡村仪式戏剧为重要工作。为强化保护的针对性效果，乡村文化建设应该把宣传、推广乡村仪式戏剧作为工作重心，在“维持现代化与传统性的平衡，商业化与原生性的平衡，开放化与约束性的平衡”中达到活态保护的目的。
第二，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是世代乡民伟大的艺术创造，乡民才是主人。贵州阳戏为代表的傩文化是满足人们生产发展和种族繁衍的需要而产生，“当人们还生活在贫困及精神空虚，而‘两种生产’原欲难于满足、实现时，傩戏这种欲望的戏剧，就有愿主，就有观众，就有生存的土壤。”[12]（P66）因此，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必须依靠广大乡民，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是要坚持乡民系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继承者的根本地位。乡村仪式戏剧作为乡村生活的艺术结晶，世代传递不息。乡民既是创造者，也是天经地义的传承者。因此文学艺术论文，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必须发挥乡民的主体作用，坚持乡民在遗产传承中的根本地位。坚持乡民传承戏剧遗产的根本地位，并不排斥其他人群的参与，而是强调乡民在此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是世代乡民的智慧结晶，作为后继者具有不可推卸的承传义务。乡村仪式戏剧是乡村生活的艺术化，是乡民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的形象再现，是乡民演绎自己的生活。因此，传承乡村仪式戏剧就是乡民强烈体验自身的艺术过程，比其他人群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艺术共鸣，起到强化传承意识的作用。
二是要发挥乡民系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者的主体作用。正是基于乡村社会、乡民生活与乡村仪式戏剧之间的辨证关系，乡村戏剧遗产的保护必须发挥乡民的主体作用。社会各界在***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必须落实到乡民的具体行为中，才能最终完成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因此，在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中，乡民具有主体性作用。首先，乡民保护传统戏剧遗产的要求最为强烈。其次，作为乡村仪式戏剧的创造者、表演者和消费者，乡民的态度和言行直接决定了保护的成效。因此，尊重和发挥乡民在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中的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此而外的其他力量只能起到外因和推动的作用。
三是要突出乡民系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创新者的重要意义。纵观乡村仪式戏剧的发展过程，创新贯穿始终，故创新才是保护乡村仪式戏剧发展的关键性环节，而世代乡民精英就是完成创新任务的实际承担者论文提纲怎么写。因传统戏剧遗产与乡民之间的特殊关系，故在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必须突出乡民创新者的重要作用。乡村仪式戏剧的发展往往是在乡村文化精英的推动下逐渐实现，他们善于观察，善于思考，敢于尝试，应可不断依据日新月异的乡村生活而进行艺术尝试，使乡村仪式戏剧紧跟时展步伐而与时俱进，实现保护的最终目标。
第三，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必须尊重科学规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学艺术论文，乡村仪式戏剧必有其发展规律。挖掘、继承、保护、创新和开发乡村仪式戏剧遗产都必须探索并遵循这些规律，否则只能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的结果。
一是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继承与创新。乡村仪式戏剧在乡村社会的演进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当下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故继承并发展乡村仪式戏剧具有***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价值。时至今日，乡村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乡村仪式戏剧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下去，故继承和创新就至关重要。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继承除了坚持***治和艺术的标准之外，更应坚持乡村文化的标准，即以是否更促进乡民物质和精神生活与乡村和谐发展为出发点与归宿。乡村仪式戏剧流传至今日的原因在于它满足了乡村社会进步和乡民生活发展的需要，而这往往与***治和艺术的标准存在不尽一致之处。对于已经不能适应乡村发展和乡民生活的部分要运用科技的手段，尽量留下相关资料。除供后人观瞻和欣赏外，还可用以研究乡村仪式戏剧的发展规律，促进乡村社会和乡民生活的发展。
二是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在“非遗”运动中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和践行多种保护方案，取得了一定效果。纵观***府及职能部门主导的商业性开发、专家学者探索的经院性改造及乡民承担的自发性创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取得成效也相当明显。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到目前为止尚无有效模式可以遵循，当下所采取的措施也属探索性质，具体实践也存在种种难以达到甚至背离预期目标的可能。因此，乡村仪式戏剧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以促进对象的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广大乡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遵循***治、艺术的标准，以乡民为核心进行保护和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可以发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治、经济、道德、文化和艺术等多重价值，促进广大乡村和谐社会构建，提升乡民生活的品质，推动乡村的全面繁荣。
[参考文献]
[1]吴太祥.全球化语境下贵州民族民间戏曲的传播与发展[A].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傩文化研究院，等.中国贵州福泉阳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
[2][清]李宗昉，等.黔南丛书[Z].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3]陈玉平.阳戏研究综述[A].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傩文化研究院，等.中国贵州福泉阳戏学术研讨会论文[C].2008.
[4]吕俊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去主体化倾向及原因探析[J].民族艺术，2009，（2）.
[5]曾华祥.三皇五帝卦形在马田阳戏坛内应用的初探[A].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傩文化研究院，等.中国贵州福泉阳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
[6]杨光华.且兰傩魂（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7]庹修明.面具文化概观[A].庹修明.傩文化与艺术[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8]李伟，魏巍.巴渝文化与重庆文化生态圈建设[J].文艺争鸣. 2008，（7）.
[9]段超.论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4）.
[10]刘晓春.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J].文艺研究，2008，（2）.
乡村经济论文篇（7）
（一）低碳乡村旅游的概念
在追求“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的目标下，旅游业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趋势不可阻挡，乡村旅游本身具有自然生态性，其发展也必然要求生态化、低碳化。本文通过对乡村旅游和低碳旅游相关概念的归纳与总结，对低碳乡村旅游界定如下：低碳乡村旅游是指将乡村旅游“低碳化”，是乡村旅游与低碳旅游的综合，即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本着低碳经济的理念，使用低碳技术和相关***策措施对乡村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进行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宣传倡导低碳理念，让旅游者在旅行中自觉减少碳排量，实现高效低耗的乡村资源利用和最小化的乡村社区环境损害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式。
（二）低碳乡村旅游的内涵
低碳乡村旅游与传统乡村旅游相比具有很多不同之处，低碳乡村旅游是具有低碳体验和教育功能，以减少旅游活动中碳排放和乡村旅游低碳化发展为基础，重视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推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低碳乡村旅游模式的构建
（一）低碳乡村旅游模式构建的理论
1.循环经济理论是必备的理论基础。低碳乡村旅游注重资源再利用、关注环境、倡导节能减排，在旅游吸引物的构建、旅游设施的建设、旅游体验环境的培育、旅游消费方式的引导中，运用低碳技术，融入碳汇机理，倡导低碳消费，来实现乡村旅游的低碳化发展目标。而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可持续重复利用的方法来缓解资源、环境的有限性与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解决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循环经济在低碳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应用，事实上就是通过清洁生产、资源再造、环境修复等途径，形成旅游业与乡村产业循环体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体系和构建低碳保障体系，实现乡村旅游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多赢的战略目标
（二）低碳乡村旅游模式构建的路径
低碳乡村旅游模式的构建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且需要乡村农户、旅游企业和***府旅游管理部门的共同参与和积极推进。具体模式可参见***1。
三、低碳乡村旅游模式实施的方法
乡村旅游作为国内旅游的重要形式，是国内旅游中的一匹“黑马”。在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紧缺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开发应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面向低碳经济，以积极的姿态，学习现有的低碳示范区，引导乡村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实施低碳乡村旅模式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府应加强各部门间的合作，共同宣传乡村绿色旅游、低碳旅游；多做公益广告，强化公众的环保意识，使其了解低碳旅游，促进公众在乡村旅游中主动进行绿色消费，践行低碳旅游，追求低碳生活。
培养旅游者与农户的低碳旅游意识，营造低碳乡村旅游环境。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乡村农户是低碳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者，低碳乡村旅游模式落实到实践中并取得可观效益，最关键的就是要使活动主体，即旅游者，和乡村农户自觉树立低碳旅游意识。乡村旅游目的地可利用多媒体、广告牌及宣传手册向广大旅游者广泛普及低碳环保理念，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从饮食、住宿、交通、购物及娱乐活动等方面自觉购买使用含有低碳性质的商品和服务。
乡村经济论文篇（8）
中***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12-0093-04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我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农村改造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拟从乡村建设运动整体和历史事件两个角度，分别探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职业教育研究的不同视点，意在抛砖引玉，丰富职业教育史研究。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农村经济、县***建设、公民训练、乡村自卫、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内容，渐及各项农村社会事业，与***府的农村复兴策略相呼应。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是广义的职业教育推广过程，以***府机关、民间团体、学校机构、社会试验组织等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团体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但以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为形式的职业教育贯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程。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平民教育的主体，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模式及特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逐渐生成。职业教育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也需要在自我反思的理智情境中推广，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丰富近代农村研究的视野。另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过程呈现出一些较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成果。比如，除了创办专门的职业学校、民众培训班之外，在师范学校和小学还添办了各类民众培训班。在各类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了巡回教学、流动教学、露天学校、小先生教学、生活导师制、巡回书库等灵活多样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并同时开发了书法教材、识字课本等教材。笔者认为，提炼并归纳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代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职业教育研究等均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同时也能为当代农民培训提供诸多的培训模式和发展路径。
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史料、专著和论文。
首先是代表性的史料。主要有乡村工作讨论会编辑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千家驹等人编著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其次是专著，包括近代版和当代版。近代专著有：古M著的《乡村教育新论》，古M编著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兆庆著的《中国农村教育概论》，陈序经著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代专著有：郑大华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李德芳著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王景新等人编著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当代编辑的专著还包括个人文集或全集，如《梁漱溟全集》、《晏阳初文集》等。
再次是论文。主要有祖秋红的《现代化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蓉的《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祥斌的《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建华等人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骆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
最后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众多试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叙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并进行了性质评价。研究思路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治制度改革、平民教育、合作建设等各项事业。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的研究意在肯定或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容易忽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发展模式;多数研究限于单个或几个主要的机构团体或乡村建设派别模式，忽视了其他团体或机构，研究内容往往重复、单调;有的研究对乡村教育运动中的职业教育推广工作未能从专业理论的高度去审视，未能突出职业教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共性与个性。
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团体，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研究运用如下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教育研究方法，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视角解读历史;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尽可能多的乡村建设团体机构作为个案;运用比较法，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和特色方面进行比较;运用考古研究法，追踪溯源，实地考察，进行相关问题的考证研究。
在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方面，分为两大部分。首先，以学校式、社会式的职业教育作为维度，展示各类机构团体创办职业教育的情境。在***府机关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市级机关、县级机关为代表的***府机关，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民间团体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改进社、合作组织、慈善机关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学校机构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大学、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载体的乡村建设机构，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社会试验组织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委员会、实验区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其次，从乡村建设运动中抽取案例，归纳职业教育的整体构建和个性特色，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例如，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要素，概括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教材开发、师资养成的特征以及社会效应，概括农民培训的模式。
在研究过程中，还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选取实验区并以个案形式叙述实验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是进行研究的关键环节。归纳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另外，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了众多的团体和人物，人物的职业身份、***治面貌、思想生成、社会背景以及***派因缘，牵连广泛，关系复杂，厘清团体机构及人物对职业教育推广的作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困难之处即是创新之处，可以进行如下尝试：一是在选取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时，要考虑地域特色、办学规模、办学特色、办学人物等因素，除了大型的试验机关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教育学院等之外，还要选取一些鲜为人知的团体或学校，如河南遂平酷山职业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等，以此丰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二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突出团体与***府的互动。三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确保个案的陈述充满逻辑性、实践性、动态性。四是将众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运用当代职业教育理论框架，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确保所归纳的职业教育过程充满理论指导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五是强化乡村工作报告的诠释与解读，突出文本思想内涵的比较与分析。六是史料研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与职业教育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是民国时期从事实地乡村建设事业的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工作讨论团体，于1933年7月在山东邹平成立，同时召开第一次集会，后又分别于1934年、1935年在河北定县、江苏无锡集会。乡村工作讨论会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报告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如何改进工作技能技术。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乡村工作讨论会未能继续下去，但其在民国农村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前途乃至民族命运，影响至深且巨。
在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前述所有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资料外，还包括以下专门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首先，近代报刊对第一次集会的研究，可见王伯平等人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纪略》（《乡村建设》，1933年第3卷第1期）。对第二次集会的研究，可见黄丽泉的《在定县参加第二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后》（《新农村》，1934年第17期）。对第三次集会的研究，可见俞振辉的《参加全国乡村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回来》（《泸农》，1935年第3卷第5/6期），西超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1期），罗石民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报告》（《广东蚕声》，1936年第2卷第1期），叶蕖均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民教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常文熙的《专载（一）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第2卷第10期）。其次，近代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所涉及的开会通告，可见《民间》（1935年第2卷第8期），《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22/23期）。关于第三次集会的报道，可见《崇农》（1935年第4期），《民间》（1935年第2卷第12期），《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23卷第6期）。再次，当代的专门研究可见姜新的《无锡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述》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议》。
关于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关注甚多，成果颇丰，对乡村工作讨论会却略有提及，专门研究相对不足，未能深入挖掘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推动乡村建设和民族自救中的社会影响和理论建树。其二，所有的研究大多处于文本描述或评价层面，致使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处于静态层面，忽视了人物思想来源的继承性、动态性和批判性。其三，乡村工作讨论会由各个团体组成，以往的研究大多限于单个团体的研究，忽视了乡建运动主流和团体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导致乡建运动研究处于分散状态，未能突出共性与个性。其四，对乡村工作讨论会与南京国民***府及国家***策实施的互动研究不够。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集结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做法和教训，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集大成式反思。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三次集会过程同时也是三次教育界大事，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集会过程和报告文本加以分析也是进行职业教育研究的契机。在三次集会以及所汇集的乡村工作报告中，职业教育是备受关注的时代主题，从三次集会过程以及乡村工作报告中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不失为一种农业职业教育研究的新路径。第一，将所有参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可展现各团体及人物不同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理论和出发点。第二，能够更加整体、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乡村建设运动，探讨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三，乡村工作讨论会融入了人物的思想与理论，具备了一定的乡村建设理论支撑，归纳、提炼了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可资借镜与参考的发展模式与路径。
从历史事件入手研究中国近代农业职业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史研究的一个角度。从研究思路来看，首先，要从社会大背景上纵向梳理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经过以及三次集会召开的具体过程，并确定事件经过中的关键点。其次，要分析各份演辞与报告，追踪溯源。再次，要将人物思想、理论与集会过程相融合，力求在文本上立论并提炼出具有时代性的农业职业教育主题。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以下部分：第一，探讨乡村工作讨论会成立的社会背景，涉及中国农村、农业的近代变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本会的发起经过。第二，叙述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即邹平集会、定县集会、无锡集会。可以分别叙述集会过程，包括筹备情形，涉及开会通知、大会程序及工作报告条例;参会人员情况;开会经过;工作报告内容;集会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等。第三，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比较与分析。主要是三次集会的目标与宗旨;参会人员的数量、资格与来源;汇报内容的比较;涉及团体及机构的缘起与设立、工作经过、实验心得和未来计划;三次集会的议题分析与比较;重要人物的思想、理论的分析与比较等。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与批判。时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目的以及具体活动过程进行了现实的审视，具体包括江问渔、徐宝谦等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李紫翔、孙晓村、张志敏、千家驹、吴半农、孙冶方等人对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乃至农村建设运动所作的分析与批评。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现实思考与启迪。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历史定位，包括新建农村实验区的扩大，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农业农村研究的加深以及技术的推广等;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社会理想受挫的原因，包括战争、经济、***府***策方面的因素等。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部分。第一，作为当时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作团体，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及三次集会发生在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破产、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成为时代主题，三次集会以及所包容的农业职业教育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第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复兴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目标，以振兴农村经济为中心，以普及农业职业教育为抓手。第三，在三次集会的各个环节融入人物的思想与理论，使人物的演辞与报告充满动态性、历史性、实践性;强化演辞与报告内容的诠释与解读，每份演辞与报告都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成果，所有内容及发表之意见，均富有价值，既反映了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当地发展情势，也是报告人等主观思想与理论的结晶，要突出文本在职业教育思想内涵方面的比较与分析。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提炼了乡村建设在文化教育、农事经济、自治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模式，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制度、机制建设等问题。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呼唤民生***府，团体与***府的关系将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经济）[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治）[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八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6]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7]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4.
[8]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实验（第二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5.
[9]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实验（第三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6.
[10]千家驹，李紫翔.中国乡村建设批判[M].上海：新知书店，1936.
[11]古M.乡村教育新论[M].上海：民智书局，1930.
[12]古M.中国农村经济问题[M].上海：中华书局，1933.
[13]陈兆庆.中国农村教育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4]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M].上海：大东书局，1946.
[15]蒋杰.乌江乡村建设研究[M].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村新报社，1935.
[16]千家驹.中国的乡村建设[M].上海：大众文化社，1937.
O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Zhan-ping
乡村经济论文篇（9）
一、调研背景
近20年来，我国的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迅速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亮点。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已比较成熟，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近5年以“乡村旅游”为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就已超过400篇。这些研究已广泛涉及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产品开发、景点区规划、市场营销、发展模式、经济文化冲击、资源基础与保护等主题。相比之下，对于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却鲜有关注，相关研究显得严重不足，相关论述零星分散，缺乏对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研究。虽然近几年来广西的乡村旅游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广西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对广西乡村旅游的研究还比较少，且不系统，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只有10余篇论文对广西乡村旅游进行了探讨。研究层面主要基于宏观和个案研究，研究内容基本是如何开发乡村旅游，缺乏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存在，对旅游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十分不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极大地影响广大村民开发乡村旅游的积极性，不利于广西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广西乡村旅游开发尚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尤其还缺乏对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方面的研究，“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课题组于2006年5月～2006年12月分批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屯进行了调研，旨在系统研究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对广西农民脱贫致富的作用，以期揭示乡村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调查范围涉及整个广西区域，主要调研的县市包括龙胜、阳朔、恭城、临桂、灵川、资源、灵川、桂林市近郊、乐业、田东、田阳、南宁市近郊、武鸣、靖西、东兴、北海市近郊等县市，调查村屯或乡村旅游景点共32个，调查对象为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及对照样本(未进行乡村旅游经营的村民)。为保证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次调查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法与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问卷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法，调查完即回收问卷，未能完成调查的样本不列入统计分析中，共完成调查样本250份，其中有效样本213份，对照样本264份，其中有效样本232份。深度访谈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后整理，每次时间为2～3小时，共完成12份样本调查。本论文的内容取自调研中与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弱势群体的收入现状调查模块和一些实地调查内容的总结。虽然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样本与其对照样本数不一致，考虑到样本比较多，分析的准确率会高一些，加上本论文的分析是用百分比来表示，因此，对照样本多出部分在分析中没有剔除。
三、经济弱势群体的特征分析
弱势群体是社会弱势群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城乡中那些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缺乏必要而稳定的经济来源，处于贫困状态或接近贫困状态的人群。农村经济弱势群体是经济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是指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及低收入者的集群，它包含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两部分。农村经济弱势群体也指现阶段我国城乡中那些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乃至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的不能平等享受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以至于缺乏必要的、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已经处于贫困状态、接近贫困状态和趋向贫困状态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群。唐玉凤等(2006)认为农村弱势群体也指目前在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能力较弱、经济收入较少的社会阶层。
在项目研究中，我们将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界定为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及其对照样本中经济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村民群体。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相比，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具有明显的特征，除具有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社会地位低、承受能力差等一般特征之外，其特殊性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收入是指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即强调其经济状况是与本村其他居民进行比较，可能纯粹就经济状况而言，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弱势群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其二，这些弱势群体一般拥有改善自身条件的机会，但由于经济基础差、文化水平低、年龄过大等诸多因素导致贫困或相对贫困；其三，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经济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旅游乡村其经济弱势群体的状况是有区别的。
四、经济弱势群体的现状与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广西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调查样本中，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37例，占总数的17.4％。在未创办民营旅游经济实体村落中村民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110例，占调查样本总数的48％。以全部样本来分析，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比例为33％。在广西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已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37例样本中，我们发现其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仅有4例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其他均为文盲或小学学历，占总数的89.2％。对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对照样本，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仅有3例，其余均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总数的97.3％。综合课题的前期研究，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与其最高学历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文化的贫乏是导致其家庭收入少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调查数据我们得出，232个有效样本中，缺乏经济基础的占有185个样本，占总人数的比例为80％。数据证明了经济因素是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不能生产自救或脱贫致富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导致乡村居民创业难的主要有年纪大、身体差或有残疾、有病、要带小孩、担心风险、性格不适合、没兴趣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占样本总数的20％。经济弱势群体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综合调查结论，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下几个方面：经济因素，主要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者，如缺乏创业基金等的村民；文化因素，主要指拥有信息、知识资源量少的人，如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创业的能力等无法创业的弱势群体；生理因素，主要有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与病人等。五、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对策
(一)建立健全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机制
建立合理和高效的运行机制是实施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帮扶战略的重要保证。应根据“帮扶战略”的要求构建一套制度化、常规化、人性化的运行机制，为解决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问题提供各种保障，并注意措施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帮助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提高素质、转变观念、开阔思路，增强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的意识，以教育培训为主，增强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自我造血功能。
(二)改进扶持方法。完善二次分配机制
改变当前对旅游乡村弱势经济群体的救助方式，变生活救助为旅游扶贫开发救助，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方式由现金和实物援助为主转变为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援助为主，扩大在技术、项目、培训和销售等方面的有效援助。将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援助纳入发展乡村旅游开发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旅游开发项目和人工需求应该重点照顾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积极稳妥地推进旅游开发乡村的分配制度改革，既要使资源在市场调节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又要兼顾社会公平，特别关注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利用税收杠杆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解力度，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村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有效地保护和救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
(三)重视乡村教育培训，健全科教扶贫长效机制
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科教扶贫是对经济弱势群体最根本、最彻底的扶贫，是扶贫的长效机制。实施对经济弱势群体救助单靠一时的送钱送物势必陷入“扶则解贫，不扶返贫”的怪圈，难以从根本上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应该着眼于建立救助弱势群体长效机制。研究表明，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文化素质低是造成其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村民的收入与他们所具备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密切相关。要做到乡村旅游开发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同步进行，对于经济弱势群体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救助为科技救助。加大教育援助将有效促进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强其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获利能力。加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培训，建立“校一村”科技帮扶体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为弱势群体提供多种职业、多种技能的培训服务，以改变其文化低、劳动技能单一的状况，使其尽快就业。此外，解决好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子女受教育问题，不使家长的贫困和弱势延续到下一代也非常重要。
(四)建立乡村旅游股份公司。探索多种形式的发展模式
当前广西各地乡村旅游经济多是各自为***，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的旅游开发多以市场化形式进行调节。为加强对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成立旅游公司，建立村级董事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以分散的农户为基础，组合成团体，在协作中提高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上求生存、***发展，以统一的面孔对外。董事会要以旅游乡村的公共旅游资源为基础，村民均是公司的股东，每户村民都有基本股份，村民通过多种投资获得更多的股份。公司可以由村民自己经营，也可委托经营或聘请管理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也可将经营权作股份转让经营权，村民从分红中获得利益，从参与管理或被聘为工作人员之中获得就业机会。
(五)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乡村经济论文篇（10）
研究理论的发展
上个世纪，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代的功能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1980年代的***治—经济视角阶段，试***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治过程的产物；1990年代的社会建设（sociallyconstructed）视角阶段，认为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层面上[14，39]。之后，很多学者曾认为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停滞不前，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明显在慢慢复苏[40]，关于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4，41-44]。如Parr主张：当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区范围，城市和乡村的分类可以用一种更能充分反映两者之间内部联系的方式来考虑，且对于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购物和休闲方式来说尤为如此；如此以来，城乡关系在互为竞争、互为补充方面变得更为明显[26]。但Woods认为“城市地区”模式在论及乡村地理区域时仅单独考虑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而忽视了跨区域的交叉的等其它任何意义上的乡村条件，并使乡村在城市支配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层面进一步被边缘化[14]。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开始转向研究乡村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38]。“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modelofruralspace）的提出是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依据对空间性的三重理解[45-46]，Halfacree把乡村空间划分为相互之间紧密结合的三个层面[47]：①乡村区域所在，即与生产或消费相关联、相对而言具有明显特征的空间实践活动发生场所；②正式的乡村表征，诸如资本主义利益团体或***客们的一些表述，以及乡村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方式，特别是乡村在价值交换方面是如何被商品化的；③乡村日常生活，同时包括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但是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有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方面。
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对于合适的乡村性表现研究方法的寻求，是方***探究与实验的领域之一。然而，自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起，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学与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48-50]。然而，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分化，即相关研究倾向于仅采用定量或仅采用定性的方法。英国乡村地理学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定量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38]。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广为运用。例如，Annes和Redlin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采用了深入访谈“生活史”（lifestory）的方式，探究了出身于乡村的男性同性恋者在城市与乡村空间中的迁移规律，证明了“城市”仅仅是他们获取身份认同的所在，而他们大多还是对乡村生活认同度较高，有力地反驳了“男性同性恋者有城市空间偏好”的传统观点[51]。Leyshon运用了一系列定性实地调查方法，并以英格兰西南部1000平方英里范围内散布的乡村里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在实践中不同调查研究方法对年轻人个人及团体的不同影响，最后根据调查结果的优劣比较了各种调查方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在进行乡村定性研究时的一些方法和方***的建议[52]。Pini通过对昆士兰州两地区的80个女性调查对象的“关注群体”（focusgroups）式调查，研究了澳大利亚制糖业中女性的参与程度，并得出“关注群体”式调查方法不仅对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对于所有的乡村社会学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方法的结果能够较少受到阶层化的调查关系的影响，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治与经济的变化[49]。然而，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明显进步是大力推广了打破定量与定性区分的Q方法。Q方***（又称操作性的主观性）是由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地研究“主观性”的心理学方法[53-54]。Q方法以“定性定量逻辑”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而著称，主要通过五阶段的过程来完成定性数据的定量因子化[55-57]Previte等认为，Q方法提供了一个使我们能够从关注特殊个体描述而转向重点分析特定参与者群体所共有的一系列观点的机会，并建议乡村研究者应当重视Q方法[57]。Q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策、社区发展、社会问题以及边缘化群体研究方面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实际上，近十年来大量的乡村地理研究应用了Q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地方***府与自然资源管理[56]、农业环境视角[58]以及乡村重建中社会企业作用的利害关系[59]。乡村地理研究中Q方法的兴起，主要是作为分析与记录更为宽泛的乡村性与乡村生活非专业描述的定量性乡村研究方法进展的一部分，反映了乡村社会建设及多种乡村作用因素的重要性[49，60-64]。具体来说，Riley与Harvey论证了乡村地理学中口述史料研究方法的运用，其目的在于加强与个人描述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丰富对乡村重构的微观尺度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61]。Nairn和Panelli回顾了利用小说来构建乡村生活意义的相关文献和论述，而这些文献和论述都不大可能以传统访谈形式存在[60]。Duenckmann运用Q方法，探究了不同的‘乡村’观念，并试***对传统的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进行重构[65]。新世纪以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Madsen和Adriansen极力主张使用更为综合的多元方法，即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强化在发展和发达国家中有关乡村空间用途的认知[66]Madsen和Adriansen对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与方***进行了简要总结[66]：任何一项研究开始时，研究者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即归属于某一学派的思想体系，如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结构主义；然后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研究者确定研究问题，进而选择研究方法；这里的研究方法是指经验资料与理论的耦合，而数据处理方法则仅指经验资料，数据收集方法则指经验研究资料的收集方式，不同的哲学立场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偏好
研究趋势
乡村经济论文篇（11）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是世代乡民社会理想、道德伦理、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体现，日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现结合2009年暑假在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的阳戏考察，拟就当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问题略陈陋见，就教于方家。
一 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困境
乡村仪式戏剧成为世代乡民表达社会理想的重要方式，承载着厚重的道德伦理内涵，是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载体，对传统乡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全国“非遗”运动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乡村仪式戏剧遗产逐渐被纳入议事日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取得了不少成绩。笔者根据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阳戏保护的实际，认为当下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的困境在于文化生态、遗产传承和保护效果等方面。
第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变。乡村仪式戏剧是具体文化生态的产物，从中可见出乡村经济、生活条件和文化消费等基本状况。时至今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文学艺术论文，显示了乡村经济的进步、乡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需求的改变与文化消费的多元。一方面，这给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乡民有时间、精力和条件来完成这项工作；另一方面，这在一定程度打开了乡民接受现代文明的窗口。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乡民文化需求日渐丰富，文化消费日渐多元，在一定程度挤占了乡村仪式戏剧存活的空间。“演历史上英雄人物和鬼神妖魔的故事，这种内容与形式则与各自所处的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断裂；而农村社会形态的变革、新的人群、新生活方式与文化娱乐方式与传统的历史人物鬼神故事错位，民间戏班、戏师们则无法随时代的变革而创新其内容。”[1]（P266）
一是乡村经济状况日趋好转。乡村仪式戏剧植根于乡村农耕生活，既是乡民表达美好生活愿望的手段，也是其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随着现代文明传播的不断深入，乡村仪式戏剧逐渐远离了乡民的现实生活。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广大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各种惠农***策的不断实施，乡村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乡民的经济状况论文提纲怎么写。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乡民的生活质量，为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乡民生活条件日渐提高。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广大乡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就居住而言，广大乡民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纷纷改建住房。田野考察显示，贵州省开阳和福泉等地经过六十年发展，广大乡村已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随着乡村传统民居的改造，昔日乡村仪式戏剧表演的戏楼、庙祠已被拆改或凋敝。笔者在贵州开阳鲊坝塘考察发现，当地现存戏楼系乡民在经济宽裕后重建在住房后面。因其并无足够的空间容纳观众和现在阳戏表演多在场院进行，故多用来存放阳戏表演所需物件。因当下阳戏表演多就近择地和庙宇多用于祭祀祈福，故开阳南龙长庆古寺的戏楼有名无实，只是阳戏艺人感喟昔日兴旺的凭吊之地。此外，笔者在福泉等地并没有发现古代存留的传统戏剧表演场所。就饮食而言，广大乡民已经摆脱了食不果腹的苦难，营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乡民搬演乡村仪式戏剧日趋娱乐化。六月二十四日传说是川主李二郎的生日文学艺术论文，开阳南龙中桥阳戏班子于2009年8月12日—13日为纪念川主神灵和祈求国泰民安而组织酬神祭祀和阳戏表演，邻近乡民自发集资参与相关活动。
三是乡民文化消费日趋多元。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民生活的改善，广大乡民的文化需求日渐丰富，文化娱乐日趋多样化，影视等日渐取代赛歌看戏的传统娱乐方式。田野考察中，贵州省开阳、福泉等地阳戏艺人告诉笔者，以前阳戏表演往往通宵达旦，观众仍留恋不去。因观众逐渐退场，笔者目睹的开阳南龙中桥阳戏进行到凌晨一点而被终止。就在此次阳戏表演中，仍有部分乡民在表演场所附近以麻将为娱乐工具。在中桥村委所在的街墙上还发现现代乡村乐队张贴的海报，乡民的文化需求与消费已发生了明显改变。
第二，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持续传承面临危机。乡村仪式戏剧不断发展和完善，是世代乡民持续传承的结果。时至今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在传承心态、队伍结构和表演机会等方面的危机日渐凸显出来，成为不可忽视的严峻现实。
一是传承心态有待调整。面对不断升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各界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持续传承的态度同而有异。一方面，社会各界就乡村戏剧遗产达成了传承的共识。就***府及相关组织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因为其具有***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就专家学者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除基于***治、经济与文化等考量外，还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就民间艺人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必须传承，或以祖宗的智慧不能丧于己手，或以其作为生存方式之一而倍加珍惜。就广大乡民而言，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可以传承，除因其系祖宗的智慧和生存方式外，至少还有娱乐休闲的价值。另一方面，社会各界的传承态度颇有差异，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有较大的影响。就***府及相关组织而言，以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为代表的“非遗”保护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文学艺术论文，其对***治、经济与文化的价值不会因采取措施而有立竿见影之效，故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倾注的力量相当有限。福泉是贵州阳戏主要流传地之一，当地***府并未就其传承划拨专项经费，因而让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们只能利用个人影响去筹措资金。就专家学者而言，虽认同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面对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民间艺人而言，虽明知自身肩负的传承责任，但经济大潮中的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者已丧失了昔日乡村文化精英的光彩，日渐被人目以落后、迷信的眼光，有限的经济收入和自卑的文化心理使传承动机与动力丧失。另除“非遗”保护大力宣传强化了民间艺人的“特殊”心态外，行业发展的潜规则也使民间艺人以为“手握重宝”而不愿示人论文提纲怎么写。这不仅隔离了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且有可能挫伤他人参与保护的热情。就乡民而言，除经济利益、文化心理等影响外，现代文明极大改变了生存生活方式，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与乡民生活的距离被逐渐拉开，故遭遇漠视和远离。
二是传承队伍结构欠佳。乡村仪式戏剧不断提升艺术品位，成为世代乡民社会理想、伦理道德、人生志趣和审美观念的直接载体。乡村仪式戏剧遗产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传承队伍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就性别而言，因传统观念的影响，乡村仪式戏剧表演中，女性参与程度有限，甚至剧中女角亦由男角反串。因“男儿不看戏，女人不观灯”的影响，贵州阳戏表演少有女性参与，女角由男性反串。“端公亦类道士类也，作法与演戏相似。衣服亦号行头，且有选少年着女装为神仙者，观之若狂。”[2]笔者仅看到福泉道坪谷龙阳戏班子有极少女性参与表演，而开阳南龙中桥阳戏表演始终均由男性扮演女角。廖昌国先生多年致力于开阳阳戏剧本整理，其《中国伦理傩——贵州省开阳县调查录》统计了开阳地区的阳戏艺人文学艺术论文，未见有女性参与。乡村仪式戏剧遗产传承者的性别失调，至少表明乡村女性多以看客身份参与乡村仪式戏剧活动，未对乡村仪式戏剧遗产的传承发挥足够作用。就年龄来说，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面临传承者年龄老化的严峻现实。究其原因，或是建国后历次***治运动一定程度影响了乡村仪式戏剧的前承后启，造成了乡村仪式戏剧艺人的青黄不接；或是低下的经济收益缺乏足够的传承吸引力，年少者不愿参与乡村仪式戏剧传承。廖昌国曾较为详细统计了贵州开阳地区的阳戏艺人，笔者据此胪列开阳阳戏艺人年龄简表如下。
贵州开阳阳戏艺人年龄简表
年龄段
80以上
70-79
60-69
50-59
40-49
30-39
20-29
20以下
人 数
无
14
8
6
11
16
6
3
比 例
无
19
11
8
15
21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