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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短期偿债能力；财务风险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规模扩张到一定规模，需借助外来资本继续经营，举债经营就是一种重要方式，但这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本文通过对金城股份连续五年财务数据的整理，通过计算相关财务指标对其进行横纵向分析，以此来评价金城股份的短期偿债能力。因为偿债能力影响到企业是否能顺利及时的筹措到所需资金，即企业能否存续和发展。因此，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短期偿债能力分析相关理论概述
短期偿债能力是静态偿债能力，即企业短期资产清偿短期负债或到期长期债务的能力。影响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因素是企业拥有的短期资产和承担的短期债务的数量与质量。评价指标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比率等。
三、案例分析
金城股份是一家民营企业，其前身为金城造纸总厂。该公司在2010年和2011年连续出现资不抵债现象，且在2014年被证券交易所暂停股票交易，同年又出现重大资产重组。
1.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1）纵向分析
①从表1可看出，金城股份2010年流动比率小于1，即全部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流动负债。结合下***，从2011年到2014年公司流动比率在不断上升，但增长幅度渐小，结合企业资产负债表可知，在2010年到2011年中公司流动资产大幅减少，流动负债几乎不变，使得流动比率大幅下降。在之后的几年中金城控股的流动资产不断增加，流动负债不断减少，其流动比率不断增加。这说明其短期偿债能力在不断增加，而且在2013年末金城股份的流动比率大于1，企业所拥有的流动资产大于所承担的流动负债。结合下***，虽然公司的流动比率在不断增加但增幅逐渐变小，即金城股份短期偿债能力增强的趋势逐渐减缓。
②表1显示。金城控股连续五年的速动比率均小于1，即企业用于偿还每一元的流动负债的易于变现的流动资产尚不足一元。但在2010年到2011年公司的速动比率下降之后的几年中金城控股的速动比率一直上升，说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在逐渐增强，短期财务风险在不断下降。
③表1显示，金城控股的现金比率在2011年最低，仅为0.02%，货币资金的拥有量仅为34万元，此时企业偿债能力很弱。2011年到2012年企业的现金比率急剧上升，一是现金类资产增加，二是流动负债减少。2013年和2014年其现金比率又呈现下降趋势，结合资产负债表可知其持有的货币资金从2013年开始大幅减少，2014年仅存702万元，即付偿债能力大幅减弱。
（2）横向分析
本文将选取与金城股份同行业的五家公司在2014年的指标数据进行横向分析。
表2显示，齐峰新材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为最高，远大于行业均值，现金比率为110.42%，仅次于美盈森，其短期偿债能力较强。新通联、恒丰纸业和金城股份的三项比率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短期偿债能力在同行业中处于劣势地位，即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到期清偿保障程度在同行业中处于劣势，财务风险相对较高。金城股份的三项指标在这六家中最小，即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到期清偿的保障程度最弱，短期财务风险最大。
2.偿债能力分析结果及存在的问题原因小结
（1）金城股份短期偿债能力呈有增强趋势，但在同行业中负债水平仍处于较高水平，偿债能力仍处于行业劣势，财务风险相对较高。
（2）金城股份在这连续五年中货币资金持有量变化较大，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即付能力，进而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另外，存货的持有量总体而言呈增加趋势，用存货清偿债务需考虑市场因素，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3）金城股份只在2010年和2011年持有借款，即2011年已将债务清偿完毕，短期内清偿过多债务可能导致货币性性资产大幅缩水，进而影响偿债能力。
四、提升企业偿债能力的建议
1.优化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指所有者投入资本与举债筹集资本的构成比。合理的举债经营能够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因为债务的利息率较之权益资本要求的报酬率低。另外，债务利息可税前扣除，起抵税作用，进而降低资本成本。但是如果企业举债经营水平过高，可能会造成企业不必要的损失，还会增加企业的还债压力。因此，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企业的综合资本成本率，获得财务杠杆利益。
2.提高资产质量
资产质量是指企业的资产的流动性，资产的变现速度，变现的价值。定义资产的质量主要是由于企业持有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可能存在一定偏差。现金类资产，可直接用于清偿债务，资产质量较高；存货不能直接用于清偿债务，需经销售，而在销售过程中存货的价值取决与该项存货是否适销对路以及保管中的毁损、丢失等情况；应收账款也存在坏账的可能性。因此，企业应适当增加现金类资产的持有量，合理确定存货水平与信用***策以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
3.制定合理的偿债计划
很多的企业不能按期偿还到期债务，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导致破产，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制定合理的清偿计划。因此，企业应该以偿还时间为基础结合各项债务合同制定偿债计划。偿债活动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处理不好会影响到企业的形象和声誉，更会影响到企业后期的融资和经营活动。
五、总结
现代企业，举债经营模式十分普遍，其不仅可以满足企业发展扩张所需资金，而且可以使企业获得财务杠杆利益。但是，举债经营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财务风险，甚至可能导致企业面临破产。因此，偿债能力的分析对现代企业的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提高企业偿债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下手，第一是优化资本结构，即合理确定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的比例；第二是提高资产质量，即合理确定不同变现能力资产的比例；第三是制定合理的偿债计划，即用最少的资产合理偿还不同到期日的债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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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举例分析范文2
（一）引言
伴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然而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公司的搞活以适应市场经济仍然是今天城市经济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一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资产流失问题严重，近年国有银行偶有经济大案发生，及国有煤矿事故连连都是国有企业改革未过关的严肃警示。那么，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公司改革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设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把问题把握清楚，才能对症下药。
目前实际施行的总经理由有关***府主管部门选拔委任这一实际做法就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府主管部门选拔委任所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的实际做法。常常是由***府主管部门确定好总经理人选后，再由公司董事会任命，或由职工代表大会通过而走过场的实际做法。2004年的调查显示上级***府主管部门任命或推荐而产生总经理和董事长的企业仍占多数(1)。也就是说虽然城市经济改革已经二十多年，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公司领导阶层的建立仍没有摆脱沿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的所谓上级提拔下级方法（以下称为“提拔制”）。这一方法致使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长期无法建立一套可以切实运作的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及相关监督激励和科学决策机制。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由***府统一计划全国的工农业生产，统一分配资源和产品，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国营企业厂长由上级***府主管部门提拔任命是必要的。然而在今天这种市场竞争体制已经相当发展的环境下已显得极其不适应。
（二）“提拔制”产生的制度性缺失刨析
让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这种传统体制决定总经理董事长的方式所产生的种种缺失。了解这些缺失，能帮助我们认识问题的本质和产生相关连带问题的复杂性。也就是需要我们来认真地了解思考一下我们具体的国情,从而帮助我们找出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之最佳解决方案，并在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经验时取其精髓为我所用。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举世公认。成功地经历了价格“双轨制”向市场竞争的转换，并且很早就实现了国有企业的“利”改“税”。引进外国资本更使得中国市场经济的竞争日趋成熟。目前我国在年引进外资额方面，年外贸总值等许多指标方面已居于世界前列。国有企业内部改革也经历了最早的八十年代初厂长的“四化”，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化等。及随后的******分开，和八十年代中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责任承包制等，到了九十年代并施行了部分企业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同时并先后出台了<<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在国家六五，七五和八五的每个五年规划中，国家还向大中型国有企业通过拨款和贷款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国有企业引进了大量的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但总经理由上级***府主管部门钦定任命的传统做法一直没有改变。它产生的缺失主要如下。
第一是造成选才不准。一个***府主管部门少数决策者面对多个国有企业，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受决策者本身素质，精力所限，难以选出真正的人才。***府主管部门中通常实行的也是一长负责制，很容易形成一人决定多人的状况。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容易产生任人唯亲，官官相护，钱权交易等行为。
第二，容易被钻营者利用。总经理职位掌握着企业的人财物大权，有识之士看重这一职位，胸怀大智一展宏***者虽然有之。钻营者要取得总经理位置要捞取个人好处也不乏其人。一些人会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阿谀奉迎讨好上级主管，拉关系弄手段欺上瞒下想方设法弄得总经理的职位。同时在国有企业内部，也是层层的“提拔制”和一长制。通常总经理是由企业内部提拔上来的。其被提拔到总经理位置之前，早就已经练就了阿谀逢迎和左右逢源的功夫，真正的企业管理素质早已退化了。总经理位子时一旦被这些人弄到手，国有资产不流失不浪费也就不可能了。通常真正的管理人才没有精力和兴趣去奉迎讨好上级，在竞争总经理位置时就处于弱势位置上了，也就难有机会被“提拔”成总经理。这种体制下“提拔”上来的总经理厂长多数已经不是经营管理人才了。
第三是缺少监督制约和激励机制。缺少监督会致使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总经理们产生乱用权力的行为，狂傲自大专权独断的行为，和盲目决策的行为，不可避免的腐败行为等。通常在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长也是由上级钦定。董事们一般由总经理董事长等推荐人选，由***府主管部门确定，或由主管部门委派。这样董事会和总经理就基本上都是被任命被提拔的，二者或者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或者董事会成为总经理的附庸而不起作用。总经理是实权人物，可以说一不二。董事会或者成了“不管会”。总经理总管公司大权，在采购销售和对外合作和发放工程过程中，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即在改制过程中，极易被金钱诱惑，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种体制下即使有出色人才被提拔上来，因缺失监督和激励机制，也容易产生懒惰和不***进取的行为，易使企业失于管理。
关于缺少监督制约和激励机制这一点，连国有企业经营者们都极认同。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3年4月的对中国企业家调查报告<<2003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综述>>中，接受调查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有81.1％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2)。可见这一机制的建立仍然任重道远。
第四是使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流于形式。现有职工代表大会由企业工会来召集。虽然工会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各级工会委员会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然而没有规定产生工会***的具体办法。实际运作中，企业工会***是由本企业领导班子推荐人选，上级工会确认的。也等于是被总经理等提拔上来的，当然为总经理马首是瞻。致使工会民主选举制度无法运作。职工代表大会也就成为总经理和管理层的附庸而不起作用。变得有名无实。
第五是难以使***企分开。在这种传统的上级提拔下级的方式，不仅产生裙带关系，也使企业也无法摆脱来自上级主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非法律框架下的干扰。上级部门人员知道总经理是“提拔”上来的，要看***府部门人士的眼色行事，上级部门的行***干扰就多。这就是***企分不开的根本原因。关于***企不分的***府职能转换问题，在2002年<<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中，企业经营者关于对五年来转变***府职能的成效评价，48.8%认为"效果一般"，32.7%认为"尚未见效"，仅17.2%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效果较好"或"成效显著"(3)。
第六是使企业管理难以进步。企业内部，总经理选拔下属同样存在选才不准和缺乏监督，形成附庸。管理者只要把上级敷衍好，无须对国家对人民对企业职工负责任。管理层就容易变成特殊利益阶层。这样的利益阶层在现有体制下，无法在市场上为企业谋求利润地最大化。相反容易变成在寻求他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寻求的过程无疑会以牺牲国有资产和职工利益为代价。
第七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由提拔产生的企业领导班子，只向上级负责，不必关心职工利益。在管理经营中不注重职工意见，甚至压制职工意见。处理事情不公，，损公肥私，甚至。职工很有意见。在企业在改革过程中，职工下岗失业，企业领导却自私自利，容易引起职工对企业领导和***府的不满和对立情绪，造成社会不稳定。
第八是使国有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制度也流于形式。国有股份公司因为沿用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拔制”方式选拔总经理和董事长，因此同样造成上述的七个问题。即被学界称作所谓“一股独大”的问题。“一股独大”本身并不应该成为问题，而由***府部门来委派董事长总经理才是“一股独大”问题的关键。
当然在这种现实制度中，既使有真正的企业家，要把企业经营好，同时要把“上级”恭维好，又要有常人所没有的自律而不被诱惑，不产生骄傲，遇重大决定能集思广益主动用专家集体决策的方法。这样的要求其实是苛求，不符合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也不利于创造产生企业家的客观环境，当然也就无法造就一大批企业家了。也就无从谈起形成一个企业家市场的机制了。在这种体制下真正企业家的诞生也应该是偶然的，是异数。而国有企业改革是要造就一大批经营有方，带领国有企业改革走向市场和走向成功的企业家群体。由以上八个制度性缺失的分析，已足以论定***府主管部门选拔委任总经理的“提拔制”方法就是产生国企和国企改革的主要问题的核心。是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源。
（三）国有企业人员犯罪立案数据及个案分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2004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借改革之机侵吞、挪用、私分国有资产涉嫌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10407人。国有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数量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贾春旺例举的大量数据事实说明，这些犯罪已经不是个别案例。这样大面积的犯罪可以佐证“提拔制”是产生的以上所列各种缺失弊端的根源。
一些改制事例也说明这种制度是产生的弊端的原因。例如据人民网的报道(4)，大连白云旅游汽车出租公司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等15名管理层人员以404万元的协议价格将在改制过程中把至少价值4千多万的国有公司买下。在新注册的民营公司中，公司原经理和原***书记共持有80％多的股份。在出租车牌照已有交易市场的情况下，每个牌照仅作价1万元转让给新的公司。而改制前大连白云旅游汽车出租公司一次所转让外卖的牌照费每台高达20万元，记者并了解到事实上市场价可达每台30万元。这一改制“从程序上来说确实没问题，有***府部门批准，有资产评估审计，有职工大会通过，一切该走的程序都走了。（报道原文）”。这一事例说明，原有“提拔制”产生的管理层再没有监督机制条件下本身就有的动机和方便条件，等改制***策的来到，给了管理层大肆侵吞起国有资产的机会。也说明***府部门的批准是违反市场原则的，至少是严重和官官相护的行为表现。资产评估单位也相当不客观，市场价亦曾可卖到20万元的牌照，竟被评估到2万元。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一起公司管理层，主管部门，和资产评估单位合谋的舞弊行为。职工代表大会的通过证明这一改制过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失灵，是经理和书记的傀儡，不起作用，只起了形式上的作用，与本文所刨析的相一致。从这一事例可看出上面所里举的多种国企“提拔制”产生的多种弊端在这里都有深刻的表现。
（四）市场经济学分析
以上分析可见原计划经济体制的“提拔制”方法是多么不适应和违背了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市场经济学的解释就是，市场理论的前题假设条件是企业的行为是在谋取最大利润。而我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因为是***府部门钦定总经理，使得国有企业和后来演变的国有控股公司始终没有摆脱是隶属于***府的附属机构这一原本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始结构。国有企业就无法实现市场经济所应有的在法律框架下谋求最大化利润的市场行为。改革以来被质疑的国有资产流失是这种制度各种缺失弊端的综合结果。在经营，股份制改造，及改制过程中就无法避免的产生大量的行为，如（三）的案件数据所列。即经营者会把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把在首位，而其做法就是以牺牲国有资产为代价。这种制度无法建立起企业谋求最大化利润的行为。
（五）公司民主治理是世界通例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把总经理置于一个受到普遍选举产生具有民意基础的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董事会的直接监督约制之下。这种民意或者是股东民意，如美英的制度。或者是雇员民意，如日本制度。或者使二者的结合，如德国和西欧等国的制度。董事会并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专家组集体决策使决策更具科学化。总经理是执行董事会决议决定和领导企业日常工作的“总执行长”(CEO)。为使企业管理更有效率，许多先进国家并立法在企业内部设立由选举产生的监事会来监督董事会的运作机制。监事会的运作是经常性的，可组成各种专业委员会来分组调研企业各种问题和情况。监事会的人数应是董事会人数的若干倍。即监督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董事会定期开会，不影响总经理的日常工作。监事会定期开会，来监察董事们是否失职或提出公司管理改进要点意见。监事会开会的频率高于董事会开会的频率。
我国国有企业及国有股份公司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建立了类似的制度，但实际的运作却背道而驰，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时的传统对总经理董事长的“提拔制”做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已二十余载，极其滞后“提拔制”沿用至今应该是要认真思考和彻底痛改了。否则宝贵的时间和财富都可能流失殆尽。而使我国国企改革错过历史机遇。改革的方法无疑应以能够有效建立起企业内部的民意选举监督机制为原则，使之能靠自我调节在市场中以实现最大利润为其行为。
六）职工治理为主是我国国企和公司治理改革的唯一可行方案
为证明引入职工治理为主是我国国企和公司治理改革的唯一可行方案，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日本和德国两个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型。
日本的公司实际运作是倾向于雇员管理的形式。传统上日本公司的董事会制度流于形式。因日本文化和日本公司内部完善的管理使得日本公司形成了务实能干的出身于员工的管理阶层，他们是职业的管理家群体。企业内部有一套有效的考核晋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层具有民意和能力。企业的管理层采用日本文化所独有的集体决策模式。美国著名公司治理结构学者RobertA.G.Monks在分析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后指出，日本公司董事会对管理层非常信任。董事会传统上只起向股东报告企业经营状况的中间媒介，董事会只是管理层的“影子”(Ghost)(5)。可见日本企业的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扎根于雇员的群体的。当然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问题的出现，及金融市场的开放，美国机构投资者的界入，要求日本市场透明化并要求建立英美式的股东参与选举监督董事会的制度，迫使日本正在进行这样的改革(6)。然而这一改革基础当然还是其雇员治理结构的框架。日本公司雇员为主体的治理模式创造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产生了丰田，日立等一大批世界一流企业。
德国法律规定，雇用500名雇员以上的公司应有1/3到1/2监事会成员由雇员选举产生，监事会再选举并监督董事会(7)。雇员参与企业经营会议，“雇员在经营会议保有1/3-2/3的议席，和其他股东共同任命、监督经营人员，并提供商业方面的建议，参与重要战略性事项的决策”(8)。德国在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尚利用雇员来产生一半或近一半的监事会和董事会成员。雇员参与企业监事会董事会选举和企业经营会议，参与决策决定和管理，并用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实现了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并管理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企业。这着实值得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人们来思考和借鉴。
我国国有企业和后来改造发展的国有股份公司，缺少美国和英国公司起初的私有股东的合伙经营过程，这一过程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是初始合伙的原始目的。在后来的发展上市过程中，美英公司是以原始合伙股东为大股东开始，这是基础，逐步发展过渡到机构投资占主体的过程中。原始大股东在向机构为大股东的转化过程中，仍起很大作用，例如微软公司的盖茨和鲍尔，其追求最大利润的行为没有改变。而美国公司的散户股东因为股票持有分散，对股东大会的选举不起多少作用。但战后发展起来的机构投资者逐渐在治理结构中起到作用。目前美国机构投资者所占上市公司中股本比例的百分之六七十。故英美制度有其根源也自然有其结果，再加上***府监管的严刑峻法，使得适合其本国国情。我国国有企业原来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原本就没有追求最大利润的行为。在改革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提拔制”的做法，虽然进行了市场环境的改革，但源于企业内部的民主治理机制始终无法建立。企业在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的行为也就始终无法建立。
我国所有制改革论者试***在国有企业没有建立起内部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的情况下，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从而寄希望建立起类似英美式的股东大会选举制约董事会制度。因为国有企业缺少美国和英国公司起初的私有股东的合伙经营过程，即缺少原始追求最大利润的基础和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始市场行为过程。所有制改革论者的股份制改造本身，忽视了从以国有股份为主向以私有股份为主的转化过程需要一个长期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府部门又没有放弃“提拔制”，而这一过程中机构投资者的建立更需要时间。就使得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公司无法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问题雪上加霜。所以，用股份制改造国企的改革方法在我国就注定了它不会有成功的结局。所有制改革论者还把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无法成功的原因归咎于“产权不清”和“所用者缺位”的所谓产权问题，认为是改革难以过关的根源。但从本文的分析很容易可以看出，“提拔制”才是产生国企改革种种严重弊端的根源，而不是所谓产权问题。
所谓产权问题的观点在日本和德国治理模式经验面前也不攻自破。日本公司在董事会实际不发生制约作用的情况下，靠雇员治理就非常有效。日本公司的董事会传统上只起向股东报告企业经营状况的中间媒介，对管理层没有制约和约束作用，董事会只是管理层的“影子”。按照所有制改革论者的逻辑，这也应是所谓的“所用者缺位”。但日本公司靠雇员治理却非常有效，治理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也在私有制公司中引入高达1/2和2/3的雇员选举监督治理机制，德国的公司治理也特别有效，战后建立并管理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按着所有制改革论者的逻辑，德国的雇员治理对应于私人股东同样也可以说是所谓的“所用者缺位”。但日本和德国在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同时，都避免了美国式的总执行长年薪天文数字似的高于雇员平均年薪的现象。由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证明，“所用者缺位”的所谓产权问题是无稽之谈，根本不成为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法，首先是要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现代公司治理的民主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建立，从上面的分析和对比看，因为我国国有企业缺少美国和英国公司起初的私有股东合伙的经营过程，股份制改造方法就有实行二十年仍无法利用股东建立起有效治理结构的不彰结果；***府管理部门的“提拔制”又是产生所有问题的症结根源；显然只剩下依靠职工来建立选举监督机制这条应该走而始终没走的路了。而日本和德国却提供了靠雇员治理的非常成功经验。显然我国走依靠职工为主建立起有效的选举监督机制才是最容易实现的国企改革方式，也应该是最捷径的方法。所有其他方法都是舍近求远的方法。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因为没有采用这种方法，也就一直没有取得成功。
所有制改革论者的股份制改造方法和近年实行的改制方法，显然是本末倒置的方法，其结果当然有如隔靴搔痒，文不对题，对国企改革没能起到积极作用。其结果是更加快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产生大量的犯罪，如贾春旺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数据所列。
(七）建议
建议完善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使在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公司内部，对应于国有资产比例部分，由企业的职工通过选举产生职工监事组成职工监事会。再由职工监事会选举对应于国有资产部分的董事会成员。同时尊重私人股东和机构股东权益，由他们组成私人机构股东大会，选举其有效代表比例的监事会成员，其监事会选举他们有效代表比例的董事会成员。因为持有股票的私人股东比较分散，实际参加股东大会的代表股份比例通常较低，低于10%，更有甚者一些公司股东大会流通股股东参与率接近零(9)。他们比例对应的监事会成员应由职工选举来补缺，理由是为了建立起有效的选举机制，防止因私人股东缺位其对应比例的监事会成员无法选出，使得监事会和董事会法定人数出现空缺。即用职工代替选举来弥补散户股东不积极参与股东大会选举所造成的机制欠缺。
这种制度类似于德国的“二元制”制度。形式上也类似于我国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二元制”制度。但我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受制于“提拔”制，故成为了管理层的傀儡，不应采用。
这种制度要能使由若***例职工签名自发地组建选举委员会，由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事宜。特别强调的是制度上要使职工能依法自发的组建选举委员会，这样就可避免上级主管***府部门的权力干预，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企分开。董事要设立资格条件，譬如什么学历，什么经历，财务董事，人事董事，审计董事等。选举监事会组成各种监事委员会等。董事可以有一定比例是***董事。董事不同时兼任监事职责等。
类似这里建议的制度适合我国国情。因为国有企业是我国原来的基础，职工以主人翁地位参与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是我国经济历史的渊源和历史背景。职工为国家建设曾经忘我的工作过，曾经涌现出一大批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著名劳模。职工治理机制的建立也顺应这样的一个历史渊源。我国国有企业的历史结构与美国式的私人合伙有限公司的历史背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历史背景。所有制改革论者的股份制改造企业和改制措施在企业没有建立起职工选举监督的治理机制之前应该彻底抛弃。建立起职工选举监督的治理机制之后，一个企业才可实行股份制改造或所谓改制。这样的改造或改制都会在公平的市场上发行股票或招标买者。不但能够解决公平问题，也可达到融资效果最佳化的境界。
这种制度能实现真正的***企分开。***府减轻了负担，得以集中精力研究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组建国有企业联合集团等较宏观的事宜及对策。比如多个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合并组建一个联合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由各企业职工分别选举委派董事。***府和企业各司其职。企业服从***府法令和宏观措施。
这种制度可以形成企业内部的激励行为，我国市场环境已经具备，有效的选举机制可以把经营人才悬赏企业的领导位子。监事会和董事会并掌握对经营者奖励惩罚的规定和实施。职工的收益也与企业的经营好坏紧密相联，其选举监督也是以经营为导向的。因此就可以把企业导向到追求实现最大利润的行为方向上去。我国的基础公司治理结构也就可以与日本，德国，及美国的制度相比美了。日本有企业和雇员是“生命共同体”的说法。我国国有企业若能赋予职工有效的管理监督权力，可以成为真正的生命共同体。因国有资产归全民所用，每一个职工都有管理监督的权力和责任。改革以来，职工一直没有实际参与选举监督和管理国有企业的权力，职工的监督权力和积极性受到抑制，无法发挥。
不仅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应该建立职工选举监督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以日本和德国等国的经验，即使国有股份少于一半的企业，和一定人数规模的私人企业中其实也应借鉴仿照德国的制度保证一半数量的董事和监事由职工选举产生。这样做有利于私人企业对对国家法律的遵守，有利用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也有利于带动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建立了真正的职工选举监督激励和专家民主决策制度，再辅之规定一定企业解决冗员***府***策，规定一定的雇员周转率使企业可以吐故纳新提高职工素质。由企业职工自己具体决策解决冗员问题会使下岗职工更容易接受，从而减少下岗职工与***府的矛盾，利于社会稳定。
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建立由职工选举产生监事会董事会，建立主要源于职工的选举监督激励机制的治理结构是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公司改革成功的唯一可靠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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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A.G.Monks，在JAPANINVESTORRELATIONSASSOCIATION上的讲话，题目CorporateGovernanceSpeechNovember2,1994，Tokyo,Japan
(6)小林阳太郎日本公司治理的现状与课题(2003/03/17)
(7)杨敏华德国公司监督制度之研究经济法网2005-5-4
企业文化举例分析范文3
关键词：资本结构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
一、引言
在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中的MM无关性理论（ModiglianniandMiller，1958）提出之后，人们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所谓“资本结构之谜”问题的争论和研究。尤其是近年来，资本结构理论作为公司财务理论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发展。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已经逐渐运用到企业实际操作中的资本结构理论，带来的更多的必然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演进和考证。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企业经营者在进行融资选择时，会按照以下顺序进行选择：企业内源融资――>对外债务融资――>对外股票融资。但我国的企业融资情况，众所周知，带有中国特色，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首选股票融资来获取资金。可以明确的指出，这种情况同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转制企业）独特的股权结构有着必然的相关性。因为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市场规律的产物，而取决于***府有关部门做出的决策。需要考察的是，这种独特的股权结构是怎样影响着资本结构的选择，从而最终反映在融资方式上的？资本结构分析的基本目的在于为与企业资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一些尽可能量化的依据，而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形成和变动又有其特定的背景。本文试***以资本结构理论为基础，选取相关数据，通过SPSS统计软件做出一些实证的考察；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制度安排和独特的股权结构特征，来探讨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1）MM无关性定理的简要阐述。Modiglianni和Miller（1958）在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中证明了著名的MM理论即“无关性定理”――无所得税情况下资本结构的无关性。MM理论使资本结构理论成为一种严格、科学的理论。MM定理1―无所得税情况下资本结构的无关性。在没有所得税的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假定企业存在一个确定的投资***策，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现金流量的市场总价值无关。按照MM理论的假定：没有企业所得税，无市场交易成本，债务是无风险的（对债权人而言），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还假定如果两个企业m和n被所有的投资者认为是相同的，即两个企业可产生相同的现金流Yn、Ym，也就是Yn=Ym。因此，两现金流量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并且相关系数为1。在这些假定下，MM理论可以简述如下：在完善的市场下，企业的均衡市场价值与它的债务权益比是无关的。MM理论是从严格的逻辑证明推导出的结论。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方法进一步证明了MM定理是成立的。MM定理2―考虑企业所得税的MM定理。如果考虑企业存在所得税的情况，前面所述的无企业所得税的MM定理结论已不再成立了。这种情况下，MM定理可以表述成这样：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如果企业需要交纳所得税且借款的利息可在税前作为费用支付，则有举债企业的市场均衡价值为Vn，Vn=Vm+tBn。Vm是无任何借款和规模相同的企业均衡价值，t是企业所得税率，Bn是企业债务的市场均衡价值。这一结论表明，企业价值与企业举债量成线性关系，举债越多，企业价值就越高。显然MM理论的假定是严格的，也没有过多的考察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他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指出了建立更有效的资本市场的标准。我们研究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是在我国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的。不完善市场条件的存在，并不是对完善市场条件下MM理论的否定，而是以完善市场条件下的财务理论为基础的。这也是本文阐述MM理论的初衷。（2）资本结构的理论。Masulis，R.W，A.N Korwar （1986）在M-M理论的基础上，从成本的角度研究了资本结构问题。他们认为，公司可以通过发行新股或增加举债来实现融资。当公司通过发行新股来融资时，随着公司外部股东持股的增加，公司管理者对外部股东的权益成本会不断增加；而当公司通过举债方式来融资时，随着负债程度的增加，公司管理者就更有动力利用债权人的财富为自己或代表的股东牟利，从而造成股东对债权人的负债成本不断增加。由此，公司在进行资本结构的决策时有必要在这两种成本之间寻求一种均衡。而此均衡点也同时决定了公司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这种成本的选择过程，也正是我们所强调的资本结构本质的探求过程。应该承认，这种理论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到资本结构的形成机制。但是詹森与麦克林的理论并未去探讨股权结构等宏观因素是如何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可能的原因在于：他们所研究的企业股权结构特征没有我国企业这么独特。
（二）国内文献 从国内来看，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各种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中山大学的顾乃康和杨涛选择国家股、法人股、公司成长性、企业规模、资产担保价值、非负债税盾（如折旧）等变量作为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采用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混合检验的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南开大学的刘冬和李雪莲则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角度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进行了界定，并就如何优化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出了建议和实施途径。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的李雯也在资本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的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偏好的影响， 并提出中国的上市公司有着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相违背的融资结构：即上市公司普遍偏好于股权融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不同类型股份在投资形式、投资成本和股东权益等方面有着不同的内涵，从而增加了股权结构的复杂性。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复杂性必然给公司治理带来特殊的影响。鉴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现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进而提出了本文的假设。国有股的存在表现出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特性。国有股的持股主体主要有：行业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资产委员会、集团公司、地方***府。有些国有股甚至没有明确的持股主体。但是无论谁代表国有股，都无法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也没有直接的利益激励其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使国有资产收益达到应有的水平，这就实际上造成了国有股产权虚置。由于国有股权没有形成人格化的产权主体，对公司的监控约束机制难以建立，这种缺陷的制度往往容易衍生经营性道德风险，因此国家股的存在将加剧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股比例增加时，会进一步降低公司的价值。这种降低直接反映在股价和公司市值上。这种公司价值的降低是内部人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直观的降低更容易被所有者觉察，不但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形象，还会丧失许多消费和机会。因此经营者（内部人）偏好于更多的隐蔽性负债融资。所以国有股比例越大，就越有可能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对内部人的监督控制就越弱化，内部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融资方式的可能性就越大。鉴于内部人转嫁风险的便利性和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假设：
假设1：国家股的比例与负债的比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法人股既与追求短期资本利得的外部流通股不同，也与流动性很差且缺失产权主体的国家股不同。法人股相对具有控制和监督管理者行为的内在激励。法人股具有相对明晰的产权关系和明确的投资主体，因而具有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反映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在选举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中都有法人股东代表。法人股东基于其市场化程度更高和更规范的特性而偏好于债务融资。因为债权融资所具有的避税功能和会给经营者带来更大压力的衍生作用能更好的保证法人股东们的利益。在完善的市场条件和合理的治理结构安排下，考虑到法人股东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人持股比例越高，对管理者的监督作用就越大，反映在融资方式上就更趋向于债务融资。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法人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正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上市公司非国有法人股所占的比重比较小，力量很弱，对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的影响力较弱，那么也会出现法人股同债务比率负相关（甚至弱相关性）的可能性。如果考虑到我国不完善的市场体系和不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那么就不能把合理状态下的正相关适用到我国企业。再加上我国消费者和生产者普遍存在着“避债”心理，所以本文认为出现负相关或弱相关的可能性更大。对于流通股，具体到我国，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既没有像美国、英国那样把重点放在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上，也缺乏英美体制中具有竞争性的外部市场和法院制度的强大作用。我国还缺乏外部治理结构模式起作用的经济条件和法律制度。国有股不能流通，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二级市场并购难以实现，“用脚投票”的市场淘汰机制失灵，弱化了上市公司加强管理的动机。流通股东（散户和公众股民）投资的目的是通过股票升值来获得投机收益，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关心远胜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关心。“搭便车”的心理与“用脚投票”的行为使流通股东监督经营管理行为的动机和能力都比较弱。因此流通股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隐性模糊的。管理者在面对债务融资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会过多在意“监督缺失”的流通股民的意愿。当流通股比例大到能对经营者的行为发挥监督约束作用时，不考虑国有股和法人股东的情况下，流通股东风险厌恶者的特性会迫使经营者、管理层降低债务比例，以规避风险。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流通股的实际情况，到2012年底还达不到65%，也就是说大约1/3的股份没有流 动性。流通股东并没有能力去影响和约束经营者债务融资的偏好和动机。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流通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负相关
对于管理者持股，通过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管理者持股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是混合的。詹森与麦克林（2007）认为管理者相对外部股东而言更偏好低债务水平，其解释是管理者面临着的是更多不可分散的非系统风险。然而鉴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情况：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比较低。可以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可能是微弱的。因此假设：
假设4：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不显著关系
另外还有诸多的变量会对公司的资本结构产生内在的影响。本文把这些影响变量作为随机误差项纳入分析范畴。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资料，主要考虑以下变量：（1）盈利性。梅耶斯和马基卢夫（MyersandMajluf，1984）的优序融资理论（即啄食理论）指出盈利性高的企业倾向于低的负债率，因此在中国盈利性高的企业的负债率可能较低。（2）成长性。高成长性的企业比低成长性的企业对未来的发展有更多的选择。（3）公司规模。大公司由于其透明度较高、破产风险较低和融资成本较低而具有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长期债券的优势，而小公司不易发行公司债券，因此倾向于采用短期债务。（4）道德风险。容易发生道德风险的公司很难博得债权人的“好感”，从而通过债务融资也就很难实现。（5）非债务税盾。一家有较多税盾（如折旧等可以抵税的量较多）的公司倾向于少举债。一般认为，债务发行与折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6）债务税盾。根据米勒和莫迪利安尼（MillerandModigliani，1966）的理论，一个公司的所得税越高，其公司越倾向于发行债务以便得到税收减免好处。
（二）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SPSS统计软件，应用多元回归分析，用最小二乘法（OLSE）来检验股权结构等因素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在资本结构中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是最基本的分类，负债与所有者权益（这里用总资产来表示）的比率称为负债比率，用以表示资产对负债的最大承受能力。这个百分比最基本的经济学含义是当企业出现破产清算时，债权人利益的保障程度，其值越大保障程度越低。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将使用债务比率这个指标来做为主要描述量。为了便于分析，定义如下变量：以负债比率为因变量，以国家股比例、管理者持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为自变量，公司成长性、赢利性等为随机误差项。具体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本研究的样本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A股是人民币普通股票，共境内机构、组织或个人以人民币认购和交易，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初具规模；B股是人民币特种股票，以外币认购和买卖，投资人限于外国以及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为了确保研究公司的行为成熟以及市场规模，因此本研究不考虑B股的上市公司；（2）为了确保公司行为的成熟，因此本研究剔除了被ST的公司，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3）为了保持研究的实时性，本研究数据研究的数据选取节点为2011年12月31日。在以上原则基础上，本研究选取了2012年1月1日之前在沪市A股上市的876家公司作为样本，以这876家公司的2011年年报数据为基础。
（四）模型建立 为了得到管理者持股比例、国家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以及变量之间各自的相互相关性的经验证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设Y=D/A为随机变量；取一般变量MSO、SS、LS、IS。从而有：
Y=D/A=β0+β1SS+β2MSO+β3LS+β4IS+ε
对于回归模型，可以这么解释：通过变量间相关性的分析，既可以知道自变量国家股比例、管理者持股比例、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是如何共同影响因变量债务比率的，也可以分析出这些自变量中的某一个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是如何影响债务比率（资产负债率）的，以及这些自变量之间各自的相关性。通过这些分析，为本文的结论提供支持。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描述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到，自变量的均值分别为：SS=0.3212、MSO=0.0354、LS=0.2957、IS=0.3827、 D/A
=0.5839，样本容量n=33。债务比率（D/A）的标准差S（D/A）=0.7890。
（二）相关性分析 从相关系数表（3）中看到，国家股、管理者持股、法人股、流通股同债务比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r（ss）=0.221、r（mso）=0.016、r（ls）=-0.176、r（is）=-0.138。国家股、管理者持股同债务比率呈正相关关系，法人股和流通股则同债务比率呈负相关关系。单测检验显著性：Sig（ss）=0.108，Sig（mso）=0.464，Sig（ls）=0.163，Sig（is）=0.222.
这说明国家股同债务比率的线性关系最显著，其次是法人股和流通股，管理者持股同债务比率的相关性最不显著。这表明国家股、法人股对债务比率从而资本结构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流通股的影响则稍显微弱。管理者持股同债务比率的相关性最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国家股、法人股比重较大，而管理者持股比例较小，这也同前面的假设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从表中还可以解读到，法人股和流通股与债务比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流通股同债务比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符合本文的假设。但法人股同债务比率间的负相关关系却不符合假设。可以解释为，我国上市公司的法人股，无论是比重还是作用和前几年相比都有了明显加强，上市公司中法人股的监督和约束作用逐渐加大，“法人缺位”现象有所改变。这些变化同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尽管如此，同（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相比，我国上市公司法人股的这些变化并未使其监督约束作用达到足以改变经营管理者行为的程度。从另一层面上将，法人股东权位的逐渐“回归”和监督约束作用的逐渐加强，更多的只是量上的递增，而不是质上的嬗变；更多的只是反映了法人股东在收 益（主要是资本收益）上诉求的加强，而不是自身广义利益（包括收益权在内的索取权、控制权、管理权等）的更大意义上诉求的加强。因此法人股的这种积极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人股的弱势地位，即还没有具备理性条件下正相关的条件。本文认为，这是法人股同债务比率存在负相关关系的最可能解释。
（三）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从Coefficients系数表中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Y=（D/A）=0.7730+0.4553SS+0.3517MSO-0.2214LS-0.7379IS
回归系数β1检验的t值=0.2439，显著性Sig=0.8091；回归系数β2的检验t值=0.306，显著性Sig=0.7618；回归系数β3的检验t值=-0.118，显著性Sig=0.9069；回归系数β4的检验t值=-0.417，显著性Sig=0.6799。这些检验结果，同F检验的效果是一致的。检验的效果，从整体来看并不理想。可能的解释是：在本文所选择的样本中，国有转制企业较多，这些企业的融资行为、股权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规范，有时甚至存在着股权安排同融资行为并不相关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的资本市场（这里主要指的是证券市场）现存的一些规章制度和法律规定，如跌停、涨停、ST、PT等制度，不但会给企业行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而且会导致畸形的企业战略和行 为。同时，应该看到，在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中，随机误差项：企业盈利性、成长性、公司规模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考虑到随机误差项在样本中所占权重，尽管本文并未过多分析它们的权重，该检验结果可以接受。从表（5）和表（6）中看到，决定系数R2=0.0650，从相对水平上看，回归方程能减少因变量债务比率约6.86%的方差波动。回归标准差ó=0.8156，从绝对水平上看，债务比率的标准差从回归前的0.7890增加到回归后的0.8156。从方差分析表ANOVA中可以看到，F=0.4863，显著性Sig=0.7456。这说明债务比率对国家股、法人股、管理者持股、流通股的线性回归一般显著，这与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是一致的。综上，通过SPSS统计软件所作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前述假设，法人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正相关关系；流通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负相关关系；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不显著关系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样本选取和回归分析中，始终是以我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为分析基础的。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着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可以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负债比率）偏低。如前所述，这种现状是特定环境下特定机制的产物，同我国独特的股权结构息息相关。因为正是我国股权结构安排的不合理性“卵生”了非理性的企业融资行为。此外，在国有股、法人股比例大的上市公司中，其股权结构中管理者持股比例就越小，股权融资的动机和倾向就越明显。针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本文把我国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的过度偏好归因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状况。最可能的解释是：根据“市场时机理论”，如果上市公司的股价被高估，股权融资将会导致公司的价值最大化。从这个层面来说，由于当前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价被高估，因此偏好股权融资也就顺理成章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不分红或少分红的传统，使得在我国股权融资成本比较低。低成本的融资方式在权益抉择、估量中必然成为首选。第二，我国国有股和法人股比例较大，流通股、散户持股比例较小，这样独特的股权构成加上法人股以及我国企业国有股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使得上市公司缺少监督和制衡。
（二）建议 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应该走“内外兼治”的道路，即一方面要在企业价值层面上实现企业资本结构的最优化，在另一方面要着力优化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宏观环境；既要从宏观基础来考量，更要注重微观基础的自我调整和优化。既然已经有了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与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相互作用，相伴相生的结论，那么把企业治理结构与资本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进行的资产重组便可视为当前一种较为可行的路径选择。资本结构的调整有两种方法：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应当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并举，并以存量调整为主。资产重组是存量调整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存量资产的比例、质量等方面的调整改变股权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具体的讲，就是要改变国有股一股作大的状况，改变非流通股一股作大的状况，逐渐增加流通股比重，逐渐让市场对企业的股权结构、资本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使得治理结构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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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举例分析范文4
【关键词】 层析分析法;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资本结构理论,是研究在一定条件下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什么样的资产负债比例能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的理论。资本结构的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处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宏观背景条件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同。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对这些定性因素的定量化分析,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分别给影响资本结构的定性因素以权重,从而使企业更清楚地认识到哪些因素应当特别予以重视,同时给出了建议。
一、企业最佳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在企业筹资管理活动中,资本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全部资本价值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它不仅包括长期资本,还包括短期资本,主要是短期债务资本。狭义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本价值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通常情况下,企业的资本结构由长期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构成。本文的资本结构是指狭义的资本结构。
所谓最佳资本结构是指在适当财务风险的条件下,使预期的综合资本成本率最低,同时使企业达到预期利润或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由于资本结构理论是研究在一定条件下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什么样的资产负债比例能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即债权比例的安排问题,因此,影响企业负债能力的因素也对企业资本结构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最佳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外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运行态势、通货膨胀、行业差异和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内部因素包括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经营杠杆分析和财务杠杆风险、股利***策和企业信用等级。最佳资本结构即为层次分析法的目标层,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即为准则层。
二、层析分析法的运用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对一些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问题作出决策的简易方法,它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层次分析法的运用包括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及计算相对权重、进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等步骤。
(一)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根据上述对最优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递阶层次结构:(如***1)
(二)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确定权重及一致性检验
根据表1所示判断矩阵标度表(即aij)的取值,得出判断矩阵,其中A矩阵是根据外部因素得出的,B矩阵是根据内部因素得出的。
1.构造外部各因素的两两判断矩阵
根据表1得出如下两两判断矩阵:
将其规范化即得各因素的权重W2=(0.07 0.22 0.14 0.57)T,进行一致性检验可得C.I.=0.05,根据表2找出最大随机一致性值R.I.=0.90,从而得出C.R.=0.0560.1,所以该权重通过一致性检验,矩阵W2所列示的权重即为内部各因素的权重数。
(三)结论
通过以上层次分析法的运用,可以看出在影响最优资本结构的外部因素中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所占比重较大,主要因为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是企业运行的大环境,企业进行财务决策必须予以重点考虑的因素;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对企业的筹资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内部因素中经营杠杆风险、财务杠杆风险和企业的信用等级偿债能力占有较大的比重,负债固然有降低资本成本的作用,但负债的比例不是越大越好,企业在作出负债决策时应将负债所带来的风险给予充分的重视;企业有多大程度的负债还取决于企业的信用等级和偿债能力,此因素对企业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并实现最优资本结构的目的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建议
(一)把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国家宏观经济***策,合理决策企业资本结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情况,及时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是在波动中发展的,这种波动大体上呈现出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的阶段性周期循环。一般而言,在经济衰退、萧条阶段,由于整个宏观经济不景气,多数企业经营举步维艰,财务状况常常陷入困境,甚至恶化。对此,企业应尽可能压缩负债,甚至采用“零负债”策略,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避免破产。而在经济复苏、繁荣阶段,一般来说,由于经济走出低谷,市场供求趋旺,大部分企业销售顺畅,利润上升,企业应果断增加负债,迅速扩大规模,不能为了保持资本成本最小而放弃良好的发展机遇。
国家通过税收***策、货币***策以及影响企业发展环境的***策来调控宏观经济,企业应随时关注国家各项宏观经济***策的变化情况,并结合企业实际来调整资本结构。税负率与企业资产负债率正相关理论和资本结构平衡理论都认为,由于债务利息是在税前扣除的,而股利分配是在所得税交纳之后进行的,因此债务具有税收抵免作用。所以一国的所得税率越高,举债融资的好处越大,企业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的比重会大些。宏观的货币***策通过传导机制使货币供应量及资金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利率的上下波动。这种利率波动就会影响企业的资金结构。如: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家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推进结构调整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采取了积极的财******策和稳健的货币***策,货币资金供给充足,流动性猛增,货币出现了过剩和偏多的情况,从2010年2月25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收紧银根必然会对企业贷款产生影响,企业应及时调整融资策略以避免融资成本的不合理增加。
(二)判断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增强企业竞争力
处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因各自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同,其负债水平也不应一概而论。一般来说,如果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较弱或处于垄断地位,如通讯、电力、自来水、煤气等企业,由于销售不会发生问题,生产经营不会产生较大的波动,利润稳定增长,因此,可适当提高负债比率;相反,如果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强,如家电、纺织、房地产等,由于其销售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价格易于波动,利润平均化趋势使利润处于被平均以致降低的态势,因此,不宜过多地采用负债方式筹集资金。企业应准确定位所处的行业竞争环境,合理确定融资方式。处于竞争行业的企业应完善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树立良好的信誉、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债务融资能力。要想保证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长期生存下去,公司经理人员的首要任务便是科学合理地选择企业的资本结构,资本结构一定要与其行业环境相匹配。
(三)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加强企业资产管理,提高企业偿债能力
在企业发展需要债务资本降低资本成本的情况下,企业信用等级和偿债能力不佳,会使企业的资本结构达不到最优。根据财务管理原则中的“双方交易原则”,交易一方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决策时,另一方也会按照自己的经济利益决策行动。因此,在进行企业的举债筹资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对本企业带来的好处,还要考虑对债权人可能带来的风险。如果企业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过高的安排债务融资,虽然短期内企业可能会得到大量资金,缓解企业资金的压力,但一旦投资失败,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会影响企业的信用等级及增加企业以后债务筹资的难度,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及长远发展。因此,企业应及时偿还借入到期款项,按借款合同规定的资金用途适用借款,与债权人搞好关系,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为企业以后的借债铺平道路。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能借入资本的数量,这就要求企业对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进行有效的管理,控制企业负债在资产中的比例,提高流动比例和速动比例,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利息保障倍数,使债权人对企业的偿债能力充满信心,从而使企业获得所需的债务资本数量。
(四)合理控制企业的经营杠杆风险和财务杠杆风险
企业在进行财务决策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风险,应通过控制风险、转移风险、接受风险等措施使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保证企业经营利润和息税前利润的稳定性,在经营杠杆风险使企业经营利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企业的权益资金会发生短缺,此时企业则会增加负债比例。企业为了控制一定的财务杠杆风险,就要保持适当的自有资本,而不是过度举债。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优化资本结构是关键环节之一。资本结构合理与否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及筹资能力都有很大的影响,企业必须根据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比例,使资本结构尽可能合理,并趋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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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红梅.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综述[J].消费导刊财经纵横,2008(4):87.
企业文化举例分析范文5
[关键词] 案例教学；管理信息系统；高校课堂教学；教学效果；教学质量
1.引言
《管理信息系统》是计算机系信息管理专业开设的一门课，它可以在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或财经类专业设置为限选课或任选课，是信息管理类专业及企业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作为信息管理类的学生通过《管理信息系统》不仅要求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还应该通过该课的学习了解管理、信息技术等领域最新的思想、技术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培养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1]。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深化，教学方法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良好的教学方法，对于促进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关于“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后流传于欧美和其他国家，多用于管理学科、经济学科的教学中。案例教学法与我国传统的填充式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案例教学法所具有的启发性、应用性以及实践性，被认为是提高学生的决策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有效教学方法之一。而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被称为案例教学法呢？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法中的举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案例案例教学法[2]是将案例讨论的方法运用到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是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组织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调查、阅读、思考、分析、讨论等活动，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加深他们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它强调以学生积极参与为特征，强调师生共同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以得出结论。
案例教学与教学中使用的举例说明都是要通过一定的事例来说明道理，但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是教学中二者的地位不同，案例教学中案例占中心地位，要求案例具有真实性、完整性、典型性和启发性，以促进教师教学任务的完成、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举例在一般教学活动中居次要地位，很多时候都只是为了帮助学生通过形象的事例、更好的了解和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另一方面是二者的进行主体不同，案例教学是组织学生进行自我学习、自我锻炼的一种手段，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占主要地位；而举例说明则是教师讲解问题的一种辅助手段，教师在整个活动中居于主要地位[3]。
3.关于“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在教学中需要注意以下方面[4]：
3.1《管理信息系统》的综合性要求
管理信息系统与人类生产活动始终相伴存在，并不是在有了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后才出现的，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管理信息系统都是一个不能没有的系统。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管理信息系统依据于现代信息技术这一工具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所以在课程教学中必须让学生们首先走出管理信息系统就是计算机的应用这一认识误区，让学生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管理手段的改革带来的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和演变，了解今天的管理信息系统是如何处理管理与技术、组织与业务、作业与决策。这就需要结合管理学、组织行为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其中的理论横跨多个学科，在教学中必须对这些理论进行一定深度的讲解，否则学生对理论认识不清，会感觉管理信息系统很空很大，将导致学生无法把控课程的学习。
3.2《管理信息系统》的实践性要求
《管理信息系统》与《软件工程》《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类似，都讲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但是前者是基于生产管理问题，以针对实践问题的逻辑建模为主要内容的，其关键是对业务进行建模，注重生产管理特性，而《软件工程》更注重软件开发的普遍方法和工程特性分析，《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更侧重系统的开发分析与设计流程分析。
所以，《管理信息系统》的教学要求是在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个具体的生产管理问题应用组织结构***、业务功能一览表、组织/业务矩阵、业务流程***、数据流程***、E-R***、U/C矩阵、HIPO***等分析和设计工具，清晰地表明业务的信息流特征，并构造相应的信息系统。为此，对于《管理信息系统》的教学要不断深化实习项目作业，安排学生进行企业信息系统案例设计，最好能安排学生到企业中做实际调查，注重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进行基于生产、销售、会计等业务系统的综合实习，通过一系列的实践环节深化《管理信息系统》的教学[5]。
4.案例教学法在《管理信息系统》教学中的正确应用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因此对这门课的教学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而案例教学法在《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应用能够较好的帮助学生理解课程知识体系理论，特别能让学生在真实的实践环境下，提高分析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4.1《管理信息系统》教学中常用的案例类型
企业文化举例分析范文6
关键词：农村，村干部，社会***治资本，群体特征
什么人、并如何成为村干部，这是农村社会***治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拟集中分析“什么人能成为村干部”这一问题，考察他们之所以成为村干部的背后因素。笔者以为，对此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选择村干部的标准变化；二是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
本文不拟讨论选任标准的变化，而讨论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关于村干部选任标准的变化，笔者曾依据1999年对江西40个村50余年来干部更替的调查资料，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初期，重家庭出身和***治上积极性（***治成分时代，以贫下中农为主）；在19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突出***治表现、工作积极性和个人表现（劳模时代）；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注重发展经济与致富的能力（经济能人时代）；199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重“能否镇得住地盘”（强势力时代）。相应地，50余年来，村干部经历了从“毛式干部”到“邓式干部”、再到“强人式干部”的变迁。所谓“邓式干部”，即指“先富群体从***”或“富人村官”现象，如在浙江省2002年第六届村委会选举后，全省新当选的133222位村委会成员中，属“先富群体”的约占30%；义乌市的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其人数占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所谓“强人式干部”，在江西农村主要以强宗大族背景为主要特色，但在有些地区农村，治村的“强人”甚至蜕变为“恶人”（樊平，2000），如阎云翔调查的黑龙江农村案例（阳敏，2004）和于建嵘反映的湖南农村案例，就以黑恶势力背景为典型。尽管已有的研究指出了村干部的如此变迁，但尚不见对村干部队伍特征的系统分析。
这里，笔者借用“社会***治资本”概念，以指称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或其社会***治资源。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包括多方面内容，比如：（1）经济与财富状况，他们是否系经济精英？（2）***治身份，如是否系中共***员、参***，曾经拥有的家庭***治成分等；（3）文化与技术、职业状况，如文化程度、职业经历与专业技术，是否为文化、技术精英？（4）道德、人格与权威状况，如社区内外对其道德、威信的评价和认可；（5）家庭背景，如父辈或其亲属的权力与文化背景；（6）组织资源，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情况，宗族与村庄背景；（7）性别、身体素质和个人武力；（8）脾气与性格，等。在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家庭、宗族和村庄背景；有些是“自致性因素”，如经济与财富状况、***员身份、参***、文化与技术、职业、道德权威和组织资源等。下面，我们将根据田野调查数据，主要从文化程度、职业与社会流动、经济与财富状况、道德权威状况、社会组织资源、家庭背景等六个方面，逐一分析村干部的社会***治资本。
本文据以分析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我们完成的三项大型农村调查。一为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的调查（简称“2001年调查”），即在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省各选择两个县，按等距方式每县抽出8个乡镇，再按等距方式每乡抽出5个村，八县共320个村进行田野调查，最后完成并取得有效总样本村数316个。二为2002年对全国的抽样调查（简称“2002年调查”）。该次调查的村样本，系以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为总体样本，按18岁以上人口为基数，进行多级分层比例抽样出256个村委会，实际完成并取得241个村的调查数据。三为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在江西C 、T 两县和山西X 市（县级市）农村的调查（简称“2002-2003年调查”）。此次调查也按分层等距方式，在各县分别抽选20个样本村。其中，江西C 、T 两县是我们对1999年研究的40个村的跟踪调查，在山西X 市的样本村中完成了16个村的调查，最后共完成对56个村的调查。在这几项调查中，作为村主要干部的***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都是重点的了解对象，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将是他们。
一、文化程度
下表1是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316个村抽样调查的数据。从此表可见，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文化程度在四省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学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这一区间，次为小学文化程度，而在小学以下、中专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两极”区间的人员甚少。这表明，村干部虽然已经告别了“大老粗”或文盲时期，但高文化素质的时期也并未到来。
二、职业与社会流动
在法理上，村干部的产生机制均是选举，村委会干部的产生机制是村民直选，村***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是***内选举。但实际上，村***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更为复杂，表2收集了两次对村支书调查的数据。在2002-2003年对江西和山西三县调查中，江西两县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是传统的“乡镇***直接任命”，由***员选举的比例并不高；山西X 市村支书的产生则已从传统的任命方式改由***员选举产生，其中甚至有近七成的村实行了“两票制选举”。2002年对全国241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员选举是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实行“两票制选举”的比例高达三成。
那么，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性别状况与职业经历如何？表3中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情况的显示，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只有个别女性干部，男性则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们的职业经历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河北省两县80个村的支书和主任中甚至近三成“曾参***”。从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江西与其他三省的差异主要在“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两个方面，拥有此两类经历的人员比例明显低于他省。
表4是对全国241个村无任村支书在就任前、卸任后工作状况的调查数据。在列举的20多项职业中，村支书在就任本职务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村干部和农民上，此外，还有少数人来自企业工作岗位和乡镇干部。这也就是说，村支书中的成员主要还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而且，从农民直接提升起来的村支书，越在前期人员越多，前三任和前四任中这种“平民书记”曾达四成多。在村支书卸任后，多数人（五成多）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一成多的人“降”为其他的村干部职位，还有部分则完全退休、或被提拔到乡里工作（如为乡干部、乡镇企业人员）。此外，还有少部分人一直工作到“病故”，在前三、四任中这种人员占到一成左右，这或许说明：在早期村支书往往“多年一贯制”。
三、经济与财富状况
根据1998年对江西84个村的调查，笔者曾分析村干部与农村“经济能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村级“能人从***”现象确有一定规模。[1]那么，数年后情况是否有变化呢？本节根据近年调查的数据分析之。
在我们的调查设计中，将“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个体专业大户”和
“与村外企业现有业务往来”作为村内经济精英的衡量指标，从村干部与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如当过或正当），测量村干部（村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的调查既涉及到村一般干部的状况，也涉及到村主要干部（支书和主任）的状况。
先看村干部的经济经历状况。表5集中了两次对现任村干部的调查数据，由于问卷未统计到村干部的总人数，因而，无法得出拥有各种经济活动经历的村干部占村干部总数的比例，但就表内数据之间的比较而言，现任村干部在所列举的“曾当过”与“现为”这两大类（各含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曾当过”的人数相对较高。换言之，先为经济精英再当村治精英的人数，多于村治精英依然兼任经济精英的人数。另一方面，在“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专业大户”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当过或现为“个体专业大户”的人数相对多些。
而就村支书和村主任来说，如表6显示，拥有同类经济活动经历的比例要高于一般村干部。在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经济精英所占的比重要高些，尤其是当过或现当“个体专业大户或商业投资”的人数比例明显要高。
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经济活动状况，在表7中有更直接的反映。笔者将担任过“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三种经历”之一的人合计起来，发现：这两类主要干部中曾是“经济精英”的比例在三成以上，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比其前任均提高了一成多，达到四成左右；而且，在316个村中，有近六成村的支书或主任曾是“经济精英”，比其前任增加了16个百分点。村支书和村主任在企业管理者、个体户和商业投资者中的兼职状况，如表7所示，现担任其中一种的人比例依然较高，在现任村支书和村主任中的比例达到三成以上，有近五成村的支书或主任兼任目前依然兼任“经济精英”。这些情况表明，村主要干部中“经济精英”的比重明显较高，而且，不管是“富人从***”还是“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都在扩增之中。
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村支书与村主任的家庭经济状况与主要收入来源。从表8中反映的三县调查数据看，与本村村民普遍的经济状况相比较，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良好，多数好于普通村民，没有一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村内平均水准。
表9显示，在村支书和村主任自报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中，“农林渔业”依然是多数人的收入来源之一，其次为“自办企业”和“外出劳务”的收入。
四、道德权威状况
与权力体现暴力和强制力不同，权威所内含更多的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服从，它体现着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传统中国乡村，乡绅往往将“村治精英”与“道德权威”合为一体，不仅依凭权力、而且借助权威来治理着乡村地区。在当今农村，村干部的道德权威状况又如何呢？
在调查中，我们试***从“村里什么样的人最受尊敬”和“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度”这两个指标，测量村民对村干部权威的认同状况。从表10的调查数据可见，在村民所选择的最受尊敬的人中，“有知识或有技术的人”最多，其次为“有威信的老人”，再依次为“村干部”和“企业主和有钱的人”，在这里，村干部被列在第三位。村干部则将自我评估为第二位，与村民的评价有一定的距离。表11的数据反映，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并不高，表示“相当可信”或“完全可信”的村民在二至三成之间，多数村民的态度在“有点可信”和“有点不可信”之间。这表明，村干部与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
五、社会组织资源
组织意味着权力。按***治社会学理论，组织能为***治人物提供有力的“集体***治资源”（丹尼斯。郎，2001：162）。在中国农村，村干部们的上任是否也与其所拥有的组织资源有关呢？在我们的调查中，对村干部组织或参与正式组织（如中国***、科技协会、供销合作组织、经济组织、宗教组织、红白理事会），以及非正式组织（如宗族组织、村庄组织）的情况，做了初步的了解。
从本文表3中所列村主任的“中共***员”身份看，多数人拥有此身份。但遗憾的是，在调查设计中未能考虑到村主任任职与加入中共组织的时序差，因而，无法区分出这样的情况：他们究竟是因***员身份而任村主任职，还是因出任村主任职而被发展入***？这种缺憾也表现在对村干部与其他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考察上，以致无法进一步分析村干部任职与这些组织资源之间的关系。表12所示，在四省316个村中，除了“红白理事会”和“科技协会”在山西和河北、“宗教组织”在福建较为常见外，其他的正式组织并不普及。在这些业已存在的组织中，由村干部所主办或组织的多为“红白理事会”、“经济组织”和“科技协会”，而“宗教组织”、“民间信用组织”和“供销合作组织”则多为非村干部所主办或组织。
不过，对村庄、姓氏和宗族背景这类先赋性组织资源的调查，却让笔者能做进一步的分析。
先看村干部的村庄背景。在表2所列村支书和村主任“是否是本村人”中，除了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村支书和村主任均系本村人。表13显示，在三县回答村庄背景的157个村干部（主要为村内三大头，即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中，来自大村庄的村干部在江西C 、T 两县达到六成，在山西X 市虽只有三成多，但比来自小村庄的仍高出20个百分点。
次看村干部的姓氏背景。表13的数据表明，来自大姓的村干部，在江西C 、T 两县占到近七成，在山西X 市也达55.3%.
再看村干部的宗族背景。表13含三县157个村干部的宗族与房股背景，表14则有对全国241个村和三县54个村的支书和主任的宗族与房股背景资料。表内标示的宗族与房股大小之分，依据的是其人口在全村或本族内之比。从三县情况看，在表13反映的157个“村三大头”中，江西C 、T 两县来自大族者占近六成，但来自大房者却略少于来自小房者；山西X 市来自大族、大房者略低于来自小族、小房者。不过，从表14所列三县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来自最大和次大宗族与房股的人员均占了多数或大多数。
从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看，在前任村支书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3.5%和46.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3.0%、49.7%，前者均低于后者；在现任村支书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4.2%和42.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0.5%、54.2%，前者依然均低于后者；在前任村主任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50.7%和50.0%，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47.2%、47.5%，前者均略高于后者；在现任村主任中，来自最大和次大族与房股的比例分别为45.6%和40.6%，而来自一般宗族和小族、一般房股和小房者分别为50.0%、55.6%，前者均低于后者。
以上情况说明，在江西和山西三县，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背景对出任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有明显影响，换言之，来自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的人更有可能出任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大族大房背景并未成为出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影响因素。
六、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作为影响村干部出任的可能性资源，同样值得关注。在我们的调查中，对家庭背景的考察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为：1980年代以前曾影响出任村干部主要因素的“家庭成分”；父亲的职业状况；父亲的文化程度。为了使分析更有说服力，笔者试将村干部与村民的情况进行比较。
表15所列了三县村干部和村民的家庭成分状况。其中，尽管大多数村干部原来的家庭成分为“贫下中农”，但与当地农民家庭成分的比率分
布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家庭成分并未成为影响出任村干部的因素。
就父亲的职业状况而言，在我们调查的三县村干部与村民中，两者之间的父辈职业并无明显的差异，如父亲为农民的比例，村干部和农民分别为71.4%和77.1%.略有差异的在于父辈文化程度方面。如表16所示，村干部中父辈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比例，低于村民同比10.4个百分点，换言之，村干部父辈中的文盲、半文盲要少于村民父辈中的文盲、半文盲。
七、结论
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以三次大型农村调查所获资料为基础，借助“社会***治资本”框架，通过对当今村干部群体特征的分析初步回答了这一问题。
根据对2002年全国抽样调查的同类资料，陈志柔（2004）在分析村干部的社会资本时曾发现：在个人和村庄因素完全一致的条件下，更有可能成为村干部的因素主要为男性、较高的教育程度和中共***员。本文对村干部性别与文化的分析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笔者的分析还表明：村干部已经告别“大老粗”或文盲时期，多数人拥有中学文化程度，但高文化程度时期仍未到来。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而组织和参与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的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了分离。为此，他们的治村行为往往要依靠其它因素，如江西农村的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需要有大村庄、大姓和大族大房的背景，山西X 市的村主要干部也有大族大房的背景。而就全国农村而言，村干部中尽管来自大族大房背景的支持不明显，但依靠经济实力支持的因素却较普遍。
在村干部的成长路径和流动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多数村支书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后类“平民书记”在早期曾达四成多，多数村支书在卸任后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曾有相当部分人是“经济精英”，有的依然兼任经济精英，“富人村官”和“村官干部谋富（从事经济活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好于普通村民。与经济因素影响到出任村干部不同，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对出任村干部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
通过对不同区域情况的比较，还发现：不同区域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较多的共同特征，但也有着各自的差异。后者除了村庄、宗族与房股背景的不同外，还有职业背景的差异，如江西省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中拥有“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人员的比例，及其兼任“经济精英”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其他省。这种区域差异，对村干部的治村行为与绩效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来说明。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志柔，2004，‘Getting Ahead in Rural China：Elite Mobility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Chinese Villages ’，Paper for delivery at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Citizen Politics andCivic Attitudes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Taipei，Vov.19-20.
丹尼斯。郎，2001，《权力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樊平，2000，《“恶人治村”的实质是赢利经纪》，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学术研讨会》，2000.10.14—16.
肖唐镖，2003，《转型中的乡村建设》，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肖唐镖等着，2001，《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阳敏，2004，《关于中国的村庄、麦当劳和全民学英语的故事——人类学家阎云翔专访》，《世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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