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畜牧学概论论文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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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学概论论文例2
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兽医的实践工作十分关键。从畜牧业的长期发展状况来看，其建设规模与动物的病***情况都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如果动物的防***工作不能够有序进行，并将健康知识传播出去，则会增加突发***情的概率，对社会产生危害。
1健康传播的概念
从本质上来讲，健康传播主要是指以不同的信息传递媒介为基本途径，以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为目的的传播活动。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人们对畜牧业有着更深的关注。因此，活动应该体现一定的科学性与传播意义。首先，从专业学科的角度来讲，传播形式多样化，也将健康学与传播学融合起来。其次，由于健康知识传播的复杂性，要求宣传人员应该具备更突出的实践经验。
2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实践中的作用
2.1促进动物卫生的进步
促进动物卫生的进步是健康传播的主要作用之一。首先，畜牧业的发展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健康宣传工作也能够为实践活动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并且及时把控动物的生活状况，控制***情的扩展和延续。其次，兽医的实践活动属于卫生预防的重要部分，体制的健全能够使危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使动物卫生得到进步。
2.2减少食源性疾病
食源性疾病主要是指畜牧管理人员没有对动物的基本情况进行检验就将食品投入进去，使得一些病猪、病牛出现，并增加了疾病发生的概率。而健康宣传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此现象的出现。工作人员会根据基本流程进行核查，并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作为重要的应用理念，令食源性疾病得以减少。
2.3避免***情的延续
随着禽畜种类的增多，疾病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为了使这种情况得以控制，工作人员应该加大管理力度，从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对病***的种类、基本表现、诊断方法进行宣传，使畜牧者受益匪浅，也将健康传播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因此，健康宣传是避免***情延续的重要途径。
3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实践中的应用
3.1提高健康传播宣传力度
为了保证畜牧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健康传播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就***府和相关单位而言，各地方的管理者应该以省市乡村为具体的活动单位，对重点的畜牧产区进行调查，并确定宣传范围。同时，要派遣专业的技术人员对畜牧知识进行传播，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出发，扩大用户的认知程度。在理论上，主要对现阶段的常见疾病进行阐述，并突出其中的基本表现，教会畜牧用户进行核查。在实践上，主要以场景模拟的方式进行练习。例如：指导人员应该以实际的畜牧厂房为主导，结合一些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并针对特殊的***情进行讲解，使工作人员学会防控。另外，在健康传播结束后，也可以选出两名代表谈论自己的感受，并说明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其次，在健康传播的途径上，相关部门应该扩大宣传范围，除了传统的广播、电视上，还应该在各大网络媒体中建立有关畜牧兽医的专题网站，使经营者能够进行自我学习，提升认知程度。
3.2建立***情预警机制
***情预警机制的建立健全必不可少的，管理人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扩大健康传播的作用。第一，当动物***情为发生前，工作者要定期进行检查动物的基本情况，并将异常现象及时记录下来，避免***情突发，并减少灾难的蔓延。第二，管理者要将兽医、清洁人员都集合起来，成立预警小组。当动物灾***发生时，要第一时间发挥自身的本职工作，分析危机程度，并根据实际情况优化解决方案。不同部门的工作者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划分，组内实行轮岗制，在QQ或者微信群中进行沟通和联系，发挥预警机制的作用。当问题出现时，每组都要制定一份可行性报告，通过投票的方式选择出最合理的内容。
3.3开设畜牧兽医实践的专业学科
在一些农业大学中，畜牧兽医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能够将健康宣传落实到实处，各高校应该开展专业实践课，在增强学生认知的同时也完善了宣传水平。首先，要将传播学和畜牧健康学这两大部分结合在一起，通过层次划分的方法使学生们认识到实践活动的专业性。其次，要完善整体的畜产品加工环节，并令每个人都参与到其中。例如：应该学会如何通过微观实践对疾病进行诊断，并做到***情的防控，形成独特的管理方式。最后，相关学校应该加强与畜牧行业之间的联系，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场所。
4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第一，对健康传播的概念进行宣传。第二，探讨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实践中的作用。第三，分析了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中的应用。从而得出：为了确保人们的食品安全，使畜牧业得到长期发展。工作人员应该加强对健康传播理念的宣传，建立以卫生保障为主导的控制体系。同时，也改变评价方式，从多角度进行分析，为畜牧业的进步创造良好条件。
参考文献
[1]吴荣富.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领域的应用研究[A].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第三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优秀论文集[C].2008：12.
畜牧学概论论文例3
(一)概念界定及量化1.草场流转的概念界定及量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6年)、《青海省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2012年)等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草场流转全称为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草原承包期内，承包方以出租、转让、转包、互换、入股及其他方式将承包草地的承包经营权转移给第三方从事牧业生产经营的经济现象，遵循自愿、有偿、合法以及不改变草原用途的原则。草场流转包括多种形式，其中草场租赁是当前草场流转的最重要的形式。根据实际调研情况，草场租赁行为中全部出租占到绝大多数，部分出租占到很小的比例，实际样本中会缺失全部出租草场的牧户，因为外出打工出租草场的多是全部出租草场，部分出租草场的往往是草场面积大而劳动力不足的牧户。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只不过在草场流转中全部出租的比例更高一些。鉴于以上两点，本研究所指的草场流转主要指草场租赁这种形式，主要关注草场流转中的租入户和非流转户。草场流转如何量化通常涉及两个指标，一是草场承包面积，二是草场流转面积，其中租入为正，租出为负。2.生态环境效率的概念界定及量化。与农地流转的粮食生产效率类似，本文探讨的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是一定的草场流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正影响抑或是负影响程度。由于超载过牧是我国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用载畜率这一指标来衡量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载畜率=(草场承包面积+草场流转面积)/养殖规模，就是多少亩养一羊单位*，载畜率越高，超载程度越低，越有利于草原生态保护。本文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用载畜率来衡量。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草畜平衡管理办法》(2005年)的规定，草畜平衡是指为保持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在一定时间内，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通过草原和其他途径获取的可利用饲草饲料总量与其饲养的牲畜所需的饲草饲料量保持动态平衡。理论上需要去核算每一个牧户通过草原和其他途径获取的可利用饲草饲料总量，于是用载畜率来表示草原的生态环境效率需要基于一些隐含的假设。假设1是草地类型、草场质量无显著差异，否则不同牧户间的草地利用对草原生态的影响将不可比;假设2是不同牧户通过草原获得的饲草与其他途径获得的饲草的比相同。通常假设1比较容易满足，而假设2则较难满足，不同的牧户之间存在差异，有些牧民会相对多购买一些饲草，有些牧户会相对少购买一些饲草。假设2的不满足将是本文的一个潜在的不足之处，有待另文深入分析。
(二)理论分析宏观上看，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是超载过牧，而超载过牧的背后原因又是牧区的人口压力过大，草原承载不了那么多的人口才会出现超载过牧的现象。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一部分牧户会迁移到城镇生活和工作，减少牧区人口，伴随着草场流转，草场压力得到缓解，即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微观上看，可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构建家庭经营模式下的牧民生产函数模型。家庭经营模式下，草原畜牧业是牧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牧民在自己的天然草场上放养牲畜，草场面积为X;牲畜的数量为Y;从事畜牧业的劳动力为L;畜产品价格为P;牧民的最低家庭支出为Z;草畜平衡标准为k/亩/羊单位，严重超载为k/2亩/羊单位。主要考察Y与X之间的关系，将L、P、Z、k设为外生变量。家庭经营模式下的生产函数为:Y=f(X)为了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存在一个最小养殖规模Ymin，最小养殖规模与最低家庭支出和畜产品价格相关，而与草场面积无关，从而Y≥Ymin=f(Z，P)=ZP。家庭经营模式下，因为劳动力的约束，存在一个最大养殖规模Ymin，其与劳动力相关，而与草场在***1中，纵轴是Y，横轴是X，原点为O，任意一点到原点的直线的斜率为Y/X(是载畜率的倒数)。有两条参考线，一条是Y=X/k，为草畜平衡线，另一条是Y=2X/k，为严重超载线。***形有4个点分别为A、B、C、D。A点表示处于最小养殖规模上同时超载非常严重，B点表示处于最小养殖规模上同时实现了草畜平衡，C点表示处于最大养殖规模同时超载严重，D点表示处于最大养殖规模同时实现了草畜平衡。当X小于Xa时，Y=Ymin，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处于严重超载线以上，超载非常非常严重。当X大于Xd时，Y=Ymax，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处于草畜平衡线以下，不超载。当X处于Xa和Xd之间时，点(X，Y)的取值处于梯形ABCD以内，起点是A点，终点是D点，随着X的增大，点(X，Y)从越靠近严重超载线逐步向越靠近草畜平衡先靠拢。简化处理，取BC的终点E，连接AE，DE，将AED作为(X，Y)变化的路径。综合来看，随着草场面积的逐步增大，(X，Y)的变化轨迹为YminAEDYmax，由于载畜率是点到原点的斜率的倒数，于是由***上可以看出，随着草场面积的增大，载畜率逐渐增加。草场面积X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草场承包面积，二是草场流转面积，当不存在草场流转时，草场承包面积大的牧户要比草场承包面积小的牧户载畜率要高;当存在草场流转时，草场承包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草场流转面积越大的牧户比草场流转面积小的牧户载畜率要高，从而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看，还是从微观层面的分析，草场流转将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现有的文献对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只是进行了定性的描述，但是缺乏定量的分析和验证。本文将用实地调研数据来验证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和经济模型
(一)研究假设根据前面的描述和分析，本研究的假设是: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为了验证这个假说，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具体待检验假设:假设1:载畜率跟草场承包面积有关系，并且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高假设2:载畜率跟草场流转面积有关系，并且在草场承包面积相同的情况下，租入草场的牧户比不租入草场的牧户，载畜率要高，租入草场面积越多的牧户，载畜率越高
(二)经济模型验证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就要看草场流转对草原生态保护有无明显作用，用线性函数表示为。其中，y代表载畜率;S1代表草场承包面积;S2代表草场流转面积;参数2代表草场承包面积每增加一单位，载畜率的变化;参数2代表草场流转面积每增加一单位，载畜率的变化。对于参数1:如果草场承包面积和载畜率不相关，那么1显著为0，即承包面积小的牧户和承包面积大的牧户，载畜率无差异;如果草场承包面积和载畜率正相关，那么1显著为正，即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高;如果草场承包面积和载畜率负相关，那么1显著为负，即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低。对于参数2:如果草场流转面积和载畜率不相关，那么2显著为0，即流转牧户和非流转牧户、租入面积小的牧户和租入面积大的牧户，载畜率无差别;如果草场流转面积和载畜率正相关，那么2显著为正，即草场流转面积越大，载畜率越高;如果草场流转面积和载畜率负相关，那么2显著为负，即草场流转面积越大，载畜率越低。
三、数据来源和实证分析结果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的基本情况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和甘肃省天祝县的实地调研，有效样本总共209户，其中内蒙古四子王旗100户，甘肃省天祝县109户。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采取调查员和牧户座谈的方式。1.内蒙古四子王旗。调研组于2012年5月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6个纯牧业嘎查共100户牧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查干补力格苏木位于四子王旗中部，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的纯牧业苏木，草地类型*以温性荒漠草原为主，草畜平衡标准为30亩/羊单位＊＊。全苏木总面积3186平方公里，下辖8个嘎查，包括饲草料基地嘎查1个，生态移民嘎查1个以及纯牧业嘎查6个。2011年该苏木总户数为1371户，共计3866人，落实所有权的草场面积达396.9万亩，6个纯牧业嘎查常住牧户为771户。样本牧户占总牧户的比例为13.0%，样本牧户平均常住人口4.03人，平均劳动人口2.34人。100户样本牧户中，59户为蒙古族，49户为汉族，户主年龄36～45岁的居多，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居多。表1显示了受访样本的草场经营情况。100户受访牧户，总经营草场面积81.80万亩，平均每户草场承包面积6099亩，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8180亩，总养殖＊＊＊33480羊单位，平均每户养羊334.8羊单位，平均每户载畜率为24.43亩/羊单位。在100户中44户存在草场流转，草场面积由平均每户4158亩增加到平均每户8888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28.04亩/羊单位，56户不存在草场流转，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为7624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24.27亩/羊单位，从简单统计上可以看出，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比不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载畜率要高，超载程度要低。2.甘肃省天祝县。调研组于2013年8月对甘肃省天祝县5个乡镇11村子共205户牧户进行了实地调研。天祝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武威市南部，祁连山东端，属青藏高原区，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区位优势明显。全县总人口23万人，其中纯牧业人口17.13万人。天然草原总面积621.2万亩，可利用草原面积587.1万亩，其中禁牧面积160万亩，草畜平衡草原面积427.1万亩。天然草原是天祝县面积最大的土地类型，有温性草原、山地草甸、灌丛草甸、疏林草甸、高寒草甸五类。主要放牧畜种为牦牛、绵羊和山羊。草畜平衡标准为6.19亩/羊单位*。在11个调研村中，6个村子存在草场流转，4个村子因为草场面积小没有也没法围栏到户而不存在草场流转，1个村子因为全村禁牧也不存在草场流转。在6个存在草场流转的村子中，总计牧户114户，有效样本109户。在109户样本牧户中，平均常住人口为4.62人，平均劳动力人口为2.67人，平均从事牧业劳动力人口为2.37人，71%为藏族，其余为汉族或其他民族，户主年龄以36～55岁的居多，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居多。表2显示了受访样本的草场经营情况。109户受访牧户，总经营草场面积6.12万亩，平均每户草场承包面积＊＊307.5亩，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561.4亩，总养羊25650羊单位，平均每户养羊235.3羊单位，平均每户载畜率为2.84亩/羊单位。在109户中，60户存在草场流转，草场面积由平均每户356.5亩增加到平均每户817.8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3.78亩/羊单位，49户不存在草场流转，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为247.4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1.69亩/羊单位，从简单统计上可以看出，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明显比不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载畜率要高，超载程度要低。
(二)实证分析结果在上述理论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Eviews7.0软件对前面的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内蒙古四子王旗的回归方程为:y=9.859+0.00208S1+0.00161S2+ε甘肃省天祝县的回归方程为:y=0.186+0.00736S1+0.00155S2+ε实证分析模型中的F值都小于1%，并且模型的R2分别为0.42和0.52，说明模型估计结果整体显著，拟合度较高。系数估计及相应的t统计表明，本文的两个假设均得到验证。草场承包面积的系数显著且大于零，表明载畜率跟草场承包面积有关系，并且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高，越不超载;草场流转面积的系显著且大于零，表明载畜率跟草场流转面积有关系，并且租入草场的牧户比不租入草场的牧户，载畜率要高，租入草场面积越多的牧户，载畜率越高，因此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系数的值代表载畜率变化与草场面积变化的比，以内蒙古四子王旗的回归方程为例，当草场承包面积增加1000亩时，载畜率增加2.08/羊单位，当草场流转面积增加1000亩时，载畜率增加1.61亩/羊单位。在两个研究假设得到验证的基础上，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不管从自然科学角度认定的草畜平衡标准是多少，草场超载的主体是草场面积较小且未进行草场流转的牧户。因为草场面积较大的牧户比草场面积较小的牧户载畜率要高，在草场承包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进行了草场流转的牧户比未进行草场流转的牧户载畜率要高。(2)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一方面是因为租出牧户的退出，另一方面是因为租入牧户通过草场流转增加了草场经营面积，载畜率上升，减缓了草场压力。
畜牧学概论论文例4
中***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8-0119-01
一、当前中职畜牧兽医专业教学中的问题
1.现有的实验教材需要不断更新。现有的实验教材虽然经过多次更新，但实验项目和内容还不能满足当前畜牧业发展的需要。教材中介绍的一些实验仪器设备在实验课中逐步被淘汰，新的仪器设备在教材中又没有介绍；有些实验由于内容重复或实验手段的更新近来已经不适宜开设；而社会有需求的，目前已经具有的新实验方法，很多还没有纳入实验指导书中。以上情况说明，为了适应课程的发展及培养高质量畜牧兽医合格劳动者，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引进新的教材，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2.中职生对专业课的学习态度需要端正。虽然大多数中职生学习态度端正，重视专业教学，但仍有部分中职生上实践课时表现出怕脏、怕累、怕辛苦，有的干脆不来上课；即使来上课，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专心做实验，得过目过，马马虎虎。还有的中职生在实践过程中，不按照实验指导教师的要求去做，而是按自己的主观想象去做，结果配置的实验药品达不到要求，实验所得的数据不准确、不完整。需要指出的是，部分中职生对实践课不够重视，是由于实践课是附属于本门理论课程的一个教学环节，实践成绩只是课程总成绩的一部分，占的比例也不是最大的。
二、畜牧兽医专业的理论教学改革
1.转变“填鸭式”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教师在开展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讲解新知识时，务必要明确“教学工作实际上是从质疑到解疑的过程”这一概念，在课前设置与本节课内容相关的问题，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了解。课堂教学主要介绍基本知识，为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通过听课、问答、讨论、设计和实践操作等方式来学习。以《猪生产学》为例，课堂讲授占课程总学时25.7%、现场教学占31.4%、媒体演示占11.4%、讨论分析占8.6%、作业训练占5.7%、论文写作占5.7%、专家报告占11.4%等。
2.推广现代教学方法，试行网络和或明天教学。科技水平的进步让网络互动系统、多媒体技术走进教学领域，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大范围的普及应用。此种教学方式生动活泼、***文并茂，学生也容易被此吸引，进而产生较高的学习热情。目前《畜牧学各论》的品种介绍、设备观摩、养殖场建设、人工授精、饲料配合、家畜、家禽的饲养管理等均可用多媒体或录像教学，鲜活生动的画面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改革考试形式。以前各门课程均采用单一的闭卷形式考试，以百分制来进行成绩的评定，影响了学生全面能力的提高。畜牧兽医专业教学改革就是要改变畜牧兽医专业考试的形式，按课程性质和特点，灵活运用笔试（开卷和闭卷）、口试、实际操作、写小论文或小综述等多种考核方式，鼓励采取多种考核方式联合运用的考试形式。
对专业主干课程和必修课程可实行严格的闭卷考试，选修课程和考查课程可采用开卷考试、口试、小论文或小综述形式进行考核，按优秀、良好、中等、合格和不及格五档记入成绩，控制优秀比例，优秀生的评定在选修和考查课程合格的基础上按主干课程的成绩计算。促使学生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主干课程上，同时切实减轻学生的负担，给学生以更大的学习自由度，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条件。
三、畜牧兽医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
1.对所使用教材进行优化。中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所使用的教材必须具备新、实、变的特点，其中，“新”指的是所使用教材必须紧跟时展步伐，及时纠正传统教材中滞后性和理论验证性问题，与生产第一线的最新技术保持高度同步，且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实”指的是教材不仅要针对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还必须与企业、单位目前或将要使用的设备、技术相关联，也要避免过分超前技能的出现；“变”指的是所使用教材应处于变化状态，随着技术、设备的进步而不断更新，使学生所学技能有效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除此之外，校方也应责成专人做好教材的审查工作，避免因教材质量低下而影响本校的教学效果。
2.运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利用案例引起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学习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有效方法。案例教学的引入，能使深奥、概念抽象的动物病理学知识与临床诊断、***技术联系更紧密，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获取知识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吸收转变，这样能更好地适应现代职业教育的要求。例如，将一些常见的病理变化与临床案例相结合，引导学生将以往所学动物解剖学、动物微生物学、动物临床诊断学等相关知识进行纵向或横向联系，学会融会贯通、相互渗透、灵活运用。既巩固已学知识，又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和解决临床诊断等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通过真实案例的讨论，亲身感受临床分析、思考、推理和判断的全过程，充分体会到主动参与、探究发展、交流合作、乐观向上的学习方法带来的乐趣与帮助。
3.加强实训教学环节。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一些与专业和就业有关的课程，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和就业能力。技能培养是中等职业教育重要的教学环节。本专业强化技能训练的具体措施包括：①将畜牧兽医的必备技能单设畜牧兽医技术课程，以保证足够的课时安排实训；②教学过程强调实践性，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以实践为主（实践训练课与理论课之比为7∶3），把重实践、重技能作为教学的指导思想；③将单项技能或综合技能引入学分制，学生达到规定学分才能毕业；④将实训基地和实验室设施标准化、规范化，确保实习顺利进行；⑤学生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并记入学分。
4.增加学生到基地或生产单位实习操作的机会。过去上动物病例解剖实验课时，通常是指导教师一边解剖一边讲解，学生则在一旁观看，这样学生一是没有动手的机会，二是由于实验经费及实验条件的限制，做大动物解剖的实验次数不多，导致学生对这些实验不太熟悉。要实现教学改革，可安排学生到校内宠物医院或校外实习基地进行实习，多接触病例，要求学生做好病历记录，解剖记录、学习***用药。回校后，由教师组织大家进行病例回顾，分析讨论病例中诊断、***的原理、***方法的合理性等。实习过程中，有时碰到新的典型病例，可让学生采取病料回学校进行实验室培养、分离、镜检之后确认。通过这种走出实验室实习的方式，使学生接触更多、更复杂的各种禽畜病例，与学生的共同分析讨论、诊断和处理，可促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畜牧学概论论文例5
关于农业一块内容，考纲和考试说明明确了高考要求农业区位因素、主要农业地域类型的特点及其形成条件、农业生产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实际上农业的区位因素分析及农业生产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和某一区域的农业类型判断有关系，而学生却往往会在农业地域类型的判断上犯难，阻止了进一步的解题过程，特别是在平时的练习题中碰到农业判断问题。在询问了学生关于这一问题的难点后，我大概明白了学生的一些困惑，在做了相应的准备后对农业地域类型的判断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一、学生自主整理农业的一般分类和几种常见的农业地域类型
二、学生分析讨论
讨论：
（1）农业类型和农业地域类型的区别。
中国青藏高原区的河谷农业、西北地区的灌溉农业等是从什么角度来划分的，是不是农业地域类型？
（2）畜牧业和大牧场放牧业以及***畜业的区分。
（3）季风水田农业和水稻种植业的区别。
三、教师梳理
学生讨论之后虽然都会对这三个问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具体的题目当中如何来区分又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不同的区域背景中，某种农业活动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称呼，而且由于命题老师的出题意***不同在同一地区会对某些方面有不同的侧重。很多时候不要说学生，老师本身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
1、农业类型和农业地域类型
农业类型按生产对象不同，划分为种植业、畜牧业和混合农业；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程序划分为粗放农业和密集农业；按农产品商品化程序划分为自给农业和商品农业。
农业地域类型指在一定地域内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成型的区域性农业类型，按动植物的地域分布、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域差异分为：热带雨林迁移农业，种植园农业、水稻种植业、商品谷物农业、混合农业、游牧业、大牧场放牧业、***畜业。
农业类型强调农业部门结构，农业地域类型侧重于农业的区域特点。农业类型是农业分类的概念，包含有系统的或分类的特征，着重农业地域结构的形成，是农业客观现实的反映，在空间分布上往往不连片，可重复出现。农业地域类型可作为基层的农业区，是农业区划的基础；较高层次的农业区是若干农业类型的地域组合。
河谷农业、灌溉农业、绿洲农业、坝子农业这些只能说是地区农业生产的特色。按中***版（北师大王民编）对农业地域类型的分类，世界农业地域类型共分三大类十三小类：即：
（1）、原始农业——含原始迁移农业、初步定住农业、游牧业。
（2）、传统农业——传统旱作谷物农业、稻作农业、传统混合农业、地中海农业。
（3）、现代农业——现代商品谷物农业、现代混合农业、大牧场放牧业、***畜业、种植园农业、市场园艺业。
任何事物的分类都有多个系统，看你从哪个角度分。农业的分类也会有多个系统。上述系统是按农业生产水平等为依据的。例如绿洲农业、坝子农业应该是以某个方面的特色为依据的。通常中学讲的农业地域类型不应该包括绿洲、坝子之类。西北地区的农业类型，按我们从***册上看到的，应该包括如下几种——游牧业、传统旱作谷物农业（普通农户经营）、现代谷物农业（生产建设兵团经营）、还有名气很大的水果类生产，应该属于传统的或现代的园艺业。正式因为不同版本的教材对农业的划分不同，而平时练习时多是各地区不同教材的题目，学生会越做越糊涂。
2、***畜业、大牧场放牧业和畜牧业
大牧场放牧业是一种面向市场的农业地域类型，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南非等国家地区有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这些地区植被稀疏，不适宜经营种植业，只能用于放牧牲畜，因而形成了这种农业地域类型。畜牧业属于农业类型，既常说的农（种植业）林牧副渔中的一种，而不属于农业地域类型。***畜业和大牧场放牧业都是农业地域类型，且都是畜牧业的一种（除此外还有与种植业结合的家庭饲养业，如我国南方水稻产区养的家畜）。问一个地方的农业地域类型是什么只能说是***畜业或者大牧场放牧业，而不能笼统地说畜牧业。
3、季风水田农业和水稻种植业
季风水田农业和水稻种植业都是农业地域类型，只是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侧重。季风水田农业侧重季风气候区的水田（多数时候就是说水稻田）。水稻种植业侧重水稻，可包括季风区的，也可包括其它适宜种植区的。
四、练习延伸应用
（1）C区向东，农业生产由以 业为主变为以业为主。
（2）2011年浙江文综卷选择题5-6题
十八世纪墨累—达令盆地开始种植小麦，饲养绵羊，现已成为澳大利亚主要的农产品输出地。随着农场规模、数量的扩大和墨累河河水引用过多，陆续出现了一些环境问题。读***2（粗箭头代表主要流向，细箭头代表次要流向），完成5—6题。
5．下列农业经营模式中，最能说明上述农业地域类型特征的是
A．①B．②C．③D．④
6．目前该盆地最有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是
①土地盐碱化②河水流量增多，河口附近侵蚀作用增强
畜牧学概论论文例6
[中***分类号] S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2-0281-02
1 研究背景
畜牧业是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畜牧业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认真贯彻***和国家关于畜牧业发展各项方针***策，畜牧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畜产品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逐步成为***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初步形成。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高档绿色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畜牧业的发展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从增强竞争能力的角度看，由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竞争，谁的单位成本低，质量安全水平高，谁就在竞争中拥有优势。目前，发达国家更多地运用技术壁垒限制我国畜禽产品的出口，日本、欧盟对进口猪肉的检测指标已从过去的 25 个大幅增加到 410 个，一些新兴生猪生产国家和地区也悄然崛起，与我们争夺市场份额。从满足城乡居民对畜产品绿色环保健康安全要求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各地不断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链球菌病、口蹄***等烈性传染病及奶制品、鸡蛋等畜产品三聚氰胺含量超标，不仅对养殖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威胁着人类健康，成为我国实现畜牧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畜牧业，提高畜牧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和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便成当务之急。
***是我国的主要牧区之一，也是我国畜产品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十一五”以来，兵团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项畜牧业生产指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粗放、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变，团场畜牧业发展迅速，畜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生产实用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应用，畜牧业已经成为兵团农业的主要产业之一，并呈现出现代畜牧业的一些基本特征。但面对入世和畜产品市场以及需求变化的新形势，兵团畜牧产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变化不相适应的矛盾仍表现突出，畜牧业对团场经济和职工收入的贡献率与发达省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十二五”期间，兵团提出继续调整优化各畜种优势区域布局，依靠***业集团和肉制品加工集团，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建设，完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保障措施，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产业。到2015年，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畜牧业产值较“十一五”末实现倍增，总体规模养殖水平达到50%以上，畜禽良种化率达到90%以上，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0%。到2020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0%。
但是目前团场对现代畜牧业认识还处在逐步深化的过程中，畜牧业发展战略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概念、内涵、特征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完整的概念体系。如何结合兵团和团场实际，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加强畜牧业龙头加工企业建设，加强畜禽良种建设，进行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把生态保护、团场发展和职工增收结合起来。在当前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及农产品的价格低迷，劳动用工及成本上涨，农业发展已处在一个发展瓶颈，难以提高单产的情况下，推进畜牧业发展，实现经济的高效、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实现团场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因此，针对团场畜牧业发展战略这一关键命题开展深入研究，对实现兵团畜牧业倍增的目标，优化畜牧业管理决策和宏观调控十分必要，同时对促进兵团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目的。为兵团和团场决策、制定***策促进畜牧业提供参考价值。在掌握大量团场畜牧业现状资料基础上，选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提出团场畜牧业发展的有关战略构想和建议。构想和建议都是根据团场畜牧业的发展条件、地方特色和优势提出有针对性的观点，如团场畜牧产业生产要素升级战略中如何促使高级生产要素不断升级和加大专业要素促进团场畜牧业结构发生变化都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为兵团和团场进行展战略决策提供一个参考模式。
理论意义。针对团场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运用一般战略理论来构架文章的体系，同时结合产业的特点，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别是竞争优势理论，把团场畜牧产业发展战略作为构建团场畜牧产业竞争优势来进行研究，使文章在理论体系上和以往研究发展战略上有新的角度和视野，作为理论上的尝试，为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模式。
现实意义全面系统地认识团场畜牧业的现状和发展。对团场畜牧业的基本状况与全国和全疆水平的比较，团场畜牧业发展条件都作了比较详实的介绍，并区别不同畜种分别作了系统阐述，对团场畜牧业情况多个角度作了分析，对全面掌握兵团团场畜牧业的状况和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
3 研究目标
本文以第五师八十四团为例，结合兵团实际情况，分析了畜牧业发展现状，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同时，通过对畜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于畜牧业发展特点的了解;另一方面，提出具体的发展畜牧业的措施和建议，可以作为指导畜牧业生产的措施和方式。本研究拟通过对出兵团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兵团畜牧业自身的后发优势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调查，分析兵团畜牧业发展中的前向联系、旁侧联系以及后向联系及兵团畜牧业发展中的后发优势的分析对比，结合兵团畜牧业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寻找制约兵团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找出兵团畜牧业后续发展中应具备的能力和基础。找出兵团畜牧业发展中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保障兵团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解决兵团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选择。
4 研究内容
4.1 八十四团畜牧发展基本情况
畜牧公司距离博乐市较近，交通便利，地域广阔，温度及草场环境优良，为牛羊养殖基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怪石峪风景点相邻，是旅游度假的好地方。占地250亩，现有圈舍54栋（计划2014年新建圈舍15座左右）总面积7074平方米，饲草料库1栋，总面积418.5平方米，堆草场2000平方米，配套有兽医室、配种间、饲料粉碎设备等。
有天然草场总面积80.41万亩，其中：平原荒漠草场和平原荒漠草甸草场（春秋草场）38万亩;山地草甸草场（夏草场）7.4万亩;山地荒漠草场和山地草原草场（冬草场）35.01万亩。苜蓿饲草地14200亩，以及大量的玉米秸秆、青贮、小麦秸秆为养牛羊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牧户225户，从牧总人口892人，从事牧业劳动力人口541人，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职工117人，全部分布在团场58公里的边境线上，肩负着牧业生产和护边的双重职责。
4.2 84团畜牧发展方向
天然放牧养殖基地：以畜牧公司为中心，发展优质畜牧业养殖基地，进行牛、羊养殖产业化、规模化、建成独特的优质牛羊基地。
规划引导畜禽养殖向优势产区集中，设施养殖主要为建设大型的养殖基地，将牲畜集中进行饲养，以牛、羊为主，配套基础设施和圈舍的建设。以推进畜牧业饲养方式转变和产业化经营为重点，支持建成一批养殖大户、规模化饲养场和标准化畜牧养殖小区，提高畜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饲养水平。
大力发展舍饲养殖，利用畜牧业天然草场优势，计划发展羊5万只。及我团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打造“牧家乐”，将成为农牧民致富增收的另一重要途径。
4.3 具体措施
4.3.1舍饲养殖是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方式，是畜牧业发展必经之路。
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畜牧业发展的一场***。传统畜牧业、放牧养畜延续上千年历史，使牲畜头数的增长，草原面积锐减和草原沙化退化的原因，草原生态遭到破坏。草原矛盾十分充分，解决这一症结的唯一出路就是大力发展舍饲养畜。舍饲圈养不是简单的把牲畜圈起来，而是要充分考虑牲畜的生活习性，通过专业化养殖、集约化经营实现精养增效。
第一，加强棚圈、运动场、青贮窖等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解决牲畜日常饲养、生产接羔和保育工作，才能解决好牲畜住的问题。
第二，加强秸秆转化力度，推进人工饲草料的种植。在饲养方式转变中，解决好饲草料是舍饲养畜的先决条件，我团拥有丰富的秸秆资源，玉米制种、常规玉米、冬麦等秸秆作物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能充分保证本团的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树立 “既种又养，以农养牧”的思想，为舍饲养畜创造了有利的资源条件。
4.3.2 牧家乐成为农牧民不断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为进一步增加牧民收入，发展少数民族民俗与饮食文化，加快旅游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下坚实的基础，建立牧家乐。一是民族风俗文化历史悠久;二是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美味可口;三是民族娱乐文化精彩无限;四是84团优美的自然风光是游客避暑游玩的好地方;五是84团区位优势明显，距离博乐市9公里，是游客往返必经之地，可谓游客中转站、休息室、加油站。
4.3.3 成立八十四团少数民族特色商品交易中心
少数民族特色商品交易中心是目前84团新建的农、牧、副、织产品商务交易平台，是84团成立的一家辐射全团面向全师的以***特色农、牧、副、织产品为主导的特色产品交易平台。
依托84团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自然优美的乡野风景、舒适宜人的清闲气候、生态环保的绿色空间、民族文化浓郁，特色民族餐饮的牧家乐、环境优美，菜系丰富的农家乐，在原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的基础上兴建休闲娱乐设施，注入旅游元素，为游客提供度假、休憩、游乐、餐饮、住宿等服务，带动我团特色农、牧、副、织产品产、供、销、消在交易平台的全方位对接，力求通过舒适的旅游环境、规范的交易规则和过硬的商品质量的优势，为本团特色产品交易双方构建一个具备集旅游观光、餐饮购物、产品丰富，质量过硬，方便快捷的现货交易场所，全面助推84团实现跨越式发展。
4.3.4 畜牧人员分流促增收
对于不善于经营、管理、养殖、且经济贫困的少数民族牧民职工，引导这些少数民族牧民职工进入我团设施农业及昆虫养殖场、厂、烘干厂、建筑行业等企业，或从事畜牧特色产品销售等方面工作，经过系统、科学、专业的培训，使分流人员能够真正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从而增加农牧民经济收入，为脱贫致富创出一条新路子。
4.3.5 转型规模
将我团原有“脏、小、乱”小型养殖户进行拆除、淘汰，集中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畜牧养殖场进行统一管理、运行、销售。在原有达标的6座养殖圈舍的基础上，2013年新建48座标准圈舍，2014年扩大规模再次新建养殖圈舍15座，共计69座。
5 今后努力方向
第一、依托资源优势，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建设标准化养殖厂，积极发展特色牛、羊养殖。
第二、逐步实现“三个转变”：牧民职工群众思想观念从传统型向科学型的转变、牲畜产能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牲畜养殖模式从分散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努力实现“促进牧民增收，实现人、畜、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产业链价值链的打造，一条龙的发展模式。1、标准化养殖，真正“抓住”肉食品安全的“根本”，确保肉食品安全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2、通过本团优良的草场资源及农业种植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玉米秸秆、青贮、小麦秸秆，形成合理行业集中度，通过“以农养牧、以牧帮农”的合理、安全、高效、绿色产业循环。
畜牧学概论论文例7
畜牧兽医专业是中职学校中对实践技能要求较高的一门课程，为深化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全面提高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质量，应当在当前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在畜牧兽医专业实际教学过程中，将信息技术与专业课程进行有机整合，积极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活动，更好的满足网络技术条件下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教学需求，调动学生参与课程实践的积极性，从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1 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相关概念界定
就中职学校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专业课程内容主要包含动物解剖生理以及饲料营养的基础知识等，以培养多元化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以生产服务一线操作人员为主要培养内容，以应届初中毕业生为主要招生对象。
信息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形势下以计算机为主的一种技术形式，实现了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有机融合，在当前社会发展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在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将信息技术与专业课程进行有机融合，能够实现对信息资源以及信息方式等进行合理利用，推进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学习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将畜牧兽医专业课程内容深化到学科实践活动中，促进信息技术与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整合理论的不断深化，促进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因此信息技术可以称得上是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一种有效的辅助工具，对于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相关实践研究表明，在中职学校实际教学活动中，将信息技术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进行有机整合，能够在优化教学结构的基础上，调动学生参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实践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学生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参与到畜牧兽医专业课程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中，巩固学生的理论基础并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将信息技术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资源进行有机整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教学结构，为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可靠的基础。
在认知主义的基础上，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信息技术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的有机整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信息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活动，主动发现问题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实现了分工协作和有效思考，促进了建构主义的顺利实现，深化了学生对畜牧兽医专业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启发学生自主发现知识内在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并将理论知识合理应用于实践活动中，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促进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2 信息技术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整合的模式建构
将现代教育技术有效的运用到畜牧兽医的专业课堂教学中，这是由于畜牧兽医专业相关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技能型课程，是对信息技术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教学整合进行了新的探索。要求学生掌握有关畜牧兽医专业知识，充分利用其生动性、直观性，互动性等特点，更重要的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
在现代化教学环境下还要多增加一个要素，这就是教学媒体。在多媒体技术的支持下，将仿真演示模式运用于教学当中，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具体情况来展示视频内容，要求为使学生能够基本掌握手术方法，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主进行视频点播与内容回放等可以反复观看以达到明确的目的，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灵活性。随着计算机***形***像处理技术不断提高与完善，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其中的一些简单步骤，可以不同角度的展示，对比，类比。
自主学习是与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化学习方式，以某中专学校养殖科畜牧兽医专业授课情况为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反复练习，学生在课后可以有的放矢的进行复习，在充满趣味性的同时，能将知识点反复理解、强化、记忆，同时也作为期末考试的重点复习资料。并且根据自身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有重点的练习，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充分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利于教师对学生的成绩管理，针对中职学校学生头脑灵活、贪玩、好战等心理特点，更加详细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促进专业实践技能训练的顺利进行。在智能训练环节还应强调学生知识的巩固，在脚本设计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多动心思。
畜牧兽医专业教学培养在动物生产、饲料生产与加工和畜禽疾病防治第一线工作的动物疾病防治和防***检***人员。为缩短学生就业以后在工作岗位上的适应期，要求教师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应把重点放在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部分。应正确看待它在教学中所处的地位，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显微镜结构的实践技能考核。
3 信息技术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整合的具体建议
为全面提高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质量，在讲信息技术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进行有机整合的过程中，应当合理优化教师资源，将教师工作重点从学生管理方面转向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及教育教学研究方面，以进一步提高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质量。当前畜牧兽医仿真实训系统正处于初期开发阶段，在信息技术与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整合过程中，信息技术引入专业课程教学中，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明显增强，教师的工作量明显减少，并且通过多元化的教学实践活动的开展，中职学校学生参与专业课程实践的积极性明显增强，与此同时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合理利用，学生的信息素养也日益提高。
在信息技术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信息技术在中职学校畜牧兽医教学中的作用，要重新认识中职学校畜牧兽医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实现中职畜牧兽医教学新模式，逐步完善硬件设施和软件资源库建，明确硬件软件是保障、提高教师信息素养是关键、教学设计是灵魂。中职教育发展的关键是建设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课程整合教学的灵魂是课堂教学设计，教育者也要变成被教育的人，时时刻刻参加继续教育，优势互补，实现教学过程最优化。
结束语
总的来看，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形势下，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教学的难度也日益加大。为真正实现信息技术与中职学校畜牧兽医专业课程的有机整合，中职学校应当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建构信息技术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整合的模式，并将其有效融入到现代化教学环境中，对教学资源仅限于优化利用，充分调动中职学校学生参与畜牧兽医专业课程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从而为社会培养出技能型人才。
畜牧学概论论文例8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畜牧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主持内蒙古工作二十余年，对畜牧业的发展颇为关注，他的畜牧经济思想主要包括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草原建设、科教兴牧和各行各业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等理论，内容极为丰富。本文仅就***对内蒙古草原建设方面的研究作一探讨。
畜牧经济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很容易受到水草、雨雪和***病等因素的制约而遭到破坏，因此，“加强基本建设，是畜牧业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条件。” ***针对于制约畜牧业发展的这些因素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应该加强以草原建设为中心的牧区基本建设。牲畜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物质基础是草原，畜牧业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草原。“内蒙古草场，从大兴安岭至达后延海，绵亘二千余公里，面积有八十八万多平方公里，占自治区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约占全国总草场面积的四分之一，居全国四大牧区之首。” 内蒙古有优良的五大牧场，如锡林郭勒草原、呼伦贝尔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乌兰察布草原、科尔沁草原，发展畜牧业生产可谓得天独厚。保护和利用好天然牧场对发展畜牧业的作用事不可低估的，然而一旦这种天然资源被过度利用和出现畜草不平衡时，草原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草原建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相当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护牧场，禁止开荒。从晚清王朝开始，经过北洋***府到***府，大规模的开垦蒙地浪潮使内蒙古的草原和天然牧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新中国建立时，内蒙古的草原沙化、退化问题和畜草矛盾已经相当严重。***吸取了过去滥垦滥牧的经验教训，针对于草原不断恶化的现状，尤其是半农半牧地区的滥垦滥牧现象，提出了“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策，这是考虑到了草原的可更新性而做出的科学决策，所谓可更新性就是指草原的生产潜力在合理利用和开发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得到更新，能够持续的利用和恢复发展。建国后，内蒙古畜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牲畜的数量迅速猛增，与此同时，由于过度放牧、肆意开荒和畜草比例不平衡等原因导致了草原恶化的结果，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半农半牧地区，***对半农半牧区如何解决牧矛盾和开荒问题颇为关注，有精辟的论述：“（1）如果土地条件发展农业无前途，就采取措施慢慢发展牧业，不再扩大农田，随着群众农业收入减少，就会自然减少农田面积，不可采取强迫命令办法。（2）在农业无大前途，牲畜又少的地区，要长期发展，但也要划定农场、牧场面积，并应注意研究在此种地区农田牧草轮种问题，最好使轮种地不要成为沙荒。（3）在农牧两种生产都占很重要地位，农牧两种经济又都可发展的地区，可把农田牧场固定起来，并可试种苜蓿，实行农田牧草轮种制度。” 在“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策指导下，既保护了牧场，限制了开荒，又解决了农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些干部有“重农轻牧”思想，在半农半牧区或牧区到处开荒，***批评道：“久而久之牧场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但又不能尽成良田，对生产和生活都是有害的。” 再比如，“1960年，中央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在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以北牧业区开垦十多万公顷草原，其中：不适宜种植的沙地2万多公顷，牧场和打草场9万多公顷。这种盲目垦殖对当地畜牧业的不良影响是巨大的，***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异议。”
第二，改良水草。水是生命之源，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草，有草的地方才会有牲畜，改良水草是草原建设的首要任务。内蒙古地区虽然拥有辽阔的草牧场，但是干旱草原和半干旱草原占有很大比重，缺水草原有日益增加的趋势，极大地限制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明晰改良水草与发展畜牧业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草原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没有水草当然就谈不上发展畜牧业生产。” 因此，他十分注重改良水草和改善缺水草原的状况。他在1947年《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治报告》中就强调：“在畜牧区，则应改善饲养方面，提倡打井、贮草。” 建国后，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和牲畜数量成倍的增长，草原出现了由于过度放牧和畜草矛盾导致的沙化退化等现象，***主张：“人民***府全力保护草原，改良水草，提倡储藏冬草，并防治畜***。” 1963年，他在全国牧业区工作会议上说道“加强草原建设，解决水草问题。就成了首先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水的问题是缺水地区的中心问题。有关地区的***和***府，必须把草原建设问题、水草问题，作为发展畜牧业生产中的主要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在充分认识改良水草的必要性之后，就把建设草原和改良水草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具体实施了以下几种措施：其一，发展牧区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建设，发展畜牧业也离不开水利建设。“内蒙古有缺水草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只要解决了水的问题，就可以增加成千万头牲畜” 。在牧区兴修水利、打井开渠，不但可以保障牲畜的水草供应和饲草基地的建设，还可以防风固沙，有利于草原的恢复和发展。其二，植树造林，改造沙漠。内蒙古境内的沙漠横贯东西，西部阿拉善盟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沙漠，鄂尔多斯北部的库布齐沙漠和南部的毛乌素沙地，中部锡林郭勒盟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东部通辽境内的科尔沁沙地以及呼伦贝尔盟的呼伦贝尔沙地等。这些沙漠每年吞噬着数以万计的良田和草牧场，严重地威胁着牧民的生存环境和畜牧经济的发展。***主张要把“改造沙漠与发展畜牧业相结合，与发展农业和林业相结合；由近及远，先易后难。” “实现改造沙漠的宏伟规划，要把种草种树、保护现有的植被综合利用三者结合起来。在流沙和固定沙丘上种草种树，引水灌沙是改造沙漠的最基本的方法和最重要的措施。保护沙漠地区现有的植被不再遭受破坏，也应该列为带有方针性的基本措施。”运用封沙育林育草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来改造沙漠，“把沙漠改造为林牧基地” 。其三，解决饲草、饲料问题。***认为，解决草的问题，首先要合理利用天然草牧场，逐步进行划区轮牧，建立草料基地。“同时建立巩固的人工饲料基地，种植牧草，种植饲料，逐步改变完全依赖天然草原的现状。” 在充分利用天然草牧场的基础上，适当地建立人工饲料基地，就可以摆脱过去那种完全依赖自然的生产状态，就可以保证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提倡定居游牧，建立饲料基地。历史上，蒙古民族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是随着大规模地移民垦荒，蒙古民族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格局被逐渐被打破，草牧场面积逐渐减少，畜草矛盾日益突出，草原状况逐渐恶化。***后，为了改变这种不利于草原建设的恶性循环，***经过实际调查和研究决定，提倡在广大的牧区定居游牧。他提出定居游牧并不是毫无根据和盲目决定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科学决策。他曾经这样分析道：“从牧业的远景看，游牧牧业是要逐步转为定牧的。但今天看起来，由于我们主要的还是利用天然草场放牧，定牧与游牧各有好处，各有缺点。定牧对于人旺这一点来说是有好处的，由于已经定居，家庭的保暖设备等自然会比较好些，老弱病人及小孩子也不再跟着牲畜的游牧游动了。但定牧对于牲畜发展与繁殖上极为不利。因为天然牧场的产草量是有其一定限度的，牲畜常年在牧民定居的周围放牧，就使得草量逐年减少，草质逐年降低，家畜传染病菌也逐年增多。” 辩证地分析了定居游牧的优点和缺点，优点主要是有利于牧民人口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牧区村镇的形成，缺点主要是容易导致畜草不平衡、牲畜繁殖能力下降、***病的增多和草原的破坏，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科学地估计了畜牧业发展的前景是定居游牧，这为以后牧区集市、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多次提到畜牧业不同于其它行业，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实行定居游牧，必须得保证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保证牲畜的继续增长，饲草、饲料是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关键，如何解决草料短缺这一难题便摆在了***等人的面前。他借鉴国外发展畜牧业的经验，坚持一切从内蒙古实际出发的原则，主张建立饲料基地和国营牧场，在牧区逐渐实行以舍饲为主的饲养方式，把互助合作和定居游牧有机的结合起来。首先是建立饲料基地。***反复强调要解决畜牧业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就必须建立巩固的饲料基地和草牧场，解决了粮、草和蔬菜等基本维持生存资料之后，牧民就可以在基地和草牧场附近定居下来，因此“建立饲料基地是改变的牧业经济脆弱性的根本办法” 。1957年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之际，他提到，“为了保证畜牧业生产比较稳定的发展，以畜牧业生产互助合作为基础，推行了定居游牧，重点开辟了入工饲料基地，建设了冬春营地，推广了新式打搂草工具，这些工作现在都已获得初步成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证明了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后来在***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强调：“人工饲料基地是使畜牧业生产免受自然灾害，稳定发展的关键措施，在合作社中必须积极推广。” 其次是建立国营牧场。随着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加剧，在牧区建立国营牧场已经十分必要。发展国营牧场，可以起典型示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社会主义因素，而且对解决牧区劳力不足问题有重要意义。” 既顺应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趋势，又可派遣大量的蒙汉人民从事生产建设，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再次，提倡舍饲为主的饲养方式。在牧区、半农半牧区或者农业区建立圈棚，又有饲草料的供应，“就可以抵御年年给畜牧业带来极大危害的风雪灾害，畜牧业就可以比较稳定地发展。” 既抵御了风雪灾害，又缓解了畜草矛盾对草原构成的压力，还有利于牧民定居游牧***策的推广。“定居游牧是使牧区不稳定的游牧经济向现代化的、科学的、稳定的畜牧业经济过渡，逐步改变牧区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
在以草原建设为中心的牧区基本建设中，***还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和方案，对当时草原的恢复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内蒙古的草原建设方面的研究，对今天畜牧业的发展和草原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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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学概论论文例9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 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啤钡呐H海?竽烈狄嗫俺品⒋铮ㄗⅲ骸妒??ば拧の扪颉吩疲骸八?蕉?扪颍咳?傥?海凰?蕉?夼＃烤攀??疲ò矗汉诖交婆T?疲?6?蚶此迹?浣??纾欢?＠此迹?涠????蚪涤诎ⅲ?蛞?诔兀?蚯藁蚨铩6?晾此迹?嗡蚝误遥?蚋浩漪祝????铮???蚓摺！币魉棠寥嗽谝巴獯罅糠叛?Q虻那榫埃?渲醒蛉?俪扇海?诖降幕婆T蚓攀?扇海?从澄髦懿棵裥竽凉婺R嗌蹩晒郏?晕闯鱿峙?胄竽辆?没?峄?氐木置妗＃?！耙南脑哟Α笔贝??桥?胄竽亮街志?梦幕?嘈***ち揖赫?氖贝??南牟柯渲?涞某逋淮右欢ㄒ庖迳纤的耸钦庵志?梦幕?赫??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4_1.shtml>***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 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也不是马***，而是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狻⒀钏丶坝钗男谩⒗畎驳龋???艿剿逦牡垡淮未脱蚯Э谝陨系闹厣停?渲醒钏卦?淮问艽脱蚨啻?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獯?贰⒕?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 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 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 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 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
四 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畜牧学概论论文例10
参加工作近50年来,史志诚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他执著奋斗的精神很感人,他的成就很广泛……
毒理学的学科探索者
毒理学是研究毒物和中毒的科学,是关系到人类健康的一门新兴生物科学。史志诚为这门学科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创立了“丹宁生物活化理论”,阐明了牛栎树叶中毒发病机理,提出了预防和解毒技术。
1978～1981年,史志诚系统研究了“牛栎树叶中毒机理”,提出并证实了“高分子栎树叶丹宁经胃肠道生物降解为多种低分子酚类化合物引起中毒”的假设,建立了“丹宁生物活化理论”,首次阐明了栎丹宁的毒理机制,破解了300多年丹宁毒性不解之谜,为防治牛栎树叶中毒提供了理论依据,填补了生化毒理学的一项空白,因而获得1982年农业部技改二等奖。
鉴于这项研究在毒物学领域中的贡献和国际影响,他被国际毒素学会(IST)吸收为会员,参加了国际毒素学会在新加坡召开的会议,发表了论文。他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动物***病的诊断与防治标准:《牛栎树叶中毒诊断标准与防治原则》。
实际上,这种病在东北华北地区的一百多个县的栎树区也存在。为此,他跑遍了几乎所有这些县,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吉林、四川、甘肃、辽宁、贵州等省,推广标准和医治方法,有效控制了该病的发生,仅陕西、甘肃、辽宁、河南4个省的发病地区统计累计防治牛176.13万头,减少经济损失1.5亿元人民币。
2002年以后,牛水肚病就从我们国家基本消失了,而从1962年开始研究这个项目,他为此整整奋斗了40年。
创立畜产经济新理论
史志诚是我国培养的第一名获得兽医毒理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在他一生的事业追求中,“畜产经济新理论”是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从理论到实践付出了无比艰辛。
1986～1987年,在陕西靖边县蹲点时,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首次提出“畜产经济”命题。之后,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化经营的需要,在十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基础上,连续编著了《陕北畜产经济》《陕西畜产经济》《畜产经济概论》《畜产市场运行与发展》和《国外畜产经营》等5部书,并50余篇,为推动我国畜牧产业化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填补了国内该项理论的空白。
令人敬佩的是他还创立了动物毒物学理论体系,提出草地生态毒理系统新概念,也是首次提出“毒性灾害”命题,并为此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81年在陕西省畜牧兽医总站,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兽医毒物分析室,承担了农业部“全国兽医毒物检验师资培训班”的任务;1982后在西安和杨凌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兽医毒物检验讲习班;并与段得贤教授、谢占武研究员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动物毒物学研究会”,当选为第一任理事长;2004年又发起成立“陕西省毒理学会”并任理事长。
2000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后,在西北大学创建了“毒理学史研究室”。从实际出发转向世界毒物科学的历史研究,希望在毒理学史研究领域做一点新探索,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的毒物学》《毒学探源》《中国草地生态环境与毒草灾害》《日本的毒性灾害》《20世纪毒性灾害及其历史教训》等论文,引起了海内外同行专家的赞扬。
不仅如此,他还完成了国家部委和陕西省“八五”、“九五”多项科研与重大科技推广项目,获部委和省级科技奖6项。***或与他人合作编著了《家畜常见中毒病检验》《兽医毒物学》《植物毒素学》《毒性灾害》《饲料饼粕脱毒原理与工艺》《中国草地重要有毒植物》《动物毒物学》《谨防生活中的有毒物》《生态毒理学概论》等10部共约400万字的著作。
近些年,不顾年过六旬、不懈探索的史志诚,对草原毒草灾害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考察和试验研究,被誉为毒草的“克星”。取得的重要成果有:基本摸清了我国草地重要有毒植物的种类、分布与危害,出版了《中国草地重要有毒植物》专著,为防控毒草灾害提供了科学依据。
他组织专家深入阿里地区调查“醉马草中毒”,查明其实际上是冰川棘豆引起的中毒,提出控制中毒的具体措施,得到自治区***府的高度评价。“中国疯草-冰川棘豆生态毒理及毒物生物降解技术研究”,获得省***府2007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他提出了有毒植物生态毒理系统的形成与消亡规律的新见解,采用生态毒理学原理和生态工程的方法控制毒草灾害,达到有效控制中毒、促进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之目的。
他还承担农业部全国畜牧总站草原鼠虫病和毒害草监测预警系统课题,拟定《草原毒草灾害评估技术》《草原毒草调查技术规范》《草原毒草灾害防治标准》《毒草灾害报告制度》《家畜棘豆中毒诊断标准与防治原则》《家畜黄芪中毒诊断标准与防治原则》等。
为改革发展献计献策
史志诚为我国兽医体制改革和兽医教育制度改革,提出的两项建议尤其备受学界赞赏:
一是提出改革我国兽医管理体制的建议。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畜牧业的发展面临市场和***病两大风险。养殖业“赚不赚靠防***,赚多赚少看管理”。畜禽防***是国家行为,必须建立国家新的兽医管理体制。早在1993年,他和著名兽医专家尹德华、吴兆麟等就根据兽医的社会性、法律性和国际性特点向农业部提出了国家建立兽医局的建议。2002年,作为农业部科技委委员,他在农业部科技委会议上发表《加快西部农业发展的十点建议》,又一次提出畜禽防***是国家行为,应当将兽医诊疗和畜禽防***分开的建议。禽流感爆发之后,我国推行新的兽医管理体制,农业部成立了兽医局。
2009年全国兽医协会成立,将***兽医与执业兽医分开管理,实现了兽医管理与国际接轨的目标。
二是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兽医官的建议。2005年根据国家对兽医官的需求,史志诚建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将畜牧与兽医教育分开,改变学制,成立兽医学院,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兽医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采纳了这项建议,2006年3月10日校长办公会决定成立动物医学学院,2007年10月正式挂牌,改4年学制为5年。
另外,他围绕国家生物生态安全工作,提出两项咨询建议,获得国家重视和采纳:
一是在2001年长春召开的中国科协年会上,提出要“加强外来有毒有害植物的研究与防治”。新华社记者王永康采访后在当年11月18日《国内动态清样》发表了《专家建议加强对有害植物的研究和防治》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