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传统伦理道德论文例1
我国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前后相继,交相更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有我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天,进一步探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转型与重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伦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占据核心和主干地位。
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则是“爱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将这样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扩充到社会***治领域,提出“礼仁”一体,使伦理***治化、***治伦理化,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儒家伦理在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具有了与封建***治一体化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继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修身养性,打造内质
修身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1]。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2.克己奉公,注重整体
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家庭责任,强调每一个人应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人们的家国意识、乡土情结特别浓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最突出体现。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应以国家统一为乐,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我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3.先义后利,见利思义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坚持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二、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转型中所受到的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而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生产关系,在对小农经济与封建***治关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纲常伦理,并使之渗透到社会***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价值判断和经济判断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人们的道德教育,而忽视了法律、法规等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破坏了法律的***性,阻碍了法律的形式化,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领域造成道德规范的缺失。
其次,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强调树立群体意识、整体意识。传统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没有个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没有公私之分,没有个人产权边界的概念。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利,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占有的利己性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根本特性,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行为,也不存在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能力、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克服传统的“义务型”伦理的强权倾向和片面性。
再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倡重义轻利,国家要不以利为利,个人要以义为重,甚至产生“以贫为荣、以富为耻”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来加以解决、规范和追求。
综上所述,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包括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
三、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重构的路径
迈进新世纪,在我国社会广泛而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转型中,不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同样面对着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整合、创新。那么如何来重构呢?不能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应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并根据现时代的特征,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
虽然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如等级特权、尊卑有序的观念是为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服务的,与现代社会极不相容,但诚实守信、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道德在现代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统道德应客观评价,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扬弃。另外,道德习惯的形成,除传统的劝导、说服、教育外,还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某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损坏公物等,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改变重德轻法的传统,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应看到道德规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这既可以保证社会变革中道德规范的更新,又可保证已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此举是重建现代道德文明,树立道德新风,防止道德沦丧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律意识同步进行的有效方式。当代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法制变革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2.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又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缜密的道德规范,将人们的言论和生活,自内心深处纳入传统经济需要之网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治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但同时,市场自身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值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离开一定的经济道德基础,只能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信誉崩毁、甚至罪案丛生。因此,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要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国家经济***策有机地协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一方面集体作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应以个人为目的,在物质上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尽力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断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以集体为目的,为维护和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了满足,集体壮大和发展了,个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体现和实现。通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进,使个人和集体都达到共赢,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赏罚机制
通过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对利益的要求,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赏罚机制就是赏善罚恶、扬善抑恶,它是社会运用利益机制对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之外的个体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所谓“赏”,就是社会通过给予实施道德行为者更多的利益来肯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昭示和倡导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所谓“罚”,就是社会通过剥夺实施不道德行为者的既得利益来否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显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如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可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引导等方法,对行为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以保证行为者的利益;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如制假卖假、坑蒙拐骗等,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从而让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改革本身是对原来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基本有序的过程。无序状态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个基本环节。今天讨论该问题,着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后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体系。社会转型时期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使社会从动荡走向有序,从“个人伦理”走向“制度伦理”,这是当代我国道德嬗变的趋势。[论-文-网]
参考文献:
[1]王红武.关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J].学术探索,2007(3):6-10.
[2]于铭松.论我国传统道德伦理[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92-97.
[3]魏英敏.当代我国伦理与道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335-350.
[4]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96-197.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例2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例3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例4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例5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例6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例7
关键词：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文化构成因子；文化报答力；操作理性；价值理性
对为中国道德建设效力的中国伦理学来说，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背景和话题。这不仅在于它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现成的思想资源库，一笔巨大的既得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我们仍能读到儒家文化的遗传密码。
像对待一切传统文化一样，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也要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如何去粗取精？如何“古为今用？”却很少被人从操作化的层面论及。于是在文化热持续了多年的今天，我们仍不见有多少具有社会共识的文化精华被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剥离出来，更谈不上在现实中被派上什么用场。
一、反思把握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方法
若想利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自然应先弄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什么。
对此问题，人们一直热衷于从整体上加以概括定性，如说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有哪些特征等等。此类研究方法，固然有其道理，也似乎是一种应有的描述性研究视角，但仅此却与“取精”、“今用”无补。更有弊端者，则是让人如坠迷雾，不知所从。因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仅从典籍上看就不计其数，其中又有不同学派、不同流变、不同观点，这就使今天的任何一种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整体性概括和解说，都不难从中找到于已观点有利的大量文献资料来加以佐证。结果就像我们业已看到的：各种定性观点纷至沓来，个个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所有这些依据各取所需文献资料而建立的观点，因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定性不同，导致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评价亦有不同结论：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羁绊，应予摒弃；有的则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优势所在，需加弘扬；还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是解决后现代社会问题的济世良方，在中国现阶段尚未到启封动用之时……不论这些颇有百家争鸣、百花R放态势的解说和评价如何有理有据，可在根本方法上却是无法相互证伪的。也就是说，谁也证明不了与自己论证方法相同而结论不同的对方不对。这就决定了这些相互对立的见解永远不能在讨论中分出谬误，达成共识，结出正果。既然如此，又遑论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取舍利用？
这种“只开花，不结果”的讨论方式，如果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认知方法已到了必须洗心革面之际，也至少表明，我们再也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如此笼统地谈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了。
对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不可感情用事，恣意褒贬，而应待之以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判断。
任何形态的文化，如同人类的一切物质创造物，归根到底都是人或社会为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创制的用品或工具，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亦如此，它作为一套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规范的总和，就社会而言，是人们认识社会、整合一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发端于两千多年前，以纲常伦理为骨架，具有浓郁崇古尊老、重农抑商色彩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为适应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大一统宗法等级社会的需要而生成的，尽管在历史上它曾是十分有效而成功的社会秩序建构工具，也曾一度同其他社会要素一起给中华大地带来无与伦比的辉煌，但随着这一社会结构的消解和远去，其固有的文化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耗尽用光。就个人而言，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同样是一套让个人如何适应顺应皇权宗法社会和封建纲常伦理的人生观，它仍然在整体上于今无益。由此而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在总体上是根本无法与现代社会结构接轨的，犹如一付不再对症起疗效而只剩下负作用的过期药方。
不过，药方失效并不等于构成药方的所有药物成分的全部失效。在数不清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典籍中，既有为社会统治者服务的各类理念学说，也有对天地人的关系的体认、理解。除此而外，还有许多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三人行，必有我师”②“朝闻道，夕死可矣”③“舍生取义”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⑤一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它们并不受限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而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一些共性需求。
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只有这些具体的文化成分，才有可能直接进人现代社会，而如何将它们从整体失效的药方中剥离筛选出来，就成了现代国人面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任务。
二、剥离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的方法
剥离和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可按五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民族理性与智慧的展现，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操作理性，一是价值理性。操作理性包括处理各种道德事务的方法，一般是由各种事实判断构成的描述性理论；价值理性包括对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规定，它们均是由各种价值判断或价值规范构成的。按照韦伯的观点和分类，学术界一般是习惯于把“工具理性”作为“价值理性”的对应概念的。但我以为此种称谓不确，因为任何形态的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主体的人或社会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或达到某种目的而创造出的工具。儒家文化亦如此。它是用于整合一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和让个人在这套社会秩序中安身立命的方法。因此不独儒家文化中的操作理性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也同样是一种工具理性。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价值理性，主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它又可进一步区分为道德准则、道德范畴、道德原则等要素。其中，道德准则是数量最多也最具体的行为价值规定；道德原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价值规定；道德范畴则介于前二者之间，往往是对某个方面或某个事务的一系列行为价值规定的统称。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操作理性是围绕价值理性而设立的，它也包括若干要素，即道德设计的方法、道德传释的方法、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评价的方法、道德调控的方法、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德选择的方法、道德研究的方法，等等。上述概念中须略加解释的是：所谓道德设计，是指对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的设计；所谓道德传释，是指对道德规定的传播、解释、宣传之类；所谓道德调控，则是指让大众如何能遵守道德的各种社会化手段。
第二步是对构成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各种要素分别进行考察、梳理，看其是些什么，有些什么。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操作理性部分的考察和梳理，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基本问题：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氛围下的传统道德是由谁设计的？是权威、精英还是大众？是怎样被设计的？采用的是些什么方法？
传统道德是由谁传播、解释的？是怎样被传播解释的？其方式方法有哪些？
传统道德教育是由谁负责的？包括哪些内容、环节、渠道？
传统道德评价是由谁承担的？是组织化的评价 还是非组织化的评价、抑或兼而有之？评价方法有哪些形式？
传统道德的调控机制是何结构？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调控方法？又是怎样利用社会赏罚机制的？
传统道德修养和传统道德选择的目的、内容和标准、指标是什么？都有哪些方式方法？
传统道德研究是怎样进行的？都研究了些什么问题？
等等。
同时，还要考察以上各种传统做法得以成立的条件又是什么？
对上述各类基本问题的研究，全都可以分别地单独进行，也不必讲究什么先后次序，而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价值理性部分的考察与梳理则最好从道德准则开始，其道理是道德准则明晰具体，查有出处，不存歧义，而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则较为抽象。因此，只有当我们弄清不计其数的传统道德准则可分为哪些类型？各类型规范的代表性表述是哪些？其含义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之后，才便于进一步弄清传统道德范畴和传统道德原则有哪些？各有何含义等问题。
第三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经考察梳理的各要素及其各个具体成分进行评价。
研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为当今道德建设所用。就道德建设而言，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等价值理性是其实质、目的，而道德设计、道德传释、道德教育、道德评价、道德调控和道德研究等操作理性则是其方法、手段。操作理性既然只是方法、手段，只是纯粹的工具，自然可用于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理性，因而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操作理性在价值评价上无所谓好坏善恶，而只有是否有效和效力大小的问题。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价值理性则不同，它们作为人的行为和品质的价值规定，首先就面临着是好是坏、是善是恶的拷问。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对操作理性部分的评价筛选和对价值理性部分的评价筛选，在方法上是要有所不同的。
对操作理性部分中某项具体成分即某种具体方法的评价，首先是将其与现行的同类方法进行比较，看其是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的方法还是已被尘封的方法。如果是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的方法，那就可以根据现代已有实践的结果来评价其效用如何，并根据评价的结果对之做出是留是弃的决定。如果是尘封已久的方法，则不妨启封一试，试后再根据其结果做出是否有效及效力大小的评价，以决定对它的弃留。比如“三字经”，原是古人进行道德传释的一种具体方法，后被废置，前些年经广东等地换以新的内容重新启用，证明效果不错。由此可知，这种道德传释方法属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可以为今所用。
对价值理性中各种具体成分即各种道德准则的评价，则首先需要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因为若无评价标准，道德准则的好坏优劣便无从谈起。评价标准不统一，则无法达成社会共识。而事关公众利益的道德规定若无社会共识支持，也就不具有被普遍推广的可能和潜力。一个特定社会的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应与该社会择定的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同义的。如今市场经济既然已是国人的共同选择，那么市场经济社会所固有的终极价值目标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评价各种事物及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标准。市场经济之所以终被采纳，是因为它具有经实践证明迄今为止其他各种经济类型社会所无可匹敌的效率优势或效益优势，亦即所谓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优势，所以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大终极价值目标就是效率。与之同序列的还有自由、和谐。自由是效率的前提。市场经济是通过大幅度拓展个人自由选择的领域，使个人在获得空前多的发挥其潜能天赋的机会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和谐是效率的保证。以竞争实现社会资源或社会利益的初次分配，是市场经济特有的激励机制，这一机制必须按照可使所有竞者地位平等、机会均等的和谐原则来设计建构，方能实现其对每个人都起作用的最佳激励效果，从而实现社会高效率。和谐，作为任何类型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市场经济社会所必备的终极价值目标，它在市场经济社会的特殊意义是：在竞争中减少内耗，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在分配中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评价标准既定，评价的操作化便变得可行。简略说来，就是用效率、自由与和谐这三项基本价值标准对传统道德价值理性的各种具体成分，或某个道德准则、某个道德范畴、某个道德原则进行评估。经评估，凡是与三大价值标准相符的，就是好的善的，否则就是坏的恶的。不过大量的实际评估肯定远比上述过程复杂。一个原因是对某些极其表层、具象的道德规范，往往并不好直接用三大标准进行衡量，而是需要由基本标准再派生更具体的价值标准、或经多层推论方能做出最后评价。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用三大价值标准评价某一道德成分，有时可能会出现结论不一的情况，如“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条规范⑥，虽符合和谐标准，却不符合效率标准，这时就需要动用深入的理性分析并根据二者利弊大小的权衡计算来决定了。
第四个步骤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
经评价证明是好的那些传统道德成分或儒家伦理文化因子，不论它们是属于操作理性的还是价值理性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或最有效的，因而我们还应将其与其他同类型的伦理文化因子，既包括古代其他非儒家伦理文化的同类伦理文化因子，也包括当代世界各民族的同类伦理文化因子，放到一起加以比较权衡，只有在这种最广泛的比较权衡中被进一步证明为最适用或至少同等适用于市场经济社会的那种传统道德成分或儒家伦理文化因子，才是真正值得被我们在今天加以弘扬的。
第五个步骤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形式上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这个步骤是剥离和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附加步骤而不是必须的步骤。无论是在评价抑或鉴别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许多传统儒家伦理成分，仅就其形式而言还是颇有效力的，它们符合民族的表达习惯，易于传播，只是内容陈腐了。如果我们能保留其形式，换其内容，就不难使其恢复生命力。改装工作大致可归为两类。其一是对仁、义、礼、智、信、勇、忠、恕、孝、和等传统儒家道德范畴的原有含义先予倾倒，然后注入符合现代社会价值的内容和解说。其二是对某些大众耳熟能详的传统儒家道德准则重新加以诠释。譬如“知足常乐”，倘若我们仅将其限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或消费生活，而不是原来包括事业在内的所有个人生活领域，那它就仍是一条明智而达观的好规范，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益。
总之，我们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有按以上五个步骤进行剥离筛选，才能切实地实现对它的取精今用。
【 注 释 】
①《论语・卫灵公》。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里仁》。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例8
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了。另一方面 ，自有源头 ，并且自有承传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生活方式 ，展现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 ，而且挟其经济实力与***治强权 ，硬性楔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就带给中国社会以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而且 ，从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类型来讲 ，具有内在的相斥性。这就注定了选择其中一种生活模式 ，就必须放弃另一种生活模式。于是 ，从近代中国以来 ，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此形成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格局。这种社会文化格局 ，造就了相应的思想文化格局。如果说系统描述这种思想文化格局 ，不是某个具体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所可以完成的事情 ，而决定性地只能容许他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思想格局的话 ，那么 ，选取伦理道德的视角观察这一格局的情况 ，是一个可以将整体情况收摄于“一斑”的最好视角。因为 ，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一见解 ，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的。对此 ，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讲 ，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表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三纲八目、体现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 ，在古典社会时段 ，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两相关联的作用。而进入近代社会 ，人们试***告别古典历史 ，也恰恰是从“吾人之最后觉悟是伦理的觉悟”这一角度来诀别传统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正好从正反两面 ，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的特质所在。第二 ，就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来讲 ，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治上的宗法制度、经济上的均平格局、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制度取向 ，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假如从制度运作的过程来看 ，在制度安排的起点上 ，伦理动机决定着制度机制 ;在制度运作的实际过程中 ，人们的伦理境况则是制度功能得以发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证、制度本身的状态可以调整的依据 ;在制度运作的绩效评价上 ，则也是以制度的伦理后果来作为评价的基础的。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所难以接受的 ，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种好制度 (比如 ，由此古典中国人排斥了竞争 )，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乐于见到的境况 ，那么它就是值得继续施行的一定之规 (比如 ，由此中国人养成了均等的心灵习性 )。第三 ，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 ，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方式 ，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就宗法社会讲 ，齿序具有决定的作用。就人际关系调节言 ，中庸起着基本的指挥作用。就解决冲突的方式看 ，无讼成为人们追求的境界。就理想的社会状态说 ，大同是为人们认同的目标。这些都是伦理性的东西.
这种伦理性的文化 ，在古典社会的范围内 ，与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交替的边缘状态上 ，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重大差异。如果说在前者言 ，它还不能说是完全适应的话 ，起码也是基本协调的。但是就后者讲 ，它则是完全无法给与社会运动过程以引力的了。就这种文化事实而言 ，人们早已经是不否认的了。
然而 ，复杂的是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微妙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问题。价值选择的公共性较弱 ，个体性特点较强。换言之 ，价值问题上的分歧 ，较之事实上的认知 ，分歧会更大。而且 ，价值问题是一个可以脱开现实世界 ，在精神世界***运作的思想领域。因此 ，某种价值主张完全可以以某种个人偏好为支撑、或以某种群体心理为支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 ，寻求到相对的一致性 ，则是凸显价值认同引导现实认知之路的要求。
这是一个价值难题。围绕这一价值难题 ，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断定传统文化近代命运 ，以及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近代命运的判断 :否定传统文化的近代功用者 ，吁求人们的“伦理觉悟” ，形成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思路。肯定传统文化的近代作用者 ，呼吁人们看到“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事实 ，从而对于传统中的近代因素进行耙梳 ，以便接通传统与近代联系的血脉。在两者相互的衡量中 ，前者视后者为不可救药的保守分子。后者视前者为数典忘祖的激进人物。而在两者的思想学术努力中 ，前者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视为将一切社会要素化约为伦理的简化思维 ，从而将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中心主义思维 ，视为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定势 ，请求人们在现代背景下将之弃置不用。后者则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思想与行为抉择方式 ，恰好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仍然期许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而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不可匮缺的东西。因此 ，传统伦理的处境 ，不能简单化为一个否定传统、抛弃传统的问题 ，而是要致力于将传统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尽力挖掘出来 ，为当下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所用.
两者处于鲜明的对峙状态。就分析的角度来看 ，二者各据其理。从反对传统的理论立场来讲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的视角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可以在这种事实差异的基础上 ，找到自己观点的有力根据。因为 ，不论你在何种理论角度看问题 ，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 ，都是两种类型的社会 ，那些具体要素上的类同性 ，与类型上的差异性比较起来 ，都是可以忽略的。而且 ，不论你在何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看问题 ，你都会对传统本身在明清以降的内在动力的匮乏 ，感觉到一种“自己不争气”的晦气 ，反传统者自不用说 ，即使是现代新儒家 ，也对“花果飘零”痛心疾首。另外 ，不论你在何种意欲的理论预构引导下看问题 ，你都会在离开传统的既有思路上去讨论足以“结合”古典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型”思想问题。
从支持传统的理论立场讨论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要素关联性上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就可以在这种事实联系的基础上 ，提供给自己观点以多种支持。因为 ，即使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 ，但是 ，历史从来不是运行在完全中断的基础上的 ，因此历史的连接 ，总是一个历史的实际。这就为人们在文化传统的价值基点上 ，寻找自己文化发展的动力提供了支持理由。而且 ，不论是中国历史 ，还是西方历史 ，又总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 ，通过文化资源的互相借取 ，来为自己文化提供发展养分的。因此 ，绝对没有一个民族在完全远离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情况下 ，***地开掘出一条文化发展之路。由于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来讲 ，中国古典文化的启发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 ，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 ，也是不容抹杀的。但是 ，就综合的角度看这一问题 ，则会有不同的结论.
姑且不说二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于传统命运得出的相反对的结论。同时 ，也不论二者对于传统文化发展前景的设计多么具有吸引力 ，仅就二者的思路和结论来看 ，就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其一 ，在问题意识上 ，二者仅仅依据于社会原生问题的各一个方面立论 ，对于中国问题的连动机制 ，掉以轻心了。其二 ，在问题陈述上 ，也都只是对于中国传统命运这一个问题的两面 (现代有效性与时代失效性 )，各占据一个方面的事实依据。其三 ，在价值主张上 ，各自也是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 ，声言自己立场的合理性 ，对于对方的价值立场缺乏起码的尊重 ，因此对于相互间共同分享的价值资源忽视了。其四 ，在解决传统伦理的出路问题上 ，各自都在自己封闭的思路寻求“出路”。保守传统 (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以为传统本身就可以为我们走出近代以来的文化困境提供一切药方。反对传统 (也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则以为传统构成了我们走向现代的障碍 ，于是以告别传统为走进现代的前提。其实 ，就文化的当下发展来讲 ，传统自身的处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现代出路问题。在问题的确认上面 ，二者都有以伪问题为立论基础的嫌疑。
为此 ，在展开对于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现代处境问题的论述之前 ，需要先行确立起几个论说问题的原则 :
第一 ，告别二元对峙的处理传统命运的方法。一方面 ，绝对不单纯站在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视角 ，来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体系进行辩护。另一方面 ，也绝对不站在需要扬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视角 ，去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论证。而是走出这种各据传统之一个方面的内涵 ，而各阐其说的理论困境。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视为传统 (儒家 )伦理两个难以割离的层面 ，将传统做整体观。这样 ，可以保证我们不至于在割裂传统结构的基础上 ，对于传统进行不可靠的问题讨论与价值抉择。
第二 ，告别基于学理要求的伦理学思想史讨论的学术定位。这样 ，就可以避免在学理的僵化逻辑进路上 ，对于问题的丰富蕴涵加以撇除 ，而集中于论述者关注的或辩护、或拒斥的一个或几个价值兴奋点上面。从而对于原教旨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阐释方式 ，予以回绝 ;同时 ，对于反传统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裁量方式 ，加以扬弃。在此基础上 ，对于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 ，作合乎其历史面目的理论审查。在理论逻辑思量的同时 ，对其作实践逻辑的同情性了解 ，使传统伦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至于割离 ，由此获得具有真实性保障的理解.
第三 ，告别那种专注于对传统、传统伦理与儒家伦理的系统描述方式。从而 ，对于传统中与现代关联紧密的问题 ，做突破性的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传统伦理中 ，对现代中国人的伦理思维与行为的伦理抉择发生着影响的观念与行为导向 ，进行聚焦式的审查。而这类问题 ，大致有 :传统伦理的构成状况究竟是如何的 ，传统伦理的类型特征实际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的传统与现代构成的异同如何 ，在“现代”的变迁条件下 ，传统伦理的处境怎样 ，传统伦理的现论境遇与实践际遇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比之于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描述传统伦理的学术取向 ，更有利于我们进入传统的堂奥 ，并携带传统宝贵遗产 ，走进现代的大门。
第四 ，告别那种脱离现实伦理生活关联着的伦理学问题的玄虚的致思方式。就此而言 ，就可以期望在论述传统伦理的现代处境问题时 ，从现实的伦理生活要求这个伦理学致思的最强有力的基点上 ，去考虑问题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诸方面关联着问题省思的方方面面。于是 ，当代中国的道德失序与道德秩序重建要求 ，就此成为我们反省传统、传统伦理、传统儒家伦理的理论问题与实践处境的背景条件。由此 ，问题就引向了讨论传统伦理的时代感维度。这就使得当下伦理生活的问题 ，可以既在传统中寻找它的源头 ，又可以在传统中寻思它的解决之道。但是 ，在此传统绝对不构成我们思考现代的轴心。
确认了这些原则 ，则讨论传统伦理问题的问题思路就凸现出来了一者 ，确立讨论传统伦理的理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传统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的结构分析问题。长期以来 ，反传统主义者将这一结构中与传统***治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令人反感的伦理中心主义加以放大 ，以此作为否定传统伦理价值的依据。而保守主义者则又将其中的、与古典社会伦理道德生活的常态相吻合的道德理想主义加以扩展 ，以此作为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进的理论努力的根据。其实 ，分析起来 ，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正是构成传统 (儒家 )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旦割裂 ，传统就会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了。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才能理解作为古典规范伦理体系的儒家伦理 ，缘何既可以提供一个调整社会生活的普适规范 ，又可以提供一个个人道德修养的指南原因。儒家有关于良心的论说 ，是因应于后者的论说。而儒家关于忠诚的言述 ，则是关于前者的社会伦理陈述。就此而言 ，儒家伦理绝对不可能是时下一些论者所认定的、在现代社会可以直接发挥管理功能的管理伦理学 ，而只能是古典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
二者 ，在确认了传统伦理的结构特征之后 ，我们需要对于传统伦理显现出自己的结构特征的外部条件加以分析了解。在比较伦理学的视野中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结构性差异 ，是最为显明的。之所以要对这两种伦理体系加以比较 ，不是因为一些论者认为的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定势。而是因为 ，这一方面是取决于传统伦理的结构背景与西方伦理的结构背景 ，正好构成一个相互对应性的参照架构从比较方法学的角度讲 ，这样最有利于说明具有差异的两者之发生差异的原因 ，以及这种差异显示出的两者各自的独特性征。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伦理学在其自身的延伸逻辑上 ，构成了体系化论说而又具有比较价值的伦理学传统 ，就是中国与西方的伦理学两种传统。再一方面 ，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 ，构成为 1 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 ，最为剧烈、而又最为具有跨文化传统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化问题。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与对接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它丰富的理论蕴涵。这值得人们去加以追究。当然 ，这种比较是复杂以至于在冲突与融会的整个过程中也不可能全部予以清晰的理论阐释。为此 ，从三个视点上去加以把握是值得尝试的进路。一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是否共同分享着某些理论话题。为此 ，考察最具有伦理意味、且为古典中西伦理学家都高度关注的“中庸”话题 ，在这里就变得具有特殊的意义了。二是中西伦理传统中是否具有某种深层的伦理心理的分流。在此 ，通过中西社会伦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悔”的道德心理现象的比较分析 ，似乎可以期望对于其中的某些差异加以认知。三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对于社会***治问题的伦理回答 ，是否具有引导社会向不同方向运作的理论诱导力量。就此而言， 中国古典传统的伦理与***治的直接合流 ，与西方现代传统的伦理与法理的紧密关联 ，确实给我们显示出两幅社会***治伦理画面。
三者 ，在区域化发展的伦理格局被打破以后 ，亦即在通向全球化的伦理发展格局的大背景条件下 ，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反思 ，有了不同于各自传统自身审查传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进路。因此 ，我们如何可以合理地确认在这种条件下 ，判定伦理道德问题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方法 ，就成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审查必须确立的方***前提。为此 ，对于我们自己传统的形成过程加以描述性分析 ，对于我们的伦理传统之表现而出的精神特质 ，对于我们的社会与相异类型社会的本质差异加以勾画 ，进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反省方***问题加以检讨 ，就成为相互依赖的几个问题。于是 ，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 ，中国文化特质的勾画问题 ，以及伦理思维的理论与实践前提的反思问题 ，就成为伦理学必须直面的基础性问题。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例9
（一）民族伦理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应该如何定位民族伦理，是研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前提和出发点。樊和平探讨了现代伦理形态下的民族伦理，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伦理”不仅面临繁重的文明任务，而且面临被***和自我***的危险。在现实中，尤其当“民族伦理”与“应用伦理”结合时，必须特别警惕由文明霸权演绎为伦理霸权，进而演绎为伦理帝国主义。伦理觉悟是人类的终极觉悟！“21世纪伦理觉悟”的根本乃是告别韦伯，在民族伦理、应用伦理的研究中开创一个伦理觉悟的新时代，开创一个人类伦理的新时代！
在整个民族文化中，伦理文化具有特殊地位。冯庆旭对民族作为伦理实体作了探讨，认为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普遍物或普遍定在的精神的结合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化，伦理精神内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即民族伦理精神，亦即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精神。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共同构成民族伦理实体。
孙春晨提出以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民族伦理学，认为民族伦理学应主动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民族伦理学研究由抽象演绎向实证分析和文化解释的转变。深化民族伦理学研究，需要研究者面向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深入民间进行田野工作；需要研究者以历史主义的学术立场，探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民族伦理学应关注不同民族用自身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书写”出来的道德生活史，在对人们日常交往生活的微观叙事中展现民族丰富多样的伦理文化。
（二）民族伦理文化的形成规律
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既是民族成熟的标志，也是认识和反思民族伦理的前提。徐嘉对“中华民族”的观念形成与传统伦理之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近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观念逐步确立，这一民族意识促进了传统伦理的转型，成为中国近现代民族伦理的重要基础。
郑维铭、郑丹凌对民族大融合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发展中，经历过不断的民族融合、民族同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对于促进民族和谐共处、巩固民族融合成果、协调民族矛盾、奠定民族融合基础、加强民族凝聚力都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
赵庆杰对民族伦理的路径选择作了探讨，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人本”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发展道路，是与民族童年时的经历密不可分的。从文化的源头上看，商周时期的“人学”转向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本”而非“神本”的伦理型走向；西周时期周公的“维新”确立了家庭在伦理中的始点地位。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道德有何交互影响和意义？关健英以魏晋隋唐时期的道德生活为例说明，民族共同体不仅表现为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是文化的共同体和道德的共同体。在魏晋隋唐时期，民族冲突、对抗、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道德交互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道德既保留着本民族特性的一面，又表现出相互吸收、彼此接纳和认同的一面，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观念。民族融合不仅是血统融合，更是道德与文化融合。
（三）民族伦理与多元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世界民族伦理文化之问的复杂关系？李伟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民族伦理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全球化自身的矛盾对世界民族伦理文化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现代性中的核心价值与世界各民族的伦理文化价值之间的碰撞以及世界各民族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伦理文化冲突加剧，从而使得世界各民族伦理文化间的对话显得更加迫切；二是总结人类历史上民族与宗教文化间的对话实践，和而不同、理解尊重、互爱合作、正义团结应成为世界各民族伦理文化间对话的基本原则。
田海平、张轶瑶对“伦理”的异域与世界主义的民族伦理观作了阐释，认为为了避免世界主义伦理和民族伦理两种伦理的“暴力”，世界主义伦理问题的讨论，只有置于多元民族伦理文化的“异域”，才可能具备一种使“他者成为他者”的文化理解。这是世界主义者的民族伦理观应当具备的民族性内涵。同样，民族伦理的价值承诺与文化守望，必须兼具一种合理的世界主义的伦理观——一种将“伦理”不仅带回到“民族家园”，而且带回到“人类家园”的价值关切，应成为世界主义者的民族伦理观的人类性内涵。
晏辉对现代性与伦理多样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一个以家庭、家族、村社为基本交往空间的社会结构中，伦理生态或伦理多样性便不会成为问题，也不存在相互间的承认和尊重问题。当将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之下的人们置于同一个社会结构之下时，伦理多样性就成了一个必须正视也必须重视的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下，如何承认和尊重相异的伦理体系就成了应用伦理学和民族伦理学不得不重视的课题。过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是这种研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承认和尊重各种伦理文化体系的正当性是这种研究应该坚持的原则。
（四）少数民族伦理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与重构
潘忠宇对社会转型期民族伦理文化发展的方向、路径和任务作了分析，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现代化趋向使民族伦理文化面临向主流伦理文化趋同、被边缘化、被湮没的三重困境。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是民族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现代性的积极适应、对自身传统的主动扬弃、在新条件下的创新是民族伦理文化消解冲突并获得发展创新活力的基本途径。创建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伦理文化将是未来民族伦理文化领域的客观需要和艰巨任务。
习俗文化是以风俗习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闫平对少数民族习俗文化的道德功能及当代传承作了探讨，认为习俗文化是民族伦理文化的集中体现，我国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与汉民族的习俗文化相比，有其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的礼仪、信仰、饮食、服饰、居住等习俗文化蕴含着重要的道德功能。面对少数民族习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困境，必须通过综合创新寻找有利于少数民族习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出路。
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促进少数民族道德生活健康发展？郭春霞、于兰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少数民族道德生活，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体现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本质规定性，为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提供了精神导向和动力支持，而中国各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和谐发展又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具体实践行为的转化。
西部地区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王永和对中华“和合”文化与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合”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进程具有“黏合剂”的作用；“和合”文化与“和谐文化”一脉相承；“和合”文化是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
二、应用伦理研究
（一）***治伦理
当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全面启动。如何实现中国梦？道德何为？陈少峰认为，诚信与爱是中国梦的基础。他认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信任和五个文明发展质量的提高，没有爱就不会扭转诚信危机的现状。我们第一个中国梦是建立诚信，但是建立诚信不是靠提倡诚信，也不光靠制度，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做慈善和公益。
公正是应用伦理中的基本原则。马永庆对应用伦理中的公正原则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在应用伦理的视阈中，公正是其内在属性，是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整体的夙愿。公正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与幸福的一致。实现社会公正，既需要完善社会机制，让社会成为“公正的社会”，也需要加强公正意识的培养与教育，使个人成为“公正的个人”。在公正社会和公正个人的相互作用中，普遍提高社会的公正水平。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基本诉求。
詹世友对***治领域中促进美德的方式及其限度作了探讨，认为传统社会把***治促进人们的美德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因为那时个人处于***治的垂直统治之下，所以***治以培养民德、化民成俗为务。但是，近代以来，权利进入了道德哲学和***治哲学的核心，故***治领域中，权利的平等保护与对人们的高阶美德要求拉开了距离，***治要求人们具有基于权利的基准***治美德，同时也为人们自主追求更高阶的美德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环境，并容留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
（二）行***伦理
行***道德文化是指直接影响行***道德活动与行***道德关系的各种心理、行为和精神活动状态的总和。鄯爱红对当代我国行***道德文化现状作了深入分析，从组织文化与社会文化两个维度，围绕行***道德原则、道德评价标准和道德行为习惯三个方面，对当代行***道德文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提出了建设当代中国行***道德文化的思路与对策。
王莹、景枫对社会管理创新的伦理路径作了探讨，认为伦理是人的内在软约束力量，它在管理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社会管理的领域来看，伦理发挥作用主要是在职业生活、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三个领域。伦理要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还必须有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形成伦理与制度的整合与互动。
节约行***是我国行***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廖小平、孙欢对节约行***进行道德考量，认为节约行***的核心价值观是节约为民，它与效率、公平、服务、责任等价值观具有内容上的交集。节约行***的道德规范是一定社会对行***机关与公务员履行节约之德的基本要求，包括肯定与否定的道德规范两个维度。
（三）生态伦理
曾建平、黄以胜对“生态人”何以可能作了探讨，认为“生态人”是基于人性的自我反思和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而产生的，融生态意识、生态智慧、生态行为于一体，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为准则，以人的生态性存在为目标的一种新的人的范式。她是一种对接生态时代的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具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功利主义的渗透和消费主义的盛行给“生态人”的培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此要变革思维方式，确立生态思维；要变革消费方式，践行低碳消费。
路日亮、提出了生态伦理与理性生态人培育的内在关联性问题，认为生态伦理必须通过具有生态理性的人才能发挥作用。他们从“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诉求、理性的偏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培育理性生态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途径”三个方面，阐述了当代伦理学的生态转向，剖析了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在指导人们生产、生活时所导致的理性偏失和道德缺失，阐述了生态理性人培育的具体内容，论述了生态伦理与理性生态人培育的关系。
（四）道德治理
道德治理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和难点问题。龙静云提出，道德治理是核心价值观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她以为，道德治理是我国各级***府和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携手合作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进行克服和消除的活动和过程；道德治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化和转换为人们的行为实践的活动和过程；道德治理从价值实践的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引领的层面，共同推进我国社会秩序的完善，社会资本的创造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周中之、王亚娟对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思路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中国要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必须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结合起来。从现实生活看，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相结合是治理根本之道，为此，必须建立事实的记录和跟踪档案。规范伦理可以通过相应程序，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而德性伦理难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可以制定一些法律规范来支持德性伦理。法律治理必须体现道德的原则和精神，在立法、***和司法中支持行善的行为和当事人，
（五）社会伦理
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人们应该如何处理交往关系？柴艳萍对社会交往的利益原则进行了分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有着多种身份和角色，经常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与之相对就应该坚持不同的利益原则。经济生活中要进行等价交换，集体生活中要坚持集体主义，私人生活中要遵循礼尚往来，公共生活中要热心公益慈善。总之，不同的领域就要运用不同的利益原则，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现代慈善事业，必须实现我国公民由传统慈善意识向现代慈善意识的转型。单玉华对中国公民慈善意识转型的利弊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沉积、现代慈善意识的提升、西方慈善意识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有关立法的出台，构成推动我国慈善意识转型的积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基础薄弱、传统文化某些特质的制约、慈善事业负面事件的影响、慈善立法不健全，成为我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制约因素。
韩国徐圭善教授对体育运动商业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体育运动商业化的伦理困境。
（六）道德教育
何为道德？如何教育？王露璐、李明建对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及其资源意义进行了反思，指出在法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涂尔干提出了重建社会道德体系的思想，他以社会为基点，阐述了道德三要素，分析了学校对儿童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他们认为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对转型期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例10
中***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112?06
一
反思现代中国道德文化乏力与建设的不足，查找道德文化建设的误区与症结，厘清道德文化建设的伦理生活场景，是有效、系统进行道德文化建设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究道德文化建设的现代模式与出路。
（一）道德文化问题的“伦理关系”症结
现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受制于多重的二元逻辑，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人们往往是在道德文化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中抒发“伦理乡愁（Ethical Nostalgia）”，甚至是作为自我道德放纵行为的借口；而对于无奈的道德个体，却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基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①，首要的问题就是对道德文化的理解，如何认识、对待道德文化建设的问题。从外在的、制度化了的社会秩序、规章规范、法制条文可以窥见道德文化建设的客观形式；另外，这种建设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更是一种实现于社会秩序中，但仍然出于活生生的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中的精神文化。因而，从历史经验案例到学理逻辑结构，两方面都告诉我们，道德文化建设需要其自身结构的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道德文化建设说到底，是对“伦理关系”（ethical relation）的重建。
中国近现代生活中，“伦理关系”不仅包括古今中西外在的逻辑关系，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道德文化内部的二元关系。相对于前者而言，古今中外道德文明的传承，更多的是传统习俗、日用伦常的质料方面，这是外在的、宏观的伦理关系；内在的、微观的伦理关系则是道德文化内在的逻辑关系，它是形式方面的，道德哲学层面的任务。对于伦理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必须深入到日常领域——自然的和社会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必须超出日常范围，进入绝对精神的王国，进入审美凝视、沉思和纯粹的思辨活动中。”[1]（11）这不仅是作为学科的伦理学的现代性样态，对于现代道德文化及其建设而言同样如此。一定意义上，现代伦理学作为学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现代道德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相适合，或者说道德文化建设的内在性要求正是现代伦理学发展、转变的外在条件。
在此，“伦理关系”作为对中国现阶段道德文化问题症结的认识，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相对于道德文化的内部系统而言，道德文化作为一个***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存在形式，伦理关系本身规范和引导着对现代生活的认识与重建，从而为现代生活一体化构建提供了认识前提与形式条件；其二作为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伦理关系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伦理关系与***治关系、经济关系不发生关系，伦理关系就还是思维意识中，无法成为现实的生活方式。因而，以“伦理关系”的重构为线索的道德文化建设，注定要在个体与整体的辩证逻辑中蜿蜒前进。
（二）道德文化建设的误区
在道德文化的建设中，尤其是在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道德文化的建设是社会整体改革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忽视道德文化的内在性、***性特征，道德文化的负面社会效应也日益突出。***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因而，重新强调和重视道德文化建设的关键，首先就是重审、检视传统道德文化建设的路径。
其一，道德文化建设不是历史性阐释基础上的适应性建设。因为，马克思曾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它们“失去***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30）据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下，道德建设被统筹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主流与强势逻辑下，道德文化成为服务于经济的文化环境。因而，一定程度上，正如赫费所说，道德就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代价”。
其二，道德文化建设也不是针对现实具体问题的应用型建设。现阶段，在对道德文化建设的资源选择或问题取向上，我们不愿意再认真地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梳理与阐释，而是要直接立足现代、面对现代性问题并提出一种所谓的从“主义”到“问题”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转向。但是，在此我们要指出的是，道德文化正是在传承传统中而获得新生的，“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历来都是道德文化建设的宝库；并且，道德文化的建设也不能急功近利的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取向，它是社会整体生活中的重要一维，是要与经济关系、***治关系协调存在的伦理关系。最近公布的一项针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社会调查也显示，虽然受到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但是，公众仍认为孝、诚、和、廉是最重要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而且“孝”“智”“和”践行较好[4]（140）。
同样，在进行道德文化建设时，我们也要注意片面夸大和突出道德文化在社会整体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因为道德文化的社会有机构成被忽视、否定而反弹，过犹不及。同时也要警惕那些认为单纯道德文化的建设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思想认识，这同样是不科学的。
（三）回归“伦理生活”的道德文化
实际上，从伦理关系的现代形态来看，以某些或某一种生活形态、关系形态掩盖伦理生活及其关系，或者片面突显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文化、伦理关系进而强化其建设的做法，只会割裂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这无论对于道德文化本身还是社会生活的整体，都是无益的。
因为，一种道德文化，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如果不是在日常习俗、日用伦常中得到保有和存续，那么这种文化就只能是文化考古的知识文本中；然而，道德文化是一种“活知识”而非“死文化”，是在民族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东西方传统的伦理生活无不是如此：古代中国，在一个可靠、稳定的伦理空间、伦理场域中共同分享“德-得”相通、德福统一的道德观念，无论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士大夫、文化精英阶层，还是在日用伦常而不自知的百姓生活之中都是如此。对于希腊人而言，伦理概念的最初意义是“灵长类生物生长的持久生存地”，那些可以导致可靠性预期的行为被称为“伦理”，这种可靠空间即“伦理生 活”。[5]（155）因而，道德文化的发生源头及其存在是在伦理生活之中，而对道德文化的理解及其建设仍应在伦理生活之中，而只不过是在普遍形式与民族质料中得到统一。
从伦理生活的普遍性与整体观着手，伦理生活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而言，这种关系是“在先”的，我们在确立自身与众不同的同时，就认可了这种关系性的存在，无论如何呈现，伦理生活意味着以彼此不同，相互区别，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为生活底色。同时，在现代意义上的伦理生活，不同于希腊城邦伦理生活原型中城邦对个体行为的绝对权威，伦理生活是“经过个体反思（individual reflection）而获得深化、提升的道德观点”。因而，在现代伦理生活中哪怕是最初级的“自然伦理”阶段，个体“需求-满足”的伦理普遍性意义在于寻找到了其中“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将我们自身置入其中的伦理生活来说，离开了关系论伦理生活也将失去“现代性”的自身色彩。
二
如上所述，道德文化总是纠缠于多重的二元逻辑之中，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整体以及现实与逻辑等等，诸多的二元关系归纳在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中，这就是“伦理关系”，是作为道德文化整体性对象的存在形态。
（一）伦理关系形态的两个方面
道德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一方面，道德文化是一种本真的、真挚的生活，作为这个生活共同体的一份子就自然如此，伦理生活是自然而然的，这本身构成一种文化并具有文化的功能；另一方面，道德文化是在民族“整个个体”的传承与创新中得到延续和发展的，道德文化的建设或重建又构成其存在必不可少的环节，道德文化的存在就是在不自觉与自觉的辩证发展之中。因而，回归伦理生活的道德文化，本身包含着伦理生活“应然”与“本真”的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又统一于伦理关系之中；无论是古代-现代的历史逻辑，还是应然-本然的理论逻辑。
道德文化是民族的全体生活的伦理关系。在伦理生活中发生、生长的伦理关系，具体而言是由诸种伦理元素、秩序、规范共同作用、建构而成的伦理关系，无论是在客观层面还是主观层面，个体心理的发展阶段还是民族精神的成熟阶段，道德文化弥散期间，这是伦理关系本然的契合道德文化的一方面。伦理关系的发生是在伦理生活的“场域”之中，它所表征的是以主观与客观、自律与他律、感性与理性、应然与本真、个体性与普遍性、自然与自由为形式的伦理关系的和谐统一，使其具有独特的理论生长点与现实解释力。现代道德文化建设，就是建基于民族伦理生活的现实伦理关系之上，对其内在需求与本真逻辑的梳理。这不仅能够为“晚飞的猫头鹰”伦理学提供丰富的经验材料，而且是有效反思道德文化建设方针***策的道德意识、观念基础，从而实现二者的相较促进。
另一方面，在道德文化的重构、重建的层面与含义来说，“伦理关系论”（Ethical Realation Theory）成为现代中国道德文化一种可行的建设模式。现代性生活中，黑格尔认为：伦理生活成为人的“第二天性”，这其中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伦理秩序作为自然的、本然的生活解体了，自然、朴素的伦理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经过个体反思之后而再次显现出来的伦理形式。这样，“黑格尔以一种道德潜能充实了亚里士多德的 伦理生活方式概念，这种道德潜能再也不是单纯来 自于人的本性，而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 系。”[6]（22）伦理关系，随着道德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形态的变化，社会伦理秩序、公共规范、身份认同等等伦理生活元素也随之发生改变，道德文化建设也必将随之改变而变化。
（二）应然逻辑与“被规范”的伦理生活
在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生活中，道德文化的应然逻辑在于，成为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体成员应然行动的原初动机与辩护理由。因为，在现代伦理生活中，道德文化的存在及其功能的确证，必须通过社会成员的行动、实践。“从古代世界到现代世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或者说很彻底的一次***。这个世界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价值问题的表现形式跟过去也完全相反。”相对于古代自然德性的理论，世界中善的质料与形式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同一，相反，“价值必须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路径”[7]（3），善的问题就成为“人为的事务”[7]（6）道德文化成为“做的逻辑”而非“沉思”。
但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伦理生活的主体性与普遍性、整体性关系，二者之间的矛盾造成道德应然性逻辑下“被规范”的伦理生活。道德文化所维护的道德行动动机与理由辩护成为外在于行动主体的存在，哪怕行动主体的行为仍然发生；但是，该行为的行动动机与理由并不是依据于道德文化中的规范，社会公共规范无法通过个体自律、自觉的道德行动得到确证，从而，相对于个体出自主体能动性的道德行动，自律的规范反而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道德文化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沦为“被规范”的工具。在此，可以得出，“被规范”的道德文化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对于行动个体而言是一种无奈的规范行动，是没有主体主动精神的道德文化；其二它还是一种社会“规范”被动形态的道德文化，虽然是一种不成功的行动规范，不被行动者所认同的道德规范的证成方式，但是它却真实的存在着。于是，没有得到行动者认同的道德规范却现实的存在，成为调节伦理生活中道德行动的准则；如此一来，公共生活中以道德习惯、伦理风俗为形式的道德文化便陷入空壳化、自我僵化的境地。
道德文化的乏力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物质利益的强大逻辑下，伦理道德沦为论证经济行为合法性的工具，道德成为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工具和帮凶。道德文化的“异化”，成为滋生唯利是***、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文化土壤。道德文化，这种活生生的伦理关系，由于道德主体在伦理规范中得不到有效的认同，而导致道德文化缺乏活力，并且道德文化资源不断亏空。
（三）本真逻辑与“被幸福”的伦理生活
伦理共同体中诸成员的最终目的就是“幸福”，这也成为“伦理生活”本身存在的自然目的性。在现代生活中，伦理共同体作为幸福生活的本真性存在，被***治共同体的***治任务所替代。这体现在***治共同体一方面以人民的幸福、福祉为目标的***治合法性的自我塑造与完善，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中又是以经济功利主义目标之上，当“功利”目标成为唯一原则的时候，规则的幸福就成为自反的结果，即“被幸福”。
伦理生活境况的本真性与目的性（德福）关系，二者的矛盾造成道德本真性逻辑下“被幸福”的伦理生活。被幸福的伦理生活，并不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幸福算计所造成的道德危害，而是现代共同体生活中总体性的、为了***治合法性而对幸福的谋求。在黑格尔看来，现代生活中的“不幸”首先就是生活共同体的“异化（alienation）”，即社会公共生活中我们应当遵守的“规范”，不被社会成员所认同（情感上），更没有认同行动（或者是被规范下的被行动），因而，“诸社会成员赖以界定其人类身份（identity as human being）所凭借的最重要基础”不复存在了。现代人的“共同体”世界坍塌了，哪怕是一个有形的社会共同生活仍然存在，但是其伦理精神的内涵消失了；在这个公共平台上，有的只是权力、利益的角逐，社会公共生活陷入以“利益”为主题辩护的道德喧闹之中，并且，各种利益主体的行动不时地发生着对公共生活造成严重“伦理伤害”的风险事件②。
被幸福的伦理生活中，幸福生活的主体与幸福状况的面临双重危害：一方面，追求幸福的生活主体存在要依据于幸福功利目标的实际后果，假如没有幸福，生活的主体就被瓦解了，不是为了“人”的幸福，而是人“为了幸福而在”；而且，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幸福被界定为一种俗世的具体目标，幸福生活沦为“物化”的生活逻辑。另一方面，在“幸福的人”的面孔被抹去，幸福本身的面目也就变得狰狞；于是，在现世不幸的生活境况中“幸福”不应是被追求的对象，而应是被“否定”“消除”的对象，这就是首先要对不幸的现世生活状况的改变。
三
在现代伦理生活中克服二元道德文化逻辑，就不仅仅是伦理生活系统内部的二元逻辑的超越，同时也是作为现代性的生活世界二元逻辑的超越。从一种更为远瞻的视角看，现代伦理生活对哲学要求就在于从生活本身出发而又不断超越自身的自在存在，从而拯救现代伦理生活内在的危机与不足。这种自我否定而又自我超越的发展路径在“伦理生活”这一概念是如何实现的呢？出路在于“伦理关系”，这包括道德主体间、传统与现代以及伦理道德与***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等。当然，在此诸种的伦理关系是一种重构、重建，不是对朴素的普遍性的恢复，而是重新的建构。
（一）主体间的伦理关系：承认维度
伦理关系，从其狭义层面来看就是指道德主体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也包括主体内在的道德心理层面。面对现代伦理生活中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与个体成员的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主体之间需要重建相互承认的伦理关系。而且，就承认关系的伦理意义而言，“承认理论正好居于康德传统的道德理论和社群主义伦理学的中间。与前者相一致的地方在于关注最普遍的规范，而这个规范被认为是特殊可能性的条件；与后者相一致的地方则是那种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取 向。”[6]（179）我们并不是对这种从主体间维度对现代伦理生活乃至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式的完全认可；但是，基于承认的个体一体化方案至少为我们解释以及重构道德文化提供了可能。
相对于现代伦理生活而言，伦理秩序确立的自然合法性不存在了；而且，社会生活既有的被宣称的伦理秩序合法性仍面临否定与承认危机。也就是说，公共生活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行动对规范的实践认同（practical identity）二者之间是交互确认的关系。一定意义上，交互承认的内在张力引导着伦理的不成熟状态向伦理关系的更成熟水平发展。
公共规范的价值在于“既非主体性也非客体性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8]（276），因而，行动者之间行动理由的“相互承认”确证了公共规范；同时，在其“形式”意义上可以说，“承认”是伦理规范概念的主体间条件。另外，在公共生活的道德实践中我们认同自己的实践身份，道德实践行动的同一性、道德自我的完整性以及伦理生活谋划的整体性在这里交汇统一。公共空间中的行动者通过自己有理性的审思行动，将自己带入到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在伦理生活中具有行动规范的举动就超出一般的动物，而成为确证自己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的根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即是确证了道德行动发生的稳定空间——“居留地”，从而也重新塑造了伦理可能的“策源地”。
（二）传统与现代道德文化关系：生活方式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于传统的伦理资源如何进入现代生活之中，同时也是作为伦理关系的微观与宏观的过渡阶段，因而，面对古今之争，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作为中介，在伦理生活中保持古今、中外、内在与外在之间的适当张力与平衡，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构起有效的道德文化。
从传统到现代的道德文化的构建，在中国社会尤为艰难与复杂，早在时期，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就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并伴随着整个现代过程。在当前被称作为社会转型的改革开放30年间，针对当下社会规范失效、精神家园失落的道德文化状况，道德滑坡论、道德爬坡论、道德真空论等等论断相继产生。这些论断的依据在于，旧有的社会规范失效了，而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治体制等制度的不断完善一样，道德文化建设也必将在改革发展得到改善；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决定性的带来伦理道德的发展，一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正吞噬整个社会诚信。
在此，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我们无所适从，一方面自我置身其中，另一方面各种矛盾的想法和做法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上。在现实生活层面，生活的碎片化与整体性（integrity）之间的***。现实世界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生活价值观，不同生活领域之间价值观念的冲突尤为严重，人们在其中得到的只是一个个碎片化的生活价值感受，生活于其中的人难以逃脱“被***”的命运。具体而又典型的表现是，人们一边倡导“低碳”的生活，另一边却在以豪华的轿车、精美的别墅作为生活的目标；一边对社会腐败现象愤世嫉俗，另一边却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一边对自我做人、做事的真诚确信不疑，另一边却以自身行为的“身不由己”而心安理得。
因而，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这种***、矛盾解决的关键在于以“生活方式”为中介，协调各方面的张力从而达到平衡。在洞悉现代性生活中***症状基础上，黑格尔认为现代伦理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理论，伦理生活成为道德个体与伦理普遍性辩证发展的生活空间。现代性问题就在于依赖于个体抽象的理性去观察、认识世界，伦理道德要重新放回它应当存在的场所——伦理生活（Sittlichkeit）之中去观察与认识。“伦理生活意指我们对于我们作为其一部分的一个现行社会所应担负起来的道德职责。这些职责是建立在现行规则和用法基础之上的”，同时，“伦理生活的重要特征是，它责成我们造就出本已存在的东西”。[9]（575）后者的根据在于，伦理生活“是活生生的伦理精神，当它实现于社会秩序中时，它仍然处于活生生的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中，而决不会完全具体 化。”[1]（14?15）通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伦理理念，把伦理规范与社会习俗相结合，将特殊性统一于普遍性，将普遍性寓于特殊之中。
在一种“伦理性”的生活方式中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能够协调、缓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冲突表现，另外，也为传统的伦理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提供了具体、有效的方式[10]（112），在每一个个体成员的生活中输入道德血液，过一种道德的生活。
（三）伦理道德与***治、经济间的关系：改变世界
对于现代伦理生活而言，伦理生活、伦理关系既在其中，又要置身其外，成为与***治、经济关系一起构成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伦理生活与***治经济生活、伦理关系与***治经济关系不发生关系，伦理生活就还是思维意识中的。所以，现代伦理生活中伦理关系要得到有效的构建，就必须在实践论的范畴中，在改变现有世界（关系）的路径下谋划伦理生活，构建道德文化。
在与***治、经济、文化等多维社会关系的关系中，构造宏观层面的伦理关系，这也是道德文化客观化的体现。这要表现在：其一，在伦理生活中，对于伦理道德的应然性存在不再是希翼通过“彼岸世界”来实现，而是要在“现世世界”中确立其存在；这样，伦理学的应然性规律就从彼岸的、观念世界回归到此岸的、现世的现实生活之中。马克思把伦理学从形而上学体系中拯救出来，根本上把伦理学“因地而异的改变现在似乎是无关宏旨的”认识扭转过来。其二，社会生活中，道德文化的建设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道德文化要“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2]
道德文化建设从“决定论”到“适应论”，这不仅是历史唯物论的彻底贯彻，将道德文化放置在社会关系中来认识；而且，道德文化这种伦理关系是与其他社会关系相互关联中共同发挥作用的，因而，适应论就不是被动的、带有决定论残留的相适应，对于整体性的社会关系而言，是互补性的相适应，相互适应；因而，也有国内学者将此种道德文化的建构机制成为“生态论”，一种“伦理-生态”“文化-生态”的道德文化建构模式③。
在这种相互适应的社会关系氛围中，道德文化建设就呈现为现实具体的伦理生活元素：劳动-工作-服务。在人的感性的历史存在中，劳动的伦理本性④在于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在劳动中以及劳动产品的共享中连接、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通过劳动人的价值世界得以生成，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得以确认。正是通过从无意识的劳动到“主动性”的工作以及“为他人”的服务，伦理生活才具有了具体化的生活形态。通过劳动，个体不仅获得了个性与自由，而且也通过服务获得自我实现。在以具体劳动为存在形态的伦理生活中，劳动的异化使得劳动实践的伦理本性“褪色”。马克思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到那个***出来、从奴役制***出来，是通过工人***这种***治形式来表现，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因为工人的***还包含普遍的人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 了。”[11]（51）从而得出，伦理是为了人的不断***的生活形态，道德是为人的，而不是人为道德的。在人的自我***、自我实现的伦理生活中，实现全人类的团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成为现世伦理生活中作为行动者（无产者）的一种行动邀请，通过无产者的实践行动从而为伦理关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一种可能、可行的历史方案。
注释：
① 相对于不同文化背景民族的道德文化建设，文化的差异首先成为要关注的问题，所以相对于道德文化的词语构成，西方学界相关研究中大多将其分离，道德（morality）与文化（culture）并不是天然一体的。参见：Elliot Turiel， The Culture of Mor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现代公共生活中的任何个体行动都可以进行无数、无限的道德辩护，明明是利益攸关却以“道德借口”为掩饰，伪善的社会风气下，“真小人”反倒站在了道德高地，比如“范跑跑”；另
外，各种社会组织主体（如企业、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所造成健康伤害固然严重，但是伦理伤害更为严重，比如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家乐福价格欺诈、易思买、芭比娃娃旗舰店突然关闭、双汇火腿的“瘦肉精”事件等等。
③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樊浩教授著作《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以及学术论文《伦理-经济生态：一种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生态文明”的道德哲学形态》等。
④ 关于劳动的伦理本性及其属性的论述，可参见：晏辉.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的消解与重建[J].学术月刊，2010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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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讲真话察实情—同***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DB/OL]. 新华网， 201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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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Ethical relation： problems of and solutions to
mor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WANG Qiang， FANG Xiaoch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Party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Graduate School，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Moral cultural is the nation life of all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is the “ethical relations” reconstruction. Moral life of modern China， the ethical relation has two main features： First， subjectivity and universal， holistic relationship in ethical life， the two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logic of moral ought to “be norm” of ethical life； Second， ethical living conditions of authenticity and purpose （virtue and happiness）， the two conflicts are moral logic of authenticity “be happy” in ethical life. Thus， to overcome the paradox of moral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be more ambitiou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life. It including three levels of the system： the ethical relations of moral inter-subject’s mutual recognitio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of lifestyle as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s and politics， economic system.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reconstruct modern ethical life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whole” social life.
Key Words： ethical relation； moral culture development；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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