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市场部转正总结例1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公司规模与收入不断地扩大，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或者为了探索新的多元化投资领域，转投资(Reinvestment)活动在上市公司以及企业集团中普遍存在。企业为了追求快速、稳定地成长，往往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对其他公司进行转投资活动，转投资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表现在投资收益或者股利收入。此外，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迁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变，许多公司选择以合资或独资方式转投资其他公司，从事多元化经营，企业转投资行为影响着企业的绩效以及价值的成长，而投资计划的进行依赖于企业融资决策的配合。本文主要关注企业转投资活动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转投资活动是否实现了预期的效果，并在实际的表现中是哪种效应更为明显，同时为上市公司的转投资活动提供理论的分析模式。
从(表1)以及(***1)中可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负债比率以及转投资比率(长期股权投资与总资产的比率)的变化趋势。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比率变化不大，2000年比率有所下降，而2001年则提高了近4％，此后稳步上升，而转投资比率大约在6％～7.5％之间，波动不大，到2000年达到7.31％后呈现下降趋势，但仍然高于1998年的6.13％。可见上市公司的转投资行为长期存在，并且在不同的年份有所调整，同时转投资也具有时间的依赖性，前期的转投资会存在若干年，具有长期的效应。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转投资是指企业简单投资于其他公司而持有其公司股权的行为。企业转投资行为与企业多元化动机密切相关，关于企业转投资行为，Weston&Copeland(1986)指出有以下优点：一是转投资能够以较低成本从事新的产业，相对于新成立的公司而言，可以在较低成本条件下获得资源共享与投资收益。二是分散风险，相对于拥有较多的事业部而言的单一复合式企业，若将各事业部各自***成立公司，可使得各个公司的风险相互***，不至于影响到其他被投资公司及投资公司本身。三是投资时可以不经过投资方的同意。转投资公司可以从股票市场上直接买入被投资公司的股票，以取得控制权，而不必经过被投资公司的同意。与转投资相关的主要理论有成本、共担保效应与内部资金市场等理论。Jensen&Meckling(1976)认为，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人为追求个人的最大效用，造成个人在职位上的特权消费等，降低企业的价值，从而产生成本。Amihud&Lev(1981)认为人可能的特权消费倾向之一，即是利用多元化投资策略，降低经营风险。而债务作为公司治理的工具将减少这种成本，阻止企业的管理者通过转投资行为降低企业的价值(Jensenm，1986)。因此，从成本的角度看，可以得出假设：
H1：企业转投资与资本结构呈现负相关关系，即转投资比率较高的企业，其负债比率则较低
Teece(1982)认为当企业的产品市场需求减少，并且面对较低的需求弹性，企业将产生超额生产能力的剩余资源，为了增加资源的利用效率，企业会采取多元化的活动，将企业的剩余资源用到新的市场当中。Reed&Luffman(1986)也认为企业为避免受到经济周期与季节性波动的影响，利用转投资方式进行多元化，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因此，转投资可以产生共担保效应(Lewellen，1971)，即企业从事利用剩余资源投资于本企业并不完全相关的业务中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这种共担保效应对企业的负债能力有正面的效应。短期投资可以有效地利用短期闲置资金达到获利目的，而长期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跨行业的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Chatterjee(1986)与Carter(1997)认为公司转投资其他企业可以享受多元化经营的优势，并在研发、产销及采购制度的运用等方面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达到提高综合绩效的作用，从而加强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的转投资方式涉及其他行业的其他领域，可以充分利用投资公司的各种资源特别是无形资产、品牌等无形资源。因此从事转投资可以降低风险、增加经济规模效益从而提高获利能力与竞争优势。因此企业的财务杠杆会因为企业的转投资而放大，并且转投资比率越大，转投资行为所造成的负债率扩大幅度就越大。因此，从共担保效应角度，可以得出假设：
H2：企业转投资与资本结构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转投资比率较高的企业，其负债比率也较高
同时多元化的转投资行为也存在着内部融资市场效应。Williamson(1975)，Stein(1997)提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成本的存在，公司或者集团可能无法顺利向外部资本市场融资或者融资成本过高，这时由于多元化所产生的内部资金市场将提供公司迅速的融资渠道与所需的资金。这样，多元化的存在所产生的内部融资市场将减少企业对外部融资渠道的依赖，从而减少企业的负债比率。另外，从企业的绩效方面来看，多元化的绩效主要有范围经济，增加市场竞争力。Berry(1975)、Rosenbery(1977)与Carter(1977)对财富“500强”大企业为样本做研究，均发现企业的多样化程度与企业绩效有正相关关系，Simmonds(1990)运用会计衡量指标即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绩效，结果发现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愈高，其绩效越好。即转投资比率较高的企业，其盈利能力较高。因此，我们也预测转投资与绩效的关系为正相关关系。由于存在内部资金市场而且内源融资的成本远小于债务这样的外源性融资，因此，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将降低企业使用债务融资的可能性，内源性融资代替外源性融资，从而降低企业的负债比率。这样，企业的转投资行为可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充裕的内部资金，从而企业更多地利用内部资金市场进行内源性融资，降低其负债比率，因此，从内部融资市场角度，提出假设：
H3：由于多元化的内部融资市场效应，转投资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即转投资比率较高的企业，其负债比率则较低
三、数据、样本及变量设计
本文选择了1998年以前在深沪两市上市的A股公司，考察了1998年至2002年五年的情况。其中剔除了ST、PT公司以及部分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共得到样本公司669个。同时采用Panel数据回归，共得到样本点3345个。本文的研究需要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财务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公司开发的《中国股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V2.1》。根据以往的研究文献，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行业、资本市场、盈利能力、规模、成长性、资产担保价值和非负债税收利益。国内研究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文章较少，陆正飞、辛宇(1998)；洪锡熙、沈艺峰(2000)均以行业、盈利能力、规模、成长性、资产担保价值为影响
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洪锡熙、沈艺峰(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盈利能力两个因素对资本结构有显著的影响，而公司权益、企业的成长性以及产业等因素对资本结构则没有显著作用。因此，我们选用企业规模与盈利能力作为企业资本结构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
变量定义如下：(1)资本结构。也即是企业的杠杆比率或者负债比率，学术界有三种衡量的方法：一是总负债，总资产；二是总负债／股东权益；三是长期负债／总资产。本文采用总负债／总资产来定义资本结构，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相对较少或者没有长期债务，因此本文采用总负债，总资产来衡量资本结构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的债务水平。(2)转投资比率。Bergsman&Shen(1995)，Cassou(1997)等均以长期投资为转投资的替代变量。转投资比率为衡量长期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用以评价公司转投资其他公司占全部资产的比率，从而来衡量公司转投资程度。本文采用长期股权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转投资比率。(3)盈利能力。Titman&Wessels(1988)以营业净利，营业收入、营业净利／总资产两项变量来代表营业能力，Baskin(1989)则以息税前利润(EBIT)／总资产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本文采用净利率即净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作为盈利能力的指标，这与陆正飞、辛字(1998)、洪锡熙、沈艺峰(2000)的研究所选指标一致。(4)企业规模。Scott&Martin(1975)、Ferri&Jones(1979)以及Kim&Sorensen(1986)等均以总资产的账面价值来衡量公司规模的大小，本文采用总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规模变量，并根据以往文献的处理方法，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回归模型中的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这与陆正飞、辛宇(1998)所选用的指标相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2)看，样本公司的负债比率最大值为85.16％，而最小值为1.17％，可以说样本公司中财务保守行为与冒进行为同时存在，样本的均值为42.33％低于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数近4.6％，而转投资比率最大值为60.01％，占到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平均值为7.23％，与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值接近，说明ST、PT公司由于负债率相对较高，其对不同样本的负债比率影响较大，而ST、PT公司的转投资行为与非ST、PT公司差异不大。本文使用了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检验，从回归结果中我们看到，F值为85.652，回归模型在统计上是高度显著的，因此可以用来进行结构分析。从(表3)中可以看出转投资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转投资比率的系数为负，并且在5％水平上是显著的，说明企业的转投资比率与资本结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转投资的增加将降低企业的负债比率，同时我们的回归分析验证了我们提出的假设1与假设3，即转投资所表现出的成本效应与内部融资市场效应明显，而共担保效应并不显著，这也说明企业进行多元化投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成本问题，并通过转投资来追求额外的收益，这些通过转投资而获得的收益可以解决企业的资本需求，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性，而转投资在降低企业风险方面的效应并不明显。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盈利能力变量(净利率)的系数为负，系数在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这与以往的研究的结果(陆正飞、辛宇，1998)相一致，同时也与前面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导致内源性融资代替外源性融资并可以降低负债比率的假设相一致，说明了企业盈利能力越强，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越能够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企业越不必向外部进行债务融资，因此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规模变量(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的系数为正，而且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的规模对资本结构有显著的影响，而且企业的规模越大，其负债能力越强，越有可能保持较高水平的负债，两者的正相关关系与以往的研究(洪锡熙、沈艺峰，2000)相一致。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2
一、引言
汽车零部件是整车的基础，整车产业的发展需要强大的零部件产业做后盾。在我国一直以来都存在“重整轻零”的思想，各方面对汽车产业比较重视，而对汽车零部件产业不够重视。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的汽车行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也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陈光祖（2009）认为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加大，要把汽车零部件产业放到重要战略地位考虑。
近年来，***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和高校的一些学者对汽车产业的组织结构，发展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些基本是围绕汽车产业的研究。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研究少，而且大多是定性研究，定量分析几乎寥寥无几。
一些学者用SCP分析框架对中国汽车整车产业进行了研究。罗元清（2006）用实证方法研究汽车产业的市场绩效，选择了前三位企业绝对集中度，企业数目，企业平均规模和轿车产品比重作为影响因子，用1991年到2004年的年度数据做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产业利润与集中度和企业规模正相关，与企业数目和轿车产品比重负相关。陈***，成金华，付宏（2004）用SCP范式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了定性分析，提出了优化汽车产业组织结构等建议。
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研究多是针对中国零部件产业现状的定性分析。比如赵斌（2003），马静静（2008）等以产业组织理论SCP分析框架为基础，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个方面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进行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对较少。简怡（2004）用1992年到2002年的年度数据回归分析了四厂商集中度对利润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中度和产业经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于焱（2008）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产业竞争力建立了一套衡量指标，并据此提出提高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二、理论背景
以爱得华·梅森和乔·贝恩为代表哈佛学派提出了结构—行为—绩效（SCP）产业组织分析框架。虽然和很多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一样，不可避免地不完美，但是由于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为基础，在承袭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以实证研究为手段，把产业分解成特定的市场，从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方面的，被公认为是一个即能深如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分析框架。SCP理论认为市场绩效受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影响，所以它研究的是市场结构中的多种要素和绩效之间的关联。
为了研究市场结构和绩效之间的关系，通常用回归分析。传统上对市场绩效的测定通常有以下四个几个指标：销售的超额利润，即经济利润和收益的比值（TR-TC）/TR，第二个指标是利润率，第三个指标是价格成本加成，即（总收益-可变成本）/总收益，第四个指标是托宾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它的资产重置价值的比值。对市场结构的测定指标通常有市场集中度（一般用CRn衡量），进入阻碍以及其他变量，比如研究者在SCP研究中曾经使用过新近的销售增长作为市场结构测量变量。市场行为的测量工具比较多，也更容易因产业不同产生差异。比如价格行为，资本运作，广告行为等。
以前经济学家做过的基于SCP研究框架的实证研究有这么一些：柯林斯和普林斯顿（1969）采用制造业的截面数据做回归分析，他们的基本假设和贝恩一样：其他情况相同时，集中度越高，平均利润率就越高。他们回归了价格—成本加成和四企业集中率的比值、资本与销售的比值及区域分布。结果验证了预期。在柯林斯和普林斯顿的研究发表后，经济学家采用了大致相同的方法，只是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能够影响收益率的其他的自变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维斯，他在模型中加入了广告费用所占比例，总部雇佣量和总雇佣量的比值，存货和销售的比值，过去的产量的增长等自变量做回归。Ravenscraft回归了价格—成本加成和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等变量。
三、基于SCP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
（一）测定指标的选取和基本假设
1.市场绩效：市场绩效的测量指标一般有销售的超额利润，利润率，价格成本加成和托宾q这四个指标。本文选择了成本费用利润率，即每付出一元成本费用可以获得多少利润。计算公式为：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其中利润总额是指赢利企业的赢利额减去亏损企业的亏损额。
2.市场结构：一般地，用产业集中度来衡量市场结构，用最大的四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CR4）来衡量产业集中度。简怡（2004）的研究中，用CR4了来衡量市场结构，用年度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产业集中度对汽车零部件产业市场绩效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传统基本假设不符。因为完全竞争和垄断理论暗示了这样一个假设：随着市场越来越集中，经济利润不断增加。所以集中度越高，平均利润就越高，即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绩效应该是正相关关系。
本文放弃了用CR4来衡量市场结构，而采用企业数量来衡量。这是由于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的特殊性决定的。我国汽车零部件工业企业个数多，规模普遍较小，从整体上看集中度很低。如果用CR4来衡量会得出这是一个典型的竞争市场，甚至是过度竞争的市场的结论。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CRn这个指标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它只反映了n个最大企业的情况，而忽视了产业中n个企业以外的企业数量及其规模分布情况。事实上，中国零部件企业基本生产自己特定的几个车型的几个型号的产品，产品差异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寡头结构特征的市场。因此采用企业数量来衡量市场结构更为科学。企业个数越来越多表示寡头市场结构向竞争市场结构过渡。本文基本假设是企业数量和利润成负相关。
3.市场行为：SCP理论中市场行为可以分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协调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包括定价行为，广告行为和兼并行为三种具体行为。市场协调行为是指同一个市场上的企业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相互协调的市场行为，可以分为价格协调行为和非价格协调行为。市场行为测量指标的选择范围比较大，比如资本和销售的比值，广告费用所占比例，存货和销售比例，过去产量的增长等等。
本文选择了出口值占销售值的比例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两个指标。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的“三驾马车”是出口市场，配套市场和售后市场。其中出口市场面对的是国外相对高端客户，企业在价格制定相对比较高。基本假设是出口比值与利润是正相关。在中国存在一种明显的情况，做配套市场的企业通常都会被主机厂占用资金。主机厂从零部件企业把货物拉走，货款却迟迟不付。所以流动资产的周转次数应该对行业利润有影响。基本假设是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与利润是正相关。
（二）实证分析过程
文章选取了2001年到2010年的季度数据，以成本费用利润率为因变量，以企业个数，出口货值占总销售的比值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数据库。
首先检查多重共线性，输出结果为：
结果表明企业个数（NUMBER）序列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FASSET）序列有很强的相关性，需要去掉一个。
如果去掉企业个数（NUMBER），用最小二乘法做回归，输出结果为：
结果表明FAEETS通不过显著性检验。
如果去掉流动资产周转次数（FASSET），用最小二乘法做回归，输出结果为：
结果表明FAEETS通不过显著性检验。
如果去掉流动资产周转次数（FASSET），用最小二乘法做回归，输出结果为：
所以选择去掉FASSET，保留NUMBER。经检验存在异方差，采用怀特检验结果如下：
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存在异方差。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权重为上述检验结果的残差序列的绝对值的倒数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如下：
（三）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利润率和企业个数（NUMBER）是负相关的，企业个数每增加1%，利润率会下降0.000184。这与基本假设相符。说明了企业个数增加意味这垄断市场结构向竞争市场结构转变，这使利润率下降。利润率和出口值占总销售值比例（EXPORTR）是正相关的，出口值占总销售值比例每增加1%，利润率将增加1.665058%。说明出口商品价格利润率相对较高。
四、结论和***策建议
对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SCP）理论。当市场结构和行为发生改变时，对市场绩效有显著的影响。结果也验证了前文的假设，行业利润与企业数量负相关，因为企业数量增多说明市场结构向竞争性结构过渡，行业利润率越低，意味着市场绩效越好。因为行业利润率低说明竞争充分，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行业利润与出口率正相关，因为出口的产品利润率比国内利润率高。但相关系数比较小，可能是因为从06年起调整出口退税率和人民币升值拉低了出口利润率。
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策建议：首先，尽管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行业企业数量多，有人对比欧美国家情况觉得要减少企业数量。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结构属于垄断性质的，在***策制定上不应该想着减少数量，而是要减少***策壁垒，让更多企业诞生和发展，培育竞争的市场局面，然后通过市场规律的优胜劣汰，减少数量。其次，提高出口比率有利于提高利润率，利润率高利于企业资本积累，在后期加速发展。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属于幼稚产业，***府应该保持原有鼓励出口的***策，并适当实施新的鼓励出口***策。第三，应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大企业做配套，而中小企业面对出口市场比较多，而且中小企业更容易形成竞争局面，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
参考文献：
[1]（美）Don E.Waldman， Elizabeth J.Jesnsen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4月.
[2]盖世汽车网，汽车行业研究院《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汽车与配件 2008-22.
[3]赵斌，《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组织研究》 博士论文 2002年.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3
中***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2―0030―07
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宏观波动属于短期问题，是经济总量的波动，与经济结构没有关系，也不考虑经济体制转型的长期问题。但是，经济制度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经济波动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对转型经济体单纯使用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分析和总量分析方法显然缺乏针对性，不利于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进行恰当的把握。事实上，近年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过热以及宏观调控措施是否恰当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宏观分析思路上的宏观经济学思路和其他方法的分歧。突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思考中国转型期经济波动，会有不同的认识。
一、体制转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命题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仍未完成，在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关于选择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道路一直是转型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转型过程实质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关于转型所采取的方式，尽管也有经济学家如麦金农、钱颖一等赞成渐进主义，但是，以萨克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大爆炸式的激进主张显然占据了主流，并成为东、中欧国家转型实践的理论引导者。激进主义者主张大爆炸式的转型，其理论基础是以价格自由化、实施紧缩的货币***策和平衡预算以稳定宏观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特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而“华盛顿共识”的理论主张则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的经典教科书，看起来十分合理。这些基础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要求所有价格同时全部自由化，否则就会导致价格扭曲；货币理论，根据通货膨胀源于货币供应量的认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且缺乏完善的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因此，以紧缩的货币***策和平衡预算为特点的宏观经济稳定化***策成为必然；第三，比较经济体制，强调经济体制的概念和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强调经济体制整体的互补性，导出了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第四，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府犹如一个怪物，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因此***府应该越小越好，这推导出为使***府淡出经济，就必须粉碎国家权力，实行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另外，还有很多理论，更一般的是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强调非激进式的制度转型可能引发的问题。而对于激进转型则视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个鸿沟跨越的过程则被忽略而过，成为一个不被人知的“暗道”。
激进式转型国家始料未及的产量大幅下降、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得“内部人”获益甚至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证明了激进式转型的问题。相反，不被看好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则被视为成功的典范。显然，早期围绕着转型策略渐进还是激进的热烈讨论，说明经济学对转型长期性的认识不足，是对转型任务毫无准备的表现，这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转型上是力所不逮的。
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他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将这些规则分为正规规则和非正规规则，其中正规规则包括***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而非正规规则包括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惯例、习俗、传统、习惯等。从诺斯对制度本身的定义和分类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制度变迁的长期性而非一蹴而就的特征。从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来看，其本身就是一种博弈活动，因此，制度本身可以进一步定义为“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人们在发生互动关系时较准确地了解别人的行为方式的社会契约。或者说，制度本身是多次博弈之后的均衡结果，制度变迁则表现为一种制度均衡向另外一种制度均衡状态的演变，这种演变从正式的规则看，表现为一种法律法规或合约被逐渐认可的过程，而不仅表现为其颁布的短暂瞬间；从非正规规则来看，其博弈的相持时间会更长。
因此，“制度变迁表面来看是不同的制度之间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替代的过程或一种更高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一般情况下，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诺斯的这个结论充分说明了制度变迁和制度转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当然，历史上也有***式的非连续性制度变迁的发生，但是这种剧烈变革只发生在正规制度领域，非正规制度的演进永远只能是渐进性的。因此，非连续的变迁其实很少是完全非连续的，这是社会中的非正规制约嵌入的结果，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规则的非正规制约受到影响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柯武刚、史漫飞认为，“制度转型难免在预期上造成一种巨大的中断。它使过去熟悉的调节手段失效。旧的制度被废除了，但新的制度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对于制度转型的研究思路，以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非合作博弈论的运用，结合经济学的演进方法，日益演变成了对于制度转型的演化制度观。这种思路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制度结构，强调任一时刻当事人的制度环境及其发生和演化。“在这样的思路下，转型具有总和的不确定性，即使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公认的理论能说明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总和不确定性还基于这样的事实，转型这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包含了无数经济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合作，这通常意味着多重均衡，而且，没有人能够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因此，改革的不确定性不是假设，而是一个现实，转型过程就是经济活动的人和***策的制定者对综合不确定性进行博弈决策的结果。”
制度变迁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命题事实上已从转型国家所采取的不同道路及其效果那里已经得到了实证。从转型的具体速度和顺序看，按照杰弗里・萨克斯等的理想，这是“一个迅速、全面、目标远大的改革工程，以便于实现标准的资本主义”，但是，除了从实施自由化的实践上中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三国实施了渐进方式，其他转型国家大体上遵循了大爆炸策略以外，在改革的其他方面，实施迅速转变的国家其实很少。就私有化来说，只有捷克和俄罗斯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其他国家实施的是渐进式私有化；从企业重组来看，列举出的所有国家实施的都是渐进式转型而且发生在转型的较晚阶段。最初实施大爆炸的国家后来纷纷转而实行渐进式的转型，大都是因为在某一方面的受阻，例如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在***治上的受阻。转型方式在真正实施时采用了渐进的而非激进的方式，很好地验证了我们对于体制转型长期性的理论推演。
实施激进式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无疑成为体制转型长期性方面又一个不言自明的证实。实施大爆
炸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初始的产量下降，有的国家在若干年产量下降之后开始复苏，但是，一些国家仍然在经历非常严重的产量下降，并远未达到对初始产量的完全恢复，还有一组国家自由化以来经历了持续的产量下降，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
二、体制转型长期性蕴涵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命题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过程的长期性蕴涵了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这是因为，这个变迁过程是市场机制逐渐替代计划机制的过程，只要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替代尚未完成的中间阶段，就会体现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对抗的过程，并因此导致了经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在不同转型国家选择转型的形式不同，因此，转型期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结构性特征在这些国家也应该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在实施激进式转型的国家，旧的体制被迅速打破，而新的市场机制是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市场机制培养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会较慢，甚至长期负增长，这正是为什么实施激进转型的国家长期经济低迷的原因。而对于实施渐进式转型的中国，由于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宏观经济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更加鲜明。
我国渐进改革的步伐采取的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产品市场后要素市场、先易后难、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战略，到目前为止，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结束，体制转型非均衡推进战略的选择使市场结构市场化发育程度出现不均衡，并因此形成鲜明的经济结构性特征。
(一)市场构成结构差异化。根据非均衡战略的选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不同类型的市场次第推进的，市场化推进程度差异已经十分明显。总体上，从市场结构来看，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在产品市场内部，农产品(不包括粮食和棉花)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市场化程度，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市场化程度；在要素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化程度。总体而言，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领域，资源配置的方式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仍然是行***性的。
(二)城乡结构差异。我国城乡差异不仅体现在收入自，差异，还体现在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而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跟市场化发育程度相关，这跟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和步骤次第推进紧密相关，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由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二元经济与制度变迁的混合体。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差别与改革的进程在时间上呈较强的相关性：1978年到1985年城乡差距缩小，正是农村全面、迅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同期针对城市和企业的改革进展不大。但是自那以后，针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针对城市和企业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逐渐推开。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走向深入，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逐渐推开，但是农村居民被排除在外，在城市居民享受改革成果的同时，农村居民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财税制度实行城乡分割，例如在教育方面实行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对待，城市的投资由国家解决，农村的则由农民自己集资解决；就业用工制度改革不彻底，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不仅存在制度上的差别，而且很多地区制定了一些限制农民工的***策；土地这一农民的重要生产要素仍然实施强制性的征用制度，农民在土地交易中不仅不能获益，反而遭受巨大损失。这些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一起，成为城乡分割的制度源泉。
(三)区域结构差异。受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影响，按照梯度开发理论的设想，我国非均衡改革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实施主要体现在对于东南沿海的优惠发展***策，沿海各省份因此优先获得了市场化改革的机会，成为市场制度改革的“试验田”，市场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优先得到了发展，从而较早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利益。但东部地区在优先发展的前提下不仅未能实现对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相反更进一步汲取了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形成了加速发展的集聚效应，东西部地区市场化推进和经济发展受到抑制。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结构不仅体现在全国的角度，在地区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同的差别，而且，地区内部城乡差异也十分明显。以上三方面的特征相互交叉，使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鲜明的转型期结构性特征。
三、中国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特征
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仍属于体制的部分质变阶段，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子市场存在推进程度的巨大差异，是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这个阶段，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矛盾，也有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因此，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体制变革前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约束状态。这些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呈现出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性和复杂性特征。
(一)转型期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的特征
在宏观经济学里，宏观经济失衡被总结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对比关系的两种类型，一般来说，在市场机制高度发达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是一个常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性供不应求导致的通货膨胀则是一个经常现象。但在我国经济结构性特征明显的背景下，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市场构成部分间的差异意味着不同子市场在市场效率实现程度上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成为主要的市场矛盾。这主要存在于市场化发育程度较高的下游市场、产品市场。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市场，计划配置方式使得投资过热在这些领域经常存在，这作为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源动性因素隐含在经济机体内部。这主要存在于上游市场、要素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不同市场构成的这一特点在区域的差别上也有一定的体现，并且更具复杂性。这样，宏观经济所呈现出的特征就不仅是由总供求之间的关系所导致，以上两大部分力量的对比关系也决定了宏观经济状态，如果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子市场力量较大，总体经济就呈现出偏冷态势，如果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子市场力量较大，就会从价格形成的源头上点燃经济过热的导火索，经济波动就再次以经济过热的形式显现出来。这样，市场经济经常存在的通货紧缩和计划经济经常存在的经济过热的交替出现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个鲜明的经济波动特征。
以上两种波动形态在中国已经有过展示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末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所引起的以价格总水平下降为特点的通货紧缩现象，曾经引发经济学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形态是否已经转型和中国宏观经济***策是否已经转向的讨论，这引导了我国世纪交替期间以积极的财******策和稳健的货币***策为主要特征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拉动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时期，在总体经济紧缩的背景下，上游行业投资过热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且在2002年后开始以房地产等资金、土地要素密集型产业的供不应求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带动了各种建材、能源等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宏观经济呈现出通货膨胀的趋势。
(二)转型期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
因为完全市场的基本假设，宏观经济学遵循总量性研究方法，认为因经济失衡而导致的波动是总供求关系对比的结果，宏观经济有供大于求、供小于求或供求平衡三种状态，考察的指标体系主要是CPI、GDP增长率、自然失业率、投资率、货币增长率等，因此，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考虑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即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体，结构性问题也普遍存在，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50、60年展起来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已经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论敌。
显然，转型期中国的事实与完全市场的假定相去甚远，由于市场化程度在三次产业间及其内部、在上下游产业间、在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问的差别，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根据上一部分的分析，由于市场化程度推进不一，在我国总体经济内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市场和下游市场存在通货紧缩的因素，而在市场化推进较为缓慢的要素市场以及上游市场存在经济过热的因素，这两大市场成分则可能分别在内部形成局部紧缩或局部过热，与总体宏观经济表征出现背离。于是除了供过于求、供不应求以及供求均衡这三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之外，经济运行还可能表现出以下几种转型期不均衡态势，这使得以传统的总量指标在判断宏观经济状态时出现力所不逮。
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在现实中的表现十分明显，我们用1991--1999年间名义GDP构成和实际GDP构成的比较来说明我国通货紧缩的结构性特征。
从第二产业来看，1994年以后名义值的比重基本不变，但是实际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实际值比重大于名义值比重，说明第二产业实际供给不断增加，而同时价格水平下降，是竞争加剧、供过于求的表现；第三产业的情况与第二产业恰恰相反，名义值比重大于实际值比重，前者在1996年经历了一个低谷后开始上升，但是后者上升则缓慢得多，说明第三产业供给增加幅度较小，价格上升明显，是供不应求的表现。因此，第二产业价格下跌成为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
(三)转型期价格传导时滞延长、传导程度减弱、总体价格水平上升有限的特征
市场价格指标体系传达了不同环节的价格状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区是同质的，不存在结构性问题，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价格传导在最终环节体现出来，总体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可以作为物价总指数。在转型经济下，投资旺盛直接导致对于投资环节的生产资料的需求旺盛，并相应推动了燃料、能源和动力的需求，基础产业和基础材料供给紧张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并带动了这一领域价格指数――例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等的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尤其是在基础产业部分价格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时期沿用下来的成本定价法的情况下，更进一步抬高了这一环节的价格水平。
而下游产业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竞争加剧背景下厂商致力于改进制度、技术以占领市场，因此，供不应求的局面已经不复可能，供过于求成为经常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厂商致力于压低成本、降低价格，因此，上游的投资过热导致的价格上涨对于下游产品的价格影响力大大减小，基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价格传导机制在这里出现失灵，表现为传导时滞延长、传导程度减弱的特点。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既有别于计划成分占比例较大的体制转型初期的宏观经济表象，同时又有别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表征：一方面是投资过热、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以往其结果必然是总体的经济过热，另一方面其他产业一般表现为供过于求；一方面是上游价格迅速上升，另一方面总体价格上升缓慢。这种结果导致市场价格出现失真，形成假性的资源配置信号，造成资源的非有效配置，相应的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否出现了经济过热，以及是否应该采取紧缩的措施与以往相比显现了难度。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4
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总是受一定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影响的，因此，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上述金融结构的变化，无疑也会给我国的货币流通带来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对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流通的结构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对货币量的单方面影响或是扩张或是收缩。
(一)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由现金和存款两部分构成。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区分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和潜在的货币两层。所谓现卖流通中的货市是指经常处子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为其服务，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潜在的货币.则是指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处于价值储藏职能执行形态的货币。货币供给一般就是指这两种货币形态之和。为了以后叙述方便，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假如用Ms表示货币‘总供给，M:S表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Z。表示潜在的货币，则:Ms=M25+M:s
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和什么程度的影响，又可分下而三种形况进行分析:
1.如果流向金融市场的资金不是直接来自于银行的货币发行(包括现金货币发行和存款货币信用创造)，则货币供给量M。不变，但货币供给层次结构、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货币供给所形成的现实购买力总量会发生变化。
(l)供给层次结构效应这是指金融市场开放引起的货币供给总量中M:。增加M、M:s减少M:s的变化，以致原有结构M;s，M:S变为。这种结构变化程度可以用dms来衡量:
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是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到该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由于金融资产、投资场所的提供，人们的资产效益，利息意识加强。使得他们产生了货币资产价值下降，金融资产价值上升的意识，从而，改过去用货币形态来实现价值储藏的习惯为用多种金融资产来实现的新方式。
(2)测算速度效应是指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的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正反两种影响，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一般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用GNP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则货币周转速度Vo可以这样倒推:
v。是包括M、。，MZ。在内的周转速度，可称之为真实周转速度，而现实流通中货币的周转速度为名义的周转速度。即
我们国家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是指真实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开发，真正对商品市场发挥影响的是名义的货币流通速度，即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和由潜在货币转化为现实流通中部分的货币增量才M，s的货币周转速度。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有正反两个方而的影响。一首先，是导致名义周转速度放慢，实际上，这只是货币供给层次效应的一种表现。即由于潜在的货币一部分转化化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使得其流通速度公式中的分母变大，从而，名义货币周转速度放慢。
v:为负，表示速度放慢。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开放，又产生了导致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加快的因素。因为，在金融市场机制下，金融信用活动活跃，生息偏好增大，人们将尽可能缩短手持货币收人的时间，而将货币尽快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为了本身效益，同样将尽力减少闲置资金数量和滞留时间。货币的平均手持时间缩短。周转速度加快。因此，名义的货币速度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究竟是加快还是放慢应根据这两种因素综合考虑。但是，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真实货币速度，一般而言应呈加快的趋势。
(3)购买力流量效应这是金融市场开放后给货币供给形成的购买力总量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受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及其周转速度的制约。设货币总需求为:
D==Mls.VI
那么购买力流量的效应程度可以用dD表示:
2.前面讨论的是假定货币总供给M。不变。实质上，货币总供给Ms在金融市场开放后也会发生变化。同业拆放市场的开放，提高了专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相对引起货币总供给增加。因为，一方面，同业拆放市场使各行之间的资金余缺得到迅速调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周转运用效率，使各专业银行对信用扩张更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周转运用效率提高，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一般转存款(即超额储备)将减少而变成存款货币扩张的法定准备金。一般转存款的减少，由于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使得各专业银行的货币扩张能力相应增加。这是因为，货币供给的一般扩张模式是M。=mxB，其中B是基础货币，m是扩张乘数:其中r工、r:是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占存款货币D的比率，K现金货币与D之比，从乘数公式可见，在其它变量一定时，m与rZ成反比变化。即超额储备率rZ越高，乘数m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金融市场开放后，rZ将减少，从而m将增大。而在货币总供给M。mxB中，尽管基础货币仍不变，由于乘数m的增大，货币供给也就呈上升趋势升的程度由rZ下降的程度而决定。
影响货币总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替代货币”的出现，即是指部分债券、票据的流通转让，将发挥类似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这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增加了货币供给量。
(二)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开放也给货币需求带来影响，具体表现在:
1.金融资产型货币需求增加。这种需求又可分为交易型需求和投机型需求。
(1)交易型需求金融市场中的二级市场形成后，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成为直接的买卖对象，并象商品一样有自已的价格。这样，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就必然要吸收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量与二级市场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的增大，服务于金融资产的货币就要增加。假如原来的商品流通规模为Q;，增加的蠢融资产交易规模为Q:，则过去的货币需求为:
(2)投机型需求这部分需求即是二级市场土的投机者的投机堆备金。二级市场开放之后，由于价格的变动，投机不可避免。一些人将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货币以准备时机一到就及时买进证券，这种货币需求量要超过正常的需求，它的变动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幅度成正比，与金融资产的收益成反比，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一般用利率来衡量，所以，投机型货币需求又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当价格波动幅度越大越频繁时，投机型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当资产收益率越高时，更多的手持货币将被放弃转而购买资产;反之就越少。
2.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金融市场的开放，导致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可从短期与长期进行分析:
从饭期来看，在物资商品市场上，生产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增加，生活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因为，企业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打破了企业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短缺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利率的诱发作用，潜在货币的转化，替代货币的增加，使得企业对货币需求现实增加，生产资料市场扩大。另方面，由于消费水平的相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对消费资料市场无甚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得到了发展，商品市场得到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与生活资料市场共同扩大。
(三)对货币流通结构的影响
货币的流通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这里强调的是货币投向结构和货币种类结构两种。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5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造就了复杂的经济体制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模式，而不是大爆炸或休克疗法。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由浅入深、先易后难、从点到面。这样的改革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很多艰难的问题也遗留了下来，许多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等等；由于改革是从点到面，因此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而有些市场化程度则低。
1．总体市场化水平根据《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见表1）综合现今主流统计结果会发现这些指数中近70％的指标显示我国的总体市场化水平处于中等市场化程度（请和中等发达程度区分开来）。不管是***府的数据还是学术研究，近十年来③，大家比较赞同的是我们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在60%～75%之间。
2．行业市场化水平经济学中认为，行业市场化，主要是通过行业的非国有化程度，即各行业非国有经济的占比来衡量。一般用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岗职工人数占行业在岗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衡量该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根据《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可以看出，市场化水平高的行业基本上是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均超过45％）；而金融保险业（35.7％）、公用事业，比如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22.8％）、邮电通讯（14.8％）以及交通运输中的铁路运输（4.3％），还有文化产业如体育（7.5％）、教育文化艺术产业（4.3％）等，市场化程度都要低得多。显然，在这些垄断型行业中，市场化程度还是非常之低的。综合以上分析，对当前行业市场化的总体判断是：制造业市场化程度最高，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文化产业等，市场化程度还很低。
3．地域市场化水平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非常不平衡。这从国民经济研究所的NERI指数可明显地看出来。2000年排名前10位的，除了安徽，其他都是广义的东部沿海地区。总体而言，市场化程度，西部最低（4.71），中部次之（5.47），东部最高（7.16）。而且，东部与中部的差距比中部与西部的差距要大得多。
二、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复杂性与转轨经济法的任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育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市场化程度高或者不高来概括。“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经济发育不够成熟”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研究时，特别是要以这一事实作为研究基础时，应该区别情况，具体对待。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总的来说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不过需要我们经济法研究者注意的是，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依旧是国字当头。在这些行业中，市场准入门槛苛刻、行***干预很强，自由竞争较弱。而在一些行业，如轻工业行业或者服务餐饮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从地域上讲，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另外，需要注意的还有，***府管理错位和错误的行***干预并不代表行***干预强（依法的行***干预），很多干预都是粗暴的、过度自负的违法干预。
1．转轨经济法要区分不同的经济领域采取不同的措施很明显，某些行业市场开放程度高，市场在资源调配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暴露的较为明显。在这些领域，***府管制软弱无力放纵了市场的缺陷。比如餐饮业，一般来说会有一二十个监管单位对其进行管理，但是依旧保证不了食品的安全性，保证不了餐具的卫生，保证不了消费者不被宰价。这些领域，显然不是要减少***府的公权力的，而是要进一步加强***授权，保证公权力被正确地执行。在这些领域，经济法依旧要注意控制市场的缺陷性，防止不正当竞争、防止可能发生的垄断。而在有些领域，权利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在这些领域，就要凸显转轨经济法的控权功能，限制对***府授权。当然，经济法的控权的功能和行***法比起来弱很多，控权主要还是要由行***法来实施，经济法主要是注意控制对权利的授予。不过笔者同时也认为，经济法的控权功能并不一定非要表现的如行***法一般，体现在具体的控权行动之中，经济法如能在制定相关行业和地区的经济法规章时，将控制授权的理念运用其中，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强调和信任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减少对***府的授权也是一种控权表现。
2．转轨经济法要和民法、行***法联动，发挥培育市场控制公权力的功能在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完善的领域，会出现市场缺陷的问题。但是当这些缺陷暴露时，往往看不到***府发挥应有的功能。法律对于***府如何管控市场是有规定的，即便这些规定有些还有不完善，不够成熟之处，但在严格执行之下，大部分问题应该足以解决。如老百姓关注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并不是由于***府公权力的管制太强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府监管的错位而产生，只能说行***机关没有依法行***。在***府公权力不作为或者滥用时，行***法应该是控权的主要力量。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领域，制定的法律赋予公权力过大的干预市场的时候，经济法的控权作用就应该凸显出来了。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6
在当今形势下，利润中心制度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通过建立利润中心，企业业务单元的经济利润可以直接用相关的利润指标来考核评价，更有利于明确责任和加强管理。利润中心制度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绩效考评制度，更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管理方式。
利润中心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 盈利性
每个利润中心都会有***的损益表，并以其盈亏金额来评估其经营绩效。非属对外的营业部门，就需要设定内部交易或服务的收入，以便计算其利润。从责任落实的角度来看，利润中心最大的特点是将企业的目标（盈利）与企业内部部门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二、 ***性
作为利润中心，无论是否具备***法人资格，在企业内部将其界定为***的经营个体，在产品售价、采购来源、人员管理及设备管理等各方面均享有高度的自主性。同时，利润中心负责人的决策能够影响该中心的利润。从授权的角度来看，只有将影响利润的权力授予利润中心负责人，才能真正实现权责匹配。
三、内部市场化
企业内部多个利润中心之间，利润中心与成本中心之间按照市场机制建立交易关系，明确相互之间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收费标准，确定违约责任和索赔机制，同时，引入外部市场价格促使内部交易服务成本下降，如果内部服务成本无法降低则还应寻求外部交易机会。
内部转移价格(intenal transfer price)是企业对中间产品内部转让计价的一种标准。企业成立利润中心，实行分权管理，要解决好利润中心之间依照什么原则转移商品和服务的问题。当两个或更多的利润中心共同负责某种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时，每一个利润中心都要分享销售收入，那么就要使用转移价格机制来对收入进行合理的分配。转移价格主要不是作为会计工具，而是作为激励管理者进行正确决策的行为工具。
1.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转移价格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内部转移价格就是直接以市场价格作为责任中心之间中间产品或劳务的内部转移价格。此方法是假定企业内部各部门都立足于***自主的基础上，它们可以自由地决定从外界或内部进行购销。同时，产品或劳务处于完全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并有客观的市场可供采用。
一般认为，市场价格是制定内部转移价格的最好依据。因为市场价格比较客观，对买卖双方无所偏袒，而且能激励卖方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不断降低成本。
同时，市场价格也最能体现利润中心的基本要求，在企业内部创造一种竞争的市场环境，让每个利润中心都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经营单位，以利于相互竞争，最后再通过利润指标来评价和考核它们的经营成果和工作业绩。
在采用市场价格作为计价基础时，为了保证各责任中心的竞争建立在企业总体相一致的基础上，企业内部的买卖双方都应遵守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各责任中心之间应尽可能进行内部转让，除非责任中心有充分理由说明进行外部交易比内部转让更为有利。
在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之间相互提品或劳务，在有客观的可供利用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其内部转移价格要按市场价计价，这是使它们能形成“部门利润”的一个必要条件。
以市场价格作为内部转移价格的优点是:“买方”责任中心可以同外部市场相比，如内部转移价格高于现行市场价格，它可以舍内而求外，不必为此支付更多的代价；“卖方”责任中心也是如此，市场价格迫使它不能获得高于市场价格的收入。这是正确评价各个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的经营成果，并且充分发挥其生产经营主动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实际上，以市场价格作为内部转移价格也有局限性。由于企业内部相互转让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手续简单，往往比对外销售节约较多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如仍直接按正常的市场价格计价，这方面的节约将全部表现为“卖方”的经营业绩，而“买方”却得不到任何好处，因而其结果不太合理。
2.以成本为基础的转移价格
以成本为基础的内部转移价格就是在各产品中间产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上加上一定比例的内部利润作为内部转移价格的方法，也称为成本加成法。此方法主要适用于各责任中心之间转让的产品或劳务处于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即中间产品或劳务没有正常市场价格的情况。
从理论上说，成本加成可在各种成本基础上进行。但由于成本加成制定的内部转移价格是一种管理手段，它应与其他各种有效的管理方法相结合，因此，成本加成一般按中间产品或劳务的标准成本加成。以标准成本为基础进行成本加成具有以下优点:第一，定价基础相对稳定，因而易于操作;第二，避免将“卖方”的成本节约或浪费“转嫁”给买方，不仅有利于激励卖方努力降低成本，而且又便于正确考核买方的工作业绩。
比较有代表性的基于成本的定价法有两步定价法、利润共享等。
(1)两步定价法
两步定价法是建立包括两部分价格的转移价格。一部分与产品的标准可变成本相等。另一部分则是一个周期性支付(通常是每月一次)的定额，等于计划转移货物量所占用设备相关的固定成本。
在这个定价体系的一个优势是，生产部门的利润业绩不受最终业务单元的销售量的影响，这解决了最终业务单元的营销能力影响纯生产部门利润的问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部门和总公司的矛盾:对于购买方，不利用公司内的生产能力可能获得更好的服务，而且成本更低，质量更好。对于销售方来说，总生产能力不足，生产部门会为了自己部门的更多收益而选择为外界生产。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7
一、“十二五”永州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环境
“十二五”时期，永州经济结构调整既面临重要机遇，同时又面临严峻挑战。
（一）面临的挑战
1、增长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外部需求的下降，由此使外向型产业面临了严重的生存困难，这些外向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以东南沿海最为集中。而包括永州在内的中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较小，因而受到的冲击表面上也较小，但是应当看到，永州等中西部地区主导产业对东部地区具有较大的市场依赖性。尤其是2008年以来，永州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力度不断加大，永州的外向型产业其实就是东南沿海部分外向型产业的延伸，因而受到的影响也较大，2009、2010年我市加工贸易不断下滑，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目前，永州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而工业化本身就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工业发展速度的降低或工业企业经营困难必然影响到工业化进程，造成增长压力加大，进而对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出挑战。2011年1—3月永州主要经济指标全面下滑和在全省排位的回落，释放了经济增长压力不断加大的信号。
2、市场竞争加剧。一方面，由于永州经济外向度低，很多企业尤其是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依靠国内市场生存的，东部地区的外向型企业一般具有更为雄厚的资金、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更为高效的组织结构，当这些优质企业转向国内与内地中小企业争夺国内市场时，必然恶化永州中小企业的经营形势。另一方面，永州的加工贸易上游企业基本上都在东南沿海，受欧美市场订单不足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东南沿海上游企业不断打压加工价格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其竞争能力。结果，我市加工贸易当中的中小毛织企业普遍处于养工人、保工资、维持基本运转的状态，企业利润下降。初步统计，2010年来我市有40%以上的毛织企业减产，蓝山县毛织企业正常经营情况下毛利润一般在15—30%之间（从广东大朗等接第二手订单为15%左右，自身直接拿第一手订单为25—30%左右），企业无利可***。
3、高能耗行业比重大。长期以来，永州市工业以重化工业为主，且规模工业企业户数有40%左右为高能耗企业，高能耗企业综合耗能量占全部工业能耗总量的比重达到90%以上。目前，全市规模工业高耗能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六大行业仅贡献了3成多的产值，却消耗了全市能耗总量的8成多。按照行业准入要求，全市电解锰企业目前符合新建项目准入条件的25000千伏安及以上电炉生产能力和环保符合达标要求的企业极少，大量产能来自高耗电、污染重的低效电炉，其中5000～25000千伏安电炉占总生产能力的90%以上，而且产业集中度低，没有一家达到10万吨以上的产能企业，最大的只有3万吨，达到2万吨以上的也只有2家，其他都是 1万吨以下的小企业。这种工艺装备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结构形态既不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也不利于新型工业化的推进。
（二）面临的机遇
1、区域经济格局面临重新“洗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正处在调整的关键时期，主要表现是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速度与东部地区缩小差距，甚至部分指标超过了东部，区域经济向趋同方向发展。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向型产业的困境使我国东部地区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所减弱，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影响相对较小,并且具有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从而在经济增长贡献和经济***策上的地位都有所提高。毋庸置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正在悄然破局，无论从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还是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看，这种变化都弥足珍贵。因为东部地区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又会反过来促进产业、资金、技术等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为后者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永州能在这次危机中抓住机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技术和管理创新，使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焕发出新的经济活力，永州的区域地位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2、沿海产业转移内驱力增大。后危机时代，传统产业在东部地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外部市场的急剧萎缩也势必要求这些企业到内陆地区开辟新的市场。虽然东部地区还有一些成本较低的区位可供转移，但是中西部资金和技术的缺乏给这些企业提供了更大的边际报酬率，而永州等中部地区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大大降低了这些区位的商务成本，使远距离的转移更具有吸引力。无疑，产业转移大潮的来临给永州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永州靠近珠三角，区位、资源优势明显，随着二广高速、厦成高速、洛湛铁路、湘桂铁路复线以及8条出省跨境公路等一批重大交通项目的陆续建成，永州作为东中西三大经济梯度承接地带的区位优势将更加凸显，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结合成本低廉，可以大大降低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调整成本，在产业结构上具备了梯度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利”条件。永州可以借此机遇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来打造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深度开发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来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实现技术升级。
3、国家宏观调控***策带来重大调整机遇。国家宏观经济***策近年来出现了重大调整，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保持宏观经济***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要着力提高***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2011年******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围绕促增长、促升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因此，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和项目将受到抑制，而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从国家战略层面得以系统的部署和推动，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各种***策，无疑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给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这对原材料产业比重偏大、产业结构层次 偏低的永州来说，是重大的***策机遇，对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制高点，使永州经济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十二五”推进永州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
当前永州市正处于体制转轨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在经济主体、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等多元化趋势加速和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面临的经济环境更加复杂。由上述分析可知，要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实现永州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必须抓住机遇，积极迎接挑战，提前做好战略部署，唯此才能保证永州区域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并促进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其总体思路是：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策，争取更多更有效的国家投资，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完善城乡社会制度建设，积极承接东南沿海、长株潭和武汉城市群产业转移，并借助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零关税***策，紧紧抓住内需市场开辟、“一化三基”战略实施、区域竞争力提升、生态新城建设、农村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等核心问题，推动永州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权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投资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实现全方位的优化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十二五”推进永州经济结构调整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市场导向原则。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危机，危机中企业对市场的争夺将更加激烈，而成本过高、质量一般的商品生产者很有可能在竞争中丧失市场份额，甚至亏损倒闭，因此，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必须符合市场的发展方向，重点发展收入弹性大、市场前景好、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重点开发能体现本地优势和特色，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差别化产品。同时，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实现全市一盘棋，特别是在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使南六县和北五县区在合作与公平竞争中不断融合，使永州在省内外、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区域地位和竞争力。
2、扩量提质原则。永州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偏小，产业层次偏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扩量与提质的关系。所谓扩量，就是要扩充数量，增加一些既符合本地实际又符合国家产业***策的新项目、新产业、新投资。比如说，以中成药为主的新医药工业，它不仅符合国家的产业***策，而且也非常切实永州的实际。像这一类的产业，就要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立项、投资，扩大其总量规模，努力提高该行业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所谓提质，就是要在现有经济存量、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加大调整力度，优化内部结构，全面提高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永州经济发展中的比重。
3、比较优势原则。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地区之间，无论是自然资源、地理区位，还是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和市场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其产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如果一个地区缺乏比较优势，就很难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即使有外力的支持，其产业做大做强也比较难。因此，永州应依托毗邻两广、近靠东盟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抓好产业对接，发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都比广东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低的优势，发展制鞋、电子、毛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优质的果蔬、烟草、油茶、中药材等资源发展精深加工工业，充分有效地利用本地的人力、物力、财力、自然资源以及国际分工的好处。
4、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永州地处湘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下游众多地区的发展，永州在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必须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调整和升级的标准和方向。目前，永州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文化底蕴深厚，这既是当前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发展的持久动力。必须按照更高的要求，保护、开发和利用好这些生态和文化资源，提前谋划发展布局，采取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是下一轮技术进步的核心产业，“低碳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永州是一个能源贫乏的地区，清洁能源、新医药、节能环保和文化旅游产业不仅应当作为永州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予以培育，而且也应当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8
会上精彩观点不断抛出：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白为民称，到2015年，我国彩电的内销规模将发展到6000万台；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元芳称，全球彩电市场三大主体格局已经形成；创维集团的执行董事兼副总裁杨东文称，目前中国彩电行业正在经历产品转型、技术转型、产业转型和市场转型。
彩电行业已经进入转折年
在这次会议的主论坛上，活动伊始，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白为民首先做了开场致辞。白为民指出，近年来我国的电子视像产业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需求旺盛，发展迅速。在产业链的建设、上下游合作，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战略，以及节能环保、智能化、立体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到2015年，预计我国彩电的内销规模更将发展到6000万台，其中数字电视的发展速度将会更快。
要让有实力的经营主体把各方面的生产力集中起来。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高素梅副局长在《2011年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公报》中指出，2011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13.9%左右，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10.5%以上。总的来看，工业经济总体运行保持在平稳较快的增长区间。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国内彩电行业出现了怎样的特点呢？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元芳在《2011年度中国彩电行业产销形势分析》中指出，目前彩电行业的运行。从内外增长来看，增长未达预期，企业压力剧增；增速前低后高。目前彩电行业，节能技术、显示技术、应用技术等升级功能扩展速度正在加快。大陆面板生产线建设获得了突破，尤其是中国大陆液晶面板的出货量有望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6.8%。在此情形下，企业改变发展方式和经营管理能力正在提升，并形成多元化产业发展态势。目前，全球彩电市场三大主体格局已经形成，在自主品牌、代工厂商、外资品牌的竞争中，国际化市场特征越来越明显。目前，彩电行业的转型已经进入转折年，彩电企业应该适当考虑行业在运行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实现行业健康发展。
在提到相关***策对彩电行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时，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吴东来指出，家电下乡对彩电行业拉动很大。家电下乡不仅提升了农村生活水平，也使得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促进了节能产品升级，并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网络。“下一步工作，要进一步加大在流通环节的监督，提升售后服务、质量检查和相关考核的监督。”吴东来说。
主论坛上，来自创维集团的执行董事兼副总裁杨东文，也对转型时期中国彩电的特点及动向做了精彩发言。他认为，目前中国彩电行业正在经历产品转型、技术转型、产业转型和市场转型，企业应该在转型中抓住机遇，把握好未来发展方向。
彩电市场将会维持个位数增长
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由于中国的工资和生产成本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迁移的趋势已经放缓，直接外资流入正在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转移。所以我们需要对世界经济的新趋势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结合中国自身产业发展的国情，形成自己产业发展的思路和战略。
在分论坛上，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首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当放缓符合规律，通货膨胀是可控的，货币***策并未过度紧缩。虽然，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存在许多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推进改革，世界经济近期和未来都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确有诸多远虑但无太大的近忧。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9
当前物价下降是总量指标，就具体物价而言有降也有涨，剩余产品物价下降，短缺产品如教育，垄断产品、新产品，准公品、住宅、服务等产品，有的价格正在上升，有的原来很高，降也有限。而目前的统计中，物价样本结构落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权重失当，使价格本身的可比性下降，在消费品零售额上升10％（扣除物价因素），进口增长两位数的情况下，物价还在下降，就很说明问题。不改变目前物价统计样本权重，下降几个百分点中多少是误差，说不清楚。在结构调整期，几个百分点也算不上什么大事。这些统计符号实质意义有多大，确实要重新估量。
第二、总量矛盾只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符号经济之中总量矛盾是一个永恒的主要矛盾。在实质经济之中没有总量矛盾，只有结构性矛盾。在运行中哪一个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我们从事调控应该明确的问题。
当前物价指数同比下降，存在大量市场剩余，人们认为总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那么，1994年、1995年前后一个时期内，物价腾升，市场供给不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物价指数两位数上升说明总量矛盾比今天还严重，也应该说总量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过供求形势相反而已。物价上升供不应求，物价下降求不应供，何时没有总量矛盾？何时总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总供求平衡中存在理想之中，存在于历史的平均数之中。在符号经济中，总量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唯一的，因而不是主要的。对于发展和运行而言实际上等于没有这个矛盾。短缺和剩余都是供方结构性矛盾的反映，而需求过旺是各级***府盲目跃进的产物，所谓求大于供是计划需求和实际需求、实际供给结构性矛盾的反映。在正常的市场格局中，不是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矛盾。因而也不能用市场调控的措施来解决。客观上只存在个别产品、要素的供求矛盾，不存在社会总产品的总供求矛盾。可统计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同空不同时，在实质经济中缺乏时间上的统一性，形不成一对矛盾。
个别产品的市场价格是公式P=WD／S（W为价值，S为供给，D为需求。当D=S时P=W，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时点。一般情况下不是D>S，就是DW，就是PW时，该产品价格大于价值，有价值转入，当P?W时，该产品价格小于价值，有价值转出。对社会总产品来说，这部分产品获得的转入价值总和等于那部分产品未实现的价值总和。社会总产品的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总需求等于总供给。∑D=∑S。也就是总剩余∑（S－D）等于总短缺∑（D－S）。全社会投入的总劳动在一个时期是定数，总量不变，而在区域、产业、产品间的分布是可变的，不均衡的。在甲地投多了，在乙地投少了，在甲产业、产品投多了，在乙产业、产品投少了。因而从理论上总需求应该等于总供给，因为总剩余等于总短缺，有剩余必有短缺。
第三、符号经济中的统计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关键是统计时空不对称，剩余掩盖了短缺，或短缺掩盖了剩余。这是因为供给和需求的品格、性质不同。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化不对称，生产结构一般都滞后于消费结构变化。供给的内含和数量只能代表过去和现实，而需求的内含和数量代表现实和未来。它们对称的等量的只是现实，因而总是部分产品价值得到实现，部分需求得到满足，过去的产品成为现实的剩余，未来的需求成为现实的短缺。我们说总供给和总需求时间上没有统一性，就是因为过去和未来不在一个时点上，所以总供给和总需求，构不成一对矛盾，时间上缺少统一性，它们时间上有统一性的部分只是供给和现实需求相当的部分。总供给和总需求可以用下***来表示。
S1=D2代表现实供给和实现了的需求。S1代表剩余，不符合现实需求的供给，D2代表未实现的需求，但对需求而言是现实的，不是没有购买力，而是实现不了，相对现实供给而言未来才能实现。只要在剩余没有丧失使用价值之前，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消费，生产剩余的社会劳动量在再生产中投向短缺，去创造需求，实现未实现的需求，结构就逐步调整到合理结构。从社会总劳动看问题，圆S和圆D是两个面积相等的圆，不过由于投入结构不符合需求结构，两圆心不在一点上，而在***形上形成了供给和需求的矛盾状态，实际上S1逐步缩小，S2逐步扩大，D2也会逐步缩小，在某一个时点上两圆心重合，两圆重合S1为零，D2为零，S=D。当然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错位是常态。而在符号经济中，统计总供给时反映的是S1=S2为总供给，统计总需求时只统计了D1，无法统计D2，甚至观念上根本就没有D2这回事。所谓需求不足，在人们眼里，需求只是D1。其实在有剩余和大量储蓄存款同时并存时期，D2转化为储蓄，等待短缺的供给。版权所有
我们当前的供求关系正是如此。从统计上看，存在大量剩余，物价下降，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有效需求只统计了实现了的一部分D1，而D2没有统计出来。无效供给的剩余掩盖了有效供给的不足。供给和需求的有效性是相对的，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运行体制机制、特定的交换分配关系前提下的有效性。离开了特定的交换前提无以判断有效无效。
我们暂且不谈使用价值意义上的供给结构和新的需求结构的矛盾。仅就现存分配交换关系而言，某些供给也是无效的，没有有效需求的供给就是无效供给。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10
伴随着许多前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市场化改革，经济转轨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经济转轨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由此给世界经济局势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对经济转轨的效率和趋势的研究，不仅是转轨国家所关心的，也是国际组织和其他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课题。
从实践过程看，各个转轨国家结合不同的起始条件选择不同的转轨方式和转轨途径，并在过去数十年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转轨绩效，这就为开展和进行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提出了现实的理论和***策需要，同时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在诸多转轨国家中，中国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个。与实行激进式或休克式改革路径的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由于比较平稳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的成就。但目前，要进一步推进改革，中国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结构性矛盾已暴露出来，并越来越突出地制约着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从外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压力。在新的形势下，要正确判断和准确把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理清改革思路，不仅需要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而且需要总结和借鉴其他转轨国家的经验，尤其是采取不同转轨方式的转轨国家的经验教训。这种总结与比较对中国和其他转轨国家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新体制，进而寻求更有效率的改革路径，促进各个转轨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经济转轨的历程回顾
从1979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转轨，即从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开放化的市场经济转轨。20年的经济转轨是一个多层面的历史过程，其先导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轨，其主体或实质，是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围绕这一主体，整个经济转轨可以分解为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轨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好比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转轨进程的不断前进。
20余年的经济转轨过程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这是经济转轨的准备阶段。其间分别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经济工作将以调整为主，改革为辅，从而为下一阶段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准备了先决条件；
第二阶段：1985―1988年，这是经济转轨的起步阶段。其间，经济体制改革上升为主导，经济体制转轨全面启动，并在过程中出现宏观失控等问题，从而埋下了经济转轨出现局部与暂时逆转的隐患；
第三阶段：1989―1991年，这一阶段中经济转轨遭遇严重挫折，甚至出现局部逆转和倒退现象，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呈现收缩态势，经济状态较为低迷；
第四阶段：1992年至今，这一阶段是经济转轨全面推进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伴随着知识经济战略的提出与***府机构改革的全面实施，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的转变逐渐进入关键时期。
二、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与特征
1.经济体制的转轨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核心是要从传统单一的行***指令型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轨道，即由行***指令型资源配置机制过渡到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虽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但离理想目标还差得很远。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起点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这一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典型的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并存的“双轨型”经济体制。但是计划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在逐渐缩减，市场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则在与日俱增。计划手段在宏观经济运行与中长期经济运行及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手段在微观经济运行与即时经济调节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据估算，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5.0％左右，接近了美国55.6％、英国50.4％、德国 50.6％、法国47.0％以及日本46.6％的水平。这是保守估计，另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实际已经达到60.0％左右的水平。1996年以后，市场因素进一步成长，已经达到了成为资源配置主体机制的临界点。其标志是：
（1）作为传统计划经济存在性的重要依据和特征的物品短缺现象基本消失，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运作基础的买方市场格局已逐步形成。据国家商业信息中心对601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排队分析，从1998年开始国内市场上供过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已经达100％。短缺现象第一次在统计意义上消失，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型向市场约束型转变。短缺现象的消失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和作用的前提与基本条件，也是市场体制因素的成长和作用已达到相当程度的标志。
（2）市场价格机制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价格形式。在资源配置的直接手段中，市场价格机制已经牢牢占据支配地位。国家实行计划价格的生产资料种类正在逐步减少。与此同时，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一些论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渐进主义”、“增量主义”、“体制外成长”等观点。这些概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的特征，但又有各自的片面与不足之处。“渐进主义”说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长期性、探索性，但主要涉及改革与转轨的动态过程特征，而没有揭示这一过程的制度变迁的特征。“增量主义”说与“体制外成长”说揭示了新的经济体制因素成长过程的特色，却又未能揭示旧的体制因素是如何退化与削弱的；揭示了改革与转轨的时序性、递进性，又却未揭示新旧体制因素是如何此消彼长的。因此，总体来说都是不确切的，都未能从理论上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全部特征。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兼具多种特征，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特色的制度变迁过程。从改革与转轨的动态过程来看，一方面具有长期性、探索性、循序渐进性，另一方面有时也具有激进与快速推进的性质，如1988年的价格改革。从改革与转轨的时序设计来看，既有零碎的、步骤依赖性的增量主义特征，如财税制度改革，也有基于理性分析和选择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的理性主义特征，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案。从新旧体制因素的消长关系与过程上看，既有新体制因素从原体制外逐渐产生和发展的“体制外成长”特征，也有通过改革旧体制，在旧体制基础上成长出新体制因素的“体制内演变”特征。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也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简单一句话、一个概念就能说得清的。
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相对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不很起眼的、悄悄发生的过程。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是在1981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这次会议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这十条建设方针的实质就是要寻找一条经济效益较好、速度适中、结构较合理、人民所得实惠较多的经济建设新路子，从而改变传统的那种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益、低消费的外延投入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但真正将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提，同时上升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高度的却是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近几年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知识经济战略，则进一步赋予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定的战略意义与长远意义。
虽然2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滞后于经济体制转轨，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已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1）在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式方面，初步改变了原有的大起大落甚至负增长的格局，而代替以相对平衡的小幅波动格局。建国后前30年经济增长的波动一直呈现的是一种频率高、波幅大、造成的损失大的态势。仅1957―1977年间，经济增长就出现了5次波动，平均4年一次，且波动幅度较大，其中有三次波动(1957―1961年以及1969―1972年，1975―1976年)都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1957―1961年间，波幅高达51％，甚至已经超过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波幅。这种频繁、剧烈的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运动模式逐渐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增长日益呈现出小幅波动的特征，真正既有统计意义、又具有社会经济意义的波动只有两次，即 1978―1991年和1992―1998年间的两个起落。可见，这20多年间，经济增长的波动总体上说不仅频率较低，而且波差较小，更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2）在经济增长的动因格局方面，已经初步改变了原有的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外延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日益加大，内涵式、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初具雏形。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有形要素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的。1957―1978年间，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分别为49％和31％，技术进步的贡献仅占20％。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粗放型、外延型特征。20多年来，经济体制的变化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体制变迁与技术进步日益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据计算，1979―1988年的10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为24％，劳动力投入的贡献降为23％，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因素的贡献则升至53％。1989―1997年间，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驱动力的下降，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人的贡献份额又略有上升，分别达到26％和27％，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贡献份额下降到47％。但总体上来说，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改变以外延性要素投入为主要驱动力的格局，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向内涵型、集约型方向转变。
（3）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格局方面，开始摆脱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建国后的30年间，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在生产力方面，传统生产技术与现代生产技术并存；在经济形式方面，商品经济成分与自然经济成分并存。1956年以后，整个经济甚至一度退化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79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日益成熟，并开始向一元的现代经济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基本线索是：首先，农村改革催发了农村经济中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农村经济得以迅速增长，从而为二元经济结构的成熟和转化提供了基础与原动力；随后，农村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与市场的扩大从两个方面同时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则促进了城市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最后，近些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推动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
三、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经验与教训
1. 基本经验
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转轨绩效是举世公认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封闭半封闭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传统僵化的经济体制，使整个国家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转轨国家，改革的进程都处在十分关键的时期。研究和总结中国改革2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无论是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进程，还是对总结和比较世界各国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转轨的经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1）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转轨的方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挑战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中国的改革既不是搞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搞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方***的指导下，不唯书，不唯上，坚持根据中国国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在经济转轨中，中国坚持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和文明成果，而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
（2）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已经证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多方面的优势性。自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和核心内容，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实践在中国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展开的，这就避免了矛盾的过度激化。目前，企业改革方面，突出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基本建立；物价方面，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要素流动方面，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等各类要素市场已经开始起步，有的已初具规模。一句话，中国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应当说，在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市场的作用功不可没。
（3）坚持微观基础的重塑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相结合。有效的宏观调控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本转变***府的职能及管理手段，是中国经济转轨中最具实质性的变革之一。在转轨过程中，中央***府实行简***放权，把一部分权利放给地方、企业和市场。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实行***企分开，打破平均主义，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同时，积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加强财税体制改革，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调动各级***府理财的积极性。通过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同时逐步由计划财***向公共财***转变。改革金融体制，强化中央银行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监管的职能，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调控体系，建立多元化银行体系，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稳健发展，实行专业银行商业化，完善和规范金融市场等。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波动的成功平抑充分说明，根据具体国情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对促进转轨进程中的经济社会稳定来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4) 积极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转轨进程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调整所有制关系开始的。农村土地制度及分配制度的成功改革，促进了城市企业制度的改革，并为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所有制改革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塑造了多元化的市场机制，强化了市场法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制改革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5）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顺利进行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又一条重要经验。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转轨始终坚持以发展为目的，以改革为动力，以稳定为保证，以提高人民根本利益为最终落脚点。在实践中，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在***治、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从而顺利推进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并保持了社会稳定的大局。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是解决中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的关键。
2. 历史教训
中国的转轨，成绩是主要的，但在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进行范围如此之广的改革，出现问题是难免的，也是很正常的。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两个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5－1993年，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低语部分价格开放后的工业品价格涨幅，城乡贸易条件恶化，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上升到1993年的0.42，成了同期世界上基尼系数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03）。第二个时期是1997年到2000年，由于这一时期部分开放了农产品价格，再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直到2000年后才有所缓和。据中国国家税务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39，接近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考虑到现有调查样本中有些城镇特高收入户不在统计范围，则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超过0.4的水平。另据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成果估算，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
（2）地区差距持续拉大。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分化和地区分化，该问题也一直是转轨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分析包括：对投资倾斜、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财***分权改革的影响、开放次序和市场化程度差异等方面的研究（魏后凯，1992，1997；林毅夫、蔡、李周，1998；Raiser，1998；胡鞍钢、王绍文，1999；Demurger，2001）。尽管从资源禀赋和地区分布来看，地区差距有改革因素之外的客观原因，但转轨改革无疑在特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分化，导致地区发展出现非均衡。从经济总量上看，1980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则相应下降。198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GDP 总量占全国GDP 总量的比重之比为50.2：29.72：20.04，1990年则变为51.50：28.26：20.24，到2000年该比例更是扩大为58.86：24.58：16.56。另据联合国最新资料，在《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1975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522，2000年提高至0.726。虽说没有一个省、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联合国全球低人类发展水平线是0.5），但彼此之间的指数跨度却日益加大，目前上海最高，为0.89793，最低，仅为0.59211，二者之间相差达30％。
(3)***府改革进展不畅。尽管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中，***府职能的转变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成为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但不可否认，强***府特征依旧是中国一大特色。转轨经济中的***府管制和权力资本化问题，是转轨经济的最大敌人，尽管在民主***体和发达国家也存在寻租行为和***治腐败，但对于转轨经济而言，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这是由于转轨经济的起点是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而传统社会主义遗留的对权力的崇拜和服从，扭曲了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使得目标最终变成了手段。因此可以说，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治体制的深层改革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
参 考 文 献
[1]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3,3:77-79.
[2]杨开忠，陶然，刘明兴.解除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转轨[J].中国社会科学，2003,3: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