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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学风建设的劣势
1)缺少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青年教师占多数，基本上都是从学校毕业就直接来校任教，缺少教学、科研的经验与积累，在教学与科研的双重压力下负担较重。因为地理信息科学专业没有知名度较高的学术带头人，在教学上未能形成鲜明的专业特色，与专业的办学历史不符，在科研上也没有确定某一明确的方向，各位教师各自为***，单打独斗，不能形成具有战斗力的教学科研团队，无法实现1+1>2的整体涌现性。
2)生源质量不高，师生双向不满。地理信息科学专业与城乡规划、土木工程等专业相比，录取分数线较低，由于社会大众对该专业不熟悉，往往招收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其他专业录满后调剂过来的低分生，生源的质量较差。因此，学生从入学开始就对专业不认同，缺少学习动力，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教师的上课热情。学生抱怨教师工作不敬业，教学不投入、能力差，教学手段单一，讲课不生动。教师抱怨学生学习不认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学习态度不端正。
3)课程设置不科学。地理信息科学是依托测绘工程而创办的专业，地理信息科学和测绘的专业课程各占50%，虽然拓展了学生的就业面，由于课程之间衔接不紧密，学生所学的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课程不完整，尤其是开发类课程较少，使得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学生与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相比，在测绘能力方面处于劣势，与中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地信专业学生相比，开发能力较弱，学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毕业后绝大部分学生只能胜任数据处理工作，只有少数学生能够从事GIS开发方面的工作，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1.2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学风建设的机会
1)社会对高素质地理信息科学专业技术人才需求迫切。随着地理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我国地理信息产业的总产值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12年就已突破2000亿元。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对地理信息科学专业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即懂技术又懂应用的中、高端人才。
2)院校领导重视。近两年，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得到了学校、学院各级领导的重视，学校成立了湖南省城市规划信息技术高校重点实验室，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教师都是实验室成员，将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发展与城市规划相结合，为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学风建设提供了平台。
1.3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学风建设的威胁
1)社会环境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学生学习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读书无用”、“一切向钱看”等思想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使得一部分学生在学校虚度时光，沉溺于网络游戏中的虚幻世界，没有学习目标。
2)校园氛围影响。湖南城市学院是一所处于转型期的地方二本院校，学校在教学与管理方面并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求和学生的发展。校园的学习氛围不强，“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校园中广泛存在，这些不良风气影响了部分学生的学习情绪，改变了一些学生的价值观，阻碍了优良学风的形成。
2学风建设改革措施
学生是学风建设的主体，教师在学风建设中起主导作用，而专业是学生学习的基本单位，专业学风对学校、学院和班级学风，以及学生个人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学风建设改革。
2.1以思想教育为切入点，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学风建设的关键是解决学生学习的思想问题，通过主题班会、一对一交谈等思想教育形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2做好入学教育，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新生对专业不了解，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将地理信息科学专业作为第一志愿填报，因此，在入学教育时将专业介绍和学风建设的教育作为重点，使学生从了解专业到热爱专业，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习。班主任、辅导员和专业教师应根据不同的学生，采用具体的方式，尽快确定学习目标，以激发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
2.3以科学的管理制度，促进专业学风建设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奖惩制度、考试管理制度、计划管理制度、教学过程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等，保证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教学工作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通过这些制度规范师生的行为，做到有章可循，更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良好学风。
2.4深化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地理信息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知识更新快，应按其知识体系设置专业课程，厘清各门课程的关系，保证本专业的学生能够掌握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系统开发与应用等不同环节的知识。把握社会对技术更新的需求，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将市场急需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授给学生。通过大学生导师制，以大学生创新性项目和开放性实验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学习主动性。
2.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教风促学风通过引进有影响力的学者作为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确定方向，指导年轻教师快速成长，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战斗力和协同竞争的良好氛围。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教学中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态度。
2.6开展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围绕学科专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GIS文化节、GIS技能大赛、学术讲座等，让学生尽快融入到大学生活中来，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激发了学习的热情。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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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调查，需要创新土地利用监测技术与方法。在土地类型识别技术中，开展南方丘陵多云多雨区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关键技术研究，利用高分、多源遥感数据提取和分析各类地物的光谱和空间信息，实时准确把握土地利用动态。在土地质量管理监测中，优化耕地质量等级监测布点技术，提升耕地质量监测效果。
土地评价，要创新土地利用效率评价方法与技术，开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效率评价，为提升土地利用综合效率与效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供科学依据。土地评价指标体系仍然是各种土地评价的重要研究内容，如果指标体系设计缺乏针对性和科学性，所得结果难以解释现实，甚至与实际相悖。土地规划，应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村级土地利用规划技术与方法。此谓“村级”可包括村庄、小流域、小型农场、生态农庄和农业生态园等农业生产基层单元。
需要建立公众参与式规划编制技术体系，研究以自下而上为主的规划技术路线，提升规划的合理性、可行性。在土地利用与管理实践中应注重土地功能的认知，开展功能分类基础研究，建立土地功能价值评估体系，探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功能演变规律及时空耦合机理。土地保护，尤其是耕地保护在土地利用与规划研究和实践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技术上，探讨耕地质量保护、提升、修复等新技术，完善新增或整治耕地质量等级折算方法；制度上，探索我国耕地保护补偿的长效机制，研究农民耕地保护协会的运作机制。应两型社会建设目标的要求，加强农村闲置土地研究，探索农村闲置土地的界定、评价与处置的理论、技术与管理办法。南方稻田作物多熟制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是个新课题，可以开展稻田质量保育、土地生产力变化规律等研究。
国内外土地利用研究选题视角不同。国内学者多为问题导向，从实践出发，开展调查和实证研究，以寻求解决矛盾、改造世界居多。国外学者多为理论导向，倾向于从历史资料、野外调查和数据分析中，提炼总结性、概括性的命题，关注土地利用内在因子的作用机制和运动规律，以求真、认识世界居多。
作者：段建南 单位：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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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约瑟夫·阿伽西，科学观，科学主义，相对主义，全球***治
约瑟夫·阿伽西（josephagassi），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1927年5月7日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1951年在以色列研究物理学，后移居伦敦，成为卡尔·波普尔的研究生，并于1953～1960年担任他的助手，后来加入伦敦经济学学派，转任香港、北美洲、欧洲和以色列等各地的学术岗位。2003年出版的《科学与文化》（scienceandculture.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3.）一书是约瑟夫·阿伽西最新出版的著作，书中的大部分章节由1969～1999年业已发表的论文汇编而成，从自治、宽容、理性、哲学和责任五个方面全面阐释和集中体现了阿伽西学术高峰时期的主要思想。本文以此著作为读本，尝试对阿伽西的科学观作简单概括。wWw.133229.Com（因为引文出自同一本书，故直接在后面以括号注明页码。）
基本主旨：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阿伽西在绪论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的主旨是,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firstintroduction,ⅹⅶ）。他认为科学是最富理性的理智活动，但不是唯一的一种理智活动。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系统地理解事物和对自身创造的成果保持坚韧不拔的批判态度，科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人类文化中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abstract.ⅶ）因此偏执地寻求科学确定性或其他确定性的一切古典主张都是错误的，并且妨碍了科学的自由及其与文化总体的融合。他指出，“科学不等于确定性。只要人们还是把科学看作是确定的知识，那么就等于认为科学可以不受环境施加于人类行为的各种限制的约束。”（firstintroduction,ⅹⅸ）20世纪之初物理学***的巨大影响已经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将科学看作是确定的或十分确实的知识的观念。认识到科学具有可错性使人们对理性大失所望。阿伽西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有些错误，特别是一些伟大的科学理论都生动有趣和让人振奋。否则科学不会存在如此多的缺陷还这样富有成果和价值。这是主导本书的基本思路。阿伽西因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认为完全真理或确定性两者都是无法实现的，作为绝对知识、甚至具有完全确定性的科学的理想十分天真。他认为，科学不是黑白分明的东西，科学是可错的。
正如r．s．科恩在《序》中所言，“《科学与文化》一书提出了他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是置身于各种情境的科学，镶嵌于文化中的科学，在玩弄文化、引领文化、有时左右文化的科学。但是有一点阿伽西非常明确：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没有分界线。”（foreword,ⅺ-ⅻ）阿伽西认为是社会学传统分离了科学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大约在1900年弗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对社区与社会以及文化与文明进行了区分，把科学贬低为没有道德价值的小玩意。接着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说，即科学与人文。阿伽西赞同斯诺的观点，认为除了宗教文化和***治文化以外，科学文化还与人文文化相平行，但是与斯诺不同的是，他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分界。
阿伽西认为在某些意义上孤立地看待科学也情有可原，但是孤立的***景可能歪曲***景本身，从而导致混乱，产生误导作用。孤立地看待科学会导致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或者可能是我们文化中具有理智重要性的唯一部分。这对文化总体，甚至对科学本身都产生了危害性的影响。因此，科学不是人类文化中孤立的岛屿，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发生着密切和持久的相互作用，而且文化的各个方面相互映射彼此的特征。科学缘于不同的理由而显示出重要性，并且都持之有据。科学极其有用，也极有趣味，它有助于我们反思许多原来被人们错误地不加批判地接受的事物。“文化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与科学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即使最稳定的部分也不能例外，诸如宗教。面对事实你难以迷信盲从。科学不断地发现新的事实，让我们保持批判的态度。”（firstintroduction，ⅹⅹⅰ）由是认为文化史根本无需关注科学，或者科学的背景情境与理解科学的内在逻辑没有关联，这都是错误的。
阿伽西批判这样的观点，即“科学是纯粹客观的，完全无私的，除了通过事物的经济面之外完全与文化的其他方面毫无联系”（310）。他反对人们将科学与艺术直接对立起来，相反,他认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合作存在许多有趣的内容。人们之所以希望科学与艺术尽可能以严格的方式保持***状态，是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一旦艺术染指科学，科学就立刻丧失了它的客观性要求；同样，一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思想睿智起来，它就丧失了追求美的权利。（309）阿伽西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在他看来，一个领域可以从另一个领域借用一个成就或一项技巧，科学和技术会利用艺术成果和艺术家所发现的敏感性，艺术也会运用科学方法，科学和艺术相互激励（306）。有些人认为主观愿望存在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当中，因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阿伽西指出，这个合理的观念建立在一种不合理的思想之上，即艺术只是情感，而科学只是理性，理性和情感在混合的时候必然相互抑制。
阿伽西说，无论是宣扬没有科学的社会的梦想（蒙昧主义），还是宣扬除科学外一无所有的社会的梦想（科学主义），对于科学和对整个文化来说都十分危险。“没有科学的文化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不用残酷的手段尽力压制科学，科学出现之后这种文化就无法幸存。没有科学的观点科学无法存在，而科学的观点与大众科学有重大的关系，而大众科学推进了人类亲缘关系的概念。人类亲缘关系推进了科学的批判精神，即使只是因为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抵御饥饿，瘟***，还有战争。这创造了我们当今的现代文化。”（391－392）既然大众科学不但对整个文化，而且对科学本身来说都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必须经常寻求更新的和更友善的途径来使科学观念被大家普遍接受，应用科学思想扩展更多的领域，扩大人们的视野，让生活更为理性化，并且用各种途径如科学史、社会科学等打破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
根本态度：既反对科学主义，又反对相对主义
基于其思想主旨“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阿伽西在《摘要》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既反对科学主义，也反对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
阿伽西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传统的科学观，一种纯粹的科学内在论观点。他指出，科学主义想当然地孤立看待科学，含蓄地认为科学本身是完美无缺的，而不去考虑科学的背景情境和与文化其他部分的相互影响。“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确定可靠的（或者几乎是确定可靠的），并要求人们认同科学思想，按照科学思想行事。它认为科学并且只有科学具有合理性，因此否认或者忽视文化的其他部分。”（abstract.ⅶ）阿伽西的观点是，科学主义貌似支持科学，实际上却非如此。因为科学主义主张科学的权威优先于个人的自治，实质上是一种独裁，科学主义因此是反科学的。因为它将科学看作是既定的事物，而不是茁壮发展的事业。
阿伽西分析了科学主义的吸引力和危险性所在。科学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投射出一种绝对无可置疑的朴素的理性形象，并且用强大的威力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主义解决了许多棘手的疑难问题，并且杜绝了其他疑难问题。科学主义的危险性则在于它权威地映射了一种极其卑劣的人性形象，因为它孤立地看待人性，将人性的形象碎片化和过分扭曲，因此也扭曲了文化的形象。这是因为当我们忽视生活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就全部失去了自身的意义。（firstintroduction,ⅹⅶ）他认为科学主义曾经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促进人们接受科学，但是科学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有害的。“科学主义寄生于科学，然而它有助于支持科学。它在传统社会让人心悦诚服，因为它有力地推动个体从迷信走向科学。但是死守科学主义就是无批判地接受当前的文化和现存科学社会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变成了家中的陌生人。”（firstintroduction,ⅹⅹⅰ）
阿伽西批判科学主义的霸权和立论谬误。“无需争辩，科学主义成为了公认的观点：受过启蒙的理性的个体必须相信一切科学思想，摈弃所有的其他思想”。他表示科学主义实际上华而不实，其理论根基不稳，因为科学主义是两个庸俗的和危险的科学观念的结合，而这两个观念事实上是无法相容的。“它们就是理性信念与常规科学。理性信念理论认为，研究共同体所支持的理论是最理性的理论，因此对它们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任何人的权威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和理性的权威之上。常规科学理论或科学的范式理论把科学人描述为技术上高度能干、勤勉有加的专业研究员，遵守严格的强制纪律。他们相信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相信的东西。但这两个理论是相互冲突的：一个把信念建立在合理性上，另一个把信念建立在领导人的权威之上。”（360－361）
与此同时，阿伽西分析和批判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包含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只是在文化本土发挥作用。相对主义表面上看似乎支持地方科学，但其目的是要支持许多文化……他们认可任何传统，因此是以科学的名义或以某种地方传统的名义施行独裁。它看起来似乎宽容地将每个权威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但这却是以***不同领域和使每一个领域坐大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威为代价的。因而它是独裁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abstract.ⅶ）他说，“科学主义强迫人们接受科学理性的律令，相对主义则把这种强制限定于科学文化”。（ⅷ）
阿伽西在《科学与多元论》一节中比较了古典理性主义传统的科学主义、浪漫***的或传统的相对主义、一元论的进步主义（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和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126）科学主义建议遵从科学，并且只遵从科学，任何问题最多只有一个答案是合理的，其竞争者一律毫无价值。科学主义和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态度是两种古老的极端观点。科学主义要求一个给定问题只能接受一个和只有一个可证明的答案。这是不明智的。而相对主义容许存在不同的标准，只要它们不会混杂在一起，它事情没有定论，合法性是相对于时空区域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相对主义的思想容许不同的体系并驾齐驱，但是禁止它们混为一谈，禁止它们通过批判与比较而获得进步：它不允许个体反对自己的文明/文化/宗教，因此，它是不宽容的，无论它有多少善意的理由。阿伽西指出一元论进步主义是相对主义的替代项，波普尔和库恩是其理论代表。（126－127）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简称多元论，它认为同时间出现的不同答案都可以是合理的（理性的，合理的，假定为真的），但不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合理的：只有那些符合当前需要的答案才是合理的。阿伽西指出，相对主义不能够称为多元论，因为多元论必定不仅仅是具有不同文明/文化/宗教的社会的多样性而已。相比教而言，“一元论反对意见分歧：它要求快速地给出解决方案。多元论喜欢这样的状态，一个给定的问题有不止一个合理的答案，以作为理性争论的基础，而不需要他们快速给出解决方案。多元论不同于相对主义，但它同意一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地方是，多元论认为一些被驳斥的答案是不合理的（甚至新的和更好的合理性标准出现以后）。多元论同意相对主义、但与一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有差异的地方是，它容许存在不同的选择标准。多元论与相对主义的差异在于，一个为合理性标准划分等级，而另一个拒绝这样做。（迪昂和爱文斯-皮特卡德的不可通约理论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多元论建议为标准分级，因而区别于所有其他形式的进步主义。多元论把合理性当作是行动的一个特征（包括思虑和争论），而从不是一个信念选择的问题（贾维）。”（127）
阿伽西倡导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多元论，他认为可以把多样性作为合理争论的一种理想手段，“科学主义建立在诉诸普遍同意来排除纷争的愿望之上，而相对主义和皮浪主义则建立在诉诸思想的偏狭来排除争议的愿望之上。多元论愿意让毫无疑问的东西与有疑问的东西并驾齐驱而加入争论。”因此，阿伽西得出结论，“多元论是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中最佳部分的结合。它是宽容的，因而符合相对主义的允诺，它消除了孤立性，因而符合科学主义的允诺。”（135）
最后落脚点：人类对于“太空船地球”的责任
阿伽西引用了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fuller）的奇妙表述“太空船地球”（spaceshipearth），指出我们目前的系统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他说，“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fuller）引入的这个太空船地球概念提供了一幅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相互依赖的鲜明影象。”（397）阿伽西认为“科学与文化相关联的最重要方式是经由科学的基本公理。这个公理是，科学是一项公共事业，它对一切人敞开：它没有隐秘的部分。”（389）而科学的根本开放性正是奠立在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这个思想之上，传统的说法是“人类的兄弟情谊”，不过阿伽西认为“人类的亲缘关系”概念或许更为贴切。
阿伽西指出，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大科学取代了传统的科学，即小的和与公共利益关系不大的科学，但我们自此拥有了毁灭人类的能力。但人类必须承认，我们对于如何拯救人类安危和我们应当如何规避实际风险实际上却茫然无知。（375）不过，阿伽西警示道，虽然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又一点必须引以注意，“科学的灾难要求予以揭露，但不对科学带有敌意，不要恐惧。”（369）
阿伽西不无担忧地指出，当前的全球***治局势十分严重，迫切需要公众意识和关注。他认为提出一些解决全球问题的地方性方案没有什么用处，除非它们能够将公众意识充分提升扩展到和变成全球性的。（397）因此，阿伽西呼吁和倡导通过公众意识的培育和提升来引导教育运动和民主运动，鼓励个人自治，经由公众的批判讨论和有效地传播最低限度的科学文化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全面综合的观点。他认为有必要建立新的科学教育，而这个事业的起点应当是拒绝科学主义，拒绝科学对理性具有垄断权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文化、大众民主和个人自治的结合有助于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对全球局势的概观，因为全球***治是整个人类的***治，我们必须努力让全球***治广为人知，从而促成一种民主的和科学的大众运动。（402）
参考文献：
josephagassi.scienceandculture.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3.
asurveyofjosephagassi’sviewofscience
wuxiao-yan
地理学科论文范文4
［关键词］《科举学导论》；刘海峰；科举学；综合性专学
Abstract:“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isabookbyProfessorLiuHaifeng,whoconcentrated14years''''painstakingeffortonthe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theorysystem.Thewholebookcontainsabout490,000charactersandeighteenchapters,notonlydiscussestheimplication,contentsandstructureofthestudyofKeju,butalsodeeplycommentsthetheoryofthiscomprehensivespecialstudyfield.Thecharacteristicsofthebookcanbesummarizedinfiveaspects:big,true,theory,newandbeauty.Thebook,“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s",whichcameoutinAugust,2005,isasuppercultureforthecivilserviceexaminationsystem''''scenturysacrificesentertaining.Atthesametime,italsohasestablishedonemimicpointfortheKejudiscipline,andstructuredafundamentaltheoreticalplatformanddevelopmentframeforthe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
Keywords:StudyofImperialExamination;LiuHaifeng;studyofKeju;comprehensivespecialstudy
科举制废止百年之际，伴随着“科举学”作为课程进入大学课堂与“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正式召开，凝聚刘海峰教授十四年心力的《科举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也映入学人的眼帘。全书约四十九万言，辟有十八章分别界定科举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与目的，叙述科举学史、科举史，探讨科举的起源、科举的存废、科举的东渐、科举的西传，介绍科举人物、科举法规、科举术语、科举文献，从***治、教育、文学、社会、文化、地理六个学科视角剖析科举。此书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着力为科举学构建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细品全书，其特色可以概括为“大、实、理、新、美”五个方面。
一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领域。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学，它至少涉及历史学、***治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并且其资料繁杂、分布范围殊广。因此，综论性的科举学专著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视野。非大视野不足以囊括广阔的研究范围，非大视野不足以统摄丰富的研究史料，非大视野不足以整合丰硕的研究成果。《导论》一书以大视野对科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走出了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局面。
大视野下的科举学，需要一个大的结构来驾驭。《导论》的结构是由总到分。前三章是科举学元研究，为全书行文奠定了基调，统摄全书。第四到第六章是科举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科举的概念、起源、演变、评价做了一个扼要的交代，为读者更深更好地理解下面各章打下基础。第七章到第十八章是分述，其中六章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研究，这六个学科均为科举学中最重要、成果也最为丰硕的学科视角，另外六章研究了科举学中六个基本的问题，人物、术语、文献、法规使科举以整体的面貌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东渐论与西传论则充分体现了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专学。
科举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理论体系。此书力***提纲挈领地论述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进行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为科举学打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以促进科举学走向成熟和完善［1］(P6)。所以，本书在资料剪裁上体现为一种大境界，主要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科举知识或研究科举制度，而是探讨科举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1］(P2)。相对于其他***的科举专题研究，本书在一定意义上着力打造科举学的“纲”，所谓纲举目张，科举学的成熟能够为具体的科举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背景依托，进而促使整个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二
学问贵在一个“实”字。科举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实”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作者接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训练，谨守学问之道，时刻保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态度。《导论》一书虽视野开阔、规模恢弘、着力于理论的构建，但均坚持论从史出，而非以论带史，更不以论代史。作者总是运用微观的史料来严密论证其宏观上的论点。论点的得出，力求建立在所能发现的全部材料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非以是否符合先验的“论点”而定取舍。
要在科举研究领域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成果，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考证功夫。《导论》一书仅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中外文论著592部（篇），附录中所搜集的包括中外八国的论著568部（篇）文献也多有参考引用。参考的文献不仅有近人的研究专著、论文，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仅包括正史、会典、登科录、题名录、碑录，还涉及诗集、日记、笔记小说、回忆录。若获取资料尚勤，则鉴别资料尚智；取材广博、资料宏富可凸显出作品的厚重，材料真实、恰当方能使作品经受时间的考验。作者细致入微的考证功夫在破解进士科的创立时间时表现尤为明显，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四条途径进行考证：第一，指出今本《隋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进士科的直接记载［1］(P89)；第二，列举最接近隋代的《旧唐书•薛登传》、《旧唐书•杨绾传》、《通典》、《选举典》等大量可靠史料，这些史料明确表明，炀帝始建进士科；第三，使用“消极性质的史料”推定进士科创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第四，对于有学者依据房玄龄举进士及其生卒年月而得出进士科始于开皇年间，作者首先通过两《唐书》中的具体事例说明，直到北宋年间，进士与秀才互用的例子还很多，进而提出《唐摭言》作者不以大名鼎鼎的唐初宰相房玄龄作为隋代进士例证的反问，来说明房玄龄可能并非进士出身，最后指出研究也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
研究结论的表达也要老老实实，坚持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既不能少说一分以保进退，更不能多说一分附会“论点”，博求异说。例如，关于科举西传是否成立的悬案，刘海峰教授自1991年始先后赴英国、日本，新发现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中未涉及的文献近50种，结合邓文加以研读、斟酌，在得到“明确指出英美等国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得出“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1］（P395）的结论。关于乡试录取率的问题，作者指出并无确切记载，而且不同地方的录取比例也不相同，然后在占有相关原始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顺天和应天府的中式比例较高”的结论。如果作品在最后的结论表达上出现问题——或者已有铁证而不敢得出明确的结论，或者缺乏足够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而仓促得出结论，以致事后出现“硬伤”，实为可惜。
三
有充分的考据，学问才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考据是一种特别的功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2］。“研究”不能局限于事例的罗列、资料的堆积，也不能拘泥于古今中外名人名家各种“理论”的排列组合，而是要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解读出令人信服的意义。考据必进至义理才能开拓其心胸，才能使考据不致落空，真正的“研究”须落脚于义理且离不开义理的阐发。《导论》一书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着眼于理论的探究，通篇贯彻一个“理”字。阐发义理要求作者跃出故纸堆、逃离“大拼盘”，更不能甘于人云亦云，即要有“疑”的特质。《导论》一文疑“废科举后社会表面十分平和”［1］(P109)、疑“书院反科举的特点”［1］(P177)、疑“八股文一无是处”［1］(P217)，等等不胜枚举。
严耕望认为：做研究，要善于对资料进行挖掘，善于理论的提升。《导论》体现出作者善于提炼总结的才智，能够读出资料的空白处，能够通过具体事件找出彼此间的联系，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对前人的成果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而总结出科举学中的一般规律。其中以比喻来描述科举发展脉络乃至影响最为出彩：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了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方许多过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1］(P110)。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已成为历史，研究历史如何还其本来面目乃至古为今用？这需要占有详赡可信的资料，更要有知今通古的智慧。史料不可能完整表达历史，史料本身也不能自动活化为历史。就研究目的而言，鉴古固然可以知今，但就研究方法与策略而言，知今却有助于通古。一个人越了解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就越容易认识历史上相似问题的真相，在一定意义上，古与今是互补为用的［3］。《导论》一书多次借助对现代考试尤其是对高考的理解，来更清晰地阐述历史上的科举制。例如以现代社会的高考制度所能达到公平的程度来理解科举的公平性进而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以高考作文客观评分之难作为解释八股文长期存在的考试学依据，以“”期间废除高考前夕将其“妖魔化”来比附清末科举的舆论遭遇，都体现出作者用“常识”手段来解决“知识”问题乃至“理论”问题的睿智。
四
创新程度是判断作品价值高下的关键标准。在二十余年科举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的这一新著把科举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导论》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1］(P16)。作者通过对科举不断深入的研究，发现“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4］。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科举制，着力挖掘科举制的积极成分。本书在就以往科举能否选拔真才、科举与清末官场腐败、科举与中国科技落后、妇女不能参考非科举之错等问题抒发新见的基础上，又论证了“科举对中国文学繁荣的促进作用”［1］(P206)、“科举制并非统治者愚民的产物”［1］(P217)、“科场案是制度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典型表现”［1］(P280)等新的论点。
对一本开拓性的学科专著而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并重，对于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而又被历史偏见充斥的科举学而言更应如此。本书一方面探究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价值、科举学的架构、科举学的旨趣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科举活动和科举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1］(P29)，科举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P64)，科举制的总体评价［1］(121)，西方文化与科举制的关系［1］(P273)，同年进士的***治学研究［1］(P5)，举人、秀才、童生的宏观群体考察［1］(P19)，科举文物的考古学研究［1］(P26)，科举的经济学研究［1］(P30)等重要问题。
学科建设离不开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导论》一书的贡献还在于方***上的开拓。由于科举学研究的广博性，其研究对象是已有任何学科所无法包容的［5］。本书作者引入了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科举学，把科举学的研究分为内学研究和外学研究，内学研究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而外学研究就是与之密切联系的历史学、***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1］(P26)，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涵。鉴于科举为“学”，作者引入了系统论的观点，统合概括各学科***和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并兼顾各学科无法***研究的边缘和交叉地带，不仅使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成果会通，而且根据原先不同侧面的平面***像，重构一尊立体的雕塑［1］(P2)。以“大科举观”统整已有的科举研究成果，使科举学研究产生飞跃，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五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字的优美畅达可以提高学术专著的影响力。文字的表达有四个层次：文从字顺、词能达意；运用自如、文字流畅；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妙笔生花、出神入化。流畅是文字之美的基础，妙笔生花则是文字之美的最高境界。《导论》一书是建立在扎实考据基础上义理与辞章兼具的力作。本书虽是着力于理论构建，但作者能喻善譬使全书通俗易懂，诗文的适当引用令文字产生一种优美的韵感。文章不厌百回改，如此精致的文字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文功底，也离不开作者潜心细致的打磨。
本书在理论构建之余，还给人们奉献了一席知识的盛宴，充分彰显了知识之美。它不仅能使研究科举的学者对一些科举公案与热点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普通读者也能籍此对科举知识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作者向读者清新明快地剖析了科举的变迁；简练精要地介绍了科场条例、考试程式与内容；分门别类地讲解了科目、名位、贡院规制等科举术语；条分缕析地梳理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等科举人物；饶有趣味地展示了试帖诗、策论、八股文、状元戏、才子佳人小说等科举文学；兴致盎然地解说了饮食、游乐、社交、建筑、科名崇拜等科第风俗。作者还将题名录、登科录、朱卷、闱墨、试卷等科举文献与东亚诸国科举的概况作为科举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读者分享。做学问要力求深入、力求专精，但其思路应清晰可见，表达应练达易懂。相比时下诸多令专业人员也常难窥其堂奥的玄“学问”，刘海峰教授的《导论》使读者毫无滞碍晦涩之感，尽享思维之乐趣。他带领着读者出入一系列科举的“迷宫”，有赏心悦目之畅快，而无晕头转向之苦恼。作者通过“平淡”的语言，尽显科举学的迷人之处：在谈到科举制废止的仓促时，作者说，那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那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1］(P109)。谈到八股文极端形式主义，作者云，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1］(P116)。谈到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限，作者道，这些古典人文知识毕竟和社会生活实际相隔甚远。为选拔少量的从***人才，却诱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成天埋首钻研复杂精细的八股文考试问题，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同时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或许八股文的长期盛行确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智力，但到清末，西人日为有用之学，而中国人仍沉迷于八股迷津之中，对近代社会而言自然是弊大于利［1］(P204)。科举学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作者的“轻描淡写”中清晰地刻入读者的脑海，使读者尽享理论之美。
作为第一本“科举学”专著，本书难免有些许缺憾。***治、教育、文学、哲学、社会是与科举关系最为密切的五个方面，限于精力、资料与学科背景的制约，“哲学”在本书中没有专章论述；“***治”虽辟有专章，但与其它各章相比，论述略显薄弱。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决定了全能且均衡发展的“专家”很难出现。总体而言，本书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工作规模恢弘、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在精细中而能见其大，是一部“充实而有光辉”学术力作［6］，为科举学的学科建设确立了“原点”。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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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106.
［4］刘海峰.知今通古看科举［J］.教育研究,2003，(12)：61.
地理学科论文范文5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巨大的震撼。无论人们如何去评价或褒贬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意义，其广泛的效应都是不容忽视的。不言而喻，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泛起它的漪澜。当“后现代性”渗入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思潮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现存性
一般地讲，人们用“后现代主义”一词去描述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运动及其现象，以区别于现代主义运动、本文和实践；而用“后现代性”一词去描述伴随后现代运动而呈现的一切可标榜的后现代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后现论，或者一致的一组立场。后现论的繁杂性和立场的多元性，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基本状况。所以，“后现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种文化、社会、***治和哲学等等发展的历史趋向性，而不是任何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论。在这里，历史的趋向性与理论的特殊性决不是等价的。无论如何，当后现代主义在对历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弃的形式下，试***去重新定位当代文化的走向和基点时，它们也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影响科学自身发展的特定人文环境或人文途径。从这一相关性上讲，后现代主义运动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后现代性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挑战。它批判了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具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反对唯有科学知识可以被安全地建构的科学主张；驳斥了现代主义坚持科学理论具有保证科学研究概念基础作用的思想，否弃了现代主义以为科学是或者应该是价值中性的立场；强调了科学的实践的和道德的意义；展开了与一致性地建构科学真理的信仰的争端。一句话，“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认为科学认识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够通过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的主张。”[ 1]从而擎着“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在批判现代主义中，重新构置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以及科学、本文和叙述之间的联结。
第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60、70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应用、传输媒介的爆炸、***治形式的变换、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新的时空经验的感受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突出等等，这一切促使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上导向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并以此来对抗那些元理论的理性经验。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本质就在于，它把社会看作是由无限多的生成意义的文化载体所构成的，一切都是相对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从于它们各自的独特轨迹，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条件。换句话讲，在这种新的文化经验的框架内，一般的理论标准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和说明被解构了，一切都诉诸于特殊的文化经验的直接意义，其典型的口号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依赖于语境的。”［1，p6］
第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后现代主义抱着怀疑和疾世如仇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毁；在于有意识地去“错解”或“错读”，而不是理性地建构和逻辑地抽取；并不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玩那些当我们烦恼时可以改变其规则的游戏，“其信条就是：别对任何事情太认真，这不值得烦恼。”[2]因而， 它试***破除所有已确立的科学学科之间的边界，去讲说超学科的论述，并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的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3]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一切形式和内容、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都需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解构战略去实施和实现。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自身。
不言而喻，从后现代特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学主义”作为其反传统的一面旗帜，把“新的文化经验”作为反基础主义的一只号角，把“解构战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一场冲锋。在这里面所蕴含着的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趋向，不能不作为普遍的后现代性本质影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
然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并不等同于后现代文化或艺术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义流派。同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也绝非任何单纯的、抽象的允诺，而是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将会抹杀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也将失去把握它的“后现代性”跳动的脉搏。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趋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去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话”，而是可感知的“现实”了。
但是，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仍然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它的后现代性仅仅在于，弱化规范理性对科学活动的强约束，延展科学理性运动的疆域，开拓实现科学理性的新方法，在科学主义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义的精神，把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科学看作是一致的，从而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是曲折的、非直观的和深层的。但这正好表明了后现代性在科学实在论研究中的时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我们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简单地代替前者。事实上，人们否认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存在，是否认了反科学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决不能否认后现代性特征在科学哲学中的展开；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们讳言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却绝消除不了在他们理论中所渗入的后现代性的研究趋向。总之，对于科学实在论的这种时代性的走向，应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囿于形式上的言词。
二、后现代主义趋势与科学实在论转向
在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中，尽管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但却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倾向或趋势。一是以莱奥塔德（Lyotard）为代表的局域论的趋势， 强调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论述的世界，试***发展被称之为后现代条件的“莱奥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趋势，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因素贯注于后现代的意义难题。从而导致了一种将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观念立场。这两种趋势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产生了潜在的和间接的影响。
首先，消解和摧毁元论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贵地位是局域论趋势的根本宗旨。莱奥塔德对后现代主义趋势的途径做了这样的描述：“对于语言游戏的非同质本质的认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确定一个游戏规则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骤必须是局域的……，因而，这一趋势倾向于有限的无论证的多样性，并且这种论证涉及了其在时空中的限制。”[4]这也就是说， 后现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论述所统一起来的局域论述的多元性中，各种要素的随机组合。
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局域论趋势要表明：
1、科学本身并不是同质的论述， 而是多样研究领域和行为的“空洞标签”；事实上，存在着多样的玩其自身游戏和产生其自身局域规则的科学。
2、后现代哲学已中止了对其自身传统特权的欣赏。因为， 哲学既不能超越世界的多样性而仅仅提供单一的形而上学洞察，也不应提供对于世界的单一认识论的线索。传统的哲学家们实际上只是生产着标准、规范、规则和陈词滥调等等的集合，而人类理智和文化的物质性和丰富性都被亵渎了。
3、主体总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信仰和语词的集合中去把握对象，因此中性的观察者不存在的。与此相关，理性既非约束于语形，也非仅仅由逻辑来规定，而是依赖于语境并历史地被决定的。
4、 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本文中抽出或证实某一永恒不变的教条或启示，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评价的多维空间，而意义恰是在多维空间中传播的。因而，当使用“批评”一词时，并不意味着“说明”而是意味着“刺激”。本文解构的实质就是要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维的评价，由教条性的说明走向启迪性的刺激，由守旧走向破除，由一统走向多元。
总之，局域论的趋势反对用元论述去统一局域论述；强调案例分析而不顾基本的理论背景和系统的建构；不注重对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对结构和组织形态（科学、文化、社会建制等）之间的相互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元的论述以特殊方式存在着与科学的联结，而科学以多重层面与社会相互作用，以致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学哲学的领域，人们对于科学哲学之***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不应再受到狭隘科学哲学的歧视。
其次，解构和放弃逻辑及任何本文的规则是后结构主义趋势的核心目的。局域论趋势是要把意义难题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文化或科学的局域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语词并求解局域的语言游戏，以达到对意义难题的解决。而后结构主义的趋势则认为，限制意义及其有效性的范围，并不能使对意义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应当把意义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
“后结构主义”的意义概念发展了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意义从来不在符号中表现，它总是分布于符号总体之中，并且是由未陈述的战略整体性所生成的。结构主义者否认了意义的表征概念，认为意义并非由它们的指称所决定，而是在意义的关联网中被捕捉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该符号中未出现的不同结构所构成的，正是这结构划定了符号间的界限。一个符号意义的显现，依赖于在一个否定的方式中该符号不是什么的背景。在这一点上，德里达比结构主义更进一步，主张这些不同的结构从来不能被决定，因此，意义也从来不可能是完备的。“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永远不出现的其它的踪迹所决定的。”[2，p32]关键的是，后结构主义趋势并不想把握意义所渗透的各种结构，而是试***表明生成意义的结构如何才能被消解。德里达把这种解构行为与西方文化（科学是典型案例）的困扰作了比较，并以此廓清问题，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把它们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内，并形成不同层次的体系，以使意义展示出来。总之，使意义明显地通过结构的消解展示出来，而不是隐含于结构的神秘现象之中，正是后结构主义的途径。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后结构主义趋势认为“本文是我们能够接触的唯一实在。”我们没有进入世界自身的途径，本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谈论世界就等于谈论本文，因而，理解本文的不可能性恰是不能理解世界的另一种表述。由于本文（世界）决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内在的意向性与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特有的分离张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这种***潜势获得自由。所以，后结构主义的焦点就聚集到了关于本文的***效果上。正是这种***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验的表征，意义永远不能被完全地被把握；这正像模写和延续是无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们能够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这两种趋势从不同的侧面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影响。譬如，把科学哲学看作是一种后现代的“本文活动”，一种对不同性问题的解决；消解以现代逻辑主义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本质主义，反对为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修辞以及讲话的方式上等等，就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趋势是同性的。历史地讲，在后现代主义的趋势的影响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其一，“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语言转向”的洪流，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超脱传统基础主义的巢穴。当它期望将科学理性的重建奠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基础上时，只不过是从语言分析的形式上将基础主义极端化了。“解释学转向”作为对“语言学转向”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范式转换、新的理解和阅读本文的方式，标志了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5] “解释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更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特别是促进了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之间的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科学实在论导向了整体论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取向，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与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相互融合的研究趋势。这表明了科学实在论作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思想和方***的形式，不断地扩张和渗入了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6]
其二，“修辞学转向”推动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显著发展。“修辞学转向”的实质是要把科学修辞作为一种确定的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更进一步地跳出形式语言的逻辑预设，而从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这一“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兴起，促使了科学实在论更进一步地排除在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进一步削弱单纯本体论的独断性，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这深刻地表明，科学实在论在已经相当进步了的基底上，正在不断地充实和实现自身的后现代性。
不言而喻，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生成和发展中，其后现代性趋向表明：在理论上，不断地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社会，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等的具体引入。总之，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趋向具有着对象的、层面的、视角的和意义的不同，表现了各种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观念区别，反映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运动所具有的多样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三、解构战略与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特征
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方***的分析，而是反对将任何一种方法看作是凌架于其它方法之上的具有特权的圣物。后现代主义也不一般地反对整体论的分析运动，而是反对在任一统一的科学纲领下的总体理论的探究。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是一种解构战略，就在于它是一系列以摧毁和消解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也正是在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展开中，解构战略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实现途径。集中地讲，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差异”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前提。 “差异”是一个具有强讽刺性的概念，它是要将元理论的分析还原到最小的或最局域的单元。从而，在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去寻找“差异”的中心性，在解构了的世界中去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在***了的本文中去寻找肢解的实质性。由于只有接触本文才能接触世界与实在，所以，本文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内在的本质，而在于外在的功能；不在于它的形式表征，而在于它的信息转换。因而，意义的“认识所予”不是本文，而是“差异”。在分离的变动中所揭示的这种差异，正是在这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这里，***本文，抛弃所予，把握动态变换中的差异，恰是解构战略得以不断展开并产生效用的前提。
2、“讽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基础。 由于后现代主义正是通过讽刺的手法达到其解构现代性的方式，被人们称之为“一种讽刺的整体社会论”。“讽刺”手法的原则就在于：①实在是可讨论的；②语言是初始的；③只有在语言的范围内，实在才是可象征的、可达到的；④只有在语言中能够言说任一或每一事物；⑤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他自己的语言，包括关于事物的所有其它一般陈述；⑥上述各项均是历史的事件，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或逻辑的论证；⑦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既是现代性特征的终结，也是现代性语言的终结。[1，pp23—24]。
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展开中，显示了“讽刺”是构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使得实在和语言之间的一致及其不可言说的游离，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对象、边界、条件和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奥塔德后来试***用“词组哲学”取代以前的语言游戏的概念，认为游戏者不是唯一的，他是相对于词组而存在的，而词组则先在于任何意向。词组是理论的基元，在一个特定的“词组制度”中，将词组秩序化正是“词组哲学”的任务。而罗蒂则迈向了自然主义的语词实在论，并建构后现代的“拟文学哲学”，以取代传统哲学的地位。可见，讽刺手法所引出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词本体论这一后现代解构战略的基础。
3、“放弃独白、构造对话”是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根本途径。 “独白”作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元理论的表现形式，使论述丧失了“实践—道德”的本性，也造成了社会意义的模糊性。只有“构造对话”，才能实现本文的真正语境意义，使论述成为一种平等的社会论述，才能让“社会科学变成公民论述的典范”。这种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或语用学的转向，潜在地蕴含了公民在民主公众生活中的社会参与性行为。同时，作为论述的社会隐喻也可表明，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语言结构来加以理解，而且这些结构可以通过讲话的修辞行为来发明。讲话行为表示并嵌入了不同的意义世界之中，并且这些意义在社会中是层次地有序的。论述语言的符号化系统不仅仅是讲话行为，而且是社会关联结构的实现和调节。更进一步讲，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符号系统，而社会则是一个进行对话交流行为的系统。另外，由于论述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局域性和语境性，“构造对话”的本质之一便是追求论述的修辞学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并以此去彻底地消解元理论的“不道德的霸权地位”。在“语词—世界”的关联中，论述的方式表征了实现特定世界观的方***途径；所以，突破一种论述方式，就是导向一种新的方***。一句话，“社会契约就是语言；讲话就是战斗；一个人总是处于特定交流范围中的结点上；一致是压迫的；创造总是论争的诞生。”[7] 总之，从元语言走向自然话语，从元理论走向修辞发明，从元逻辑走向社会结构，从元规则走向普遍的价值趋势，就是通过“构建对话”而实现解构战略的具体途径。
后现代主义解构战略的具体实现途径，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意义上，作为后现代性的视角，渗透或折射进了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或折射是以不破坏科学实在论的总体目标、趋向和本质条件，以拓展科学实在论研究的空间、手段和深度为要求，以强化科学实在论自身所特具的学科性、表述性和语词性为特点的。它们不是以囫囵的东西对应地搁置于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之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人类理智的要素被有机地消化、吸收和溶入了科学实在论独特的有机体之中。在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就表现为“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具体地讲：
1、整体论的扩张是对传统实在论过份强调“普遍论”的现代性的反叛或修正，是要把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和相关性结合起来，去说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所以，整体性的扩张就在于开放性的选择。这主要表现在：①强化科学解释学的实践性，把人类的行为、科学和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大”本文来阅读，从而在一切科学理论的“小”本文的社会意义上超越“语言转向”的狭隘性，使负载理论的语言与作为背景的社会更自然地融为一体，实现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科学认识论，使科学认识论的语言具有整体的丰富性、深邃性和时代性的特征。②引入修辞学的方法，把科学论述看作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作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作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证明或说明模式的唯一结构。③通过自然主义的途径去说明科学理论的规范的形式系统与经验的描述系统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理论语言进行泛物理主义的阐释；或者通过科学的进化去说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阐释理论、仪器、方法、价值、规范、道德、心理和社会建制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本质上的社会活动。
2、意义理论的深入是对传统实在论机械理解“语词—世界”关系的现代性的否弃和超越，是要把意义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义性统一起来，去阐释科学运动的表征方式和解释方式。这主要体现在：①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传统的对应论的指称论，认为意义决定了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是约束指称使用的一种功能，同时也是指称定位的立体坐标，从而坚持了“意义”的意义超越了直指的旧观念，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②自觉地借鉴和引入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方法去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言，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去描述概念的语义网络，说明它的语义的一致性和语用意义的整体性。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来说，语义和语用分析已由被迫的论战需求转化为容纳和满足各种实在论的立场、观点和可能趋向的方***的保证形式。③在测量意义上去确立实在论的经验建构论，以消解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还原论，认为测量结果的表征术语不是作为实在的“模写”，而是作为实在的“映射”被建构的，因为它的意义内含了特定测量主体的价值趋向性和意向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承认表征术语的意义的映射性必然地具有它所映射的特定实在的“模本”。从而，把实体的总体性和它们的关联看作是实在，或者把实在看作是具有潜在性、发展性和本质功能的实体总体，从而把所有实在解释成不仅仅包含存在什么或发生什么的世界，而且解释成必然是或可能是什么的世界。
四、结语
尽管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但后现代主义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对人类理智运动所产生的那些时代的影响，将会继续发生它潜在正负方向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与反后现代主义批评之间论争的焦点，就在于当今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即科学是不是唯一的、有特权的知识形式？何种认识模式是科学？应该如何理解科学是社会进步的途径？科学怎样能够成为既是主张客观知识的论述，又是构成社会同一和规范建制秩序的社会力？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辨和求解中，后现代主义对难题的认定是敏锐的，但却设定了偏激的边界条件并给出了错误的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这样几种倾向：第一，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朝向元叙述的怀疑为基底，在多维的和不稳定的空间中，将叙述与科学认识割裂开来，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运行着，完全是一局没有规则的游戏。而真理就恰恰是在这种多样形式中非唯一地产生的，从而科学理性成为没有规则的“规则”的游戏及其自然化的体现。第二，具有某种古代诡辩论的特征，溢发着对哲学理性的嘲讽和亵渎。在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框架中，一方面否认基础论证或证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把非理性的“说服”作为根本的论证以充作理论的基础；在否认哲学除了启发性之外别无任何原则意义的同时，却要把解构的方式作为普遍的规则塞入人类理智的一切领域；既在叙述和说明、修辞和逻辑之间掘出一条不可逾越的沟壑，又试***通过“社会隐喻”去构设可选择的秩序化的理论。第三，反实在论的立场。后现代主义从否定中性存在的视角出发，把一切表征、一致和指称等都看作是依赖于概念框架而生成的，因而本体论的范畴嵌在指称说明中，并且这些说明是历史地和文化地变动着的。而且，这些变动本身也并不是朝向最成功的实在复制品的收敛运动，而是根据文化发展的趋向而社会地发散的。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衰落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除了其理论的歧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两个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当代文化的发展多么地斑烂多彩，科学均将处于文化运动的主潮流之中；其二，科学建制的系统化、完备化和开放化，已使它不断地增长了与社会建制之间的联结，并由此产生了更强有力的社会力。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通过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不断地走向了“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然而，从总体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在吸收“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陷入一般的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在借鉴语义和语用分析及意义批判的手段时，也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在接受解释学、修辞学的方法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中，在广阔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关联中探索科学的进步时，也从未放弃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尽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批评的缺陷，尤其是内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义的趋向。不过，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显示的那些虽然任重而道远，但却富有时代意义的趋向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喻示我们，在当今中国文坛上泛文化主义盛行之时，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高举“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一项多么必要、必然而又必需的事业。
参考文献
[1]Steven Seidman and David G.Wagner，Postmodernism and SocialTheory，Basil Blackwell，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2，p6.
[2]Zuzana Parusnikova，Is A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Possibl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rch，1992，p25.
[3]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m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Theory and Culture，Columbus，1987，p92.
[4] J ·E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Knowledge，Ma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66.
[5]Nancey Murphy，Scientific Realism and Postmodern Philosophy，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1990，p292.
地理学科论文范文6
陆先生反对将西方文艺学方法的引进看做“名词术语大换班”一类的说法，依他之见：“关于文艺学方***的热烈讨论，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理论自觉的表现，说明我们的理论思维正在努力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这既是民族振兴、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文化大趋势的需要。陆梅林的上述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因为在文艺思想史上，许多有重大贡献的理论家，首先，由于他们在方***上有所突破，所以，才能在理论上做出巨大贡献。
陆梅林在充分肯定文艺学方***讨论意义的同时，还从文艺学方***基本层次的划分入手，就文艺学方***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关于方***体系的层次结构，我国文艺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陆梅林按照研究方法的概括程度和适用范围，把文艺学方***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方***、社会科学方***、具体研究方法。
一般方***的基本原理适用于一切科学，即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具体地说，一般方***也就是唯物辩证法，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它的三大规律是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中概括出来的，所以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在文艺学方***中，它居于最高层次。社会科学方***处于中间层次，具体研究方法处于最低层次。一般方***指导和规范着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文艺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它的原理、规定在中间层次和最低层次上具体地体现出来。
陆梅林所倡导的是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引，并把它放在文艺学方***的最高层次中，这在文艺学方***分层问题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毋庸置疑，陆先生关于文艺学方***分层的考察是宏观的、辩证的，他抓住了文艺学方法的特殊性，凸显了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作用，从而为文艺学方***体系之建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然而，当人们充分肯定文学研究新方***的功绩的时候，又势必要碰到这些新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由于理论准备和知识积累还不太充分，因而，也提出了一些偏颇的观点。如“多元化”理论，“所谓‘多元化’，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百家里的一家，多元里的一元。”陆梅林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无疑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地位。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没有社会主义、没有人民民主。陆先生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方***放谈》等文中，反复提出“一元论”和“多样化”的原则，反对这种“多元化”的主张。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世界观和方***的最高层次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但在具体研究的方法上要多样化。”在世界观和方***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应当多样化，以达到多样的综合和统一。
综上所述，陆先生的“一元论”与“多样化”原则的提出，开辟了一条正确理解文艺学方***的新道路，在文艺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无穷无尽的生命力。陆梅林的“一元论”与“多样化”原则对于我们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方***的意义。首先，“一元论”与“多样化”原则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其次，“一元论”与“多样化”原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再次，“一元论”与“多样化”原则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多元论”的锐利武器。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家研究》的部分内容，批准号07BZW006。]
参考文献：
[1]陆梅林：《唯物史观与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陆梅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论纲》，载于《文学评论》，1994.4。
地理学科论文范文7
论文摘要：翻译专业各类学位课程的设置进一步巩固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同时也凸显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翻译教育的理论建设必须加快步伐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要尽快转变学科理念，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搞好专业课程的设置及教材建设工作。
随着国际间交流日趋频繁，翻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愈加息息相关，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关注。继2040年部分外语院校开始设置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2006年***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2007年又批准开设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课程…。也就是说，翻译作为***学科进一步得到确认。翻译学在我国虽说起步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翻译院系将会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翻译专业本科也会在全国高校中普及。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加快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步伐，以便使新建的翻译专业在理论与应用方面不仅只有其名还要确有其实。翻译作为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与以往仅作为外语一项技能和一个方向的教学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新增的翻译专业，硕士、本科课程如何设置，教材如何建设等，这些问题迫在眉睫，需要上升到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来认识。
我国的翻译专业教育起步较晚，要获得较快较好的发展，必须抓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除了体系机构的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学科理论建设。就翻译教学来说，就是要从翻译教学理论出发，认真学习研究国际翻译教学的经验，分析国内翻译教学的现状与不足。只有树立正确的学科理念，开展积极的理论批评，研究适用于新形势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才能进一步巩固并继续提升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才有可能从宏观上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的过程，从微观上指导翻译的具体实践；才有利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翻译专业的人才。应当承认，当前我国在翻译专业教育理论建设方面与西方①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才有助于学科发展。本文拟从学科理念、翻译批评和课程设置与教材这三方面探讨翻译学科理论建设。
一、转变学科理念，进一步提高学科地位是搞好理论建设的前提
论及中西方在翻译学学科理念上的差距，许钧断言，“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因为，早在20世纪7O年代，翻译学在西方已经开始确立其***的学科地位。
在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JamesHolmes将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种。而纯理论研究之下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这个时期西方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活动的多种形式、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翻译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运作方式，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在形式上拓展至模仿，对文学史、文学评论等进行改写，这些理论还涵盖了影响翻译过程和译作接受的诸多社会文化控制因素“。此后，西方翻译学学科地位从不同方面得到巩固和提升。以英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设了培养翻译理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以及应用翻译学硕士学位课程，现已形成规模。有的设置纯理论翻译学博士学位，有的设置了应用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些翻译院系还定期举办短期的翻译研究培训班进行专项的理论培训(如曼彻斯特大学联合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暑期短训班)。翻译学朝着跨学科多角度的方向发展，研究成果也随之越来越丰富。2O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翻译学的专门学术出版机构，如创立于1995年位于曼彻斯特的圣·杰罗姆出版社，国际性翻译学杂志如TheTranslator，Meta，Target，Perspectives和rI’I’R等，并且数量还在继续增长。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继1998年的《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之后，主编MonaBaker在2009年又有《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新版问世，新版的百科全书根据翻译理论的发展增加了新条目，原有的条目在内容上又有扩充。大量翻译学术论文的发表，翻译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均反映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景象。这一点从上海外教社和北京外研社近年来分批影印的翻译理论研究原版书籍便可见一斑。这充分反映了翻译学科在西方的地位。
当翻译学学科地位在西方不断上升时，与此形成反差，在我国却在下降。首先是不合理的学科定位直接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发展。“如果不能在国家的学科目录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该学科就很难获得包括申报课题、成果评奖等学术研究的资助，也很难自主安排教学计划。而翻译教学的相对落后反过来又制约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使得新兴学科的发展举步维艰。”L8然而，尽管翻译学科没有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但从学科内涵和学科力量上，翻译学已经与“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成三足鼎立之势。可以说翻译学现状比较尴尬。一方面是作为***学科的地位得到普遍认可并不断提升，报考翻译专业的硕士博士数量骤增，几乎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文学两者之和。而另一方面，学科的学术地位仍然很模糊，比如，有些学校将它归属于应用语言学，而有些学校又将它归于外国语言文学。希望业界进一步转变学科理念，为翻译学正名。只有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局面，使翻译学科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专业理论建设才能有效地开展。
二、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
提高翻译批评的理论含量是加强翻译专业理论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翻译批评既可以是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批评，也可以是对翻译理论的批评。中国的翻译史源远流长，也有着丰富的翻译理论，然而在国际比较权威的当代翻译学概论中nDjL1却看不到中国的译学理论。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西方学者有学术偏见和知识局限造成的，不能单凭这一现象来评判我国的翻译理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不无理论思路的狭窄，理论意识的不成熟，和理论方法的缺乏。翻译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实践经验对东西方翻译工作者都是公平的，区别只在于谁能从这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LI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西方现当代语言学、文学理论以及人类学等学科迅速发展并纳人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翻译研究大量吸收了这些邻边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的学科和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理论。而这个阶段，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在原地踏步。翻译理论多是在语言层面上依据“信达雅”的标准做评判。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翻译理论还多是经验式、印象式的评点，大部分是围绕具体的翻译技巧在做文章，也就是说，还停留在语文学角度的探讨，凭印象、以原文为基准对翻译进行评判。这些特点在不同时期权威性的翻译论文集中可见一斑。。这些文章在理论层次上大致相当于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国际译坛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多元化体系，而我国还是一元论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在我国译坛一统天下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国外翻译理论的影响下，我国译界有些改观，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翻译研究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研究重心应该从原文向译文及其译者和社会转移。但是迄今为止，真正以社会文化多元体系为理论框架对翻译的热点问题展开研究的论著极为少见。正如许钧指出的那样：“目前一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翻译批评文章更多的还是文本的对比和分析”。也就是说，仍然停留在狭义的翻译研究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的理论研究还很少见。理论范畴无体系，术语界定模糊，不系统，缺乏缜密的论证，加上学术规范性不强，因此，当代国际译坛上至今没有我国学者的声音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请进来派出去的***策给翻译理论的建设输入了新的血液。外国的翻译理论逐步译介到国内，我们看到了尤金·奈达、约翰·卡特福德、皮特·纽马克、劳伦斯·韦努提等理论家的相关介绍。但是这些译介多停留在译说的层面，缺少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很难听到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更缺少外来理论与我国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适性研究和应用。
三、重视专业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
专业课程如何设置、采用什么教材在学科理论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像一面镜子反映出该学科存在的问题。既然设置了翻译专业，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只是将其作为外语的一项技能来教。应该围绕翻译专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做好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只要懂外语就会做翻译，甚至连外语界也存在这种认识。受这种认识的影响，翻译课只是被认为是外语技能训练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成为专业训练课。随着翻译学科意识的增强，以往的错误观念正在转变，人们认识到翻译能力不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而是需要专门培养。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立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其课程设置需要根据专业特点并结合各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目标来考虑，在突显专业性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突出各自的特色。很显然，翻译有口译、笔译之分，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上展开。口译又细分为同传、交替、影视等；而笔译则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网络媒体翻译和机器翻译等。哪个学校都没有能力面面俱到，更何况学生的精力也有限，难以样样精通，因此，应该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实际需求开设课程.
由于学科定位不合理，翻译专业硕士生的学习课程多为理论课程，缺乏翻译实践，缺乏技能的培养，部分讲翻译实践的又不与理论挂钩。翻译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应该是翻译专业课程最精彩但也是最不容易的部分，需要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要求任课教师或教材编撰者既要有广博的翻译理论，又要有扎实的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基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这样才能够为理论配以经典的范例。好的翻译教材需要时间以积累足够的恰到好处的范例，不能急功近利。目前翻译教材很多，但这方面做得好的若说是凤毛麟角也不能算夸张。
此外，高校本科翻译教材普遍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本科教材中多偏重翻译技能的培养。教科书大多是选取中、外文不同体裁的文本进行互译实践，在句子层面上讲述翻译技巧以及翻译应该遵循的标准。还有一些翻译教材仅仅是前面列出原文后面提供译文，根本没有理论。翻译教材如果不能将所译的文本置于语言的上下文中，或者更宏观些，没有将翻译活动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只是就事论事地谈翻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翻译的本质与功能。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势必缺乏理论修养，难以将实践上升至理论层面，也就无法做好当时的翻译实践以及后来的翻译研究。在最新出版的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中的翻译教程，已经注意到适量加入理论阐述，但是理论部分仍然是弱项。这除了观念滞后之外，还因为编撰者自身不重视系统地学习当代翻译学理论，所编写的教科书缺乏相关的翻译理论框架支撑。这样，翻译专业教学这一重要领地仍然是技巧占主导地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学科应该加强三个层面的理论建设。
(一)继续引进西方翻译学理论成果并进行批评研究。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目前仍处于强势，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引进无疑是走捷径。纯翻译学理论也像纯语言学理论那样对所有语言有广普的适用性，只有应用翻译学才会反映出各语言文化的特性。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的主张与大量引入西方译论是不应该有矛盾的。
地理学科论文范文8
(一)科学与人文之争———两种文化的较量
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C．P．Snow)在《两种文化与科学***》中认为:“在当代，西方的学术与知识已日益***为两种截然对立的群体，这两个群体间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方式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两个群体在某些基本的观念、理念及信念上也常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甚至是心存敌意或反感，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法理解的鸿沟。”［9］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与对立的现象常被称为“斯诺命题”。“斯诺命题”不仅表现在其他学科中，在心理学中也普遍存在，有学者就认为，心理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科克(1985)就认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想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但因受到其本身条件限制，终究也未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10］美国心理学家斯宾塞(1987)也担忧地认为:“在我一个最可怕的恶梦中，我预见到心理学组织机构的解体，实验心理学家被发配到正在兴起的认知科学学科中，生理心理学家愉快地到生物和神经科学系报到，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家被商学院抢走，心理病理学家在医学院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11］这种不统一或者***的根源其实就是科学心理学中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这一心理学中的“斯诺命题”蕴含着心理学不同的立场、主张和取向，尤其表现在科学观、价值观及方***上。就科学观而言，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文主义取向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表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等哲学假设上。心理学的历史已表明，心理学之所以能被给予较高的科学地位，能在科学的殿堂谋取一席之地，是因为它所持有的立场是自然科学取向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正是冯特创建心理学早期以及冯特之后所致力发展和建构的心理学［12］。这种心理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即认为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同样是一种实在，它“就在那儿”等着人去发现，这种物理主义倾向持有一种对心理现象的物理主义***景的理解，遵循主客分离、还原主义、机械决定论、价值中立等原则和立场。物理现象可以按照进化的阶梯排列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排在上端的科学解释可以向下端的科学解释还原。那么，遵照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心理现象也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元素，早期的冯特和铁钦纳就将意识还原为心理元素，试***寻找由心理元素构成的心理规律，行为主义者则将行为还原为一种物理和化学刺激引起的另一种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由于科学主义心理学秉承自然科学的衣钵而将人性“物化”，忽视人性的主观自觉性，没能全面地揭示人的心灵，因而，不是一个全面的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与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相对立，正如车文博(2003)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13］建立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学体系，它反对对完整的人进行抽象的分割和歪曲以及以坚持客观性为名否弃人的主观性的地位，主张应肯定人是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存在，回到经验主体本身，确立人的主观经验的真实性，研究人的价值、尊严、自由、责任、选择、人的意义等与人的现实存在有关的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将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直觉主义的人本学、整体主义的研究路线和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看作是其基本特征。尽管科学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文化都对心理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硬研究纲领”。然而，对实证研究的极度迷恋，致使心理学陷入了方法先于问题的怪圈、科学观与方***的对立以及学术研究者与实践应用者相割裂的尴尬局面。对人文研究的过度依赖，又使心理学陷入内省的主观心理主义，对自我实现的类似本能的追求极易使心理学陷入本能还原论［14］。因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采取的客观研究范式和主观研究范式，始终未能真正完全地跳出二元思维的桎梏:客观研究范式以实证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物化，走向了客观主义;主观研究范式以人文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非理性化，走向了主观主义。心理学的两种文化都不能从根本上承担起对心理学的完全理解，他们只是揭示了人类心灵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此时，西方心理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局限，受世界多元文化论的启发，有学者预示着第三种文化在心理学的崛起。
(二)第三种文化的崛起———新的视域融合
受制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和受制于人文主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在两种文化的狭窄视域中努力寻求整合一门科学心理学的方法，但始终未能跳出二元论的束缚，在这种困境的焦灼中，心理学受到多元文化论这一暗流的影响。1964年斯诺曾坚定地认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终将融合为一种文化，在两种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也在悄然酝酿着第三种文化(TheThirdCulture)。30年后，美国学者布罗克曼就出版了题为《第三种文化:超越科学***》的著作［15］，当代著名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于2009年也出版了《三种文化》，针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二分法的缺陷，指出致力于消解“斯诺命题”的“第三种文化”已经产生［16］。而他们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其实并不是一种具体文化，而是一种融合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语境。这种文化语境注重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的融合，使心理学真正从“独白”走向“对话”、从“分离”走向“融合”。按照库恩的范式论主张，“第三种文化”也是一种科学家和思想家在认识和理解世界中所共享的知识信念和表述规范，是科学家所持有的共同信念、理论、方法、背景等的综合。“第三种文化”在理念上倡导对话的精神，在实践中促进合作的行动，但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而是试***通过一种对话、融合、沟通，来超越两种文化的狭隘视域。在科学与人文各自为***的框架下，尽管它们从各自的视域对人类心理作了富有建设性的解释，但两种文化对同一现象的片面化表述，不但没有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统一的科学，相反，却使心理学陷入了片面性、狭隘性和封闭性，与建立一门科学的统一心理学的目标背道而驰［17］。而“第三种文化”倡导并践行整体性、包容性、开放性，既注重科学的尺度也注重人文的尺度，既相互理解、尊重也保持必要张力，使心理学能够在两种文化中寻求契合，这种寻求对两种文化的包容的精神就是“第三种文化”试***诠释的全部内涵。
地理学科论文范文9
而有
社会有隆替，学术有兴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怎样顺应此规律，才能促进学术和科学的发展。任何割断历史，单纯追求全新的所谓“学术”，只是徒劳而已。当今全世界所面临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出现危机，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一致要求东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藕合。墨西哥地需求学家龙尼兹1982年在北就大陆寺震活动和地震预报国际会议上撰文急呼：“现在西方科学特别擅长于解决几个简单点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但对理解大的复杂系统的性质就显得格外无能了。……中国科学包括了一些能描述复杂系统动力学我的古老方法。”德国《易经》符号逻辑专家斐德烈博士近来在德国Semiotic（符号学）杂志上（1991年1-2期）以“《易经》符号逻辑”为题撰写的论文中指出：“《易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功能模型，……，这种模型的演化逻辑和建立反映了地球上自然环境的基础结构。《易经》这种符号创造在任何时代都可称之为范例。虽然《易经》符号起源于古代，但其原则仍适用于现代科学知识水平的概念范畴，告别是对于正在相互渗透中的演化科学可以理解的符号学来说，易卦符号系统为它开辟了一个机关报的远景。”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思维方法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并非出自偶然，从100多年前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以及后来的爱因斯坦，波尔，直到近来国内外若干世界上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有类似的评价，有的已把《周易》和《老子》的思想应用于其科学实践中，并取得可观的效果。因此，对近几年来国内外出现的《周易》热应当加以盯导，使其步入正轨，沿着自然科学持续发展需要结合东方思维的方向发展下去。
本人认为东方思维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学最富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原则有：主客体不能截然分开的思想；天地人整体观思想；重虚、重功能、重相互关系的思想；大易以逆为用的思想；大易与计算机、人工智能为同构物的思想；大易的圜道（周期）和中道（协同论）思想；易象蕴含有意场或意函数（譬如现代计算机汉字按字音输入，显示出若干个同音异义字的处理问题）的思想；易数为离散数和无量纲数，并通向分维数的思想；《易传》“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思想。关于这些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有的正在结合，有的尚待研究。关于这些内容本人拟在今后逐一撰文阐述，不拟在此讨论。
二、东方思维用于现代自然科学之重要实例
70到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召开了不少次《周易》学术会议，1989、1990、1991在河南连续召开了三次国内和国际《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最后一次叫《周易》与现代化》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论文玉器有不少涉及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然而，这些论文中讨论应用的多，探索赔东西方科学思维怎样藕合的少，以东西方科学思维相结合撰写的专著少。兹选择其中思想性强的少数专门著作及论文作一下介绍：
1.刘绍光的《一元数理论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刘绍光40年代曾在法国巴黎爱因斯担实验室工作过，爱因斯坦对其一元数学思想评价较高但认为自己现在（因正在研究相对论）无法研究。刘绍光研究一无数学四十年，于1984年才发表了《一元数理论初探》。该书是把几何***象（易象）、数（易数）、物理（物理参数、性质等）结合起来，用现代数学推衍而成。所谓一元者即肥形、数、理结合在一起之谓。一元数学可用来计算无法观测的尺寸大小和参数等，如可计算地壳厚度、地幔厚度、地核直径等，其计算结果与现代地球物理研究的数据符合（见刘绍光，“地震的一元机制及其效应推算”，《华北地震科学》，1988，1期）。一元数学的特点是：计算时不用观测数据，观测数据只作为一元数学计算结果的验证。本人认为，一元数学应当与现代细胞自动机理论相通，都可用来检验现代大量使用的非线性物理学各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是一门很有前途的数学学科。
2.郭增建《灾害物理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第二章“灾害物理学方***”详细讨论了东方灾异观，其中包括：《周易》的象数结合；象数理关系论；内象个象论（邵雍《皇极经世》）；阴阳结合论；《内经》“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论；八卦数；倍九论；祸福相随观；《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论等。特别是《周易》象数和邵雍内象旬象论，对于近年来现代非线性物理学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象数与非线性物理学的结合，将对不定期灾害预测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3.焦蔚芳《洛书数学》：美藉学者焦蔚芳在《周易》三阶幻方洛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数学已发表三篇文章：焦氏《洛书矩阵》学说（上海《世界科学》，1987年，5期）；焦氏《洛书数字几何学》导论（世界科学》，1991，3期）；《洛书数论原理》（《世界科学》，待刊）。焦氏拟在此基础上写成《洛书数学》一书（1992-1993可望出版）。《洛书数学》与《一元数理论初探》的性质相近，都是铁数与现代数学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概念和原理为现代数学中所缺少的，如洛书空间是无限的，但亦可变成有限的；洛书空间为连续的，但亦可被数学运算划分成许多互不连续的组合；洛书空间可由实数和虚数、无理和有理娄组成；洛书空间可以重复膨胀和收缩；洛书空间能作周期性运动或永不休止地变化；洛书空间具有量子化的特点。洛书数学由于采用矩阵形式，故与现代计算机的运算及力学张量（由9个量组成）密切相关，可以很方便地用来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其发展前途是远大的。
4.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刘子华40年代留学法国，1940年以《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星的预测》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近年来把论文整理成书发表。该书内容是用《易经》研究现代天文学，预测十在行星木王星的典弄著作，已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正如作者在其书结论中旨出：“八卦宇宙学原理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木王星应为完成太阳系的最后一颗主要星球。”为什么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能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并且能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八卦系统合乎现代浑沌理论分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原理的一套卦系符号的结构和功能，合乎现论物理学关于物质运动、状态和扬的概念，并以此理业把握事物的动态规律。而西洋自然科学则是通过仪器观测、计算扒导出为根据的。东西方思维相结合研究天文的事实吻合，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刘子华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八卦宇宙论之就用范围很广，吾人仅以本书用于天体方面作为其他研究之张本”。
本人认为同《周易》八卦推衍谁出的八卦宇宙论既适用于太阳系的研究，亦实用于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全球变化、灾害学以及更微观的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以遗传密码为核心向外推衍和开拓）等研究。因为这些学问都含有程度不同的相似和自相似性、对称性、全息性等特征。近年来从西方传来的分维、分形理论的研究，很快便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分维、分形数学主要为幂函数，其正反演都很容易，应用时则完全属于反演，故近几年迅速得到扒广。“大易以逆为用”的原理在这里又一资助得到证明。近提召开的全国第一届（1989）和第二届（1991）分形理论及应用讨论会，以及地震系统召开的地震科学整体观（1988）和几次非线性物理学讨论会（昌黎，1991；保定，1992）的论文中有不少篇的内容与《周易》象数理论相通。特别是分形分维理论、细胞自动机理论可看成是《周易》象数理论的同构物或《周易》象数理论通向现代自然科学殿堂的桥梁。我们衷心希望对《周易》用于现代自然科学特怀疑的反对态度的同志们，能静下来研究一下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最前缘的科学问题以及国内外走在最前列的自然科学家们的西方科学方法危机感和向往东方科学思维的论述及呼声，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三、自然易的实质何在？
有的同志提出：研究科学易先要知道什么是《周易》，不了解这一点其他都谈不上。我们认为应当先了解的是“易”，因易有《三易》，《三易》之前不有画卦及重卦等问题，这些都与易有关。对“易”理解最深刻者莫如宋学家，宋学家把易划分为画（卦）前易与画（卦）后易。画前易指在伏羲画卦之前在自然界然界就存在有易之结构。画前易的观念由现代遗传学的生物遗传密码完全符合64卦的卦画结构而得到证实。《易传》“生生之谓易”，同样适合于无机自然然界的地球。现代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能过洋底矿物中水的交换，海水约10亿年全部更新一次。此类规律在人类社会以前的地球内部和表部的物质同交换中就已存在。故《易传》“生生之谓易”可谓之画前易理。这类实例很多，不再一一枚举。因此，本人参加1987年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时，在会上提出以“现代自然然科学条条道路通象数”为题目的论文曾引起自然科学界学者的的强烈反响，时至今日，仍陆续有学者来访问这一问题，企***从中吸取启发，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可以说：“易是自然界的化身或同构物”。《易》《老》同源：《易》为自然界的同构物与《老子》法自然的思想息息相通。《易传》“制器尚象”说也是法自然然的典型总结，现代仿生学亦应视为《易传》“制器尚象”的同构物。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易”到底是什么。至于易理用于社会科学那是由易的自然属性引伸、开拓到社会方面去的结果，是流不是源。故想把《周易》与社会科学研究深入下去，必须先懂易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易与社会的关系是流不是源，自然界存在的画前易结构是指自然易而言。
由于有画前易与画后易的划分，又由于理解画后易的为数不鑫，那么理解画前易并能用此思想来研究《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者就更少。然而，如果一旦胆明了这一道理，下一番功夫，亦会到达“画前易”的境地界的，我们在这进而估且把画前易谓之“大成易”，画后易谓之“小成易”（这里指在大成小成与《易传》“八卦而小成”之义不同）。那么，以前有些学乾所反对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牵强附会的研究方法属于“小成易”范畴。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者亦指此。我们要遵照《无纪律子》“道貌岸然可道非常道”、“大象无形”的思想实质来理解《周易》象数理论，则《周易》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可以列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