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诗歌创作论文篇（1）
[中***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98－05
田子爽(1982－)，女，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江苏扬州 225002)
在文学史上，以八股文文体来进行的小说创作并不多见，明代袁黄创作的《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实现了八股文与小说创作的嫁接。明清之际，处于独尊一体地位的八股文也对律诗产生着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诗歌这种文体千百年来一直处于正统文学的殿堂，唐代就曾以试律诗取士，科举社会诞生以来的1300年中，诗歌与应试文体可以说一直结伴而行，文人既咏诗，又作科文应举，诗与科文在同一人笔下发生了微妙的交叉影响。
一、律诗兼律文：《论语诗》的文体属性
王夫之云：“乐语孤传为诗。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经义虽无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导，亦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则固乐语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对此，黄强有着深入细致的论述：“八股文虽作为文之一体，却与作为诗之一体的律诗有其相通之处：它号称‘代圣贤立言’，同样是以儒家教义为其哲理基础……八股文与律诗的这种‘同构’关系，使得明清文人很容易由此及彼，出入于八股文与律诗之间。换言之，与其他诗体相比，律诗更易于契合明清文人的心理结构。”因此，明清之际，律诗的创作呈现出一个繁盛的局面。尤其是七言律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七律之法，起结散句，中二联排偶。其体方，方则滞。叙景言情，远不如古诗之曲折如意。”七言律诗的章法与八股文的程式非常相似，七律“起结散句”，八股文的破题及收结皆用散句，七律中二联排偶，类似于八股正文中的分股排比对偶，虽然七律不如古诗那样在抒情时婉转有致，但其与八股文在程式上的相通，使得经常作八股文且惯于模拟程式的文人们易于把握律诗这种形式。所以，一些文人士子在研习八股文之余，选择律诗这种“合于举业之式”的形式进行诗歌创作。
尤侗在《论语诗·自序》中说：“唐人以诗取士，亦用四子题……寂寂白日，笑人作诗则违众，作文则近于效颦，因仿唐人法于诸公。三试，日各赋十题，酒酣耳热，叉手便成。观者当悯其无聊，勿以嬉笑怒骂律之?”顺治九年壬辰(1652)二月，尤侗参加京都会试，看到士子们以制艺之法来做诗歌，不禁技痒，逞才大试身手，于是，效仿诸人以制艺的做法来作诗歌。在题目上，尤侗亦效仿唐人以诗取士用“四书”文句为题的出题方式，他是从《论语》中取题，考试三日，每日十题，写成《论语诗》30首。这些题目的文句主要出自于《论语》前9卷中，其中有八股文的大题，也有从文句中割截出来的小题。如同孙仁孺、袁黄以经言命题作戏曲与小说一样，尤侗以八股文的题目来做诗歌，且多达30首，成为一个作品系列。我们知道，尤侗擅长作八股文，据《清稗类钞》中“制艺之兴废”条，说“尤侗、王广心之作，熏香摘艳，文有赋心，当时称为‘尤王体’”，坊肆将两人的文稿编为《尤王合刻》，供士子们揣摩学习，成一时之风气。八股文的思维模式、章法布局早已了然于心，所以，即便是游戏之作亦能游刃有余。明清文人有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时文有助于诗歌的写作。《随园诗话》卷6有云：“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余案头置某公诗一册，某人负重名，郭运青侍讲来，读之，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曰：‘诗虽工，气脉不贯，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夸眼力之高。后与程渔门论及，程亦韪其言。余曰：‘古韩、柳、欧、苏，俱非为时文者，何以诗皆流贯?’程曰：‘韩、柳、欧、苏所为策论应试之文，即今之时文者也。不曾从事于此，则心不细，而脉不清。’”可见，八股文章法上环环相扣、细致入微的说理议论同样有助于诗歌的创作。
明清文人之所以普遍声称八股文有助于诗歌的创作，具体到作法上，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
诗歌创作论文篇（2）
晋人陈寿《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认为曹操是汉末三国时代***治和***事上的一个真正英雄。这与后世许多的文人斥之为“奸臣”、“汉贼”有些矛盾，这可归结为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伦理道德取向存在着很大不同，以及不同评价者之间也有差异造成的。尽管这样，但不可否认的是，总结曹操“人生几何”的一生，他的身上始终都蕴育着非常浓烈的英雄情结。这是由于汉魏时期特殊的社会氛围和曹操个人的独特经历，以及他内心世界对生命价值的不断追求所造成，当反映到曹操的诗歌创作上，也就形成了“慷慨悲凉”的总体风格。
何谓“英雄，’?三国时刘邵《人物志·英雄》日:“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换言之，英与雄也就是智与勇，是既有远见卓识又勇武过人的人物。中国古代英雄是指那些在现实社会中不重天命，仅凭个人的高度创造才能与后天奋斗努力而建功立业的杰出人物，并最终成为封建***治体制中杰出的文臣武将与创业帝王。
中国古典英雄概念孕育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有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其生成过程也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英雄概念的真正生成，则在汉末三国时代。东汉桓、灵帝两次***锢之禁，加深了皇纲不振、宦官与外戚专权的黑暗***治局面，而代表社会良心与***治监督力量的清流，其以儒林清议方式参***也宣告彻底失败。这些不但引发了严重的***治社会危机，也使西汉以来以儒家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念系统趋于崩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严重衰落。整个社会层面的道德意识空前淡薄，圣贤观念衰微，圣贤不再成为社会崇尚的对象。而被人们寄以厚望能拨乱反正的英雄人物，就成为当时社会上世人普遍崇尚的理想人格形象。
当圣贤所代表的天命、道德不能拨乱救世，强调个人才智至上的曹操等汉末英雄应运崛起，英雄崇拜遂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文化思潮，英雄概念也就取代圣贤而成为时代的核心概念。故“以曹操为典型的汉末英雄群体的崛起，不但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历史上英雄概念的真正生成，也标志着汉末三国英雄时代的开始。
汉代末年，天下大乱，战争频繁。动荡的历史现实赋予志士仁人以建功立业的非常机遇，社会价值标准也随着广阔的人生视野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往被视作最高理想人格的圣人、君子却不为时人所重，整个时代充满着对一种理想人格的崇拜—英雄。英雄主义豪情充塞于每个有志者心中，成就英雄的功业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与理想。在大量涌现的汉末英雄中，曹操可称为典型代表，纵观他那豪情满怀、壮志难酬的传奇一生，他都始终蕴育着“壮心不已”的英雄情结。
早在曹操年少时，他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英雄气概。卢弼引刘昭《幼童传》中记载:曹操“幼而智勇，年十岁，常浴于憔水，有蛟逼之，自水奋击，蛟乃潜退”，又“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擒猛兽。”另外，曹操未有名时，不少当时具有“人伦鉴识”的名士，如太尉桥玄、何额，就品评年少时的曹操为英雄，并认为他是拯救汉乱的最佳人选。《武帝纪》注引《魏书》中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日:‘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声名益重。”又《后汉书·***锢传》中记:“初，额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可以看出，年少时的曹操就有着与众不同的英雄特质。
同时，他自己也非常重视“英雄”的名声，希望成为真英雄，他曾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明心迹:“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石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又“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从中道出了他年少时最初的***治理想和建立好名誉的愿望。事实上，他在年青时的确想为维护“汉天下”建功立业，任洛阳北部尉时，号令严明，***不阿，竟敢因犯禁杖杀当时灼手可热、号称“十常侍”之一的赛硕的叔父。在光和四年被征拜为议郎后，又为因诛杀宦官被处死的忠臣窦武、陈藩申冤。其不避权贵、刚正不阿的胆量气魄，证实了他心中执守着“英雄”式的理想家园。
在他后来一步步登上***治高峰的过程中，他始终都对杰出的英雄人物表现出极大的重视，不管是奇人异士，文臣武将，还是亲友前敌，败***降将，只要是有才能的贤士，或能帮助自己完成一统天下壮举的人才，他都愿意收归摩下，委以重任，并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是最大限度的满足和回报。如曹操开始时对尚未成气候的刘备说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显示出他心目中固有的对英雄人物的重视。当后来刘备为吕布追赶逃奔曹操，程显劝曹操趁机将刘备杀死，曹操却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还有他对大将关羽的厚礼相待和极力挽留，虽然最终没能留住关羽，以致后来留下了“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的传奇故事，但曹操那种“重英雄”和“惜英雄”的精神，让人不得不叹服。从中也显示出曹操是一个真正人格上的英雄。
作为***时代的英雄人物，曹操还兴屯田、求贤能、明赏罚、倡节俭、抑兼并、重文教，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并颁布众多***令，希望能在危难时世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建安七子”中的王架评价曹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认为曹操对功业的进取精神，像儒家极力推崇的“仁***”典范—“三王之举”一样伟大，从而对曹操作为英雄人物的***治才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
曹操身上所蕴含的英雄情结，在***治和***事上，表现为渴望建功立业和一统天下的人生追求，当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就显示出“慷慨悲凉”的总体风格。梁代刘解《文心雕龙》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钟嵘《诗品》道:“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现代学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更是直称“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首先，曹操作为时代的英雄者，他在诗歌中体现了渴望建功立业和一统天下的愿望与理想。其《短歌行》(其一)中的名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人希望招来天下贤才，从而帮助自己完成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这是曹操豪情激昂、开创伟业的真实心迹。在诗歌《度关山》中诗人表达出自己在心中所向往的***治理想:"龄砾贤圣，总统邦域。”—国家统一，君主贤明;“黝险幽明，黎庶繁息。’，，—百姓安乐，五谷丰登;“皋陶甫侯，何有失职?”—***公正，民人不争。这是一幅国家统一、君主贤明、法制完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美生活的***景。《对酒》也表露出同样的***治理想:“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脓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这是曹操理想中的太平盛世，是他作为英雄人物和***治人物而不懈奋斗的最高目标。
其次，英雄情结还体现在曹操对历史英雄人物的赞赏和向往。诗人在《短歌行》(其二)和《善哉行》(其一)中热烈地赞颂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中有历代圣王古公、直父、太伯、仲雍、姬昌，有圣贤伯夷、叔齐、孔子，还有贤相山甫、管仲、晏子，以及春秋时期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等。诗人对这些历史人物都大加赞赏，《短歌行》(其二)中写道“周西伯昌，怀此圣德。……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濡，其德传称。”《善哉行》(其一)如“古公直父，积德垂仁。”“太伯仲雍，王德之仁。”“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诗中歌咏这些圣君、贤相、圣人身上具有的突出优点和不朽功绩，而诗人自己也非常向往他们，并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做个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
诗歌创作论文篇（3）
苏轼对欧阳修评曰:“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正可说明欧阳氏深刻精辟之儒学见解和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史而言,文史哲本为一体,那么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又有哪些关系呢?思考这个问题,更能深刻把握欧阳修诗歌创作逐渐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以及对宋代诗风产生的深远诗学意义。
一、对“人”的关注与诗歌内容的扩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来巩固新生帝国,以加强集权统治。但这时的儒家思想随着隋唐时期佛、道的发展,已日渐式微,它的作用和影响也遭受了巨大冲击。这种思想上出现的混乱状况,令有识之士有所警觉。恢复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成为这些人首当其冲的任务。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欧阳修身为北宋著名的***治家,肩负起了对儒家思想价值重新认识和阐释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儒家之道不仅仅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一套具体制度和道德规则,它除了讲究礼乐刑***和道德仁义之外,还应该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他认为儒家之道决不是玄之又玄,无法追求的东西,它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社会***事之中,包含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戚戚相关。不难看出,欧阳修是一个儒学的实践家而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在主张贴近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儒学关注的落脚点,在以往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治宣教之外,更关注人,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以人事为归宿。他不仅对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体察,也将圣人拉下神坛。在欧阳修看来,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圣人之道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正是:“教人树桑麻,蓄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规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习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与认识方式。
哲学是存在之思,浓缩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精华;而“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文学作品的立足点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发掘,诗歌也不例外。欧阳修以人情为关注对象的儒学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契合。如果说他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性的对人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观照,那么他的诗歌则在感性层面上抒发了对人和人生的真诚体验,显示出他对生活意义的重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上,比如《边户》,儒者情怀借助诗歌的表现力更深入人心。其次,表现在欧阳修擅长用诗歌来议论时***和社会问题,诗歌成为欧阳修***治主张和社会意识的独特体现。如《夜宿中书东阁》、《宝剑》、《班班林间***寄内》等都是对国事的强烈关注及激切批评。最后,表现在欧阳修喜欢书写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或奇异事物上。欧阳修不断在士人生活中发觉美的意味,在表达上则更富于情韵,宋调渊雅的精神特质也已初步显露。
欧阳修对于人情、人事、多层面、多角度的深沉体味,突破了生活的外在表象,深入到现实生命中,这种突破一旦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会对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也会不期然地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内容,扩大其表现范围,令它散发出面对社会现实巨细兼容的特质,为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论议争煌煌”的精神体现
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儒者对于经籍的正确态度是“不徒颂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能施于今”。而对于仅仅醉心于文字之间的儒生,欧阳修感叹曰:“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儒者要从书本中脱离出来,真正起到经世致用、匡救时弊的作用,就必须联系现实,在关心社会,关心***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议论,并积极实践。欧阳修从小就接受儒家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教育,注重砥砺自身的品行,培养刚正不阿的人品气节。并注重发扬儒家“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仁义思想,时刻将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以心系天下的广博情怀,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而献身。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之力,徒以常有志于学也。今幸以文字试于有司,因自顾其身、时、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占据了身、时、偶三个有利条件,就更要将这些条件充分利用,为国家人民,积极进取;关心百姓疾苦,担负起道义与责任。遇到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针***策与社会现象,理所当然不能沉默自保,要敢于议论朝***,批评时局。欧阳修这种立足现实、勇于批判的儒学观照成为一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他反观自身的最高标准。而当一种认识升华成一种价值观念,并深深根植于作者心中的时候,它必定也会影响其内在的审美需要。所谓“哲学的个性观则是艺术个性观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那么以“关心百事”为既存的审美框架,在诗歌创作中敢于“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大胆地阐发议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倾注更多的审美感悟与生活体验,就会令诗歌摆脱空谈性理,无的放矢的倾向。欧阳修诗歌议论化的风格通过这种思想的充实与强化,也渐渐成熟起来,新的诗歌标准也随之建立。再者,欧阳修善于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刻思索与学习,如他治《春秋》,不仅是去探索《春秋》的本义,更对《春秋》之笔法心领神会,《春秋论》云:“《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他研究《诗经》也有感触,“《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愉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这种出于公心,物无遁形,以寓褒贬之手法与“美者善之,恶者刺之”的原则融合于诗歌创作之中,对形成欧阳修诗歌的议论特征具备潜移默化的影响。“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不仅是其精神的体现,更是欧阳修一生诗歌创作的自我写照。
对欧阳修来说,当务之急是复兴儒学传统,重建儒家礼乐制度的绝对权威。那么自己的儒学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人理解与接受,就取决于这种思想的现实影响力,要扩大它的现实影响力,就必须对它进行广泛传播。传播思想的途径除文章之外,同样能起到昭示真理作用的诗歌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借用诗歌弘扬儒家之道,自晚唐逐渐流行起来的律诗,因体制短小的缘故,自然远不能够适应他的这种创作欲望与要求,只好借助能酣畅淋漓、综合表达的古体。元好问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对欧阳修大量创作古体诗也有肯定的评价。以大容量的诗歌来表现社会生活,宣扬客观、冷静的儒家教义,兼用大量议论,这与散文的功用及表现手法渐趋相似,欧阳修又是散文大家,诗歌和散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相互渗透影响,彼此启发。欧阳修诗歌以文为诗的特征,便“巧得来不觉”的自成法度了。李调元以为:“欧阳文忠诗,则全是有韵古文,当与古文合看可也。”至此欧阳修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为宋诗创辟一代面目作出重大贡献,不仅奠定了其上承中唐、下开两宋的诗坛地位,还为具有绵长生命力的儒学思想在渗入宋代诗史主流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简要与平易的构成
诗歌创作论文篇（4）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从《诗经》开始有几千年的历史,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格律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世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律诗发展到了顶峰,也必然酝酿着如何改革、如何创新,以谋求新的发展。于是在清末黄遵宪等人提出“诗界***”的口号。但是***的指导思想、***的方向均不明确。“五四”运动,在外来诗歌文化的冲击下,西洋诗的大量涌入,古典诗词随即被打入“冷宫”。然而,没有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引进必然是盲目的,且与中国诗词传统也格格不入。因此如何使现代诗歌民族化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先是吴芳吉等诗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后来闻一多等诗人提出新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但也是星星之火无燎原之势。自从1927年的《沁园春•长沙》到1936年的《沁园春•雪》直至建国后一系列创作,激活了古典诗词,初现诗歌改革的方向。在进行诗词创作的同时,也进行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58年提出系统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为中国诗歌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该书首先对“中国诗的出路”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何火任在《中国诗歌的出路:从“新诗”到“新体诗歌”》中,对“五四”时期的诗进行了反思,肯定了它的成绩,并论述了“新体诗”的探索历程,认为:“‘新体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时代趋势。”陈德述《中国诗歌出路的理论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文,对关于中国诗歌出路的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讲到民歌时,陈德述认为:“必须从民歌中去吸收民族的、时代的、人民心灵中的养分来创新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中国的当代诗歌,只有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讲到古典诗词时,陈德述认为:“古典诗词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信息,只有认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古典诗词,总结古典诗词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审美模式、表现手段以及古典诗歌产生的文化土壤等等,才能改革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在讲到关于“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理论时,陈德述认为:“诗歌应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如何才能“高于生活”呢?当然是通过意境的塑造,意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浓缩和概括,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结合,是现实主义与***的浪漫主义结合,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陈德述认为:“通过上面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导向性”,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胡国强也认为:“的诗论为中国诗歌发展繁荣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余零针对2008年《中国诗词》第三期上发表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根据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与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从而深化了对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理解。
我国作为诗词大国,不但创作有丰富的诗篇,而且也有全面系统的诗论,古代叫做“诗话”。虽然它们从微观上对诗词的赏析、诗词的审美等方面颇有见地,但是从宏观上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还没有。以他独有的思想,高屋建瓴地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是对中国诗论的丰富与发展。而该书对诗歌发展道路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的出路”思想的理论内涵、理论价值和创作指导的意义,明确了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和贡献之所在。
二、 把诗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结合起来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二
对文艺思想、诗词理论及作品的赏析,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赏析而赏析,应该落实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上。什么是民族新体诗歌,学术界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未能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的诗词是民族新体诗歌还是古典诗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的诗词属古典诗,是旧瓶装新酒;但是有人认为,诗词就是民族新体诗歌,是民族新体诗歌的样板和榜样。该书选编了张承源的《新体诗歌说管窥》、张朝勇的《谈诗词的新体诗特征》等文章。张朝勇认为,的诗词无论从题材、语言、艺术风格、写作动机和目的,以及从表达的思想感情、对传统的继承来看,“都凸显了新体诗的典型特征,为我国新体诗的创作实践指明了方向”。
为了展示民族新体诗歌在体式上和风格上的多元性,还专门选编了一组论述新体诗歌的文章,旨在说明诗歌发展道路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在丁毅的《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期待与贺敬之的初步探讨》和熊矩的《贺敬之的新体诗》两篇文章中,说明了贺敬之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探索和所达到的成就。熊矩认为,贺敬之的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内容贴近大众生活、语言大众化、个性鲜明的新体诗。丁毅通过对贺敬之诗歌的分析,对如何建立民族新体诗歌做出了回答:1.新体诗歌的创作者必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应当具有关切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胸怀,他应该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去感受诗意爆发诗情,用他的诗去提升广大人民的思想境界,激励人民奋斗前进;2.必须走新诗民族化、旧诗现代化之路;3.要欢迎诗歌形式的百花齐放。
该书还选编了王琳《从5•12的地震诗歌看新诗的走向》和姜福远《汶川地震诗现象及其启示》等两篇文章。王琳从地震诗的大众的自发性、纪实性与现场感、吟诵性和节奏感、叙事与抒情并重、通俗性与大众化等特征来看新诗的走向,认为地震诗是一次新诗的突围。姜福远认为,从内容上看,地震诗以歌颂大爱,抚慰心灵;颂扬奉献,赞美英雄;歌颂***的领导,坚定抗震信心;悼念亡灵,寄托哀思;赞颂民族团结,弘扬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从这些待征中可以得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的启示。王凤娟对孙建***、贾勇虎的***治抒情诗《唱响中国心》的分析,揭示出新时代***治抒情诗的特征。
该书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论述新体诗歌,凸显编者的意***:研究的诗论和诗词不是空对空,而是要为发展民族新体诗歌提供理论指导和创作借鉴,以推动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三、 把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了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三
关于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浓厚的文化基础的。该书选编了魏红珊的《的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曾平的《新诗观的民间立场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以及龙树准的《民族新体歌诗是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等文章。魏红珊认为:“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及发展方向的思考,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新诗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新诗作为民族叙事和国家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的新诗观则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性表达,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它展现着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曾平也认为:“我们也应看到,对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强调,其实也包含了他建立中华民族***不倚的文化品格、文化框架的自信与气魄。说到底,即使是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的诗歌艺术,我们最终的目的,依然是要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新诗,而不是复制西方诗歌,复制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中国新诗出路的见解,对于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永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了近百年的中国新诗,要走出日益边缘化、小众化的困局,除了尽量地开放自身、吸取各种艺术经验之外,必须立足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普通民众当下的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否则,别无出路。”魏、曾的文章,对的新诗观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龙树准强调的是“歌诗”,重点从民族新体“歌诗”如何继承与创新上展开论述。他认为:第一,对古典诗词基本特性的继承与创新;第二,对古典诗词诗体的继承与创新;第三,对古典诗词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创新;第四,对古典诗词声韵美的继承与创新;第五,对古典诗词遣词造句的继承与创新;第六,对古典诗词传播手段的继承与创新等等。
特别是陈德述针对有人说律诗的审美意识是“封建统治者的***治思想”时指出,中国古典诗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它是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理寓于象”中的诸种哲学思维的形象化的体现。正如陈德述、王凤娟在《综述》中指出的那样,把的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
四、 充分肯定民族新体诗歌的主体地位并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是该书的重要成果之四
诗歌创作论文篇（5）
中***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5（b）-0226-02
皎然，字昼清，是谢灵运十世孙。从小出家为僧，和书法家颜真卿、诗人韦应物、皇甫曾、秦系、顾况以及一些士大夫文人多有交往，常有诗歌唱和，被时人称作“江东名僧”。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云：“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伴，时余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幼年的刘禹锡即得到皎然与灵澈二诗僧的亲自指导，皎然可算是刘禹锡的启蒙老师了。而大诗人孟郊也常常称赞皎然为代表的“江调诗风”清新玄远，隽永脱俗。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评论：“释皎然之诗，在诸唐诗僧之上。”可见，皎然在唐代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
然而，皎然的诗并没有其诗论有影响力。胡震亨《唐音癸签》中指出唐人诗话，“唯皎然《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对《诗式》、《诗议》评论道：“往时住西林寺，定余多暇，因撰序作诗体式，兼评古今人诗，为《昼公诗式》五卷，及撰《诗评》三卷，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而在皎然所做的三种诗论中，《诗式》有是最受好评的一本。因此，综上来说，《诗式》应该是皎然对中唐诗坛最有价值的贡献。
《诗式》有一卷本、五卷本两种，《四库全书》收一卷本，以清人陆心源《十万卷丛书》中所收的五卷本最为完备。皎然《诗式》创作于唐德宗贞元元年乙丑（公元785）―贞元五年已巳（公元789）年，是时，大历诗人已步入晚年，而中唐各流派诗人正值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除孟郊39岁稍长外，韩愈22岁，白居易18岁，柳宗元17岁，刘禹锡18岁，李绅18岁等等。可见，正是中唐诗人刚刚步入诗坛的时刻，踌躇满志的寻找诗歌创作的成功之路。因此，《诗式》作为一部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对年轻的中唐诗人产生影响是必然的，而且这种影响贯穿了整个中唐时代。
1 齐梁诗风的复兴问题
大历时期，已经初露回归齐梁诗风的迹象。到了中唐，更是出现了齐梁诗风复兴的态势。有的学者认为是《诗式》从理论上倡导齐梁诗风的结果，但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皎然赞美和提倡的是齐梁间诗风对诗歌艺术形式的创新，而不是基于齐梁诗风的“丽”与“艳”。
从整部《诗式》所表现出的倾向来看，皎然强调一个“变”字，着重在于积极追求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发展创变，而这种倾向，比较集中的反映在他对陈子昂和齐梁诗的评价之中。皎然认为，与建安诗歌相比，尽管齐梁诗歌有“格弱”的表现，缺乏建安风骨那种刚健朗畅的精神气质，但它确是诗歌艺术形式的创变，可以说是“体变”，而不能说“道丧”。对于一味的依据、模拟古人之作，皎然大不以为然，他反对依傍、模拟，但并不排斥学习与借鉴古人。在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皎然主张“复”与“变”的统一，强调“通于变”。他说：“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唯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道，亦诗人之造父也。”而中唐时期齐梁诗风的复兴则纯粹是对齐梁诗风的模拟与再现。权德舆的《玉台体十二首》，白居易的“格诗”、“半格诗”，元稹的艳情诗……这些诗都没有跳出齐梁诗风的狭隘圈子，仅仅是对齐梁诗风的简单效仿与追随，在艺术形式与内容方面都没有进步和突破，远远没有达到皎然“复”与“变”的统一要求，更谈不上“通于变”了。另外，皎然在《诗式》卷一《三不同：语、意、势》中就学习借势分为“偷语”、“偷意”、“偷势”，“偷语”是直接抄袭，“偷意”是在内容袭前人之意，“偷势”则是内在的精神旗帜相通，取前人而不露痕迹，且能自创新意，贴切自然。如果按照皎然的这一要求来衡量，那么中唐对齐梁诗风的复兴只能称之为“偷语”又“偷意”了。
由以上可见，皎然并不是倡导齐梁诗风，而是要诗人从中学习艺术上的发展与创新，但客观上又确实起到了推动齐梁诗风复兴的作用，在这点上，恐怕是中唐的一部分诗人应负主要的责任吧。诗人们面对盛唐诗歌已经发展到鼎盛的局面，在无路可走的无奈与无法突破的压力下，求新求变心切，以至于对诗歌理论中的个别段落产生了曲解，这点是讲的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就是一部分诗人自身在创作中存在问题，即使主观上有创新的念头，客观上却欲突破而不得，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或者有的诗人干脆就是在走齐梁诗歌的老路，完全背离了皎然在批判齐梁诗时的积极把握，没有真正领会皎然的主张。例如诗人权德舆，当然，权德舆做齐梁诗也是其馆阁生活的反映，但不管怎样，不可低估权德舆在掀起中唐齐梁诗风复兴潮流中的作用。所以，齐梁诗风在中唐复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离不开皎然的《诗式》，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诗式》的倡导，因为皎然称赞齐梁诗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是完全相悖离的。
2 诗与禅的结合
佛教的盛行是诗歌与宗教结合的最主要的客观原因。中唐时期，儒学衰微，佛道盛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宗教思想与宗教文化渗透在诗人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诗人的理性思维和情感世界。皎然的《诗式》进一步将诗与禅沟通，借（南宗禅）禅宗来阐发诗理，最终发展为严羽“以禅喻诗”的诗歌理论。
南禅宗的悟是一种当下直觉的心理体验，这和诗歌产生过程的心理状态是相同的，诗人内心情感因某种机缘的触发而与外在的客观事物产生交流契合，诗就在这种直觉的审美体验中产生。诗歌创作的主动取境与禅宗的心可以能动的待境取境变境是相类似。
皎然的意境论，就是建立在禅悟之境的基础之上的。他根据自己对禅境的领悟，认为诗境有实有虚，虚中有实，实中见虚，难以分辨。他解释“静”境为“意中之静”，解释“远”境为“意中之远”等等，都是用禅境来论述诗境的。皎然的这些关于诗境的论述，无疑在诗歌创作这一更深的层面上拉近了诗与禅的关系。盛唐诗人的创作也明显的受到禅学的影响，但他们毕竟还只是一种不自觉的流露，而中唐诗人在《诗式》的影响下，自觉的将诗与禅结合，以诗写禅，以禅写诗。白居易的《爱咏诗》：“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绝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全唐诗》卷446）。再如刘商的《酬问师》：“虚空无处听，仿佛似琉璃。诗境何人到，禅心又过诗。”（《全唐诗》卷304）。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佛教对世俗诗人的主观引导和世俗诗人向佛教的主动靠拢。
另外，诗与禅的相结合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诗僧”这一群体。他们既是诗人，又是僧人，有双重身份；既懂作诗，又懂禅学，有双重学问，是最符合诗禅结合的要求的，恰哈能够直接运用《诗式》中的创作理论进行创作，这就推动了僧人作诗的社会风气的高扬。事实上，出家诗僧自中唐后差不多成为诗坛的盟主。《新唐书》中记载：“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不能否定，禅宗于中唐的确立是中国诗禅结合、诗僧发展到高潮的最主要原因，但诗禅结合、诗僧的出现决非一种纯粹的宗教产物，而是诗性文化与佛禅精神双向遇合的结果。《诗式》在诗禅双向遇合的过程中是一个宣传者、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3 理论的指导作用
在中唐之前，除了《文心雕龙》，几乎没有一本专门论述诗歌创作理论且有影响力的著作，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多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萧统的《文选序》、杜甫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等，因此很难从整体上对诗坛的创作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以盛唐为例，在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下的诗歌创作，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完全是为情而写诗。多是诗人的诗兴被引发后，便一气呵成，自然流畅，不假雕饰，有清水芙蓉之妙。李白的诗歌就是典型代表，其创作无法可循，无技可求，一派天真烂漫。《诗式》作为一本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在诗人们急于在创作上有所新变的时代，必然为诗人们所重视。当作诗有了一定的章法、技巧可循，有一定固定的要求和理论时，诗人创作便会产生顾忌的心理，常常是为了作好诗而作诗。在诗兴过后，对所作的诗歌反复的修改与润色，或者作诗的时候字斟句酌，以致迟迟不下笔，一首诗要很久才能完成，可能诗作完成的心情早已异于创作的初衷了吧！韩愈、孟郊、李贺皆属于追求人工美的苦吟诗人之列，无疑受了皎然“至苦则无迹”、“苦思”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中唐诗歌人工雕琢的痕迹明显，与盛唐的天然美相反，呈现出一种人工美，推敲锻炼之美，这与诗歌创作理论的出现有不可忽视的关系。
另外，中唐诗歌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有关诗教方面，重视诗歌的内容，从元结的尚“风雅”之道到元白的“补察时***，泻导人情”；另一条则是有关诗歌艺术形式与技巧，重视诗歌形式，从王昌龄的《诗格》到皎然的《诗式》、《诗议》。这两种诗歌理论分别影响了以元白诗派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韩孟诗派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共同构成了中唐诗歌创作的理论体系。从理论体系内部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对立恰恰形成了中唐诗歌理论二元对立的平衡状态，二者互为对立面，又互为依存者。不能想象只有一种诗歌创作理论的中唐诗歌创作该是多么偏颇与单调！诗歌理论的多姿多彩是中唐诗歌创作多姿多彩的原因之一。因此，从诗歌理论体系内部来看，《诗式》的理论指导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总之，皎然在《诗式》中强调一个“变”字，倡导积极追求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发展创变，倡导诗人在艺术上的发展与创新；皎然在《诗式》中进一步将诗与禅沟通，在禅悟之境的基础之上开创了意境论；同时《诗式》作为一本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使作诗有了一定的章法、技巧可循，有固定的要求和理论，不仅在诗人们急于在创作上有所新变的唐代备受推崇，对后世的诗词创造也产生了和深远和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诗歌创作论文篇（6）
唐朝是中国诗歌继《诗经》、楚辞、西汉诗赋之后集大成的发展期,也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其间五七言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创造、七言古体诗的完善、诗歌创作从文人抒怀、科举应试到民间吟咏的无比繁荣,为唐代诗歌理论的极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唐一代,讨论诗歌创作方法的诗格类作品大量出现,其对律诗诗格与诗法的探讨可谓繁富细致之极,同时唐诗论对抒情诗歌诗境、意境美的探寻开拓理出诗歌理论的新的方向和领域。
自公元622年***教确立之后的***教时期、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发展初期是阿拉伯国家形成、发展和扩张的时期,也是阿拉伯诗歌发展、成熟并走向巅峰的时期。这一吐期的阿拉伯诗歌以其多样的题材、丰富的情感表达、优美的言辞为世界诗歌殿堂添上了一抹绮丽的色彩。同期发展的诗歌创作理论以诗歌语言修辞规律的探寻为其主要特色,诗选家选诗标准透显出其诗歌评论的科学态度。
尽管发端与历史有较大差异,中古阿拉伯与中国却都以抒情诗歌作为其文学表达的最初的和最主要的形式。相应地,古代中国与阿拉伯诗学体系都是在抒情诗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诗歌理论是其诗学发展的肇源,也是其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唐代诗论与中古阿拉伯诗论又都产生于两个民族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其古代文论的精华。
考察世界不同文化的诗学体系,可以发现,除了西方诗学和较为复杂的印度文化外,其它文化体系中产生的诗学都是通过对抒情作品的分析而产生的。当代俨然居于世界文学理论霸主地位的西方诗学体系是从戏剧中产生出来的唯一例子。基于美国理论家厄尔·迈纳在其着作《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从与西方诗学体系的比较中,来观照中古唐诗论与阿拉伯诗论的一些共性与差异。
西方诗学体系的源头是古希腊诗学,代表着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建立在戏剧文类的发展之上,其理论核心是摹仿论和再现说。西方以摹仿和再现自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诗学体系潜藏着对语言措辞的轻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戏剧的六要素时把“情节”(mythos)誉为悲剧的灵魂,人物性格次之,第三才提到言词。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之一锡德尼将诗歌的措词比作“妓女的乔装打扮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批评家都曾加入到反对贺拉斯将措词提到过高的位置的讨论中。西方后现代戏剧家贝克特十分关注戏剧的语言表现,故而其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抒情性,并被认为是对西方诗学摹仿论传统的反叛:“贝克特通过把情节、人物和思想降级。代之以语言为中心的抒情性,并以此来反对摹仿论。”由此可见,西方以摹仿论为主流的文学理论中再现与措词这两种不相容因素间的冲突是其诗学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而对语言形式技巧的分析在这种美学斗争中一直处于弱势。
东方的情况大不相同,阿拉伯诗歌对华美诗藻的追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作品辞藻、声韵的严格要求标示出是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的维度。就世界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西方诗学确实只是作为特殊的一例,因为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抒情诗才是最原始、最基本的艺术。现今发现的一些材料证明,人类初始阶段发出的乃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断地被重复,然后形成格律形式,继而诗歌诞生。早期古希腊抒情诗没有被古希腊文论家充分重视,亚里士多德《诗学》是在戏剧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而除印度外所有的东方国家,如古代中国,阿拉值的诗学都是在抒情诗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抒情诗因其强烈的情感抒发的需要,其创作对语言的要求就十分讲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对言词的修饰和声音搭配非常重视。《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表述就从言、声、律、音。即辞藻和韵律方面对诗乐舞一体的抒情艺术之形式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同样,行文注意措词和音韵美是阿拉伯语言的重要特征,阿拉伯宗教经典《古兰经》多次出现“真主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的句子。中古中国与阿拉伯诗论在诗歌语言形式美方面的追求是就在这种抒情文学之根上蓬勃发展的理论奇葩。两者对诗歌语言表现规律的探寻与总结中古文学理论中是独有的。
二、客观性诉求:诗歌语言形式技巧分析
唐诗论主要包括史学家、诗选家、诗人的诗论和大量的诗格类作品。其中有诗技、诗法的讲求、诗艺诗境的探索,有儒家风雅论的复兴,也有佛道诗歌美学的深入探索。同期阿拉伯诗论主要诗选家和评论家的诗歌理论,贾希兹的《修辞与阐释》和伊本·穆阿泰兹的《贝蒂阿》主要从修辞方面探讨诗歌如何更好地表达意义;伊本·萨拉姆的《名诗人的品级》通过对着名诗人的品评定级来展示自己的诗歌理论;伊本·古泰白的《诗与诗人们》力***客观公正地分析诗歌,颇具科学精神。这两种在完全异质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诗歌历史中发展,面对迥然不同的民族语言的诗歌理论。都对抒情诗歌语言表现进行了大量客观的技术分析。
诗格是指中国古代以“诗格”、“诗式”、“诗法”命名的文学批评类着作,其创作主旨在于明确诗的法度和规则,主要内容是讨论诗的声韵、病犯、对偶以及句法。这类理论着作是在初盛唐出现的,晚唐五代进一步繁荣。唐代诗格的规律相当可观,参与这类理论着作写作的有着名文人、学士、亦有大量僧人,其受众多为学诗之徒和应举之士。所以这类书大抵可相当于如今的作文指导与应试指南,当时创作之盛也是可想而见的。
但唐代诗格在后世多散佚不见,或不为人重视,古人甚至“以之为‘俗书’、‘陋书’,尤其是清人,往往目之为‘三家村’俗陋之言而弃之不用。”今人在论及进行中国古代文论时也大多视其为低层次的教法之书,对其置之不理或一带而过。这其中有诗格类书籍内容较为琐屑的原因,更有中国古代儒家文论重内容轻形式、道家求超脱意境而蔑视创作技巧的美学意趣的影响。
比照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摹仿论诗学求再现自然之客观性和其批评理论对文学措词的轻视、当代俄苏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对文学形式及创作技巧的细致分析和东方阿拉伯诗论中对语言精确传达意义的追求,由此反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可以看到唐诗格的语言形式技巧探讨在古代中国和世界诗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作为一种追求诗性表达的艺术形式,其创作并非天马行空,完全不可捉摸,作为种语言的艺术,其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技巧性。但长期以来,相对于形而上的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语言层面的创作技巧显得很不为人重视。世界各国文学理论中都存在内容与形式(文与质)、审美超越与文本分析两种不同倾向的斗争。
唐人诗格对中繁复周密的诗法要求。诗歌评论中对语言辞藻和声律等形式技巧的推崇。反映了唐代文学批评中极强的形式主义倾向。中唐后盛行“苦吟”,这一文学风气,自杜甫发端,以贾岛、盂郊、姚合等为代表的苦吟诗派注重诗歌的苦心经营、推敲锻炼、磨炼字句。对诗歌语言普遍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晚唐五代时期诗格的兴盛”。这一倾向上承汉魏六朝对文学形式美的肯定,在永明声律论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以律诗的兴盛,诗格和诗论的成熟而达至高潮。唐代诗歌语言形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诗歌语言所做的极其细致的、技术层面的分析,其完备与繁富程度决不亚于当时俄苏形式主义的形式理论和英美新批评所做的文本分析,是世界文学界理论中文学语言形式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古阿拉伯诗歌理论的科学性诉求
诗歌创作论文篇（7）
一.诗歌翻译之文本独特性呼吁再创作
诗歌是一种韵律性很强，意向丰富的一种文体。它体现了诗人思想的活跃性和感情的丰富性。诗歌的英译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性。无论是外诗中译还是中诗外译，都面临着归化和异化的选择。不同国家和时期的诗歌，表现形式和手法也不一。诗歌文本的独特性是其生命线，故诗歌的差异性意味着诗歌翻译走向异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诗歌翻译要融入他国市场，也呼吁着译者一定程度的再创作。正如，谢天振学者所说：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这个事实为无数有才智的翻译家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空间。[1]同样地，诗歌翻译也没有定本。本雅明便认为翻译出于译作，源于译作“后起的生命”，同时又让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2]
二.诗歌翻译的再创作是读者文化融合诉求的体现
诗歌翻译最终的面向的是读者。读者享有对译本的接收和评论权。这便存在着译本与读者审美的同一问题。而读者对现有译本的评论便是其对译本所承载的文化和译本本身的态度体现。诗歌的读者同样有着对译本文化和审美的追求。不同的读者受到其社会地位，意识形态，经济因素，文化素质因素的影响其对文本的评判有着不同的见解。著名学者勒菲弗尔便清楚地看到“那些不会失去地位的‘典范性’的经典之作，经过重新解释或‘重写’以符合主流诗学的变化”。[2]诗歌翻译所面临的主流文化便是读者本身所处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诗歌翻译在异化的同时也融合本土文化，符合读者的文化审美诉求。因此，只有在保留原有文化信息的同时，译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实现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融合，读者才会欣然接受。
三.诗歌翻译之再创作与译者文化倾向性
如此，诗歌翻译便对译者的要求极高。首先，诗歌的译者本身要具备一定的诗歌鉴赏能力。只有译者对译本有充分的分析和理解下，才能对文本进行更好的诠释。其次，译者同时还应具有一定的诗歌创作才能。诗歌翻译要做到绝对的一一对等是比较难的，译者在传达诗歌基本的思想文体之后，还为了体现诗歌整体的完整性，需要对诗歌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也就是所谓的再创作。 此外，诗歌的译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功底。因为诗歌的翻译不仅仅是对诗词的字面翻译，更多的是对文化的传播。“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 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3]如著名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经典诗歌《当你老了》的译作便有多种版本，学者傅浩，文学家余光中，翻译家袁可嘉，作家冰心都对其进行了翻译。但本人认为冰心的译作更加接近原作，也更加巧妙地实现了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融合，同时也体现了诗歌文字，蕴意的美。这可能和冰心自己本身也是一位作家诗人有关系，她能更好地诠释原诗作的语言美，韵律美和整体美。其中“deep shadow”翻译成“深幽的晕影”，“a little sadly”翻译成“浅浅的伤感”，其选词处处体现了译者的诗歌文字功底。最后一句“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冰心翻译成“怎样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诗歌在这一句当中并没有how“怎样”这个词，冰心了为了体现诗歌的排比形式，在译本上面再创作了两个“怎样”。及保留了诗歌原本的意义的同时，也展现了符合中国诗歌手法的诗歌美。可见，译者的文化倾向性与翻译的再创造性密不可分。译者的再创造性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译本的传播质量。
四.结语
诗歌翻译是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角逐。诗歌翻译的再创作是诗歌和翻译发展的趋势所在。经典性的诗歌经得起开放性的翻译，甚至呼吁着延伸性的创作。在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不断撞击和融化下，诗歌翻译衍生出为宽阔的腹地。
参考文献
[1]谢天振.海上译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诗歌创作论文篇（8）
[中***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9－0129－08
一、“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三个层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论家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这一论题已有所涉及。钟嵘《诗品序》评齐梁诗歌时说：“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他认为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是“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决定作品高低的首先是作家的天才，才气缺乏的作家才依仗学问创作。这说明作家的“天才”与“学问”成为诗论家注意的关联性问题。
较早讨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问题的是在宋代。南宋时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记载：“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张轼)。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此为“学人之诗”话题的渊薮。所谓“学”，即博学。这里特指儒学，“学者”就是宋代的理学家，“学者之诗”指蕴含着义理的诗歌。张轼的“学者之诗”提法把理学和诗统一起来，划清了其与悦人耳目的“诗人之诗”的界限，并要求诗歌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还隐性地划定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高低。至清代，随着学宋诗风的高涨，“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关系受到广泛的关注，集合起来几成为系统的界定，并被晚清影响很大的同光体诗人作为理论基石之一。
对于“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论者大多认为“学人之诗”的特点即以考据为诗，以才学为诗，重视学问与人品的关系，且长期将其视为与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相背离的不良倾向，缺乏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积极因素做细致考察，忽视了“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密切关系。所以有必要对由宋代迤逦至近代的“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命题，进行相对系统的梳理，从不同的理论层次对此命题进行审视。
首先，从北宋开始，文学批评和创作中辨体与破体争论纷纭，前者坚持文各有体的传统，主张遵守文体的体制；后者则打破文体界限，力求文体的融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论述由此而发端。李复在评论韩愈诗歌时说：“子美长于诗，杂文似其诗；退之好为文，诗似其文。退之诗非诗人之诗，乃文人之诗也。”他侧重从诗、文体裁的区别来看待不同作家的创作特点，指明作家的艺术素养决定其艺术特征。
文学体裁的形式因素影响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和审美特征的形成。同时与作家表现社会自然的艺术特点有着紧密的联系。以诗歌而言，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情况。诗人往往用长诗来表现；而长诗因篇幅长，容量大，作家更崇尚才力气势，更容易议论纵横，深入细致地刻画社会横侧面。宋人刘辰翁论述诗歌文体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时说：
后村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满，而不知其所乏，适在此也。吾尝谓诗至建安，五、七言始生，而长篇反复，终有所未达，则***以其不足于为文耳。文人兼诗，诗不兼文也。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震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更胜彼一偏一曲自擅诗人诗。
他针对刘克庄贬诋“文人之诗”的观点，认为“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段的出现是诗歌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体发展角度肯定了“文人之诗”的历史地位。后来有一些批评家专门从文体角度提到“学人之诗”相关命题。如元代刘将孙说：
长篇兼文体，或从中而起，或出意造作，不主故常，而收拾转换，奇怪百出。而作诗者每不主议论，以为文人之诗。不知各有所当，诸大家固有难言者。如昌黎、东坡，真以文为诗者，而小律、短绝、回文、近体，往往精绝。
总之，宋代学术上注重多重学术资源整合，经史学术等文化要素在诗歌中逐步积淀。文人与学问家在创作诗歌时自然而然地突破固有的文体表现方式。散文向诗歌的文体渗透表现得尤为突出，给诗歌艺术带来新的活力，随之也带来干枯瘦硬、议论过多等弊病，这些可能是前人提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命题的直接原因。在论争中作家的文化素养被当作诗体风格转变的主要因素，中国诗歌发展后期的重要问题如议论说理、以学为诗、用事用典等无不入此话题之中。
其次，诗论家在宋诗别创天地后，注意到作家的创作方法有所变化。“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潜在地成为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两者在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时遵循不同的原则，有着不同的艺术体貌。如宋代刘克庄说：“以性情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他是针对理学家诗人而言的，表现作家对自然人生情感的“风人之诗”与作家以知性的观念来衡量社会历史的“文人之诗”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两大类型。这两大类型的诗歌在题材的选裁上。前者偏重自然意象而后者偏重社会意象。这样“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隐然成为中国诗歌后期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向的诗型。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不同特征呢?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源头《诗经》在体例上有“风、雅、颂”三类，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之别。明代诗论家许学夷说：“故风则比兴为多，雅、颂则赋为众。(中略)风则专乎主情，雅、颂则兼举乎义理”；“盛唐诸公律诗，得风人之致，故主兴不主意。贵婉不贵深。(中略)子美虽大而有法，要皆主意而尚严密，故于雅为近”。在他看来中国古代诗歌俨然有两大传统：“风”与“雅”。“风”以言情为主，多用比、兴；“雅”以说理叙事居多，喜用赋体。对这两大传统的选择，与诗歌创作特征有莫大关系：盛唐诗风为典型的“风人之诗”。而杜诗则缺乏“风人之致”，开“学人之诗”的法门。
同样，复古派诗论家何景明在《明月篇序》中批评杜甫“风人之义或缺”；李梦阳《诗集自序》中援引王子武的话说：《诗经》之后根植于民间“风”传统的真诗日益衰竭，“文人学子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夫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者，‘雅’也。而‘风’者亦遂弃而弗采，不列之乐官”。他反思自己的创作，认为那只是文人学子的韵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类似于我们所理解的“学人之诗”，而真诗乃在民间。可以说，“风”传统与“雅”传统的问题是明代诗论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风”传
统意味着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重视文学的民间活力；而“雅”传统则标志着诗歌的理性化特征，注重于叙事、达意、说理。复古派诗论的“宗唐贬宋”与此也有所联系。
在有着深厚的崇古意识的中国文化中，由诗歌发展的源流来探讨古代诗歌后期发展的种种重要现象，是自然而然的，这也是自宋以来弥漫诗坛的“学古以出新”倾向的表现。所以“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直接联系“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指示着后代诗歌创作转变的方向。
其三，中国诗歌源于《诗经》的“风”、“雅”传统，诗论家多有所述，究竟应该趋向“风”传统抑或“雅”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品格追求，导致“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
清人姚鼐《敦拙堂诗集序》提出，艺术创作有时出于某位作者若如天赐的灵感而自然合道，有时出于作者涵育深厚的道德学问，发之于诗而自然合道。《诗经》中《国风》“成于田野、闺闼无足称述之人；而语言微妙，后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为之乎”。他认为这只是《诗经》的一个方面。而《雅》、《颂》中“文王、周公之圣，大小雅之贤，扬乎朝廷，达乎神鬼。反复乎训1诫，光昭乎***事，道德修明而学术该备，非如列国风诗采于里巷者可并论也”。尽管同样辨析“风”、“雅”传统的不同，但姚鼐与明代复古派诗论家的看法截然不同。他接着说：“自秦汉以降，文士得三百之义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诗，其才天纵而致学精思，与之并至，故为古今诗人之冠。(中略)古诗人有兼雅颂、备正变，一人之作屡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虽见录于圣人，然使更益为之，则无可观已。”杜甫被置于无以复加的地位。强调杜甫的诗歌是“儒者之盛”，类同于张轼所说的“学者之诗”或钱谦益所说的“儒者之诗”。这与李梦阳晚年推重“风”传统，疾呼诗歌回归自然、回归民间有天壤之别。两大传统在不同批评家内心中的地位轻重立判，这时创作者个人身份――“诗人”抑或“学人”――这一为西方诗论家基本忽略的问题之中国诗学意味凸显。
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日益发展，理学诗人的风雅正宗意识加强，当时“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判若肝胆。理学家在儒学全面复兴、***治意识和伦理意识空前强化的境况中，自然以学者自居，大谈“作文害道”、“作诗无益”。但理学家们同样吟风弄月，这时便标榜自己所为是“学者之诗”。
“学者之诗”的概念在宋代当然有着比“道学之诗”丰富得多的内涵，但以“学者”、“诗人”来判断作品高低的意识对后来诗论的影响难以抹去。
对“学人”的创作比普通“诗人”高一等或“诗人”的创作优于“学人”这一完全相反的观念，明人孙承恩说：
诗自三百篇后，有儒者、诗人之分。儒者之诗，主于明理，诗人之诗，专于适情，然世之人多右彼而抑此。故云烟风月，动经品题，而性命道德之言，为诗家大禁。少有及者，即曰涉经生学究气。
而清人钱谦益认为：
余惟世之论诗者，知有诗人之诗，而不知有儒者之诗。《诗》三百篇，巡守之所陈，太师之所系，采诸田唆红女涂歌巷谔者，列国之《风》而已。曰《雅》，日《颂》，言王***而美盛德者，莫不肇自典谟，本于经术。
(中略)非通天地人之大儒，孰能究之哉?苟卿之诗曰：“天下不治，请陈傀诗。”炎汉以降，韦孟之《讽谏》，束广微之《补亡》，皆所谓儒者之诗也。
重视学术的清人指明了其中的奥妙：明人以抒情为诗歌的本质和基本功能，追求诗歌意境化，符合抒情诗学观点；而主张“学人之诗”的论家着意于“本于经术”的封建理性原则，是中国诗学功利性的突出反映。“不学《诗》，无以言”。经学是儒家诗学安身立命的家园，先秦《诗》用于祭祀、***治、社交，儒家为培养君子而进行的诗乐教学传统，使得以儒学为思想主干的正统知识分子崇尚建立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以此来兑现生命主体所渴望的功利性，来建构信仰。可以说推重“学人之诗”的主张，是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经学中心”意识的反映。
二、“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与唐宋诗型
中国古代诗论家在先秦就已提出“诗言志”的命题，从“志”的视角来探讨诗歌的本质，成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但在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内，“心”、“志”、“意”在大多情况下不作严格的区别。对本于人“心”的诗歌，诗论家赋予其记事、言志、抒情等多重内涵，“志”也蕴含记忆、记录、感情等多个层面，包含志向、德行、***治、事功等多重意义，从而形成了诗歌体现“志向怀抱”以关乎人生之大道、“吟咏情性”而写心之哀乐两大倾向。“诗人之诗”、“学人之诗”的论述。与“诗言志”说中派生出的“心之声”两种指向有密切联系。
在《诗经》时代各种精神文化形态尚浑然未分，诗歌创作还处于不自觉状态。汉魏文人诗作质朴自然、高古天成，严羽说“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又说“汉魏尚矣，不假悟矣”。诗人的感受和理智，外在接受能力和内在思维能力并未分离，而是保持和谐，人与自然大致趋于同一，处于诗歌的体制、概念、格套尚未形成的“无诗法”阶段。罗根泽就指出：“中国文学到建安才至自觉时代。(中略)建安以前，(中略)诗歌一方面，完全在天籁的时期，是自然的呼声，不是加工的作品。”
六朝是中国诗歌发生重大转折――即从民间无意识的歌唱向文人有意识创作的转变的阶段。如明代“七子派”诗论家胡应麟所说：“晋、宋之交，古今诗道升降之大限乎。”汉代诗歌是“气运所钟，神化所至也，无才可见、格可寻也”；而晋、宋诗歌“其格卑矣，其才故足尚也。梁、陈其才下矣，其格故亡讥焉”。真可谓“排偶愈工，淳朴愈散，汉道尽矣”。远古之时，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就是自然；而进入文明状态人与自然逐步分离，人对世界的感知也由混整开始离析。并为概念、名理等架构所分割，在此态势之下，“有意为诗”、“刻意为诗”而导致诗歌创作不再如上古自然天成，来源于民歌的《诗经》“风”传统一步步丧失。
盛唐时期，诗歌创作高度繁荣，成为典范。许学夷说：“汉、魏人诗，自然而然，不假悟人。后之学者，去妄反真，正须以悟入耳。”又说：“汉、魏天成，本不假悟；六朝刻雕绮靡，又不可言悟；初唐沈、宋律诗，造诣虽纯，而化机尚浅，亦非透切之悟，惟盛唐诸公，领会神情。不仿形迹，故突然而来，浑然而就，(中略)此方是透切之悟也。”就是说，汉、魏诗人任意而发，自然天成，而后来的诗人出于自觉的创作，则必须借助于“悟”。盛唐诗人掌握了诗歌艺术的美学规律，通过“日锻月炼”的“造诣而入”，可以达到“无迹可寻”的“诗人之诗”境界。只不过汉魏古诗是出于诗歌体制、格套形成之前的“无诗法”时代的自然之音，而盛唐诗歌是诗歌体制形成后，致力于“词理意兴”、“兴趣风神”创作而成。
盛唐诗歌的上述特点到中唐开始转变，这在杜诗中就体现出来。前述何景明、许学夷就对杜诗明显不满。发展到两宋，中国诗歌开始走向理性化。严羽对宋诗的批判，着眼于宋诗技巧化、学问化、议论化的创作特点。他认为宋诗与盛唐诗显著的不同是前者“惟在兴趣”而后者“不问兴致”。宋代诗人受“宋学”影响较深，而且诗话盛行，诗法讲究，形成刻意精炼、意蕴深折的特点。这与讲求“自然直
致”、“天真兴会”的汉、魏、盛唐诗歌趋向相异，所以郭绍虞说宋诗“其风格也就与雅近而与风远了”，与唐诗相比较，宋诗更多的是承续了“雅”传统。我们可以认为宋代诗歌特征基本上是指向“学人之诗”的。
再看前人有关“诗人之诗”、“学人之诗”的论述，以进一步理解“诗人之诗”、“学人之诗”与唐、宋诗歌这两大不同诗歌创作传统的内在联系。
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复得于声气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优游而不追，为万古诗人之宗。
以景为实，以意为虚，此可论常人之诗，而不可以论诗人之诗。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先生(钱陆灿)诲名世与陈道柔、许在衡分和芋庄诗谓：“有诗人之诗、读书人之诗。”已又谓名世曰：“如仅以读书之字句事实为诗，犹知得一半，须要以读书之意味为诗，山谷所谓书味在胸中，司空***所谓味在酸成之外，马迁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故者皆是物也。”
三百篇中，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何谓学人?其在商则正考父，其在周则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鲁则史克、公子奚斯。之二圣四贤者，岂尝以诗自见哉?学裕于己，运逢其会，雍容揄扬，而雅、颂以作；经纬万端，和会邦国，如此其严且重也。
“诗人之诗”或“风人之诗”要求以情性为本，诗人的感性情感与外在现实环境相一致，景与情融合无间；诗人的作用就是完美地抒写自然社会，在现实中表现人性。“诗人之诗”的作品以“汉魏、盛唐诗”为标尺，这与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中强调“吟咏情性”一派相契合。主张“诗缘情”，是“诗人之诗”的特点。
对以学为诗的“学人之诗”，清人并不以堆砌故实、卖弄学问为高格，而是着意于“意”，即诗人的主体精神。前人提到“儒者之诗”、“学人之诗”等名目，以其源本经术，有经纬邦国的功能，钱谦益甚至说“唐之诗人，皆精于经学”。这实际上是期望坚守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治伦理，来挽救封建***治的衰落。同时，把“学人之诗”推源至“经”，联系到“诗言志”说，“志”在这里向“志向怀抱”倾斜。
“志向怀抱”指向儒家之“道”，具体来说就是诗歌的经纬邦国、讽喻美刺功能。这样使得“学人之诗”的论题有了理论提升的依据。
正因为如此，近代“学人之诗”的代表作家沈曾植在《瞿文慎公止庵诗序》中提出了与唐诗“风人之致”相对的“雅人深致”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学人之诗”的理论。他说：
昔者曾植与涛园论诗于公，植标举谢文靖之“讦谟定命，远犹辰告”，所谓“雅人深致”者，为诗家第一义谛：而车骑所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者，为胜义谛。非独以是正宋、明论诗者之祖师禅而已，有圣证焉。夫所谓雅人者，非即班孟坚鲁诗义“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乎?夫其所谓雅材者，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夫所谓深致者，非夫函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迹，达人伦***事，文道管而光一是乎?
沈曾植这段话就《大雅・抑》与《小雅・采薇》中的二句诗来立论，在他看来“雅人深致”是诗家“第一义谛”。“雅人深致”包括两重意思：其一，“雅人”指博学多识、品行高尚、能力出众的治世能才；其二，“雅致”指诗歌中蕴含儒家明古今之变、通人伦***事之得失的思致理意。沈曾植认为“讦谟定命，远犹辰告”这八个字恰当地表现了庙堂大臣谋***天下、审定号令、深虑远***的志趣，是合乎人伦世事的“雅道”，表现出儒者的文化品格，是诗歌中的高深境界。
与“主兴不主意。贵婉不贵深”的“风人之致”相对比，“雅人深致”强调作家表现自己的主观意志，主张作家肩负起世衰道微之际的历史道义责任。这表明主张“学人之诗”的作家，在个体对社会的感性认识与社会理性不合时，往往期冀以个人的内在理性精神提升社会理性，期望在诗歌中贯注现实批判理性与道义精神。要求诗人立足于儒家的***治理想和道德精神，并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理想而蓄蕴于诗歌之中。
三、“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与同光体诗歌审美理想
中国诗歌至宋代向理性化发展；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旨在推尊汉魏、盛唐诗歌“直寻兴会”的“诗人之诗”创作方式；清代作家惩明人之弊，由钱谦益、黄宗羲发端，诗歌又向“学人之诗”的宋诗靠拢，形成一股延绵有清一代的学宋风潮。翁方纲“肌理说”为“尚意”的宋诗建立了审美体系，但是也衍生出“以考据为诗”的弊病，难以在真正意义上振兴古典诗歌。直至近代同光体诗人，反思前代诗人的种种探求，面对诗歌逐步衰亡的命运，试***融合唐宋两大诗型，结合“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建立一种理想的艺术形式。
同光体诗人认为，随着社会迅速发展，诗人要有顺应时世的精神，要有“真情实感”，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否则如明前后七子那样不能作“真诗”，就会出现庸俗乏味的“假唐诗”。郑孝胥说：“诗中仅一我在，则为诗亦无几矣，正宜就所闻见有关于一时者多所咏述，后人览者，即不以诗论，犹得考证故事，则言诗必不可废，此不必规模古人者也!”同光体诗论家陈衍也表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要难于“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他们皆认识到中唐以后，诗歌的难处在于如何适应现实世界的变化，形成新的审美理想与艺术体式。
同光体诗人还比较重视诗歌的技巧化、学问化。闽派诗人何振岱说：“夫言之而成文、歌之而成声者，必非强不素习而使然也。强不素习而使然也，吾知其支绌之状，必有受之辞命者矣，何者?诗之为体，六义兼备。三百篇所传比兴居多，其径言之而不达故里，则为委曲以达之，委曲之至则众理赅矣。又有委曲不能明者，则多方设喻以明之，设喻之广而一理又贯矣。此必其善状人情、巧穷物理者也。(中略)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安者言其素习然也。”文学创作的源流来源于生活，扎根于民间，何振岱并不否定此点。面对社会万物，创作者必需具有艺术修养、写作技巧；尤其在前代丰富的文化积存面前，艺术家不能缺乏与之竟聘争长的意识，学问积累成为诗人们必备的武器。何振岱对“脱口成文”说法的驳难，更是清楚地说明了同光体诗人提出“学人之诗”，强调的是以此提高诗歌反映社会的深度和艺术表现力。
同时，同光体诗人对“诗人之诗”创作方法并不排斥，以避免陷入夸张理性的深渊。蹈袭“肌理说”的弊端。同光体代表作家陈三立说：作诗“要心向地初，灵苗从长养。杂糅物与我，亲切相摩荡。天诱力所到，过取增惚恍。极鉴廓神照，专物护儿襁。”诗人在创作中要葆养灵心。在天机时遇的诱发下，心物交融而形之诗歌。由此可见，同光体诗人在诗学上意***折衷“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形成一种更高一级的创作方法。
下面重点讨论同光体诗论家陈衍对“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具体看法，分析其诗学逻辑。陈衍论诗，首先注意的还是诗歌的艺术特质。他在《诗学概论》中说：“无志之不足为诗也必矣。志者，自己之志，则其言必自己之言，而非公共之言矣。然直言日言，诗又非直言己也。(中略)故诗者以言情说理写景纪事，与文同；所以言之说之写之纪之者，与文稍不同。”陈衍追源于“诗言志”说。首
重“个人之志”，以此为诗人创作的根本动力和核心内容。“言非公共之言”，指出诗歌作为艺术作品，首先，它不同于科学、哲学运用理性思维来探求客观规律，而是以主体性情志趣为基点；其次。它运用的是不同于日常口语、书面句的文字语言。诗作不能“直言”，它最有能力掌握精神的旨趣和活动，具有韵文的特性和法则，不同于“文”用“直言”的手段，通过知解力去表现现实界事物的联系。可见陈衍诗学立论的起点以性情为优先，决非以理性、学问为本，他并不排斥“诗人之诗”创作方法。如他在《近代诗钞》“施山”条中说：“(施山)诗功不浅。句如‘风曳白云过北斗，雁随清露下东臬’、‘天高有路开云里，我欲移空住月中’、‘低冢年深平作路，乱帆壁立远成村’、‘下马唤渡正花发，隔江看人无尺高’、‘众宾皆醉吾何醒，流水长东客又西’，皆诗人之诗也。”可见陈衍所谓的“诗人之诗”论题，完全属意于以言情摹景为主的唐诗范式，对此他基本持肯定态度。
“情”与“景”这对范畴，陈衍之前的诗论家就有过较多探索，近代王国维更是把情景论提升到意境说。值得注意的是陈衍“情”、“景”理论的特点，他由此模糊地认识到了“学人之诗”发展的历史必然。他说：
唐以前名句多全联写景者。宋人除陆放翁、范石湖、杨诚斋诸家外，往往写景中带着言情：一联中或一句写景，一句言情；或两半句写景，两半句言情。岂好景果为前人写尽乎，抑亦厌赋体浅直，不如比兴深而曲耳?然景中带情，六朝、盛唐人已有之。
这段话表明了以意境为主体的“诗人之诗”在诗史发展中的局限。陈衍对诗史发展中写景之语趋于减少的状况表示疑惑，他认为汉魏以后的诗歌仅能写“易写之景”，这是好景被前人所写尽，后人难以为继?还是写景用赋体，不似比兴含蓄多味呢?带着这种迷惑，他指出宋人写景句较唐人“不及远矣”，朦胧地认识到“写情”、“写景”与历史文化发展有着很大关系，是故宋人写景之句感减少。
陈衍将杜诗当作写景之高峰，他说：“任是如何景象，俱写得字字逼真者，惟有老杜。”诗至杜甫，如百川归涨，万汇朝宗，后代诗歌的发展无不可由杜诗找到影响。一般来说，以“王孟韦柳”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才是盛唐写景诗的代表，其诗歌也是后世“诗人之诗”的范本。而杜甫实际上开宋诗之法门，陈衍推主杜诗“写景”，无疑是看到诗歌发展到中唐，由心物交融、情景交融的“诗人之诗”，势必发展出长于意理、讲求诗法的“学人之诗”。
陈衍将“情”这一范畴的内涵有所泛化。按照通常的认识，唐人诗以情韵风神为胜，宋人诗以意理筋骨见长，陈衍反而认为宋诗写情语多，这一体认说明陈衍在诗歌本体论上以“诗言志”说为本，并坚持“志”的初始义，情志不分。在古典诗学中。“情”和“志”有交叉之处，但它们都指一种内在的创作冲动，也是创作表现的内容。陈衍所说的“情”，实际上指宋诗中的“思理意蕴”。陈衍体悟到古典诗歌发展到宋代，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人很难回到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况。文人主体精神的发展，使得宋代诗歌趋向于概念化、技巧化、议论化。汉唐诗歌创作中情与景合、意与境谐的典范已一去难返。正因为如此。陈衍才提出以“学人之诗”来弥补后人摹拟“学人之诗”的不足，以求得诗歌的振兴。
诗歌创作论文篇（9）
在《明诗》中，刘勰对诗歌的性质及其功能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从“舒文载实”可以看出刘勰认为诗歌的性质第一就是用来表达情志，这是继承了《尚书》和《诗大序》中对于诗歌性质的卡法，《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持人性情”是为持守或把握人的性情，是对《诗纬》“诗者，持也”的继承，“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是继承孔子对《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继承，这些都不是刘勰自己的新观点，所以《明诗》的第一段道：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故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可以看出来，刘勰对于诗歌性质的问题，大抵还是以儒家的正统诗论为主，仍然遵守“诗言志”的规范，没有谈及诗歌的美学性质。
再看刘勰对诗歌功能的认识，他认为诗歌一般具有三个功能，分为：“神理共契”，“顺美匡恶”，“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指契合功能，诗要契合自然之道，契合《原道》中提到的“道心”；“顺美匡恶”指讽喻功能，诗歌要能颂美赞德，纠恶矫行；“风流二南”指教化功能，诗歌要讲风教，要能感化人心。刘勰对诗歌这三个功能的认识，还是承袭了先秦两汉的“言志一***教”的诗论范式，于诗歌理论而言并没有新的贡献。
可以这么说，刘勰对诗歌性质功能以及诗歌创作理论的认识是偏于物化和功利化的，这种从诗歌功用和目的出发逆推至诗人总结出来的诗歌写作理论多少有些偏颇，用西方哲学来概括就是“他者”倾向，荣格说：“就艺术作品而言，我们必须考察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带有明显的意***和自觉地形式。”①与其它性质和功能相比，刘勰对诗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意识自觉性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而且作者创作诗歌，或者其他类型的艺术作品的最初目的有时候并没有刘勰或者儒家所提倡的那样怀着高远的目的，如鲍照的《登黄鹤矶》：
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适郢无东辕，还夏有西浮。三崖隐丹磴，九派引沧流。泪竹感湘别，弄珠怀汉游。岂伊乐饵泰，得夺旅人忧。
这是鲍照为表离别家乡的悲愁和疲于奔波的愁苦之情，并没有像刘勰在《明诗》里所尊崇的那般功能，这类诗比比皆是，我不再举例证。
如若说刘勰全然没有考虑到诗的美学因素也是不对，在《风骨》中“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苑。”“风骨”指力度，而“采”指的就是美的形式，在《物色》和《明诗》中提出了“感物”的美学属性，何谓“物色”？“物，万物也。”“物色”就指的是天下万物的“色相”；而“感”是以“物色”为前提，强调诗人对审美感知的自觉，对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有着审美规定性。可以看出刘勰的美学观点是基于物的，也就是基于形式的自然美，他强调了美的形式的重要性，指出只有美的形式，才能体现深沉有力的内容。
《文心》诗歌创作理论对艺术美的忽略
刘勰这种偏于形式外化的美学观不利于诗歌整体的美学内涵拓展和传承，艺术作品及其创作原理和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内外交互，物心相融的多元体系，简单的以朴素唯物观来看待这个系统中的美学会割裂作品和作者的主体内倾关系。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普遍现象，许多诗歌作品被时代所铭记并流传，而经典的诗歌，人们或许会对其外部形象模糊乃至忘记，但是对于诗歌本身再生产出来的艺术美的印象却会异常深刻。黑格尔在《美学》中说道：
艺术美高于自然。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②
由于创作者的大脑主体意识对自然美进行再生产，艺术美才能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黑格尔的美学观点是以形而上的唯心为基础的，探究了创作者对自然美的再生产，在社会环境、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刺激下形成的创作心理机制，并结合了作者的精神主体，所以才能深入到创作主体的个体心灵。
《文心》中对诗歌艺术美虽有体现但是并没有***成章，而是分散在各个篇章中用来辅论其他观点，没有自觉形成一个***明确成熟的关于诗歌艺术美的篇章类论述，这和刘勰所处的时代也是有着关系的，齐梁时期，文风艳糜颓废，声色犬马，刘勰对当时齐梁文风是极为不满的，所以在《物色》有这么一句：
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写气***貌”指描绘外物的气势、状貌，重在阐明如何观察外貌，是创作的构思阶段。“属采附声”指如何运用辞采表达胸中的物象，目的在说明如何写物，运词布采，是创作的形成阶段。后文对“***貌”和“属采”又有详细阐述：“故灼灼状桃华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露露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貉Р莩嬷韵；皎日G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又如《序志》：
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Q，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所以刘勰要求诗歌对物象的描写要随物而宛转，表达胸中的物象要用词采丽。刘勰对齐梁文风的不满很正常，但是不免有些矫枉过正，整个南北朝时期的诗歌虽有宫体，虽有浮艳，但是用词是非常具有审美性的，这一点我们从隋唐对南北朝诗歌的去轻浮留雅致，对宫体诗言辞的雅化就可以看出，齐梁和南北朝的诗歌虽浮艳，但是其中有人为提炼后再生产的艺术美，所以历朝历代这类诗都有着不小的受众群体，从现今所保留下这类作品就能窥得一二，这也可以看出刘勰对歌美学的观点仍然是停留在物象的。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被称之为艺术，艺术美是其中的关键，艺术作品的创作不能全凭理性，不能全走唯物，因为“艺术作品是作为诉之于人的感官的，从感性世界吸取源泉的作品。”③“美的艺术用以在于引起情感，说的更确切一点，引起适合我们的那种情感，即。”④艺术美就是为了引起欣赏着心中的，这种能和作品中包含的情感产生共鸣的情感是每个人都有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每个人的心理都有着破坏的欲望，但是由于超我对本我的道德理性约束，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是不会体现出来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释放出来，举例来说，每个人破坏欲望的满足会得到一种另类的形式的释放，就是电影，好莱坞的大片中不乏爆炸，追逐，***战等充满破坏感的镜头，但是人们对这种镜头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爽”，这就是艺术作品引起的情感。
所以为什么充满艺术美的诗歌总能引起审美客体的心理，因为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读者藉由作者对客观物象进行感性化和艺术化加工出来的产品来引起自身产生，是因为，其一，读者和作者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其二，作者对客观材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后，能让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也能对此产生心理。所以就第二点来说，艺术美对于诗歌创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文心》对诗歌的美学层面理解中存在的问题
诗歌若要再详细分类，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大体可分为史诗、抒情诗、戏剧体诗。从《文心》中对诗歌性质阐述来看，刘勰所论述的诗是抒情诗，从《明诗》：“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黑格尔对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有这么一段话：
诗，语言的艺术，是第三种艺术，是把造型艺术和音乐这两个极端，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在精神内在领域本身里，结合于它本身所形成的统一整体。一方面诗和音乐一样，也根据把内心生活作为内心生活来领会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却是建筑、雕刻和绘画都无需遵守的。另一方面从内心得观照和情感领域伸展到一种客观世界，既不完全丧失雕刻和绘画的明确性，而又能比任何其它艺术都更完满地展示一个事件的全貌，一系列事件的先后承续，心情活动、情绪和思想的转变以及一种动作情节的完整过程。⑤
其中很明确的指出诗的建筑美和音乐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与之有着相似的论调，刘勰在《乐府》中提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主张。一方面强调音乐的作用，指出乐府以声为本，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由于乐府具有“诗声合一”的特点，刘勰也强调了组成乐府的歌词的重要性。“诗为乐心”、“八音摘文，树辞为体”。诗歌是比音乐更高一级的，音乐要以诗歌为主体。不同的是，刘勰认为诗歌是高于音乐，而黑格尔则认为诗歌是把造型艺术和音乐两种艺术的特点的极端提升到语言的高度来融合，称之为第三艺术，不存在孰高孰低，“一部分是因为诗的原则一般是精神生活的原则，它不像建筑那样用单纯的有重量的物质，以象征的方式去表现精神生活，即造成内在精神的环境或屏障；也不像雕刻那样把精神的自然形象作为占空间的外在事物刻画到实在的物质上去；而是把精神（连同精神凭想象和艺术的构思）直接表现给精神自己看，无需把精神内容表现为可以眼见的有形体的东西。另一部分也是因为比起音乐和绘画来，诗不仅在更丰富的程度上能把主体的内心生活以及客观存在的特殊细节都统摄于内心生活的形式，而且能把广泛的个别细节和偶然属性都分别铺陈出来。” 就这一点来看刘勰对于艺术的不同形式的看法显然是不够公正的，有为了达到拔高诗歌地位目的而用其它艺术形式为之做铺垫的嫌疑。在西周的贵族教育体系中，乐是“六艺”之一，是贵族阶级必须要掌握的，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及“礼乐”的问题，还发出过“礼崩乐坏”的喟叹，可见“乐”的地位在孔子心中重要性，回到刘勰的观点上，客观的说，刘勰对于“诗乐合一”的诗歌美学观点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对于“乐”这个艺术形式来说，其中仍然有着矫枉过正的痕迹和相对诗歌来说“乐”要屈居下位的不客观看法，这其中原因其实和上面相同，也是由于秦汉之后乐曲和文风一样***溺轻浮，所以才有《乐府》发“务塞***滥”一说，对于这种情况我能理解，但是对于诗歌创作理论来说，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够客观的。
《文心》全书专门用来论述诗歌的篇章其实非常少，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文”和“道心”论述，所以《文心》对历代诗歌创作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更为关键的是，刘勰对诗歌的论述没有对抒情诗的美学性质来探讨，对诗歌这个文学体裁的美学性质的忽略是偶然吗？不见得，《文心》本身是文学与学术的离合，离开文学艺术来谈学术，自然就不会考虑到美学这个对于文学来说非常重要的属性。前文有提到，《文心》诗歌创作理论是“他者”的，因为对诗歌的创作目的和功能的理论都是针对他人而阐论的，对于抒情诗的自我内倾完全没有涉及，这是刘勰论述中国古典抒情诗最大的缺陷，“史诗所要满足的要求是要倾听一个自生自发而成为完满自足的整体，而与主体相对立的动作情节；抒情诗所要满足的确实一种与此相反的要求，那就是要表现自己，要倾听自己的‘心声’。” 所有抒情诗都是诗人自己感性世界中的情感向外喷发的突破口，创作中，笔随心动，意随情动，这是抒情诗的性质和特点，外界客观材料是服从于诗人内心世界的情感的，而刘勰在《明诗》篇所阐述的关于诗歌理论的观点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忽略了主体精神与创作的联系。《文心》中论述诗歌理对这一点的忽略，使诗歌的创作看起来是与诗人内心世界脱离的。
总结
任何艺术作品不管其形式如何，都是在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下产生的，《文心》作为一部论述文学的理论与批评著作，不考虑其艺术美学层面是说不过去的，其诗歌理论，只考虑了诗人创作时“感物”，忽略了对内心感性世界的倾听，出现了如上文中所论述的诸多美学问题，就这一点来看，刘勰的诗歌观可以说是反文学的。
纵观现今对文学的研究，是否有些本末倒置？什么是文学？当创作者的所创作的文本被他人进行审美活动后，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由审美主体、审美客体、世界、创作者组成的这么一个系统才是文学，那么说，对文学的研究是建立的在审美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则是建立在以美学和审美心理上。不论是对文本的研究还是理论的研究，若是离了这个基础，所得的结论必然是不系统、不客观的。我对《文心》中关于诗歌的理论用美学原理进行再论述是希望尽可能使其诗歌的理论更加“中庸”，也更加符合普遍性。
注释：
①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江苏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
②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一版，第4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一版，第40页。
④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一版，第40页。
⑤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一版，第4-5页。
诗歌创作论文篇（10）
一、诗歌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
诗歌翻译，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诗作者通过他的形象思维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形象。因此，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诗歌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译作读者能产生与原作读者同样的艺术享受，译作就必须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说过：文学作品是“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排列)”，但是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西方文字比较接近，对等的译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而中西文字差距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时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即要想译文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则要靠中国的再创论或神似论。
在实际的诗歌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承。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因此，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是极为必要的。
二、许渊冲与庞德中诗英译的创造性叛逆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诗人特别强调炼字炼句，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既遵守语言规范，又超越语言规范——即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或创造语言。诗歌的语言美是构成诗歌整体美的一个重要部分。脱离或忽略了诗歌的语言美，诗歌的美也就无从谈起。诗歌的创作是这样，诗歌的翻译也是这样。在中国古诗英译中，许渊冲和庞德的译作影响力颇大，以下将通过对二者翻译理论的比较探索其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运用。
诗歌创作论文篇（11）
一、网络诗歌的界定
要讨论网络诗歌,首先要弄清楚网络诗歌到底指什么。网络作为不同于传统纸质文本而存在的一种新的物质媒介,给人类的文化传承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影响。一直以来,关于网络诗歌的论争不断,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肯定了网络诗歌的存在,并大力推广网络诗歌的发展,充分认可网络诗歌对当代诗歌发展的意义。1997年学者兼诗人杨晓民在《网络时代的诗歌》①一文中,率先在中国大陆将“网络诗歌”这一命题推到了文学研究的前沿,该文是中国内地最早关于网络时代的诗歌特质和诗歌发展走向的论文。作者在论文中提出,网络的开放性、游戏性、参与性与交互性,为诗歌彻底打通走向大众之路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网络文学将彻底瓦解现行的诗歌文本,现行的诗歌将悄然隐退,网络诗歌必然崛起。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在场地意义上理解网络诗歌,反对“网络诗歌”这一词语的命名,甚至主张取消这一命名。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着所谓的网络诗歌,诗歌只是通过网络这样一电子媒介而得到更广泛的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诗歌的本质因为网络这一传播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所谓的网络诗歌更多的是指代有具有网络气息的诗歌。网络并不能催生一种新的诗歌精神。无论诗歌是在纸质文本上刊出发表,还是在网络上张贴发表,评判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标准不会改变。诗人伊沙说:“我以为对诗人而言,不该有‘网络诗歌’这个概念,诗歌以任何载体存在都不能降低它的至高标准——在此一点上,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我,决不妥协。”②
由上面两个关于网络诗歌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尝试着为网络诗歌下一个定义:网络诗歌是以网络为媒介和平台,以网络电子技术为依托,进行存储、创造、传播和接受的一种诗歌样式。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诗歌包括网上***创作以及非***创作但存储在网络服务器上,可供诗人与网民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切诗歌作品;狭义的网络诗歌则特指运用电子网络技术手段,即超链接技术制作的超文本(下转第145页)诗歌和多媒体技术制作的多媒体诗歌。目前,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广义的网络诗歌。
二、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
网络诗歌区别于传统诗歌最显着的特征在于它的新的民间化写作倾向。要分析和讨论网络诗歌,“民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事实上,网络诗歌就是一种新的民间诗歌。传统的民间诗歌写作强调的是劳动人民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表现的是劳动者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其中最关键的是强调诗歌创作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网络诗歌与传统的民间诗歌创作在对待这一关键点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是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的“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新的方式中。
(一)网络诗歌的崇低性特点。
就传统诗歌创作的精神姿态而言,崇高和诗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传统诗歌相比,网络诗歌的文学精神向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由崇高转向崇低。与传统平媒诗歌相比,网络诗歌更多的表现出对人文精神的解构。很多的网络诗歌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消解神圣、崇尚鄙微的倾向。网络诗歌是一种平民文学,与平民的价值取向有天然的亲近感。这使得入网者通过网络这一媒介,回避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倾向于远离那种不现实的崇高,甚至讨厌那种虚伪的崇高。以这样一种心理进入网络诗歌创作,便是以巴赫金的“狂欢化”方式规避传统观念,鄙视主流文化,清除本质主义、直至嘲讽或者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而采用非正统的、前卫的、后现代的价值观看待世界、社会、生命和生活。如飘云的《我也玩玩诗歌行不行?》:“远看烤箱生紫烟/近看烤鸭挂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这种戏仿经典、解构经典以抵制崇高的网络诗歌写作在网络比比皆是。很明显,这是一首戏仿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的诗作,作者用戏仿的手法来颠覆了崇高的概念。
(二)、网络诗歌语言的口语化。
阅读网络诗歌作品时,一个重要的感受就是大量口语、网络词语迎面而来。网络诗歌的出现是对诗歌创作的一次重大挑战。由于创作门槛的无限制,创作队伍的迅速扩大,各种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大面积且迅速的抵达了网络诗歌的创作领地。网络诗歌把诗歌口语化的特色推向了一个高潮。网络诗人在创作时,描写平凡人的生活,讲述平凡人的心情,表达平凡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语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反讽、调侃、幽默,甚至是嬉皮士语言,成了众多网络诗人的语言追求。如张稀稀的《四季歌》:“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夏天来了/小草长高了/秋天来了/小草的叶子黄了/冬天来了/小草啊小草/它不见了。”作者简单的语句描写了一年四季小草的生长状况,从小草的生长透视四季的变迁。贺建飞的《大街上很嘈杂》:“他拿着喊话器/朝马路对面的一群人/喊着什么/对面的人群无动于衷/正欲发火/他突然发现/原来喊话器的开关/忘了打开。”作者的用词取自生活,取材也源自生活,记述的是生活中点滴小事和隐藏的小幽默。
(三)、网络诗歌创作的广泛参与性和交互性。
网络诗歌以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为载体,谁愿意创作作品,谁就可以发表作品,只要轻轻点击一下,就可以实现当“作家”的梦想。网络诗歌使诗歌创作走向了人民群众。因为网络是虚拟的大众化的共同空间,网络诗歌因此也具有全民性、公共性和大众性的特征。欧阳友权说:“网络文学借助电子信息技术的航船,抵达的却是‘返祖’的文化港湾——文学话语权回归民间。”⑩网络诗歌的网民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写作者,一部分是阅读者。网络诗歌的交互性是由网络的交互性这一特点所决定的。诗歌阅读者既是信息的参与者,又是诗歌信息的接受者。一首诗歌一旦在网上发帖,很容易立即引起大量的评论跟帖,这种近距离和快速的交流方式,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是诗人和读者之间的顺畅交流体验。如网上炒得很火的“赵丽华”恶搞事件。以赵丽华的《红提》为例:“我原来买红提/买过60元一斤的/还都是蔫蔫的/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我能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啊/今天在新华路和花园楼的街口/我又遇到卖提子的/真的2元一斤/而且很新鲜/我买了5斤回家/一路上我想:/我总算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了。”这语气说是口语诗,不如说是“口水诗”。大量的网友在阅读赵丽华类似的诗作之后,纷纷仿效赵丽华的这一语体在论坛留言。韩寒在其博文中《诗人急了,不写诗了》中写道:“我建议我们把赵丽华的诗歌先排成横的,然后让赵丽华自己再分一次行,看看能不能分的和原诗一样。我情不自禁要写一首诗。”韩寒的这首诗就是《行》:“你行/你就分行/不行/你行行好就别分行/别行不行就分行/免得分的行又不行/诗人决定你分的行行不行/行不行你的行就不行不算行。”十分具有讽刺意味,读罢叫人哭笑不得。
本文对“网络诗歌”这一概念的争论进行了概括式的总结,并试***做一个可供研究者研究参考的界定。在对“网络诗歌”进行了界定的基础上,本文继续对网络诗歌与传统诗歌相比较的标志性特征——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作出进一步的探讨。网络这一平台的出现和大量普及实用,一方面促进了诗歌写作的大力发展,另一方面网络像一把双刃剑,对诗歌创作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网络诗歌在很大程度和很大范围对传统诗歌创作的精神向度进行了解构,带来了新的发展,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重塑网络诗歌的人文关怀,凝聚新的文化精神,引导和驾驭网络这匹野马,使网络诗歌向着人的价值全面实现的精神指向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