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现代音乐论文篇（1）
香港作曲家曾叶发(香港文化界联席会议***)创作的《一调子》，是通过作者对中国广东音乐的表层印象和风格的体验，借用广东音乐基本的特性素材创作而成。乐曲以单一性的主题旋律思维作为全曲的主干乐思发展脉络，并且运用“主调多声”的特殊处理方式，以加花变奏的特点进行各个声部之间的组合与调配。作者真正的创作个性是以后现代音乐的创作思维方式，运用“非功能调性”的特殊思维处理方法统摄整体音乐的发展，而传统性的广东音乐并没有任何的突显。正如作者说：“这里并不表示这首乐曲在于模仿广东音乐的调性旋律风格，与广东音乐的传统实‘风马牛不相及’，但听众不妨尝试比较两者的关系。”乐曲通过富有特色的配器方式构筑出交响音乐的独特音响造型，为了体现旋律的自由引申和内在的进行，主导乐思提供了最大的动力性发展。这是作品的主要环节。和声的运用是以主题乐思的发展需要，进行相关点缀性的特殊处理和安排。而***条性的旋法过程中，由对位性的复合性乐思进行组合，使音乐的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表现力。在整体的乐思发展中，作者以旋律的各种变化来显示出作品的音乐个性，但是，所有的旋律在发展中已被各种新的乐思所掩饰。各种乐器的结合，在音色上的点缀是相应的、有趣的表现，使音乐本体的表现力富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这部作品是在上海首演，在本次音乐论坛中引人注目。主要原因是香港回归后，香港地区的现代音乐和交响音乐创作的发展现状，人们还了解得不多。通过这次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交响音乐作品，使人们对香港地区的现代音乐创作能够有所了解，而《一调子》这部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当前现代音乐创作的一个基本概况。
王强(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现移居香港)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零号》，在这次音乐会中演奏了其中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由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郑维民担任小提琴独奏。作品的创作主导因素是从小提琴乐器本身的E、A、D、G四条琴弦引出，通过对小提琴音色上的调配和对演奏技巧上的进一步挖掘，使音乐在三种不同的速度和力度上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交响音乐会”的时间限制，原来拟定的第一乐章没有演奏，实为遗憾。但是，后面的两个乐章从音乐的总体风格上，已经能够表明作曲家所要表达的完整音乐创作思想。特别是第三乐章的主题构筑，作者把握住了乐思的主导内核，整体音乐的发展与第二乐章的慢板形成呼应的密切联系。在创作的手法表现上，传统的写作因素富有“浪漫主义”的浓郁气息，从写作的技法上已经融入了现代作曲的相关手法和特征，从而使作品充满了新意。最为突出的是作者在乐思的整体发展中，注重民族音乐的风格特色。同时，也赋予了作品个性化的体现。从更深的层面上来看，作曲家所要表现的是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哲学思想，也包含着作者在创作思维过程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作曲家吕其明(上海音乐家协会副***)创作的交响乐《龙华祭》，是纪念在中国***时期的***战争中，在上海战役中英勇牺牲的7000多名中国人民战士。作曲家为了追思这些祖国的英雄，以内心的真挚情感和深刻的思念之情，用清醇朴实的音符，讴歌了故去的***们。这部作品曾经获得2001年中国音乐“金钟奖”。该作品以传统技法写作而成，旋律的气息非常宽展和平稳，在构思上以凝重的主题思维特征展现。主导乐思始终贯穿在整体乐曲的进行之中。通过单一性的线性乐思发展，融入多层面的乐思交织，使乐曲的表现富有张力。该作品在这次以现代音乐为主题的活动中，其创作手法是完全传统思维化的，在以现代音乐为主体的“交响音乐会”中同台演出，同样是显得非常融合，并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这说明了音乐的本质是为了表达音乐的主题思想内容。因此，无论是传统与现代，都离不开最基本的“主题”思想内容的表达。
杨立青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创作的中胡与交响乐队《荒漠暮色》，这部作品是应日本“丝路的回响”执行委员会的委约，创作于1998年。全曲演奏时间为14分左右。作曲家采用了中胡“协奏曲”性的特殊表现形式创作而成。从中胡的独特使用与其特殊的乐器音色上来看，中胡的音乐主要是从人的内心世界去表现更多的思想意境。而乐队与各个声部之间的乐思处理，是以不同色彩的音色对比和非常清晰的多种叠置组合而构成，并以浓烈的和声与交织的复调融合在一起，构筑了一幅夕阳映射下的大自然绝美壮观的风蚀地貌***画。管弦乐队总体配器的技术处理上，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配器技术与极尽完美的音色造型调配，并在乐思的不断运动中，呈现出了一种疏、密、浓、淡的线条性起伏，经过多种层面上的乐思对比，形成了异常鲜明的色彩性音响效果，营造出了一种海市蜃楼、情景交融的美妙艺术境界。作曲家在写作手法上使用了九个音的音阶。整体创作的风格上，表现出了一种光和色的大写意。在乐思的发展上，借用由中胡演奏的两次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开始的主题素材，将基本的音乐主题与《梅花三弄》的主题相互交融，通过核心音乐语汇进行有序的发展与建构，形成一种主导乐思的动力性展开。在旋法上主要是以五度、小二度、三全音作为基本的声部线条进行呈示和衍展，和声的构筑也从此派生而出。整体作品结构的构思是比较自由的形式，不套用任何的曲式结构。从作品的表现内容上，作者主要体现了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意和一望无际的沙漠在暮色中色彩斑斓、变化无穷的意境，使人们感受到一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意。
秦文琛(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创作的大型交响乐队作品《际之响》，是获得2001年德国管弦乐作曲大赛第一名的作品，在此次活动中是公开首演，也是人们所期待和关注的新作品。该作品以一个重要的音“H”贯穿发展在整体的音乐之中，“H”是德语发音中的“B”，因此，作者是以“B”音为主导线索进行乐思的各种组合和变化的。同时“H”字母也是佛教《六字箴言》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所以，作曲家精心设计的“H”音，也同时表明了音乐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内容。作者说：“璀璨、神秘、古朴和力量是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乐曲《际之响》吸收了某些音乐的因素，并通过乐队剧场效果和微分音处理，旨在将整个剧场作为空间，来构建特别的声响，以此来表达作者对的强烈感受。”这部作品通过纯技法音乐的运动形态，由音乐运动过程中的结构张力和节奏上的动力以及音色上的变化对比，表现了一种在音响造型上进行高度抽象的交响艺术思维方式。在乐思的发展过程中，以微分音及色块的交织使用为基本特色，注重乐音运动过程中的色彩性与和声性的细致变化，强调两组打击乐与整体交响乐队之间交响化的立体音响造型。该作品从全新的创作构思角度，给人们带来了世界交响音乐创作领域里新的学术信息，同时，这部作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它可以作为我们目前了解世界交响音乐创作领域里的发展状况。
蒋安庆(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创作的《虚拟爱情》，是为管弦乐队而作。作者通过当代世界互联网中人们复杂的思想情感，从一个人们所关注的侧面，运用交响音乐的思维表达方式，向人民展示了在现代电子信息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的世界当中，一切都变得如同虚构。如作者说：“人们沉醉在其中，对虚拟的网络世界充满着好奇与幻想，尝试从中追寻那梦寐以求的幸福情感。有人得到，也有人失去。那饱含深情的举动令人痴迷，却往往忘记了最终的结局也许恰好说明了这终究是一场亦真亦幻的虚拟游戏。”这部作品通过不同乐器的音色化处理，使乐思在清雅的气息中蜿蜒不断地展开。具有中国线条音乐思维特征的主题因素，始终把握着整体音乐的运动和发展。因此，该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现代音乐风格和时代音乐的特色。作曲家以现代特色的朴素音乐语言，表现了现代社会“虚拟”的爱情和人生观，通过这部作品的音乐“真言”，力***唤醒人们对“爱情”和“人生”的真情。同时，在作品中体现了作者的音乐创作思想和艺术审美特征。
叶小纲(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最后的乐园》，是于1993年应香港市***局的委托而创作。该作品的音乐创作风格体现在以中国安徽民间特有的音乐风格上，作者采用中国农民随意哼唱的“山歌”音调作为全曲的主要音乐动机，而带有传统思维的主题乐思就是构筑在这个特殊的乐思之中。在具体的音乐处理上，作者依靠节奏的律动变化和乐思运动过程中的各种不同形态的发展组合，使音乐展现出富有中国音乐特色的格调。在乐曲的整体结构设计上，通过全曲三个大部分的结构性的对比，由强与弱、浓与淡、远与近的时空性音响造型，表现了作者的一种特殊音乐思维方式。同时，在有限的“山歌”主导乐思的材料使用上，尽可能地去表现出依据于中国民族音乐个性化这一富有特性的基本创作手法，并将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之间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交响音乐的表现形式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的特色。乐曲中呈现出的中国民间“山歌”风格的音响流动，是以线条性的双层次运动方式进行，使音乐以自然的交融与组合进行发展。在主题乐思的运动过程中，单一性的小提琴独奏音色与复合性的交响乐队之间的调配组合，显示出音乐中清醇的音色对比。在这种富有诗意的交响音乐思维过程中，“山歌”的乐思时而高亢激荡、时而平稳安静，最后“山歌”远去了，隐退在那无尽的“乐园”遥想之中。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作曲家内在的艺术审美意识：“在音乐中要追求一种东方式的人生理想，在走向天国的路途中，喜悦才是生命通向最后旅程的最高境界(作者自语)。”这部作品以比较直观的交响音乐语言和朴实的民族音乐风格特征，向人们展示了作曲家内心的思想和情感，体现了现代交响音乐创作的新思维和新意识。
现代音乐论文篇（2）
音乐的发展历史就像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历史一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永远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永远躁动着的主体创造冲动中，总是不停地孕育出对传统经典或规范的“反叛”。其中一部分“反叛”既传承着传统经典或规范中的内在生命力与价值，同时又超越了渐趋僵化的规则或程式，***了创造力、生产力、表现力，从而展示出鲜活的生命，并逐渐被人们普遍承认和接受，成为新的经典和规范，如此循环不已。表现主义音乐在近现代音乐史上就是这样一次***和超越。
一、表现主义音乐的历史文化土壤
19世纪后期，汉斯立克对情感论音乐美学提出了挑战。自此，情感论音乐美学与自律论音乐美学逐渐成为欧洲音乐理论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两大派的理论观念对音乐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作曲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别站到了这两个对立派别的旗帜下，在他们各自的音乐作品中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倾向，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同时并存的两个影响最大的音乐风格流派——表现主义音乐和新古典主义音乐。
与表现主义相对立的新古典主义在理论上以自律论音乐美学为指导，主张音乐就是音乐本身，音乐不应表现任何音乐之外的东西。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说：“音乐从它的本质来说，根本不能表现任何东西，不管是一种感情、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情绪、一种自然现象。”“表现从来不是音乐的本性，表现绝不是音乐存在的目的。”他否认音乐具有任何表现功能，他认为音乐作品是一个***自主的音响结构系统，是一系列乐音的有序排列组合，而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作曲家创作的过程就是依一定的结构原则排列音乐材料的过程；如果音乐听起来好像表现了什么，那也仅仅是一种虚幻的错觉，是不真实的，或者说那仅仅是人们从外部强加给音乐的一种附加属性。这样一种主张与文学领域的形式主义或所谓“纯文本”的主张如出一辙，后者把文学看作与社会人伦无关的***自主的文本结构，认为以文学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是对文学本性的背离，是文学的异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种文学观念在我国曾大行其道，一度成为文坛的主导思潮。它实际上是对过去那种把文学完全从属于***治观念的做法的矫枉过正式的反拨。文学、音乐乃至各个艺术门类中出现的这种相同或类似的思潮或创作倾向，反映了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共性或共同特征。而整个社会文化的这种共同特征当然是由这个社会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所决定的。
表现主义作为20世纪初期出现的一种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对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主张艺术要表现人们的情感或心灵。类似的主张在艺术思想史上似乎早有先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音乐是灵魂的语言，灵魂借着声音抒发自身深邃的喜悦与悲哀，在抒发中取得慰藉。”“音乐把内心深处感情世界所特有的激动化为自我倾听的自由自在的，使心灵免于压抑和痛苦。”堪称我国古代儒家音乐美学典籍的《礼记·乐记》这样论述音乐的本源：“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说：“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然而，表现主义所主张的艺术只是一种***自足的与外部世界无关的纯形式；另一方面，它又否定客观现实世界是艺术反映的对象，而主张艺术表现的对象仅仅是人的主观情感。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勋伯格(1874-1951年)表述得十分明确：“我们的心灵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一件艺术品，只有当它把作者内心中激荡的感情传达给听众的时候，它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才能由此引起听众内心情感的激荡。”“艺术家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他自己。”就注重主观表现这一点而言，这种艺术主张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十分相似。浪漫主义也以注重主观情感的表现为其基本特征。但作为一种现代美学观念，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明显分野在于：如果说浪漫主义音乐用玫瑰色的主观幻想去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用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方式达到在尘世喧嚣中难以达到的人与对象世界的和谐，那么表现主义就是以反常态的极端个性化方式直接表现现代人充满内在冲突的心灵世界。每一首表现主义音乐作品的音列都是由作曲家依自己的灵感来设定的，这使得音乐作品中的每一个基本要素都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
现代派艺术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导致人的异化这样一种社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和所有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一样，表现主义所突出的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世界的对立。因而它反对在艺术创造中模仿客观现实，而要以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纯主观的、直觉的情感体验。与新古典主义相比，表现主义朝着反映现实世界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由于它偏执于表现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主观情感，所以它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又是一种变形的或片面的反映。随着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到来，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这台社会化大生产机器的附属品，而冷酷的、裸的金钱关系又使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无法沟通。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们感受到无可摆脱的深深的压抑、苦闷、孤独、迷惘和绝望。传统的艺术形式已无法表现因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扭曲或异化人性所造成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强烈情感体验。例如，在绘画领域中，传统的焦点透视法曾经成就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列宾等一批又一批经典画家的经典名作。然而，焦点透视作为一种绘画技法的基本准则，是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对世界的理性主义理解相联系的，即通过焦点透视所看到的世界，是在近性精神秩序框架内所感受或体验的世界。但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使近性精神秩序的框架崩解了，在现代派画家(例如毕加索)的眼里，世界已被那种导致人以及人的生活异化的力量扭曲、***、肢解了，焦点透视法所描绘的已经不是真实的世界。于是，毕加索创造出散点透视的立体派绘画。与此相类似，在音乐领域，表现主义的音乐家们在音乐表现手法上也离经叛道，进行了大胆创新，这使得他们的音乐作品在艺术形态上较传统音乐有了质的变化。
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勋伯格同时也擅长丹青，这一点通常被人们忽略。但了解他的画对于了解他的音乐至关重要——其画作中强烈的表现主义特色曾得康定斯基等人赞赏。他恰在开始绘画的同时，在音乐表现手法上进行极为大胆的尝试，即摈弃传统调性系统的语法而采用自由无调性的表现手法。从1908年至1923年的十五年间，勋伯格使用表现主义手法创作的音乐作品，传达出现代人在战争与大工业文明中所感受到的孤独无援、焦灼不安、紧张恐惧等情绪。他在1908年完成的《#F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0)中，于第四乐章的开始部分使用了一个非调性的主题。虽然全曲结束于#F大调的主三和弦结构上，但并没有以传统的终止式来完成。而他接着创作的《三首钢琴小品》(作品11)则完全摆脱了调性的羁绊，正式开创了自由无调性的新方法。这期间，勋伯格共创作了十几首无调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对“不协和音”的***，横向旋律或纵向和声的音程关系不再依附于调性系统；织体更偏向于对位式，而不是和声式；节奏趋于复杂，其规律性被消弱；而乐曲的动机和结构则依然是精心设计的产物。勋伯格的自由无调性时期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表现主义的扭曲与强烈、大胆的特色。他在此期运用音高的方式，不像后来的“十二音作曲法”那样具有系统性。自由无调性时期是调性崩溃的逻辑延伸，同时也是“十二音作曲法”诞生前的酝酿和探索阶段。
二、表现主义音乐对传统的颠覆
表现主义音乐的最大特征，就是无视传统、无视规则、不追求宏大、夸张，而崇尚音乐表现的单纯、简洁、明快和热烈。表现主义音乐以无调性为其基本成份。表现主义艺术家摈弃了传统的主属音的观念，使得八度中的十二个音的价值相等。这导致传统的旋律概念、节奏与节拍的组织、曲式的结构、和声与对位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主义音乐作品的演奏配器通常精致小巧，具有明快单纯的色彩。而将一些连续的独特音融入非常自由的形式之中，则给人以流动、舒展的独特感受。
为了在作品中寻求音乐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勋伯格在创作无调性音乐的实践中，以维也纳作曲家豪尔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推展表现主义的音乐思维，创立了“十二音作曲法”，即勋伯格本人所说的“十二音仅仅是相互关联的作曲法。”
勋伯格最初继承的是浪漫主义的传统，他的一些属于半音体系的早期作品在题材和写作手法上都表现出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特征，例如其交响诗《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UndMelisande，Op．5)、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VerklarteNacht，Op．4)和大型康塔塔《古雷之歌》(GurreLieder)等。但是如前所言，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他的音乐美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并逐渐发展到反叛浪漫主义乃至整个传统而另辟表现主义音乐的蹊径。他的一些个性鲜明的无调性作品如《期望》(Erwartung，Op．7)、《幸运之手》(DieGlucklicheHand，Op．18)等，一方面仍然带有浪漫主义传统的印记，另一方面又显现出逐渐明朗的表现主义特征。“十二音作曲法”的创立则标志着他的表现主义音乐创作手法的成型，是他的表现主义音乐美学观念的充分体现。
“十二音作曲法”完全颠覆了音乐的调性中心，使不协和音获得了“合法地位”。传统的调性观念认为不协和音及其组合偏离了调性中心，破坏了和声功能的逻辑，因而是音乐听觉所无法接受或理解的。但现在它们却由于勋伯格本人所说的“用十二音写作，仅仅是为了便于理解，别无其他目的”而变得与从前不一样了。有趣的是，正如导致生物进化的一切基因突变的前提恰恰是基因遗传一样，勋伯格对不协和音的运用在音乐史上也是有其“基因”根据的。19世纪，贝多芬、瓦格纳等人就曾经为了音乐表现的特定需要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过一些反常规的不协和音组合。毫无疑问，在传统的调性音乐体系中，不协和音的运用只是在传统框架限制下的一种特例。事实上，不协和音所特有的“刺耳”的感觉恰恰可以达到德国现代戏剧家布莱西特所说的“陌生化”效果，给已经被传统音乐磨出老茧的音乐听觉以新鲜的刺激，因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不协和音之所以特别受到现代表现主义音乐家的青睐而被大量运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尤其适合于表现紧张、焦灼、痛苦、不稳定的心理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派艺术家们所要表现的主观情感体验。
从本质上说，“十二音作曲法”是有意识地解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主观情感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打破人的审美听觉与音乐音响之间传统的内在约定性。不是将主观情感通过现实事物表现出来——即所谓“融情于景、借景抒情”，而用一种非常态的纯主观方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将主观情感最大限度地还原为其纯粹主观状态的目的。这与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世界的整个文化潮流是相一致的，即解构传统，其最经典的表达即尼采的明言：“上帝死了。”勋伯格的创新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具有极为深刻的音乐美学意义。就像哥白尼以“日心说”否定了人们原以为是“天经地义”的“地心说”一样，勋伯格使人们从传统的调性中心及其和声结构的所谓“客观必然性”观念中超越出来，在更加宽广的音乐空间中建构起新的音乐原则和秩序，从而形成了调性与和声功能的新观念。
三、否定之否定：音乐和一切艺术的宿命
如前所述，表现主义音乐是作为新古典主义音乐的对立面存在的。新古典主义因主张音乐纯形式化，而使音乐失去了作为其内在生命的人文内涵。表现主义则主张表现主观情感，赋予音乐以现代人文内涵，即如勋伯格所说：“为了人性，就必须用艺术的非人性去战胜这个世界的非人性。”但世界上的事情总是物极必反。在勋伯格之后的一些表现主义音乐家对他的音乐主张和作品推崇备至，但他们单纯地从形式结构方面来片面地接受他的音乐美学观念，而忽视或未真正理解其美学观念的内在精神。他们忘记了勋伯格创立“十二音作曲法”的出发点，忘记了他主张音乐是一种通过表现主观情感体验而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他们把勋伯格的“十二间作曲法”纯粹从形式上进行演绎，把音高序列化，把时值、力度、音色等音乐元素全部纳入序列化的结构原则之中，由此形成了走向完全控制的全序列音乐。这就使音乐变成了斯特拉文斯基所说的一种“被控制了的音响”，它与人的情感体验之间的联系已变得十分模糊。与其说这种音乐是作曲家用以情感体验为基础的灵感创作出来的，不如说是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出来的，把这样的作曲任务交给计算机再合适不过。如果说这样的音乐作品也能使听者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某种情感体验，那么，要么这听者不是在用这种音乐的作者所遵循、所要求的音乐思维或体验方式去听，要么就是这种音乐的作者实际上不自觉地越出了自己的创作原则，而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所以，后来的表现主义音乐家把主观化推向极致的结果，是与新古曲主义殊途同归，以另一种方式使音乐脱离现实而成为一种所谓的“纯形式”。
音乐和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从一开始就纠缠于形式化和人文内涵表现的矛盾之中。这是艺术本身的宿命，因为没有形式化就没有艺术。原始人借以表达情绪的偶然的有节奏或押韵的呐喊不是艺术，只有这节奏和韵律相对固定下来即形式化后才有了艺术——诗歌。而艺术形式一旦形成，它就逐渐衍生出自己的逻辑规则，从而具有了相对***性。在一定的时期内，特定的艺术形式是特定时代和人群表达思想感情或特定人文内涵的适合的工具。但社会的发展、人文的演进，总是使既有的艺术形式日渐显现出局限性。于是旧形式不断被打破，新形式冲破旧形式的束缚脱颖而出。但新形式注定又要成为旧形式，如此循环往复不已。例如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话本、小说等文学样式的发展演变，就是典型的这样一种过程。音乐当然也是如此。
不仅从音乐的宏观发展史看是如此，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也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音乐创作过程中。作曲家要通过音乐形象来表现某种思想感情或人文内涵，但他并非随心所欲地表现。因为他在构思旋律和节奏时，不能只考虑音响的色彩效果和表现功能，而必须同时考虑这些音在调性规则中的结构功能，即必须找到表现功能与结构功能二者的契合点。这也就是说，他必须去寻找能够把作品的人文内涵表现得最好的音乐形式。音乐的形式是相对固定的，而音乐所要表现的内涵则是无限多样的。于是在音乐的人文内涵(或情感表现)与调性原则之间便形成一种必然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作曲家永远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而好的音乐作品(即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作品)就像是那种让人觉得“镣铐”不是镣铐而是最恰当道具的舞蹈。像诗人、画家们一样，音乐家们总是不断打碎旧的“镣铐”，换上新的“镣铐”，因为没有这“镣铐”就不成其为音乐。但是如果把“戴着镣铐跳舞”变成了“镣铐”本身的跳舞，即舍弃了人——人的精神、人的情感、人的心灵(这一切当然都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就会从另一个极端迷失音乐的本质。
表现主义音乐的一些技法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领域也经常被借鉴、使用，对于丰富我们民族音乐的表现手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摈弃后期表现主义音乐的形式主义倾向，汲取表现主义音乐及其美学观念中的创新精神，以不断创新的音乐形式表现日新月异的生活和情感。创新，是音乐乃至一切艺术的生命之源，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钟子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38-56．
[2]陈方．音乐美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62-77．
现代音乐论文篇（3）
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早出现妈祖舞蹈的研究概述,要追溯到1996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里有关“棕轿舞”的叙述内容。当年,这一本着作在中国舞蹈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下,经过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周密、严谨的普查、整合与编撰工作,最终得以问世[3]。这本着作详细的记录了动作、音乐、服饰、道具等舞蹈艺术的内容,还对舞蹈艺术的发源地、传承情况、历史演变等相关传说,当地风俗习惯、等,有着详细的记录。该着作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后来学者们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京舞蹈学院的罗雄岩教授,于他的出版作品《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论中国民间武大的文化类型》里,对妈祖舞蹈进行了一定的概述。他以文化性民间舞蹈的角度,对妈祖舞蹈进行了分析。最终,通过地域生态划分法,将妈祖舞蹈划分到中国海洋文化性民间舞蹈的类别中。罗雄岩教授认为,妈祖舞蹈将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升华成“人海合一”的文化精神,通过舞蹈的形式,来表现与传达海洋的色彩内涵。
笔者对有关“妈祖舞蹈”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查阅,经过整合对现代妈祖歌舞音乐的研究内容与形式进行了总结,具体以下内容:1、对妈祖音乐剧(歌剧、舞剧)展开评论;2、对妈祖歌曲的由来与文化背景进行论述;3、妈祖歌舞音乐本身展开探究。笔者通过研究最终发现了三篇涉及到妈祖歌舞音乐的研究作品,分别是:(1)王耀华的《福建文化丛书》[4]。作者对在莆田、仙游一带流传的妈祖音乐舞蹈表演《皂隶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舞蹈的表演形式与文化内容进行了深究;(2)黄明珠的《浅论湄洲岛妈祖舞“耍刀轿”“摆棕轿”的文化特征》。该部作品中,笔者通过对妈祖舞蹈的探究,向世人阐述了“耍刀轿”“摆棕轿”民俗舞蹈的特色与内涵;(3)陈育燕的《湄洲岛妈祖仪式之“摆棕轿”舞蹈探究》。作者通过对表演中,使用的道具、动作、服饰的研究与分析,得出了舞蹈中传递的民俗观念[5]。因此,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所有关于妈祖音乐的研究里,大多数音乐学者的研究层面不够全面。仅站在某一层面对妈祖进行切入与剖析,系统整理的情况不多,由此看来,现代妈祖歌舞音乐的研究内容,还有许多值得挖掘与探讨的东西。这甚至是一笔巨大的宝藏,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2、现代化的妈祖音乐研究的价值
由于大多数音乐学者的研究层面不够全面,仅站在某一层面对妈祖进行切入与剖析,系统整理的情况不多,因此,现代妈祖歌舞音乐的研究内容,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等待发掘[6]。所以,在笔者看来,研究人员的研究层面,应从纵向的角度,对研究课题进行整合与探究,深入挖掘出妈祖音乐的深刻内容与价值。妈祖文化的研究,对本学科音乐学与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对整合当代妈祖歌舞音乐资料也有着极高的意义与价值。后人可以通过这些研究成果,使妈祖歌舞音乐得到传承,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妈祖的多元化的音乐内容和形式[7]。人们可以对之加以利用,通过对现代妈祖歌舞音乐的研究,发挥出妈祖歌舞音乐最大价值,进一步深化妈祖音乐文化的影响。
3、现代化的妈祖音乐研究路径
现代音乐论文篇（4）
首先研究唐诗、宋词、元曲及流行音乐的由来发展和特点：
（一）唐诗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古体诗，如《诗经》、《楚词》等；另一类是格律诗，在一首诗中，讲求平仄、韵脚和对仗等。唐帝国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国内各民族的融合，日趋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变得丰富复杂，为诗词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机关报养料和素材。唐帝国制定和执行的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以诗赋主要内容，这种机制也直接促进了诗歌的创作。其特点：从形式上讲究调声、隶事和内容上沿袭宫体，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旋律，或慷慨激昂、或缠绵婉转、或英雄气概、或儿女情长。
（二）宋词
词是诗经及魏乐府之蜕变和唐代近体诗不断发展的结果。词和诗的最大区别就是，诗为整齐的五、七言（齐言），而词则长短句（杂言），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制长短句的“词”。“词”就这样产生的。宋词的成熟繁荣时期，则是词创作的最高峰，数量质量都达到了巅峰时期。宋词得到整个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认同和喜爱。词已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沃土之中，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一个历史时期文学样式的代表。其特点：它是一种既能合乐而唱又能讲求格律的新体诗，包括有燕乐、民歌、近体诗格律三要素，具有高度音乐性、韵律美和浓郁的生活拨气息的文学新形式。词与诗有着密切的联系，词分豪放、婉约两大流派。
（三）元曲
清李调元《雨村曲话》引《弦索辨讹》称：“三百篇而为诗，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明王世贞《曲藻》又称：“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说明了曲的起源。曲与词的主要区别是，词的字数有一定限制，曲的字数不定，词韵大致依照诗韵。前期主要是文人和戏曲家创作后期产生专业的散曲作家，起了重要作用，使曲坛更为绚丽多彩。元散曲分为豪放、清丽两大派别。其特点：元曲韵密，有时每句用韵，甚至句中押韵，同时元曲平仄要求更加严格。元曲可加衬字，尤其是套曲，衬字较多，如不分正字衬字，作品的句式、平仄等就分不清。
（四）流行音乐
当代的流行音乐在古代诗词曲的基础上，融国家***治、经济、文化、人文、地理、风土人情；集景、事、物于一体，作为词源，而后配以音乐，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具有现代气息的美的语词曲综合体，抒发人类情绪。其特点：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词曲，***治色彩、文化色彩、艺术色彩都较浓，在特定时期的***治色彩尤其突出。词曲均不限形式，基本没有严格的韵律要求，比较随意。
下面我从不同角度谈一下诗歌对当代歌词创作的影响：
（一）影响的方式
一、有的作直接引用：
古典诗歌直接成为流行音乐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给了流行音乐另一表现空间，考量着当代音乐人对文化的把握。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流行音乐的表现功能，提升了流行音乐的层次。
音乐展现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形形的情绪与心态，而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古典诗歌的功能与意义恰好在这个地方。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人们所经历的事物各有不同，由此衍生而出的情绪感受也会相去甚远，但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反应与情感，却并不受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因此，某些古人所经历的心理应变放在今日也同样可以适用，那么用以表现古人情感的诗词歌赋，同样也可能是今人的心理映照。中国的古典诗歌非常讲究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而结合到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往往是含蓄婉转，迂回曲折，动人不止，这些恰是当代许多流行音乐创作人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因此，许多音乐创作人，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直接挑选经典的古典诗词，谱上曲，换一种角度来诠释千古佳句。这对他们是一个挑战，对演唱人来讲亦是如此，因为听众会不自觉地拿曲作者的曲与演唱人的唱来与原诗歌相联系，看是否和谐悦耳，从而对创作者与演唱人的高下进行评判。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我觉得当属邓丽君。邓本身是以唱台湾小调起家，本身已有不少民族文化气息的濡染，加上台湾一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共同创作出许多与原诗歌同样经典的作品。邓丽君曾经出版过一张名为《淡淡幽情》的个人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和多位宋代词坛名家的经典作品，有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等等。以上歌曲由台湾声名卓著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扬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再加上邓的内敛婉约清丽的唱腔，使这张专辑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世代传颂的极品。
二、有的作间接引用
1、创作元素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题的广泛性。许多当代的流行音乐词作者，更是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例如邓丽君演唱的《在水一方》：“绿草苍苍，白露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萋萋，白露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居。”是引自《诗经》的诗句。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的领***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白云深处》、《巴山夜雨》），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陈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演绎，并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
例如由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唐诗中有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歌词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原诗中的“月落乌啼”、“枫桥夜泊”、“到客船”等短语，我们深切感觉到诗歌中的那种愁绪也萦绕在歌词中。
再如伊能静《念奴娇》出自苏轼《念奴娇》和的《沁园春》，S.H.E的《长相思》的Rap部分出自李清照的《声声慢》，这些都是对诗歌文化中古典元素的重现与运用。梅艳芳《床前明月光》歌词有一部分完全照搬了李白的《静夜思》，反复吟唱。
2、创作形式
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古典诗歌也为现代流行音乐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当代的流行音乐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套用或模仿了古典诗歌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歌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音乐，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至于例证，我们先说香港。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古典诗歌的写作规范来进行创作。首先是黄霑，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
再有邓伟雄，他和黄霑一样，写了很多电视剧歌曲，这是当时香港音乐创作的一个主要形式。在《万水千山总是情》中：“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邓的作品擅长描摹内心感受，颇有宋词的遗风。
二、有的作间接引用
1、创作元素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题的广泛性。许多当代的流行音乐词作者，更是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例如邓丽君演唱的《在水一方》：“绿草苍苍，白露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萋萋，白露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居。”是引自《诗经》的诗句。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的领***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白云深处》、《巴山夜雨》），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陈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演绎，并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
例如由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唐诗中有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歌词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原诗中的“月落乌啼”、“枫桥夜泊”、“到客船”等短语，我们深切感觉到诗歌中的那种愁绪也萦绕在歌词中。
再如伊能静《念奴娇》出自苏轼《念奴娇》和的《沁园春》，S.H.E的《长相思》的Rap部分出自李清照的《声声慢》，这些都是对诗歌文化中古典元素的重现与运用。梅艳芳《床前明月光》歌词有一部分完全照搬了李白的《静夜思》，反复吟唱。
2、创作形式
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古典诗歌也为现代流行音乐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当代的流行音乐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套用或模仿了古典诗歌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歌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音乐，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至于例证，我们先说香港。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古典诗歌的写作规范来进行创作。首先是黄霑，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
再有邓伟雄，他和黄霑一样，写了很多电视剧歌曲，这是当时香港音乐创作的一个主要形式。在《万水千山总是情》中：“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邓的作品擅长描摹内心感受，颇有宋词的遗风。二、有的作间接引用
1、创作元素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题的广泛性。许多当代的流行音乐词作者，更是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例如邓丽君演唱的《在水一方》：“绿草苍苍，白露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萋萋，白露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居。”是引自《诗经》的诗句。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的领***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白云深处》、《巴山夜雨》），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陈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演绎，并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
例如由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唐诗中有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歌词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原诗中的“月落乌啼”、“枫桥夜泊”、“到客船”等短语，我们深切感觉到诗歌中的那种愁绪也萦绕在歌词中。
再如伊能静《念奴娇》出自苏轼《念奴娇》和的《沁园春》，S.H.E的《长相思》的Rap部分出自李清照的《声声慢》，这些都是对诗歌文化中古典元素的重现与运用。梅艳芳《床前明月光》歌词有一部分完全照搬了李白的《静夜思》，反复吟唱。
2、创作形式
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古典诗歌也为现代流行音乐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当代的流行音乐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套用或模仿了古典诗歌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歌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音乐，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至于例证，我们先说香港。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古典诗歌的写作规范来进行创作。首先是黄霑，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
再有邓伟雄，他和黄霑一样，写了很多电视剧歌曲，这是当时香港音乐创作的一个主要形式。在《万水千山总是情》中：“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邓的作品擅长描摹内心感受，颇有宋词的遗风。再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的歌词创作更偏重于现代文体，更多关注风花雪月，但这也恰好是许多旧诗文的主要素材。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方文山。
方文山擅长拆解语言使用的惯性，利用古代诗词的元素语言，重新浇灌文字重量，赋予其新的意义，纺织出新的质地，建构后现代新词风。其创作的歌词中充满强烈的画面感、浓郁的东方风，是华语歌坛“音乐文学”的创作才子，也是各种音乐奖项的常客。方的文字独树一帜，其代表作《东风破》、《发如雪》、《台》、《青花瓷》、《兰亭序》中诸如“”、“阁楼”、“戎***”、“墨香”、“风月”、“铜镜”、“宣纸”等大量古典诗歌元素的运用堪称完美。我认为，方文山的歌词创作实际上引发了音乐创作的一次***。在他笔下，歌词不再是单纯的流行文化，而成为一种可能酵生多种文化想象的文学形式。亦诗亦词，亦词亦诗。从那些新奇歌词韵脚中衍生出的“素颜韵脚诗”，辨识度极高，且当脱谱欣赏时，亦可独自低吟，成为另一种诗歌。
我们以《东风破》为例：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而如今琴声幽幽/我的等候你没听过/谁再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著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
细品其文，会发现全词呈现的意境与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中那种淡淡哀愁极其相似。内容虽属写情思却无邪，类于李白《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两小无猜的爱情。而且歌词中多处可以捕捉到古典诗词的影子，如“酒暖回忆思念瘦”典出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水向东流”容易让人联系到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此外，词中出现的多种意象，如灯盏，如琵琶，如琴音，如枫叶，如篱笆，如古道，如漫草，都可以联系到古典诗歌，透出一种典雅之美。
再如《娘子》“娘子却依旧每日折一枝杨柳，你在那里在小村外的溪边河口默默等着我”，折柳是古人送别之意象；《发如雪》“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不正是“弱水三千,唯取一瓢饮。遇人千万,只你一人在心”，《长恨歌》中“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诠释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还有不少人熟悉的周传雄演唱的《寂寞沙洲冷》：“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有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燕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拣尽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歌曲中流露出来的凄凄伤感，表现出来的丝丝无奈的情感基调，其实就出自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在正确把握了苏轼词中的情感之后，再来倾听《寂寞沙洲冷》，那一定是另有一番味道。
尽管古典诗歌与当代流行音乐是不同时代的产物，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古典诗歌永远都会对当代包括未来的流行音乐创作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古典诗歌是流行音乐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一处用之不竭的源泉，一种无法回避的诱惑，从各方面影响着流行歌坛。
（二）意象的比较
（1）借物思乡
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苏幕遮》（范仲淹）：碧动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流行音乐：《望乡》：“夕阳河边走，举目望苍穹。渺渺炊烟飘来了思乡愁，多少回朝夕晨暮思念着你，清清河水是我流淌的泪。窗外明月光，映照我脸庞。欲知故乡亲人是否安康；捧一盏乡酒，陪伴着你呦，无论我身在他乡与远方。”
诗歌和流行歌曲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大都是借助物象描写。如《苏幕遮》描写蓝天、白云、水波、斜阳等，歌曲《望乡》则描写夕阳、天空、炊烟、河水来抒感。
（2）特定节日思乡
唐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流行音乐：《九月九的酒》、《九九女儿红》。
以上都是在特定节日思乡的例证。
（3）以月喻心
《菩提心论》：照风本心，湛然清净，犹如满月，光遍虚空。
唐诗僧皎然的《水月》一诗：夜夜池上观，禅身坐月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
流行音乐《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
以月喻心，是佛家常用的比喻，在禅宗理论中，月更是常常用心作为“证心”的事物。《月亮代表我的心》同样是以月喻心，是一个充分的例证。
现代音乐论文篇（5）
2.现代教育技术能够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视觉素材对人有着心理投射作用，能使人产生心理上的波动，从而使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当学习者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时，学习者的思维灵活、开放，更加注重对知识整体的把握。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特别是影音、Flash、3D技术的应用使音乐教学更加生动形象，能够充分展现音乐的艺术美、意境美，能够激发学生心理的积极效应。当学生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时，其思维灵活、开放，更加注重对知识整体的把握，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对于在具体演奏过程中出现的技术性问题，学生可以通过课下利用电脑、智能手机或其他录像设备对自身演奏（唱）过程进行录像，结合上课过程中授课教师讲授的演奏技巧进行不断的自我修正；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学习，使学生创造性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激发其学习热情，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二、高校音乐教学融合现代教育技术的注意事项
1.要正确处理传统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之间的关系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但绝不能将传统教学手段全部抛弃，否则教学效果将会大打折扣。音乐教学中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师生间要做到相互交融。教师的示范教学能够促使学生更好地把握作品的节奏、乐感和音准，切不可完全被网络视频所代替。
2.教学设计注意信息加工策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注意信息的选择、组织和整合策略，不能盲目使用各种媒体，造成信息过滥，从而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否则不仅起不到辅助教学的效果，反而会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
3.课件制作精美、简练，不要追求新奇与花哨课件表面上看起来新颖、花哨、动感十足、知识范围广泛，但这种教学方法忽视了真正需要欣赏的音乐内涵，降低了教学的功效，违背了媒体的运用应为音乐教学服务的教学规律，是不足取的。课件幻灯片的制作应以简单明了为主，不需要把达到的目标、问题、例子等详尽地放在课件中，这种模式缺乏师生之间交流，使学生对音乐的感染力大打折扣。
现代音乐论文篇（6）
教育的功能是相通的，小学音乐教学也不例外。新的《小学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音乐是小学进行美育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以审美为核心，以音乐所独有的形式来表现艺术美，音乐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现在的音乐课不仅仅是简单的向学生传授基本的乐理知识，教唱歌曲，同时也要对学生进行美好的品德教育和审美教育。在小学音乐的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如果把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运用到课堂中，学生就能生动形象直观的看到作品所描摹的景象和多姿多彩的活动场景，这样使音乐课堂提高了感染力，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的体验到只凭教师讲解所不能达到的情境。学生们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激发，与音乐共悲共喜，真正产生了情感的共鸣。
1.2丰富教学信息内容
现在的小学音乐课程涵盖面非常广。在小学音乐教材中，音乐知识，歌曲和欣赏等都有所涉及，这实际上就对音乐教师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但目前小学音乐教师的整体水平和这个要求还不是很协调，很多教师对此还不是很了解，造成了课堂讲解的失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这个问题得到了缓解，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是非常发达的，全世界资源的共享很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音乐教师通过上网查找有关教学内容的材料，从而获得自己不理解和教学参考书中所没有的信息内容，这样就增大了课堂的信息量，避免了失误的发生。
2.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小学音乐教学模式的构建
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如果把现代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结合在一起，让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于小学音乐课堂，构建一个新的小学音乐教学模式，那将为学生的音乐学习创造一个多姿多彩的教学氛围，课堂效果也会大大的提升。
2.1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设合适的小学音乐情境教学模式
在传统的小学音乐教学中，由于内容单一，形式上缺少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学习的过程枯燥，更无法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设音乐教学情境，把网络和多媒体运用到课堂当中，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境界，唤起学生的音乐审美注意力，并且使整个音乐教学活动过程显得形象生动。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能为音乐教学创设声像具备的音乐情境，有利于唤起学生的审美意识，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
2.1.1创设情境导入，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著名音乐教育家卡巴列夫斯基说过："音乐教学的超级任务是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对小学生而言，兴趣是学习的助推器。小学生都比较活泼好动，喜欢接触新奇有趣的事物，并且对动态的事物更感兴趣。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播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动画短片，创设生动的教学情境，化静为动，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如我在教学一年级音乐《小鸭子》这首歌曲时，一上课就给孩子们播放有关小鸭子的的flas创设情境：碧绿的田野，逶迤清凉的小河，灿烂的阳光。同时再配上《小鸭子》的伴奏背景音乐，通过眼睛和耳朵把学生的思维充分调动起来。这时候再让学生为动画编歌词，最后再把原歌词加入到flas中让学生鉴赏。看着优美的画面，听着悦耳的歌声，学生仿佛置身于小鸭子当时的情境中，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通过这些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手段，他们更深刻的理解了歌曲所要表现的信息，体会到歌曲所要表达的情绪，最重要的是激发了他们学习上的兴趣，引发他们情感的共鸣，这样为以后学习音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1.2利用情境教学，突破教学中的重难点
传统的教学，音乐教师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乐谱要自己制作，黑板上还要写很多板书，这样既浪费时间又枯燥乏味。现代的信息技术应有尽有，实物都可以在大屏幕上直接显示。用电脑制作课件，可以把乐谱直接放大显示出来，并且能通过变换不同的颜色和形式对学生的视觉产生冲击，加深他们对歌曲的记忆和对乐理知识的理解。在教学一些不太熟悉和外来的乐器时，把这些乐器的***片直接放大投影出来，可以使教师对乐器的介绍更形象，准确。
2.2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建合理的想象教学模式
小学生的思维想象力是无穷的，在很多方面，想象力甚至比知识更重要。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开拓学生的艺术想象力，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和智慧，促进学生创造思维的形成。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形声兼备的音乐情境，不仅能发展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培养他们的审美情绪，更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例如，《小红帽》是小学二年级音乐的一首童话歌曲。这首歌曲也是一个有趣的童话故事，具有浓厚的儿童情趣。里面主要叙述了小红帽在去外婆家的路上遇上大灰狼的故事。在教学中，我把《小红帽》的音乐配上故事画面，并编制成动画，创设了演示的情境。上课时让学生分别模仿小红帽和大灰狼的形象，随着不同的风格乐曲做不同的律动，然后在大屏幕显示出做好的小红帽和大灰狼的形象，让学生模仿它们。做完后，让学生说一说大灰狼和小红帽的性格特点，并且让他们说出故事的结局。通过让学生反复的模仿，增强它们对音乐的理解，促进他们的想象力，从而让他们做到在游戏中学习，在律动中学习和在快乐中，在想象中学习。
3.现代信息技术在小学音乐教学实践中存在的误区
在小学音乐的现实教学实践中，因为教师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学校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管理者的重视度不高，也形成了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在现实教学实践应用中的误区，教师们一味的追求现代化，自动化的教学模式，盲目的使用多媒体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教学效果。有些教师将多媒体当做录音机，投影仪来使用，忽视了视听结合的教学模式；有的教师缺乏创新思维，没能充分的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的教学模式，从而使课本和教学课件相脱离，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死板；还有些教师过分的追求声像效果的变换，却忽略了多媒体技术是以教学目标为前提的辅助教学本质，他们仅停留在表面的视听效果和动画效果的欣赏设计上，却淡化了音乐教学环节的内涵建设。
现代音乐论文篇（7）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音乐论文篇（8）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首先是与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联系在一起的。
音乐观是人们对音乐的本质认识，是指导人们音乐实践的思想观念。
上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音乐是阶级斗争和***的产物与工具的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音乐工作者乃至广大群众。受这种观念的制约，音乐艺术在人们心目中实际缩小为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的音乐，基本可以概括为***音乐以及那些与***相关的音乐，***音乐之外的古今中外许多优秀音乐作品都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而遭到某种程度的批判和否定，即便是一些健康向上的抒情歌曲也一度被斥为黄色音乐或靡靡之音而遭到口诛笔伐。“”时期极左思潮的钳制更是将音乐异化为一个“巨无霸”般的钢铁战士，音乐的内容与形式都刻下了深深的专制主义的烙印，音乐艺术的无比丰富性和音乐观的多样性被彻底遮蔽和扼杀。狭隘的音乐观不仅使音乐实践与音乐生活被拘囿在基本以***样板戏和无产阶级***歌曲为主宰的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同时也导致了有限的音乐理论研究只能锁定在某些特定的音乐对象之上。
思想***运动与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不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重大社会观念，人们的音乐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央致祝辞。祝辞对“”期间的极“左”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对“五四”以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与评价，指出文艺创作与批评应坚持“双百方针”，“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强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命令必须废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②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的春天终于来到了。在思想***运动的推动下，音乐思想领域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同年12月在中国音协召开的音乐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文艺的“阶级性”问题开始受到质疑，学者们试***对此作出新的阐释；80年代初，音乐艺术的阶级性与音乐语言的特殊性、音乐的“共赏性”等问题进一步引起学界的争鸣讨论。学者们在依然承认音乐艺术具有阶级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由于音乐语言特别是纯器乐艺术的非语义性、音乐的民族性以及非劳动人民的创作也可以具有人民性和进步性等因素，音乐审美中是存在着同一件艺术作品被不同阶级所接受和喜爱，即所谓“共同欣赏”现象的。③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那种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艺都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文艺的本质属性’的说法是不符合文学艺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是站不住脚的，也是缺乏科学性的。”“要是只承认文艺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那么客观存在的许许多多并不具有‘阶级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势必被排除于文坛和艺苑。”④上述引文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并非什么新鲜的理论学说，但在拨乱反正之后的历史转向之际，这些问题的讨论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音乐界已经开始对既往的狭隘音乐观进行拷问，僵化的音乐神经从观念深层开始活跃起来。摈弃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审视音乐，从音乐自身特殊性着手、尊重艺术规律及其丰富的人文价值的音乐观念已经开始复苏。
此后，80年代以来音乐学研究的整体推进为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音乐美学领域对音乐的本质和美学规律的深入探讨、音乐批评领域对音乐现实问题的热情关注以及有关民族音乐传统的争鸣讨论等，都极大地开拓了人们长期封闭的音乐视野和音乐观念，对于更为开放的新的音乐观念的重塑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的音乐实践对人们音乐观念的冲击更是有目共睹。80年代流行歌曲与新潮音乐两大乐潮的强势崛起彻底改变了人们既往的音乐观念，随着音乐商品化、风格多样化的兴起与发展，以往左右人们音乐观念的一些条条框框迅速被打破乃至沦为边缘化。因这两大乐潮而掀起的学术争鸣亦不绝于耳，尽管当时也由于非音乐因素的干扰而导致对这两大乐潮的贬斥与否定，但从今日人们对先锋音乐的宽容态度以及流行音乐已融入最广大民众的音乐生活来看，两大乐潮的兴起对新时期以来音乐观念的开放与重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或者说，两大乐潮的兴起本身就是音乐观开放与重塑的感性而生动的体现。90年代以来音乐文化的日渐多元化更是不断地对既往的音乐观念进行着新的解构与重构，人们的音乐观也日趋多元化而更为开放。
由此观之，多元音乐文化的并存发展与音乐美学等学科研究的深入推进正是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在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上的重要体现，其根本结果是，以***音乐为圭臬的褊狭音乐观及其实践逐渐让位于多元并存、尊重音乐艺术性的音乐观及其实践，音乐艺术愈来愈***为“为人服务”而非过去那种桎梏于抽象地“为人民服务”的框框里，音乐艺术的***性与人的主体性开始得到凸显。尽管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音乐观念问题一度变得复杂而敏感，但最终还是在改革开放国策的继续驱动下再度驶入健康而良性发展的轨道。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获得了新的生命与发展，上述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中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必然促发学界对以往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音乐史观进行深入的反思。
二、音乐史观的反思与求正
唯物史观是我们正确认识音乐历史发展的根本历史观。
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在起步阶段乃至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在音乐史观的理解和运用上更多地强调乃至夸大了唯物史观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尤其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一度主要是对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音乐家的研究，音乐家在阶级斗争观念下被分划为不同的阵营。左翼音乐运动以及由左翼音乐家发起和主要领导的新音乐运动实际上成为30年代后新音乐发展与评判的标尺，有些在近现代音乐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但不属于左翼或***阵营的音乐家被边缘化乃至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即便一些曾在抗日救亡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专业音乐家也被鲜明地“一分为二”地审视。***治的偏见替代了理性的认知，不少音乐家的历史贡献并没有得到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建国后音乐历史的实际发展也并非真正与所谓建国前夕“国统区和***区两支音乐大***胜利会师”的史学描述相一致，因为在新音乐运动中即已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左”的音乐思潮在50年代后期“左”的***治思潮的裹挟下，仍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影响，以往不同“阵营”中的音乐家的命运、地位及其评价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别。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同仁认识到，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近代中国音乐家共同书写的历史，而非哪一个***派、哪一个集团和哪一个乐派的历史。因此，有学者针对以往存在的“因人废乐、因事废乐、因乐废乐”现象，明确提出：“只要对中国音乐有过相当贡献的人，都要进行研究，根据他们的贡献和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给予恰当的评价。”⑤
80年代以来音乐领域里的思想***、观念更新，特别是80年代初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讨论、1986年在辽宁兴城召开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80年代中后期“回顾与反思”的学术讨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近现代音乐史学界对历史观问题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不少文章，如于润洋《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陈聆群《反思求索 再事开拓》、张静蔚《音乐理论的历史反思》、居其宏《归来兮，音乐批评之魂》、《一个不可逾越的反思课题》、梁茂春《从中国音乐史看文艺理论》、戴嘉枋《面临挑战的反思》，等等，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以往极“左”思潮下的音乐史观及其消极的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如，针对过去以唯物史观面貌出现而很少有人提出质疑的“音乐史是人民创造的”的音乐史观，有学者撰文指出：“以往我们在‘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下，一直强调要写‘人民的音乐史’，但始终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谁也难以把它成为事实。关键就在于我们在这个概念所隐含的‘人民’与音乐家对立的前提下去观照历史，而史实所能提供的又多是音乐家的创造实践活动，非音乐家的活动在其中仅占据了一小部分，这就使我们的音乐史学家论述某些在音乐史上具有杰出贡献，而偏偏其作品又缺少一点所谓‘人民性’的音乐家时，难免会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惶恐感。”作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命题，认为正是“‘从事音乐活动的人们创造了音乐史’的命题是契合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家审美的主体性在创造活动中的能动发挥对音乐史发展的重要作用”。⑥
尽管上述有些文章曾一度成为权力话语批判的对象，其中也的确存在某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今天看来，这些文章中所蕴含的某种真理性是不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被遮蔽的，相反，新时期音乐学的进步与发展已经宣告了这些文章中提出的某些观点的历史进步意义。
历史观的改变，使得那些被遮蔽的历史正逐渐走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视野。一个基本的认识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并非只是一部***音乐统而贯之的历史，也不仅仅是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所有为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音乐家都应成为不可遗忘的记忆。因此，为某种功利目的服务而观念先行地取舍历史的做法正日渐失去其往日的影响与力量。
三、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与重构
1958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在“”的豪情中开始启动，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人们对这一学科功能的基本认识带有鲜明的庸俗社会学和功利主义特点，音乐史学被看成是为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治服务的一门充满战斗性的学科。当时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两个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北京方面提出的口号是写出一部‘真正的人民音乐史’，上海方面提出的口号则是写出一部‘我们自己的***音乐史’。”⑦吕骥曾明确指出：“我们的音乐史主要地应该把人民的音乐突现出来，不只是专业的，而更主要是民间的、业余的……我们把音乐看作一种社会的现象，音乐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音乐史……应该打破专业创作的狭隘范围……应该着眼于人民的音乐生活。”⑧上述指导思想及其操作的可行性无疑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给刚刚起步的年轻学科，套上了‘左’的框框，影响了几近半个世纪。”⑨在这样一种音乐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史学价值观乃至方***等问题都存在着严重的***治功利性和庸俗社会学的特征。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并没有成为一门具有***品格与充满人文精神的音乐学科。
音乐史学观是人们关于音乐史学的性质、本质及其原理等学科元理论的根本认识。所谓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主要就是对“左”的思潮影响下的音乐史学观的拆解。80年代不仅在***治上是思想***的时代，同时也是学术研究中“方***”热的年代。受历史学界对史学基础理论的整体反思和音乐学界对音乐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推进的影响，伴随着音乐观与音乐史观的改变，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史学观问题也逐渐引起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一问题的逐渐浮出，表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自身已经成为问题研究的对象之一。新的音乐史学观需要重新建立起来。
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不少资深学者都对以往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汪毓和在论及历史研究中由于片面强调为无产阶级***治服务而导致的随意改变历史的现象时指出：“仿佛历史是一块可以随便捏的‘ 橡皮泥’。这种恶劣的影响也曾波及到音乐界。一会儿把某个作曲家、某个作品或音乐理论著作捧上了天，一会儿又把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莫衷一是、啼笑皆非。尤其对于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更被人们视作畏途，生怕在评价问题上由于摸不清***治气候而犯错误。”⑩陈聆群也在文章中就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以及史学的战斗性等思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批判。{11}张静蔚则就“长期以来，近现代音乐史学被某种思想所束缚，只能在某种‘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研究，而不能从其它角度加以审视”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许多研究成果大体上都是从音乐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而“音乐社会学从外部研究音乐创作、音乐现象以及音乐欣赏等等，主要角度是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它不能对音乐探幽发微，揭示音乐的底蕴。音乐历史是多层次，多角度，甚至是多学科的科学综合，仅从音乐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历史，就形成线性的单调描述。”{12}
上述反思与批判都在不同层面上涉及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学认识论、本体论、史学思维等史学观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到本世纪初曾引起众多学者参与讨论的“重写音乐史”问题，也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史观与史学观更新的学术要求。除却学者们大多指出的需克服“左”的观念对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影响之外，对于音乐史学观的关注与强调、有关史料建设的范围与策略、传统音乐与新音乐“两个传统的衔接”乃至音乐史书写作的个性化等问题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应当说，“重写音乐史”的讨论推进了近年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就此展开评述。{13}
此外，近年来的不少学术成果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体现出音乐史学观的种种变化。比如李岩结合民族音乐学方法对20世纪上半叶曾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但在学界却长期无人问津的口琴运动及其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14}***贯穿运用“关联视角”对王光祈的研究；{15}居其宏以多重视角对新时期音乐思潮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16}孙继南对黎锦晖与“黎派音乐”充满人文关怀的最新研究；{17}冯长春借鉴早期法国年鉴学派“从阁楼到地窖”史学观念，重视运用被遮蔽的非经典、非精英史料对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的研究；{18}等等。
总之，笔者以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正如有学者于80年代所希望的那样――是与“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19}的发展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这些成绩是与音乐观、音乐史观及音乐史学观的更新与实践分不开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无论是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音乐史观的反思与求正还是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与重构，都反映了当代学人对长期以来“左”的思潮影响的反拨和不断接近历史真实与对史学人文价值的诉求，在这样一种努力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正日益成为一门具有***学术品格的音乐学科。
当然，从总体上看，与一些人文学科或艺术学科的研究相比，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还存在着某些滞后与亟待解决之处。比如，“左”的思想的影响至今犹在，史料建设比较缓慢，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没有很大的突破，专题研究不够深入，音乐本体分析与深度理论阐释能力尚嫌薄弱，海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引进与介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等等。从这些问题来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需要观念更新，同时也期待更多脚踏实地的践行者。观念更新并非这一学科的终极目的，一切观念的更新与实践都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切近历史、清醒地认识历史、深刻地阐释历史。如此，随着不断增加的历史自身和研究力量的日渐壮大，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必将取得更为令人瞩目的成就。
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是鸦片战争以来至改革开放后一个半多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1840年至1949年为近代部分,1949年后的20世纪下半叶为现代部分｡作为当下观照的“当代音乐”一般是指近距离时段的音乐事象,它主要是音乐批评的对象｡本文所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包括对1949年后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
②***《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和***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9页｡
③参见吴毓清《音乐的阶级性与“共同欣赏”》,《人民音乐》编辑部选编《1982年音乐争鸣文选》,第1―9页｡
④杨琦《再谈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倾向性及其它――兼答冯光钰同志》,《人民音乐》编辑部选编《1982年音乐争鸣文选》,第39､25页｡⑤周畅《不拘一格,广些,深些,精些》,《音乐研究》1982年第1期,第17页｡
⑥戴嘉枋《科学总结我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吕骥同志等商榷》,《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第106页｡
⑦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南京艺术学院《当代中国音乐学》课题组著《中国当代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⑧转引自***鹏1958年12月31日记录整理《中国音协理事会讨论“中国近代音乐史”提纲第二次修订稿的记录整理材料》,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所1959年编《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一辑(内部参考资料,油印本)｡
⑨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南京艺术学院《当代中国音乐学》课题组著《中国当代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⑩汪毓和《应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音乐研究》1982年第1期,第14页｡
{11}陈聆群《反思求索 再事开拓》,《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
{12}张静蔚《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两点思考》,《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第16页｡
{13}有关“重写音乐史”的学术争鸣及其评述,请参见余峰《重读“重写音乐史”文论之误释》,《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3期｡
{14}李岩《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一种城市大众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博士论文摘要､序论及结论部分),李岩《朔风起时弄乐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97页｡
{15}***《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2007年版｡
{16}居其宏､乔邦利《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音乐思潮》,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17}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18}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现代音乐论文篇（9）
“重写音乐史”论争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领域近年来的重大事件。从文章发表的时间上看，1988年戴鹏海第一次提出到2007年，主要论战人物约15人，主要论文20余篇，主要论战阵地是以《黄钟》为首的约8个期刊。内容从挖掘因过去“左”的思想而被“遗忘”的音乐家、音乐作品，到集中焦点评论中国大陆唯一正式出版的近现代史书——《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汪毓和著），再到业界学者们思考如何写史,以及对纯学理之思索,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对此论争，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来看其所折射出的问题。
一、回顾“重写”论争爆发前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发展历程
1.1925年王光祈著《各国国歌述评》一书，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音乐的某些历史现象。
2.1936年李树化撰写了《中国现代艺术史》，其中有《音乐》部分，介绍了当时的一些音乐家及其作品。
3.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由吕骥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
4.1958年由三个音乐单位动员了大量人力写作了三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最后得到公开发行、通行全国的是汪毓和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要（1840—1949）》专著。至此，这是到1988年戴鹏海先生在论文《两点置疑致成于乐先生》中首次提出“重写音乐史”时，国内能够见到的“唯一”的近现代音乐史专著。
由此可看出，这个“家底”使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呈现出些许的“幼稚的面貌”。
二、“重写”是20世纪四次音乐思潮论争的延续，作用是对前三次思潮的反思，折射的核心问题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理的认识、学科建设的思考
(一)中国音乐文化走向何处？这是困扰音乐人百年的核心问题，因而有了以下四次音乐思潮论争
1.第一次论争是在20世纪上半叶***阀割据时期，民间缓和进行的关于“国乐—新音乐—国粹论—全盘西化”之争。
2.第二次论争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战中展开的，主题是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强调音乐为***治、为战争、为鼓舞民族精神而服务，此点在***的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精辟的论述。
3.20世纪中叶，第三次论争是建国后两条文艺路线之争，争论的结局是残酷的。
4.20世纪下叶，第四次论争思潮始于改革开放至今，历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抒情歌曲/***抒情歌曲——新潮音乐（谭盾/卞祖善）——“重写音乐史”——文化价值相对论/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学术规范、文德、文风/自我复制、抄袭——新世纪中华乐派。
(二)20世纪中叶的闭关锁国使得两代人长时间的寡闻陋见，由此造成第三次音乐思潮的讨论常陷入一些基础知识、常见专业术语、低级层面知识结构上的冲突里。僵化的思想很难一下子转变
1.从经济上看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160余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向商业经济转化的历程。在前进的途中受到***、***阀割据、日本侵略等来自内外的阻碍。但这些仅仅只是“阻碍”“绊脚石”，是暂时的艰难困苦，是阶段性克服的目标，却并不是向商业经济转化的总目标。
2.从科学治学角度看
归纳、推理、演绎等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逻辑手段，也同样是人文科学的手段；实验、观察、再实验……经得起反复实践验证的才是科学。
3.从全人类音乐史上看
世界在这160年的历史，是音乐音响巨变的伟大变革时期。将声音保留，长途传输，原声原样再现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同影响，这种划时代的创举和人类保留火种的意义同等。因为音乐创作，是根据表演方式进行构思的：人类从无固定演出方式到广场演出、室内小型演出到皇宫、小平台、贵族的沙龙，平民的勾栏、酒肆、茶楼，到商业***后的大剧院、大舞台，再到今天的电影、电视、电脑、手机的方寸荧幕。音乐作品将根据新的表演方式重新思想、重新计量。百年来的大交响乐、大歌剧、大合唱、配器法及传统乐器人声等的声源都在改变之中，对音乐艺术的认识扩展到对音响艺术的认识。
(三) 历史从近处看是何等的波澜壮阔，然而从远处看却是静止不动的
修史，应该相隔两代人以上，否则就会被纷扰的场景干扰，成为“近视眼”。汪氏的这本专著写作时间离历史太近，在1958年就写到1949年为止的历史，没有看清这些和音乐有关联的时代大背景，有些主观片面地操刀修史，被人群起攻击也就不奇怪了，他连自己也承认需“重写”。
“重写音乐史”是第四次音乐思潮论争的一个组成，起到了对前三次思潮的反思和清算，以此扫清思想障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纯学理的探索、学科建设铺路：在国外的华人学者的批评刺激下，有了学术规范、文德、文风的“集体讨论”，由“夹叙夹议”的散漫写作思维、“以我画线”的“人治”观念，转到用科学的方法治学、探索纯学理的“法制”思维、“数字化”观念；由传统名帝名臣名将名医名妓之“唯一史观”，转到多维度、多层次、多方法的“三多”史观。
三、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理、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思考“重写”
音乐史的写作，避免不了“音乐的构成”问题，它也就是今天音乐史学的学理基础。写作音乐史，必须面向学理的学科建设、培养人才所依赖的教育技艺传习活动、理论思想建设及其重要的机制保证。
(一)“音乐的构成”涉及的音乐史学学理
1.声音体系：无论哪一个民族、国家的音乐史，都是各自在把握与建构自己社会一种特殊的、具有各自社会意识形态、从艺术实践产生的、音乐概念的声音体系。这些不同的声音体系反映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特点、艺术思想、生活情感，按照一定规则选择适合的方式、方法、技术、工艺建构组合的。
2.它的学理反映在学科科目上是比较广泛的，比如：社会人文科学体系大纲，自然科学体系大纲，全球史，中西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思想，音乐学，中西音乐史学史，音乐基础理论、记谱法与读谱法，音乐声学、律学，西方音乐技术理论，中国音乐文学，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大纲，中外音乐名著欣赏，音乐心理学等等。
不难看出，音乐史包罗了理论、实践等十多个大类，以中国音乐史为主轴，存在着纵向、横向的关系，单独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与音乐的相互关系就可列出数十项子学科项目，如：音乐与自然科学：乐器的发生与发展、声乐生理学、声乐卫生、音乐物理学、声学、音响学、音乐医学***、音乐生物学等等。
音乐与人文社会科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经济学、音乐音响***事学武器学等等。
此外，尚有***治与人类社会始终结伴而行。因此，单纯以一些大作曲家的各自一批音乐作品为代表的音乐史写法就显得不全面了。更何况以作曲家作品为代表的、以我划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不顾中国实际来著书立说的那种音乐史。
(二)目前急需的学科建设问题
1.需要大量的可说是无休止的原始文献、音响、实物来还原历史事实真相，需要佐证、辨别真伪。
2.需要统一制定音乐艺术学科专有名词、术语、专业符号、名称与计量，由***府公布，统一应用。因为现在的中国音乐专业术语、外来语的译音、译义是不统一的，非常不利于科学研究。
3.需要用数字管理方法，将各项学科按分类法做成音乐系统结构***表——种、类、门、科、目、项的金字塔形结构（例如：某一时期音乐史发生的某件事，看看它属于哪个层次、哪个面，它的上下左右关系从表***上就不难看出或想到它在系统中的性质、地位）。
4.有多种多样的音乐史类别就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的方***给学科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虽然方***是很老的老问题，但在音乐学院课程中是一种新的学问，应该开设这门课程。
5.学科建设本身就是一个专题、一个方面的研究对象。
6.学科建设的核心是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机制。人才是研究、整理、发掘音乐史的关键。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管理人才，需要激励机制，制度保障自身也是一门学科、学问，需要有远见的***府从制度上保障，使音乐史学研究人才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开门七件事发愁。
结语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写作，可以从各种角度、各种层次，用各种方法，由各色人等来写，以市场做检验，时间来评判。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重写”的时机还不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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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音乐论文篇（10）
站在中国音乐创作的角度来看，那些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的跨界音乐作品，无一不是在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创作技法的构筑之下，将其主要艺术材料和创作风格同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息息相通，与中国传统音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换言之，当代优秀跨界音乐所表现的核心是西方现代节律之下的中国民族韵致，民族性与时代性兼顾。
一、 民族性和时代性是当代中国跨界音乐创作的着力点
当代中国跨界音乐具有显著的民族性
所谓民族性，指的是特定文化的地域性、独特性和阶段性，但同时又表现为一种局限性。音乐的民族性即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在音乐中的体现，具备一定民族性的音乐作品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条件制约下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代表音乐在民族精神领域里的认识和积累。各民族的不同音乐文化是世界多元音乐文化资源中的一元物种，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作用与价值，依赖于其生存的土壤并在一定时期内具备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多数中国新音乐作曲家具有国际化的音乐视野，完全具备娴熟运用世界通用音乐语言的能力，今天的音乐领域已呈现出世界音乐大一统的局面。若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深入挖掘中国独特的传统音乐和民间艺术宝库并探得其精髓，便有可能创作出富有生命活力的新音乐作品。近20年来，中国涌现出一批引人注目的新音乐作曲家和独具民族魅力、同时又有国际化元素的跨界音乐作品，其闪光的源泉就在于此。
当代中国的跨界音乐将丰富生动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材料、艺术形态和独特韵味与西方现代节奏、曲式、编配等手法相结合，出神入化地将富有现代气息的音乐创作元素融入对自我本体的感悟与把握，衍生再创，向世界呈现出更易于理解和接纳的中国民族传统音乐类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代的跨界音乐是具备浓厚的民族性的，并在弘扬中国音乐作品的民族性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
究其根源在于，作曲家的创作活动是不可能与其与生俱来的母语文化完全断绝联系的。东方抑或西方，无论选择何种技法，都将与作曲家自我成长环境息息相通。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自有其独特而珍贵的艺术传统，感染力非常强大，无时无刻不在以各种途径滋养和教化着属于中国的新艺术创造者。中国当代的跨界音乐作品所展现出的风格样式已从不同的程度上透露出与创作者母语文化共生的民族属性的影响。
跨界音乐创作需要彰显时代特性
音乐具有反映时代特点的能力。音乐可以反映不同社会、时代的不同精神面貌。当代新音乐作品应当反映当今社会人们欣赏情趣和富有时代个性的特征。诚然，母语文化因素具备强大的衍生能力，时时刻刻浸染着文化缔造者，但绝不能取代文化缔造者的个人创造与时代精神。传统文化之下的民族音乐风格属性需要作曲家富于时代个性的烘衬才会呈现崭新的色彩。
在当代音乐创作领域，作曲家的艺术个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强调，现代音乐的发展依赖于作曲家个人风格的发展。所谓艺术个性，来源于作曲家的遗传、性格、习惯、环境、经历、修养、志趣、悟性等，而其所处的时代亦是一个重要因素。作曲家个性和气质的展现，伴随着艺术创造的全过程，成为隶属于这些作曲家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徽征。丰富多彩的中国当代跨界音乐，正是每一位如斯富有个性的作曲家艺术创造的共同结晶。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于当代中国跨界音乐创作中
人类文化的发展从来就是一个不断融合与跨界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民族性也来自于对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我国各民族不断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创造了包括音乐文化在内的光辉而灿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群；少数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劳动中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包括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并与汉族音乐完全融合，成为今天中华民族传统音乐宝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的时代印记皆属于音乐文化的民族性范畴。
由此可见，在历史的长河中，音乐的跨界现象一直存在，反映隶属于特定阶段的时代性，代表了音乐作品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而在当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如若中国作曲家能在宏观体现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文化的自我传统根基的同时，以吸纳百川的宽广胸怀进行富有时代精神的再创造，将在世界音乐领域之中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群体。这种群体共生的民族属性与作曲家生动的艺术个性相复合，造就了中国当代音乐作品的文化品位。因此，中国当代的跨界音乐不可片面强调民族性抑或个性，更适合以“多元复合”来界定。
总之，这些中国新音乐创作领域中多元且富于个性的作曲家群体天然即充满民族性，他们的音乐作品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所应追求的中国民族音乐。强调中国传统民族风格不与对个性的包容相矛盾，反而可以造就一个容纳中国文化实质的现代音乐体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未来与国际音乐相抗衡的音乐潮流之一。
二、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跨界音乐创作中的地位亟待提高
从近年来喷涌而出的中国新音乐作品来看，当代中国跨界音乐的创作已经形成一个潮流，发展前景亦非常乐观。这些新音乐作品将中国传统民间音调以一种强势的姿态拉回到群众面前，并赋予它们崭新的生命力和时代精神。
跨界音乐创作的核心就在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西方现代创作技术的结合。不过，在现阶段中国跨界音乐作品的创作中，所谓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往往仅充当了丰富音乐材料的角色，而作为完整的音乐作品，更为根本的结构框架及调式体系等元素则仍旧建构在西方音乐创作技法理论之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首先，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在百年之前，西方文化以其***性和先进性成为国人心目中能够挽救国家命运的良方而被引入，这其中便包括音乐艺术。这种特殊的文化传入方式，使中国原有文化在人民心中被低估，被认为是落后而保守的。而这种主观上的低估是非常严重的，原本既已落后的中国音乐文化在客观上更加落后，最终陷入恶性循环，导致今天中国音乐创作技法理论的不足甚至缺失。当代中国作曲家在属于自己的音乐文化中找不到所需的创作理论支撑时，自然会将目光转向音乐理论系统健全的西方。
其次，当代中国作曲家一直以来接受的音乐理念和创作技法都以西洋作曲理论为主，在创作过程中无法完全摆脱西方音乐理论的影响。大多数作曲家发现，只有在有意对西方音乐理论和技术进行中国化改造和润色时，才会真正去关注中国本土的文化。这实际上是国人对自我认知、自我感受和表达的一种忽略。
最后，与当代中国作曲家对待跨界音乐创作的态度有关。作曲家创作的跨界音乐作品一般有两种，有些是出于作曲家自身对民间音调的真挚热爱，而另一种则是为了追求音乐作品的销量而故意套用跨界风格，迎合听众追求新鲜的欣赏趣味。这种态度归根结底是浮躁的，不能使中国跨界音乐走上真正发展之路。目前中国音乐文化最迫切的需求是完善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在各方面均能够与西方平行发展。否则，在经过表面浮华的繁荣发展之后，中国新音乐文化可能会走向歧途，最终还要依靠西方作曲理论为指导。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作曲家的创作应着眼于中国音乐文化的自觉建立，只有真正做到尊重中国本土文化，中国的新音乐才能在未来得到充分的发展。音乐只有流派之分，而无贵贱之别，中国的音乐理论系统完全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在全世界范围的跨界音乐创作领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不再仅仅是音乐风格上的点缀，而成为从乐思、音乐结构等深刻层次上影响全世界新音乐创作的重要因素。
结 语
当代中国音乐领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跨界音乐作品，它们将音乐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融合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调与西方先进作曲技法，创造出耳目一新的音乐风格，开拓了新一代音乐创作之路。跨界音乐的出现在振兴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将渐渐远离群众视线的传统音乐作品拉回到人们面前，使这些老作品的价值重新被定义。不过，与西方完善的音乐理论系统相比，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跨界音乐的创作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仍旧只是点缀，无法触及音乐结构和创作技法等更深入的层面。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新音乐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自身文化的关注，以中国本土音乐特质为核心来进行发掘和探索，同时强化个体思维的***性和个性化表达方式，超越具体作品本身，将中国传统文化本体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作为创作的根本着力点。总之，在当前信息全球化背景下，音乐艺术也应打破原有无谓的界限，让不同音乐风格更广泛地融合与跨界。毕竟，艺术创作最吸引人的特质正是其开放性和不可预见性，为当代中国跨界音乐的创作打开大门，指引方向。
* 本文系绵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跨界音乐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课题编号：MB2010018）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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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音乐论文篇（11）
中***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3－0134-05
Research on the Published Status of Chinese Music History in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
Xu Fuping (Tianshui Normal College Library，Tianshui, Gansu，741000)
Abstract： There are about 100 kinds of monographs of Chinese music history at present. The author divides them into seven categories to provide researchers involved in music history wit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 and to attract attention to such academic phenomena.
Keywords： philology； chinese music history； published status
CLC number：J609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1）03－0134-05
音乐文献作为音乐家从事各种音乐活动的一种重要载体，是音乐创作、表演、教育、研究等的及时反映，是进行经验交流、学术成果反映的重要依据，［1 ］包括文字记载、乐谱和音响制品等。音乐史研究则是传承音乐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的依据，是发展民族音乐的的根基。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有着辉煌的历史，历代都有不少或官或私编修的各类“乐书”、“乐论”等，涉及音乐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律学、乐学、演奏法、乐器制造法等。20世纪初，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有关音乐讨论的各种观点、理论竞相论争。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理论研究工作，配合教学、创作、演出等实践活动，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逐步展开并已渐成规模。
“对中国音乐历史予以记录和研究至少已有2233年以上的历史，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就是明证。对中国音乐史文献的讨论研究也已有了1481年以上的历史。” ［2 ］现代意义的音乐史研究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陆续有叶伯和、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编写出版了较为系统的《中国音乐史》专著。日本人田边尚雄著、陈清泉翻译的《中国音乐史》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学者对中国音乐史的基本认识。之后，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编写的《中国音乐史纲》成为当时这一领域内的集大成之作，并作为音乐通史教材在当时的国立音乐院使用（许多专业音乐学院至今仍在广泛使用）。***后，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院校及科研院所均很重视收集整理存活于民间的传统音乐品种，多次组织力量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如对自先秦以来各个朝代的古代音乐文献做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随着调查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有价值的成果不断涌现。随着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和音乐学科的逐步发展，音乐出版物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大批音乐史文献应运而生，出现了李纯一、廖辅叔、沈知白、孙继楠、金文达、蓝玉崧、刘再生、夏野等一批音乐史专家，他们相继公开出版了以《中国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音乐史纲要》或《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等为名称的各种中国音乐史文献。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作者的讲稿或者是作者生前的讲稿，后来被出版社或单位公开出版的，如沈知白的《中国音乐史刚要》就是在沈先生在时期被逼身亡后，由卫仲乐悉心保管下来的一些手稿，后经上海文艺出版出版的。
截止目前，仅笔者可见的中国音乐史类专著大约有109种，该数据显然无法穷尽现有的和即将出版的中国音乐史文献。总体而言，随着音乐学领域里各分支学科的不断细化及其自身研究的不断深入，如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民族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在近年的显著发展都在为中国音乐史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学科补充新的材料。然而，综观现有的中国音乐史文献，可以说数量丰富、种类多样而略显杂乱。笔者初步将其罗列归类，目的有二，其一是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其二是为音乐史研究者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参考与参照。具体分为七大类：通史类、史纲类、史话类、***说类、断代史类、专门史类和区域史类。
1 通史类
通史类有45种，共分为3大类，其中反映从古至今的音乐通史文献――中国音乐史有19种，全部为正式出版物。名称都用《中国音乐史》的有14种（含油印本一种），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有19种，研究近现代音乐的有13种，近现代音乐史的有13种，详见表格：
表中所列举的文献中，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由于时间和篇幅以及个人能力所限，无法对先贤作品一一简介，因此只对其中有代表意义者略作概述。
叶伯和《中国音乐史》、童斐《中乐寻源》、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等文献，集中体现了我国音乐史学的最早开拓；［3 ］廖辅叔、苏木/伊鸿书、金文达、华夏教育 （高等专科学校教材）、陈四海 、朱舟、祁文源/李锦生这一类著作的作者大多数是音乐学院的知名教授，其音乐史著作不管是正式出版还是油印本主要是作为各自学院的音乐史教材出现的。是在为学生讲授学科的基础上经过必要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粗取精”的逻辑梳理和归纳之后，形成自己对于中国音乐史认识和记述性的史学文献和学科教材。
需要强调是杨荫浏、李纯一、王光祈。［4 ］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多次再版再印，以文献为基础，按照律、调、谱、器的板块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这部书的特点有三：其一，进化论思想；其二，比较音乐学方法；其三，事实求是的态度。而“在其之前的几本音乐史，多数是一些现象的罗列，或者是种种资料的堆砌。”［5 ］他所应用的这种结构方式无疑推动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但是，正如杨荫浏先生所评论的一样，王氏用大半部分的篇幅去写一个乐律问题，削弱了史学研究的份量。［6 ］
音乐研究所的李纯一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有关论文以及在本文中归入断代史类中的《先秦音乐史》，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有重点地、系统地叙述从远古到殷商音乐发展的过程，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见解，开创了以考古资料为主、文献为辅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断代史的先河。他力***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去把握和衡量一切历史现象，并做到无证不信。
杨荫浏编写，1981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至今仍可看作是音乐史领域里的权威之作，也是后来许多同类型著作演进的蓝本。以古代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所论述的内容涉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各个方面，是“最注重音乐实践的一部通史”，打破了过去音乐史偏重于“音乐文学史”的局限， 它一改前人以乐律学史为主线而忽视音乐作品、音乐活动的倾向，初步实现了有音乐的音乐史的理想。第一次全面地讲述了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为音乐史的研究开拓出一条新途，成为新的音乐史的奠基性著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7 ］是影响力最大的音乐史学文献。冯文慈在“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评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现代时期中国古代音乐通史学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里程碑，为本学科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立下了一块丰碑。［8 ］
2 史纲类
史纲类的中国音乐史文献有14种，其中中国音乐史纲9种，中国古代音乐史纲1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类4种，这类文献有两个特点：其一，文献的名称上有史纲、纲要或简史的字样；其二，文献是以凝练的写作方式来完成，内容相对简要。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内容充实，对史料力求辨伪存真，并注意与音乐联系，特别就雅乐与俗乐、戏曲音乐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是四十年代对中国传统音乐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汪毓和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是当代近代史最出色的著作之一，他运用清新、易懂的笔风给我们带来辩证、客观的文字，描述了音乐在时间和空间里的流淌信息。
3 史话类
史话类文献有14种，这类文献的特点是把中国音乐史从深奥枯燥的的体系中***出来，既具有系统性又具有学术性和趣味性。其中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后记中写到：“这本书实际上是以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部权威性著作为经线，以散见于各类书刊中许多专家、学者新的学术成果作纬线，纵横交织、删繁就简写成。”［9 ］这类文献中通史类5种，古代音乐史类3种，近现代音乐史类6种。
4 断代史类
断代史类文献有12种，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音乐的历史。中国音乐断代史现有文献较明显的特点是文献少，编著者少，而吉联抗在这个领域的成就显得格外突出，他所整理的古代音乐断代史史料达7种之多，占现有同类公开出版物的一半以上。
5 区域性音乐史类
这一类的音乐史文献是比较难掌握的，因为我们国家地广人多，民族也多，各地区、各族可能都有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音乐史出版物，而要把各地的这些资料都找出来，以笔者现有的能力还是比较困难，所以仅把能找到的7种同类文献罗列如下。
6 专门史类
这一类音乐史学文献是指专门整理研究某一种类音乐历史的专著，如戏曲音乐史或流行音乐史等，这样的分类实际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要把舞蹈音乐史、宗教音乐史、少数民族音乐史都纳入进来的话，由于这些门类的研究也已经细化，***于音乐大门类之外的著作也非常多，在此不便表述，故选取了少数具有代表性的文献。
7 ***说类
随着近些年大量地下和民间文物的出土和发现，音乐***像学取得了显著进展，从侧面揭示了我国音乐文明的灿烂内容，音乐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出版了《中国音乐史***鉴》、《中国乐器》、《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等***文并茂的音乐史学文献，让这一领域的最新学术成就直观地展示在国人面前。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相关学术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研究结论的重新定论、一些史料的重新认定，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补充新的资料，不断地勘正、纠错、补漏，增加新的数据，因此出现了目前所见的《中国音乐史》丰富而略显凌乱的出版现状。
总而言之，不同时代的学者，为记述、探寻民族音乐历史文化，使用不同题材、不同方式、不同的风格创造了大量的音乐史学文献，这些文献既带有著者的主观性，又带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性，而且具备文献在不同时代出版时所特有的及时性和真实性，补充新时期的新发现和新成果。［10 ］对这些出版物的整理和研究，是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也能让我们开阔眼界，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视角了解和认识本民族的音乐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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