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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贸易区 贸易效应 引力模型
一、引言
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此中国与东盟正式开启自贸区建设的进程。2004年起“早期收获计划”开始顺利实施，有效促进了区域内农产品的贸易。而对于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的新加坡来说，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金融发展或是社会建设方面，新加坡在东盟十国中都处于领先的地位，且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也必将越发紧密。
2008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区协议，新加坡成为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单独与中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国家。经过双方的努力，2000――2015 年中国与新加坡之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呈递增趋势，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331.5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795亿美元。此外，比较进口和出口的数据可知，虽然中国对新加坡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整体上增长，但出口总额的增幅显著高于进口总额，表明中国对新加坡进出口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的现象。
在进出口结构方面，莫瑶（2016）指出双边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初级产成品比重较低。中国从新加坡进口的货物中，初级产品的进口额出现负增长现象，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大体保持着正增长趋势，工业制成品总额不断扩大。从中国对新加坡出口货物结构来看，中国对新加坡出口的初级产品总额和工业制成品总额均呈增长趋势，且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远高于对初级产品的出口额。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双边减税的进程，加强了两国在货物、服务贸易等领域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新两国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预示着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合作展开了新的局面。在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规模迅猛增长的态势下，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贸易合作关系也发生显著变化。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两国贸易产生的影响，并探讨成功的经验，有利于为正在进行中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借鉴，为如何更好地运用自由贸易区的优势发展贸易提供建议，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而针对运用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则不够全面。本文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贸易创造效应以及对比其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国从东盟国家和从其他贸易伙伴的进口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项义***，厉佳佳（2014）指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建立，促使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两国根据自身优势重新分配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而随着两国贸易合作深化，贸易额也将会再达到高峰。此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新贸易的合作，贸易创造效应会占据主导地位。于翱翔（2015）指出，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会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积极影响，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是长期且稳定的。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成立后所带来的两国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将会刺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
关于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新加坡自贸区贸易效应的研究：林琳，李怀琪（2015）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两方面对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建立后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含的变量有各国GDP、距离变量、两个贸易区的时间虚拟变量，运用混合效应的引力模型，得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成立对非成员国的贸易转移效应相对较小，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贸易效应以贸易创造效应为主的结论。俞雷（2013）考察了2008年至2011年的数据，比较了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向新加坡的出口额和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额的影响。选取其他九个主要贸易伙伴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中国同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而对中国出口新加坡的促进作用在减弱。因此，新加坡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受益者。成利沙（2012）除传统变量以外，还加入了利率、开放度水平、汇率、金融危C等变量，运用1995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得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中新两国的双边贸易，两个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的结论。
通过阅读文献，本文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1.数据大多用的2012年及以前的数据，需要数据更新；2. 没有进行贸易转移效应在不同区域的差别比较。本文在已有优秀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更新了数据，另一方面对比了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对于东盟成员国与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效应，弥补了贸易转移效应对比的分析，希望能为更好地发展自贸区提供***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
贸易引力模型是度量贸易流量和估算贸易潜力的重要方法，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许多研究运用引力模型来研究自由贸易区产生的贸易效应。贸易引力模型的理念最初来源于物理学领域著名的理论万有引力定律，它是指任意两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正反比。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Tinbergen和Poyhonen。陈雯（2002）指出在1962年的一次演讲中，Tinbergen第一次提出要运用引力模型来研究双边贸易流量。而Poyhonen从1963年开始在德国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国家间贸易流量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研究的核心都是考察经济规模和距离对世界贸易流向与贸易流量的影响。他们指出，两国双边贸易量的规模与两国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Xij=GSi MjΦij
其中，Xij表示 i国到j国的出口价值，Mj表示j 国所有的特定因素，表征进口国的总需求，Si表示i国所有的特定因素，表征出口国总供给愿望。G表示与i和j无关的变量，例如世界自由化程度，Φij表示出口国i进入j国市场的难易程度，通常用两国首都或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或语言等变量来表示。
在研究中，通常将基本形式转化为对数线性形式，如：
lnXij=α0+α1lnYi+α2lnYj+α3lnDij+α4Pij+εij
其中，Xij： i国对j国的出口值，Yk（k=ij）：k国的国民生产总值，Dij：i国与j国间的距离，Pij：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虚拟变量，εij：模型误差。
在引力模型后续的发展中，这一模型被学者们添加了更多的解释变量，如人均收入、汇率、是否拥有共同语言或文化等等。
本文用中国向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与进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中国与贸易伙伴的GDP、距离、人口乘积、中国――东盟自贸区时间虚拟变量、中国――新加坡自贸区时间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根据经验和经济原理，中国的GDP规模对于中国的进口额有正向影响，贸易伙伴的GDP规模对中国的出口额有正向影响，两国之间的距离对进出口额有负影响。人口乘积对于进口贸易额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人口数量越大，总需求越大。两一方面，人口越多，人均收入越少，人均需求越小，因此人口乘积对进口贸易额的作用方向不确定。而对于出口贸易额，匡增杰（2015）认为人口变量对出口贸易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国内分工深化，产品总量增加，这将会增加国内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会导致国内产品需求增加，减少国内产品出口。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新加坡自贸区建立的时间虚拟变量对于中国的贸易额预计有正的贸易创造效应和对其他国家负的贸易转移效应。
四、经验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检验
1、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将贸易从低效率生产的本国生产者转移至高效率生产的区域性贸易协定成员国。本文考察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额的影响，分别从出口与进口两个方面来考察。描述经济总量的变量一般有GDP、人均GDP等，考虑到如果加入过多变量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所以本文只包括了中国与新加坡的GDP来描述各自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由于只有一个国家，所以不包含距离变量。模型构建如下：
线性化的进口贸易引力模型：
lnEXt=α0 +α1lnCGDPt+ α2lnSGDPt +α3P1t + α4P2t+α5lcpop_lspopt +εt（1）
t=2000，2001…..2015 α0，……α4 为系数，εt 为随机误差项。
线性化的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lnIMt=β0+β1lnCGDPt +β2lnSGDPt + β3P1t + β4P2t +β5lncpop_popt+μt（2）
t=2000，2001…..2015 β0，……β4 为系数，μt 为随机误差项。
其中EX、IM分别为中国从新加坡的出口和进口额，CGDP表示中国以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总量，SGDP表示新加坡以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总量。P2是虚拟变量，由于新加坡槎盟成员国，所以用P2表示中国――东盟“早期收获计划”在2004年的开始，2004年以前P2为0，2004年以后为1。P1也是虚拟变量，表示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2008年10月该自由贸易区建立，所以P1在2009年以前是0，在2009以后是1。
（1）平稳性检验
（2）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 VIF 1/VIF
----------+----------------------
ddlCGDP | 2.32 0.431207
ddlGDP | 1.92 0.520615
ddlcpop_pop | 1.44 0.695301
P1 | 1.30 0.768397
----------+----------------------
Mean VIF | 1.74
VIF检验表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序列相关检验
经过序列相关检验，当被解释变量是ddlEX时，拒绝原假设，存在序列相关，需要修正序列相关；当解释变量为dlIM时，不能拒绝原假设，不需修正序列相关。
2、对于东盟国家的贸易转移效应和对于其他重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是指在形成自由贸易区后，一国减少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成员国的进口，转而向生产成本比较高的成员国进口。本文研究的是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贸易转移效应，所以考察的是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建立对中国从非成员国进口的影响，不涉及中国对非成员国出口的影响。根据此思路，在引力模型中，可以用虚拟变量P1来度量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从非成员国进口所产生的影响，即贸易转移效应。为了对比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建立对于东盟成员的贸易转移效应与对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取除新加坡以外的9个东盟成员：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缅甸、菲律宾、文莱，以及日本、韩国、德国、美国、俄罗斯、巴西、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这十个中国较大的贸易伙伴国作为对比分析。
模型为：
lnIMit = β0 +β1lnCGDPt+β2lnGDPit+β3lncpop_popit +β5P1t+β6lndisi+εit（3）
t=2000，2001…..2015 β0，……β4 为系数，μt 为随机误差项。
在分析中，本文采用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面板数据的优势在于涵盖更多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规避单一数据类型的时间和个体差异，增加模型拟合的效果和准确性。
（1）平稳性ADF检验
（2）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检验
蒋冠（2015）指出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方法通常可以分为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类。混合方法是指不加区分地对任何个体和截面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固定效应方法适用于系数效应方向一致、大小相似的情况，细分为个体固定、时点固定和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方法是指将原来固定的系数作为随机变量进行回归。通过检验，本文模型中的随机效应显著，且通过Hausman检验，无法拒绝原假设，故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二）数据描述
引力模型变量说明、数据来源及系数预期
描述统计量
（三）经验结果分析
1、贸易创造效应
这里采用2000―2015年中新双边贸易与经济数据，运用Stata12计量软件检验中国――新加坡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得到如下结果：
在进口模型中，R2为0.67，表明拟合优度较好。虚拟变量P2前的系数为正，表明“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有促进作用，与预期一致，但显著性并不高。而虚拟变量P1前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有负的影响，因为林琳，李怀琪（2015）认为 2008年正值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而新加坡作为主要的贸易型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弱化了对于进口的促进作用。此外，中国的ddlGDP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与中国的GDP规模即总需求有着较大关系，与经济理论相一致。由于人口的增长对进口的影响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人口增长带来总需求的增长，进口需求会增加，二是人口的增L导致人均收入的下降，人均需求下降。在本文的进口模型中，人口乘积前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与我们预期相反。
在出口模型中，R2为0.7，拟合效果较好。虚拟变量P1前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具有出口贸易创造效应。此外，新加坡的ddlSGD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中国向新加坡的出口额与新加坡的GDP规模有着密切关系，与经济理论相符。
将虚拟变量P1与P2前的系数相比，发现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相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较大。由于中国――新加坡与中国――东盟相比，所涉及的贸易范围更广，关税减让力度更大，因此中新两国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得到了加深。但二者的系数的都较小，说明贸易的创造效应并没有完全发挥。
2、贸易转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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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品周期理论；美中贸易；结构性逆差
中***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11-02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
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高筠燕，姚益龙，产品周期理论的重温与思考，世界经济文汇，1991，(01)
[2]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3]李强，唐磊，中美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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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合作；东盟；泛珠三角；静态效应
[中***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8-0085-0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泛珠三角区域(以下简称泛珠)与东盟地理位置邻近，开展贸易往来具有区位优势。不仅如此，泛珠三角内地省区还基本涵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CAFTA)建设的国内热点和重点地区。目前，泛珠三角合作论坛已经将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摆在战略优先的地位。在2008年的“第六届泛珠合作与发展社科专家论坛”上，泛珠三角省区社科学界已经确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东盟开放合作的战略构想与对策》的联合研究课题。毫无疑问，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研究已经成为重要议题。
如今泛珠和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虽刚起步，但国内的研究成果却已迭出。如陈乔之、李锦元(2004)关于泛珠三角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对接的研究，肖茂盛(2005)有关泛珠与东盟开展经济合作的初步判断，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05)有关泛珠三角经济国际化问题以及泛珠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本分析，林凌(2006)有关泛珠三角在“10+1”中扮演的角色探讨，华晓红、汤碧(2007)有关香港在CAFTA框架下泛珠三角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平台中作用与功能的定位分析，陈秀莲(2007)关于泛珠三角西南次区域和东盟开展区域贸易的分析，徐佩文(2008)有关泛珠三角地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本探讨，这些研究成果给本课题的深入分析提供了有益启示。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过于集中在经验性的描述研究方面，研究结论多侧重于宏观定性分析与战略判断，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比较少，缺乏一些深层次的探讨。因此，本文尝试借助静态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从区域组织层次视角着手，对双边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展开实证分析，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
二、静态经济效应的分析范式
泛珠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背景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现象，在对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贸易效应的研究是主流方向，并可分为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从静态效应的视角来分析，主要有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理论，凯姆普和亨利·旺的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福利增长理论，克鲁格曼的区域集团和世界福利理论。
其中，美国经济学家维纳认为，在静态效应的分析框架中，贸易创造效应是由于关税同盟内部取消关税，一成员国国内生产成本高的产品或原先从同盟外高价购买的产品为另一成员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从而导致从成员国的进口增加，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消费者福利。贸易转移效应是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转向另一成员国成本较高的产品进口，其结果恶化了资源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维纳(Viner，1950)认为，贸易创造效应增加了关税同盟成员国和整个社会的福利，因为关税同盟的建立使国内生产的产品被其他成员国成本较低的产品所取代，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了生产盈利。而贸易转移效应使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较低成本的产品进口转换为从成员国较高成本的产品进口，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减少了社会福利。至于建立关税同盟是否得益，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相互比较的实际结果。维纳的研究显示，关税同盟福利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建立关税同盟前各国或地区之间关税税率的差异程度。建立关税同盟前的税率越高，建立关税同盟后的经济效应越大，因为产品价格的下降会增加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第二，关税同盟的成员国或地区越多或经济规模越大，贸易转移的可能性就越小，区内资源重新配置的可能性越大，提高区内福利水平的可能性也越大。第三。一国或地区国民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越低，参与关税同盟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可能性越大(Viner，1950)。
米德(Meade，1955)认为，维纳的分析只考虑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生产效果，不能准确地估计关税同盟的净损益。因为维纳的分析基于供给完全弹性和零需求价格弹性的假设，而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在关税同盟形成之后，随着区域内关税的消除，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对伙伴国的进口量上升，这种由于价格变化而引起的进口消费的增加会给进口国的消费者带来福利。因此，消费效果加强了贸易创造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而且部分消除了贸易转移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利普赛(Lipsey，1957)进一步认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不同虽是分析关税同盟对生产影响的基础，但却不是分析社会福利的依据。因为，关税同盟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可能是正面的。对于贸易转移是否一定减少国际福利，经济学家格瑞尔斯(Gehrels，1956)认为，贸易转移是否一定减少国际福利还要取决于商品间有无替代性。如果商品间有替代性，则贸易转移也可能增加福利。维纳分析的缺陷在于只注意到国家间的替代关系，而未注意到商品间的替代关系。
库柏和马塞尔(Cooper and Masell，1965)的研究却认为，按照传统关税同盟理论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非歧视性关税削减，那么该国所得到的福利要比成为一个关税同盟成员所得到的福利要多。从成本一收益角度考虑，一个国家必然有加入关税同盟的理性偏好。因此，库柏和马塞尔建议，应建立补偿机制以弥补成员国之间的损益分配不均。约翰逊(Johnson，1965)则从私人和社会的成本与收益角度说明社会福利除了来自于效用最大化的私人消费外，还来自于对公共产品的集体消费。当一国通过征收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时，私人消费者因商品价格高于世界价格而利益受损。但是，国内工业生产活动的扩大将可能给国家整体带来超过消费者的损失。***府的理性决策使得国内的关税保护将消费者损失与国内工业生产扩大所带来的集体福利大体相当。保护国内市场，发展本国工业，促进出口，可以通过建立关税同盟来达到。虽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对伙伴国来说都可带来收益，但是关税削减国更倾向于贸易转移。上述有关贸易静态经济效应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与发展深化，为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之间开展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绩效评估
从泛珠与东盟双方经贸合作的现实来看，双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贸易静态效应首先来源于贸易壁垒的取消。目前，中国和东盟在合作框架下的关税减让参照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原有《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CEPT)来实施，“10+1 协议”明确了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和取消所有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目标，并以CEPT为基础采取封闭式的区域性优惠关税措施，将产品分为三类，实行逐年降税模式。如***－1所示，在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双方贸易曲线变化平稳。2003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双方贸易达782亿美元。到2007年底，双边贸易总额高达2025.5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预定目标。
与此同时，泛珠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在快速发展，双方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凸显泛珠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的显著作用。2004年，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的出口额为144.27亿美元，进口额为257.68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01.95亿美元。2005年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的出口额增加到174.55亿美元，同比增长20.99％，而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462.46亿美元，增长15.05％。2006年泛珠(含港澳)与东盟的贸易总额达到1138亿美元。到2007年底，双边贸易总额再创历史新高。2008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双边贸易额出现短期大幅波动。
在泛珠内地九省区对东盟贸易的地区差异中，广东和福建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份额占比超过80％。若以2005年为时点来做不同省区的数据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泛珠与东盟的区域合作对泛珠不同省区的影响不一。2005年广东、福建与东盟贸易总额分别为369.04亿美元、46.55亿美元，广东所占泛珠与东盟贸易总额的79％，而福建则占9％，两者合计高达88％。而2006年、2007年广东省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分别达到441.48亿美元、559.60亿美元。而福建与东盟的贸易总额则分别为54.12亿美元、70.74亿美元。作为经济规模较大的两个外向型经济省份，它们的贸易数据变化符合维纳关于静态效应中区内经济效应与福利水平增长程度与区域经济规模成正相关的判断。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前沿省区的广西和云南，区域进出口贸易份额增长显著。2007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为29.08亿美元，云南与东盟贸易额则达30.3亿美元，贸易增幅强劲，东盟一举成为广西和云南对外贸易规模活力最强的市场。这应验了静态效应理论中一个地区外向型经济比重越低，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可能性越大的基本结论。
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泛珠与东盟的主要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在双边贸易商品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体现出了水平型分工特征，这有利于取得贸易创造效应。另外，新加坡在一些化工、机械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而泛珠三角内地省区在货物贸易上有很强的互补性。马来西亚在电子、电器产品方面，泰国在大米、糖、热带水果等农产品方面，菲律宾在水果、蔬菜、办公用品方面，印尼、文莱在能源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泛珠三角地区基本上是石油净进口地区，双方合作空间广阔。由于存在特惠贸易安排，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新东盟国家也将享有在能源、木材加工、农产品和水产养殖等资源性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而泛珠在电器、机械产品、建筑材料、服装及纺织品上占有一定的优势。随着贸易壁垒的减少和撤除，这种优势互补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受《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定》实施的推动，2006年，泛珠三角内地省区共进口东盟自由贸易区项下货物受惠货值达10.74亿美元，税款优惠7.08亿元人民币，比2005年同期分别增长1.11倍和45％。进口东盟化工品共3.4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61倍，占总受惠货值的近31.94％。进口东盟水果受惠货值为2.4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44％。这无疑证实了米德关于消费效果加强了贸易创造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而且部分消除了贸易转移对社会福利的损失的观点。伴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降税进程的推进，随着区域内关税的逐步消除，双边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需求增加，对伙伴国或地区的进口量上升，这种由于价格变化而引起的进口消费的增加给进口国的消费者势必带来明显的福利效应。
此外，从贸易对象来看，泛珠和东盟各国主要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主要有服装、鞋类、组装类电子产品以及日用品等。在进口商品结构上以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为主。因此，贸易的国别结构和商品结构决定了泛珠和东盟的贸易很难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虽然会扩大区内的贸易往来，但是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不大。不可否认，泛珠和东盟在出口结构上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相互竞争的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及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由于泛珠三角区域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趋势明显，在汽车工业、医药工业、机械电器、电子产品领域，也和东盟国家存在竞争。正如约翰逊所论，***府的理性决策使得国内的关税保护将消费者损失与国内工业生产扩大所带来的集体福利大体相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发展本国工业，促进出口，泛珠和东盟企业唯有大力引进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努力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竞争结果将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寻求最优配置。
四、结论
东盟与泛珠同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水平有很大相似性。此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大致相等，出口产品和市场相似度大。贸易的国别结构和商品结构决定了泛珠和东盟的贸易都很难替代各自与区外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有限。泛珠与东盟的贸易效应直接来源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或撤除，这虽然有助于地区扩大共同市场容量，但同时也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双边的贸易关系互补性能促进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资源优化配置，在优势互补的产品上产生贸易效应，形成提高区域经济利益的巨大动力，在形成规模经济的基础上促进了区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泛珠与东盟国贸易创造的空间很大，同时对第三方市场的贸易额会有所下降，但贸易转移并不居于主导地位。
注释：
①国内现有关于泛珠与东盟的代表性研究文献，集中于下列研究视角。如陈乔之、李锦元《“泛珠三角”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载于《当代亚太》，2004年第5期；肖茂盛《浅议泛珠三角经济圈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载于《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2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促进泛珠东盟合作：构建“9+2+10”经济圈》，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廖杨《世界体系中的“华南经济圈”及其参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问题》，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林凌《构建“10+1”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一一泛珠三角在“10+1”中扮演的角色探讨》，载于《开放导报》，2006年第1期；邝国良等《泛珠江三角洲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研究》，载于《湖南行***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陈秀莲《泛珠三角西南次区域和东盟贸易的实证分析》，载于《企业经济》，2007年第8期；徐佩文《“泛珠三角”地区与东盟经济合作浅析》，载于《长沙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上述研究在切入点方面具有诸多新意，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应用性上却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②详细分析参见孟夏《亚太区域贸易安排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至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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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在这一领域研究颇多,但目前就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作用尚无精确的定论。2007年罗霄在“学海”上发表文章《从人民币升值****中美国际关系的博弈》，他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关系，他认为中美的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杜厚文、彭志文在2007年2月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共同发表文章《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并在文章中指出中美贸易的问题并非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在于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 本文重点分析中美贸易问题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研究，而且提出一些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分析，得出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与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并无直接联系。
2 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2.1 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2.2 中美贸易的原因
2.2.1 宏观层面的原因
(1) 经济全球化。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 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 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 %、11.5 %和8.3 % ,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 %和18.9 %。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 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2.2 微观层面的原因
(1)储蓄率的差异。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 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 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府实施的低储蓄率***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 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赤字。
(2) 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
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04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 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
3 结论
美国***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我们可以从考察美国对华出口来分析。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客观事实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既大有利于中国，又大有利于美国，两国都是赢家。中美经贸关系今后将继续循“发展-摩擦-妥协-发展”的规律向前推进，这是中美双方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李京文，何仕金.人民币汇率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及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0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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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结构；波动性特征；路径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模式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冲击。一是贸易壁垒、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在对外贸易不断扩张的同时，中国已成为每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数目最多的国家。二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量排名仅落后美国与德国，排名第三，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竞争力仅局限在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上，而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上却无法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贸易利益的获得已经不能仅仅取决于生产能力和生产量的大小，更要注重品牌及创新技术的提高。三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会议，低碳经济必定是大势所趋。这间接的表明了我国不能再依靠能源、资源、劳动力数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必须开拓新的增长模式，贸易模式必须探索新的路径。此外，联合国贸发组织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较低。
由华尔街开始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不禁要问我国现有的贸易模式是否仍然适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贸易演进路径应该怎样调整？本文首先对中国1985年~2008年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与转换速度进行分析，然后希望从深层次上获得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转换路径。
二、中国贸易结构的波动性特征：1985-2008
传统文献中对贸易结构阶段性特征的分析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从比较优势出发分析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另一种是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考量。他们的分析都能够很好的解释贸易结构的趋势性特征，但是却回避了贸易演进中可能出现的“拐点”和波动性特征，并且对贸易结构转换速度问题也重视不够。本文着重从贸易结构的波动性和贸易模式转换速度角度进行分析。
按照SITC分类标准，将所有出口商品按照要素密集度标准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并计算出每种类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本部分的分析数据基于1位数的SITC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通常将SITC0-4类定义为初级产品，也被称为是资源密集型产品；SITC5-8定义为工业制成品，其中SITC5和SITC7类制成品一般被粗略的认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本文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85年~1992年来自Sitc.rev2；1993-2008数据来自Sitc.rev3，对两类数据按照分类标准进行了适当转换。从***1中，可以明显的发现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仅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而且各阶段的波动性特征也非常明显。本文按照波动性特征，将贸易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贸易结构呈现出“双升一降”的变化特征，波动最为剧烈，并且贸易结构切换速度最快。1987年和1992年出现两次“剪刀差”形状。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全部产品的份额各自上升将近一倍，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则迅速下降，由1985年的62%下降到1992年的18%，不及原来的1/3。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都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进行了超越，并且两者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明显呈现粗放式增长特征，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资本存量的不足，此时的经济动力只能依靠资源的开采与投入来推动。但是，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体现。中国是劳动力禀赋充裕的国家，而资源相对匮乏，根据静态要素禀赋理论，一国应当出口其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产品。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比较优势得以集中体现。
第二阶段（1993年~2002年）：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双降一升”，贸易结构转换波动性减缓。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虽然仍然很高，但是出现拐点，进入下降通道。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然下降，但是在1998年~2002年间下降特征不再明显。而最为明显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带动了经济的提升。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策，东南沿海城市不断开放，加工贸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时，随着我国开放度的不断增加，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动态要素禀赋理论的体现，劳动力产品的比重的大力发展，使得我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资本劳动比显著提高；再加上FDI在这个阶段的大力引进，导致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出现了拐点，在1994年达到了61%的峰值水平，然后不断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仍然不断攀升，并且在这一阶段，这种比较优势之间的切换速度很快。
第三阶段（2003年~2008年）：“这一阶段波动性最弱，趋势平稳”特征得到明显体现。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劳动力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对资源密集型产品份额是强势超越的话，那么资本密集型产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的超越则显得动力不足。三种类型的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保持趋势平稳特征，三者的离差都在10%以内。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达到了最低，将近6%；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平均保持在42%与52%。在这一阶段趋势平稳的特征，还表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弱，这是动态比较优势走向低速发展的特征体现。其中的原因是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甚至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贸易模式提升，不能只从数字角度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增加，更应该关注贸易效率和质量问题。
通过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的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先升后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份额不断升高。但是，从波动性特征来看，这种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在逐渐减弱，三种份额已经进入趋势平稳阶段。依靠提升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降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的空间已经不足，原来的升级路径需要进行适时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转换必须寻求新的升级路径。
三、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路径转换
贸易结构升级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在发展。第一条路径是贸易结构由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并且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径上，我们的贸易结构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这条路径演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环节。并且，这种发展路径继续延续会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中国出口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低成本、低市场进入壁垒的特点，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损害了我国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我国将很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尤其是进来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和仲裁措施急剧增加，使我国的出口形势面临恶化。因此，必须寻求贸易路径的转换。
第二条路径是在各类密集型产品出口质量、技术、品牌上的全面提升。我国贸易结构朝着这条路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二次升级，其原因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在国际贸易理论界，异质性厂商、异质性产品贸易理论备受关注，贸易学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点从传统的代表性企业、同质性产品转移到异质性厂商、生产技术差异、生产效率与产品品牌的提升方面。在实践上，由于低价格、低质量、低技术的产品更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和贸易诉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品出口曾经面临严重的贸易壁垒，中国现在也面临者类似的问题。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外包的盛行，国际生产网络在全球展开新一轮的布局，在加上我国近年来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我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在第二条升级路径中寻求突破。
路径的转换可以通过两条关键渠道来实现。第一，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根据动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中资本和技术禀赋的增加是贸易结构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参与更高阶段的国际分工，参与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提升要素的资本技术含量。现实情况是中国处于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经常出口的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此，在全球产业链的横向一体化延伸中，我国企业应该增强品牌保护意识，加大产品的异质性来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提高自身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水平。第二，要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目前，我国要素结构搭配存在严重扭曲。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资本拥挤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资本投入已达到了一定高度，适当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下转第113页）劳动者素质，以增加高质量劳动力要素投入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能源、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4%左右可以实现要素产出率最大化。
但是，资本、技术要素禀赋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合理搭配？从而提升中国的贸易结构层次。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的有效集聚、国际和国内分工等途径进行分析，以获取适合我国的贸易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促进跨国公司FDI的使用效率和FDI的技术水平。我们知道FDI一般会携带相对先进的技术，尽可能吸引更多高质量的FDI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层次的一个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产业合理布局之后，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都会促使国内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当同类行业的公司聚集到一起生产的时候，这种无形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会使得技术溢出增加，同时也促使其它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此外，产业集聚还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集聚效应可以通过配套设施的提供导致成本的降低，而且产业集聚加速了资源的流动，尤其是使得携带知识与技术的资源快速流动，再加上干中学效应，从而会导致人力资本以及产品质量的大幅提升。
要素合理搭配的重要途径是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合理配置国内的分工体系。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是：分工与专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整体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还向当低，并且我国国内分工以及参与国际分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通过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才能使得我国的要素资源合理搭配，要素使用效率提升，从而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根据国际分工理论，跨国公司会根据所有权、区位等优势把生产网络安排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外包生产。中国在全球分工结构中，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移动是中国贸易结构二次升级的突出体现。此外，国内分工应充分发挥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优势，注意分工的层次性。一国国内分工越发达，那么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更容易接轨。
我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提升不能只局限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的提高，而更有赖于资本技术要素禀赋质量的提升与素禀赋结构的合理搭配。通过产业的集聚，构建合理的分工体系，同时，加大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使要素流动更加合理，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所有这些因素是增强我国出口比较优势，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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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工贸易税收制度主要包括保税制度、出口退（免）税制度和征税制度。加工贸易保税制度有全额保税、定额保税和不予保税之分。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方法虽然因具体贸易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与一般贸易相比更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加工贸易征税制度则对不同贸易方式、不同来源料件、区内区外企业实行了区别的征税待遇。
[关键词]加工贸易保税出口退税税收制度
一、加工贸易保税制度
保税制度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海关制度。我国加工贸易税收实践中，对于来料加工方式下，合同规定由外商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辅料及包装材料，海关全额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加工出口的成品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生产环节消费税，包括免征工缴费的增值税。但是，进料加工方式下，海关则区别情况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全额保税、定额保税或不予保税。一般来说，保税工厂、保税集团、对口合同可予以全额保税；其它经营进料加工的单位或加工生产企业，其进口的料、件应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的规定，分别按85%或95%作为出口部分免税，15%或5%作为不能出口部分照章征税。如不能出口部分多于海关已征税的比例，应照章补税；少于已征税比例而多出口的部分，经向海关提供确凿单证，经主管海关审核无误，准予向纳税地海关申请已纳税额返还。此外，对有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海关认为有必要时可对其进口料、件在进口时先予征税，待其加工复出口后，再按实际消耗进口料、件数量予以已纳税额返还。
但是，若加工贸易进口货物，无论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只要进入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等特殊监管场所，均实行全额保税。但是，基于历史原因，我国多数加工贸易企业位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之外，因此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进料加工进口货物仍存在不完全保税甚至不予保税的可能。
二、加工贸易出口退（免）税制度
对于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以免税为主，不予出口退税的***策。如果出口企业是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可以享受免税，但对其耗用的国产材料则不办理出口退税，其进项税额也不得抵扣，而是计入成本。
但是，对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出口退（免）税制度。该贸易方式下出口货物的消费税的退（免）税办法与一般贸易方式相同，而出口货物的增值税的退（免）税则有所区别，即根据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具体贸易形式而采取不同的出口退税计算方法。
1.作价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退税额=出口货物的应退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金额×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其中：“销售进口料件金额”是指出口企业销售进口料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税率”是指当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小于或等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按进口料件的征税税率计算，而若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大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则按复出口货物的退税税率计算；“海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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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是指海关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2.委托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应退税额=购买加工货物的原材料等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进项税额×该原材料等的适用退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工缴费金额×复出口货物退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应征税额-减征税额
3.自行加工复出口
(1)实行“先征后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征税税率-（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征税税率）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退税率-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退税率
(2)实行“免、抵、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其中：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免税购进原材料包括从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和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且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价格为组成计税价格，即
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货物到岸价+海关实征的关税和消费税
这里，当纳税人有进料加工业务时则应扣除“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且当“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大于“出口货物销售额乘征退税率之差”时，“免抵退货物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按0填报，其差额结转下期；按“实耗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包括单证不齐全部分)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货物所耗用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按“购进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购进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其中：出口货物离岸价（FOB）以出口发票计算的离岸价为准。若出口发票不能如实反映实际离岸价的，企业必须按照实际离岸价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申报，同时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核定。
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其中“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如上所述。
—当期应退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当期免抵退税额之间的小者由此可见，当出口货物的征税率与退税率不一致时，与一般贸易出口相比，加工贸易出口有助于减轻企业承担的征退税率不一致导致的税收负担。因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需要承担所有征退税率差额部分的负担，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则只承担国产料件部分的征退税率差额负担，若加工贸易企业全部使用进口料件，且全额保税，则基本不受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影响。
此外，当加工贸易企业将用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转至另一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时，贸易部门与税务部门对这类深加工结转业务的税收处理并非完全一致。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海关对深加工结转业务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即并不对该项业务征收任何进出口税费；但是，税务部门则自2001年1月1日起，老三资企业（199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三资企业）“不征不退”的免税期满之后，对所有企业的深加工结转业务均视同内销先征税，然后再在出口环节办理退税，并且深加工结转环节使用的国产料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显然，这种不一致增加了此类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深加工结转业务的发展，也不利于加工贸易价值链条在国内的延伸。故而，有的加工贸易企业便利用特殊监管区域或特殊监管场所的税收优惠制度，来解决此类问题。根据《出口加工区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0]155号）、《保税物流中心（B型）税收管理办法》（国税发[2004]150号）、《关于保税区与港区联动发展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17号）、《关于洋山保税港区等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226号）等的规定，区外（或中心外）企业运入区内（或中心内）的货物视同出口，准予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区内（或中心内）企业销售给区外（或中心外）企业的货物视同进口，当该区外（或中心外）企业开展加工贸易时，准予其按照加工贸易税收***策执行。这样，深加工结转业务中，上下游企业就可以通过上述区域或场所获得最大利益，即上游企业的货物入区（或中心）就可以获得退税，而下游企业从相应园区（或中心）进口货物并获得发票，向海关办理“进料加工”就可以享受进口料件保税，从而减轻了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加工贸易征税制度
1.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的货物
出口企业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享受免税；但是，出口企业以进料加工复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的货物，则必须按复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与所耗用进口料件的差额计提销项税额或计算应纳税额。此外，若该不予退（免）税的货物为应税消费品，还应按复出口货物的出口数量或离岸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
2.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征收出口关税的规定
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如全部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不征收出口关税；如部分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则按海关核定的比例征收出口关税。具体计算公式是：
出口关税=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出口关税税率×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其中，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由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的规定审核确定。
企业应在向海关备案或变更手册（最迟在成品出口之前）时，向海关如实申报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3.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与产（成）品内销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成品因故转为内销的，海关凭主管部门准予内销的有效批准文件，对保税进口料件或制成品依法征收税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款并加征缓税利息；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未出口的成品按内销征税，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应追回退（免）税款。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加工贸易企业可向海关申请内销，并免于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属于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环保总局及其授权部门进口许可证件管理范围的，免予提交许可证件。海关对申请内销的边角料根据报验状态归类后适用的税率和审定价格计征税款，并免征缓税利息。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7
关键词：加工贸易；现状；产业升级；对策研究
中***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5-0071-02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在利用外资、推动国内配套产业发展以及促进结构调整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1年的16.7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3439.5亿美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加工贸易涉及了大部分产业，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我国成为贸易大国并开始向贸易强国转变，加工贸易的各种弊端日益凸显，其发展之初便给中国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等系列问题，时至今日，我国加工贸易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尚未改变以贴牌为主的格局，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逐步加快，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削弱了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更是给我国加工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保持加工贸易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符合当前经济要求，研究分析有效的产业升级对策也就有了重要意义。
2文献综述
国内许多学者对我国加工贸易现状和升级对策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论述了加工贸易的地位作用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性。赵玉敏（2012）分析了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认为加工贸易能够产生创新经济的要素，合理的***策引导促使加工贸易升级转型。潘悦（2002）肯定了加工贸易对于高新技术在我国多个产业中的运用所起的重要作用。部分学者则从定性的角度详细分析加工贸易的升级现状，并讨论了多种对策建议。汤碧等（2012）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采用了多个指标描述我国加工贸易的变化趋势。还有学者实证分析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于瀚等（2008）归纳分析了多个影响加工贸易升级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预测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方向。
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针对其转型升级的研究在国内已比较丰富，但论述方法和视角不尽相同，综合各方面研究的整合分析并不多。因此，本文从加工贸易升级现状出发，尝试整合多名学者的研究成果，论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策。
3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现状与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加工贸易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国家***策支持，从20世纪90年代起获得了飞速发展，促进了高新技术在产品中的运用，提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同时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促使我国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当然，尽管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其整体发展现状是落后的，水平是低下的，结构也是不平衡的，尚存在许多问题。
（1）加工贸易途径不断优化，主要行业增值率逐步提升，但总体上仍然长期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企业严重缺乏核心技术与品牌。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外贸企业缺乏资金和技术，国家外汇储备也是极度匮乏，“三来一补”便成为了当时加工贸易的主要途径。通过多年发展壮大，加工贸易为我国赚取了巨额的外汇，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问题，为我国经济增长找到了突破口。此后随着加工贸易范围规模不断优化扩大，进料加工与此后的外资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了加工贸易新的主要途径。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逐步提高，途径不断优化，行业增值率在缓慢提升。通过对比近几年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值率略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大多数行业年增值率均缓慢增加，说明加工贸易的发展带动了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增加了产业盈利能力，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效益在改善，从事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营销能力在提高。
然而，我国当前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加工贸易比重的不断上升却没有实现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中间投资产品的国内生产替代。加工贸易整体竞争优势仍基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技术、成熟技术工序上，加工制造多为低技术环节，产品附加值较低，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仅仅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尽管较改革开放之初已有了巨大进步，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90%以上严重缺乏核心技术与品牌，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两端升级转型。同时近年来一些地区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减弱，这也极大影响了我国加工贸易本土化的持续性发展，因此完全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底端加工贸易是无法实现加工贸易健康稳定发展的。
（2）加工贸易产品多样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使我国制造能力显著加强，但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国内加工链条短。
起初劳动密集型产品几乎是加工贸易的全部内容，产品附加值极低，国内配套能力不高，相关产业发展严重滞后。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产品逐步进入大规模商业化生产阶段，大量信息技术产品成为我国加工贸易新的补充，EXPY指数增幅明显。至此，我国出口产品种类繁多，精细化程度增大，国内配套能力有所提升，相关产业发展壮大，整体制造能力显著加强，产品实现全方位发展。加工贸易的长足发展对于我国产业竞争力有正向作用，2003年以来相关产业关联度逐年增强，本土加工贸易企业正在走出仅仅收取廉价加工费的阶段。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加工贸易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依旧不足，产品档次低，技术含量差，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加工贸易项目较少。加工增值环节也主要停留在技术设备的加工生产阶段，零部件和原材料仍是大量依赖进口，尤其是真正体现技术水平的设备和中间投入品更是严重依赖进口，因而料件本地采购率低，国内产业链条短，难以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体系。这种状态一直限制着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使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总体上仍处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工序。
（3）加工贸易主体调整明显，引进外资成效突出，但本土企业成长不足，缺乏行业控制和影响力，实际效益大量流失。
我国以改革开放***策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从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1990年以前我国出口增加额绝大部分来自非外资企业，此后外资企业对出口增加额的贡献大幅上升，成为了加工贸易的主体。目前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占据了加工贸易进出口份额的85%左右，替代本土企业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力量。
外资企业成为加工贸易主体有利也有弊。发达国家发展加工贸易都以本国企业为主，但在我国，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比较脆弱，本土企业在技术、品牌、国际营销渠道等重要方面均无控制权，因而原本发展加工贸易所可能带来的示范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管理溢出效应被大幅度抑制，当地经济通过加工贸易逐步发展壮大的进程不能显现。加工贸易的多数利益和加工贸易发展进程的主动权，包括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其战略和目标影响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方向，本土企业往往只是其在华的加工厂，致使实际效益大量流失。
（4）加工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巨幅增长，市场涵盖世界主要经济体，但对国外市场依赖严重，国内市场发展缓慢。
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只有206.4亿美元，而2012年便达到了38667.6亿美元，规模增长接近两百倍，其中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很多行业和产品国际竞争能力，促进我国成为了制造业大国。我国加工贸易主要是从亚洲地区进口加工贸易所需的初级产品或中间产品，对欧美等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进出口市场涵盖了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口来源地主要集中在日本、我国台湾和韩国，出口则主要集中在美国、我国香港和欧洲。
尽管我国加工贸易近些年来进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化，但总体来说过度集中于我国香港和美日欧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市场过于集中，造成对相关市场过度依赖，虽然我国加工贸易不再是单纯的外生动力驱动型的发展方式，但是长期的贸易出口加上以外资为主的贸易主体，使我国加工贸易服务于国外市场，造成了加工贸易产业的内部需求缺口，严重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地位与消费能力。加工贸易产业与国内市场脱节，产品市场发展缓慢，这会威胁我国加工贸易稳定可持续发展。
（5）有关***策推动加工贸易健康稳定升级转型，但存在“出口退税”***策扭曲，部分规定已不适时宜，阻碍加工贸易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加工贸易的弊端日益受到关注，转型升级也提上了日程。2006年，我国开始了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外贸增长模式的大调整，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和对加工贸易实施保护与限制并举的新加工贸易***策，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在相关***策的推动下，近几年加工贸易比重逐年下降，从最高时期的53.4%下降到2012年的34.8%，与此同时贸易增幅依旧，除去金融危机下2009年的负增长，从2006年至今加工贸易平均每年进出口额增长幅度达到了17%，比重下降而增幅依旧，说明加工贸易的国内成分在逐步提升，行业盈利能力显著增强，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也有了初步成效。
不过，在加工贸易领域，我国出口退税***策依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现行税制下来料加工企业不能享受出口退税***策，企业生产成本较高，以致国内相关配套服务供应商没有积极性。同时一些出口企业为了回避国内采购成本的增加以及保税，便由一般贸易转向加工贸易，原来的国内采购部分随之变成了进口免税原料，这不仅缩短了国内产业增值链条，无法促进本土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与***策要求背道而驰，还增加了***府财***负担，造成***策低效率。更有企业对外实施低价出口，利用出口退税额抹平产品差价，使税收补贴成为了企业的利润源泉。另外，在加工贸易领域普遍存在企业成本外部化，企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社会承担巨大的环境、资源损失，严重影响了产业的实际收益。
4结论与***策建议
加工贸易升级的核心便是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创新的关键便在于自主品牌建设。现阶段我国加工贸易***策调整应围绕自主品牌建设，引导加工贸易战略转型，注重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因此，本文建议：
第一，加强加工贸易品牌建设，鼓励核心技术研发创新。企业要大力发展核心技术，设立研发中心，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为加工贸易科研开发成果商业化生产创造基础。对此，一方面需要国家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加工贸易产业，提高传统加工贸易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要努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的发展，设立具有标志性的部级研发中心，制定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的扶持***策，为本土企业研发投入必要的人才与资金补助。
第二，延长国内加工贸易产业链条，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企业既可以向产业链上游发展，提高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能力，也可以向产业链下游延伸，积极发展国际物流和配送业务，还可以向产业链配套拓展，进入关键零部件和设备制造业。因此，***府应研究制定有关***策，鼓励国内企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产业，鼓励通过国际合作以及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为已经开展加工贸易的企业提供原材料、零部件，替代部分加工贸易进口的中间投入品，从而有效延长国内加工贸易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增值率进一步提高。
第三，调整利用外资的方式，大力支持本土企业。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高其适应市场的能力；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加工贸易，赋予本土企业平等的竞争机会；给予所有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营造有利于本土企业发展的***策环境，为本土企业提供有关技术服务、市场开发、信息咨询、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服务支持，力争培育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在吸引外资方面，不应再像过去那样只注重资金，而是要尽可能吸引跨国企业把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环节转移至我国，实现相关高新技术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
第四，稳步推进产业升级步伐，调整不合理***策。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短期时间内必然会造成部分利益受损，但从长远发展看来升级是必由之路，必须稳步推进。此外，针对以出口退税为主的***策不合理之处，应当及时取消部分产业的出口退税***策，适度降低出口退税税率总水平，遏制骗取出口退税的乱象，利用市场淘汰落后企业，减少加工贸易企业数量，从而通过少数企业垄断竞争形成规模经济，提高行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同时引入“绿色贸易”概念，严格规范企业污染治理，并将环境成本纳入产品出口成本，减少外部化。
参考文献
[1]赵玉敏.加工贸易是否导致中国陷入低端制造业陷阱研究[J].国际贸易，2012，（10）：18-21.
[2]汤碧，陈莉莉.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2，（10）：44-55.
[3]李薇.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现状及对策研究[J].跨国经营，2008，（1）：53-55.
[4]贺强，周罡.我国加工贸易现状及发展策略分析[J].国际经贸，2010，（3）：14-16.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8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世界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外资、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至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度贸易顺差皆在120亿美元至400亿美元之间，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2621.97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中国外贸顺差增势放缓，但年度顺差仍达到295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净增328.3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象征，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有助于保持全球债务的偿债能力，降低金融高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代表了贸易伙伴国不断加大的贸易逆差，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向中国施加压力，引发了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日益加重的汇率调整压力。除此之外，高额的外汇储备还会成为少数****势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借口，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鉴于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目前的贸易失衡状况，探求引起中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原因和解决贸易顺差的***策方法是当务之急。
二、综述
关于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国内外各个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读，但总的看来，文献探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长期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邓立、张坤（2007）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余永定、覃东海（2006）指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FDI的优惠***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策的结果。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导致了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John Whalley(2010)运用二阶段增长法估测了FDI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由于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国内企业，导致国内市场产品大量剩余，形成大规模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40%。刘光溪（2005）指出，国际收支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攀升，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发展，应从根本上着力进行***策规范、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钟山（2009）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国内外贸易的限制措施是顺差得以扩大的***策性原因，国家需要营造良好环境，以此来缓解过度出口的不平衡压力。孙彩梅（2007）认为，贸易顺差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对贸易顺差的观念滞后，认为贸易的重点在于出口，对于保持贸易平衡的措施相对较少。
（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Alicia García-Herrero and Tuuli Koivu（2007）运用经验数据，通过建立双边进口等式，发现外贸进口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而这部分减少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减少，这反映出“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垂直一体化现象，也使得中国的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反映敏感。Martin S Feldstein(2008)通过对美国贸易账户的数据分析，指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方式在于汇率以及国民储蓄率的调整。Yin-Wong Cheung， Menzie D. Chinn，Eiji Fujii（2009）认为人民币显着低于通过跨国模型估算出的价值，并且多面贸易受相对价格的影响，尽管这种相对价格的关系有时不够准确。因此，中美的贸易平衡应该依附于预期的实际汇率以及相对收入的变动。卢锋，刘鎏（2007）以巴拉萨-萨缪尔森为理论基础，分析得出虽然贸易部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方向呈正相关性，但作为具备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前者的涨幅仍低于后者，由此导致实际汇率被低估，形成出口部门的又一优势，拉大贸易顺差。 刘光溪（2006）认为，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是由制度、结构和特定的发展阶段综合形成的，汇率***策在平衡贸易收支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对于处于转型并轨期间的中国经济，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三）国内投资无法完全吸收国内高储蓄
Martin S Feldstein(2008)结合中美贸易实际情况，认为虽然极具竞争力的货币是解决贸易失衡的重要方式，但是本质的解决方式还是来自于国民储蓄率。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储蓄率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和***府在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来实现，借贷市场的发展，保险业的完善等举措都能加速这一目标的实现。李扬，殷剑峰 （2007） 从国民经济的供应角度出发，认为高储蓄率构成了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高顺差的物质基础，并且由于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将继续拉大。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应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储蓄的变化两方面来解释中美贸易顺差。管涛，王信（2007）从国际经验来看，认为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初期，当前规模的贸易顺差在正常范围内，贸易顺差变动可以用国民储蓄投资的缺口变化来解释。何帆、张明（2007）指出，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起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原因在于国内总储蓄高于国内总投资。***府若放任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的上升，贸易顺差将继续增长，***府若采取积极***策调整，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后者符合中国现实内外平衡的增长战略。与国内投资储蓄投资缺口引起贸易顺差观点相似的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祁春节（2007）基于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分析，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扩张必然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导致贸易顺差的增长。除此之外，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和贸易品供给过剩以及国民储蓄持续超过投资也构成了贸易顺差的直接因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佟家栋（2007）认为因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产生的“生产过剩”必须借助国外市场出清，形成了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不足。
（四）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
Hummels， Rapoport， and Yi (1998)指出国际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促进了国际分工，并将这样的国际分工称为“垂直专业化”。 Hummels， Ishii， and Yi (2001)建立了两阶段生产模型，并通过研究指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形成是开放型国家成长多于所得的重要原因。马野青（2009）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这种贸易顺差由于是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和我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是可持续的，并且对我国产生一系列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先进要素的集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业增加、创新能力的提高等积极作用。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卢锋（2006）指出，双顺差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双顺差结构特点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表现。
除了以上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提出针对贸易顺差的不同观点外，一部分学者也尝试通过采用实证分析提出新的想法或者对已有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验证。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2000)采用联立方程组回归模型，从全国的视角出发，认为FDI作为产品内贸易的一种具体方式，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贡献。许煜、徐翱、尚长风（2007）提出了理论假设，中国式的财***分权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并采用了多变量的Johnsen协整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很大，表明中国式的财***分权对贸易顺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张茵、万广华（2005）构造了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在1985 ～2000 年间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因素进行了探究，指出实际冲击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实际冲击包括国外供给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相对需求冲击。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不大。因此，货币性手段将不足以解决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问题。徐毅（2009）通过对贸易顺差的特征事实分析以及对储蓄论的验证，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持续，而生产要素在地方的流动和结合是其形成机制中的重要构成增加的最重要原因。 蒲华林、张捷（2007）针对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中日产品内贸易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贡献最大，韩国和东盟位居其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转移所导致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
以上几种观点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依据对贸易顺差进行了合理的解释，部分也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其理论推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都存在一些漏洞，主要有以下三点：（1）多数研究都将贸易假设为同质，或者直接解读为一般贸易。事实上，除了一般贸易，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不同的贸易形式形成原因可能不相同，同时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贸易影响。（2）多数观点关注的都是内部因素，视角局限在国内，对于国际分工带来的影响缺乏必要的思考，与当前国际贸易分工深化的世界局势不符。（3）在对于国内影响贸易顺差的诸多因素的分析中，某些观点一味固守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脱离了中国当前国情，导致理论推导与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不能用于指导实践。
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卢锋（2006）等学者虽然已从全球分工角度对贸易顺差的成因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但都缺乏系统的内在机制分析。马野青（2009）“产品内分工视角的中国外贸顺差及其利益分析”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从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外贸顺差转移的角度对贸易顺差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上文只采用了统计性描述进行验证，并没有结合精确的实证检验，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和实践性。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笔者进一步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寻找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并运用Eviews进行深入分析，以得到更加完善的结论。
三、贸易顺差的形成机制
产品内贸易是在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贸易形式，是指由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所谓产品内分工，则是将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包括工序、区段、零部件进行拆分，在空间上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对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现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中，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出口成本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各国为了降低生产品本，提高竞争水平，扩大营业利润，纷纷将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工序转移到中国内地，之后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其行列，由此逐步形成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现实。产品内分工导致全球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产组织结构呈现出一条类似于“U”形的微笑曲线，而各个国家根据其专业化工序的不同分布在曲线上的不同位置。日本和韩国主要从事产品的研发和设计，美国和欧洲各国则提供核心技术，从事产品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市场营销，这些都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高，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最高处。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提供产品的零部件系统或模块，属于中间产品的供应商，处于微笑曲线的次高端。中国大陆则从事中间品的加工组装，提供少量的组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低，位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由于各个国家都顺应了全球化变革下对生产工序的“重新洗牌”，在改变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对国内原有的某些生产环节进行海外转移，或者对当前的生产工序寻找更加廉价的生产地进行外包生产，这一方面使得各国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加密切，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必然引起各国贸易顺差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根据微笑曲线的各国的不同位置，贸易顺差转移的原因和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消费水平高，占据了消费品市场的大块份额，同时它们也具有共同的产业特点，即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人力资本价格昂贵，若在国内进行生产，最终产品价格必然居高不下，不利于国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欧美企业会将大量产品生产链移向海外转移，在本国内重点发展服务业，并依托高新技术产业牢牢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对于产业链的转移，主要包括中间产品、零部件系统及最终产品的生产转移，而最终出口地分为两种情况，不同的出口地带来的贸易顺差转移的影响也不相同。一是将加工制成品用于承接国本国市场的销售，事实上，大量的欧美企业投资都是以在东道国销售产品为目的。原本在欧美国家制造生产并销往海外的产品现在直接在目标市场所在国进行销售，并且不需要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样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零。而对中国而言，本来应该向海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制成品，由于产业链转移到国内，这部分进口也就不需要了，因此贸易进口量减少。二是将加工制成品销往海外，包括对转移国最终产品需求的进口返销。欧美企业将本该承担的对外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的经常性账户中，并且由于对该产品由于需要进口返销，欧美国家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中国由于出口经加工后的制成品，出口增加。因此，中国的外贸顺差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两方面得以扩大。在将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某些欧美企业也会向承接国出口一些精密部件，由此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出口，账户上反映出对中国的顺差。但是，精密部件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而欧美对中国一直以来实行技术出口限制，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难度大。因此，中国真正进口的零部件只是一小部分，再加上中间产品价值远小于最终产品价值，远无法覆盖对欧美国家的出口额，账户总额上仍然显示大额顺差。由此可见，欧美国家通过在中国建立跨国公司，获取对外投资的利益，却将贸易顺差留在中国的账户上。
（二）日韩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将产业的重心转移到产品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上，而较低层次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外包给毗邻的中国，最后将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往海外。当日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时，需要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及零部件系统，虽然日韩本国所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从中国返销进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韩对中国的逆差，但其价值远低于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额，日韩对中国显示的是大额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日韩的产业链转移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将成品出口至欧美国家以及日韩。虽然中国对日韩国家存在中间产品的进口逆差，但在承接生产链的同时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后者的价值远远大于前者。日韩国家将对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用中间品顺差来替代，大大缩小了顺差额，但中国却承担了对日韩国家和欧美国家的两部分顺差，形成了顺差最大化。统计数据分析，近年美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占其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致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和东盟
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在产业特点上也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模块是其利用资源禀赋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体现。制造业是台湾和东盟地区的支柱产业，若将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将产生“制造空洞”，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会将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产业链进行转移，以避免国际贸易纠纷。转移地将某些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以中国为出口平台销往海外。这个过程将本该转移地承担的贸易顺差全额转移到了中国的账户上，转移地对海外的最终产品贸易顺差为零，只承担了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顺差，远远小于成品的贸易顺差。由于进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对台湾和东盟地区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作为出口平台，对欧美国家又表现为贸易顺差，两相抵消，在账户上仍显示为贸易顺差。在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台湾和东盟国家进口中国内地生产的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主要包括零部件系统及模块，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台湾和东盟地区向中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再进口，也就是将原材料、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制造，再返销到原地区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事实上，承接国在其中只获得了少量的劳务费用，但在经常账户上却显示了对转移地的大额顺差。
（四）中国内地
中国人口总数大，就业岗位有限，因此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包工作也同样带来众多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就业压力。从某一程度上来说，低廉的劳动力优势缓解了农业隐形失业问题，这种社会福利是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产业转移中都无法惠及的。中国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负责加工、组装的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主要经过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随着大量外资的引进，许多外资公司将整条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经常账户上进口为零。生产出成品之后，外资公司将产品向海外销售，获取销售利润，产品出口收益记录在中国出口账户上，而实际上中国只是作为出口收益的“属地”，真正获取这部分收益的“属人”是外资公司。这里的外资公司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设立的公司。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电子机械、皮靴、玩具以及服装。这种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呈现逆差状态，而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呈现大量的贸易顺差。
四、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产品内贸易对贸易顺差存在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加工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内在联系。由于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展产品内贸易，因此加工贸易贸易进口与加工贸易出口数据选择1981～2008年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198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在本文实证检验中，分别设进出口差额以及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SUR、PRO。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之前，首先运用Eviews对序列SUR和PRO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进出口差额的ADF检验表明，SUR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SUR序列为二阶单整过程。
在对加工贸易总额的ADF检验中发现，PRO是一个三阶的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中，根据降阶规则，本文等号两边的变量的单整阶数要求相等。由于等号左边的SUR序列是二阶单整过程，因此需要转化PRO的形式，使其序列同样变为二阶单整过程。在此，将PRO变量去对数，重新进行ADF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PRO的对数形式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LPRO是二阶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工贸易总额将以对数形式出现，以保证检验的正常运行。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运用Eviews中的Granger Causality Tests，检验贸易顺差(SUR)和加工贸易总额（PRO）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Estimate VAR中，根据AIC、S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4期为最优滞后期（选择过程略）。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观察两个假设的可能性值，可以得出，可能性值分别低于1%的显着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1）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即加工贸易增长促进了贸易顺差。（2）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贸易顺差增长促进了加工贸易。
可见加工贸易能够促进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国内贸易顺差也能显着正向作用于加工贸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前者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因此下文将对两者的长期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协整检验
在LPRO与SUR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的基础上，做如下协整回归，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AIC、SC最小原则，选择滞后5期最为时间序列LPRO和SUR的最优滞后期。检验可得，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其中，LPRO的t值显着。上述等式说明了加工贸易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加工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总额就会上升225个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长期关系。
利用协整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SUR(t)= 1.528*SUR(t-1) +1.47*SUR(t-2) +1.388*SUR(t-3) + 1.340*SUR(t-4) +1.276*SUR(t-5) +1219.606*LPRO(t-1)+ 647.696*LPRO(t-2)+ 1088.004*LPRO(t-3)-743.992*LPRO(t-4)-650.511*LPRO(t-5)-612.046-1.384( SUR(t-1)-225.053*LPRO(t-1)+ 1259.052)
上述模型将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明确分开，SUR(t-1)=225.053LPRO(t-1) -1259.052为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系数为-1.384，表明误差修正项对SUR(t)的调整速度，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短期动态关系较为复杂加工贸易对数与贸易顺差总额的滞后一期至五期均对贸易顺差产生短期影响。
五、***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形成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产生正面影响。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从加工贸易的角度出发，提出减少贸易顺差的一些***策建议。
（一）完善加工贸易***策
***府需要加强外资引进测评力度，合理引导海外产业链向国内的转移。对于大规模的产品外包承接，地方不能一味追求***府绩效全盘接受，而忽略了产品和生产链本身的质量及其发展潜力。***府需要制定更为全面、严格的外资引进***策，对于引进的外商投资，不仅要考量其规模，更需要对其产品链中涉及的原材料、加工工艺、中间产品的质量进行评估，考虑其是否对地方整体发展有益。在对产业链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再重新思考对于外商投资的引进问题，逐步减少低质量外资，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某些吸引外资***策，如“超国民待遇”。推出此类***策的最初目的是吸引外商投资，而现今中国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加工组装地位，优惠***策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假外资”流入国内。对于欧美国家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策的取消并不会影响其FDI的进程，因此取消部分***策实际上是给所有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行了一次“过滤”，使得海外投资市场更加透明，利于中国FDI的长期发展，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二）改善进口结构，在贸易转移过程中适当加大进口规模
在上文中提到，欧美、日韩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链转移的同时，也会向中国出口精密部件，并且这种情况是常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制度限制（如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这部分进口往往有限。***府需要在国际贸易协商中加强谈判技巧，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获得更多的进口机会。同时改善国内进口环境，实行进口优惠***策，以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国内。对于进口的内容，不仅包括精密仪器，也要拓展至国内短缺的原材料、精密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进口，逐步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结构。随着进口量的扩大，贸易顺差的压力会有所减小。
（三）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出口增长方式
劳动力低廉的特点使得中国外贸出口呈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即出口量是由大规模出口而非高收益引起。要摆脱加工贸易引起的贸易顺差，就必须打破当前的贸易格局，脱离“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不断向上攀升，最终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府需要重点发展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不断增加外包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辅以金融、财***、投资***策对产业结构加以调整，直至出口贸易实现内涵式发展。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产业结构没有彻底转换之前，外贸都要始终保持自身比较优势，将加工贸易作为本国外贸的一大奠基石，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良性转换。
（四）发展良性循环
从上述的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施加正面影响，因此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引起加工贸易的减少，由此进一步降低贸易顺差总量。由于两者相互促进，可形成良性循环，以达到最终缓解贸易顺差的效果。
以上***策建议是从加工贸易角度出发提出的，实际上，贸易顺差是一个宏观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仅仅优化一方面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加工贸易属于影响贸易顺差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国内消费需求、外汇管理、经济发展等，只有综合所有因素考量贸易顺差的形成，并针对各方面问题辅以财******策和货币***策加以调整，才有可能引导贸易顺差达到较为合适的位置，真正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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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