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信用经济论文篇（1）
信用的含义有很多种。传统文化中主要是从道德方面来强调信用的，这个意义上的信用是指能履行承诺而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是一种诚信的品德。从商鞅“立木为信”开始，讲求信用就成为普遍的道德规范而深人人心，至今已逾数千年。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则有广狭两义。广义的信用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践约能力。狭义的信用则是指受信方，向授信方在特定时间内所作的付款或还款承诺的兑现能力。它是在经济、金融领域里发挥作用的一种能力或资源，授信人（债权人）以自身的财产为依据授予对方信用，受信人（债务人）则以自身财产承担偿债责任为保证取得信用。因此信用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用来融资、理财、配置资源等。
二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阶段，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从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发育成长起来的，这一过程是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是信用产生的过程。最初的商品交换盛行的是实物交易，但实物交易往往受到交易双方价值不等货不对路的限制，使交易难以达成。于是货币便应运而生，作为一般等价物，解决了物物交换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又出现了当资金周转困难时交易难以达成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卖主往往同意买主先行提货，到约定的时间再行付款，即进行赊账，赊帐意味着授信人给予受信人的未来付款承诺以信任。这样，货币的支付手段开始出现，形成了最早的信用关系。物流和货币流在同一时点发生的无信用中介的交易方式，就被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所取代。后来，信用超出了商品买卖的范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信用货币）本身也加入了交易的过程，出现了借贷活动。贷款意味着债权人给予债务人未来还款付息的承诺以信任。现在通行的纸币（信用货币）本身，也是在这种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信用交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现代市场经济乃是一种建立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或者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由此可见，从货币支付手段的出现开始，赊购、赊销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行为，信用就成为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成长起来的是个人信用制度，许诺、承诺、保证等等都以个人信用为基础，以后又逐渐培育出企业信用、社会信用、国家信用等各种信用制度。即发达国家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或者说是信用制度建立在先，市场经济发展在后，整个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信用这一基石之上，可以说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而中国与之不同，中国目前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别国相比，建立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是市场经济建立在先，信用制度建立在后。中国***府宣布到2000年末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信用制度建设的试点在2001年才刚刚开始展开。这是因为中国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去通过行***命令衔接企业间和个人间的经济联系，是不需要多少信用来发挥作用的。然而当市场取向的改革被启动的时候，社会并未同步确立起讲求信用的市场规则，于是竞争便在没有信用约束的环境下层开。由于各经济主体趋利动机日益强烈，在社会没有完善法规和***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社会失信现象比比皆是。在经济信用上，欺诈盛行，假贷横流，几乎已经到了“无人可信”，“无事敢信”的程度。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百姓的现实感受，整个市场出现了整体经济信用的失常状态。由于信用缺失，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企业和***府之间缺乏正常沟通交往的平台。
据有关专家测算分析和保守的判断，中国市场交易中由于缺乏信用体系，使得无效成本占GDP的比重至少为10％—20％。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还有产品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由于不合理的税外收费和不必要的审批造成的各种费用约3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款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
有调查显示，失信仅次于腐败，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在这种存在信用危机的市场环境中，守信成本相当高，而短期内失信收益并不低。这种信用氛围，恶化了市场环境，以致出现了守信者步履维艰、消费者提心吊胆的不良局面。
三加入WT0要求加快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
由于信用是在各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微观经济主体（自然人和法人）之间互相提供的，因此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当授信人（债权人）授信失当或受信人（债务人）回避自己的偿付责任时，风险就发生了。为了控制这种风险，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一整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只有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
我国自古以来即非常重视社会规则对社会秩序的保障和维护，然而这种规则多限于道德规则，并没有上升为相对确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显然，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不首先从社会共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入手，而力***从考察个人的经济行为、提高个人素质德行中寻求出路，是不可能建立起适用于现代社会规范的个人信用体系的。进行现代社会基本信用规则、体系的建设，是不可以靠个人的感情因素及自我认知能力来建立的。必须靠法律手段来督促个人讲信用，用制度建设的方法来提供社会讲求信用的工具和氛围。靠这些手段督促个人信用比靠个人的感性及认知能力来建立个人信用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只有通过法制来规范信用行为，形成***府；企业和个人完整的、良性的信用链条，才能实现信用制度的建设。
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不仅仅需要建立法律规章，还需要重塑一种讲求信用的社会氛围和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用意识。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游戏规则，包括软硬两个方面：软制度包括惯例、习俗、文化影响力、道德观念等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硬制度包括国家颁布的法律和各级***府制定的法规。发达国家的人们之所以讲信用，“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规范固然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其国民信用体系比较完善，特别是因为失信和欺骗行为会使加害方自身遭受严重损失，使人们不敢以身试法，如此日积月累，才成为了社会的风尚和习惯。发达国家的发展史证明，如果个人没有信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不但求职谋业困难重重，而且银行不会发放贷款，商场拒绝其购物，电话公司也不会为其提供服务；如果企业没有借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银行自然不会贷款，公司也休想上市，上市者则股票会一落千丈，各类债主也会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偿还债务；可谓步履维艰。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个人或者企业不在意其信用，这样经济秩序自然就有了较为充分的保障。我国已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具备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环境与竞争机制，但尚未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信用制度广目前经济生活对建立信用制度已提出迫切要求，社会普遍存在的失信现象已构成经济增长的桎梏，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迅速进行信用制度这种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信用资料和评估结果。
四社会已有重建个人信用的迫切要求
加入WT0后，竞争将在各方面展开，其中一个重要竞争是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即所选择规则或规则体系之间的竞争，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正是这类制度竞争的题中之议。一个不讲信用的社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美国认证协会***米洛葛若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印象，首先是企业产品的质量，其次是***府的信用，然后是一个良好的法律保障。综合起来的信用是我们做出判断的眼睛”。由此可以判断，国家将会加快信用制度建设的步伐，必定从法律上、***策上增强建设的力度，优先建立竞争秩序框架，以夯实市场竞争的基础。
从国家看：江***除了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外，还在2000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全社会强调信用意识，加强公民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也曾提出“要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据介绍，国家经贸委正在就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进行尝试和探索，并在今后将把培育信用中介市场作为工作重点，逐步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同时推动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户籍与个人信用管理系统以及质检、税务、海关等系统的互联互通，逐步实现部门间和全社会的信用信息共享。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在2001年12月11日举行的新闻会上透露，国家各行******部门正在建立企业经济档案制度和个人信用体系，银行、海关、税务、外汇管理部门正在建立记录不良行为的“黑名单”制度。
从理论界看：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首次召开的“中国信用经济论坛”上，经叔平、厉以宁等众多经济界著名人士郑重地向社会倡议：宣传信用理念，推广信用文化，传播信用管理知识，为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信用回归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有业内人士把2001年称为我国的信用年。2002年3月刚刚闭幕的“两会”上，“诚信”更成为热门话题之一。
从社会看：由于失信现象严重，那些靠未来付款的信用承诺支撑的信用交易形式受到严重挑战，许多交易退回到现金结算的方式，不少合同因此而无法签定。由于缺乏足够的信用，企业无法正常地使用信用工具，丧失了许多市场机会，削弱了市场竞争能力；信用观念薄弱导致的帐款拖欠和欺诈行为，也使不少企业陷入危机；不讲信用还出现了一种从众效应；使很多企业既是不讲信用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通常表现为发生在一国范围内乃至全球化的市场上的信用交易，这种交易必须以有履约保证的信用作为中介。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我国目前存在的正是这种情况。因此重建信用已成为社会的迫切要求。
五中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实际进展和难点分析进展状况
目前，上海、深圳、北京、杭州、汕头等城市都已先后开始进行信用体系的建设，但重点主要是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个人信用制度建设起步未久，主要是上海、深圳和北京有实质性推进。上海在市***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了上海资信有限公司。该公司成为我国大陆首家开展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的专业资信机构，承担上海市个人信用档案信息数据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运用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现代通信手段，开展个人信用信息咨询、资质认证和风险评估业务。这使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上海走在个人信用评估事业的最前沿。
在深圳，“个人信用”的法规<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已经颁布，这意味着今后赖账、行骗者将永远被银行或其他商业部门拒于“信用”的大门外。近年来，深圳市***府深感由于信用管理滞。后、个人信用缺失，严重影响了深圳个人消费信贷等金融业务的开展。银行有钱贷不出去，个人因贷款手续繁琐又贷不到钱，汽车贷款、教育贷款、房屋贷款等贷款消费难以刺激起来，客观上也制约了深圳经济的发展。为了将个人信用体系纳入法制化轨道，深圳市***府历时两年，数易其稿，拟定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办法》将个人信用信息分列为四大类：一是个人身份情况，包括姓名、婚姻及家庭成员状况、职业、学历等；二是商业信用纪录，包括在各商业银行的个人贷款及偿还记录，个人信用卡使用等有关记录；三是社会公共信息记录，包括个人纳税、参加社会保险以及个人财产状况变动等记录；四是有可能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涉及民事、刑事、行***诉讼和行***处罚的特别记录。这意味着个人信用的硬制度建设在深圳已先行了一步。这一初步的地方法规框架，填补了我国个人信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的空白，在法律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北京则成立了专门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估的“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春江水暖，中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已切实地起步了。
难点分析
信用经济论文篇（2）
引言
通信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柱性产业。通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群发展,体现了信息经济的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结构,使之更具活力;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变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通信业已成为社会***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性进程中,通信业的重要性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通信业从弱小到强大、从落后到先进、从曾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到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实现了质的飞跃。通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然而,通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究竟有大?本文尝试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进行探讨。
1计量模型分析
1.1理论模型
本文尝试用菲德模型来分析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菲德模型是菲德(G.Feeler)于1983年提出的一个用于测算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把社会经济活动分为出口和非出口两个部门,由于出口部门面对的是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促使它不断提高其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非出口部门正好吸收这种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带来的外溢效应,从而增强其自身实力。因此,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可能要比出口本身增长所形成的GDP增量大。菲德的两部门模型就是用来估计出口对于非出口部门外溢作用以及出口与非出口部门之间要素生产力差别的数学模型。
通信产业作为一个部门,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联系十分重要,任何希望估计通信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必须关注通信产业对非通信产业的外溢作用。鉴于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外溢作用,将借鉴菲德提出的两部门模型来测度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菲德模型的思路相似,把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同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国内部门划分为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
模型建立如下:设各自的生产方程为:
P=f(Lp,Kp)(1)
N=g(Ln,Kn,P)(2)
其中P和N分别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两部门的产出量,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下标代表部门。(2)式生产函数假设,通信产业的产出水平P将影响非通信产业部门的产出。
劳动力(L)与资本(K)总量可以表达为:
L=Lp+Ln(3)
K=Kp+Kn(4)
社会总产品(Y)就是两部门产品之和,即:Y=P+N(5)
菲德模型将不同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互关系表达如下形式:
其中fl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fk代表通信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gl代表非通信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gk代表非通信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δ是两个部门之间相对边际生产力的差异,理论上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正的δ意味着通信产业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高于非通信产业部门。
对(5)的两边求微分得:
dY=dN+dP=gkdKn+gldLn+gpdP+(1+δ)gkdKp+(1+δ)gldLp(7)
根据(3)、(4)、(5)、(6)、(7),可以推导出如下回归方程:
(8)式中,α、β表示非通信产业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γ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为通信产业的外溢作用)分别是总产出、劳动力和通信产业产出的增长率;P/Y是通信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将国内投资视同于资本存量的增量,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量在统计数据中不存在,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于是(8)式可以改写为:
参数γ代表通信产业外溢作用与两部门间要素生产力差异两种作用之和。将一个常数项和一个随机误差项加入到方程(9)中,同时假定随机误差项具有零均值、同方差的特性,则方程(9)就成为所需要的回归方程。
通过方程(10),对的系数γ的估计,可以得到通信产业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该模型将整个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同时,非通信产业的产出不仅依赖于配置在本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还取决于同一时期通信产业的产出量。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假设:通信产业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个假定与现实可能不太相符,但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分析结果影响不会太大。
1.2样本的选择
在本模型的计算过程中,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代替,GDP用当年价格计算。L用年末从业人数表示,从业人数合计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使用情况。I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它包括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通信产业部门的产出P用每年通信业务总量代表。样本区间为1998-2005年。样本选取时间从98年开始,是因为1998年邮电分家,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著。上述指标的相关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如表1所示:
该回归模型采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平均平滑处理。处理数据结果如下表2所示:
1.3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EVIEW统计软件对方程(10)做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方程(10)的回归结果看,所有的回归系数估计值α、β和γ都通过了统计的显著性检验,R2达0·671254表明了方程的拟合效果好。从方程(10)的估计结果,得到最关心的系数γ的估计值为1·764966,γ就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作用。γ=1·764966的含义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通信部门每多生产出一单位的产出,国民经济将增加1·764966单位的产出。
2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计量分析,得出的结果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作用参数的估计值γ为1·764966,也就是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通信业每多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整个国民经济GDP将增加1·764966单位的产出。这就说明了通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作用。
通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不仅包括对GDP的直接贡献,其更大的贡献在于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渗透作用与倍增作用,尤其是对其他产业的推动和带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改变、资源节约利用等改革需求越来越迫切,通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必须为有效推进国民经济转型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这不仅要求通信业加快自身发展,更要求通过它改变人们的经济行为,改造提升其他产业,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通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群发展,体现了信息经济的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结构,使之更具活力;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变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通信业已成为社会***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基于上述的计量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应该加快通信业的发展,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上要向通信业倾斜,以发挥通信业的高效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信用经济论文篇（3）
非公有经济信用含义的层次性
信用这一概念，通常包涵两种内容：一是指因为遵守诺言而取得的信任，比如说某单位或某个人守信用；二是指按时偿还，不需要提供物件保证，比如说信用贷款。
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侠义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的动机在于多交朋友、多得人缘、多拉关系。侠义，旧时指讲义气、肯冒险助人。这一点很像昔日武侠小说中的侠客行为。部分非公有经济界人士一旦赚了钱就容易财大气粗，甚至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忘乎所以。随便表态，随便许愿，随便承诺。似乎什么人都能助，什么忙都能帮，什么难都能解。但因对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亲者与疏者不能一视同仁，加之前说后变，致使侠义性的信用往往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常常夹杂着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偷税骗税、走私行贿。
第二，功利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的目的在于赢得客户、赢得市场，自然地就赢得利益、赢得利润。在商言商。非公有经济总是要获取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必讳避的。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崇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是什么？这里至少包括道德、道义、规则。如果有人标榜非公有经济不要赚取金钱、不要谋取利润、不要获取财富，那一定是在掩耳盗铃、痴人说梦。但是，非公有经济功利性的信用要求非公有经济不能见利忘义、只顾财富的积聚，不择手段；要求非公有经济把对金钱、利润、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升华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使非公有经济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因为单纯获取物质利益的原始冲动不可能成为非公有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诱因。历史已经证明、并将更加雄辩地证明，一旦物质冲动变为经济行为的根本诱因，经济活动就会丧失理性，人们就会急功近利，只想从市场经济中捞取什么，而不想能为市场经济建设贡献什么。这种现象的泛化，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进步。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升华非公有经济的行为动机，使其谋利动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为。
第三，本原性的信用。就这一层次而言，非公有经济强调讲信用主旨在于重视企业生存之本，重视从业者的为人之道。经济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换与交往。这种交换与交往应当遵循公开竞争和人已互惠的规则。但是，在商品交换和市场交往过程中，有些非公有经济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却错误地认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只有损人才能利己。他们片面地夸大“市场如战场”，简单化地把商战等同于兵战，从而得出在市场竞争中只有你死才能我活的错误结论。认为只有在经济总量、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多占对方的份额，才显得自己聪明、精明、高明。其实，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不义经济行为。因为这种经济赢利原则是以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的，所以这种经济行为本身已经失去了起码的信用道德伦理。这种经济行为不是依靠科技投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效率来创造经济剩余，获取经济利益，而只想多分割经济总量，只是想多占别人的经济利益。因此，这既不能提高国家经济的总效率，又不能扩大国家经济的总收益。非公有经济应当反其道而行之，摈弃损人行为，确立利他意识，并把这种利他意识升华为互惠、双赢的思想境界，才能建立自己的本原性的信用，真正实现非公有经济负责人的人生价值。
不同的非公有经济可能处于不同的信用层次中，同一个非公有经济在不同时段也可能处于不同的信用层次中。但不同的信用层次都有一个提升的过程：一是侠义性信用功利性信用本原性信用的提升；二是侠义性、功利性、本原性三层次信用本身也需不断提升。
非公有经济信用缺失的危害性
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非公有经济的信用缺失容易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危害。
第一，常遭别人不讲信用的报复。唐代魏征在《群书治要·老子》中提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其大意是说，你对别人不讲诚信，别人对你自然也不讲诚信了。诚信如此，信用亦如此。如果在与合作伙伴打交道的过程中非公有经济自身缺少信用、失去信用、毁坏信用，那么，非公有经济反而要求别人对自己讲信用，显然是不对等的、不公正的，也是无法兑现的。虽然社会公正舆论并不赞成把别人失信作为自身失信的缘由，但是失信者遭到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很难避免的。欺诈反被欺诈害的例子，在非公有经济中并不少见。
第二，难以应对优势信用的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面临外企总体优势竞争能力的挑战，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比这种挑战更严重的挑战是外企优势信用的挑战。不要说外企的优势能力，就是仅靠优势信用就能吸引客户，抢占市场份额。瑞士银行、友邦保险、IBM服务、丰田质量、通用六个西格玛、沃尔沃顾客永远是对的等，都是靠信用力量赢得客户、赢得市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非公有经济面临与国外优势竞争能力与优势信用的双重挑战，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构建非公有经济自己的信用优势去应对外企的优势信用的挑战。
第三，恢复信用要花昂贵的代价。非公有经济要在较大范围内确立自己的信用优势并不容易，但要失去信用则很简单；而失去信用后再恢复信用，却要付出几倍几十倍的昂贵代价。回首非公有经济的信用状况，应该说总体上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毋庸讳言，在非公有经济的信用方面，过去曾经有、当前仍然有不少令人担忧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的轻工、食品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信用缺失等原因，我们现在在这一地区的轻工、食品市场占有率一直没有超过5％。曾经向中国开放的黄金般的市场现在仍然开放着，只不过在交易中主角已不是中国。当年温州的纸底皮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致使温州一部分制鞋能工巧匠，至今不敢把皮鞋标明产自温州，而不得不借用上海等地的牌子。温州人为了挽回这一信用损失，付出了昂贵的惨重的代价。这种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汲取。
第四，私企业主丧失立身的根本。人无信不立。对于私企业主来说，信用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的金字招牌。讲信用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尊重和维护，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办事。在契约社会，非公有经济没有信用便意味着没有市场，而私企业主没有信用，则没有了立身之处，其结局也必然是被逐出市场。我们有些私企业主，对不讲信用的事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致于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损害了企业家的职业信誉，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导致了投资环境恶化，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也成为我们面向全球化的一大障碍。有鉴于此，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重树私企业主的职业信誉，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要求私企业主：一要认识到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信用危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必然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妨碍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清醒地认识到，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是私营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需要，更是巩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中华民族安定团结和繁荣昌盛的需要。二要认识到私企业主的职业信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私企业主、特别是私营企业家，从经济学的概念上讲，它是一种素质、品格和能力。他们的职业信誉是其职业道德、职业业绩的体现。它既是一种无形的激励，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不仅是对他们过去的总结，也是他们创造未来的资本。三要深刻理解“以德治国”的论述，在利国利民的前提下，追求利润。古人云：“巧诈不如拙诚”。做人如此，经商亦然。私企业主中的一些“憨商”走的就是“拙诚”之道。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誉经济、诚实经济。21世纪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总体进步，是人类文明的全方位提升。私企业主、私营企业家不能只是一个经济人，更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一个拥有良好职业信誉的人。总之，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长，社会无信不稳。私企业主只有树立良好的职业信誉，才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赢得地位。也只有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中，才能够持续发展，快速前进。
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多维性
造成非公有经济的总体信用不高、部分信用缺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仅靠独善其身是难以奏效的。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加强全民信用意识教育、建立健全信用法律体系、逐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等多方面的综合努力才能完成。
第一，***府要努力营造信用优势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作为***府，必须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特别是信用优势环境。以往我国较多强调市场主体必须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而较少关注对一些权力部门的道德约束。其实，就某种意义说，在信用建设的过程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权力部门的诚实守信，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它们的诚实守信是难以言行到底的。而权力部门要真正做到诚实守信，就必须切实履行法律、行***法规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一要切实健全产权制度。产权明晰，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产权制度的一个理想目标，这方面虽有不小的进展，但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经济不可能是完全具备信用优势的经济。完善的产权制度能够使人干了坏事必然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做了贡献必然得到回报。如果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人们可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也可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这就容易让人因不必顾及后果而产生失度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因此，要想有良好的信用制度、市场秩序，就必须有一个较为完善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越不健全，***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就会越多，个人的预期就越不稳定，人们就可能更狂热地追求短期利益，从而进一步造成信用缺失。所以，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中，***府必须帮助非公有经济进一步健全完善产权制度。
二要切实转变***府职能。我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后，市场经济有了***府对全世界的庄重承诺，有了来自国际的、具有法律和规则约束力的监督。这些都是信用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过程中，***府更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转变自己的职能，在不放弃、不削弱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职能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府行***权力与市场利益的关系，特别是减少***府部门的交易行为，减少***府对非公有经济的直接干预，切实把某些地方***府对非公有经济管制式的领导变为服务式的帮助。要用***府本身的信用建设促进、保证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从而使非公有经济的信用建设在自律与他律紧密结合的过程中日趋完善。
三要切实公示信用状况。目前，我国信用信息的透明度还比较低，收集非公有经济的准确信用信息非常困难，也缺少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其实，我国***府一些部门保存着相当多的企业信用信息，比工商行***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年检信息，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息，法院的企业诉讼记录，房产部门的房产抵押情况等还要多。但是，这些信用信息既没有统一管理，更没有向社会进行必要的公示。因此，在加强非公有经济信用建设的过程中，***府应当建立一个完好的信用信息传输载体，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并及时公示企业信用状况。可喜的是，不久前浙江宣布把一批信用欠佳的企业踢出重点培育的企业行列，上海吊销了十家有欺诈行为的企业执照，深圳、青岛规定，个人信用有不佳者，若干年内不仅不能自己开公司，而且不得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进入经济领域。这些做法有利于促进非公有经济及其从业者注重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向往信用优势，鄙视信用缺失。
第二，私企要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作为企业，“打铁需要自身硬”，要练好内功，遵纪守法，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自身信用程度，这就必须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信用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当前我国企业走出信用困境的根本出路。建立并不断加强信用管理体系，能增强风险防御能力，提升企业信用度，把信用缺失的企业逐步淘汰出局，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
非公有经济加强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信用经济论文篇（4）
在没有信用的条件下，货币资本循环是在再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而在信用时代，货币资本在再生产循环体系外又获得了一种循环形式，我们称之为信用资本的循环。这种循环包括多种形式，即既包括传统的银行存贷资本循环，也包括虚拟资本循环和包括国际货币资本循环。这些不同形式不同范围的资本循环，都属于信用资本循环的范畴。信用经济系统使得货币资本在再生产循环体系外流转不断加速和规模不断放大。当信用资本循环中产生的货币资本作为预付资本进入产业资本循环时，它同样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加入生产的，这时就好像让总资本也扩大了。但实际上，总资本的积累的确从规模和速度上加大加快了，但其作为以前生产的剩余价值之和，并没有被放大。
下面，我们用***示来解释这种信用的放大现象。为了更简单的说明问题，假设每一期资本循环后生产的剩余价值全部投入下一期生产。以下是没有信用时的生产循环***:
在无信用的再生产循环中，当期预付资本等于上期周转回来的资本加上剩余价值。在信用经济中，生产循环***如下:
其中，K—n表示总资本，Kn是预付资本，K~n为自有资本;K''''n为借贷资本，由当期信用规模决定。我们看到，总资本K—n与预付资本Kn并不等同:总资本是往期生产的剩余价值之和，即K—n=Σi=1n-1Mi;预付资本Kn则完全取决于信用。在信用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生产积累关系被异化了，信用对生产的作用扭曲为借贷资本对预付资本的放大效应。虽然资本的生产积累关系被异化了，但这
并不妨碍被信用放大的预付资本参与利润率的形成。利润率R=MK，K指的是投入到生产中的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本。转化为预付资本的货币资本虽然在前一个形式中由于信用的关系有了虚拟的特性，可一旦货币资本实现了向生产资本的转化，那么在资本家眼中，这些虚拟的来自信用的资本就表现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本了。信用经济条件下，由信用提供的货币资本，只能支配价值，而不是直接由价值转化而来。因此，这些货币资本可以参与剩余价值分割，其分割的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它自身的量，而是一部分取决于它能支配的资本价值量，另一部分则取决于信用资本家的定价能力。前者由信用扩张程度决定，后者由货币资本供求关系，即竞争决定。可以支配价值的货币资本作为商品拥有了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通过利息表现出来。
二、利息率模型推导
1.利息率的计算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那个使用价值。论文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1]378这种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利息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必须要分清以下这对概念:利息是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获得的利润，而不是生息资本作为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生息资本作为资本而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必须有一部分归职能资本家所有，另外一部分流回到货币资本家手中成为生息资本的利润。因为利息率衡量的是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获取利润的能力，而生息资本是作为预付资本投入生产的，因此，利息率应该用利息除以预付资本来进行衡量。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明确说到:“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它的增殖程度，表示它作为资本而实现的量方面的程度。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其比率或水平，———只能通过它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来计量，因此，生息资本的增殖的大小，也只能通过利息额，即总利润中归生息资本的部分，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来计量。”[1]379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利息率的表达式:r=M''''K=MKM''''M=RM''''M其中K为预付资本量。剩余价值M在利润化过程中被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分割，其中货币资本家获得部分为M''''，R为资本平均利润率。这样，根据马克思的利息率理论，利息率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为利润率R;第二为总剩余价值量中被货币资本家占有的比例M''''M。
2.预付资本的构成
货币资本家能在总利润中占有多少部分，即M''''M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借贷资本家能支配的价值占总资本价值的比例，表现为借贷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占预付资本的比例;另一方面受到竞争的影响，即货币资本供求的影响。如果暂时撇开竞争不谈，我们首先对预付资本的构成比例进行研究。在一个利润计算期内，假定社会预付资本累计投资量为Kall，借贷资本累计投资量为K''''all，自有资本累计投资量为K~all，则Kall=K''''all+K~all。借贷资本家能够控制的生产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为K''''allKall，且设信用在一定时期内将预付资本在自有资本基础上放大了d倍，d=KallK~all，那么上式就可以变为:K''''allKall=1-1d。这样，一定利润计算期内，借贷资本占总预付资本的比例，可以用信用放大程度d来表示。信用越膨胀，借贷资本对预付资本放大的越多，则借贷资本家能支配的生产资本比例就越高。3.去除竞争影响的均衡利息率如果我们将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除外，假设剩余价值的分割比例严格按照K''''allKall的比例进行，即M''''M=K''''allKall，变形可得:M''''K''''all=MKall。假设自有资本和借贷资本都是作为同质的资本参与生产，即周转时间相同，可以得到:M''''K''''=MK=M-M''''K-K''''=M~K~。如果排除竞争因素，不论货币资本是作为借贷资本还是作为自有资本，在利润计算期内都应获得同量利润。其中，M''''K''''是货币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收益率;M~K~是货币资本作为自有资本的收益率;MK是资本利润率。在这里，如果把竞争因素排除在外，在一定时期内，同量的货币资本不论是作为借贷资本还是自有资本，都只能获得同样的利润，表现为资本的平均利润率R，此时就不会存在货币资本竞争套利空间，货币资本市场供求平衡。因此，当K''''allKall=M''''M时，利息率是理想的均衡利息率，我们用r*来表示:r*=R·K''''allKall=R(1-1d)
其中，R为利润率，d为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总额与自有投资之比。
4.正确认识利息率与均衡利息率的本质
舍去竞争因素后，我们可以计算出均衡利息率，但它反映的却并不是利息自身，而是其他东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均衡利息和均衡价格这组概念来进行理解。均衡利息率和均衡价格并不是一回事:在均衡价格中，供给等于需求，供求不均衡造成的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的偏离就会相互抵消，这时市场价格就在它的直接存在上，而不是只作为市场价格运动的平均数;工资也是这样，如果供求平衡，供求的作用抵消后，工资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但利息率并不是这样，去除供求影响的均衡利息率并不是资本的价值，因此利息率也并不可能是资本的价格。
马克思认为不存在平均利息率，利息率自身并没有趋势性，那么均衡利息率也不是表现自身趋势的存在，而是表现了一种外在的东西，即货币资本供求均衡这种状态。“竞争并不是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除了由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之外，不存在别的分割规律。”[1]399市场利息率除去供求影响后，表现的“就是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意义上，利息率本身并没有存在的基础，因此利息率也不存在表现自身存在基础的平均值，所以均衡利息率并不是指利息波动的平均值。利息率不能反映自身的存在，它反映的是外在的经济形态。而均衡利息率反映了外在经济形态的运行趋势，相应的利息波动反映的则是外在经济形态在趋势范围内的波动。
正因为利息率的表现是任意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利息率在许多场合出现，包括各种长短期利率、贷存款利率、再贴现率甚至债券利率。我们既不能用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来表现总资本概念上的利率，也不能用它们的平均值来表现，因为利率表现的是外在的经济形态，即货币资本供求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用简单的平均值来代替。总资本概念的利息率反映的外在经济形态是以上所有“利息率”反映的相关经济形态的总和，即不同形式货币资本供求关系的总和。在进行具体分析时，可以用不同形式的利息率来暂时代表总资本概念下的利息率，但并不能代替它。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利息率的本质，在利息率的公式r=R·M''''M中，看到的是对利润的分割，即看到的是竞争的结果;在借贷资本收益率M''''K''''和产业资本收益率MK中，看到的是资本增殖，因此我们可以对借贷资本收益率和产业资本收益率进行比较来分析货币资本转移问题，但不能对利息率进行同样的分析。因为利息率并不是资本增殖的结果，而是竞争的结果。同样的，我们不能通过对某种具体形式的利息率数值上的比较来讨论货币资本的转移问题，因为它们代表的竞争关系不同。例如，不能因为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就认为货币资本应该从存款转移到贷款。
最后，虽然均衡利息率并不是利率的平均值，但利息率在长期会趋近均衡利息率，这是经济规律的外在表现，是各种资本在平均利润率形成中进行竞争的结果，这也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切入点。
三、利息率围绕均衡利率动态波动
假定初期市场利息率等于均衡利息率，由于某种原因，例如资本周转变慢，利润率下降，均衡利息率下降，此时如果市场利息率没有变化，那么市场利息率就高于了均衡利息率，r>r*，此时，M''''M>K''''K，整理得M''''K''''>MK。设R''''=M''''K''''，R=MK，R''''为借贷资本收益率，R为资本平均利润率，则当市场利息率高于均衡利率时，借贷资本收益率高于资本平均利润率，R''''>R。
这样，更多的资本拥有者会选择成为借贷资本家，即将手中的货币更多地用于放贷，而不是投资。在借贷资本市场上，一方面表现为借贷资本的供给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减小，从而对市场利息率产生一个反向的压力，促使市场利息率降低，反之亦然。这种均衡机制不是静态的，因为均衡利息率本身也在变动，由于货币资本的用途从投资转变为放贷，而货币资本是作为预付资本投入生产的。在均衡利息率水平，货币资本供求达到平衡，但经济中预付资本中的借贷资本比例相比以前上升了。一方面，市场利率下降了，另一方面，均衡利率上升了，因此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不存在静态的平衡点，即马克思判断的那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等的竞争条件，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均衡，会使贷出者得到他的资本的3%，4%，5%等等的利息率”[1]407，利息率的决定完全是随意的，偶然的现象。长期看来，市场利息率和均衡利息率就是两个在互相吸引中不断偏离又不断重合的值，相对来说表现为市场利率围绕均衡利息率进行动态波动，并且这种波动是在零到利润率之间的范围内进行的。均衡利息率表现的是外在经济形态趋向某种均衡形态的趋势，即各种资本收益率会在竞争中趋向一致。由于各种因素通过影响借贷资本供需从而对市场利息率发生冲击，这使得市场利率与均衡利率的相等成为偶然，而不等成为常态。
以我国为例，2008年央行连续三次调低基准利率，正是均衡利息率大幅下降的结果。一方面利润率R大幅下降，原因包括金融危机导致支付断裂，大量产业部门停工停业，大幅延长资本周转时间，等等;另一方面信用扩张倍数大幅减小，因为支付危机导致的信用危机使得金融机构抬高借贷门槛，提高借贷人资质评估标准，导致信用扩张倍数减小。这两方面共同作用，表现为均衡利率大幅下降，导致市场利率大幅下调。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利润率提高和信用扩张使均衡利率上升，同时现实中不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投资都日趋旺盛。当均衡利率持续上升到高于市场利率水平后，在利息率和均衡利息率的动态平衡作用下，预付资本中的借贷资本比例开始变小，以前作为借贷资本的货币资本不断地转变为作为自有资本的货币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借贷资本市场会一直供不应求。
在货币资本供不应求时，通货量的变动对货币资本供求关系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在繁荣时期，营业兴旺且支付迅速，资本可以通过信用获得足够的周转动力，此时通货量变化对借贷资本总量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对货币资本供求和利息率更是从本质上不产生作用;只有在危机时期，当支付链条出现断裂时，实体经济无法通过信用补偿转移到虚拟经济的货币资本，此时增加通货量将有助于维持支付链，缓解周转紧张，从而对借贷资本的供求和利息率产生作用。因此，在货币资本供不应求时，央行采取的货币***策能否发挥调节作用，完全取决于是否能相对有效地缓解实体资本周转的紧张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策的中间目标似乎更应该设定为可以反映资本周转状况的利润率。
四、信用资本是如何运动的
作为产业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的中介，信用资本运动对经济系统的整体运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信用资本运动和信用资本家经营状况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理解。下面来具体考察表示借贷资本收益率的K''''和M''''。首先，假设私人货币资本家和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必须通过信用中介进行交易，所有的借贷资本K''''都将处于信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其次，M''''中的一部分属于信用资本家，另一部分属于私人货币资本家。私人货币资本家和信用资本家对M''''进行分割，在竞争中产生了不同货币资本形式的利息率，例如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信用资本家之间对M''''进行再分割，例如同业拆借率和再贴现率。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信用资本家)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部分。”[1]541，542这里我们可以将问题简单化，假设所有的M''''都被信用资本家占有。当借贷资本循环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借贷资本供求发生变化时，信用资本家可以通过将其实际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化来对借贷资本供求调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借贷资本的收益率M''''K''''实际上衡量了信用资本家调节货币资本供求能力的大小，即风险承受能力大小。借贷资本收益率越高，表示信用资本家对借贷资本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承受能力就越强，即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反之就越弱。前面提到，如果利息率下降到均衡利息率水平之下，会使银行资本充足率相对降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机制进行详细分析。
信用资本家可以表现为很多种形式，但银行始终是为最为重要的信用资本家。在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中，资本充足率是最重要的监控指标。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资本充足率反映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前，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反映了银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这样，资本充足率就和借贷资本收益率之间建立了逻辑联系，因为它们都反映了银行信用资本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在所有的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时，银行资本体现了总剩余价值M中被货币资本家占有的那部分M''''(前面已经假设，信用资本家攫取了所有的M'''')，银行资本的这个性质不会因为其具体形式(包括股本、未分配利润、应变准备和其他资本准备金形式)而有所改变，整体来说，总资本中也只有M''''可以对借贷资本供求进行主动调节。银行资产总额包括贷款和其他风险资产，总体来说，实际上就是一段时期内借款人对放贷人的负债，即累计的借贷资本。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对整个经济系统广义资本充足率CAR的表达式:CAR=M''''K''''all，其中K''''all表示一段时期内整个信用经济的风险资产总量，即除自有资本外需要信用提供的借贷资本总量，如果设资本在利润计算期内的总周转次数为N，预付资本中的借贷资本为K''''，则有K''''all=K''''N，CAR=M''''K''''N=M''''KN·KK''''=rN(1-1d)其中，r为市场利率，d为信用扩张倍数。
我们看到，资本充足率CAR与市场利息率成正比，与资本周转次数成反比，与资本周转速度成正比，与信用扩张倍数负相关，即信用扩张倍数越大，其他条件不变时，资本充足率越小，银行等信用资本家的风险抵御能力越弱。当货币资本市场均衡时:r=r*=RK''''K，代入上式计算可得:CAR=RN。我们看到，此时反映经济系统对信用风险承受能力的广义资本充足率与利润率成正比，与资本周转速度成正比，与周转速度成正比。这里的周转速度指的是产业资本平均周转速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观察来判断经济运动的平衡状况。如果在去除周转速度的影响后，整个经济中资本充足率变动与利润率变动不成正比，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市场利率与均衡利率背离，市场存在货币资本供求不均衡的情况。例如，在撇开周转速度后，如果资本充足率比利润率下降得快，则说明市场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借贷资本供小于求;如果资本充足率比利润率上升得快，则说明市场利率高于均衡利率，借贷资本供过于求。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利润率上涨是暂时的价格上涨引起的，那么资本充足率即使在上升，但只要没有利润率上升得快，也说明市场利率是低于均衡利率的。此时由于通胀因素，即使市场利率是表面上是高的，但也是相对低的。我们不能判断资本充足率在货币资本市场不平衡时的绝对变动方向，但是可以判断其相对利润率的相对变动方向。如果周转已经开始变慢，而利润率由于惯性的价格上升继续上涨，银行资本充足率趋于下降，其结果是利息率将低于了均衡利息率，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的调整期，也可能是危机发生前夕。
信用经济论文篇（5）
信用的含义有很多种。传统文化中主要是从道德方面来强调信用的，这个意义上的信用是指能履行承诺而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是一种诚信的品德。从商鞅“立木为信”开始，讲求信用就成为普遍的道德规范而深人人心，至今已逾数千年。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则有广狭两义。广义的信用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践约能力。狭义的信用则是指受信方，向授信方在特定时间内所作的付款或还款承诺的兑现能力。它是在经济、金融领域里发挥作用的一种能力或资源，授信人（债权人）以自身的财产为依据授予对方信用，受信人（债务人）则以自身财产承担偿债责任为保证取得信用。因此信用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用来融资、理财、配置资源等。
二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阶段，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从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发育成长起来的，这一过程是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是信用产生的过程。最初的商品交换盛行的是实物交易，但实物交易往往受到交易双方价值不等货不对路的限制，使交易难以达成。于是货币便应运而生，作为一般等价物，解决了物物交换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又出现了当资金周转困难时交易难以达成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卖主往往同意买主先行提货，到约定的时间再行付款，即进行赊账，赊帐意味着授信人给予受信人的未来付款承诺以信任。这样，货币的支付手段开始出现，形成了最早的信用关系。物流和货币流在同一时点发生的无信用中介的交易方式，就被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所取代。后来，信用超出了商品买卖的范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信用货币）本身也加入了交易的过程，出现了借贷活动。贷款意味着债权人给予债务人未来还款付息的承诺以信任。现在通行的纸币（信用货币）本身，也是在这种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信用交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现代市场经济乃是一种建立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或者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由此可见，从货币支付手段的出现开始，赊购、赊销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行为，信用就成为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成长起来的是个人信用制度，许诺、承诺、保证等等都以个人信用为基础，以后又逐渐培育出企业信用、社会信用、国家信用等各种信用制度。即发达国家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或者说是信用制度建立在先，市场经济发展在后，整个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信用这一基石之上，可以说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而中国与之不同，中国目前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别国相比，建立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是市场经济建立在先，信用制度建立在后。中国***府宣布到2000年末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信用制度建设的试点在2001年才刚刚开始展开。这是因为中国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去通过行***命令衔接企业间和个人间的经济联系，是不需要多少信用来发挥作用的。然而当市场取向的改革被启动的时候，社会并未同步确立起讲求信用的市场规则，于是竞争便在没有信用约束的环境下层开。由于各经济主体趋利动机日益强烈，在社会没有完善法规和***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社会失信现象比比皆是。在经济信用上，欺诈盛行，假贷横流，几乎已经到了“无人可信”，“无事敢信”的程度。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百姓的现实感受，整个市场出现了整体经济信用的失常状态。由于信用缺失，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企业和***府之间缺乏正常沟通交往的平台。
据有关专家测算分析和保守的判断，中国市场交易中由于缺乏信用体系，使得无效成本占GDP的比重至少为10％—20％。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还有产品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由于不合理的税外收费和不必要的审批造成的各种费用约3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款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
有调查显示，失信仅次于腐败，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在这种存在信用危机的市场环境中，守信成本相当高，而短期内失信收益并不低。这种信用氛围，恶化了市场环境，以致出现了守信者步履维艰、消费者提心吊胆的不良局面。
三加入WT0要求加快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
由于信用是在各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微观经济主体（自然人和法人）之间互相提供的，因此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当授信人（债权人）授信失当或受信人（债务人）回避自己的偿付责任时，风险就发生了。为了控制这种风险，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一整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只有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存在。
我国自古以来即非常重视社会规则对社会秩序的保障和维护，然而这种规则多限于道德规则，并没有上升为相对确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显然，这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不首先从社会共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入手，而力***从考察个人的经济行为、提高个人素质德行中寻求出路，是不可能建立起适用于现代社会规范的个人信用体系的。进行现代社会基本信用规则、体系的建设，是不可以靠个人的感情因素及自我认知能力来建立的。必须靠法律手段来督促个人讲信用，用制度建设的方法来提供社会讲求信用的工具和氛围。靠这些手段督促个人信用比靠个人的感性及认知能力来建立个人信用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只有通过法制来规范信用行为，形成***府；企业和个人完整的、良性的信用链条，才能实现信用制度的建设。
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不仅仅需要建立法律规章，还需要重塑一种讲求信用的社会氛围和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用意识。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游戏规则，包括软硬两个方面：软制度包括惯例、习俗、文化影响力、道德观念等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硬制度包括国家颁布的法律和各级***府制定的法规。发达国家的人们之所以讲信用，“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规范固然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其国民信用体系比较完善，特别是因为失信和欺骗行为会使加害方自身遭受严重损失，使人们不敢以身试法，如此日积月累，才成为了社会的风尚和习惯。发达国家的发展史证明，如果个人没有信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不但求职谋业困难重重，而且银行不会发放贷款，商场拒绝其购物，电话公司也不会为其提供服务；如果企业没有借用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银行自然不会贷款，公司也休想上市，上市者则股票会一落千丈，各类债主也会纷纷找上门来要求偿还债务；可谓步履维艰。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个人或者企业不在意其信用，这样经济秩序自然就有了较为充分的保障。我国已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具备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环境与竞争机制，但尚未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信用制度广目前经济生活对建立信用制度已提出迫切要求，社会普遍存在的失信现象已构成经济增长的桎梏，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迅速进行信用制度这种市场经济的基础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信用资料和评估结果。
四社会已有重建个人信用的迫切要求
加入WT0后，竞争将在各方面展开，其中一个重要竞争是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即所选择规则或规则体系之间的竞争，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正是这类制度竞争的题中之议。一个不讲信用的社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美国认证协会***米洛葛若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印象，首先是企业产品的质量，其次是***府的信用，然后是一个良好的法律保障。综合起来的信用是我们做出判断的眼睛”。由此可以判断，国家将会加快信用制度建设的步伐，必定从法律上、***策上增强建设的力度，优先建立竞争秩序框架，以夯实市场竞争的基础。
从国家看：江***除了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外，还在2000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全社会强调信用意识，加强公民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也曾提出“要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据介绍，国家经贸委正在就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进行尝试和探索，并在今后将把培育信用中介市场作为工作重点，逐步建立健全信用记录及公布制度。同时推动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户籍与个人信用管理系统以及质检、税务、海关等系统的互联互通，逐步实现部门间和全社会的信用信息共享。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在2001年12月11日举行的新闻会上透露，国家各行******部门正在建立企业经济档案制度和个人信用体系，银行、海关、税务、外汇管理部门正在建立记录不良行为的“黑名单”制度。
从理论界看：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首次召开的“中国信用经济论坛”上，经叔平、厉以宁等众多经济界著名人士郑重地向社会倡议：宣传信用理念，推广信用文化，传播信用管理知识，为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信用回归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有业内人士把2001年称为我国的信用年。2002年3月刚刚闭幕的“两会”上，“诚信”更成为热门话题之一。
从社会看：由于失信现象严重，那些靠未来付款的信用承诺支撑的信用交易形式受到严重挑战，许多交易退回到现金结算的方式，不少合同因此而无法签定。由于缺乏足够的信用，企业无法正常地使用信用工具，丧失了许多市场机会，削弱了市场竞争能力；信用观念薄弱导致的帐款拖欠和欺诈行为，也使不少企业陷入危机；不讲信用还出现了一种从众效应；使很多企业既是不讲信用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通常表现为发生在一国范围内乃至全球化的市场上的信用交易，这种交易必须以有履约保证的信用作为中介。失去了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运转。我国目前存在的正是这种情况。因此重建信用已成为社会的迫切要求。
五中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实际进展和难点分析进展状况
目前，上海、深圳、北京、杭州、汕头等城市都已先后开始进行信用体系的建设，但重点主要是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个人信用制度建设起步未久，主要是上海、深圳和北京有实质性推进。上海在市***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了上海资信有限公司。该公司成为我国大陆首家开展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的专业资信机构，承担上海市个人信用档案信息数据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运用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现代通信手段，开展个人信用信息咨询、资质认证和风险评估业务。这使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上海走在个人信用评估事业的最前沿。
在深圳，“个人信用”的法规<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已经颁布，这意味着今后赖账、行骗者将永远被银行或其他商业部门拒于“信用”的大门外。近年来，深圳市***府深感由于信用管理滞。后、个人信用缺失，严重影响了深圳个人消费信贷等金融业务的开展。银行有钱贷不出去，个人因贷款手续繁琐又贷不到钱，汽车贷款、教育贷款、房屋贷款等贷款消费难以刺激起来，客观上也制约了深圳经济的发展。为了将个人信用体系纳入法制化轨道，深圳市***府历时两年，数易其稿，拟定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办法》将个人信用信息分列为四大类：一是个人身份情况，包括姓名、婚姻及家庭成员状况、职业、学历等；二是商业信用纪录，包括在各商业银行的个人贷款及偿还记录，个人信用卡使用等有关记录；三是社会公共信息记录，包括个人纳税、参加社会保险以及个人财产状况变动等记录；四是有可能影响个人信用状况的涉及民事、刑事、行***诉讼和行***处罚的特别记录。这意味着个人信用的硬制度建设在深圳已先行了一步。这一初步的地方法规框架，填补了我国个人信用法规制度建设方面的空白，在法律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北京则成立了专门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估的“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春江水暖，中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设已切实地起步了。
难点分析
信用经济论文篇（6）
一、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信用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2、良好的管理基础。金融机构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管理最为严密、最为细致的部门之一,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资料的完备性较好,凡往来法人及个人的业务资料,均有很长的保存期。这就为建立信用形象档案奠定了良好的基本
信用经济论文篇（7）
案例：A公司与B公司以传真方式在四川成都签订买卖合同，约定采用信用证方式付款，还约定因双方而引起的所有争议应交由第三国商业仲裁委员会依商业仲裁条款而最终裁决。嗣后，A公司向甲银行申请开立以B公司为受益人，乙银行为议付行的信用证。履行中甲银行收到B公司提单，上面载明指定装运的船舶至迟在10月底到达汕头港。但汕头海上安全监督局证明，期间无任何船舶办理进出口岸手续。事后查证，B公司未提供任何货物。议付行明知B公司提交虚假单据，却仍然将该套单据交甲银行，骗取承兑。案中争议焦点之一为信用证能否***于基础交易的仲裁条款。有观点认为，仲裁条款是在销售合同中约定，与信用证欺诈无关。也有观点认为，信用证是买卖合同的支付方式，信用证欺诈纠纷受到仲裁条款约束。这一实践问题对于诉讼和仲裁都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信用证的***性是黄金原则，案中仲裁条款不能约束信用证。 一、***性：信用证生命基石 ***性的价值基础在于安全快捷高效。安全意味着除非发生欺诈，否则受益人在交易初期能准确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无论发生何种情形，均能获得付款。信用证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决定于信用证在法律上的确定性。UCP500第3-1详细地阐述信用证***性原则，“就性质而言，信用证***于其所基于的基础合同或其他合同以外的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援引此类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银行仅根据严格一致原则审查单证一致和单单一致，对履约情况、伪造单证等概不负责。因为信用证的***性对银行界和国际贸易如此重要，法官在面对信用证欺诈时常常左右为难，只有经过细致权衡慎重考虑后方决定是否给予信用证禁令。英国判例曾明确表态，坚持对信用证欺诈例外做狭义解释。 信用证法律关系与买卖法律关系虽然相互牵连，但两者相互***，仲裁条款仅为基础交易的争端解决方式。一是主体不同。买卖合同仅约束买卖双方当事人。信用证则涉及开证申请人（A公司）、开证行（甲银行）、议付行（乙银行）和受益人（B公司）四方交易主体。二是内容不同。信用证交易包括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间的开证申请关系、开证行与受益人间的支付关系、开证行与议付行间的委托关系等。三是性质不同。买卖法律关系为合同。大陆法系德国将信用证分解为开证行和客户间的加工承揽合同、开证行和受益人间的抽象债务允诺，认为其特征在于无因债务承诺。英美法系许多时候将其作为合同处理。但无论如何，信用证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合同。信用证就是信用证。四是适用法律可以不同。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 v. Girard Trust Bank案中，基础合同适用瑞典法，信用证却适用开证行所在地的宾州法。 有观点认为“所有争议”自然将信用证纠纷囊括在内，订立买卖合同时“可预见”到此类纠纷的发生。笔者认为，“所有争议”采用概括规定，事项不明确，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二条，包含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仅这些仅限于买卖合同，如卖方迟延交货或交付货物不符合同等。信用证虽与买卖合同向牵连，为该合同付款方式，但其独特之处为***存在，不受合同约束。银行不受买卖合同约束，仲裁条款对其不产生效力。 也有观点认为，仲裁条款具有***性，可约束信用证交易。笔者认为，仲裁条款的***性，是指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不因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变更、撤销或无效而变更或无效。这种***性相对较弱，无法超出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信用证***性则较强，形成另一法律关系***存在，有着新的法律关系内容和争议解决方式。 二、书面合意：仲裁的基础 论及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主要存在契约说、司法权说、自治说及混合说。四者不同之处在于，私权和公权因素所占比重的多少。契约说完全肯定私权，司法权说完全肯定公权，自治说则是拓展契约说至解决机制层面，混合说则肯定两种因素。笔者赞成混合说，认为仲裁特色就在于意思自治。公权因素在仲裁中肯定存在，但不足以减轻私权的决定性地位，仅起着将其纳入国家法制轨道的作用。诚如施米托夫所言，“从理论上看，仲裁包含两方面的因素：合同因素与司法因素。合同因素明确地表明在各国普遍接受的各项原则中，如仲裁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的仲裁协议的基础上；仲裁庭超出当事人授予的管辖权限作出的裁决无效等。司法因素则出现在规则之中，如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原则上可以采用同样的执行方式。”当事人合意是仲裁的基础，一方提交 仲裁则启动该机制。没有合意，即默认了诉讼，任何一方试***仲裁的意***无力去排除诉讼。仲裁作为诉讼的例外，只能基于当事人的特殊约定，方成为当事人纠纷解决方式的首要且唯一的选择。 仲裁约定需采用书面形式。荷兰民事诉讼法第1021条，意大利民诉法第807条，瑞士国际私法典第176条等，我国《仲裁法》第16条均如是规定。根据最高院《解释》第一条，书面形式不仅限于纸面，还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数据电文形式。案中买卖合同仅有AB两公司签名，表示AB公司同意就买卖合同诸事项仲裁，但甲乙银行两主体均未在此合同上签字，且在信用证上也无任何同意仲裁的意思表示，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仲裁。 三、仲裁机构：必须 仲裁约定要确定唯一的客观存在的仲裁机构。根据《解释》，若选择两个仲裁机构，当事人就任一所选机构均不能达成协议，仲裁约定无效。若选定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认定选定了该机构。案中虽指出仲裁，但却是“第三国”，对象不明确不具体，且A公司诉讼也否定了仲裁。故仲裁条款无效。 四、结语 信用证问题纷繁复杂，不同法系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规定，甚至同一国家不同法院也有不同观点。司法实践中，主要有1989年最高院《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和200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前者初步确立信用证***原则，后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和欺诈例外的豁免等。但是这些制度都有赖于法官的进一步分析运用。 注释： 该案例为法公布（2001）35号，韩国新湖商社与四川省欧亚经贸总公司等信用证欺诈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Boris Kozolchyk，Commercial Letters of Credit in the Americas （1966）, p.18.04 （1），at 394-395. 转引自金塞波、李健著：《信用证法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参见金塞波、李健著：《信用证法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参见金塞波、李健著：《信用证法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Handbook of Law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1980, 2ed., 715, By White & Summers. 461 Pa. 343, 336 A. 2d 316, 17 U. C. C. Rep. Serv. 191 （1975）。 参见金塞波、李健著：《信用证法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3页。 [英]施米托夫著：《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页。
信用经济论文篇（8）
2.审计技术方法简单，科技支撑力量薄弱。目前***农村信用社开展的经济责任审计仍停留在现场检查、手工操作、人为判断的阶段，人力、财力、时间耗费较大，工作效率低，审计工作质量不高。审计技术方法的局限性,已远远不适应当今快速发展的业务规模和现代化经营管理的需要。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杜绝与防治一些违法违纪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笔者认为，农村信用社开展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亟待改进和加强，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监督与服务职能，健全、加强领导干部管理机制，确保农村信用社可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经济责任审计亟需改进和加强
1.完善经济责任计划管理制度，有计划、有部署的安排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农村信用社必须根据经营管理发展的需要，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做出系统规划，形成经济责任计划管理制度。经济责任审计计划一般为年度计划，是通过文字报告、报表等形式来编制年度经济责任审计计划，明确年度工作重点和目标，合理统筹安排全年的经济责任审计任务，保证审计工作质量。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管理制度就可以使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做到层次分明，任务明确，审计工作有条不紊开展。
2.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对审计人员的系统培训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一是对参加相关业务部门举办的各项业务培训，加强对业务基础知识和新业务知识的学习；二是审计部门加强内部审计专业知识的培训，可以采取审计业务规范培训、专题研究、经验交流等方式；三是对参加内审协会举办各种审计培训，通过后续教育，更新审计人员的业务知识，拓宽思路，培养创新能力，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四是建立起专家咨询渠道和专家咨询机制，对专业性强、需要进行专家咨询的事项，建立专业机构的联系，及时地得到高质量的咨询建议或专家建议，以保证审计事项判断的准确性。
3.审计监督关口前移，开展事前审计和事中审计。适当开展事前经济责任审计，在高管人员任职前对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进行审计，做好摸清家底工作，以保证经济责任确认的合理性、有效性。在高管人员在任期间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事中经济责任审计，对其履职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
4.规范操作审计程序，坚持“有离必审，先审后离”的原则。在经济审计工作中，必须坚持“先审后离”的原则，将经济责任审计的结果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惩干部的重要参考依据，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监督与评价功能。
5.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规范审计操作流程。制定经济责任审计责任制和质量控制制度，落实审计人员的工作责任，从工作底稿到审计报告，从审计方案到档案归理，从责任界定的准确性到提出建议的合理性等多方面综合考核、评价审计人员的工作质量与审计内控执行情况，以提高审计人员的责任心和工作质量；建立经济责任审计的报告制度，审计部门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必须及时报送相关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充分利用审计成果，把审计结果作为选聘和调整干部的考察内容，纪检部门要根据审计结果对违纪***纪、贪污受贿以及徇私枉法的犯罪分子坚决予以处理，被审计单位根据审计决定及时整改；规范经济责任审计操作程序，审计人员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工作中，要严格执行各项审计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
信用经济论文篇（9）
学科体系传统经济新型经济
[分类号]F062.5
1 信息经济学提出的背景
信息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末发端于美国，其启蒙思想最早出自凡勃伦的《资本的性质》(1919年)。195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马尔萨克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提出信息经济学特有的信息范畴问题，使用了信息经济学这一概念，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诞生。而其作为正式的学科概念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丁・斯蒂格勒(c.Stigler)1961年在美国《***治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信息经济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乔治・丁・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价值、信息对价格和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第一次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和经济运行的机制结合加以研究。信息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B0年代中期，在经济学、信息科学、***书情报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介入之下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及其所属研究领域的认识尚未实现统一。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我国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和信息活动；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经济与经济活动；前者侧重于微观，偏重理论研究；而后者侧重于宏观，偏重应用实践。从研究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获得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更有多位信息经济学家5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经济的发展、信息资源战略地位的凸显、信息产业主导地位的形成、信息市场作用的加强，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形成和发展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以指导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桂学文、娄策群编写的《信息经济学》(以下称为“桂著”)于2006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该书是桂著作者经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积累，并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编著而成的，下文将对其特色进行详细阐述。
2 桂著的亮点与特色
2.1
有机融合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个开放的动态体系。面对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经济正经受着各种波动与考验，作为研究信息经济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学科范畴与学科体系，新现象、新问题随时出现，需要相应的理论归纳与理论指导。有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必须赋予信息经济学新的含义，不能仅局限在源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进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研究，也不能把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的分析排除在外，只有把众多信息经济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互有联系但又有差别的内容加以融合，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才能最终推动信息经学的发展。
桂著在前言中提出：信息经济学是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有机地融入到这一研究体系中来。
该著作的内容安排正如上述所言，对信息不对称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与信息科学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有三章，介绍与信息经济分析有密切关联的一些经济学基本知识，包括信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体系、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信息经济学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不完全信息与非对称理论等。第二部分四到八章，主要讲信息经济活动。按照从小到大的信息经济活动的递进序列，分别阐述信息资源、信息产品、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等内容。第三部分第九章讲解信息经济活动的效果反映与评价，内容为国民经济信息化。
2.2对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提出新的见解
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较短，学科体系尚未定型，桂著在借鉴他人观点的基础上重新构架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认为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层次结构。就其门类而言，信息经济学由普通信息经济学和专门信息经济学两大门类构成，每一门类又是由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组成的知识群体。普通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领域中带有普遍性和共性的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信息经济和信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般原理与共同规律。专门信息经济学是将普通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成果应用于专门的信息领域，对某些专门的信息经济活动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分支学科。这种体系分类方式比较新颖，国内尚未有同类提法，体现了桂著作者的创造性与丰厚的理论知识积淀。与其他学者提出的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相比，如按研究性质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按研究层次或范围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等，更具有直观性。这种体系分类方法对信息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2.3专门阐述了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影响
桂著从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辩证关系有更清晰的了解。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企业的影响，改变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手段(由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企业工作方式、企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手段，其次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推动第一产业不断升级、第二产业不断升值、第三产业不断增长。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对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厂商理论、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和通货膨胀与事业理论的影响。在信息经济时代，传统经济应该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传统企业该如何应对信息经济时代产生的种种问题?桂著对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影响的阐述为企业家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2.4辨析信息经济与其他新型经济的辨证关系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新概念，如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比特经济(bit ooono一my)、知识经济(knowledge―b8sed economy)、智能经济(intelligenoe―based economy)、后工业经济(post indus-trial eoonomy)、新经济(new eoonomy)等。人们对这些
概念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清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似之处，容易引起混淆。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比特经济、知识经济、智能经济、后工业经济、新经济都是对信息社会经济的不同称谓。”桂著在第一章中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economy 0f net_work、network economy或intemet economy)的关系进行了详尽探讨，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有更好的认识。
桂著认为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从关键资源来看，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都是以信息、知识为主要经济资源；②从内容范围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组成部分；③从发展趋势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关键资源、产业结构、核心能力和组织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资源，以信息产业为主导，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资源与智力资源，以科技产业为主导；在核心能力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管理方面信息化管理是信息经济时代主要的管理内容和管理手段，知识经济则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内容。
对于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关系，桂著认为两者同样既存在联系也存在区别。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信息***的产物，有着共同的目标，并且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在于两者产生的时间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2.5对信息产业经济学进行阐述
桂著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信息产业经济学(informa-tion industry eeonomics)研究内容，但根据靳娟娟在《信息产业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及方***研究》一文中对信息产业经济学定义的描述：信息产业经济学是一门以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信息产业结构为研究核心、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宏观及微观)为经济学基础。系统研究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结构构成、分布与成长、关联与组织、控制与优化的一门***的信息经济学的应用学科。桂著在第八章用大量文字对信息产业的概念、特点、地位、经营与管理及信息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可以认为这部分内容是对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介绍。
2.6注重基础理论，强调实际，采用案例教学
桂著绕开枯燥的理论和复杂的模型，结合国内外信息经济发展的实例，大量运用事实、数字、生活化语言，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零散的材料系统化，给读者以阅读的享受。如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阐述和对信息经济学原理的论述，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先进性。另外，在信息产业发展的集团化、规模化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等问题上，一直联系我国社会现状，用实践印证理论，把经济学、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和经济学界、信息学界的思维意识、具体行为相联系，并重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与实际经验，这些论述对我国信息产业商品化的开拓发展，尤其是对其生产经营及产业运营具有指导意义。
3 桂著不足
桂著除有以上特色与亮点之外，也存在着不足，主要有两点：①在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研究中未提及博弈论的理论。博弈论作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与信息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变得日益凸显，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研究，特别是重视信息不对称对个人选择及制度安排的影响，而这种关注与重视则直接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这部分内容没有被桂著所囊括，是其不足之一。②缺少对信息经济学新兴起的研究领域的介绍，如电子商务经济学、信息系统经济学、信息机构经济学、信息资源经济学等。
4 总结
总体来看，该著作观点新颖，见解独特，内容通俗易懂。在实践上，对我国信息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在理论上，桂著中的一些独特见解，将对信息经济学学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助于信息经济学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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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骆正山.信息经济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序
信用经济论文篇（10）
关于信用的理论很丰富，但零散而缺乏系统性。18世纪和19世纪是对“信用”研究比较集中的时期，“信用”的定义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信任关系，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提到：“桑顿将其定义为信任”；二是借贷关系，由于当时银行信用的发展，信用更多被理解为“信贷”。本文将对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家及制度经济学家有关信用的思想、理论进行简略地梳理，从而为中小企业融资信用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及其意义
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纯粹的一般意义上的信用只被扼要提及，并不占重要地位，而作为一种特殊意义上信贷关系的信用却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按马克思观点，所谓信用，是商品在买卖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的借贷行为，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特殊运动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信用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属于生产关系“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生产、流通领域发挥着作用。为此他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同的信用类型，其中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财***信用、国际信用；研究了各种信用产生的条件、存在形式、流通的工具、发挥的作用，并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危机。
经济利益关系是马克思信用思想的出发点。“信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信用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利益关系。恩格斯也把经济利益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经济利益关系作为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经济主体间信用及信用关系也不例外。按马克思观点，交换过程的完成是遵循人们交换的原则进行的，是信用的执行和对交换预期利益的实现。一方面，是对自身要交换的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信任的结果；另一方面，即商品所有者间兑现承诺（即使对方获得交换利益）。至此，马克思虽没有明确提出商品交换过程中隐含的信用行为和信用关系，但他实际上已涉及关于信用的经济基础和本质问题，揭示了人类信用关系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反映。
银行信用在马克思的信用学说中也占着主要的地位。马克思认为银行信用是在商业信用基础上，通过银行而发生的借贷关系。他说：“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上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认为资本主义银行信用是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马克思对信用问题的研究还涉及因信用而产生虚拟资本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信用的理论主要是研究信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信用的分析上也主要偏重于银行信用，且是宏观层次面上的分析，而没有具体分析信用的微观基础，以及信用对企业的重要性。但是他的信用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他的思想为当代信用对社会资源调节，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以及资本循环和企业改革等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信用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西方经济学信用学说的主要流派
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信用功能作用的认识主要包括：信用媒介论、信用创造论和信用调节论几个流派。
1.信用媒介论又称自然主义的信用理论。该理论始创于18世纪，盛行于19世纪的前半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约翰・穆勒，现代仍有李芙、狄尔等人。这种理论认为信用是媒介，银行的功能在于充当信用的媒介。银行必须在接受存款的基础上进行放款。因而银行的负债业务先于其资产业务，并决定其资产业务。银行通过信用媒介，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使其发挥更大效益，增进国家财富。我们认为该理论中比较有价值的两个观点是：“信用可以降低流通费用”和“银行信用是有限度的”。总之，该理论把经济关系中相互信任和经济交换安全作为信用依据，为信用的定性分析奠定了基础。但其只看到银行信用的媒介作用，而否认其创造资本的作用。
2.信用创造论。该理论流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当时，银行已不仅起着信用媒介的简单作用，而且通过信用影响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信用创造资本理论作为信用媒介理论的对立面，特别强调银行信用的作用。该理论认为货币是财富，是资本。因货币是银行创造出的一种信用，故信用就是货币、财富和资本。银行具有无限的创造信用的能力。该理论的最早倡导者是18世纪的约翰・劳，其主要代表人物是19世纪末的麦克鲁德及20世纪的熊彼特・韩等人。信用创造资本理论为以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然而，该理论把信用等同于货币，把信用看成是与真实资本一样的财富，宣扬信用能够创造真实资本，把信用对财富的索取权看作财富本身是不对的，认为银行有无限的信用创造的能力也是错误的。
3.信用调节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R・G・霍曲莱、凯恩斯、阿尔文・H、汉森、萨谬尔森。该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产生的，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能够通过货币信用***策去治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能够通过货币制度的机制去消除，主张扩张信用，促进经济增长。
通过以上对近现代西方关于信用理论的回顾，可以看出：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已揭示信用的一般性意义和特定性意义两种含义，对“信用”概念的理解和界定都很丰富。即认为信用是对偿付能力的信任与承诺的兑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信心，如富兰克林、麦克劳德等。但斯密、杜尔阁、魁奈、西斯蒙第等，他们都把信用的性质理解为借贷过程中“让渡了一种使用价值”、“借贷财富的使用权”，“出借货币”等。由此，他们对信用的理解及作用意义都倾向于银行信用学说。
三、信用理论的突破：制度经济学分析
信用是需要时间沉淀并可以节约交易成本的一项战略性资产。所以虽然制度经济学中没有专门分析信用的理论，但对交易成本、关系合同等的分析中可以归纳出与信用相关的理论成分。
1.交易成本的角度。交易成本经济学立足于机会主义，其主要关注的是解释事后的保障措施，至于成功甄别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相应地放弃事后保障措施的可能性，在其中几乎未做任何解释。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分析经济组织时，假定机会主义是人性中恒定的内核，而可信度只是对它的补充。因此，在交易关系的背景下，信任的含义是在缺乏足够的保障措施时参与某类交易的意愿。 交易过程的三个维度对信任关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延续性――时间维度；强度――交易的频率；风险性――资产专用性和保障措施（巴特勒，1989）。
2.关系合同的角度。社会交换理论和关系合同理论对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作了直接阐述。尽管对信任定义和产生机制解释不到位、含糊，但用“捆绑”一词较新颖：“关系的嵌入在交易双方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捆绑中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建立密切的关系提供了社会网络，而这些关系的强捆绑产生了信任和遵从(Roger and Gillmore,1987)”。然而，关系的发展依赖于个体和社会的结合，消除冲突，取得满意和持续的适应，这依赖于个体之间关系选择的程度。
3.合作的角度。合作与信任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很多学者围绕合作与信任的关系展开对信任的研究。此角度的学者普遍认为依赖才产生合作。如果进入到合作性风险联合的普遍动机仅仅是谁也不能依靠谁，就不会出现任何合作。并认为合作的本质是：合作各方就其未来行为接受某种程度的义务，从而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证(G・B・理查德森，2000)。J・罗杰斯・霍林斯沃思也指出，合作关系既发生在具有相同特点的组织之间，也发生在不同部门之间。依据的是组织之间共生和互补的程度。
四、三大信用理论体系的综合：制度――行为――绩效信用理论
上述三个角度的信用理论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1)马克思主义的信用理论属于制度层面的研究，强调信用制度是健全的市场体系建立的基础，即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信用对社会资源配置、资本的循环和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重要意义。(2)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关信用理论的流派是属于行为层面上的研究，即偏重于从中观的角度研究信用对经济生活中具体借贷行为的作用，并侧重于对银行信用的研究。(3)制度经济学中有关信用理论的成分则是偏重于对信用绩效的研究。即在微观的层面上研究企业的哪些行为有助于产生信用。将这三大理论体系综合就形成本文的理论基础：制度――行为――绩效信用理论。本文是从企业的角度研究如何培育符合银行融资要求的信用等级，因而是以市场经济体系中有健全的信用制度为假定前提，偏重行为和绩效角度的信用研究，所以信用产生的源泉和信用产生后的效应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用“制度――行为――绩效”信用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方面，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签订关系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合作，因为这样可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经济效果。用“制度――行为――绩效”信用理论来论述中小企业的信用与融资的关系不仅是贴切的，而且是新颖的。它可以为中小企业融资信用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表现为：
首先，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信息的复杂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使得市场交易存在高昂的交易费用，信任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手段。企业信用形成以后，能够增进企业与契约方的信任关系，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信任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交易成本角度的信用理论，恰好解释了中小企业在建立自身的声誉机制后可以节约交易成本的原因。
其次，关系合同角度的信用理论为自身信用不足的中小企业在融资时采取的“捆绑”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认为，这种“捆绑”战略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中小企业间的捆绑。即单个中小企业在向银行直接贷款时可能有困难，但可以把同一行业的中小企业进行组团后，形成新的单位――壳组织（黄建宏，2001），即对外它是一个企业组织，其功能类似一个大型企业；对内它是个约束力较低的会员制组织，企业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纵向一体化。中小企业壳组织的建立有助于新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实现各自核心能力的集中和优势互补，从而提高综合竞争力。这在我国浙江温州地区已试点实行。二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捆绑。即单个中小企业可以直接向银行贷款，但其可通过与其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大企业为其作信用担保。这种生产上密切联系的方式就是灵活性专业化生产，其实质是通过特质交易而使大企业产生对中小企业在生产上的依赖。
最后，大中小企业的生产联系取决于他们组织之间的互补和共生的程度，不同时空内，它会有不同的表现。而合作角度的信用理论可以做出这方面的引申解释。合作关系可能仅仅从商誉或者从正式的安排如长期合同中得到稳定性的。但合作的出现是个渐进的过程，见***：
合作程度递进***
故中小企业之间的横向信用和与大企业、银行之间的纵向信用的建立可以参照此，采取循序渐进的合作方式来实现。
可见，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用不足是既定信用制度下，信用行为扭曲造成的绩效低下。因此在既定的信用制度下，企业信用行为和信用绩效的综合研究不仅填补了理论界的研究空白而且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亦有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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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经济论文篇（11）
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揪渴加?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马克卢普—普拉特(Machlup-Porat)的信息经济测算体系和约维兹(M.Yovits)的广义信息系统决策模型理论的系统引入，使情报学界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对信息产业的分类、评价和测算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应用性成果。相比之下，信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情报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体系还是相当陌生的。笔者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及其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因而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同样应当属于情报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微观信息经济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因此，情报工作者应当拓展视野，抓住时机，迅速投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契机。
1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
1.1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换句话说，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帕累托最优”(ParetoPerfect)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于1978年以其《对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肯尼思·阿罗(K.J.Arrow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60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70年代以后，乔治·斯蒂格勒(G.J.Stigler于1982年以其在产业组织和***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此前也许有人发现过这类问题，但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2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例如，厂商和消费者常常缺乏对手和交易品的信息而无法预期可能的收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具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拍卖商不知道主顾究竟肯出什么样的价格，而欲购者同样也不了解其它竞购者愿意支付多少钱；雇主并不清楚每个雇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等等。简而言之，经济行为中所有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分布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和交易障碍都属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个别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与某一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有行为者或当事人双方都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只有某个行为者自己知道，其它行为者或对方当事人所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私人信息。例如，商品交易行为中的买方知道自己的消费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价格等，但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而卖方则恰好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各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中，持有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对方则居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达成显然要比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信息劣势方试***使交易更加“公平”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发生概率要比理想状态高得多，因此，需要制定某种交易规范和契约，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这正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广义上讲，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奕论(GameTheory)都可以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核心议题则是“反向选择”(AdverseSelecting)和“道德危机”(MoralHazard)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人—人”问题。“反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事人中的信息优势方可能会故意隐藏私人信息，以求在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而另一方则可能由于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这种状况经常妨碍和阻止某些“有效率的”交易的达成。“反向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个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概率，因而高风险者可能有意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使保险公司相信自己属于低风险者，并通过支付相应保险费而获益，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保险公司和低风险投保人的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市场失灵”。“道德危机”，亦称“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很可能由于对方不负责任、混水摸鱼的做法而利益受损。换言之，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是一种人为的道德风险。例如，购买了就业保险的人可能不会急于找工作，购买了火灾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太注意防火，从而导致失业的人数或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委托人—人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信息商品交易活动，规范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事实上，信息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市场，由于信息商品具有效用滞后的特性，在交易达成之前，买方无法确切地了解和验证其真实效用，只能主要依据卖方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大致的估测和抉择，而卖方则很可能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不真实地夸大信息商品的效用以谋求更高的价格。因此，信息商品交易中的买方常常陷入一种“反向选择”的困境；而且表现得比一般交易活动更为显著，这种状况导致信息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十分普遍，并经常使信息市场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严重地妨碍了信息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这一工具设计和改进某种制度安排，肯定会有助于提高信息市场的运行效率。
2威廉·维克里的主要成就评价
威廉·维克里教授堪称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其著作之丰，研究领域之广也罕有人及。维克里一生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广泛地涉足了公共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理论、税收理论、边际成本定价、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直接促成维克里教授获奖的理论成就是他所提出的最佳所得税系统模式(40年代中后期)和选择学说(60年代初)，而维氏最有影响的贡献则是他所发明的“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Auction)。
从表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出维克里的这些研究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他所进行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点展开的，导出的理论方法也是围绕如何设计和构造一种更有效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维克里是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将其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这些方法也正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维氏的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贯穿于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活动之中，因此很难对其加以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只能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的内核，才能一窥端倪。维氏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理论。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由米尔利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其他领域。这一理论成果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维克里在其博士论文《累进税制的议事日程》(AgendaforProgressiveTaxation)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建议。他的另一项发明是“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此外，维克里在遗产税、消费税、公司税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2)选择学说。维克里在《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Utility，StrategyandSocialDecisionRules196011)一文中修正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由基数效用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并讨论了社会决策中的策略性因素。
(3)“维克里拍卖法”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法”。维克里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andCompetitiveSealedTenders19613)一文中指出拍卖中竞买者的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第二价格拍卖法，以抑制投标者的投机行为。采用这种拍卖法，投标者在决定其出价时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个人估价，而不需要搜集和估测其他竞买者的出价，因而大大减少了投标者的信息搜寻费用。
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拍卖和投标方面，它实际上解决的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因而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4)边际效用测度。维克里对将某一商品的效用***于其他商品效用的测度方法提出异议，建议对风险的反应测度边际效用，认为这将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在《效用服务的反应性计价》(ResponsivePricingofUtilityServices.1971.2)一文中，维克里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研究了公平与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探讨了当个人生产率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这一理论后来被米尔利斯发展为一种更为精确化的模型。
3詹姆斯·米尔利斯的主要成就评价
米尔利斯教授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但他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就，尤其是在方***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芒。米尔利斯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1996年度的经济学奖，相反，早在被提名为候选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几位学术泰斗之一。对此，我们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米氏的著述的确是字字珠玑。事实上，他的一些重要成就至今仍未公开发表。米尔利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维克里等人的理论，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应用和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米尔利斯的研究也涉及财***与税收、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从米氏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委托人—人理论。米尔利斯创立了委托人—人的模型化方法，并奠定了其基本的模型框架。70年代中期，他深入地研究了激励与风险的关系，并推导出委托人—人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努力程度与风险高度相关，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的必要性。
(2)税收理论。在《最优所得税理论的探讨》(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1971)一文中，米尔利斯探讨了***府在不充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最优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发现，如果***府充分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根据个人能力征收所得税是公平而有效率的，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这种税制则会影响高能力者的努力程度，降低税率，因而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这一结论后来发展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必须让拥有私人信息者享有信息租金，否则就会导致反向选择，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3)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注释》(NotesonWelfareEconomics,InformationandUncertainty.1974)一文中，米尔利斯通过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由于***府缺乏企业和家庭的充分信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不现实的。由此，米尔利斯后来将这一理论推及众多的经济领域。
4小结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几年前美国***府就已开始运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制订经济***策，一些***府机构和企业也已采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招标、拍卖等经济活动，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开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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