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优求知网朱自清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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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进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学习。
1916年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本科哲学系。在北大期间，朱自清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嗣后又参加北大学生为传播新思想而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并与武仲谦结婚。
191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之一，他以清新明快的诗作，在诗坛上显出自己的特色。1919年2月出版他的处女作诗集《睡吧，小小的人》。
1920年修完课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提前毕业。毕业后，先在杭州第一师范，后回到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教授国文、哲学，并任教学主任。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和创办第一个诗歌杂志《诗》月刊等工作，支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湖畔诗社及晨光文学社的活动，为开拓新诗的道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重要的作家之一。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学研究会8位诗人的合集《雪朝》第一集，内收朱自清的诗作19首。
1923年朱自清发表了近300行的抒情长诗《毁灭》，表明自己对生活的严肃思考和“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进取不懈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1924年，诗和散文集《踪迹》出版。
1925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转为以散文为主。
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集中所作，均为个人真切的见闻和独到的感受，并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
1931年8月，朱自清留学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又漫游欧洲五国;1932年7月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与闻一多同事一起论学。
1932年8月20日，朱自清携陈竹隐回扬州省亲。朱自清和他的妻子在上海举办婚礼。
1932年8月底，朱自清赴欧洲游学。
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是用印象的笔法写成的两部游记。
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撰写《导言》。翌年出版散文集《你我》，其中，《给亡妇》娓娓追忆亡妻武钟谦生前种种往事，情意真挚，凄婉动人。这一时期，朱自清散文的情致虽稍逊于早期，但构思的精巧、态度的诚恳仍一如既往，文学的口语化则更为自然、洗练。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1938年3月到昆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
特别是1946年7月，朱自清的好友李公朴、闻一多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动和悲愤。于是他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
1946年10月，他从四川回到北平，于11月担任“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
1946年10月，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成为***民主主义战士。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他身患重病，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情操。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患严重的胃病(严重的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不幸逝世，享年50岁。
朱自清散文作品
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在别处说过，我的“忆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
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
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并世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着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
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止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剥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剥开后便没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有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决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剥开的是些什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得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以此。
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原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出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地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殊可不必的了。
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要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
但近来在戴译《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
1931年3月。